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因为南京大屠杀而指责唐生智？ 第1页

先说一个观点，我觉得讨论抗战具体细节时候应该就事论事，不能先定性是黑国还是黑共。

具体到唐生智，说没人指责他是不对的。唐此后至今一直没有不被黑过，从南京沦陷后就有人提出该枪毙他，后来时不时有人拿这个说事。49之后，也断断续续有人提这个。到如今网络开放后，还有人那这个批判他。所以，充其量只能说指责唐一直不太激烈，不能说没人指责。

至于指责唐不激烈的原因，主要以下几点：

1.南京之战是必败的战争。淞沪战役失败以及此后的大溃退，使得南京已经不可能守得住了。这个道理当时人明白，现在只要不是脑子不够使的人也明白。如果不是因为南京是国都，估计很可能直接坚壁清野，烧了就撤退。硬是顾及到影响问题，所以勉强打这场“政治仗”。这种情况下，这场失败唐生智本身责任不大。

2.唐生智无法有效组织守军。唐终究只是一个丧失了兵权的老军阀而已，守南京的主力是中央军。虽说从淞沪会战开始，因为国难当头，各路人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诚合作态度，也确实在淞沪战场上基本实现了统一调配。但是，一来长期内战留给心理的芥蒂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失；二来淞沪战场的合作方式更多是地方军作为补充兵员为战斗能力更强的中央军做填补，这个填补过程中除了桂系（毕竟桂系战斗力和中央军差不多，其余明显有差距），其余地方军大都是打散编制做兵员补充，如今反过来，让军事能力早就落伍的老军阀指挥最精锐的中央军，肯定效果不佳。所以，基于这种将帅关系，唐生智无法组织好有效防守并不该负太多责任。

3.日军后来的残暴屠杀改变了此次战斗的性质。本来南京保卫战是一次正常状态下的战斗，胜负已决，就应该结束。但这个事件真正让后人无法忘记的并不是南京沦陷，而是随后的南京大屠杀。日军的大屠杀并不是在当时可以准确预料的，因为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平民屠杀，是严重违背最基本人道主义的行为，这种行为使得本来正常的一次战役改变了性质，而这也不是唐生智本人可以预料到的。

但是，个人看法，唐还是值得指责的。因为在这一事件中，他还是存在失误。

1.战斗组织还是太糟糕。上面说了，组织不好的责任不能都给他，但不是说他一点责任没有。整个南京保卫战，打的异常糟糕，完全缺乏有效防御和战败后的有效撤退，从头到尾都是一锅粥的感觉，让有生力量白白损失。唐作为军事长官，责任不能完全撇清。

2.事先没有对平民做有效疏散。事先为了稳定军心，唐非但没有对平民做有效疏散，反而禁止其逃亡，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后来南京大屠杀如此巨大的伤亡。纵然想不到日军后来会如此野蛮的屠杀，也该知道兵荒马乱下平民是何等危险。而将平民放在这种危险位置上，唐确实负有责任。

