乔治.索雷尔反对先锋队但却主张精英政治，该如何理解？ 第1页

这是个很少人关注的问题，不过几天前有位b站的MLM朋友问了一下类似的问题，而且考虑到许多人对索雷尔思想也有疑惑，所以我结合我对索雷尔思想的极有限了解写了下回答。

中文维基百科上说索雷尔信奉精英，但英文维基百科给索雷尔贴的标签却是“反精英主义”，怎么回事呢？答案也许很简单。索雷尔工团主义者们的确反对精英，但他们反对的是政治精英；他们也的确支持精英，但他们支持的是工团精英。

大体上来说，索雷尔本人是强烈反政治的，也厌恶一切政治活动家、一切国家机器、一切政党，认为它们会败坏无产阶级。在《论暴力》的《政治总罢工》一章中，索雷尔区分了无产阶级自发的“工团主义总罢工”和被政客所控制的“政治总罢工”。他认为“政客都是这样的人，贪婪的欲望让他们的智慧所向披靡，对肥缺的追逐培养出了他们坏蛋（les apaches）的狡猾。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使他们感到心惊胆战，故而，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败坏它们的声誉；甚至，他们经常否认无产阶级组织的有效性，说它们毫无未来可言，企图借此来说服工人脱离它们。当他们发现他们的憎恨软弱无力，他们的诅咒也不能阻止这些可恨组织的运转，相反，这些组织却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他们就转而利用无产阶级创造的力量。”政治家们千方百计地利用工团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来为各色各样的政党服务，而如果无产阶级顺从这种状况，那么历史就有可能重现：“贫困阶级不止一次，毫无目的地为了把权力交给新统治者手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此同时，这些精明的新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成功地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去反对旧权威。”那些坚持政党存在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以社会分为两个对立阵营为前提的：第一个阵营就是组成政党的精英阶层，他们承担着为无知群众思考的任务，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这项任务能让后者享受到高级知识的好处；第二个阵营包括所有的生产者。政治精英惟一的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为供养他们而工作，过禁欲的生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可是正义的惟一主人）。”工团主义者和政客们对待国家机器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工团主义者要砸烂一切国家机器，而政客们则是想方设法地“加强国家力量”，他们“已准备好一种强大、集权和守纪的权威机构，它既能在反对派的攻击下岿然不动，又能让人民对他们的谎言保持沉默。”

在反对政治精英的同时（或者说是为了反对政治精英），索雷尔支持另一种精英，一种存在于所谓工人经济组织之内的精英。在《论暴力》的附录《统一性与多样性》里，索雷尔就提出了工团主义者要学习天主教在运用精英方面的经验：

天主教总是把斗争的职责托付给人数有限的团体，而它们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多次考验，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因此，在职牧师接受了这条经常被革命作家遗忘的规律，对此，一位产业联合会的领导人在鲁西耶面前说过：“一个人只要接受了脆弱的东西，就会变成脆弱的人。”正是在精英团体——他们经历过修道生活的完美锻炼，时刻准备面对困难并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帮助之下，天主教才能在此之前战胜了敌人。每当教会面临着巨大危险的时候，像伟大船长一样能够指出敌方阵营弱点的人就会创造出与新斗争相适应的新宗教制度。即便宗教传统在今天受到如此大的威胁，那也是因为它没有组织起领导抵抗反教会斗争的恰当机构；虽然信徒可能依旧虔诚；但是他们不过是一团毫无生气的散沙。

　　如果无产阶级不推行长期以来为天主教立下汗马功劳的职能分工，它就有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它就会像民主政治一样，变成一团毫无生气的散沙，会接受靠选民臣服而生活的政客的领导；工团与其争取大多数的拥护者，还不如把少数骨干组织起来；革命的罢工就是有效的选择手段，它们能把损害精英团体的和平主义者剔除出队伍。

　　这种职能上的分工使得天主教能从容应对各种危险：无论来自于沉湎于普遍统一性不能自拔的团体，还是来自于绝对献身的等级。正是由于宗教专门化，天主教处在一种比新教更加有利的形势：一位真正遵循宗教改革的基督徒会自愿从经济标准转向修道标准；个人接受这种转变要比接受一个修道等级的那种纪律更加困难。勒南把这些盎格鲁—萨克逊的小团体与修道院作了比较；这些团体表明，适合在特殊团体里推行宗教改革的原则；然而，他们的行动成果远远少于在职教士团体所取得的成就，因为它们从基督教信徒那里获得的支持少得可怜。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只要是为了加强其品级创立者推行的宗教生活，教会接受新制度常常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新教牧师则反其道而行，几乎一直在反对宗教团体；由此，安立甘宗教为美以美教会（les méthodistes）脱离了它的控制而痛心疾首。

