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为什么要杀袁崇焕? 第1页

这是几年前写的《皇帝的新衣》一文，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吧。

从前，有一个皇帝非常喜欢漂亮的衣服……

慢着，我们讲的是历史故事，不是童话故事。童话故事什么样的，没听过的小朋友自己去复习。

历史故事的皇帝是真实存在的皇帝，这个皇帝叫朱由检，历史上的崇祯皇帝。他也非常喜欢漂亮的衣服，这件衣服是精神上，他喜欢臣民们说他的好话，说他的好，说他“圣明”，表扬他；并且非常讨厌别人说他的不好。

开始穿上这件衣服，大概是刚刚做皇帝的时候。那时候，他解决了一个大坏蛋魏忠贤。魏忠贤这个人坏到了家，但是皇帝弄倒他却一点也不难，根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技术含量。一开始，魏忠贤就对他百般的巴结，极力的退让，根本没有反扑，被扳倒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甚至，魏忠贤没有任何吓唬新皇帝的意思，而害怕的是皇帝自己。怕了一阵子以后，发现魏忠贤一点儿也不可怕，反而是魏忠贤怕极了他，正确的说，是怕极了皇权。于是，叫别的太监念一份贡生的奏疏给魏忠贤听，魏忠贤怕了，认罪了，于是倒了。还有人把这件事情与后来的康熙除敖拜相比，这实在是不科学。

魏忠贤倒了以后不久就上吊自杀了，以前给魏忠贤建的祠也拆掉了，替魏忠贤写的书也毁掉了，靠巴结魏忠贤升官的人都被检举、被罢免、被定罪。同时，以前被魏忠贤够本的好人被平反，被重新起复，这些好人们绝大多数都是东林党，他们争相称颂皇帝英明。虽然魏忠贤的案子真没有体现出皇帝有多英明，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的就要称颂皇上英明。这是时势需要，是政治需要，也是东林党们的需要。拍皇帝马屁于是成了新的潮流，你要是不在奏疏里写上几句皇帝的好话，你都觉得自己不是好人。

十七岁都不到的皇帝是真扛不住这些马屁的，他也努力表现出自己的英明，努力让自己圣明的外衣依然很漂亮。大臣们几次上疏几十名的魏党名单都被否决了，坏人怎么可以这么少呢，必需扩大战果。为此，他给魏党定一个新的标准，凡是对魏忠贤态度不好的人就是好人，凡是对魏忠贤好的人就是坏人，对他越好的人就越坏，这叫大处着眼。并且亲自处理好几个魏党的个案，比如他问主审官，李国普（天启朝留下的内阁首辅）为什么不是坏人哪，他写的字画的画特别好，魏忠贤喜欢，他就是坏人。这是从小处着手，有一个小故事就特别能说明他的英明。

有一天，他在召见大臣的时候突然问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启浚，“太监李实的案情是不是有疑惑啊？是不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啊？”

“奉皇上的旨意，李实的案情九卿科道都会审过了，已经据实回奏。”丁启浚实在不知道皇上为什么这么问，不敢乱说案情。

“那李实为什么拟定决不待时（就是斩立决）啊？”

“李实跟李永贞两个人，诬陷杀害了七条人命（周起元等七君子案），审问的时候还没用刑就全招了。”

“哪有可能不用刑就招了的道理？”

“其实，李实开始是不承认的，后来用了刑，就承认了。”旁边补场的马上出现，这个人是吏部尚书（百官之首）王永光。

“重刑之下，想让他说什么不行？李实明明是替魏忠贤取了印信空本，然后让李永贞填写，怎么就糊里糊涂的定了罪呢？”

我估计这时候丁侍郎的心里肯定是在骂娘了，感情李实这家伙用刑也不是，不用刑也不是。但是问话的是皇上，而且看来是看出了什么来，他可不敢造次，所以只能说，“威望恩典都是出于朝廷的，皇上您说怎么判就怎么判。”

“执法要公平，朕怎么可能为了李实这么一个人，还有五虎五彪那几个，你们怎么不问决不待时啊？”

事后，皇上又再一次召见大臣，特别把李实的奏疏给阁臣们看：“你们看，这是李实参周起元的原疏，仔细看，看看是墨写上红色印章上，还是红色印章在墨的上面？”按正常的程序，奏疏是先写好后送给皇上乙览，然后朱批，朱批一般是秉笔太监代笔，然后盖章（当时这个秉笔司礼太监就是李永贞，也负责盖章）下发六部执行。李实参奏周起元的奏疏，如是事先写好了再盖章，当然朱在墨之上（红色的章压在写字的墨水之上），不可能朱在墨之上。大臣们看了很久，都说：“果然是墨水在红色的朱批盖章之上。”

“是不是，李实拿到的是先有批示和印章的空本，然后在这上面写参奏的内容，这是空头的奏本。”皇帝很得意，把这奏疏原本传给九卿科道（一百多人哪）看，大家都说对，是这样的。既然皇上明察秋毫，又有如此重大的发现，那么李实的判决当然要改一改了，所以当场就大臣建议：李永贞决不待时，刘若愚（七君子案是他出谋划策的）次一等（就是秋后斩），李实再次一等（不用杀头了）。后来，又有人提议给李实减刑，以彰显皇上英明，而且还不止一次。最后颁布魏党名单的时候，李实的罪名比原来要降了六等，列第八等发配南京闲住，这不跟没罪提前退休一样么？当然也有人想问，李实就算是拿到的是空本，但这奏本的发生的事情远在江南，那么这一路上空本是谁送去的呢？抓这个送本的孙升一问不就清楚了么？就算不是李实主谋，那也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该案的主凶（时李实任南京守备，七君子案杀人唯一的执行者）么？不管是墨在朱之上还是朱在墨之上。

英明是归于皇帝的，混官场当官的，就应该给皇帝拍马屁，就该把这件圣明的外衣给他穿上。检哥儿（明朝宫里长辈对没有成年的皇子叫哥儿，朱由检就叫检哥儿，虽然他是皇帝的时候这么叫有点不好，但是我喜欢）穿着这件叫着圣明的新衣怡然自得，他开始慢慢习惯了别人说他好话，听不得任何有贬低指摘他的话，偶尔有一个人说他不是，他就不爽。

新任不久的内阁大学士刘鸿训，本来是挺能干的，只是有一次在家里感叹“主上毕竟是冲主。”古代十几岁指冲年，这话的意思是皇上毕竟没有成年的君主。刘鸿训大概私下里觉得皇上还是不太成熟，这其实没什么不对的想法，只是顺嘴说了这么一句再正常不过的实话。但是皇帝听了这话（咦，老刘在家里说的话怎么让他听到了，有密探）以后十分不高兴，就找了一个私改敕书的茬要弄死他，好在诸多大臣力救，最后办了个流配，死在戍所。检哥儿最喜欢的内阁首辅周延儒，宣府太监王坤诬蔑（这实际是秉承温体仁意旨）周延儒说皇上是“羲皇上人”。羲皇上人就是伏羲氏以前太古的人，是说他无忧无虑，生活闲适，这也不算什么坏话，但是检哥儿就是不喜欢。于是就不要周延儒做首辅了，罢了他的官，温体仁于是接替他的职务。再后来，崇祯十六年一次在解救刘宗周（起先是刘宗周申救姜埰、熊开元两位御史，说僵了把皇上给惹恼了）的召对时，首辅蒋德璟劝谏皇上应该象唐太宗一样听魏征直谏，结果话还没说完，朱由检就突然说，“唐太宗的才能，朕是不如。如果说闺门的德行，朕亦不学他。”好嘛，连唐太宗都没怎么放在眼里了，旁边的大臣吴甡就赶紧说，“那皇上你只能学尧舜了……”

不得不承认，朱由检自以为是的水平，真的有够登峰造极了。可这冲主或者羲皇上人平常可以装装超凡入圣的样子，到了真遇事的时候，就尿了。

崇祯二年十一月初一，皇太极率领八旗大军倾巢而出，绕过关宁锦防线袭击喜峰口龙井关等处，大军破关而入，兵锋直逼京师。朱由检顿时慌了手脚，当天京师戒严。这个时候，应该开城门让老百姓躲入城里，把城郊的粮食都搬进城里来嘛，实际敌人超过半个月以后才打到京师，这会儿人家清兵还远在长城边上呢，京师就戒个什么严，你怕什么呢？同时，京师还纷传蒙古的林丹汗也率兵五万攻打长城准备入关，此时朝廷才想起来要征兵，要选将，要防奸细，要备粮草……这些人，早都干嘛去了？大战之际，北京城里彻底乱了套了。刑部大牢居然逃了两百多人，刑部大牢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全国最高牢狱啊，检哥儿气的差点把刑部官员全灭了。当然，最后刑部尚书乔允升是跑不掉的。北京城墙也发现修筑的不严实，工部尚书着即罢免；原来看起来象门神的兵部尚书王洽，这时候才发现原来是个草包，罢免；继任的是号称知兵著称的申用懋（申时行的儿子），还是不得力，罢免。梆梆梆，敌人还没打到，已经四个尚书被干掉了。内阁大学士温体仁在他的家书里提到当时京师的情况：“ 警逼近京师，而奸党尚自固营垒，全无为君国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仓皇失措。戒严半月，不过老弱营军，鹄立风霜之中，日夜冻死百余人而已。不意积弛之弊，一至于此。人情汹汹，南窜几半，独携家眷者不许出城。而士绅内眷，有扮男装者，有藏箱箎中者，往往为伺察所发觉。可叹可笑。”