3.唐未能做到殉国。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南京保卫战绝无胜算，军事上输掉这一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南京保卫战的政治意义是巨大的，作为国都抗战，要给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一个交待。所以，承担这个任务就注定无比艰辛。在部署时候，唐生智是自告奋勇承担这一任务的，这并不是蒋介石硬压下来的安排，因为唐并不是蒋的嫡系，以前甚至对头过，硬压这种事，万一人家不愿背黑锅，蒋自己就难堪了。从唐主动接下保卫南京的任务到战斗部署时候他的话语和安排，应该能看出，他之所以如此做，关键在于邀名。因为，作为一个原本影响力就有限还失去了军队的军阀，唐后半生基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南京保卫战这个一般人不愿接的烫手山芋，可能是唐政治生涯上最后一个机会了。在当时来看，如果唐不接手此任务，很可能就是庸庸碌碌的后半生，留在史册上的也是那个混战时代一个小军阀而已；但如果担当了保卫首都这个重任且壮烈殉国的话，估计很长时间内甚至史册上也会作为第一民族英雄留名（打赢更有名，但谁都知道不可能）。对于这个档次的政治人物来说，许多时候，至少是在谋划阶段，往往会将青史上的名声放在生命之上的。或许在承担这个任务的时候，唐确实想做史可法，前半程也确实如此，延续下去唐成为史可法第二也说不准。可惜，临事方知一死难！最后时刻，保命的欲望战胜了邀名的信念。于是，唐逃走了，留下几十万军人和百姓进入人间地狱。这前后不一的行为，不仅是唐本人的形象不仅没能提升反而更被人们批判嘲笑，而且也没能给全国人民一个振奋人心、虽败犹荣的答复，使得军事失败的同时，这场政治仗也完全失败。这一点，是唐无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基于这个再去黑老蒋，就真没意义了。南京保卫战不可能成功，但不能不守，就必须留下来人防守。这是给整个战局背锅而不是给老蒋背锅，因为总不能让老蒋留下来亲自守城吧？至于前期淞沪的失败和之后的溃退，老蒋作为最高统帅，自然有其责任。但我不觉得这个是太大黑点。因为老蒋确实整修备战多年，但这个备战不是日本那种随时可以调用全国力量来做的。中国之前长期军阀混战，蒋的有效控制区域不过东南一带，在整体经济和军事实力远逊于日本的情况下，一面多方混战一面搞的备战，能指望效果该有多么上佳？淞沪失败后的溃退确实因为多年经营的优秀军官和兵员大量伤亡导致无法组织，但这是站在事后诸葛亮角度说的话。就当时而言，日本最初出兵时候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如果能全力抗战，像一二八事变时候一样，主战场侥幸惨胜，是完全有可能像上次一样制止住日本野心的。这种情况下，难道蒋一开始就能预料到八年抗战，然后在上海搞敦刻尔克大撤退保存有生力量？更何况，当时中国部队是多方军阀组成，彼此之间并不信任，蒋只有真正将自己最精锐的部队投入进去，才能显示抗战的决心，也让地方军放心自己不会被借刀杀人。事实上，也正是此战显示决心，此后的抗战中，大部分地方部队才能迅速团结起来，桂军、川军、晋军、西北军等长期没有得到整合的部队此后没有选择保存实力，而是参与到浴血奋战中。如果蒋在上海不是把自己当眼珠子的中央军精锐往尸山血海中投，你能指望之后这些打了十来年的对头们能信任老蒋，团结对外？

1、南京保卫战同南京大屠杀有没有因果关系？

答案是没有。

2、南京大屠杀是否必然会发生？

答案是必然。淞沪国军激烈的抵抗极大地激发了日军的兽性，从上海到南京的路上，大屠杀已经开始。马尼拉美军不战而撤，划为”不设防城市“，之后也是大屠杀。

这两个说完了，其实答案已经出来：唐生智又没有同日军勾结屠杀兵士百姓，有啥责任。

南京大屠杀是倭寇的兽性和罪行，和卫国将领无关，就如同“三光”同八路无关一样，我们没有必要检讨受害者。

3、南京保卫战应不应该打？

只算军事帐这个必败之仗自然可以不打，但是站在蒋公这个最高统帅的角度必须打。试想一下，如果国府也学美军 把南京划为“不设防城市“，之后发生如此大屠杀，所有只算军事帐的自然是没事，不抵抗导致大屠杀的锅蒋公必须得背。就比如这个问题下的不少答案，唐生智抵抗不利都被指责，要是国府不抵抗导致大屠杀，锅大百倍不止。

4、唐是不是如李宗仁所说为了抓兵权独唱异调

唐在南京被黑得那么惨，李宗仁的回忆录功不可没，按李的说法是这样的：

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我便向唐生智跷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我们遂互道珍重而别。
会议的翌日（十一月十二日）我便搭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

