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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中国有哪些贡献?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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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对中国最大的贡献绝不是“死撑着没投降”,这是对蒋的极大污蔑,本文将反驳这一点,并指出蒋公真正的贡献,且听我道来。

  • 前201年,汉太祖高皇帝征匈奴被围白登,以计脱困。
  • 311年,前赵刘聪攻洛阳,晋怀帝逃长安途中被俘。
  • 316年,前赵刘曜围长安,晋愍帝粮断请降,西晋亡,东晋立。
  • 626年,突厥兵临长安,唐太宗单刀赴会结渭水之盟。
  • 763年,吐蕃兵临长安,唐代宗出逃。
  • 979年,宋太宗征辽败于高梁河,骑驴遁逃。
  • 1126年,金兵逼近汴京,宋徽宗出逃。
  • 1127年,金兵二围开封,宋钦宗上表请降,北宋亡,南宋立。
  • 1127年,宋高宗临危即位,金兵一路紧追,此后数年四处逃遁未降。
  • 1276年,元兵围临安,宋恭宗时年5岁,谢太后上表请降。
  • 1278年,元兵追宋端宗两载,奔逃中病逝于海岛。
  • 1279年,崖山海战失败,陆秀夫背宋怀宗投海,南宋亡。
  • 1449年,瓦剌进犯,明英宗亲征,兵败土木堡被俘。
  • 1449年,瓦刺围北京,明代宗以于谦守城退敌。
  • 1630年,清皇太极蓟镇潜越围北京,崇祯帝急诏诸军勤王,清兵退走。
  • 1645年,清兵追弘光帝于芜湖,兵败被俘。
  • 1646年,清兵追隆武帝于汀州,城破被俘。
  • 1662年,吴三桂攻缅甸,缅王献永历帝,南明亡。
  • 1937年,日军兵临南京,蒋公以唐生智守城,转进武汉。
  • 1938年,日军攻武汉,蒋公坐镇不敌,转进重庆。


我简略统计了华夏统一王朝或南渡王朝皇帝在遭遇异族身陷险境时的表现,如有遗漏请补充。如朱棣般亲自砍瓜切菜的变态在此忽略不计,他是虐人,不是被虐。在结合蒋公的表现,由上我得出如下要点。

我华夏领袖不到绝境,从来没有主动投降敌酋者。晋愍帝被围粮绝投降,宋钦宗被围绝望投降,谢太后投降时宋恭宗只有5岁,可以忽略不计。主动投降敌酋者中,晋愍帝年十六而降,还是黄口小儿,宋钦宗年二十七而降,被他老爹徽宗皇帝甩了一口大锅。

所以说蒋公不降就是贡献的人,那简直是拿蒋公和徽钦二宗相比,和黄口小儿相比嘛,这贡献标准也实在太低了点。蒋公抗日时身不犯险、政府运转正常、军队几百万、外援从未断绝、威望尚高、民心可用、日军渐趋无力、和投降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呢。蒋公泉下有知,会不会骂道,娘希匹,老子压根就不用投降,也没想过投降,最多有些和谈的打算,搞的好像日本人刀架脖子要我写降书一样,到底是捧我呢还是黑我?

我华夏民族从来就没有以不投降敌人为毕生功绩的领袖。要说困难,上面所列诸帝哪一位不困难?若说蒋公坚持到了重庆,可论远有跑到国外的,也有逃到海上的,论惨有带伤骑驴的,有亡命奔逃的,更有一堆跑不掉力战被俘的,至于政府崩溃、国土沦丧、精锐覆没、民心尽失、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等等那更是家常便饭,大家可都没有降呀,还没少挨骂!怎么只单蒋公算是贡献呢?南京保卫战时,蒋公战前命唐生智守城后就去了武汉,武汉保卫战时,一见日军登录广州便宣告撤退从容去了重庆。此后几年蒋公安坐陪都指挥抗战,偶尔被航弹惊吓,日军最近也只到了宜昌石牌和贵州独山,而且也是43、44年的事了。

那么蒋公真正的贡献是什么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谈谈蒋公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跑路技术,用一个流行词形容叫做转进如风

怎么听起来像是骂人?不是不是,这绝对不是对蒋公的污蔑。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逃跑从来不是一个领袖的污点,被抓住才是。一国领袖是一个国家存在的象征,如果被敌人抓住,不管你是投降、被俘或者殉国,其实区别都不大。 像刘邦、曹操这类人物,个个都是跑路高手,他们深刻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

在逃跑者名单中,有宋太宗赵匡义、宋高宗赵构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一个身负箭疮骑驴逃遁,回去后又组织了一次北伐。一个更是被追了好几年四处逃窜,只带着家眷细软逃到了茫茫大海上,连祖宗的牌位都不要了,得了一个逃跑皇帝的骂名。但正是这位逃跑皇帝最终在中兴四将的辅佐下,稳固了南宋局势,让汉人政权得以延续了一百五十年。又比如跑路的唐代宗在回过神后,很快纠集部属收复长安重创吐蕃,唐王朝续命一百多年。就连毛主席不也从井冈山一路跑到了延安,名曰长征,胡宗南杀来后,主动放弃延安跑路还成为美谈。