这个致乱之源，首先就因为皇帝本身不镇定。

所有的大臣中，至少有一个人不一样，他就是袁崇焕。崇祯皇帝刚登基的时候，辽东局势紧张。放眼望去，就只有一个袁崇焕可用了（那时候似乎忘记还有一个孙承宗）。不仅皇帝如此，满朝众臣也“争请崇焕”。于是，他紧急将刚刚罢官回广东老家的袁崇焕重新起用，而且还“敦促上道”（被任命这样职务的大臣按当时的规矩一般都要疏辞以表示谦虚，袁的座师韩爌四月召入阁，辞职报告打了三次，皇帝也“所请不允”了三次，玩了八九个月终于到任。钱龙锡、刘鸿训等大学士们都分别辞职一两次后才到任，这种事情很扯淡，但明季士大夫玩的就是这个派。大臣这种作派皇帝自是圣心了然，但是这些大学士都没有敦促上道，独独敦促了袁崇焕，可见重视之极）。于是，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在平台召见中对检哥儿提出“五年复辽”的方案。

应该说，从袁崇焕上任以来，崇祯皇帝对他是超越一般的信任。凡有奏疏，都是优诏答之，优旨许之，具见忠酋，不必引罪等等等等。就算最不想让他做的两件事情，一件是请求发饷不想给，皇帝不想给（也实在缺钱），周延儒就说了，古来名将是可以让士兵罗雀掘鼠（抓麻雀挖老鼠充饥）的嘛，要是给饷辽东，那九边也都要给，所以最好有个长久的办法（不就是不给么）。这个皇上当时听了很高兴，深体朕心者，莫过周侍郎也。不过，凭心而论，皇帝给袁崇焕的粮饷是所以军镇中比例最高的，别的地方欠饷超过三年的都有呢。第二件事情是袁崇焕一心想卖粮给蒙古人，以求拉拢，共同对付后金皇太极。丫的，不是朕早就下旨“尽革其赏”了嘛（以前的蒙古三十六家虽然都受到明朝的抚赏），袁崇焕还一直请奏争取，存心不给朕面子。当然，最后皇帝还是格外恩典，袁崇焕“许以计口卖粮”给喀啦沁的苏布地部。就在皇太极快要打进关（实际皇太极已经出兵在辽河全盟蒙古各部，当然明朝还没有得到消息）的时候，崇祯皇帝还给袁崇焕加了太子少保衔。

也因为有这样的信任，袁崇焕在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关宁军初成规模，这支军队和关宁锦防线是袁崇焕留给大明王朝丰厚的，也是最宝贵的军事遗产。在今后不论是镇守辽东，抵抗清兵入侵，还是参与消灭流寇的战斗，这支军队都建立了超越其它部队的卓越功勋。这恐怕也是崇祯皇帝一生中所做得唯一一件算是英明的事情了。

皇太极进兵的消息传来，孙承宗也被召入京（这会儿想起他来了），崇祯皇帝马上任命他作为总指挥。没两天，又听说袁崇焕也率领关宁军进京勤王，朱由检立刻又任命袁崇焕总领各路援军，让孙承宗去守通州。大战之际，易帅尤如儿戏，检哥儿（慌乱，无措）无疑是皇帝中的奇葩之一。但是，无论怎么看，此时的皇帝对袁崇焕是绝对的信任，绝对的期待，绝对的仰仗，这也是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最后一次信任。对，就在他听说袁崇焕进京勤王以后，就在袁崇焕在蓟州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之后。

蓟州不是宁远。五年前，打了一辈子胜仗的老爷子奴尔哈赤在小小宁远城吃了一次大亏，被袁崇焕大炮击伤，兵败宁远。三年前皇太极自己也在宁远、锦州吃了同样的败仗。大战伊始，赵率教率四千骑兵星驰遵化，被清阿济格伏击，赵率教败殁；袁崇焕就从宁远率兵入关，五路并进，终于先一步抢到了蓟州城。皇太极兵临蓟州城下，蓟州城没有大炮，但是蓟州城有袁崇焕。皇太极攻城不下，于是攻心，他放出一个谣言，谣言的内容大概是，“袁崇焕跟我们是一伙的。”然后，他撇下蓟州城，率大军直奔北京，京师危急。袁崇焕只能放弃蓟州绕道河西务，再一次抢先到了京师。谣言，也象风一样跟着来了。朝鲜的工曹判书李讫，于崇祯二年七月初八为辩诬通倭媾虏事出使明朝。到了山海关的时候，就因为这场战役在山海关滞留了五个多月。朝鲜使臣一向很注意明朝的动向，这一次李讫更充当了战地记者的角色，他在《燕行录·朝天日记》中记载：“

（十一月）二十七日，朝闻不吉之奇，使奇译往探于江差官，则曰道路讹言，切勿听信，静而待之云。”

战场上的谣言到了京师，京师的人接手了谣言的义务宣传活动。谣言之所以能成为谣言，不仅需要制造者，更需要传播者。普通民众恐慌之时没有主心骨，对谣言的传播具有非凡的能力，听风便是雨，另可相信和纷传更坏的消息。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是无辜的，督师为什么把我们置于战争之中？京师三大营毫无战斗力，看到比他们会打仗的关宁军，他们绝不会凭空生出好感，明臣李清在他写的《崇祯遗录》里写道：“

都下流言多出三大营官军口，一人造谣，传之一队，一队传之一营，一营传之都下。不三日，连诸内廷闻达御前矣。大臣黜陟，往往由此。朝廷以为舆论无私，而不知其由于匹夫恩仇，奸人反间，殊可恨也。”

尤世威受命驻守顺义，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候世禄率师勤王援助顺义，顺义失陷，满桂、候世禄败回，驻京城德胜门瓮城休整。而紧接着，袁崇焕率军初到京师，沙窝门（广渠门）一战而胜，左安门再战，又胜。然而，皇上似乎更关心满桂受了箭伤，据说，射他的箭，就是袁督师的部队里的。北京城里的勋戚、太监、达官、缙绅，他们多数都有田庄在京郊，袁崇焕，为什么把战事引至京郊毁坏我们田园？清初杨士聪所撰笔记《玉堂荟记》载：“

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於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

流言，似乎仅仅针对袁崇焕一个人纷传着，而最终的听众，大概也只需要一个人，那就是“英明”的皇上。在战时初次接见了这位功臣的皇帝，表现出极大的英明，他没有表示相信任何流言的样子，把自己的貂皮大衣披在袁崇焕的身上。袁崇焕请求部队象满桂一样驻扎京师的瓮城休整，不许。

攻心之战继续深入，对于这个战场，检哥儿毫无知觉，更鲜有抵抗力。皇太极抓住了两个太监，“无意间”透露他们与袁崇焕合伙的“机密”，然后再“不小心”又让他们逃走了，这两个太监自然会跑到了皇帝那儿邀功请赏。皇太极给崇祯皇帝下书议和，提到了袁崇焕和毛文龙两个人……于是，没过几天，皇帝又一次紧急召见了袁崇焕。召见之际，皇上突然问，为什么杀了毛文龙（半年前的事），为什么箭射满桂（几天前的事），为什么顿兵不战（不知道何曾有过）。天知道，这些为什么是为了什么这时候会问出来。所有人都错愕了，袁崇焕也错愕了，一起来的勇将祖大寿惊呆了，不等袁崇焕回答，就着锦衣卫拿掷殿下。皇帝翻脸比翻书还快，煌煌三尽具在，天子不测之威，是不是好厉害？检哥儿最喜欢这种感觉了。惊讶了，内阁大学士成基命叩头请皇上慎重：“

敌在城下，非他时比。”

大战之际，把自己的主帅给逮起来，那还打什么仗哪？就算袁崇焕有问题，也不是这个时候，但是皇帝不听。在所有人的心里，圣明的外衣仿佛在此时一下子被了撕下来。

于是，一万五千关宁军在祖大寿的率领下回了宁远，军人是耿直的，他们说第一次质问自己，他们怀疑自己应该忠诚于谁，又为谁而战？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二:“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

大臣们一起上疏解救袁崇焕，替他申冤；袁崇焕的门人程本直四次诣阙上言，我可以替督师去死；韩润昌甘愿投身于狱与督师一起坐牢，何之璧率家人四十余口诣阙请求替督师坐牢。

这一时刻，仿佛所有的人都在替袁崇焕申冤，都希望能救下袁崇焕。可越这样，检哥儿的心里越不舒服，因为他们同时也在做一件事情，当面告诉皇帝说，“你错了，抓错人了。”恨哪，大臣们这样说，朕可以收拾他们，而这些人这样做，朕……朕是上天之子，是皇帝，朕的圣明呢，朕难道真的错了吗？