李宗仁讲的故事很有三国范，唐、蒋的表现就像是蒋干忽悠曹操的翻版。其实就是在这个故事里，李推断唐是“静极思动”也没有任何依据，只是李按自己三观的推测而已，所谓“仁者见仁，淫者见淫”。

然而很可惜的是，李宗仁这个故事是他自己杜撰的，因为李并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决策有关会议，而且实际上，会议一共有三次，唐是第二次被扩大参加的。

根据刘斐的回忆，南京保卫战三次会议过程如下：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十一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等几个人参加。
…………蒋介石……说南京是国际观瞻 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 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的十五六日，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
……蒋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白崇禧的回忆只谈了第三次会议，如下：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蒋委员长曾经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人。委员长在会场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防守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甫由淞沪战场撤下，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敝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的最大原因。

宋希濂回忆的情况如下：

我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先后会见了唐白崇禧、张群、王俊（第一部次长）、钱大钧（蒋之侍从室主任）、萧自诚（蒋之秘书）等人，大体了解到关于守卫南京的会议经过及计划。 自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之后，“守不守南京”成为当时军事上的中心问题。蒋介石于十七、十八两日曾三次遨集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刘斐、谷正伦等人开会。
……由于意见分歧，在头两次会议上未作出决定。到十八日晚最后的一次会议，蒋介石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听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应较十二个团的兵力酌量增加。”随着蒋介石就问：“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奂定，大家看谁来负责好？”当时都没有人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唐生智自告奋勇说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荀安。如果委员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负此责。

唐生智本人的回忆如下：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做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
第二天，蒋又找我去。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到了复廓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谁知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时，就一气退过了宣城、广德，而敌人也跟着到了宣城、广德，另一支直趋芜湖了）。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我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守南京的任务。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宋走了以后，好几个高级幕僚都围着我来谈话。我记得有一个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欧阳起莘（湘乡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湖南骡子。”我说：“骡子也是人所需要的。”于是一笑而散。
…… 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当时，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上海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不惜调动大量部队在上海拼，我是不赞成的。蒋曾说过：“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我对这句话很有反感。事后回溯，他是希望德国出来缓和局面的。

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回忆：

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我率教导总队一部撤回南京，继续参加保卫南京的战斗。桂永清在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对我和胡启儒、邱清泉说：“在会上，校长问大家谁愿担任守卫首都的总指挥时，连问三四次，都无人做声。后来由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

其实这几篇文献已经把过程说清楚了。11月中旬（可能在12、13日）蒋公第一次召集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刘斐讨论南京保卫战问题，蒋公主张守，白、刘主张不守或者应付了事，何、徐没有明确表态。11月17日蒋公第二次召集会议，扩大了唐生智、王俊，谷正伦参加，唐支持蒋公守的意见，白、刘坚持原意，其他人没有明确表态。然而唐虽然主张守，却认为规格由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就可以了，这一点同蒋公设想不符，蒋公再次修会。18日一整天，蒋公找唐沟通，希望由唐来守，在唐应允后，18日晚蒋公第三次召集会议，先明确表态就是要守，然后让大家讨论人选，在一片寂静后，唐立正表态愿守。

而没有一个参会者或者知情人回忆李宗仁参加了会议，尤其是刘斐、白崇禧，以他们同李宗仁的关系，没有理由独忘德公。另外，李是11月12日去的徐州，有唐参加的后两次会议可以肯定是17、18日召开的，李也没有可能参加。

至于蒋公什么一定要让唐来守，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如前所述，只算军事帐这个必败之仗自然可以不打，但是站在蒋公这个最高统帅的角度必须打。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久疏战阵、且正病中的唐生智呢？

既然是必输的政治仗，主官最重要的就是资历了，派个小辈一看就是玩假的，这个锅一般人还真没资格背。以当时论，有资格出任的只有北伐军兴时的八个军长（尤其是一、二、四、七、八五个主力军军长）和二期北伐时的四个集团军总司令。也就是这些人： 北伐军兴的八个军长：

