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为什么秦二世而亡，汉却可延续400年？秦朝灭亡根源是什么？ 第1页

汉承秦制，承接是君主集权的帝国体制，但这个体制背后的社会伦理（法家社会到儒法社会），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秦帝国灭亡的根源，正是在一统天下之后，继续沿袭法家极端模式，而没有像汉朝一样，转向温和稳定的儒法社会，这犹如驾驶急速飞奔的马车，不是一定败亡，而是极难驾驭。

一、秦汉体制：中央集团体制纵览

在封建王朝中，君王作为帝国的核心，驱动着帝国的运转。背后的体制结构，如大体下图所示。

（帝国政略图）

1、皇室圈：国之利器，不可示人

在皇城内，最接近皇帝的有三类人，太子、宦官、后宫外戚。这类人相比大臣而言，有着天然的政治优势，极容易借助亲密关系，居高位，结朋党，进而威胁皇权。

2、中央圈：皇权落，权臣出

朝廷百官中，犹以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最为高贵。其中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太尉主管军事，丞相则是百官之首，统领帝国政事。御史大夫是个狠角色，纠察百官，但并无军政实权；太尉虽为名义的军事首领，但帝国最高军事权被君王持有，超过五十人的军队征调，都必须由君王审批同意。将领没有君王虎符，也无法调动军队。太尉，只是君王的军事顾问。真正有可能和皇权产生冲突的，是丞相。汉武帝即位后，有感于相权掣肘，于是设立中朝，建立属于自己的决策班底。

3、地方圈：官吏与生民百姓

秦汉时期，帝国实行郡县制，地方的军政要事，由郡守执行。从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可以窥探王朝的兴衰。秦国时期，行郡县不分封；军事力量集中中央，对地方行使强有力的督察考核；到了东汉末年，中央腐朽，州郡纷纷招募军队，不听中央，杀伐作乱。

体制本无错，错的是，体制里的君王和群臣。

中央和地方，除了权利的制衡，还有两出一进的关系。两出是政令和教化，自中央传至州郡万民。一进，是地方人才进入中央的上升通道。在这三方面，儒家和法家的治国理念，大相庭径。详见下文。

二、秦汉差异：秦法家社会的崩塌

欲分析秦国灭亡，必先看清它的兴盛。

对秦国而言，商鞅变法立军功爵、设郡县、压制贵族势力，加强君主集权。这些是六国变法都做之事，真正让秦帝国摇身成为虎狼之国的，是背后体制背后的社会伦理——一个去私行，行公法的法家社会。

越是激烈的竞争，越是催发极端的体制。战国时代，是个激进血性的年代，杀伐不断，英雄叠出。纵如吴起、孙膑一类的军事奇才，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定乾坤。雄主想要一统天下，非变革一国体制不可。在体制变革方面，商鞅走得最为深刻，也最为功用。此后，虽然六国在军事、外交上，有时能胜过秦国，但在长久国运气数方面，已远远落后。

从边陲之国，到虎狼之国，商鞅是如何做到的？

1、商鞅法家的三大政治原则

在构建法家社会关系之前，要先了解商鞅的政治哲学：铁律制人；举国体制；利出一孔。基于这三大哲学观点，商鞅的一切政治变革，都是理所应当，水到渠成。

铁律制人：是法家的道德律。在看待人与人关系方面，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银律），君子要忠恕仁义，甚至以德行感化众生（金律）。以仁义道德约束百姓，境界高远，但在战国时代，却十分不切实际。法家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弃仁义，从人性最恶的角度，来构建整个价值体系。君王不担心臣子不忠，而让他不得不忠；不怕万民作乱，而让其无法作乱。教化方面，选择暴力威慑而不是礼义教化，轻罪重罚，刑罚于将过。

举国体制：极端的竞争，需要极权体制。秦要争霸，那争霸必须成为举国目标。君王的理想，必须彻底贯彻在每一位国民之上。国民可能有他独有的理想：做个手艺人，演说家……但在秦国霸国梦之下，都被无情碾压。举国耕战，图强争霸，是国民不二的理想。六国之中，战争固然是常态，但能达到秦如此彻底的举国体制，或许只有赵武灵王时期的赵国吧。

利出一孔：举国体制，能调动巨大的体制力量，但力量如果分散使用，也是徒劳无功。在这一点，商鞅极富有政治远见，把举国力量，集中在耕战二事上。正所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对工商业极度打压，对儒生说客极尽驱赶，对诗书礼乐极数废弃，对农业和战争极端追求！

