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没有和蒙古贵族联姻，而清朝可以? 第1页

古人云：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这次诸君回答了90个问题，讨论地那叫一个纷纷扬扬。唯独不知道一件事——

明朝是和蒙古贵族联姻过的

抛开朱棣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有史料可以确认与蒙古贵族通婚过的明朝皇室成员，有四人：明太祖朱元璋、初代秦王朱樉、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通婚对象为三个家族：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家族、南海卫千户翁吉剌氏家族、前元平章明恭顺侯吴氏家族。

因为明初保留着殉葬的残酷宫廷习俗，这四名女子中的三名，都被迫以此作为命运的终点，体现了明初大多数妃嫔宫人生涯的一个侧面。

明朝与蒙古贵族的第一次通婚，是扩廓帖木儿的妹妹观音奴嫁与初代秦王朱樉为正妃。

这个事很多人都知道，但这桩为了怀柔王保保的政治联姻，对王氏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朱樉性格荒淫暴虐，行事逾矩，更加喜爱臭味相投（真的）的次妃邓氏（邓愈女）。由现存材料《明太祖钦录》中的《御祭秦王祝文》可知，正妻王氏遭到了朱樉的长期幽禁，日常饮食用具也十分粗陋。朱元璋曾为此时多次斥责朱樉，并赐死邓氏。而王妃的境遇并无改观，

当朱樉被久经迫害的宫人毒死后，王氏也以明初的习俗为丈夫殉葬，结束了并不幸福的一生。

明朝与蒙古贵族的第二次通婚，是明太祖晚年纳一名弘吉剌氏少女为妃

朱元璋晚年时读史，曾有感于元代弘吉剌氏“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的典故，特意将一名弘吉剌氏蒙古族武官的女儿纳入后宫。因为弘吉剌在元明时又另译做“翁吉剌”，她在史书中被称为“翁妃”。翁妃是朱元璋晚年较为宠爱的妃嫔之一，但其姓名、事迹、家世仅见于査继佐《罪惟录》：

翁妃，系元臣甕吉剌带之族。洪武二十五年，上与侍臣观《元史》，至甕吉剌氏之盛，曰：“其有后乎？”时其后为南海卫正千户，有女十四，入宫，殊宠。

时太祖已六十五岁矣，而翁氏只是一名十四岁的少女，可谓一树梨花压海棠。

当然，在那个时代成为老年帝王的宠妃真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他有可能指名要你殉葬......

至戊寅年，二十有一矣，与李淑妃侍上疾，上问二妃：“能久侍朕乎？”二妃不喻，称万岁，遂赐练以殉。（《罪惟录·列传卷之二》）

明朝与蒙古贵族的第三次通婚，是明成祖元平章明恭顺伯吴允诚之女为妃

吴允诚原名把都帖木儿，洪武年间易帜奉明为正朔，但未内附，而是统御部众游牧于甘肃外边，实际为一支半独立的羁縻势力。永乐初年吴氏正式内附后以军功进爵，其家族传侯爵直至明亡。吴氏之女与孙女为皇妃之事见于杨荣《明故恭顺伯吴公神道碑》：

女三人，长适右军都督柴别里革，次适都指挥杨完者秃，其三为太宗皇帝妃。侄满哥、文质、阿颜台、文彬。侄满哥俱袭指挥使。文质从征， 擒伪昝卜少师，授正千户。阿颜台受指挥佥事。孙男七人： 瑾、璘、瑛、圮、琰、琼 。瑾袭侯爵， 璘指挥使，圮袭封广义伯。孙女一， 为宣宗皇帝妃。

根据现存史料，朱棣后宫中唯一的吴姓嫔妃是是康穆懿恭惠妃吴氏，应该即是吴允诚女。吴惠妃的生平今已基本失载，唯有明末清初傅维麟《明书》提及吴氏是成祖四子朱高爔的生母。

惠妃吴氏，生皇四子高爔，未封薨，谥康穆懿恭。（清傅维麟《明书·卷二十·宫闱记》）

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载，高爔生于洪武二十四年。以此记载可知，朱棣大概在洪武二十三年把都帖木儿宣布易帜后，马上与其建立了联系约定了婚姻，次年，吴氏就生下了朱高燨。然而，这位蒙古血统的明朝皇子大概在极幼之时就夭折了，甚至未能看到父亲夺取皇位的那天。

朱棣以婚姻换取北方实力军事首领的政治军事支持，并不只纳把都帖木儿之女一例。《李朝实录》记载成祖为燕王时还曾纳建州首领阿哈出的女儿为妃，此女后被朝鲜称作“第三皇后”。与东北的阿哈出类似，当时把都帖木儿在明朝西北近边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其部属多达5000人。由此可见，朱棣为藩王时，对北方实权人物曾采取了十分积极的笼络政策。

细思恐极啊（笑）。

明朝与蒙古贵族的第四次通婚，是明宣宗又纳吴允诚的一名孙女为妃。

对于吴氏家族来说，连续两世皇妃是极大的荣誉，对第二位吴妃的个人命运来说，却是极度的不幸。据《明实录》记载，宣宗驾崩后，吴妃与其他没有生育的八位嫔妃一起为殉葬。

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恭妃，谥贞靖。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谥册有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三》宣德十年三月庚子条）

以下是关于问题描述的一点杂想：

题主说要让大明皇帝成为蒙古大汉。因为唯一的蒙古血统皇子朱高燨早夭，所以，让（未来的）大明皇帝成为蒙古大汉的计划就这么失败了。

不过，蒙古大汉多一点就能解决问题么？你显然低估明朝这边蒙古大汉的密度了。

就在土木堡之变前两天，为英宗殿后的四五万明军精锐，被砍瓜切菜一样的葬送在鹞儿岭。主将为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四人除朱勇以外都是蒙古人，“蒙古大汉”纯度高达75%，其麾下京军乃是朱棣的北征班底，蒙族官兵想必也不在少数。

如果族裔真的能代表“武德”的话，明朝的赢面无疑更大一些，因为明军中的蒙古军人，未必比对面的瓦剌军少（真的）。

另一方面，堂堂之战中，军事领袖个人的骁勇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为保护前面的英宗皇帝，吴允诚的儿子克忠、克勤双双战殁。在最后关头，克忠“犹下马跪射，矢尽，贼围之，克忠以枪杀数十人而死”。薛绶“弦断矢尽，犹以空弓击虏，虏怒支解之。”就连敌人得知薛绶本北人之后也感慨“此与吾同类故勇如此也”并“相与哭之”。（《明英宗实录·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日条）

其表现不可谓不勇敢，其死事不可谓不壮烈。

而制度、纪律、组织、后勤、情报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胜败？

这一点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