第一军（共19团） 军长何应钦

第二军（共12团） 军长谭延闿（1930年去世）

第三军（共8团2营） 军长朱培德（1937年2月去世）

第四军（13团2营） 军长兼北伐军总参谋长 李济深（留守广州并未参加北伐）

第五军（8团1营） 军长李福林（留守广州并未参加北伐）

第六军（9团2营） 军长程潜

第七军（18团2营） 军长李宗仁

第八军（17团+） 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 唐生智

二期北伐的四个集团军总司令：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冯玉祥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阎锡山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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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刨去已经去世的和李福林，有资格守南京的，第一档是蒋介石，第二档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唐生智、何应钦，候补是程潜和李济深。

其次，既然是必败之战，有重要职务的人不适合担任，因为牺牲风险很高，侥幸逃生背负南京丢失的责任肯定也是要下台的，且于名望打击很大。按这排除，蒋公为最高统帅，阎锡山、李宗仁、何应钦都有实际实力也肩负重任，不适合折损；冯玉祥是老江湖了 ，这种跳坑的事肯定是不干的，且之前在淞沪冯玉祥已经无法指挥动部队。这几个一排除，第二档里最合适的就只有唐生智了。程潜、李济深资格上有瑕疵（程潜不是主力军，李济深未参加北伐），军事能力更远在唐之下。

所以蒋公才会坚决反对唐提出的“由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的方案，并且亲自出面，对唐说出：“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的话。

5、唐拒绝疏散百姓的真相

唐开始主持南京保卫战工作是11月20日（正式命令下达是11月24日），而南京在英勇抵抗5天后沦陷，时间是12月13日。也就是说，唐一共就干了20天出头，且上任时日军已经逼近城下，这时能够维持军队士气和城内基本秩序已经不易，根本没有组织疏散百姓的时间和空间。而所谓“拒绝疏散百姓”指的是唐生智于12月初日军兵临城下后发布的所有人员未经许可只许进、不许出的命令，这离南京沦陷就更没有几天了。

所以是否应该组织疏散百姓应当回到南京保卫战是否应该打的问题上，如果要打，自然就不会再疏散百姓。不过即使不打，以民国的组织能力，能保证政府机构在11月底撤退就不错了，在放弃首都的情况下，南京城必然一片混乱，究竟能多出来几个人，这些人能走多远未可知，不过日军肯定会早10天以上进城，事实上也不会有什么区别。

另外，唐上任前，南京城里有条件的居民看到国民政府搬迁武汉，已经开始撤离，战前人口已不足40万。

时任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一团副官韩时忱回忆：

11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早已迁往武汉。国民党各级官员、富商大贾，也早已撤退。留下来的人，除了有战斗任务的军事人员外，老弱妇女居多。

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谭道平回忆：

从十一月下旬起，大部分比较有钱的人都纷纷迁离南京，一部分趋向安徽再向内地移动，一部分过江到浦口，沿津浦线北逃；到十二月初，城里已异常寂静。

而唐上任后，也没有立刻锁城。时任首都电话局“军话专线台”话务领班的王正元回忆如下：

十一月底以前，南京的轮船票就很难买了。自南京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后，逃难者蜂拥逃离南京，一张船票比原值高出四五倍。辗转过手的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数倍。由于轮船都是停泊在江心，不敢靠岸，即使买到票的，也必须雇小木船登轮，而小木船也是漫天要价。小船挤满了人和行李，江面上，落水呼救时见，舍命夺船迭闻。

6、沉船和独留一叶小舟的谣言

唐生智从未沉过船，只是要求各部将船只统一交管，此外渡口船只如无命令不得擅自载兵撤离。而所谓“沉船”，可能是把8月11、12日江阴要塞沉舰封江套过来的。不过江阴要塞沉舰封江似乎并无大的效果，如果有些船只能够留到南京保卫战的撤退，结局或许会有很大不同。