救命稻草适时出现，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获奸细刘文瑞（木匠）等七人，说袁崇焕和他一起通敌。皇帝下旨，赶紧审问，此时的皇帝，是最希望知道结果的。审问的机构是锦衣卫，审问官是正直的锦衣卫北镇抚司千户李若琏，审讯的结果令皇上失望了，这不是奸细。于是，皇上令北镇抚司指挥使刘侨（比李若琏大一级，北镇抚司最高官员）再审。刘侨告诉犯人，如果不按他这么说，就要被当时夹死，于是刘侨获得了袁崇焕通敌的“确凿证据”。这个重要的证人被当场杀掉，而对外声称是逃跑了。李若琏立即被降二级，并打发回卫。（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卷十六，《李若琏传》）不服气的人当然有，给事中钱家修在他上的《白冤疏》中写道：“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具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钱家修，你一个七品小吏，如此当面质问皇上，朕心里有多恨，你知道吗？所有这些人，都拿着袁崇焕的事情跟朕过不去，朕心里有多恨，你们知道吗？

所幸，争取有了一定的结果，也许现在正是战时，真的不能一下子把事情做绝了，他似乎准备释放袁崇焕了。

（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钱家修《白冤疏》）

既然是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剧中当然会存在做新衣的骗子。其实这些骗子就一直存在，当初给他穿上新衣的是一伙人，现在仍然有另一伙人，继续哄着皇帝穿着新衣。战事开始以后，最早怂恿皇上逮治袁崇焕的是谁——温体仁。

（“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此亦报国之一念也。“《温体仁家书》）

如果袁崇焕真的释放了，那温体仁是什么下场？再有，大战之前，刚刚破坏了第二次枚卜（抽签选举内阁大臣），整倒东林领袖钱谦益的是谁——温体仁。晋升需要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而此时职务最高的内阁首辅，正是袁崇焕的座师韩爌，次辅钱龙锡。前面有两个兵部尚书被拿掉了，而战争还没结束，仗打成这样，新任的兵部尚书该如何开脱，该有谁来背黑锅？袁崇焕，你必需有问题；皇上，你仍然要英明起来。每个人的心理都有两个小人，一个对的小人，一个错的小人，而此时，皇帝面对的是千万个分成两派的小人。一部分小人（臣民）说他错了，要改；另一部分小人说您是对的，仍然英明。就在袁崇焕被逮的第四天，江西道御史高捷（此时是温体仁的走狗）就上疏说：“

皇上赫然震怒，下督师袁崇焕于狱，辇下啧啧万口诵圣明英断，踵武肃皇，国法振而内患除矣……”当然，拍马屁是有代价的。

“啧啧万口”在哪里，不过是不存的皇帝的新衣而已。他不知道，此时皇太极十几万敌兵还在城下，他就已经开始牵扯攀附钱龙锡等人。

还有一拔人，他们是新一届利益即得者。刚刚入阁的周延儒，他深受皇帝的宠信；吏部尚书王永光，在前任房壮丽被打成魏党以后，他又成功的从钱谦益一案中脱出，成功了保住了吏部尚书这个职务。出于未来政治的得失考虑，他们不得不保住袁崇焕，若不然，战后的辽东真的无人可去了。于此同时，他们也不敢拿自己的前程与皇权对抗，并不强烈据理力争，任由皇帝的心里仍然向着自己好的一面。袁崇焕从诏狱被发往刑部审理，然而主导审理的却是礼部尚书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温、梁二人也积极罗织袁崇焕的罪名，以不负圣心。这个圣心可真不好应付，要攀诬罪名不难，可是要怎么符合皇帝战时抓人的场景呢？看似相同的几项罪名，经过几度修改，最后总算拟定。为此，皇帝最后召见了六部九卿科道，给袁崇焕定下罪名：

“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这个罪名虚虚实实，其中市米、谋款、斩帅都是有过的事情，也都不是能成立的罪名，但是把它变成因果关系，弄出不存在如资盗，不战等的结果出来，就变成了袁崇焕似乎真的存在的罪名了。他们的语文真的学的太好了，我佩服，真的不能太小看古人的水平。宣布完了袁崇焕的罪名，皇上还特别责问了在场的所有人，袁崇焕这么大的罪名（朕当初抓的明明没错），尔等竟没一个人上疏揭发。从今天起，你们要洗心革面，好好做人，从君国起见。此时的皇帝，似乎感觉自己又一次伟光正起来了。袁崇焕，不把你千刀万剐，怎解朕心头之恨！

袁崇焕死了以后，圣旨又对“其家属本当依律正法，姑赦不论”，以示宽仁。但是，袁家人在流放的路上吃尽苦头，袁的夫人在流配的路上自杀。有一个仆人袁天赦被定为“罔赦之罪”，行文梧州府藤县，“严限白马堡地方甲保、亲属勒限挨缉”“将袁天赦绘形悬赏”。直到崇祯九年，把袁天赦“母、弟、妻室则毙于郡狱矣，求其子戚，则见监府监矣，求其亲友、地邻，则转徙流离矣”。而这个仆人最终没有抓到。

杀了袁崇焕，崇祯皇帝后悔过么，他认错了么，或者至少，在他的心里知道错了么？我们只知道，以后整整十三年的执政日子里，他没有再为袁崇焕平反过。而他身边的人，其实都知道袁崇焕是怎么回事，也害怕自己成为第二个袁崇焕。崇祯十五年，兵部侍郎金之俊督治昌平。检哥儿命锦衣卫探查他的布置守御方略，然后召见金之俊。金之俊早已经吓得脸都绿了，大家议论说，这又是一个袁崇焕（平台召见的故事）。结果皇上其实也就想得瑟一下自己的水平，跟他说，你这里应该这样，你那里应该那样。当时的金之俊早已经吓得只有跪地称是的份了，等召见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浑身冷汗，象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崇祯遗录》）

在所有的皇帝中，检哥儿算是非常俭朴的，旧衣服打过补丁还穿在身上，有一次经筵的时候被大臣发现了（这个大臣叫文震孟，还因此表扬了皇上）。而他的这件叫做“圣明”的精神外衣，虽然不断的补丁，甚至已经满目疮夷，但他一直舍不得脱下来。自崇祯八年十月，检哥儿给自己下了第一份罪己诏，之后的日子，他一共下了这样的罪己诏有六份，名为罪己，实为罪人，把罪过的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在他的心里，这些罪名，其实都不是他的，朕这么英明怎么可能有错，这些错都是大臣们的错，不得不由朕承担罢了。因此，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恨自己身边的每一个官员，每一个人，甚至用血书写下“文臣人人可杀。”我不知道，这些可杀的文臣里，是不是就包括了当初的袁崇焕。我想，应该是有的，必需有。

明之亡，原因可能有太多了，我们今天已经说不清了。有人说明亡于万历，但我个人认为，明亡是始于万历。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一败，把万历皇帝几十年来的怠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一下子全暴露出来，明王朝一下子得了重病。而继之之后的十年，没有对这个重病进行医治，反而进行了更加严重的破坏。先是所谓“众正盈朝”的天启初年，东林党人继万历年间的党争之后，进行了更加疯狂的党同伐异，紧接着粉墨登场的魏忠贤的极端乱政。崇祯上台之际，明朝实际已经病入膏肓，却未必没有一线生机。东南的沿海，自明中期以来，欧洲人不断用白银掠夺走明朝大量的生产物资（换来的白银实在没对明朝起到很大的作用），天启年间荷兰人更占领了台湾，此时明朝本可以增加关税，摄取海外大量白银以解决朝廷财政危机。自天启元年的西南的奢安之变，崇祯二年本已形势大好，终因未能妥善处理，直至崇祯七年，方才平定，而到了崇祯十四年，另一拔西南人又起叛乱。而西南在崇祯年间耗费明王朝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并不亚于辽东和流寇。北方蒙古，原来是受的明朝的抚赏而相对安定，崇祯初，明朝对蒙在赏与不赏之间徘徊不定，最终是被武力逼赏，即失去金钱上的利益，又失去了战略上的助力。天启年间，山东、赣南、西北都发生过民变，但规模都不大，自己已之变以后，得不到军饷的官军加入流寇的队伍，终蹈剿不清抚不定的局面，最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崇祯皇帝仍然穿着他那件漂亮的龙袍，吊死在北京景山上。

可以说，崇祯三年以前，撇开袁崇焕个人的问题，崇祯王朝有太多应该做而没有做，或者做了也做不好，做了却适得其反的事情。在袁崇焕死的那一段时间后，本身已经大病的明王朝终于发展成不治之症，所有的政治方针都是往他最坏的方向发展，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将他扳正。又过了十余年，在另一个崇祯朝的猛人孙传庭死时，明王朝算是接到了病危通知书。到了十七年，明朝终于灭亡。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此言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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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一文，也是以前写的，相关的问题。《略谈帝杀袁崇焕之误》

