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代为什么大多持续两百多年，不会超过三百年？ 第2页

因为造反本质上是一种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

春秋时期的老子就已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也跟 500 多年后的《马太福音》中提到的“马太效应”不谋而合。无论是任何形式的资源，包括土地，金钱以及生产资料等，都有这种随着时间不断向少数人集中的效应。而如果我们不能从经济层面对这些资源进行再分配，那么随着资源的不断集中，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最后以最激烈的方式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就是中国朝代大约持续300 年左右时间的重要原因。

从社会现实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封建社会的资源集中速度基本上在 120 年左右。每当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由于资源过度集中都会出现统治危机，当这个国家能够解决统治危机，那么它也就能再延续 100 年左右的统治时间。如果不能，那么这个朝代就完蛋了。

所以说，中国朝代大约持续 200 多年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经济因素，也就是资源集中的速度。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中国的技术进步，特别是生产力进步缓慢，所以 2000 余年的时间，中国一直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如果在这段期间中国的生产力能够有长足的进步，也许就能够让其的统治时间维护的再长一些。

但是很可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制度。中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能够在中国维持统治朝代的统治时间不会超过 300 年，这正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

文科的解释是土地兼并。

商科的解释是重农抑商。

理科的解释是技术停滞。

并非宣传学科对立，而是强调，只有从不同侧面观察到的不同景观，才能组合出一个全貌。

最常见的土地兼并论，指的是地主阶级倾向于囤积土地。自耕农的个人土地，无论什么原因，天灾人祸还是公平交易，总之集中到越来越少数人的手中。自耕农破产，要么沦为佃户，要么更悲催成为流民。而地主也会大鱼吃小鱼，集中到各路豪门大户手中，他们为了私利采取各种手段，足以损害国家税收财政。最后变成，底层流离失所，顶层财政崩溃，只有大地主独享利益。根据国家控制土地数量，以及对大地主的控制力度，这个过程基本会在一二百年左右完成，后续国家依靠惯性运作，寿命长短就看运气，比如气候变化等。

商科的观点更上一层楼，认为土地兼并不一定导致财政和吃饭双重困境，条件是开放商业。实际上大范围看，粮食多数时期都足够，问题始终在于分配和运输。如果能够建立相对完善的商业体系，让各地可以流通/交换，那么无论矿藏甚至单纯的人力，都足以交换粮食。而且商业流通的税收也足够补充国库。之所以商业始终没有建立，两个核心因素。首先是古代统治能力低下，不足以应付大范围流动产生的纠纷，于是采取了鸵鸟政策，重农抑商，保持静态社会，降低治理难度。其次就是社会过度早熟，郡县制度的大统一造成中央财政压力极大，于是裁判员下场做运动员，用尽一切手段与民争利，于是人人效仿，从中央到地方都以涸泽而渔破坏营商环境为荣，从而彻底毒害了整个文化。有钱不能做商人因为随时可能被政策性剥夺，只能做官。而做官也不能露富，因为会被怀疑造反。于是彻底堵死了流通，财富只能烂在地窖里面，既不能购买人力服务（收揽流民即造反），也不能投资（随时被充公）。连以工代赈这种公私两便的都只能谨小慎微的当做临时措施。这种切断社会流通的制度，人为加剧了分配不公，不但没有解决问题相反激化了矛盾。

理科则根本跳过细节直接看社会生产力。一切的诱因都是总开支不断增大，而生产力不提升总产出有其极限。无论怎么聚焦于分蛋糕，也只能延长这个时间限制，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比如土地问题，技术上完全可以通过开垦新土地，培育新品种庄稼来适应更多土地，等等方法谋求解决。比如行政成本，可以通过造纸术印刷术，马匹船舶用后来的电讯替代等方法解决。根本没有必要通过社会总崩溃、流血成河的消灭人口，这种残暴的方式去解决。比如土地兼并论需要回答，为何版图有限而不能无限扩张呢，所谓其他土地不适合种地，难道不是技术限制的另一种说辞吗。现在的技术支持，人们可以从海中采矿沙漠里挖油，哪里存在不能利用的土地呢？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技术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呢。没有工业革命的运气也不能强求，但两千多年，技术细节的发展在哪里？推动社会进步在哪里？为什么不谋求技术研究而去搞什么人伦君臣父子，为什么少量技术没有扩散并造福社会，却局限在个别领域甚至被当做屠龙书给藏了起来？

