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
@刘石舟的说法,这是一种比较初级的表现手法,是由创作者的审美和认知和受教育程度决定的。同样是描述孤独,阿多尼斯会说“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而某些歌手就只知道用“流浪”“远方”“这些破碎的词汇。
同样的例子,还有安妮宝贝早期的作品。如果你要描述一个有钱有品质的都市男子,但你的文笔又不大好,你会怎么办呢。相比用几段话描写他怎样一丝不苟的掐着钟做肉酱只为了吃一碗好意面,直接写”mild seven的香烟““kenzo的冷冽香水”“Montblanc的皮带”就很容易很取巧。
那高级的表现手法是怎样的?我们可以看看鲍勃迪伦的例子。
在他的Ballad of a thin man里他这么唱到,”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句话好像告诉你了什么,但又好像什么也没说。可它却恰恰精准的把握了当时美国两代人在道德与种族上的分裂,大伙儿一边满意生活的巨大变化一边对它充满恐惧,人们不再以自己是什么来定义自己,而以自己不是什么来定义自己。于是这句话很快就风靡了全国,因为它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感觉。
如果是低级的表现手法,同样的意思,恐怕就是”去他妈的电视机“”去他妈的家用冰箱”了。
鲍勃迪伦不喜欢一般的抗议歌曲,因为他觉得它们很难避免说教和流于平面,他觉得如果是他写这种抗议歌曲,一定要写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比如说很有名的抗议歌曲《Joe Hill》,这是一个美国工人运动里面的英雄,被冤枉地处了死刑,大家因此都歌颂他。但鲍勃迪伦就说,如果是他就会写一个坟墓里面的男人的心声,一首来自地下世界的歌。这个Hill已经死了,埋在坟墓底下,他为了不让某个女人受辱而必须付出生命,因为他不能够说出真相。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鲍勃迪伦的歌和好的文学作品一样“给了未来精准的预言”,甚至几次提名他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唱歌不是所谓的反映时代,而且是要掌握一些时代里面很细节的、大家还没感觉到的东西。然后他唱出来,预先地描画未来的可能走向,结果当时候到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哇实在是太准了。因为他是唱出了时代,而不是在反映时代。
所以我和朋友聊到国内的民谣歌手。常常会觉得他们太取巧了,有的人常常得到了过多不符的赞誉。写情绪只用破碎的词汇就是一种取巧,写抗议只用那些被和谐的关键词而不深挖(很典型的就是邵夷贝的一个时事总结的歌,把热点现象全部一句话提一遍)就是一种取巧。他们本可以走的更远才对。
这是一种极为初级的民谣创作方法,多见于北派民谣,这个是由演唱者的文化底子与认知水平决定的。现在仍然使用这种创作方法的创作者们要么出道不久,要么一直就没红。
一大帮初中没毕业的后进生们,北漂到北京,自觉音乐造诣还成,偶尔旧书摊上翻过几篇凯鲁亚克的书,就故作深沉地写很多看起来逼格甚高的歌词,到后来出现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创作模式:一堆朴素的环境描写,夹杂着若干暧昧的姑娘,若干流浪,若干孤独,若干远方,若干花儿...等关键词,然后再想两句意(完)境(全)极(不)为(知)深(所)邃(谓)的词提亮。
这种风格在早期反响不错,崔健也这么唱过,还有后来的野孩子,早些年的万晓利,苏阳,周云蓬们,可是后来大家都已经认识到,面对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歌迷们,这种比较Low的表现方式越发捉襟见肘。于是李志开始机智地把词写得更白话更朴实,苏阳开始机智地只唱民歌,张玮玮开始机智地乡镇化,周云蓬更是机智地拿很多古诗新诗来唱。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更红了。
作为一名歌迷,要做的就是擦亮眼睛,认清音乐背后的真实水平,早日从这种故作深沉的低级趣味中走出来,不要沦为人傻钱多的那一群。套用豆瓣某文的一个说法:少跟那帮傻逼瞎混,结果不是被上就是买单。
P.S.
五条人,万青,李志,这些人才是中国民谣界的未来
P.P.S
我说上面几个是未来,并不是说看他们能怎么着,只是说他们给了中国民谣新的思考方式和探索方向,所以值得推崇…一家之言,不想打仗,只希望大家在轻喷的时候也能说一下反对的缘由,实现共同进步
这次舆论的重点在于警察到底是多久赶到的。
没拜码头,收保护费,打砸门面这种原因我们都知道,也不怕;
但是公权力私用或者黑白勾结这种事,就会让人非常害怕;
如果西安公权力真的黑白勾结,还睁眼说瞎话,那就需要处理整顿了。
我朝的治安也不是一直这么好的,人民也不是软弱无比的,60年代西安打的也很凶的。难不成西安各公司以后都要雇佣保安公司保护经营?
这次出警距离1公里,走路10分钟都到了,所以就坐等这次真实的出警时间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