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谭道平回忆：

唐生智深怕我们部队和职员要逃命过江，所以下令把南京通浦口的船只，一起交第三十六师看管，长官部也没有留下一条船只。唐生智同时下令，擅自过江者以军法从事。

唐集中船只的命令，在12月9日。

根据宋希濂的回忆，12月9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要旨如下：

一、敌军已迫近南京，我军日下占领的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线。各部队官兵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同守，决不许轻弃寸土，动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二、各军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负责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准以武力制止。

根据谭道平回忆，该命令执行并不彻底：

唐生智置之不理，他下令各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擅自撤退者即按连坐法严惩。并派宋希濂部负责沿江警戒，禁止任何部队渡江。又令各部队将自己控制的渡江船只统交宋希濂接受，不得扣留。命令下达后，实际上有不少部队的船只并未交出，其中以徐源泉部扣留的为多。

根据宋希濂的回忆，12月12日突围时，下关集中掌握的船只如下：

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轮（最大的只有一百多匹马力）和约二百只民船。

那么，有没有船只被调走了呢？有的。宋希濂回忆：

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每次可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约需时四十五分钟。那时下午五时就天黑了，早晨要到七时才天亮，即夜间有整整十四个小时可以航行（因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不敢开行）。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至少可以运送三万人过江，但是他们却让这两艘渡轮开往汉口去了。

注意宋的用词，“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并没有说是唐生智下令调离这两艘渡轮，似乎意指是有更高层下令调离，而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未能阻挡。

这个和时任第十六军团司令部中校参谋王晏清回忆的一个故事结合起来看，就有一番味道了：

十四日我到了滁县，罗卓英也到了，我随他到醉翁亭开会，不久唐生智也来了，大家刚一坐下来，唐生智就叹了一口气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又说：“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他叫把运输司令周鏊山找来，唐一见周就把桌子一拍，桌上的茶杯都跳起来了，大声喝道：“你干什么的！你把我的几千伤兵都丢在江那边被日本人杀了！”周鳌山吓得不敢讲话，支支吾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情况变得太快了，我有什么办法？”唐生智又喝道：“枪毙你！”周鳌山呆若木鸡，后来低着头走了。

那么唐及长官部撤退的船是什么来历呢？按谭道平回忆是这样的：

原先在卫戍战发动时，唐生智为防止守城官兵私自渡江起见，把所有的船只交第三十六师看管，不准留有一船，违令即以军法论处。十二月七日，江阴江防司令部装运一部分人员和军用品开到江宁要塞外面的乌龙山，停留在封锁线外，后来周斓参谋长坚持把这艘船暂时取来，所以由我通知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由小筏引港进入，停泊煤炭港，此次卫戍长官部人员得以逃生，全仗这艘船。

唐要求船只集中管理，任何人不得违令偷渡，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命令没有被有效执行，各部均私下扣有若干船只，这为最后各部官长不遵照命令进行正面突围，而是丢下部队飞奔下关埋下伏笔。

7、唐生智在保卫战期间表现如何

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谭道平回忆：

十二月八月晚上十一时左右，唐生智公馆遭到日机轰炸，玻璃震得粉碎，桌上物品在空中乱飞。接着，日机又接连地飞来我们附近侦察。我当即报告唐生智，我们办公地点给日机发觉了。唐生智说：“我不能为日本的几颗炸弹搬走这屋子。如嫌办公狭窄，你们可以迁移到铁道部地下室去办公。我不能离开这里，罗（卓英）、刘（兴）两位副长官和我留在此地好了。”这时，日军的炮火和枪声已经停止，天也快亮了。第二天，我们就遵照他的命令迁入铁道部地下室办公。