略谈“帝杀袁崇焕”之误

纵观朱由检为政十七年，他最大的错误，并不是犯了多少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以后坚决不认错，也决不改错，而是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致使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就袁崇焕一案，《明史.袁崇焕传》“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杀袁崇焕是把错误推向一个最高峰，而这之前就犯了一个临阵逮帅的严重错误。此误恐怕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君王，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大战之时把主帅抓起来。是时刘宗周等人急忙上疏称“非是时也”，有问题也不是这个时候处理啊。但是这些说法在朱由检看来，其潜台词就是皇上您的辨别水平比当年三国时的蒋干还不如，疑心病比曹操还重（《三国演义》当时很流行）。加上当时上疏申冤，自愿代死，托家死保，甘同牢狱的人比比皆是，这都一巴掌一巴掌重重的摔在朱由检的脸上。袁崇焕逮治以后，关宁军溃走，满桂、申甫战败，南海子、固安县沦陷，耿如杞等勤王之兵哗变为匪。明军顿时大乱阵脚，已巳之变演变成一场不可收拾的灾祸。这更加显示临阵逮袁是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于是，这个罪名坚决不能承认。

即便是杀袁崇焕之前，在众多人申冤辩解之后，朱由检仍然有“守辽非袁蛮子不可”的想法。奈何不认错的心理作祟，最后还是“依律加等磔之“。杀袁崇焕的罪名“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认真论起来，是真没有非杀不可的理由。你杀就杀了，为什么还非得“磔”之？

而且，起先复用袁崇焕之时，至少还认定他“不爱钱，不惜死，能打仗”，就算功过不能拿来对抵，那至少也还有可议之处吧。一定要杀的理由就是，你死得越惨，就说明罪名越严重，越说明当时抓的没有错。那“逮帅”错误就不是错误了。掩耳盗铃！

杀完袁崇焕之后，朱由检对此案，近乎变态的紧张。首先是毕自严（户部尚书，发配地户籍）把袁崇焕的家属流配之地安置在杭州，朱由检不认可，要求重拟流地，最后安置到了福建等偏远地区才算作罢。毕自严对袁崇焕还是比较有同情心的，起先两人几乎同时入朝，对袁崇焕平台方略即壮且佩。平定宁远兵变（事关毕自严的八弟毕自肃枉死），以及后来在给饷和进京勤王之时配给上都非常积极配合。接着，对袁崇焕的一个仆人袁天赦追缉了十余年，捕文遍达全国两京十三省各督抚。之后，对朝中凡有人提起袁崇焕，哪怕冠以“罪督”、“逆督”之名，仍然异常愤怒。《明史》和《明通鉴》都有这样的记载：“御史王志举亦劾‘嗣昌误国，请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上怒，希沆贬秩，志举夺官。”而且，在当时的朝臣，大家心里也都知道皇帝错杀袁崇焕，奏对处事每每以袁为戒，《崇祯遗录》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兵部侍郎金之俊督治昌平。上命锦衣卫访之，悉得其守御方略，召之俊来平台。之俊入朝面无人色，廷臣私语曰，此袁崇焕故事矣。及陛见，上温言慰劳曰，卿某事善、某事善，但守某处将不善，宜易之粮草积，某处者，非宜地，宜徙之。之俊惶恐伏地谢，及出，汗流浃背，如更生焉。”金之俊没犯什么错误，但只要听到象袁崇焕一样平台召见，就怕自己象他一样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可见，杀袁之误，是崇祯年间君臣公开的秘密，大多数人心里有数，碍于为尊者讳，都不敢明言。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崇祯是怎样当上皇帝的：
　　《崇祯朝野纪》是这么记载的：
　　熹庙病亟时，魏珰方张盛，中外危栗。上在信邸，为魏珰疑忌，常称疾不朝谒。
　　至是，召入见，谕以吾弟当为尧舜，上惧不敢当，但言陛下为此语，臣应万死。
　　熹庙再以善视中宫为托，又言忠贤宜委用，上益惧求附。
　　至八月甲寅日，熹庙已宴驾，诸奸秘不传；翊日，凶问彰露，始宣皇后懿旨告外。
　　逆珰遣涂文辅等迎上入宫。
上危甚，袖食物以进，不敢食宫中物也。是时，群臣无得见上者。上秉烛独坐，久之，见一阉携剑过，取视之，留置几上，许给予赏。

　　天启快死的时候，把皇位传给崇祯。
　　天启驾崩，崇祯进了皇宫，在里头的头一夜，崇祯提心吊胆，根本不敢吃别人给他的食物，只敢吃自己带进皇宫的干粮。
　　意思就是，皇宫里的人，他老人家不熟。

　　一个国家的权力，首先是暴力机关，军警宪特，崇祯掌握了哪个？
　　皇帝行使权力，无非是要靠智囊和耳目，
　　智囊是文官组成的内阁，耳目是太监把持的厂卫；
　　内阁和厂卫，崇祯掌握了哪个？

　　崇祯身边的大太监曹化淳，是大太监王安的人；
　　而那个王安，和东林党有极深的勾结；
　　曹化淳，到底是听东林党的，还是听崇祯的，也就只有天晓得。

　　那么，崇祯干掉魏忠贤，到底是皇帝收拾自己的家奴，
　　还是官僚士绅打着崇祯的旗号干掉魏忠贤，进而将厂卫体系干掉，就只有天晓得。

　　真以为身上有老朱家的血脉，
　　凭者前任皇帝传下来的法统，
　　手里头握着玉玺，就能掌握最高权力啊？

　　厂卫是以崇祯的名义干掉的。
　　内阁呢？
　　反正魏忠贤时期的内阁，全部不用，换谁呢？
　　崇祯自己没有干部储备，都是别人推荐给他的，然后，他就搞迷信活动，金瓶枚卜：
　　天启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枚卜阁臣，廷推孟绍虞、钱龙锡、杨景辰、薛三省、来宗道、李标、王祚远、萧命官、周道登、刘鸿训、房壮丽、曹思诚共十二人。
　　是时，召廷臣及吏科都给事中魏照乘、河南道御史安伸于乾清宫，拜天讫卜之。
　　遂凡诸臣名纳于金瓶，箸夹之，得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名。
　　阁臣以时艰求益，复得周道登、刘鸿训二人。
　　王祚远已夹得，为风所堕，觅之不得，事讫则落施凤来衣后也。
　　于是，晋龙锡、景辰各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宗道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俱入阁同首辅施凤来等办事。
　　龙锡、标、道登、鸿训差官行取来京，时俱在籍。

　　这十二个候选人是怎么产生的呢？“廷推”，按现代的说法，“民主选举”出来的，反正崇祯是一个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崇祯怎么选呢？搞迷信活动，“凡诸臣名纳于金瓶，箸夹之”把名字放到金瓶里，用筷子夹出来。
　　还有个叫王祚远的倒霉蛋，名字已经夹出来了，被风吹走了，找不到了，事后发现落在施凤来的衣后。

　　可以说，天启朝和崇祯朝，皇权的交接，都是不正常的，
　　正常的皇位传承，皇储在接过皇位之前，是要受到岗位培训的，必须熟悉这个国家的体制怎么运转，必须有一定的亲信，掌握一定的干部储备。
　　万历病死，把皇位传给泰昌，
　　泰昌当了不到一个月的皇帝就死了，天启当皇帝的时候，只有14岁，没有受过岗位培训不说，干脆未成年。
　　崇祯比天启强不到哪去，天启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二岁，正常情况下，他应该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结果是，突然不行了，儿子都没有养大，只能立自己这个没受过岗位培训的弟弟。

　　一个只有17岁的皇帝，而且没有受过岗位培训，相当于现代的高二学生。
　　而皇帝身边的官员，个个是科举制选拔出来的老油条，
　　这些人本身就是学霸，而且在官场上打滚几十年，
　　崇祯和他们在官场经验上的差距，相当于一个高二学生和陈景润在数学造诣上的差距。

　　没错，崇祯17岁了，快成年了，官僚要的就是崇祯快成年了，
　　要是弄个只有一两岁，两三岁的小皇帝上去，
　　无论官僚干啥坏事，小皇帝肯定是不担责任的。
　　只有象崇祯那样，17岁了，看起来快成年了，
　　官僚干了坏事，才能把屎盆子扣到崇祯头上。

　　让一个高二学生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甭说让他独力去证明了，陈景润证明出来让他照着抄，他都会抄错。
　　让一个没有经过岗位培训的高二学生去当皇帝，
　　跟让一个高二学生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有啥区别？

　　看看崇祯，亲手搞掉厂卫，选内阁成员靠迷信活动，
　　无论耳目还是智囊都有问题，
　　耳目有问题，皇帝是聋子瞎子，
　　智囊有问题，皇帝是傻子，
　　耳目和智囊都有问题，
　　看似大权独揽， 实际上跟聋子瞎子傻子有什么区别？

