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学习历史，可相似的事情却在不停地发生，以史为鉴，人们做得到吗？ 第1页

说的很好了。我补充一点：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

以史为鉴，了解了处境，有的过去的问题能够避免，有的还是无力回天。有的人以史为鉴，受益了。有的人没有以史为鉴，犯下了和历史上一样的错误。

好了，那么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我们看到最显著的是什么？是那些犯下了与历史上一样错误的人。

说着“以史为鉴没有用”这句话的人，可以历数那些犯下与历史上类似错误的案例。但是那些以史为鉴，回避了错误的案例，却淹没在茫茫史料之中，往往无人知晓。

泻药。

我觉得当年明月显然偷换了以史为鉴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偷换是非常巧妙的，文学式的咏叹调令不少人都沉溺其中，感觉又一次摧毁了古人口中的某句真理。

事实上，仔细思考这些话，不过是一种摇滚式的发泄罢了。

以史为鉴，从字面上讲，是用过去的事情作为参照物，来明白自己，家族，集体，国家的处境，这和“不犯错误”没有什么关系。

了解目前的处境，如果境况好，可以参照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来把握机会，增大收益。

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了解了目前的处境，只是知道目前的境地毫无希望而已，了解这个世界是改变世界和命运的基础，但是基础是不够的。很多时候观察历史，就像检测出了绝症，历史上的毁灭，会同样出现在自己身上罢了。

所以，以史为鉴，或者说了解了目前的处境，是个“是不是”，是什么的判断。和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能增大收益并无直接关系。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直接毁灭于农民起义的有秦朝，新朝，隋朝，元朝，明朝，隋炀帝博学多才，元朝的末代宰相脱脱才华横溢，明末的孙传庭，洪承畴，那个不是饱读经史？难道我们能够相信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权处在类似秦末，新末的痛苦之中吗，问题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难道胡亥和王莽的处境不能够称之为绝望么？

孙传庭即使有通天之能，也不能让天下雨，空的粮仓突然被新稻装满，弥漫数省的瘟疫就此消灭，再多的粮食，也不能够镇抚揭竿而起的农民，何况一旦英雄开始饱尝鲜血，就再也吃不下其他的东西呢。

相反，在明朝建立前夕，李善长已经明确对朱元璋指出，元末的情况和秦末，新末是类似的，要他向汉高祖，汉光武帝学习，去夺取天下。

朱元璋听进去了，他也做到了。

这是另一种以史为鉴，这种观察是有正面效益的。

而我们提到的孙传庭，如果他看懂了这个局面，又决心做大明的忠臣，那么历史上他的死亡，也是符合这种认知的。

所以，反过来看当年明月的这段感叹，你就超越了过去的认知——当年明月眼中的以史为鉴，就是看到了前人杀忠臣，现在我不杀（扪心自问，袁崇焕那么胡搞怎能不死）。看到了前朝会毁灭，现在本朝就可以不毁灭，这种粗暴的处理方式并不能令人在认知层次上更上层楼。

再回到题主提到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我看过这本书，我认为作者混淆了知识和智慧的概念。

举例说明，这个例子正是我新书中的一个逻辑序列。

历史知识告诉我们，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成就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是在欧洲人没有接触到这两样东西的时候，没人能知道中世纪什么时候结束，也没人知道人文主义所描绘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由于人类的知识总是在增长，知识匮乏的古人不可能预测到未来的发展。

这是根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的反驳如下，和历史知识相对的，是历史智慧：

历史智慧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剧变，尤其是思想领域的剧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信息传递和承载成本的大幅度递减，其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会大幅度冲击旧有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老子说的圣人辈出，而大盗横行。

造纸术和印刷术并不是第一次缩减信息传播的成本。

第一次是竹简，竹简扭曲了西周。

第二次是造纸术，造纸术扭曲了西晋。

第三次是印刷术，印刷术扭曲了北宋。

以上的逻辑已经阐述明白，而史料的对应要写在书里。

我想，我已经全面阐述了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区别。

人类的知识确实是在不断地增长，但是智慧是一个衡量。

掌握了这个衡量，也就掌握了历史和未来。

综上所述，我反对当年明月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观点。

哎呀， 认真写一个回复不容易呢。

我要为过去简短轻佻的回答方式做十分钟的忏悔。

喵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