分析至此就可以打住了，再往前就会触碰很多人的痛脚。客观的看，世界上没有万灵药，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过于早熟的郡县制大统一，形成了统一市场的巨大合力，但技术上储备不够，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组织结构。为了在低技术时代实现稳定，于是采用了乌龟蜗牛鸵鸟的政策，寻求低活力低发展的体系结构。而这个体系成了后来的社会惯性，无法抛弃的沉没成本，终于拖着整个社会阻止其变革和前进。历代精英们在这个框架上想尽一切办法打补丁，通过细枝末节的调整和对前人的矫枉过正，反复在螺丝壳里面做道场，于是一代又一代，只能面对几百年就天崩地裂的大败局。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马尔萨斯陷阱。

其实大家在中学课本都学到过，在生产力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土地能够生产的粮食是有限的。即使有一定的生产技术改良，但是也只是呈代数级增长。而和平稳定的环境会使人口呈现几何级增长。增长到一定程度，土地生产的粮食无法完全供养全部人口时，就会出现粮食危机。如果在随便有点自然灾害，或者被某些人加以引导，就会爆发巨大的社会暴力革命，然后清洗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使得人口大量减少。从而走向新一轮的治乱周期。

中国甚至世界各国所谓的封建社会的盛世，无非就是粮食充足，社会安定。而粮食充足社会安定又会诞生更多的人口。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盛世和治世创造的财富，除了一部分被统治阶层拿去享受之外，其他的全部转化为人口数量。人口数量的增加同时意味着管理这些人口的官员数量的增加，于是就不得不增加财政支出，使官僚机构变得越来越臃肿。而皇族本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大量增加，供养这些皇族又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

但是封建社会主要财富的产出几乎完全依靠土地，说白了要靠农民把粮食种出来，才能用粮食转化为其他财富。但是土地总量有限，这就意味着产生财富的来源是有效地。但是不论是官员，皇族，还是民间百姓，乡绅都是越来越多了。这就迫使朝廷不得不加紧对百姓的盘剥。百姓人口数量本来就越来越多，无法供养。而官僚机构又加紧盘剥百姓。双管齐下，老百姓只能造反。

老百姓造反意味着财富架构洗牌，而洗牌的过程又消灭大量百姓以及几乎所有旧官僚和旧皇族，使得吃饭的人变得非常稀少。于是开启新一轮的盛世。

中国从三皇五帝开始，一直到全面工业化之前，其实从来都没有跳出这个马尔萨斯陷阱，也没有跳出这个治乱周期。直到新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产生财富的途径不再单单依赖农民的辛勤劳动，工业成了最新的，最强得产生财富的方法和手段，中国才彻底走出了这一悲剧的历史循环。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还在继续，工业又同时带动了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人口负担转换为巨大的社会资源。目前甚至已经出现人口不足的危机……

新机遇和新危机同时到来，未来如何，大家自己看吧。

这说明中国的政治非常早熟，所以才会有两三百年长时间持续的稳定帝国存在。

而外国，抱歉，整个西方文明从来没有建立起这么稳定的大规模政治秩序。某些弹丸小国闭关自守自娱自乐倒是可以持续很久。美国其实算是第一个，但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只能算是邦联也还不算统一国家。所以美国严格来说也只有一百五六十年。你说大英帝国？在战胜荷兰之前，英国只是一个圈地自萌的小国，并不难算做建立了“大规模稳定的政治秩序”。而且算起来到二战后解体也是刚刚超过两百年。

比如说罗马，罗马在建筑，军事，法律等很多方面都有非常牛逼的建树，但是绝对不包括政治领域。

罗马帝国从来都没有建立起类似中国这种稳定的大规模政治秩序，早期的罗马共和时期还没有摆脱城邦制度的窠臼，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奠基的屋大维没有做好这个打基础的工作，所谓的奥古斯都和元首，实际上不是类似中国的皇帝，也不是类似西方后面的国王，而是终身执政官，说白了就是僭主。