8、唐生智是否连撤退计划都没有，不下命令自己先跑

按蒋公日记，蒋公12月11日在三峡去重庆的船上，同陈布雷一起商定了给南京唐生智的撤城令，并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电话转告唐，并要唐当天先行过江。唐拒绝立即过江，于当晚组织制订撤退方案，并于12日下午5时召集各军师长开会布置，然后总部与各部分头行动撤离。所以唐并无先跑的问题，而且比长官部官兵晚上船1小时，又为了等人唐命令再延后一小时开船（不过船上有不少人差点连唐都不等）。不过相当部队的军师长在会后并未按撤退方案执行，甚至部队都不回，好的还打个电话，不好的电话都不打，直奔下关（按照撤退计划，大部分部队应当正面突围，而不是退往下关）。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之前集中船只命令并未彻底执行，各部均有私藏船只的缘故。另外，在唐收到蒋公的撤城令并组织制定撤退方案的时候，国军一贯的保密水准使得消息已经外露。这也是12日局面迅速恶化的原因。一线部队发现长官已跑，不由自主也无秩序涌向下关，导致一路上因践踏死伤惨烈。

应该说，且不论两艘渡轮已经调往武汉，下关运输能力不足，就是渡轮在，这么多部队一起拥向下关，也绝无可能有良好的撤退秩序。现实中去下关路上，也因践踏死伤惨烈。所以唐一晚上拿出来的“正面突围”撤退方案，其实是当下最好的撤退计划，无奈相当的军师长抛弃部队跑路，违令逃跑。坚持正面突围的广东部队，反而损失不多，也可以佐证这一点。这也最终导致了南京保卫战最后虽然死伤惨烈，高级将领全部安全撤退的耻辱。

唐本人回忆如下：

十二月十日中午（按，唐回忆有误，当为11日），我接到顾祝同打来的电话，他转来蒋介石关于撤退的命令，要我渡江向津浦路撤退，军队相机突围，接到电话时是中午十二时，顾祝同对我说：“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我说：“前线如此紧急，被突破的地方很多，如何撤退？”顾说：“你今晚务必撤退过江。”我说：“有许多事情应该与各部队长交代清楚，才能撤退。不然，以后责任，由谁来负？”他说：“你留个参谋长交代一下就行了，今晚赶快过江吧！”我说：“那不行，最早也要到明晚才能撤退。我不能只顾一人的死活，不顾军队。”他说：“敌人已到六合，情况非常紧急。”我仍说：“今晚要我过江是不行的。”于是，就在当晚研究撤退部署。
次日一早（按，唐回忆有误，当为12日下午5时），就召集总司令、军、师长开会，我先将蒋的命令宣读一遍，再将撤退部署每人发一张（用油印印好的）。对于各部队的撤退时间、先后、路线都有详细规定。除了广东的两个军（邓龙光和叶肇部）按计划突围，宋希濂部遵照命令由浦口撤退以外，其他部队都没有按照命令实行。
我回到汉口，见到了蒋介石，送了一份南京战役概要．我说：“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但以后，蒋也没有置议。我在这一段期间内，养了很久的病。

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谭道平回忆：

十二日凌晨二时，廖肯参谋处长急急地来喊我： “我们赶快到唐公馆里去吧！” “什么事？”我问。 “不要问，到那里你自会知道的！”
我随廖参谋处长到唐公馆时，天尚未明。副长官罗卓英、刘兴，参谋长周斓都在那里，唐生智看到我们进来，严肃地说： “现在城已被击破，无法守卫了，委员长已有命令，叫我们撤退，你们赶快去准备撤退命令吧！” 我即随廖处长起草撤退令。一同参加的还有随罗卓英来的林维周副处长。
…… 当日下午四时，在极度危急中，唐生智召集罗卓英、刘兴、周斓、佘念慈及师长以上各将领在唐公馆开会，这是南京卫戍战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唐生智首先宣布说：“……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少数敌人业已冲入城内，在各位看来，尚有把握再行守卫否？” 大家都彼此面面相觑，空气冷寂到使人寒战，至是，他向大家公布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文：“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同时，把撤退命令、突围计划以及集结地点，分别作了指示。
到会将领都默不作声。不能言说的静寂刺激着每个人的感情，大家沉浸在悲愤的深渊里。 在这样的气氛下，唐生智又说：“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结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区无限地延展，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各部队应指出统率的长官，如其因为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
…… 当时，日军也有一部分在江浦县境内渡江，所以隔江枪声很密，我和李仲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在枪声中向煤炭港匍匐前进，终于到达了海军码头，那里有江宁要塞司令部特务连驻守，停留着一只船。我们登船后，见船里已有三四百人，都是长官部的官兵，可是却不见唐生智、罗卓英和佘念慈。许多人主张立即开船，我尽力阻止他们，一定要等唐生智他们来后再开。等待了一小时以后，果然唐生智由南京警备司令部一个副官陪同着来了，一会儿罗卓英和刘兴也来了，佘念慈和廖肯却还没有来。唐生智命令又等待一个小时，后恐误了渡船的计划，所以只得下令开船。