　　弄清楚了崇祯当上皇帝的前因后果，
　　再来看看崇祯是怎样选择袁崇焕当蓟辽督师的。

　　选内阁成员的时候，崇祯还能用筷子从金瓶里十二个里头夹六个出来，
　　选蓟辽督师的时候，袁崇焕根本就是唯一候选人，崇祯别无选择。

　　看看袁崇焕是怎样被崇祯选中的。
　　魏忠贤还没倒台，就有人贴魏忠贤的大字报，说魏忠贤“掩边功”，在这条罪名里为袁崇焕吹嘘：
　　天启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亵名器。
　　“八曰掩边功。袁崇焕功未克终，席不及暖，而忠贤虗冒边功，封侯封伯，致豪杰为短气，滔天之罪八也。”

　　贡生什么的干活？搜索一下：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
　　也就是说，人家是体制外人员，连官员都不是，只是预备官员。
　　预备官员贴出来的大字报能出现在皇帝面前，这个“预备官员”背后的黑手能量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

　　天启七年十一月六日，魏忠贤上吊。
　　天启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起升袁崇焕为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添设右侍郎事

　　然后，铁杆阉党阎鸣泰也说袁崇焕大大的好。
　　天启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己酉
　　兵部尚书阎鸣泰言：
　　宁锦之捷，袁崇焕功最大。本兵诸臣均蒙升荫，即以臣不肖亦叨波予，而崇焕仅加一级，且并其荫而靳之，臣抱愧实甚，此霍维华所以拊心不平而有移荫之请也。
　　今崇焕既蒙起用，则前功明矣，伏祈圣慈垂念崇焕功高被抑之苦，特沛明纶，补给升荫。
　　下部议。

　　这个阎鸣泰，给魏忠贤修了七坐生祠，其中一座，是和袁崇焕一起修的。

　　瞧瞧：
　　反对魏忠贤的贡生钱嘉征，说袁崇焕大大的好；
　　给魏忠贤修了七坐生祠的阎鸣泰，也说袁崇焕大大的好；

　　也就是说，无论是黑魏忠贤的，还是粉魏忠贤的，都在粉袁崇焕。

　　按说，崇祯痛恨魏忠贤，也痛恨阉党，
　　而袁崇焕，是和阎鸣泰一块给八千女鬼修生祠的，生祠的规格，是“金像冕旒，嵩呼礼拜”，而且魏忠贤掌权时期，袁崇焕的奏疏里一口一个“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幸而厂臣主持于内”、“厂臣密授方略”叫得无比亲热，这绝对是铁杆阉党。

　　可到了选蓟辽督师的时候，没有给“厂臣魏忠贤”修生祠的现任蓟辽督师王之臣，反倒成了阉党。
　　崇祯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庚寅
　　江西道御史林栋隆疏紏督臣王之臣以重贿交通魏广微、崔呈秀。

　　崇祯元年二月二十日壬子
　　江西道御史林栋隆疏紏督臣王之臣夺情通内，议论久沸。
　　旨以揄关要地，督师重臣，所劾仍酌议画一以奠封疆。

　　看起来，崇祯似乎是在王之臣和袁崇焕之间二选一，实际上，无论是阉党，还是倒阉的，都在帮袁崇焕造势。
　　崇祯元年三月九日庚午
　　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言：
　　三韩之沦陷，由经抚之柄凿。前日之生杀异刑，致后日之水火复起。
　　一满桂耳，袁崇焕参之，王之臣保之；
　　一赵率教耳，袁崇焕荐之，王之臣又劾之。
　　岂两将贤否顿异，督部意见悬殊哉？大都各执偏私以求胜，不从公虗起见耳。
　　魏忠贤先任崇焕而撤之臣，旋任之臣而去崇焕，倏合倏离，廷臣亦从而依违之，故于崇焕也，始而荐继而参终而荐，未几从傍复参，是非嚣杂，令人进退无据；
　　于之臣也，始而夺情，继而回部，终而复令出宁远返榆关，边警无闻则思去之，稍急又欲留之，用舍转换，令人去就靡从。
　　搃之两臣水火，枝节横生，心心有主，故喙喙争鸣。司票拟者一味游移，全不主持，其将安所取衷哉？
　　乞皇上破盈庭之聚讼，毅然独决，其禆于岩疆非浅鲜也。
　　得旨：约截降部，堤防东西，朕一委督臣，未尝用舍转换令其去就靡从，聚讼之言安所折衷？还着明白说来，无持两端，资朕独断。

　　薛国观说，袁崇焕和王之臣已成水火，二人只能用一个，然后，他把二人进行了一番对比。
　　正常情况下，王之臣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强过袁崇焕。

　　先说站队，王之臣没有给八千女鬼立生祠，袁崇焕却和阎鸣泰一起“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再说二人都曾经被天启和魏忠贤弄走这事：王之臣是没犯任何错误，当时的一万九千岁是为了方便袁崇焕议和，嫌王之臣在那里碍事才把他调开；事后一万九千岁发现自己被袁崇焕及其背后的辽西将门当猴耍、当猪杀，辽东战事在几个月间迅速恶化了，才将袁崇焕开除阉党档籍，然后厚着脸皮把之前受了大委屈的王之臣请回来帮一万九千岁擦屁股。

　　这些事，天启和八千女鬼知道，薛国观也知道，可崇祯不知道。

　　薛国观是职业水军，天启年，就是这货造谣说毛文龙所在地离后金两千里。
　　弄个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用Buffer命令画个距离后金边境线两千里(一千公里)以内的区域，刚好可以把毛文龙的老家杭-州给圈进去——不信？弄个ArcInfo自己去试试，就算没有GIS软件，计算机辅助制图软件AutoCAD也行。实在不行，百度地图里头也有测距工具，自己去量一下也不是什么难事。
　　在天启那，薛国观的个人信用早已破产了，天启和八千女鬼绝对不会再相信他的五毛美分贴。

　　问题是，这些事崇祯不知道啊。
　　单位同事聊天的时候，有人说骗子的诈骗手段并不高明，可为什么总会有人上当？
　　答曰，中国十几亿人口，一万个人里头只要有一个被骗，全国就会有十几万人上当。

　　同一个骗子，天启和八千女鬼被骗过一次不会上第二次当了，换了崇祯当皇帝，照样还得上当。
　　更要命的，是无论天启还是崇祯，身边的智囊和耳目都有问题。
　　既然天启不上当，换崇祯上来就是。

　　在薛国观这份奏疏里，王之臣不给八千女鬼立生祠这事，薛国观只字不提；
　　在薛国观这份奏疏里，袁崇焕、王永光之流纵容徐敷奏将东江镇的二万强壮人口拐带到宁远“以辽人守辽土”这事，薛国观只字不提；
　　在薛国观这份奏疏里，袁崇焕以“用间”为名议和，骗取天启和八千女鬼在议和这件事上装傻，然后暗中放水纵容黄台吉一边议和一边攻打西达子和东江、朝鲜这事，薛国观只字不提；
　　在薛国观这份奏疏里，袁崇焕拒绝捣虚、让赵率教等一帮辽西军在三岔河边打静坐战争这事，薛国观只字不提；
　　在薛国观这份奏疏里，袁崇焕拒绝给锦州解围，却和阎鸣泰一唱一和，故意夸大局势，调集大批秦军增援关外这事，薛国观只字不提。
　　……
　　在薛国观的奏疏里，关键事实只字不提，所以“魏忠贤先任崇焕而撤之臣，旋任之臣而去崇焕，倏合倏离”这事，崇祯自然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原因，只看到一个表面现象。这种情况下崇祯根本没法下决心选择哪一个，然后薛国观把皮球踢给崇祯，“乞皇上破盈庭之聚讼，毅然独决，其禆于岩疆非浅鲜也”。

　　崇祯皇帝既没可靠的耳目，也没有可靠的智囊，自然不可能知道前因后果，只好让下面的人提供情况：“还着明白说来，无持两端，资朕独断”

　　紧接着，薛国观又发了一份美分贴：
　　崇祯元年三月十一日壬申
　　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言：
　　臣前具东警频报一疏，敢谓我皇上之用舍转换，令其去就靡从哉？
　　盖有见于袁崇焕与王之臣彼此水火，廷臣有力荐崇焕者，随即有力参崇焕者；有力参之臣者，随又有勉留之臣者。议论纷纭，真如聚讼。
　　即皇上不遽加罢斥，而当此且荐且参、且参且留之际，讵能使之晏然在位而展其四体哉？
　　看来两臣势不容并立。崇焕前有成效，被参尚少，当令速赴任受事，之臣即生平无他人，亦率信然丑诋已极，恐无颜立于将士之上，莫若令将收降分散淂当，暂准回籍，以需起用。
　　从之。

　　这下好了，就算有官员告诉崇祯袁崇焕从“用间”议和到夸大局势等一系列破事，也被薛国观轻飘飘的几句“廷臣有力荐崇焕者，随即有力参崇焕者”、“议论纷纭，真如聚讼”给一笔带过了。然后，就成了袁崇焕“前有成效，被参尚少”，而王之臣却成了“丑诋已极，恐无颜立于将士之上”。
　　再然后，王之臣也没受到行政处分，“暂准回籍，以需起用”，让你坐冷板凳去，说不准哪天还会起用你——再说吧，通常不可能了。