僭主政治导致罗马帝国的政治极其不稳定，除了短暂的五贤帝事情，剩下的就是无休止的政变和内乱。这是中央政权的问题。后期罗马虽然借着基督教补上了僭主的部分短板，但是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把宗教引入了政治领域。对比中国早在周朝就把宗教和神明赶出了政治领域，啧。另外，除了僭主问题，中央政府架构和中央—地方权力分配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直到败战庭罗马人，哦不对，是希腊人也没有彻底的解决。什么是差距啊，各位（战术后仰）。

罗马地方政权组织也有问题，即使是罗马鼎盛时期的疆域，大部分地方的统治其实就是类似中国古代王朝周围的藩国和羁縻地方政权。看着地盘很大，其实统治力量薄弱，罗马人既不能建立基层政权，更不能编户齐民，至于进一步的同化异族就更是梦中之事了。考虑到罗马疆域中间的地中海能够极大的降低帝国境内的物流成本和沟通成本，罗马人这种政权组织就更是低效了（和同时期的中国相比）。就这罗马人还统治不过来，后期主动分裂为东西罗马，啧。换成中华文明，只要是古时候适合耕作的土地，尤其是有江河水运可通的，哪块不是被中国人牢牢地统治了？

再看看罗马帝王的世系表，中间改朝换代多少次都数不过来了，别说三百年 ，能够达到一百年的都没有几个，两百年的王朝一个没有（败战庭的马其顿王朝和巴列奥略王朝就差一点）。

西方渊源最流长的罗马文明尚且如此，其他那些日耳曼蛮子建立的各种草台政权那真是四个字“看都不看”。

所以回到问题，中国建立的王朝为什么能够持续两百年，那是因为中国在政治和历史领域的早熟和牛逼。至于为什么很少有超过三百年的大限（貌似只有周朝和两汉吧），那是因为农业时代政权的确有一种大限存在——人口繁衍，土地承载有上限。而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会大幅度压低这个上限。再加上地方势力做大，气候波动（汉唐两个牛逼王朝都是在温暖湿润的大气候下，参见竺可桢的论文）和游牧民族的入侵，政权在中晚期脆弱的情况下，碰上二逼的领导人，没到大限也很可能被一波带走——对，我说的就是李隆基，赵佶和朱祁镇这三个二逼。

朝代太少。样本太小。不具统计意义。而且能达到两百的实际是少数而不是多数。

如果夏商周也算。三百年的也是挺多的。即使不算，宋朝也实际超过三百年。高句丽超过七百年，不知道中间有没断绝。

夏: 约前2070—约前1600，约530年。

商: 约前1600—约前1046年，约560年。

周: 总共825年，西周:约前1046年—前771年

，约275年。东周:前770年—前256年，514年。（东西周合算是可以的，不能因为周王地盘小就不认为是天子，周平王是周幽王亲儿子。拜占庭千年帝国后面也就一点点地盘，还不是一家人的）

秦: 前221年—前206年，15年。从受封开始，就很长了。

汉:总共430年，西汉: 前206年—9年，215年。东汉: 25年—220年，195年。（两汉合并算不合理，刘秀虽是皇族，不具有实际继承关系）

高句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超过七百年。

唐: 618年—907年，289年。（差个十几年能说明什么，稍稍努力就活过去了）

宋: 北宋: 960年—1127年，167年。南宋: 1127年—1279年，152年。（南北宋应该合算，失去部分国土延续性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辽: 907年—1125年，219年。

西夏: 1038年—1227年，189年。

金: 1115年—1234年，129年。

元: 1279年—1368年，89年。（实际应该从1206年到1402年，凑不够三百年，但胡无百年之运可以算谣言了）

明: 1368年—1644年，276年。

清: 1644年—1911年，267年。（实际应该从1616年算起，差一点点三百年）

我需要在这里澄清几个对这里的误读

有人认为，我在这里所说的弱民，可以延伸出分封制下是强民。这是无法延伸出来的。因为无论是分封制还是秦制之下，都属于传统社会范畴，都是个体在共同体的束缚之中。只不过在分封制是被束缚在小共同体之中，而在秦制下，直接以原子式的状态面对国家，两者都无法调动出人的积极性，也就从根本上不可能强民。只不过相对来说，分封制有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 较大的整体---马克思

