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杀一个人可以挽救一万个人的生命，那么他应该被杀嘛？ 第1页

这个问题下，基本都是在欧洲学术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没有见到以中国本土学术为基础进行讨论的。在这里我抛砖引玉，以诸子百家的学说为基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杀一人而救万人，可以吗？

一，墨家

墨家是对这个问题有直接讨论。在《大取》一篇中，一些段落讨论了在利害冲突之中应该如何抉择的问题。不过由于两千年来不受重视，少人校雠，《墨子》中有些段落实在不好理解。

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中国古人的基本观点是，如《尸子》所言，“圣人权福则取重，权祸则取轻”。在好处中取好处大的，在坏处中取坏处小的。《墨子》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什么叫“利（福）”和“害”。利是“所未有而取焉”，本来没有又新获得的，是利；害是“既有而弃焉”，已经有但不得不放弃的，是害。在此基础上，墨家的观点是，利中取大，非不得已；害中取小，是不得已。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杀一人而救万人，墨家不会反对。但如果不是不得已的情况，即使利益巨大，杀一人也不行。在墨子的《兼爱》篇，说每个人应该爱每个人，在《非攻》篇中，说“杀一人为不义”，即使是侵略战争可使祖国得利而杀人也是不义。这些都可以证明墨家并不赞成“为利而杀人”。

那么在不得已而为之时，杀人就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吗？

于事为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求。求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

也没有，就是不得已罢了。

其实对“杀一人救万人”墨家是有直接讨论的。墨家的说法是“杀一人而存天下”。但文字错讹，实在难以理解，放出来大家自己看。

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

其中“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人以利天下”，到底该怎么理解。我这里提供两个思路。

• 杀人以存天下不会导致杀人以利天下。
• 杀人以存天下和杀人以利天下，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孟子曾经评论墨家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杀别人利天下，行不行不一定，但杀自己而利天下肯定不会迟疑。

二，兵家

兵家的观点相当功利，只以结果论英雄。

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
——《尉缭子》

兵凶战危，但凡有利于胜利的，那么即使杀人也无妨。只要所得大于所失，即可。这种思想指导下，曹阿瞒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所以他也会在缺粮的时候，借粮官人头一用以平息众怒，所谓“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

三，儒家

儒家流派太多，我只说一下孟子。首先孟子明确反对为利益而杀人。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然而这只是墨家所谓“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的情况，如果是“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孟子没有就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

但孟子却回答过另一个两难问题：爸爸杀了人，该怎么办？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舜身为国家领导人，舜父杀了人，舜该怎么办？既不能枉法判爸爸无罪，又不能违背父子天性抓爸爸抵罪，于是只能和爸爸一起跑了。在国法人情之间求一个平衡。朱熹在这里注释说，“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尝言舜视天下犹草芥，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与此意互相发。此章言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为尊；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为大。盖其所以为心者，莫非天理之极，人伦之至。学者察此而有得焉，则不待较计论量，而天下无难处之事矣。”说了一堆也没说出来该怎么处理，只是强调，大家自己琢磨自己想吧。和稀泥的本事一流。

这或许就是儒家的中庸思想。很多事情难以分出对错，每个人眼中的正义都是不同的，没有一种统一而万全的方案处理所有命题。

如果套用孟子上面的思路，面对“杀一人而救万人”的道德困境，孟子会怎么回答呢？

或曰：杀一人而救万人，可乎？
孟子曰：可也。
然则杀无辜与？
曰：生之者多矣。我不能不杀一人，故与之俱死。

瞎猜一下，孟子或许会说，既然不得不杀一人，那我也和他一起死好了。不过儒家嘴炮比较多，要是豫让田横这样的人说“与之俱死”那肯定是真的。儒家就不一定了。。。“与之俱死”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

四，法家

法家推崇重刑主义，注重法治，主张以法律治国。如果要他们回答“杀一救万”这个问题，我估计他们会说：设重赏以劝死，重刑以惩生。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上。
是故興國罰行則民親，賞行則民利。
——商君书

在法家的观念中，人怕死是因为赏不够重，只要重赏则民争死。如果有了民争死的社会氛围和制度保障，还会在“杀一救万”的问题上有所迟疑吗？

五，杨朱

这位的观点不用多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自己拔一毛都不愿意，推己及人，别人也不会愿意。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隐隐和亚当斯密之论说相应和。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列子