　　虽然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不会追求绝对，但是，对于通过斗争坚持并完善教义事业的人，他们也会积极地配合；指挥攻击敌方阵营的精英能从群众那里获得物质与道义上的支持，因为群众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基督教的实在（la réalité du christianisme）。个人根据各自的立场，有权把社会视为一个统一体，或者将之看做对立力量的多样化：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一个不在意僧侣提出的宗教绝对的人来说，确实存在一种充分发展的经济—司法同一性（uniformité économico-jurdique）；另一方面，如果否认互相斗争机构的活动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不能理解许多重要的问题。

对于工人组织，我们也能作同样的观察。随着无产阶级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能在这个世界里占据一席之地，工人组织的形式也应该趋于多样化和无限化。社会主义各政党相信，它们承担着为这些组织出主意、提建议以及把它们糅成一个阶级团体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们的议会活动将在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各政党从民主政治那里接受了对统一性的偏爱。为了正确地理解革命运动的现实，我们就应该站在与政客们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大量的组织或多或少都融入了社会整体的经济—司法生活，其融合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无论何种统一性，只要社会需要，它都会自动产生；另一些为数很少却精挑细选的组织在领导着阶级斗争；正是这些组织通过创造无产阶级在完成革命事业过程中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规范了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些引路人不求任何回报，他们在这点上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有别于知识分子，后者坚持贫苦大众应该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以便自己能在他们面前高谈阔论。

不难理解，强烈反对政治家和政党的索雷尔会抨击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最重要的是他还抨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在《对暴力的偏见》一章里，索雷尔就着重区分了工团主义暴力（据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暴力）和革命国家机器暴力的区别。他一开始就批判了人们对工团主义者的偏见，也批判了“布朗基分子”：“由于工团主义者宣称自己是革命者，人们就先验地认为，他们希望重温1793年的历史。把自己奉为恐怖传统的合法继承人的布朗基分子，因此认为无产阶级运动该由他们来领导；他们比别的议会社会主义者更猛烈地抨击工团主义；他们宣称，工人的组织最终会明白，服从他们的领导乃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在索雷尔眼里，饶勒斯等等“议会社会主义者”和布朗基式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本质上是一丘之貉，都继承了旧制度的残暴，他们“一旦执掌大权，就会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卑劣地使用警察的手段，把正义视为一种反对敌人的有效武器。议会社会主义者逃脱不了这条普遍的法则，他们保存了对国家的古老崇拜，因此，他们也会犯下旧制度和大革命的所有罪行。”索雷尔明确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赞同伯恩斯坦的说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雄辩家和文人”的专政，是在模仿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残暴做法。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搞“政客专制”，要把“社会分成主人与奴仆两大阵营”，而这“有可能导致一种更完美的奴役”。索雷尔的这些言语满是对雅各宾派的恐惧。

我认为自己说得很充分，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议会社会主义者若是有朝一日能登上权力的宝座，他们将会证明自己无愧于宗教审判所、旧制度以及罗伯斯庇尔的传人；他们将大规模地建立政治法庭，甚至，我们还能预见到，他们将废止不幸的1848法律——它废止因政治问题被判处死刑的做法。我们将会看到，借助于这种改革，国家在刽子手的帮助下，将再次变得势不可挡。

无产阶级暴力行为和这些流放毫无瓜葛；它们是纯粹和简单的战争行为；它们具有军事斗争的价值，能激化阶级对立。它能实现与战争相关的一切，却不会产生憎恨和报复的精神；在战争里，人们不会屠杀失败者，也不会要非战斗人员承担军队在战场上体验到的失败结果；强力会依据自己的本质行事，不用从社会建立起来用于反对罪犯的司法体系里借用任何因素。

工团主义只要抛弃学者、哲学教授、大革命史家从旧制度和教会继承下来的那种古老崇拜，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而社会冲突也越发会体现出一种简单斗争的特征，后者类似于战场上军队表现出的那种特征。我们不应该苛求这样的人，他们教导人民要履行一种进步正义所要求的责任（我们可不理解它）。竭力要坚持导致1793年嗜血暴行的国家观念，而阶级斗争的思想倾向于提炼暴力观。
……
由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我们绝不能把工团主义暴力——希望摧毁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之渗透到了各罢工进程中去——和1793年革命者的残暴行为划上等号。正是对国家的崇拜导致了1793年革命者在手握大权、能压迫失利者时，遵循从教会和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原则，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纯粹由工团主义者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为玷污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邪恶事物所腐蚀。