其次，是对于这里民和国的论述，

在这里的国和民是遵循了《商君书》本文的描述，所以没有仔细去定义。

这里的国，可以指代以皇权为首，并且依附于皇权的贵族和官僚集体，吴思称之为官家主义也是可以的。这里的问题在于，由于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具体实践之中，必然表达为皇帝这个人格化的象征。而对于民众来说，皇帝太过遥远，于是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就构成了直接压迫。所以也就导致了，中国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源远流长的看法了。

而这里的民，主要指的是被剥削者，这里的被剥削者，是脱离了官僚集团，不具有官僚集团身份的人，既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以及小地主等等。他们构成了被官僚集团压迫的主要人群。

所以有人认为，我忽视了王朝晚期，官僚集团做大，实际上你仔细读读就知道，官僚集团的做大本质上是以依附皇权为其合法性根据。所以官僚集团虽然做大，但是根源仍然在于皇权的不受限制，这里面是融洽的。所以我在文中说，在王朝末期，无论皇帝是收权还是放权，最终都是灭亡的道路。因为收权，导致整个国家的萧条，如果放权，会使得利益被官僚集团截留，同样造成国家萧条。而官僚集团的壮大，恰恰来源于皇权自身的不受限，这是法家思想的导出。

因为中国的商鞅主义太竭泽而渔了。

苏轼曾经就说商君之法，

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二子 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 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君主喜欢商鞅之术，虽然表面上都拒斥他，暗地里却使用它。以商鞅之术治理国家，会使得灭国残民，但是为什么君主仍然如此喜欢的呢？就在于这个方法有利于君主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朝代，只有两个超过了三百年，一个是两汉，一个是两宋。

这里的问题所说的两百年还是三百年，是秦制以后形成的政治制度，而并非是三代的封建制。其次，并不是所有的王朝平均寿命三百年，事实上，平均寿命才一百年左右

而秦制的基本思路，就是商鞅主义。而所谓商鞅主义，就是一种国家至上主义。而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于是国家至上主义，就被改为了皇帝至上主义。

一般说来，秦制下的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但是专制主义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专制主义与其他地方的专制主义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是以国家和民众的完全对立树立起来。

一般说来，专制主义国家会在末期产生一种严重的阶级矛盾，形成阶级对立，为此为了维护政权的存在，政权就走入了最后的疯狂。

但是与这种一般而论的专制主义不同的是，中国的专制主义是一开始就走向了国家与民众的完全对立，乃至于竭泽而渔。

《商君书》记载，

国弱民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所以中国专制主义的核心之核心，就在于弱民，或者说以民众和国家的绝对对立作为立论起点。而其他国家的专制主义则没有这一点。因此其他国家的专制是较为温和的，只有到了专制末期，才会暴露出他的野蛮。

那么，中国的专制主义是如何控制整个帝国的呢？

首先，要把个体从小共同体中脱离出来，形成原子化的个体，从而服从于大共同体，不使得个体能够对抗帝国的存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说

　　在未来的黑暗中，三条真理可以被明显地辨别出来：第一，今天的人们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驱使着——一种或缓或急但不能战胜的、持续恒定的力量——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所有的国家中，最难摆脱甚至不能丝毫摆脱暴政的社会，恰恰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最后，在这种性质的社会中，专制产生的后果最有破坏力，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专制更能滋生其特有的种种弊端，使各种弊病按既有的自然趋向朝那个方向不断发展下去。
　　当人们之间不再以种姓、阶级、社区和家庭作为纽带缔结，他们一心关注的只能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把自己裹在狭隘的利己主义之中，公德只剩下一个命运，那就是窒息而死。专制不会和这种社会性格做斗争，反而使其大行四方，因为专制会夺走公民的一切共同感情、对彼此的情感需求、相互理解的必要和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让人们在私人生活里变得成熟，如果这也叫成熟的话。人类本来就有彼此远离的倾向，专制则使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人们本来就倾向于冷眼旁观他人的疾苦，专制则使他们的灵魂结冰。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因此，对于个体从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专制主义是极为赞赏的，从商鞅开始，法家最希望的就是这一点。乃至于整个中国近代史，表面上轰轰烈烈追求民主自由，实际上暗线仍然从事法家的勾当。所以，诸如左翼势力，非常赞赏妇女、个体从家庭中解放（仿佛他们尊重个人权利一般），但是绝不会赞成否认爱国主义，人民拜物教的思潮。这实际上就是法家的暗线支配。如此散沙化的人民，就为法家的大共同体本位奠定了基础。因此某人说得好，百代都行秦政法，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家信徒。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精辟地指出，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因此评论区那些主张皇帝利益与民众利益相同的人也就可以理解。这也是法家的“聪明”之处，只有把民众打散，民众之间的联系就无法撼动帝国。如此小农就会期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绵延中国两千年的圣君心态