在这种理论，很难相信杨朱会同意“杀一人而救万人”，因为损一毫而利人尚且不为，何况杀人呢。杨朱的观点之一是“贵己全生”，这个观点可以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观点相对照，共同点都是强调人的价值，不同点嘛……我就不知道了。

上面是就五个比较出名的学派，参考他们的逻辑给出的回答。至于更多其他学派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

1967年，菲利帕·福特发表的《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中，首次提到了“电车难题”。这个思想实验，可以追溯到伯纳德·威廉姆斯提出的枪决原住民问题：假设一个植物学家，有天到一个独裁国家游玩。当地独裁者逮捕了20名无辜的印地安人，以涉嫌叛乱，全部判处死刑。但是这个独裁者提出一个建议，身为客人，如果这个植物学家亲手枪决其中一个印地安人，其他19个人就可以因此被释放。这个植物学家是否应该亲自枪决一位，以拯救其余19人，还是拒绝动手，坐视这20个人都被枪决？

这个问题后来又经过了诸多修改，比如“你站在天桥上，看到有一台刹车损坏的电车。在轨道前方，有五个正在工作的人，他们不知道电车向他们冲来。一个体重很重的路人，正站在你身边，你发现他的巨大体形与重量，正好可以挡住电车，让电车出轨，不致于撞上那五个工人。你是否应该动手，把这个很胖的路人从天桥上推落，以拯救另外五个工人，还是应该坐视电车撞上那五个工人？”

还有一些修改版本，这里就不列举了。其实所有的修改版本目的都是为了突出某方面的意思。比如原始版本之中的植物学家面临这一个必须选择的问题，而天桥版本则变成了“选择杀人”或“不作为”。这种修改版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那个死亡的人是来自你的选择。意思就是突出你为为了救人，你就必须得杀人，不救人就不用杀人。

这个难题为什么难解呢？其实因为它内部有道德陷阱，无论你选择什么，总是会有人来责怪你为什么害人。

但这个问题只能难住政治小白，对于看懂了政治书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问题。不过可惜的是，政治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学问，真正能政治入门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电车难题该如何解决，他们总是引用别人的观点，但是每种观点其实都是有缺陷的。

比如放着不管，让电车去撞死多数人的观点。无论他说再多理由，你只需要加一个条件就可以把他所有的理由击破，那就是，如果你不管，电车会撞死所有人，包括隔壁轨道上的那个人，那么你管不管？如果这都不管，那还要人来干什么？人类岂不是连动物都不如？动物好歹也知道饿了要杀死其他动物吃肉，遇到灾祸也知道躲避吧。这样的人可以说已经失去了人性，变成了非人。

比如说选择救多数人，也可以通过简单的修改来反驳你。比如说死的那个胖子是你的亲人，或者就是你本人，那么你选择杀死他一个人，还是杀死其他更多的人？

所以无论是哪种回答，其实都无法解决问题。因为这些回答都陷入了道德陷阱，唯有跳出陷阱才可能得到答案。

从政治上看，人类的一大作用就是认知世界，改造世界。我们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我们夺得生物之王的桂冠是通过竞争而来的，我们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解决问题，当仁不让。如果我们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只能说明自然演化失败了，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没有出路了。

换句话说，人类之所以是人类，而不是一个智力低下的生物，就在于人类有力量去改造世界，有能力去决定或部分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这是人类的权力，也是人类的义务。这个世界出了任何事情，如果人类有能力管而不去管，最后演化成了灾祸，那么人类就应该承担其责任。

在电车难题中，有一派人就是忽略了这个责任。他们认为不管就无责，这是他们自以为是的答案。但是凭什么无责呢？人类既然结成了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职责。如果出现了一件事导致了五个人或者二十个人死亡，居然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也不去思考怎么避免这种事故，那这个社会显然是有问题的。

必须有人为电车事故负责，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如果没有人为此负责，那么就是制度有漏洞，必须的修改制度，得有人负责才行。

所以电车难题的一个陷阱就是，把场面阉割了，缩小了，把规则阉割没了，把责任缩不见了。让一群无关责任的人来选择，自然就困难了。

我们只需要为这件事情加上一个责任人，问题就不攻自破了。比如有一个司机，他违规操作了，把电车开到了人行道上。这时候如果不转弯就会撞上五个人，转弯就会撞上一个人，请问他是否转弯？我们只需要知道无论他是否转弯，他都应该承担责任就行了。如果他觉得转弯要撞死的那个人是他的亲人，他决定不转弯，那么他就应该承担撞死五人的责任。