我们再看看蒋公的转进手段。31年张学良不放一枪一炮丢掉东三省,敌我力量此消彼长后,华北平原已无险可守,中国再也没有屏障和实力抵御日本的侵略了。在抗战爆发前蒋公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好了四川这块易守难攻的宝地,为以后的转进提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33年蒋公在演讲中说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从此讲话中,我们可以发现蒋已经充分正确的预估了敌我形式,并指出了正确的御敌方针,后来国际形势果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欧亚大陆都陷入了战火,日本人也在北上和南下中做出了抉择,最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但此时的西南诸省尚处于多个军阀的控制之中,没有作为大后方的基础,为此蒋利用红军长征的机会,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川滇等西南诸省的控制,他拉拢服从中央的四川军阀刘湘,支持刘湘统一了四川,并让中央军大批入川,牢牢控制住了后来作为陪都的重庆。蒋公“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常受非议,但以当时国内军阀割据的形式而论,这个安内如果不仅仅指的是剿共,也包括消弱国内各个军阀,加强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而论,那么的确算是符合当时形式的良策。

1935蒋公第一次巡视四川后说道,“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不久后来他又说,“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民国政府在取得西南几省的控制权后,即以四川为中心,对西北西南进行一系列交通建设。并于抗战爆发前日夜赶工完成了川黔、川陕、川湘、川鄂四大公路,为八年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些血脉交通线的完成,接下来的大内迁也就成了一句空谈了。

跑路绝对是一件技术活,我本人开头所列诸帝的逃跑,往往都是事到临头才仓皇逃窜,不是狼狈不堪,就是做了阶下囚,实在是最低级的跑路术,所以只能称之为“逃跑”,而不能称为“转进”。而蒋公的转进术,却是计划周密、运筹帷幄,不知比那几位高明到哪里去了。下面我们来看看堪称伟大的民国内迁计划。

文物内迁。1933开始即将北京故宫中历经千年战火存留至今的国宝转往首都南京,抗战爆发后又转往陪都重庆。上百万件文物经万里颠簸无一丢失和重大损坏,堪称奇迹。这些国宝都是我华夏民族传承千年、文明不灭的象征,历史上每当天下大乱的时候,各种文物典籍无不化为灰烬, 至此国难之时,虽子孙不肖不足以御敌于外,但不忘祖先遗留之物,让我们这一代人仍然能够瞻仰和自豪,此为蒋公对中国的贡献。

学校内迁。1936年即开始将华北诸多学校有序迁往南方,战争开始后又迁往西南地区。这些内迁学校分布于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省以及部分西北地区,无数师生能够在大后方继续学业,为我文明延续保留了火种,北大、清华、复旦、南开、同济等百年名校能存续至今。我国历史每遇乱世,文教科技往往遭受惨烈破坏出现大倒退,不经百年治世不足以恢复。但抗日时期我国文教却不衰反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批学子毕业后成为了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又比如历史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国史大纲》即为钱穆先生在昆明完成,此为蒋公对中国的贡献。

工业和政府内迁大多数人都已知晓,此处略过。由上可知,蒋公所谓以四川为中心抵御外敌、复兴国家的计划绝非空口白话。他是实打实的按照这个计划去做的,他几乎把整个文明延续需要的文教、工业、政府等统统搬迁到了腹地,让日寇一无所得。如果没有准确的战略眼光,没有一些列的精心准备工作,不足以完成如此宏大的内迁计划。如果文教在抗战出现断层,新中国成立后搞建设也就无人可用。以中国之弱,东部绝对没有可能守得住,而以蒋公之才,军事内政皆属下品,此内迁御敌之策才是他抗战能够坚持到1945年,等到胜利那一天的根本。

一国领袖领导全国军民抗拒外辱本来就是应有之义,只有取得成功才算功绩,如若抗战失败大家做了亡国奴,蒋公降与不降又有什么区别呢?一个臣子能做到高风亮节足以让后人称道,比如文天祥在南宋灭亡后的慷慨赴死足以名垂千古,但一国领袖的标准只在成功与否。比如崇祯为延续大明基业,不可谓不努力不用功,罪己诏都下了六次,其吊死煤山的气节不可谓不高,真正做到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可实际上这些都百无一用,白白便宜了满清而已,故而受后人唾骂。

我以为,蒋公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领导全国人民等到了抗战胜利。所谓等到,就是他看到了我们无力驱逐侵略者,通过等的方式,熬到日本吃了两颗蘑菇先撑不住投降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公的表现更是深刻的反应出了他这种等的本质。所以我不能用“取得胜利”来形容他,而是用“等到胜利”来形容。但就是这种“等”,也是殊为可贵。汪精卫也看到了我们无力战胜日本,但他看不到我们其实还有希望,所以他投降去搞“曲线救国”了,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蒋公转进如风对中国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等到了抗日的胜利。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但国共谈判失败,战端再起,如果此时国共双方为了完全取得全国政权又打个几十年,那么不管是是国胜还是共胜都变得毫无意义。老百姓在这个时候,只想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能够保证他们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不管你是姓资还是姓社。而对于中国,不管你是叫民国还是叫共和国,只要能够完成真正的统一,华夏儿女同心协力,终究有复兴的一天。