其次，暴力的血酬关系。吴思将中国古代的这种暴力做江山，称之为血酬。而帝王一旦获得政权，就开始进行疯狂的收割行动，削夺民财、涣散民力、束缚民智，以此打造国家机器在财力、话语、组织和暴力上的全面垄断力量。这是一条捷径，因为他可以迅速竭尽民力，获得国家上的崛起。但是他同时，也是把民众不断推到自己的反面，从而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因此西方国家的农民起义运动，从来不是以政权更替为目的，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得不走向这样一条道路。这在世界历史中都是罕见的，因为一般说来，政治很少涉及到民众本身（如果在传统社会时期），往往是政权内部的斗争导致的，只有中国，如此竭泽而渔，形成了政权灭亡的第一个诱因，即农民起义运动。

如此一来，我们就找到了中国朝代反复更替的原因所在。

其一、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至上主义，使得全体民众都被帝国管控起来，但是同时这为系统性震荡奠定了基础。表面上看，帝国以强控制的方式几乎控制了所有人，但是这恰恰导致全体民众都被裹挟到政权更替的事情之中，从而形成了系统性放大的状态，因此形成了反复的农民起义运动。

我们试想，为什么中国的农民起义运动是以更替政权为目标呢？原因就在于，商鞅主义以国家与民众的绝对对立为前提，这就使得民众被逼反，又因为帝国的强控制，使得全体民众都被裹挟进去。因此最终民众只能选择更替政权，而不是保留政权。

其二、弱民政策下的，王朝周期律的反复出现。在中国的商鞅主义支配下，在王朝初期，由于战乱，不得不出现与民休息的政策，而这一点会导致商鞅主义暂时退到第二线，进而使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暂时匹配。

但是一旦社会恢复以后，商鞅主义会逼迫着皇权竭泽而渔民力，从而陷入要么出现农民起义，要么出现国家重新恢复到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第二次与民休息，必然使得官僚集团或贵族集团做大，进一步压迫民众，此时不管皇帝怎么想，灭亡已经近在咫尺了。

一般说来，整个中国古代王朝是这样子的：

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统治集团创业初期的励精图治与民休息，私有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后的武力扩张和官僚集团利益膨胀--》官僚集团为了扩张自己的利益而不断侵蚀私有经济体系--》官僚集团继续扩张，将私有经济逐步收回，国营经济比例上升--》官僚集团继续扩张，经济活力降低，财政收入来源枯竭，民不聊生--》财政崩溃，民变或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一个王朝结束，利益重新分配，从头或者从中间某处（如果大致继承前朝体制的话，例如隋唐）再开始。

在这里，官僚集团的腐败、土地兼并和暴力的掠夺，与民众的不断对立是呈现正比关系。

所以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呈现出周期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一方面，反复地改朝换代，但是每一个王朝的主轴几乎没有变化。

秦制之下的社会是一个脆性社会，危机被一次次掩藏起来，所以他的社会表面上看极端稳定，并且社会结构也是单一、无序的状态。但是深藏着诸多矛盾，这些矛盾会随着王朝末期全部爆发出来。每一次改朝换代又是文化的损害过程，大量的中国原来的技术、文化都会在此而消失。

这种单一、无序的状态，由于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人口的增长，使得存量博弈变得激烈。最终促使王朝大量利益被贵族、官僚和皇权瓜分，民众几乎没有任何利益可以保留。

于是中国古代的王朝不可克服的问题就是农民起义。到了清朝，传统王朝的问题（如外戚、相权、宦官）都已经解决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控制农民起义的一次次出现。这就是中国弱民政策下的必然结果