或者说有一条电车线路经常撞死人，这时候我们安排一个人来负责解决这个问题。他应该拿出办法来，让这条电车线路不撞死人，或者至少少撞死点人。假设去年撞死了100人，今年他来了什么都没有干，还是撞死100人，你说他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如果换一个人来管理，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只撞死了5个人，是不是应该换这个人来管理？如果另外再换一个人，他出台各种规定，结果保证一个人都没撞死，那么是否应该换他来管理？

当然了，一个司机犯了错，应该受到惩罚。但在政治事件中，会出现大量事情，负责处理事情的人没有犯错，但是他会面临电车责任。就如第二个例子之中，我们可能找不到那个一个人都不撞死的管理者，我们只能在撞死5个和撞死7个和撞死100个的管理者之间选择。这也是政治之所以困难的原因，政治人物在做抉择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不是在好和坏之间做抉择，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做抉择。所以不懂政治的人可能会因此觉得政治人物都很坏，他们会觉得撞死的那几个人都是政治人物害死的，他们会幻想如果没有政治人物就天下太平了。这种观点也是幼稚的。

其实我们结合当前实际，现在各国对疫情的处理也是一道电车难题。某些国家就是秉持的“不做就不会错”的观点。病毒杀死80万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杀的。当整个国家的政治人物都是用这种态度来面临问题的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次病毒致死率不高，如果下次病毒致死率更高了，人类是不是就该灭绝了？

但是如果严格管控疫情，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害死人。如果害死了人，我们应该找责任，我们应该思索方式方法，但是不能因为说害死了少数人，就干脆什么都不管了，大家一起病死吧。

记住，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人负责。越是大事，就越应该有人负责。如果一件关系着人命的大事居然没人为此负责，那么一定是政治制度出了问题。正如电车难题原始版本中的那个植物学家，如果我是那个植物学家，我应该思考的不是杀死一个人还是杀死二十个人的道德问题，我应该想的是，杀死一个人和杀死二十个人，哪种选择有利于早日把这该死的制度改了。

这就是西方思考问题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就在于，西方哲学力图找到一个“绝对真理”，并用这个“绝对真理”作为基点向外延申。这个绝对真理就像数学公理一样，而延申出来的则是大大小小的定理。这种思维很“科学”，也很有意义。

但是，不可避免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会遇到巨大的麻烦。因为“绝对真理”这东西在社会问题层面上是不存在的。

一个相似的问题，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社会它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譬如杀一人救一万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时候，人类社会的做法都不会这么简单粗暴。定人生死这种事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系统性的问题，既然是系统性的问题它就必须用系统性的办法来解决。而考虑系统性的办法的时候，就会发现系统的手段太多了！根本犯不着使用暴力！

人类社会的标准做法是用道德感，荣誉感，乃至神圣感，使命感，对家属的高额补偿或者重赏来让这个一个人，自我了断。

而当现实社会里，道德感，使命感，神圣感，荣誉感都不管用了，甚至连高额的补偿和奖励都拿不出来了，那么这个人死或者不死其实已经无关大局。因为大系统的崩溃已经近在眼前。那一万个人就算救得了一时也活不了多久了。

因此跟数学不同，社会问题没有办法如同数学一样这脱离了背景，脱离了现实，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公理”。可以这么讲，任何一句简单的话，放到社会环境里都没有办法绝对正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试一试用20个字来阐述一条所谓的社会命题，然后自己想想是不是有反例。

所以，在社会问题上试图用“绝对真理”来构建“完美社会”的一切努力都不可避免的要“造神”。然而，神越是覆盖的范围广，它的漏洞就越多，神圣性就越是不可持续。

从这个角度来说，百年前胡适说的话到今天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即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问题解决了，自然有主义能够解释，但是主义正确了，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诸如这种“杀一人，杀万人”的命题，本质上是一种空想的“主义”。现实社会从来没有人会堂而皇之地宣称会为了一万个人去杀一个人，但是真正操作起来，你会发现在绝大多数的场景里，那一个人终归是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