　　薛国观在这两份奏疏里撒谎了吗？没有。
　　薛国观说的，都是事实——都是被他故意阉割过的事实，他就是用这些残缺不全的事实去误导崇祯，然后让崇祯做出符合辽西将门集团利益的错误决策。
　　这种手段其实早就已经烂大街了，大明律里说这个叫“增减紧关情节朦胧奏准”，厉害点的皇帝就算明白下面的人跟他玩这一套，也只能疏远这些人，却很难加以处罚——下面大可死不认帐：我就只知道这些，你能拿我怎么着？

　　至于崇祯皇帝嘛……他刚上岗，不懂得这些，所以，他直接中招了。
　　于是，薛国观奏疏后面跟着两个字：“从之”。

　　可是，袁崇焕毕竟给魏公公修了生祠，这事肯定是崇祯心里的一根刺。
　　崇祯元年四月十五日丙午
　　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言：
　　旧辽抚袁崇焕吊孝建祠二案，即爱崇焕者岂能为之讳？
　　而臣持议必欲朝廷用崇焕者，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径打过十个字耳。
　　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兵，而崇焕乃置母妻于军中，纸上甲兵，人人可自命也，而实实从矢石锋刄中练其胆气而伎俩较实，此臣所以谓始终可用也。
　　今皇上业已用之矣，用其长政不必护其短，然亦维今明白恕其短，异时乃能永用其长。
　　不然，以护惜为含糊而不公议于朝者必私议于室，将崇焕之步欲前而神且却矣。
　　旨令与新枢臣议处来说。

　　袁崇焕的不良记录“吊孝建祠二案”，先不轻不重，不痛不痒地来一句“岂能为之讳”，虽说揭发袁崇焕吊孝建祠的董懋中已经被打击报复了，但董懋中这事毕竟这事瞒不住，只能轻飘飘的一句“岂能为之讳”点一下。
　　袁崇焕的“长处”，就是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与“曾径打过”，好文笔，吕纯如和从古到今所有袁粉都不一样，他压根不吹嘘袁崇焕的宁远、宁锦两次“大捷”如何“辉煌”，——反正有的是人吹嘘，他不吹嘘，说话便更有说服力，也给自己留下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万一哪天皇帝明白两次“大捷”是怎么回事，吕纯如也不用担半点责任。
　　再然后，吕纯如强调袁崇焕“置母妻于军中”，让皇帝形成袁崇焕带着家人上火线同生共死的印象(当然，“置母妻于军中”在袁崇焕在打败仗后同样方便袁崇焕向敌军投降这个可能，以及袁崇焕的老娘老婆小老婆实际上是辽饷利益集团的人质这事，崇祯在一帮水军的误导下，是绝对想不到的)，“理”有了，“情”也有了，于是于情于理，任用袁好古都成了理所当然，于是吕纯如误导皇帝接受他的建议：“用其长政不必护其短”。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崇祯为什么会上当了，一个毫无防范的人面对一个分工细致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并且这个诈骗团伙还是自己名义上的智囊和耳目，这人不上当才怪。
　　现代社会，普通人面对诈骗团伙，确实防不胜防。
　　崇祯是皇帝，他本该有耳目，有智囊。
　　只是耳目和智囊都有问题，所以崇祯就是个人形玉玺，橡皮图章。
　　面对袁崇焕这个唯一的选择，崇祯能有什么选择？

　　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知道，袁崇焕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到明末，明王朝的官僚体系从上到下都已经彻底腐朽，他们是不可能把一个真正对皇权忠诚可靠的人推上高位的。
　　如果什么人说袁崇焕是“民族英雄”，那好：
　　倒阉的，说袁崇焕大大的好，铁杆阉党，也说袁崇焕大大的好，
　　那不就意味着大明王朝的官僚全都是大公无私、铁骨铮铮吗？否则怎么你死我活的死对头都要把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推荐给皇帝？

　　了解袁崇焕之前，先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
　　《满文老档》里，记载着当时的后金，连年饥荒，粮食卖毒品价：
　　天命八年(天启三年)三月
　　“粮价昂贵，其每金斗粮值银一两。”
　　天命九年、十年没有粮食价格的记载。
　　天命九年，弩尔哈齐杀“无粮人”，
　　天命十年，弩尔哈齐对辽东汉民进行无差别屠杀，《满文老档》说：
　　“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後为聪睿汗惜而止之。查所馀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馀名。各配以男丁二人，免役赋。”
　　到天启七年，后金的粮食价格，是“一金斗粮价银八两”。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这里，还得说明一下当时的粮食价格。
　　在明朝，产量区的粮食价格，一般一两银子能买二石米。而在边镇，一般粮价在一石粮食一两银子，天启六年，山海关宁远的粮食价格，是一石粮食六到七钱银子。
　　也就是说，天聪元年(天启七年)后金“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以上。

　　这个时候，不仅辽东汉民已经几乎跑光，没跑的也被老汗杀光——“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就连我大清的旗人(明方、朝鲜方史料称“真奴”)也大量逃亡。
　　朝鲜人赵庆男的《乱中杂录》里记载了这么一段：
　　沈阳人王子登当初入贼，伪署副总之职，乘鞑奴西犯，率真奴三千余名，投来毛镇。之乔乃子登之属也。
　　当地人柴万树亦率真奴数千，投降广宁。崇焕曰：“尔因尔国饥荒，投来上国。”馈养一月，使之还归，奴固辞不去。崇焕闻于朝，入送中原。

　　同样是旗人来投奔，毛文龙是直接收编，袁崇焕是怎么做的呢？他“馈养一月，使之还归”，让人家白吃一个月还要打发人家回去？！
　　问题是，人家是“因尔国饥荒，投来上国”，率数千部下投敌，回去就是个死，所以“奴固辞不去”最后袁崇焕“闻于朝，入送中原”。
　　果然是督师爱大清，从来没有派过一个地下工作者去策反辽东各族人民，就算有人来投奔，他都要“馈养一月，使之还归”？！

　　看见没有？作为一个明王朝官员，袁崇焕做的事情很难解释。
　　很难解释的事情，不是一两件，是很多件。

　　上一段《崇祯长编》记载的史料：
　　崇祯三年二月三日
　　枢辅孙承宗疏奏：
　　河东一镇(东江镇)，其兵民俱陷蕃归正之人。
　　去年袁崇焕经制其军，定二万八千员名，后又改为一万八千，而旗鼓徐敷奏先往清理，实遵登州道臣二万八千之说。岛兵至今未知，已减一万也。
　　今敷奏称在岛人民及老弱妇女尚两倍于此，则不下八九万人，而粮饷久已乏绝。
　　即以兵言之，旅顺口、广鹿、长山、石城、獐子、皮、鹿诸岛，有自去年九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一月缺米者。惟长山岛一营可支至今年二月耳。
　　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且未经明汰，歷日已深。前崇焕今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惟在皮岛者尚可与鲜人交易支吾，而各岛远在二千里间，每岛屯种，腴者不过千石，瘠者不及数百石民，既再倍于兵，即照兵给廪，犹苦不足，况兵粮已久绝乎？
　　皇上覆载群生，不欲使一民失所，闵此孑黎，已隔绝域，万死一生，自拔归正，而顿使其化为馁鬼，岂天地父母之心乎？其民特以辽东法严，再降者必死，故虽罹饥饿，尚尔逡巡。今若乘机巧诱，一旦沦胥则杀之，是杀我数万赤子也；用之，是益我数万仇雠也。且今苏东一带陷没，实烦有徒，苟既拔者不庇其生，何以使欲归者克坚其志？
　　乞立敕登津诸臣，于去年未发之粮速为催攒，于今年应运之数速为派发，仍分岛运给，不得拘泥躭延。至于折色银两，应按已定经制发与河东饷司宋献，令说法觧往，如再仍往辙，宜照军法究罪。民命至重，乱不可长，惟皇上垂慈亟念。

　　毛文龙被杀前，袁崇焕就勾结兵部尚书王洽对东江镇禁海，切断东江镇粮食供应，逼得毛文龙崇祯二年闰四月不得不跑到袁崇焕的老窝宁远向袁崇焕求饶。
　　崇祯二年六月初五，毛文龙被袁崇焕谋杀。

　　好了，毛文龙被袁崇焕谋杀了，就算毛毛虫是个大坏蛋，东江镇的军队，是大明的官军，东江镇的辽民，也是老朱家皇帝的子民没错吧。
　　从崇祯二年九月到十一月开始，
　　一直到退休干部孙承宗被崇祯返聘后得到消息向崇祯报告的崇祯三年二月三日，
　　东江镇又是“粮饷久已乏绝”、“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
　　换句话说，到底是只有毛文龙该死，还是东江镇的辽兵辽民全都该死？