于是，造就了一个虎狼之国。

2、法家伦理是实践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商君书·赏刑》

（法家社会伦理关系）

商鞅法家的伦理实践，体现在如下五各方面。

于国：以一统六国为终极目标，举国耕战为基本国策。六国呢？有几国能做到举国体制，又能做到代有雄主，为霸业孜孜以求？

于君：王之所以成为王，不是因为仁义道德，而是君王依仗的地位权势。君王驾驭臣下，靠的是刑赏两大权柄。赏有功，诛有过。但仅做到执法贤明，还不够。春秋战国数不尽的子弑君，臣犯上。君王必须以极端的利益关系，来看待君臣、家庭关系。而法术势，就是其中的手段。

于臣：法家从来不幻想臣子会绝对效忠，它深刻地看到了臣子君王利益的不一致。臣子都有私心，只是君王把私欲控制住罢了。所以，秦国体制下，从来都是不遗余力重用人才，同时又不遗余力制衡权臣。

于民：秦国对待民众，是极为粗暴的驱使。秦国的目的，从来不是经世济民，而是王霸之业。为了提高百姓之间的行政效率，商鞅强行改变秦国风俗，让兄弟分家，增加生产；让乡邻连坐，相互监督。对于百姓而言，帝国只留有一个上升空间，就是军功爵。无功不封爵，帝国的社会等级，全然和战争关联了起来。

于法：法律方面，秦国是有名的严苛繁重。轻罪要重罚，不求公正平等，只是为了法律的震慑；有犯罪动机，纵然无罪也罚，那样就没人再敢作乱。乱世用重典，乱世中的严刑峻法，虽然无情，但却是极为功用实效。

于教：秦国教化，冷漠粗暴，一切以耕战为导向，道德仅仅成了点缀。商君书中，明确声明儒士、纵横家、商人等，是社会的蛀虫。如果他们在秦国得到重用，那百姓就会争先效仿，而不是从事辛苦的耕战。

由此可见，商鞅变革后的秦帝国，已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军国体制。深刻强大、强大得让人恐惧。

3、亢龙有悔：法家体制的崩塌

有多大的破坏，就得有多大的克制。在我们看到秦帝国强盛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个体制背后的巨大风险。法家思想，为了追求效率，让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走向了绝对的利益面。君王既然无义，臣子何必有情？这样的体制，犹如快速运转的机器，极富力量，也极难驾驭。但始皇不怕，他是千古雄主，大权独揽，刚毅明断。赵高纵然有私心，不敢乱为；陈胜、吴广就算那时起义，必然被迅速镇压；始皇时期，六国反抗势力不强烈吗？远比秦二世时还要凶猛：荆轲、高渐离刺杀，博浪沙袭击……始皇雄霸，能稳稳把控住动荡的时局。

在平和稳固的体制下，万历皇帝可以袋政三十年，帝国安稳如常。但对于秦而言，一个飞奔的法家社会，任何差池，都讲以百倍的后果呈现。秦孝公之后，秦惠王、秦昭襄王，秦始皇，个个雄才大略。持有国之利器，能不被利器所伤。再者，战争时期内部压迫矛盾可以转化为外部杀伐；然而，秦二世，已然太平世，而他太年轻，太庸弱，却急欲效仿秦始皇的功业。宠幸宦官、诛杀大臣、将士离心、不理朝政……他把庸主，演绎出了一流水准。帝国的急剧崩塌，变得不可逆转。

三、秦亡汉兴：儒法社会的重建

秦帝国的崩塌，百姓欢呼雀跃。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秦地百姓夹道欢呼，唯恐刘邦不做秦王。汉朝开国后，如何吸取秦国教训，重建社会，就成了汉代思想家萦绕于胸的宏大命题。

肉体和土地的征服，是容易的。但思想的征服，却异常艰难。

1、外儒内法的波折历程

（外儒内法的历程）

历史总是在正反合的波折中缓慢前进，竞争铸就了极端的法家社会，刘邦并非不知道法家社会在行政方面的巨大执行力，但对于久经战乱的百姓而言，休养生息才是最渴望的啊！汉朝开国初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奉行黄老哲学，无为而治。所谓的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息兵生聚，缓和吏治。对外和匈奴和亲，对内重用厚重长者治理乡民。道家追崇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希望摈弃仁义道德，回到返璞归真的社会。这样政治理念，虽然有些理想不切实际，但是在西汉初期，却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政治理念。

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

然而物极必反，经过六十余年的积累，百姓已从战乱中走出。汉帝国开始遇到新的危机，对内财富累积，贪腐滋生；对外匈奴强盛，大军压境。一代有为雄主汉武帝，于是奋然振兴，加强中央集权，连年作战，开疆拓土。名义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武帝一朝本质上就是法家社会的典范，只是相比秦而言，披上了一层儒家薄薄的外衣。司马迁评论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可谓精辟。武帝一朝，重用武将、酷吏，儒生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渐渐占据主流，但依然没有实现儒家社会的政治理想。这样的非理性欲望，在王莽时期达到了巅峰。王莽被当世儒生寄予了重大的政治期望。在新朝，奉天法古，希望实现乌托邦式的儒家社会。他和秦国一样，走了极端。经历了此般大跃进式的跌宕，儒法两条横流开始真正融合。儒生开始研习法律，文吏开始研读经文，两者的界限变得模糊，深谙儒家思想的士人，不再仅仅是博士、学者，渐渐成为掌握政事的士大夫阶层。