我国历史上多次外族入侵都和内乱有关。比如匈奴威胁西汉前,中国刚刚经历了秦末的天下大乱和楚汉争霸;五胡乱华前则是人尽皆知的三国时代和八王之乱;唐初屡受突厥威胁也是因为隋末的大乱;两宋的虚弱和五代燕云的丢失不无关系;明代则是内忧外患被满清摘了桃子;抗战之前则是混乱的清末和北洋时期。假若满清覆灭后,中国能够在十年内又诞生出统一的强权政府,日本人又有何惧呢?所以如果不幸发生内战,那么最有幸的就是内战马上结束。

可就在内战再起、生灵涂炭时奇迹又发生了。1946内战全面爆发,1949年蒋公已经转进到了台湾,他的几百万大军和无数美械统统友情赠送给了TG。以蒋公之才,炮党之腐朽,实在不足以掌国器,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大概就是最理想的内战了。

解放战争末期蒋公的表现和抗战时惊人的一致,他如同抗战前一样早早觉悟出了已经无力阻挡TG对大陆的统一,所以在1949年初就开始把黄金储备转移到台湾,此后就是故宫的文物、东南的学校、以及党政军了。他选择的反攻大陆的基地台湾,同样有着和四川类似的地理条件,足以阻挡没有海军的TG军队。反攻大陆绝对不是他的一句胡话,他同样忠实执行了一系列反攻计划,只不过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等到他向往的国际形式变化,以及他一生之敌内部的变化了。

我观蒋公的品行,他有一种不屈的品格,“死撑着没投降”不过是他的本性,就算重庆丢了,他还会转进到西昌,西昌丢了,他还会跑到印度。南京丢了,他跑到成都,成都丢了,他又去了台湾,就算台湾丢了,他还会去美国。他是一个一生都在战斗的战士,战士的功绩是斩下敌人的头颅,以没有投降作为他一生的功绩,实在是侮辱他的人格。蒋公作为一个坚守传统的中国人,他宁愿选择死后不入土为安,只因为台湾不是他的故乡。从他在临走前留下的遗嘱看,想必他死前还在梦想反攻大陆的那一天吧。

蒋公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两次转进,一次转进重庆为中国保留希望等到胜利,一次转进台湾让中国迅速统一走向复兴。正所谓天佑中华、蒋公千古!写到这里,我也不知这算是捧他还是黑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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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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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贡献是和平消灭了资本主义。

由于经济秩序的崩溃,到1949年时,国统区一切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活动,在事实上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解放战争期间的的国统区,比解放区更早的消灭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新中国能较为和平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蒋介石同志是功不可没的 。。。。

作为共产国际常委,蒋介石同志成功的探索出了一条以和平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的途径。这贡献不仅应该被中国历史铭记,更应该被人类历史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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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时候

及其有先见之明的把当代的曲阜孔家的衍圣公半强迫的带到了重庆

别忘了,我衍圣公当年可是元朝、金朝、南宋三家三个衍圣公的主啊·····

最后元朝一统天下,衍圣公可是能帮助我大元镇压农民起义的啊···

要不是蒋公带走了

估计这一代的衍圣公就带着儒家圣军去扫荡根据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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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可以嚣张跋扈,屡战屡败,瞎几把吹,只要他在敌后能牵制后金,

袁崇焕可以不要监军巡抚节制,可以辽事一言而决,一年领几百万军饷钱粮,只要他能控制那帮狗日的辽西军阀,不让后金破山海关是明庭的底线。

辽事败坏的大锅在于辽西军阀卖国卖友军,几十万明军死在辽东,只有关宁军转进如风。

袁崇焕可以杀毛文龙,只要他能控制东江军配合他在辽西的筑城,在他指挥下东江军能发挥更强的战斗力。

但是毛文龙死后东江军内斗崩溃,旅顺被攻破,三顺王投清送上重炮水师。

督师平辽平到京城了,烧的不是你家房子,死的不是你家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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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可以嚣张跋扈,屡战屡败,瞎几把吹,只要他在敌后能牵制后金,

袁崇焕可以不要监军巡抚节制,可以辽事一言而决,一年领几百万军饷钱粮,只要他能控制那帮狗日的辽西军阀,不让后金破山海关是明庭的底线。

辽事败坏的大锅在于辽西军阀卖国卖友军,几十万明军死在辽东,只有关宁军转进如风。

袁崇焕可以杀毛文龙,只要他能控制东江军配合他在辽西的筑城,在他指挥下东江军能发挥更强的战斗力。

但是毛文龙死后东江军内斗崩溃,旅顺被攻破,三顺王投清送上重炮水师。

督师平辽平到京城了,烧的不是你家房子,死的不是你家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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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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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pj.ninjal.ac.jp/gairaig)。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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