这些言论和列宁是非常不同的，别忘了列宁是直截了当地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比喻成是20世纪的“雅各宾派”的。但是，晚年索雷尔不是转向布尔什维克了吗？的确有这种迹象。不过据Zeev Sternhell所说，后来索雷尔之所以发出“捍卫列宁”的呼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制的憎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甚至欢呼雀跃地迎接在俄国发生的革命，这是一场他在整个一生中都鄙视的那种由职业革命家领导的造反。”索雷尔自己也在《捍卫列宁》的结尾说的很直接：“从我个人角度来说，这是我允许自己作的最后补充：应该受到诅咒的是那些正在围困俄罗斯的财阀民主；我不过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微不足道的事件也会决定着我的性命；要是在我进入坟墓之前，能看到今日厚颜无耻、洋洋得意且目中无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蒙羞耻辱，那是多么幸福啊！”不难看出，索雷尔对资产阶级民主制（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的道德败坏）的极度痛恨的确是他晚年既同情俄国布尔什维克，也同情意大利法西斯（存疑，他似乎只是夸奖过墨索里尼的Duce才能）的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索雷尔支持列宁还有另一个很重要而也很幼稚的原因。他把俄国十月革命当成了所谓“工团主义的复兴”，而且觉得列宁也成了索雷尔主义者，因为列宁“在事件的压力下，被迫遵循着一条与他旧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的工团主义路线，——这一发展的预兆，列宁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支持列宁时，索雷尔大体上也还是保持着自己对于国家机器、知识分子还有政治家的厌恶。他认为列宁和他自己一样是反对一切政党和国家机器的——甚至包括布尔什维克自己的党、自己的国家。而且在他眼里，列宁身旁的同事都是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寄生虫，总有一天列宁都会摆脱掉他们。索雷尔也攻击恐怖分子暗杀列宁，觉得这是典型的政治家行为（据说政治家喜欢雇佣暴徒来残害自己的对手），是低劣的雅各宾主义行径。对此我们只能说，在抛弃了与极右君主派组织“法兰西行动”之间的合作后，索雷尔还是没怎么变。为公正起见，我们还是应该指出索雷尔有点转变的迹象，比如他一度把列宁比作罗伯斯庇尔，似乎是把之前的反雅各宾言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甚至还夸奖过列宁是卓越的政治家（据说他对墨索里尼也是类似的夸奖：“墨索里尼是一个不亚于列宁的非凡人物。他也是一个政治天才，比当时所有的政治家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唯一的例外是列宁……”）。然而，对于列宁和俄国革命，索雷尔依然有所保留；如果他真能长寿一些，他会不会继续支持俄国社会主义政权也是个问题。无论如何，索雷尔对列宁的赞赏只能是一厢情愿，列宁一生中根本没有怎么理会过索雷尔，他只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批判过坚持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索雷尔是“著名的糊涂人”。

最后，我不妨放出Jeremy Jennings给《论暴力》英译本写的导言里结尾的一段话：

然而，无论后来的爱好者对他的思想作何评价，事实依然是，索雷尔认可的那种暴力根本就没有很暴力；它只不过是一些英雄式的姿态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索雷尔不是一个雅各宾式的社会主义者。在与“罗伯斯庇尔传统”保持距离的同时，他思想的中心是区分无产阶级的暴力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及其知识分子思想家们通过国家施展的暴力。正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们，而非无产阶级，为了确保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采取了大规模的恐怖和镇压行为。就索雷尔而言，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无产阶级无私的仆人”罢了。

我这里还会试着说下社会党党员墨索里尼的思想和索雷尔工团主义思想的区别。众所周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社会党活动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索雷尔工团主义思想——特别是索雷尔的暴力、神话和总罢工思想——的强烈影响。他曾把索雷尔称呼为notre Maître（“我们的导师”），甚至在早期自称过是“一个已经有五年之久的工团主义者。”他的社会学和哲学思想有帕累托、尼采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者的痕迹，这点和当时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很相似。然而，墨索里尼自己虽然和工团主义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们却不太能给那时的他扣上“工团主义”帽子。因为那时的墨索里尼思想和工团主义思想有许多明显的区别，比如墨索里尼比工团主义更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他之所以同情、支持工团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和工团主义者一样强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和社会改良主义；而墨索里尼后来对民族工团主义（≈法团主义）的接受程度也可能不像一些人想的那样大。

墨索里尼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和工团主义思想之间的根本差别从1909年法国工团主义组织CGT（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总工会”）领导的总罢工开始就变得异常明显。墨索里尼盼望CGT的总罢工能展示工团主义的革命活力，但结果它只是改善了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CGT内部的工团主义势力也遭到了挫败。自此之后，原本就对工团主义有所怀疑的墨索里尼越加疏远了工团主义（索雷尔也对工团主义感到大失所望，转而开始接触极右民族主义团体“法兰西行动”）。

