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为什么日军短时间就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但之后却僵持了14年？ 第1页

中条山战役既是抗日战争中华北战场最后一场正面作战，又是抗日战争中最彻底的败仗。也是国共两党两军抗日统一阵线政治上离心和军事上分裂的表现。 中条山横亘于山西南部。屏蔽洛阳、潼关和中原大地，拱卫西安和大西北，瞰视晋南和豫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国民政府军正规部队基本退出华北。唯有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率部在中条山铸筑了新的防线。1940年，日军为了南进，制定了以军事压力迫蒋投降和消灭华北八路军以解除其后顾之忧的作战计划。从1942年2月开始，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指挥下，日军第一军军长筱冢中将开始实施以中条山为中心的 “中原会战”计划。参加中条山战役的日军有6个师团又3个旅团，约10万余人，还有张岚峰（国民政府任命的新七军军长，降敌后任伪和平救国第一军司令）、刘彦峰部及伪24师等伪军，总计约12万人。

国民党守军为第5集团军曾万钟部（滇军）、第14集团军刘茂恩（冯系）部和第9军裴昌会（国军精锐）部、第17军高桂滋（西北军）部、第43军赵世铃（阎系）部、第14军陈铁（黄埔一期生）部及第93军刘戡（黄埔一期生）部第10师王劲修（黄埔一期生）部、第15军范汉杰（黄埔一期生）部。计有兵力约20万。

战前这里防守的还有第4集团军孙蔚如部，该部是杨虎诚的西北军旧部，因与共军交好，被调到洛阳至郑州一线。“中条山的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被后来许多人认为是中条山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

理由是从1938年到1940年，日军为了打通西进潼关和南下洛阳的战略通道，对黄河北岸的山西中条山区，发动了十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当时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国民政府的军队，在中共武装八路军的配合之下，互通情报，紧密合作，坚守中条山，多次挫败了日军的攻势，主力就是西北军主力孙蔚如部。

1940年日军在中条山多次碰壁之后，暂时停止了对中条山的大规模进攻。而中国军队开始蔓延一种骄傲懈怠的情绪，以为中条山是坚不可摧，是攻不破的堡垒。

据说当放牛娃说看到日军，防守的47军军长曾万钟半信将疑。

此时，担任总指挥的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回重庆述职一直未归。

4月18日，参谋总长何应钦来到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召开了由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军以上长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卫立煌没有参加。

何应钦的判断是：“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五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西安。”并就军事部署进行了明确。

５月７日，日军以钳形夹击、中央突破与分割包围战术，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多路向国民政府军发起全面进攻。 战至5月27日，国军大败，被赶出中条山地区。

中条山战役是第一战区，战区司令卫立煌赶回来时为时已晚。

不久，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官兼河南省主席，卫立煌为西安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一个月，便到成都赋闲。1944年春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

正因为此，中条山战役找不到具体指挥官是谁。

战役部署是参谋总长何应钦。据参加会议时任国民党第34师师长公秉藩回忆“何应钦在洛阳西工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召开了三天军事会议，对日军的进攻毫无警觉，对中条山的防御没有任何新部署，却一再提醒大家要“防共、限共”，把一切失利全推到中共头上”。

中国军队在中条山的防务是西线从黄河北岸，依次是孔令恂第80军，曾万钟第5集团军，负责东北线防御的是刘茂恩第14集团军，东线由第9军防守。这是典型的一字长蛇阵。

由于日军攻击突然，国军各部基本是各自为战。因为何应钦的布署不是为了中条山战役，而是防止日军攻取西安的预案。

据日方的统计资料，中国军队总伤亡超过10万人，其中3.5万人被俘，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战死673名，负伤2292名。

