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给结论:并不是。
中华文明并不是早熟的,中华文明的上层建筑是匹配生产力水平的,并没有什么超前发展那么一回事。认为中华文明早熟,无非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语境下,强行认为中华文明从很早就已经僵化死亡,强行来一波发展早于是调头难的解释而已。
中华文明近代的转型也算不上什么很困难,真正在内在上转型特别困难的东南亚、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和最为老大难的黑非洲,很多人根本不想去讨论。
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早熟,无非是认定,中华文明很早就进化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形态,然后就卡在那一千多年没有多少进步。思来想去,他们想不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在近代全盘西化并彻底否定自身的主流思潮影响下,不假思索地就简单粗暴把锅直接甩给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后的主流意识形态——被装进了无数其他诸子百家内容的大杂烩型儒家。
然而,事实上,中国近代转型出现不小波折的原因并不在上层建筑,而在经济基础领域。
很多人谈转型的难度,一扯起来就是大段的纯意识形态分析,根本没有深思意识形态背后。意识形态内容本身,说白了核心内容无非是利益诉求,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背后自然是支持这种利益表达的强势利益集团。
中华文明从大一统到近代遇到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地理环境和人口条件限制下,经济运行模式转变难度有点大,原因说得简单点,就是农业内卷化,仅此而已。
可开发土地开发相对饱和之后,为了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就必然要加大在原有土地上的投入。而因人口过多土地相对不足产生的内卷环境下,土地的生产经营必然是碎块化的,单个小土地生产经营者基本是无力增加资本技术投入的,这个加大的投入,必然是单纯地增加劳动力投入,属于典型的单一劳动密集型的集约化农业发展道路。土地产出,任何时代都是有其天花板的,在缺乏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前提下,这个天花板的高度自然就更低。在这样内卷的农业发展趋势下,单位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在土地开发饱和后,是必然因为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而不断下降的。而土地生产者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他消耗的产出降低程度是有极限的,这么一来,单位生产者吃掉的产出降低到一定程度就降无可降,而其生产效率却越来越低,后果自然是整个社会农业产品的商品化率降低,作为一个农业国,这也同时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占比下降。
农业的内卷,造就的是一个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发展到中期土地饱和后,在整个国家层面上,旧地主阶级力量相对新兴工商业阶级力量是不降反增的局面。
同时,农业内卷伴随的一定是人口爆炸,过于廉价的人力,还会逆向淘汰水力机械,把机械工业文明掐死在娘胎里。
人口爆炸,作为农业国,手工业那点进步抵消不了农业生产效率下降,总体上整个国家生产的总量在增加,但追不上人口暴涨的速度,自然会陷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没有士绅权贵掏空国家税赋徭役根基,这个国家也必然会最终完蛋,重复治乱循环。
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长不大,原因就在于此了。
儒家成为主流,是被生产力条件决定的,绝非儒家思想这类上层建筑领域的内容有能力决定生产力水平。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进步思想,晚明泰州学派已经进步到有人在玩类似原始空想社会主义的玩意,但阶级力量对比在那里,泰州学派再怎么折腾也必然只是小众。
一种进步思想能成为主流,本身就已经是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兴阶级相对已经足够强大的体现,进步思想从来都不是社会剧变的原因。
而近代中国革命的成功,深层次原因无非是殖民主义经济侵略摧毁了小农经济,重创了整个旧地主阶级,暂时彻底埋葬了旧意识形态存在的基础,让没有那么强大的新兴阶级暂时取得了胜利。
新中国的成功,无非是新意识形态指导下 ,依靠组织度优势击溃了帝国主义代言人,并依靠外力飞速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让近现代大工业在经济占比上直接压倒了小农经济,即便维持了小农经济的存在,旧意识形态在建国以来的高压统治时期结束后力量上也没法战胜新兴工商业集团,或许还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但已经不再有成为主流思潮的可能。
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农业严重内卷的现实都没有根本上的改观,遑论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