在往后的墨索里尼看来，工团主义已经是有点过时的了。他展开了自己对工团主义的批判：索雷尔荒谬地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是通过经济手段而非意识形态手段来实现的，那么工会就必须取代党的地位。”而工团主义“不过是扩大了马克思和他的直系门徒的错误，夸大了Homo oeconomicus（经济人）的重要性，然而人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而是种更复杂、更和谐的东西，有着更高的需求。社会主义考虑的是人，而不仅仅是生产者；社会主义把无产者的问题当作人的问题来解决。工团主义只看到了现实的一个方面：经济方面，这是它大败的原因。”痴迷于经济领域的工团主义者们把工团这类经济组织当作是不能被政治组织玷污的东西，但是CGT的改良主义化等等迹象已经证明了任何经济组织注定是“改良主义的。党对这些经济组织给予了太多的活动，这些组织缩小了工人的精神范围，使他变成了一个消极的小资产阶级，对理想的呼唤充耳不闻。一方面是索雷尔工团主义，另一方面是合作社改良主义，这些都扼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这就是非常可悲的事实。”只有社会主义政党才能超越经济组织的这种局限性，因而“如果工团主义者要求工会在政党面前维持自主权，那么我们就要求党在经济组织面前维持自主权，因为经济组织已经给党注入了改良主义的结核病。”在1913年，墨索里尼总结了自己对政党的看法。他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财富创造和分配的问题”，相反，社会主义文明是种各方各面都“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存在一种超越于行业组织之外的组织，这种组织里的人会保持反叛的精神，挥动遥远理想的火炬，指明方向，解决政治、道德、文化、宗教和法律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纯粹和简单的面包问题”。墨索里尼这里暗示的就是党的必要性，因而他继续说道：“‘政党’仍有存在的空间。它们并不像索雷尔工团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多余的，这表现在它们正在进步、更新、发展，总之，它们有一种‘活力’，这种活力一点也不枯竭，一点也不接近枯竭。”

毫不奇怪，在接受1914年7月的一次采访时，墨索里尼非常准确地驳斥了社会党党内一些人（包括改良主义者和某些左翼）给他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帽子：

革命社会主义不能与无政府主义或工团主义相混淆。指责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工团主义者是极其荒谬的。我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持乐观主义观点，它对人和人性怀有过度的乐观。

克鲁泡特金是卢梭的后代。在任何情况下，无政府共产主义都是以一个或长或短的集体主义时期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参与选举的，而我则参加选举，如果必要的话，我还让别人选举我，因为我认为选举活动对社会党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我对社会主义议会活动没有太多的幻想，特别是当它呈现出马克思所说的“议会迷”这种令人不安的形式时。

我与工团主义的分歧在于许多理论上的和战术上的东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对经济组织的革命能力持怀疑态度。工团主义认为社会党是无用的。我认为恰恰相反。但是工团主义在过去十年中给我们完整阐述了一种理论，积累了工人的经验，这是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所不能忽视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墨索里尼后来已经和一大票原先的革命工团主义者一起接受了民族工团主义意识形态之后，他恐怕还是没放弃先前养成的“政治高于经济”的理念，也依然反感所谓的Homo oeconomicus（经济人）。他在1933年那篇论述了法团主义社会“革命”的讲话里这么说道：

我们已经拒绝了经济人的理论，拒绝了自由主义理论，每当听到有人说劳动是一种商品时，我们都会感到愤怒。经济人是不存在的，人是完整的，他是政治的，是经济的，是宗教的，是神圣的，是好战的。（热烈的掌声）

PS: 之前本来打算在足够深入了解索雷尔思想后再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然而我的知识面比较狭隘，而索雷尔本人的写作风格又比较晦涩，还动不动旁征博引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思想，另外索雷尔著作的中文翻译质量也不是太好，这些都导致我短期内对索雷尔许多思想的了解都只能是极为有限的（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别人的书来了解他）；经常是只能提取出他的论点和立场，而搞不懂他的论证手段。不过我认为我目前对索雷尔思想的一点了解还是足够纠正网络上一些人对索雷尔思想的误解的（比如他们会低估索雷尔的安那其倾向），所以就写了这个回答。这个回答的写作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晚上，写的也比之前的墨索里尼文远为随便。如果有人对墨索里尼在转变为法西斯主义者之前的思想感兴趣，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墨索里尼文（密码：i3gw）。

尾注：有空可能会补，但更可能不会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