2、儒家对社会伦理的重建

（儒家社会伦理关系）

儒家对法家社会的伦理关系进行了几乎全盘的否定。从法制转向德治，并由此重构了君臣、君民、家庭邻里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样的转变，是有社会背景的。商周从宗族社会走来，那个时期的君王、诸侯本是一家，君王诸侯各以嫡长子继承地位。宗法就是国法，君权就是父权。基于这样的血缘亲情产生的礼仪规范，和现在的法律有同样的效用。春秋战国，经济逐步发展，小家庭代替了宗族经济；同时，士卿士禄逐步瓦解，平民之人也能身居高位。在这样的礼崩乐坏大背景下，法家选择了对礼制的极端否定，事实证明，全然不顾礼仪亲情，对当时社会而言过于激进。与法家相对的儒家，并不愚蠢。他们知道全然复古，推行宗族式『亲亲』必然违逆潮流。士大夫和君王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如何建立臣子对君王的效忠？如何在理论上，承认君王地位的合法性？这成为汉代儒生孜孜以求的宏大命题。西汉鸿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东汉白虎观会议所成的《白虎通》，极为精妙地解答了如上两大问题。并借由三纲六纪，构建起的儒家伦理，实行千年。

何为三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君王之上，是天。君王作为天子，抚育万民。君王替天履行养育万民的义务，进而享有合理化的帝王权利。君臣关系，在这里，可以理解成一种拟化的父子关系。子随父，妻随夫之间的孝道，可以推演到臣随君。这在后人看来愚拙的推论，在当时，却奉为圭臬。汉帝国在百姓群臣中，大行孝道，唯孝是举。举荐到帝国中央的能人，必是谨遵三纲六纪之人。百姓之间，不再是督察检举的紧张，而是由来已久的亲情乡俗；君臣之间，不再是赤裸裸的利益，而是忠孝道德。可以说，此般变革，虽然降低了法制效率，却给帝国体制更大的适应性。

在治理民众方面，儒家并不是完全摒弃法制，而是德主刑辅。主要体现在春秋决狱。在处理案件方面，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借此提倡孝道，缓和社会矛盾。罪犯如果动机是好的，可以减轻罪行；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罪行；准许私人为父报仇……这些在法家看来，极其荒谬的决断，在那个时代，未必合理，却是合适的。

总结：汉承秦制，是沿袭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但体制之下的社会伦理，君臣关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纯粹的法家社会，内部压迫，外部杀伐，有很强的行政和军事效率，但极难驾驭，且一定要有雄主在位。所以太平时代，最好缓和内部矛盾，降低帝国运转效率。所幸，汉朝完成了这样的转变。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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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是非常典型的军国。“虎豹之秦”统一六国不是制度最优越，而是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最优越，他是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能力把民力集中起来。统一之后，秦始皇没有改变军国体系，只是改变了目标。从把民力集中起来征服六国变成了把民力集中起来搞各种工程。适应战争的体系不一定能适应和平，实际上通常很不适应和平，这就是秦的问题。

战争状态下，秦消耗自己的民力发动战争，但战利品则来自于被征服者。和平状态下，秦消耗自己的民力各种折腾，而供养包括秦始皇在内的军国上层的“战利品”没有了，同样来自人民。情况变成战争结束了，负担却更重了的反差状态，这就造成民怨鼎沸。周分崩已久，六国的本国意识已经很强烈，作为亡国者他们对秦本身就仇视，六国王族很容易利用这些新仇旧恨坐等其变。秦始皇之后只要是庸主，秦就危险，何况二世连庸主都不够格。

再说汉，汉在短暂的战争后很聪明的采取了息民政策。文景对匈奴坚定不移装孙子是汉朝持久的关键，休养政策平息民怨用时间冲淡了六国国家意识培养了汉人意识，这个阶段没有出汉武帝是万幸。汉武帝虽然终于出了，还折腾了很多年，但是昭帝又回到了休养政策。一张一弛，汉朝始终处于不出格的状态。

另外，汉朝有个优势是取代了被六国深恨的秦和又被秦人深恨的项羽，扮演个业界良心七国灯塔的角色，雄踞道德制高点不容易拉仇恨。刘邦虽是楚人却不强调楚国（与其平民出身有关）对化解周时期诸侯本国影响力也开了个好头，如果是大楚沙文主义的项羽得了天下恐怕就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