而一般的专制主义没有商鞅主义的支配，他对待民众并不会如此竭泽而渔。专制政权虽然最终一律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动，但正常国家是建立在“国民一致性”的基础上的，它自然也剥削大众，镇压人民反抗，却不会追求抑制社会自发性的一揽子计划。出于自利的本能，反而会从任何积极变动中汲取力量，从而使得新要素从旧母体中生长出来。

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所说的新旧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条原理却在中国这里吃了亏，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专制不会容忍新要素的任何生长，恰恰新要素在旧母体之中，不仅得不到生长，而且会被旧母体所异化。

比如说资本主义萌芽会转化为官商勾结，资本主义会形成新的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恶非但达不到遏制，而且变本加厉。

其三、改革的触动效应。皇帝为了保护政权，都不得不出现改革，但是中国古代的改革非但不能给政权续命，反而加速了政权的瓦解。因为改革往往出现在政权的中后期，一般对应的是官僚集团的贪污腐化和暴力掠夺，皇权为了把这种特权收归到自己手里，往往会任用一批人进行改革。

但是由于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国家主义，所以他与儒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儒生持有一种小共同体本位的思潮，他们反对秦制），并且由于此时既得利益已经做大，很容易引起利益集团的反弹。并且进一步加重民众的盘剥。并且改革使得腐败更为恶劣，因为改革必然要求集权，而新一轮的集权，形成新一轮的腐败高潮，促使王朝进一步灭亡。

而中国古代的弱民政策下，皇帝是不相信任何人的，所以按照韩非子给出的政策，皇帝要用赏罚来治理国家，因此贪污和暴力，非但不是皇帝所厌恶的，而是皇帝所喜欢的。这也就导致了帝国对于贪污和暴力的刚需作用。

而整个中国古代的主轴，是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而贵族和官僚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古代人民在皇权专制和官僚制的压迫下可以说生活的是痛苦不堪。这也很好理解，如果你是贵族、领主的附庸，那主人使用起奴隶来，一般不会太狠，因为你就是主人自己的东西，不会用起来太狠。而在君主专制下，老百姓并非官僚的私产，而官僚只会讨好皇帝和上级，丝毫不管老百姓死活，那官僚为了政绩、私利，滥用民力的事就太多了，史不绝书，兵役、徭役、赋税，苦不堪言，中国古代的老百姓那真叫水深火热。

就像清朝在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原来的土司是当地人，祖祖辈辈都管理这里，也没有升官的可能，土司做事就比较容易长期打算，不会竭泽而渔。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就因为窝边草是兔子的。而改土归流之后，流官为了搞政绩、升官，横征暴敛，超额完成税收任务，结果当地民怨沸腾，多次叛乱。

并且由于官僚集团的存在，就出现了一个悖论

如果皇权收归利益，则集权主义会继续盘剥民众。如果皇权放开利益，其中大量利益被官僚集团截住，从而进一步做大官僚集团，陷入进一步的腐败。

到了这一步，皇帝已经做不了主了，集权则政令不通，集权则地方政府将负担继续转嫁给民间和社会，而不集权，这就任由官僚集团做大，一方面威胁皇权，一方面使得对于百姓的盘剥更为剧烈。此时灭亡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事情了。

从点状的看，政府的财政崩溃和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但是逼迫着促使这种情况，却是皇帝根深蒂固的弱民思想。这种思想，按照法家的基本思想，皇帝要用法律控制民众，要用权术和权势控制百官，以使得所有人都不得撼动皇帝的存在。

法家之平等是建立在与皇帝极端不平等的基础上，这种不平等就在于，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工具。

这就是黄宗羲所说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他接着说

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1948年，王亚南在他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当中，总结了他对当年国民政府官僚体制的观察，他指出，这一“新官僚体制”前所未有地与金融体系相结合，官员与商人、官员与金融资本家结合为一个集团，在这个新官僚体系中，权力和资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 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由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 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 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派系斗争；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党纪国法、政 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地闹个痛快。试想，年来由接收到选举，以及其间所表演的每一节 目，殆莫不弄得纲纪荡然，毫无体统。