宋希濂回忆如下：

卫戍司令长官部认为情况异常严重，战局难以挽救，遂于下午五时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首先由唐生智简要地说明战况，并提出分路突围的计划，征求各主官的意见，大家均无异议。于是长官部参谋长周斓以印刷好了的命令发给每人一份，会议只历时二十分钟就散了。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第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得继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地区——突围。但除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敌军，穿过其间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间在挹江门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

时任教导总队总队部参谋处第一课作战参谋的刘庸诚回忆如下：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长官部召集的守城各部军师长开会，下达总撤退命令。会议结束后，各军、师长仓皇地各返指挥所。这时消息早已泄露于外，除教导总队和各部第一线战士还不知道外，其他消息灵通的各军师的后勤人员旱已焚烧文件、物资，收拾起自己的紧要东西，奔向下关。

此外，宋希濂回忆，在最后决定撤退的会议前，某些听到风声的部队（没错，就是永远跑得掉的孙元良）已经违令先动：

十二日，……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率所部两千余人向下关方面退却，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当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十二日敌军猛攻中华门，这一地区落的炮弹颇多，许多房屋被毁，遂使这一带的居民发生恐慌，纷纷趋往安全区。当其奔走逃难之时，更高呼亲友，告以日军已冲人城内。而第八十八师及一些高射炮队等亦加入退却。至是，自中山东路起通往下关江边之马路上，拥挤不堪，纷纷争先，梗塞于途。亦有急于奔逃，而将各物抛弃途中者。逃难中的居民及一部分散兵，亦有迁入难民区者。总之，十二日下午形成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9、尾声：违令逃跑的军师长们集体甩锅唐生智及结果

南京沦陷后，由于大屠杀的发生，蒋公急于找人背锅，这时，一票违令撤退的军师长，异口同声甩锅唐生智，说唐没有发布撤退命令，没有指定撤退计划，导致撤退混乱。最后还是按命令组织撤退的邓龙光拿出了唐当时的撤退命令和撤退计划，给唐解了围，而有意思的是，邓在撤退途中，差点把唐的突围命令焚毁。

时任第八十三军军部参谋处处长的刘绍武回忆：

本来邓龙光在龙都化装时，就想将名片和唐生智的突围命令焚毁了的。我对他说：现在还不是消灭军人痕迹的时候，以后可能还有用处。
……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昌珞珈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会上不少尝过南京逃难风险的“将军们”都说唐生智放弃南京，没有下达命令，弃城逃走，酿成惨重的牺牲，唐生智应负完全责任。据邓龙光对我说，当时蒋介石很冒火，言不由衷地说了很多话，还要组织军事法庭审判，邓龙光过意不去，由怀中取出唐生智撤离南京前给他的油印的撤退、突围命令，给唐生智解了围。同年的二月间，叶肇、黄植南先后回到广州，叶肇在中山纪念堂曾报告了他被俘脱险的经过。

附：唐生智拟定的撤退命令和方案

全靠日本鬼子衬托。

丢南京可以骂唐生智，大屠杀只能骂日本人。1949年国民政府又把南京“丢”了，请问又屠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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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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