　　再看看断粮的时间，从崇祯二年九月到十一月开始，到崇祯三年二月三日，
　　想起什么没有？己巳之变！
　　我大清是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初二出兵，
　　十月二十七日攻破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崇祯三年二月十六日从董家口突破长城回辽东老窝。
　　这次断粮，和己巳之变的时间高度吻合。
　　那么，袁崇焕，或者说袁崇焕背后的黑手动机是什么？
　　是“顺利接受毛文龙死后的东江镇”，让东江镇的游击队去后金占领区打游击？
　　你相信吗？！！！
　　更大的可能，是反过来，是把东江镇的军民饿个半死，
　　让他们，没办法在我大清出兵抢劫京畿的时候去后金的老窝捣乱。
　　是在帮我大清解决长期在敌后搞破坏的后顾之忧。
　　这简直是肯定的。

　　看看和袁崇焕有关的事件：
　　天启六年，宁远“大捷”，右屯30万石军粮被后金抢走；
　　天启六年，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后，勾结当时的兵部尚书冯嘉会“改抚赏为马价”，停止和林丹汗、炒花、哈喇慎各部的马匹贸易，对蒙古各部进行变相经济制裁，而这些蒙古部族，和后金是敌对关系。
　　天启六年，袁崇焕“改抚赏为马价”的同时，勾结当时的吏部尚书王永光、蓟辽总督阎鸣泰，鼓吹将东江镇“移镇”，将东江镇从辽海各岛移到盖州。
　　在这之前，东江镇屯兵辽海各岛，欺负我大清没有水师用水师搭载游击队在后金占领区到处登陆，用倭寇袭扰东南沿海的战术海上游击战把后金折腾得焦头烂额，开镇多年，一直是东江镇能袭击后金，后金却打不到东江镇，
　　要真按袁崇焕、阎鸣泰这帮铁杆阉党的方案“移镇”到盖州，看地图就知道，盖州和沈阳、辽阳之间一马平川，根本没有任何地形能够阻挡后金占据绝对优势的陆军，尤其是骑兵。可以说所谓的“移镇”是铁了心要把东江镇玩坏。
　　“移镇”被天启否决后，袁崇焕有派亲信徐敷奏到东江镇策反辽民辽兵，将东江镇辽兵四千，外加强壮辽民丁壮总计二万人策反到宁远，给毛文龙剩下一堆老弱妇孺，这股逃亡风潮一直到天启七年初后金向东江、朝鲜发动进攻时还在继续。当时明王朝官员向皇帝报告说：“又都司马承勋、李矿、郑继魁等皆西逃，俱徐敷奏倡言摇惑所致也”。
　　天启七年，宁锦“大捷”，塔山数量不详的粮食被后金抢走，号称“奴营沙锅中率存漕米饭，此人之所共知也。”
　　崇祯年，袁崇焕平台诈骗后骗取了皇帝的信任和巨大的权力后，又开始挪用“插赏”，借口是“买马”，其实当时最大的马贩子就是林丹汗，而林丹汗的马匹却是连着几年都没卖出去，在雪灾中大量冻毙，最后不得不折价贱卖给宣大督师王象乾。
　　后金在蒙古高原最大的敌人林丹汗被变相经济制裁的同时，袁崇焕却向我大清天聪汗黄台吉的姐夫、我大清“济农”(副汗)索诺木杜棱卖粮食，理由竟然是“拉拢”这些已经和后金结成亲家的蒙古部族——理由很强大，可就是坚决不拉拢林丹汗。
　　再加上袁崇焕从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勾结同日上任的兵部尚书王洽对东江镇禁海，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
　　……

　　这些事情的后果，全都是对明王朝不利，对后金有利。
　　要知道，当时的后金，经济已经崩溃，随时都有可能散伙。
　　袁崇焕的这些选择，不需要全部对后金不利，只要有一两个选择对后金不利，后金就得完蛋。

　　全部！全部对后金有利！
　　一张考卷，让一个考生来答卷，这个考生再怎么学渣，只要他有答卷，就不可能全部答错，总能得几分，而不是考零蛋。
　　只有学霸，才能把一张考卷全部答完，并且全部答错考零蛋。

　　换句话说，袁崇焕不是蠢猪，他是学霸，
　　只有坏了良心的学霸，才能做出全部对后金有利的抉择。

　　可耻的是，所有的这些事，为袁崇焕辩护的人，全都能编出天大的理由，仿佛袁崇焕不这么做，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皇上。

　　很明显，根本不是“袁崇焕没有顺利接受毛文龙死后的东江镇”，而是袁崇焕铁了心要在谋杀毛文龙之后把东江镇玩坏。

　　那么，袁崇焕为什么做的每一件事都对后金有利，对明王朝不利？
　　阎鸣泰抹黑毛文龙的一段话，用来揭露袁崇焕，再恰当不过。
　　阎鸣泰说：
　　“自我朝立国至今，师旅之兴，何时蔑有？然未有用兵之久、靡饷之多而成功之难如东事者。病根在事有两样人，而人有两样心。有一样欲杀奴之人，即有一样不欲杀奴之人。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灭以为国害，不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生以为己利。”

　　下面的文字，之前老夫的回答已经说了好多遍了，直接复制以前的回答。
　　从袁崇焕的议和开始说起：
　　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后，他的处境，实际上相当危险：
　　1.当时的后金，实际上已经经济崩溃，粮食卖毒品价。
　　“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以上，但是，无论袁崇焕，还是他背后的组织，都不能让后金完蛋，否则，不仅辽饷这种临时加派会取消，而且价格十几倍、几十倍的市场会消失。
　　所以，明明后金已经虚弱不堪，但“与后金决战，收复失土”这个选项会触动所有人的利益，所以王化贞的失败是必然的。
　　2.保住已有土地，维持现有格局，只守不攻，但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朝廷与后金的反应如何难以预料，而自己就变得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在政治上难以得分”，而是后金的经济状况拖不起：同第一条——“一金斗粮价银八两”，后金能拖多久？一年？两年？当时的毛文龙已经在鼓吹“二年复辽”，登莱巡抚袁可立也蠢蠢欲动，好容易调走袁可立，换来武之望把毛文龙折腾得欲仙欲死。
　　3.坚壁清野，退回关内，性质比第二条还严重，这实际上是王在晋方案的翻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工程款，不仅后金的经济状况会继续恶化，连辽饷加派都得被砍掉，这是要犯众怒的。
　　4.学习孙承宗，坚决把乌龟壳造下去。这倒是可以收复失土，可以有政绩了，之前孙承宗在的时候大家捞得爽，孙枢辅滚蛋了，萧规曹随，拾人牙慧没关系，大家修堡垒、养蛀虫，在辽西这个这个腐败窝里捞爽了，也不介意给袁崇焕一个好名声，花花轿子人抬人，糊弄皇帝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但是，同第二条，“一金斗粮价银八两”，后金能拖多久？再这么拖下去，后金总有一天要被玩坏的。

　　所以，当时的腐败官僚集团的观念很先进，他们的方案，类似今天的一个提法——可持续发展。

　　袁崇焕既不能、不敢干掉后金，也不能选择其他三个选项，那就只能议和，能成功议和最好，就算不成，也要以议和为名，暗中放水，让后金缓过一口气，这是袁崇焕的最佳选择，也是唯一选择。
　　后金的应对，也是议和，骗点粮食布匹，穿暖吃饱。
　　问题是，皇帝不可能答应，所以，袁崇焕必须把后金放出来，让后金在明王朝统治区制造巨大的破坏——敌人太强了，“满万无可敌”，让皇帝不得不同意和后金议和。
　　正因为如此，袁崇焕才铁了心坑蒙古人，铁了心要把东江镇玩坏。

　　袁崇焕别无选择。

　　那么，躲在暗处操纵袁崇焕的组织，布的局更加阴损老辣。
　　组织的布局是：
　　暗中帮助袁崇焕推动议和，可以；
　　帮助袁崇焕把后金放出来，把明王朝打得鼻青脸肿，也可以；
　　甚至可以纵容后金在某些区域大肆抢劫。抢到金银各种硬通货后，再找组织高价购买各种物资。
　　看看后金那边的物价：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
　　基本上，都是正常价格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组织这边，各种货物卖个十几倍、几十倍的，太黑了，宰后金一次两次可以，但这么干杀鸡取卵，没有回头客。
　　所以，十几倍、几十倍不至于，五六倍，七八倍差不多。
　　但是，如果真议和成功，明王朝和后金的贸易，就是合法贸易，后金凭啥以五六倍，七八倍的价格向组织购买粮食、蟒缎？
　　更何况，合法贸易，是后金向皇帝“进贡”各种辽东特产，比如人参貂皮之类，而皇帝则“市赏”后金银子、布匹、茶叶、铁器等各种货物，价格是有法定标准的，先不说有多少赚头，就算有赚头，也未必是让组织来经办的。

　　明末，是小冰河时期，明王朝统治区许多地方受灾。有人说，这是明王朝灭亡的原因。
　　但这个说法有个问题解释不通，那就是越往北，气温下降得越厉害，尤其是蒙古和后金统治区，更是重灾区，灾情更严重。
　　事实上，《崇祯长编》、《满文老档》等各种史料时不时就有蒙古、后金闹饥荒的记载。可以说，蒙古人的购买力肯定是在下降的，后金虽说造反后抢了不少金银硬通货，但其真正的购买力，肯定也有限，本来，不值得大明朝的腐败官僚集团如此煞费苦心地培养。