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中国为什么走向了商鞅主义？

那么其根本动因是什么呢？他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构成的。

其一、封闭地貌下的压抑人格

其二、爆裂战争下的集权必然

所谓封闭地貌下的压抑人格，指的是中国的地形处于一个封闭地形，文明只能发展于黄河中下流地区，由于人口增长带来的矛盾，使得中国人格处于一个压抑性。不过，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明显，但是随着文明的不断演进，会越来越明显。

而在战国时期，第二点才是显现发生。这一点极为明显，变法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就是为了战争所服务。由于中国春秋战国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恶化的战争环境，所以使得人格倾向于功利化，而且由于战争调动资源极其复杂，必须完成权力、财富、思想等等资源的高度集中，然后再往下分配，形成一个效率型国家。

换言之，中国走向商鞅变法，实际上是战争出现两个指标，

1、战争的稳定持续状态

2、战争的不断恶化状态

两者缺一不可。因为如果战争不是处于恶化状态，则干预成本不必提高。如果战争不是处于稳定状态，变法则无必要。

从人类历史看，一个社会如果要发挥其最高效用，那么必须首先以思想为先导，然后配合经济、政治等子系统，来切合当时的生存结构。

我们来看，法家的思想脱胎于儒家，法家思想是以一股潜流，发生在春秋时期，从管仲、子产的轻微幅度的变革，此时的法家还处于思想时期。由于战国以后，社会形势更加恶劣，生存结构就是战争，为了配合战争，必须把这股思想付诸实践。

于是吴起、商鞅出现，他们的出现，就是把这股潜流的思想显现化，和经济的古典重农主义、政治上的集权主义相互配合，才使得秦国能够一跃而为强国。

1、人口数量增加，土地撑不住，要知道，印度面积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但是耕地面积比我们的大多了，而且我们耕地大部分还是一年一熟或者两年三熟。

韩非子就说：一个人呢，有五个儿子，每个儿子呢，又有五个儿子，人越来越多，到了最后，原来的管理办法就没用了。

当然了，陷于历史局限性，韩非也没提出来好的办法，但是至少他看出来了问题所在

但是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日本天皇千年不变，欧洲王国也是辣么长时间呢？

因为这些国家农业水平不行，欧洲很长时间属于那种，种下去十斤种子，收回来三十斤的水平，人口增长是受到限制的。后来随着文艺复兴，科技进步，人口逐渐增加，又发现了新大陆。

但是国王也纷纷落地。贵族也纷纷上了断头台。

其实当时中国统治思想，儒家也隐约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开始宣扬殉节，让妇女自杀，最好带着孩子自杀，后来又进化到未婚夫死了，未婚妻也要自杀了，一直到民国时候，很多县修县志，也要把殉节的女性写进去，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刹住这股歪风。

2、资源的集中，其实秦代就有这个问题，你立下的功劳可以封，当你到了“不更”这个级别以上，不更的意思就是不用参加劳役了，那么问题来了，村里男的都出去打仗了，你在家里耕作，那么你就会越来越富···

汉初，也有这个问题，当地豪强兴起，汉初的办法是一个迁移豪强到长安，另外大家看九章算术就知道，里边很多题目都涉及到怎么收税怎么安排劳役怎么耕种，说白了你会九章算术当个官都没问题了，九章算术甚至还有原始的数学模型，一看某地收的税不对，一算就知道有豪强出现，开始偷税漏税了，而且形成了小团体，和当地官员勾结到一起了，豪强不来长安了，自成一派水泼不入针插不进了，就派法家大臣持天子节去杀一波。

但是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汉宣帝登基以后，对，就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里边的这个太子登基了，特别信封儒家那一套，然后官员异地任职也没了，可以在本地任职了。可以任职好几任了，当然用儒家的说法就是乡里乡亲的，我们大师怎么会害乡亲们呢，反而异地任职无亲无故才会乱搞啊。然后迁移豪强也停了··