　　那么，是什么使得后金拥有了强有力的购买力，能够满足腐败官僚近乎无限的欲望呢？
　　直到老夫将晋商对后金的走私和后金从己巳之变开始到崇祯上吊期间多次突破长城在明王朝统治区抢劫这两件事并案处理，才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答案。
　　——对后金走私贸易的实质，是抢劫和销赃！

　　就后金那种统治模式，光靠他们自己发展经济，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购买力，后金真正的购买力，既不是八旗诸申在辽东黑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北大米，也不是深山老林里弄来的人参貂皮乌拉草，而是八旗军在明王朝统治区抢劫到的各种物资和金银硬通货！

　　而辽饷官僚利益集团真正的利润所在，既不是每年近六百万两的辽饷，也不是后金贩卖的马匹、辽东土产，而是帮助后金销赃。

　　看看当时的北地局势：你们这些北地走私商，仗着自己掌握了对日本走私的财路，在日本和登莱等地来回赚钱，整船整船的丝绸瓷器运出去，整船整船的金银铜运回来，钱多得花不完，就土地兼并，实在花不出去，就铸成一千多两银子一个的“没奈何”存在地窖里。

　　所以，我们要把后金放出来抢，抢光你们的银子，然后，让后金到张家口买我们走私出去的货物。

　　还是那句话：袁崇焕和毛文龙没有私仇，但是，两边的利益却是相反的，矛盾根本不可调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组织是绝对不会让议和真正成功的。
　　所以，
　　搞倒王之臣，很轻松；
　　调走满桂——这东西在辽西碍事，刚好调到大同镇压林丹汗，一举多得，废物利用；
　　挪用插赏，经济制裁林丹汗，那是袁崇焕和各路官僚密切配合；
　　杀毛文龙，有惊无险，事后，组织还忽悠崇祯，帮着袁崇焕暂时消除不良后果。

　　而到了袁崇焕把后金放水到北京城二环外的那一刻，就是组织上屋抽梯，把袁崇焕和辽西军卡死在北京城外进退不得的时刻。

　　然后，袁崇焕就死定了。
想想看，我大清在京畿，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杀了那么多百姓，成建制歼灭了那么多大明官军，造成了那么大破坏，肯定得有人担责任，承受皇帝和百官的怒火。
　　正好，察哈尔林丹汗，是你袁崇焕变相制裁的，空月马乾，是你发明的，毛文龙，是你谋杀的，和后金议和，是你操办的，后金，是你放出来的，援兵，也是你遣散的……
　　几乎所有的坏事，都是以你袁崇焕的名义做的！
　　你袁崇焕不死，谁死？

　　《崇祯长编》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癸亥)的记载里有这么一段话：
　　“上责诸臣欺罔蒙蔽，从无一疏发奸，自今当洗心涤虑，从君国起见。诸臣皆叩首引罪，承旨起”……
　　满朝官僚，绝大多数在袁崇焕问题上确实是“欺罔蒙蔽”。
　　但是，说他们“从无一疏发奸”就太过分了，袁好古“连升三级”的时候，就有一个叫董懋忠的家伙揭发袁崇焕议和，然后董懋忠丢官罢职。
　　有董懋忠这个典型摆在那里，谁敢说袁崇焕半个不字？
　　毛文龙在粮食供应被袁崇焕切断的时候，也在奏疏里“咆哮公堂”。
　　印象里，工部主事徐尔一，也曾建议崇祯召回毛文龙让毛文龙当面报告工作计划，《崇祯长编》的记载是“帝不听”。

　　说穿了，崇祯的耳目(厂卫)和智囊(内阁)全都有问题，
　　崇祯是聋子、瞎子、傻子。
　　明王朝的国家机器，是从根子上烂透了，袁崇焕每做一件坏事，国家机器的关键位置上，都有人在给袁崇焕放水开绿灯。
　　这不是袁崇焕一个在犯罪，而是一整个利益集团在集体犯罪。
　　剐在袁崇焕身上的三千六百刀，至少有三千五百刀应该剐在袁崇焕的同案犯身上。

　　所以，根本不是“崇祯皇帝为什么要杀袁崇焕”，而是几乎所有的坏事全是以袁崇焕的名义做的，所有的罪证，全都指向袁崇焕，袁崇焕被躲在暗处操纵局势的幕后黑手给玩了，给抛弃了，被扔出去当替死鬼承担所有人的怒火，最终被愤怒的崇祯碎尸万段。

　　相关的经济运行模式大致是这样的：
　　北地对日走私集团，从山东的登莱等地出海，贩运丝绸、瓷器等货物，经朝鲜，到日本，然后将日本的金银铜和各种稀奇古怪的货物比如武士刀之类的贩运回来。
　　他们向毛文龙交保护费，出钱粮支持东江镇用海上游击战袭击后金，换取明王朝默许他们的走私贸易；
　　南方对日走私集团，从东南沿海出海，贩运丝绸、瓷器等货物，经琉球到日本，和北地日走私集团业务重叠，有利益冲突。
　　在北地对日走私集团支持下，东江镇的对日海上游击战对后金造成巨大的打击，导致后金对辽东汉民的奴化进程失败、经济崩溃，汉民甚至旗人都大量逃亡；
　　辽西将门集团，这些人养寇自肥，吃辽饷，修堡垒，养蛀虫，这些人希望后金能吊住一条命，把辽东战事遥遥无期地拖下去；
　　北地对后金走私集团，这些人把后金当成工具，他们可不仅仅是让后金吊住一条命，而是把后金放出来抢劫，抢北地对日走私集团——那帮人钱多，然后跟在后金背后收贼赃，向后金高价出售粮食布匹等各种物资。
　　注意：充当强盗的，可不仅仅是后金，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战争，是起义军在前面抢富户，官军在后面追，捎带抢草民，号称“贼梳兵篦官如剃”，再后面同样有人向农民军、官军出售粮食或各种物资，获取巨额利润。

　　崇祯年间，从袁崇焕议和放水开始一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期间，后金先后入关抢劫五次，至于农民军流动的范围更大，“贼梳兵篦官如剃”造成的破坏也就更加惊人。
　　最后，北地抢差不多了，他们就开始部署改朝换代，谋划抢南方的对日走私集团。
　　刚开始，他们扶植的是李自成。只是李自成不听话，玩“追赃助饷”，所以他们搞倒李自成，换上备胎我大清。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张纪中老师拍摄的《碧血剑》有一个经典片断——崇祯怒斥袁佳文弼
　　袁承志：昏君！你这个昏君！你居然什么人都杀！连自己女儿也不放过！
　　崇祯：你要替父报仇吗？昨日朕成全了杜勋，今日未尝不可以成全于你！
　　袁承志：好，我只问你，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他对你耿耿孤忠，你却诬陷他通敌背主！你！
　　崇祯：你父亲有罪！诳言五年平辽，擅杀皮岛总兵毛文龙，令辽藩没有了东顾之忧，以致令清兵的铁蹄蹂躏京城，朕没有杀错！
　　袁承志：到这个时候你还这么刚愎自用，不肯认错？
　　崇祯：朕杀袁崇焕的时候只有十八岁，比你现在还小，自毁长城也好，刚愎自用也罢，朕要做中兴之主，不料成了亡国之君！老天爷给朕开的这个玩笑，又何其残忍，何其毒辣！你要朕认什么错？

　　如今，即便在文艺界，某些人也甭想只手遮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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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答一个。

老爸当过兵，上过老山前线。当年部队从山东上火车出发往云南走，在山东上火车的时候，站台上放着《十五的月亮》，部队的亲属们都在火车站送行，虽然有些悲壮，但是几乎没人哭。火车到了云南境内，靠站歇停，这下可倒好，不知从哪来了一群又一群的云南当地的老百姓，老太太老大爷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小朋友，根本没人组织，也没人安排，就是挤到铁道边拉着车上素不相识的解放军的手往他们手里塞酒碗，塞鸡蛋，塞吃的，操着一口完全听不懂的方言说着什么。一车的小伙子哭的泪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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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北略》：清兵攻南城，崇焕复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与清一日二十战。清兵益盛，桂不支而走，经袁营，竟不出救。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八九不离十，是真的。满桂在关宁军中是一个异类。首先他对辽西将门没有竞争力。明朝鉴于唐的教训，外族军人到一定的阶级没法轻易高迁。等于是一种公开的规则。所以辽西将门眼里，这就是一个给他们打工的包工头。然后，这个“包工头和他的工程队”也的确能打。这对辽西将门和袁崇焕是有好处的。满桂军即能当保镖，还能粉饰战报。

到了己巳之变，情况就变了。对袁崇焕与辽西将门来说，放后金进入京畿地区。威逼朝廷投降。是他们完成军阀化的重要一步。在他们的谋划中，后金军突然出现在北京城下，必然使京师大乱。守卫崩溃。朝廷大佬和小皇帝也会被吓瘫。此时他袁崇焕与辽西将门就是天降神兵，救难的菩萨。不但有救驾的大功，还能使恐惧中的朝廷对他们言听计从。可是这种好事被满桂给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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