那么，豪强世家等就不可避免的开始出现，开始做大了

豪强做大以后，长安就收不到税了，大家都在说汉灵帝卖官，但是官是豪强自己举荐的自己人，汉灵帝是你不给钱我不给你官印，用这种无赖的办法弄点钱。

3、怎么应对豪强的出现呢

宋朝进行了尝试，就是皇帝和贵族治理国家改成皇帝和士大夫治理国家，增加治理国家的人数，

用官僚地主取代这种世家地主，取消他们的军事权力，因为官僚地主，说白了就要依附皇权，比如注明的政事堂的boss的女婿进了政事堂，女婿的女婿还是进了政事堂这种，并没有说我儿子是废物也能进政事堂，只能给女儿找个厉害点的女婿。

但是呢，宋代平民的生活可谓惨不忍睹，我以前贴过一个论文，是讲凌迟的，以前是法外刑，就是特别罪恶的人，才有这个待遇，宋代修改成了法内刑，你可以判处凌迟了···

官僚地主权力的增加，造就了宋代贫民百姓地位的严重下滑

而且呢，压制军事权力的结果就是······亡于蛮夷····

南宋被元朝灭亡后，大量的官员纷纷投靠元朝，到了元仁宗重开科举的时候，元朝朝廷里边学程朱理学的居然占据了绝对性优势，然后科举考题就固定在四书五经，还是程朱修订过的四书五经里。

4、明朝进行了新的尝试，就是文官领军的尝试，比如设置兵备道，也出现了不少神仙，比如王阳明，比如老熊这样的，但是，纸上谈兵瞎指挥的更多····

最后还是亡于蛮夷。

5、清朝作为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设立了完善的措施，一方面，欧洲殖民者已经打到了中国周围，中国周边的蛮夷要对抗欧洲殖民者，已经无力入侵，蛮夷入侵可以不用考虑了。

科举考试除了题目选择四书五经以外，连答题也只能从四书五经里边答题了，这样就不担心一群书呆子造反了。

最后不管是洪秀全还是孙中山，造反都得学国外了。

如果不是欧美的入侵，这大清在儒家的配合下，还是可以万万年的。

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不管是农家的赵过，发明的隆耕法和牛耕法，增加了亩产量

还是卫青霍去病扩张移民

或者是韩非子的徒子徒孙，研究祖师爷提出来的问题，一个人五个儿子，一个儿子又五个儿子

都还是有希望解决的

或者就是现代的发展科技，无论是四大家鱼的驯化、小麦的改良、玉米的改良、番薯土豆退化问题的解决，杂交水稻等等，都极大的增加了生产力的提高

而儒家在无力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对，儒家赶走墨家法家之类的我觉得很正常，毕竟法统之争，阴阳家农家这些不着谁不惹谁的宅男们也被赶走就完全搞不懂了···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说白了，其他的百家当政，也不拦着别的学说，秦代法家为主，胡亥身边的儒家博士也不少啊，汉初学黄老，法家儒家墨家也一抓一大把啊

唯独儒家当政，非要把别的赶尽杀绝···

其实就是这世界上有五个杯子，哎呀，都摔烂了，我们儒家这个虽然是最烂的，但是他们都碎成粉末了，你只能用我了····

那么，在儒家无力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无法增加社会福利来稳固其权力，儒家能做到的，就是剥夺底层小老百姓或者女性的权力、甚至禁锢本能需求，然后让儒家团体变成一个充满优越感，从而对专制者感恩戴德，变成专制政体的基石。

儒家思想这种毫无逻辑的心灵鸡汤，自相矛盾的段子合集，根本没办法让人从逻辑上信服，只能靠暴力和信口雌黄的大师们来涂脂抹粉。

在清朝入关以后，一个掌控有绝对暴力的蛮夷配上婊子一般的大师们

完美的组合

真的清朝的确是儒家构造中完美的社会

清朝的皇帝们，都是“千古一帝”

后宫也不干政、也没武将、也没太监

皇帝都是儒家大师，儒家大师给皇帝上课，是大师们念一句四书五经，皇帝解释，大师们跪下感慨哎呀我终于学到了真正的儒学经义啊····

那么，为什么不能超过300年呢？

因为古代百家学说，还是认识到了人口的问题，逐渐想办法解决的

儒家的办法就是，修德····或者一堆空话套话

或者什么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但是你要问他怎么做？

呵呵，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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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明古代从来没有找到抑制腐败的方法。三百年是完全古代社会完全腐烂透需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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