中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中，中方伤亡13751人，日方伤亡9900人。

这次战役中，国军牺牲和被俘的少将以上军官达十几人，是历次战役从未有的。包括唐淮源、武士敏、王竣中将，寸性奇、梁希贤、陈文杞等少将。

蒋介石认为中条山战役失败“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

究其原因有几方面。一是国军力量不足。原来卫立煌是以26万大军严阵以待与日军四个师团，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在日军增加两个师团和3个旅团以后，国军却把精锐的第四集团军调去反共。此消彼长，使国军在兵力上处于弱势。纵观抗日战争，国军即使五倍于敌都打败仗，况且是有备而来的10万对18万。二是指挥失灵。战前日军就狂言开战一个小时就可瘫痪中国军队的所有指挥系统，而中国军队还浑然不知。以致日特横行，开战不久就失去了统一指挥，各部各自为战。三是准备不充分。最典型的例子是开战仅三天，许多部队就断粮了。四是部署失当。何应钦制定的作战计划不仅有“确保中条山，而且包括歼灭敌人，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并且要求“先制出击打破敌之攻势”。以这种指导的兵力部署使战地指挥官在日军强大攻势下乱了阵角。五是没有支援。不仅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和其它战区部队没有积极支援，位于附近的第十八集团军共军部队也极少侧击支持，国军部队也没有协同作战。中条山是阎锡山的地盘，却不属于第二战区。六是战术错误。国民党正规军仍然延续防守战术，而日军则采取穿插迂回包围各个歼灭，一个一个的分别吃掉。国共相互斗法。

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曾以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结果被置之不理。其中原因引起当时和后来较大争议。

要搞清原因首先要了解国共两党关系的背景。

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共产党的部队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进入国军序列。八路军名义上隶属于第二战区，新四军名义上归第三战区。按国共协定，两军的指挥权仍归中共中央。

由于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的既定国策，国共两党表面上建立了统一阵线，实则各有打算。国民党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在警惕中发展壮大实力。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河北山西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百团大战，既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又使自己遭受到重大损失（损失了1.7万人，不包括后来日军的扫荡）。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国共合作基本破裂。此后，共产党部队基本不再听蒋介石指挥。

就当时而言，蒋介石对共产党蒋由政治解决转到军事解决，而共产党则转为“军事守势，政治攻势”。

恰恰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中条山战役，而共产党的十八集团军此时明义上属于第二战区序列，又处于交战区较近的北侧。于是发生了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支援中条山作战的事。

1941年的洛阳会议，何应钦一是布署中条山防御，二是部署兵力进攻陕北。据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记载“4月21日告诉蒋，不宜先下手攻陕北，因为此举可能“引出日寇渡黄侵陕””。

5月5日，在敌军开始攻击之前，蒋介石就“令为章（刘斐，军令部次长）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

5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既要告诉国民党中共当然会配合作战，同时趁机提出要求，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

蒋介石在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共藉此要胁，应淡然处之。”　

5月8日下午，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刘为章的话透露了蒋介石的意图。即共产党如果不出兵配合则是违背抗战立场。

徐永昌时任军委会军令部长，主管作战。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他当时反对蒋介石邀八路军参战，认为“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

徐永昌提到的“委员长前令”指1940年7月16日蒋介石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往“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的命令。按徐永昌的意思，八路军即使参战，也必须“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

与国民党站在一起的《大公报》也在此时发表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内称：“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我们谨代表国民舆论，作热诚激切之呼吁！ ”， 敦促中共“拥护国民政府”。后来周恩来亲自致函《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与王芸生，提出质疑，该报不得不重新发言以电讯联络不畅为由，报道了此前十八集团军已参战和八路军有意要与友军划界作战的问题。

与友军划清界限之说是有原因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而不是晋南，因为晋南不是蒋介石规定的八路军活动区域，中共在晋南和晋西南也基本上没有兵力。晋南由蒋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控制，而 1940年7月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军、八路军限期开到“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如果蒋此时命令八路军参加晋南战役等于自己扇自己耳光，这也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一直反对的原因。

毛泽东不把晋南作为主要配合作战区域，也是鉴于皖南事变的教训，避免和国民党军队“接触”或混杂而引起摩擦。

蒋介石的行为被毛泽东认为是激将法。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 “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1日，蒋介石在接见周恩来说：“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1日）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

5月18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对其提出的作战计划表示同意，并且说：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

第十八集团军当时有多少部队，或者参战中条山战役能起多大作用是个未知数。集团军总部在此方向上，指挥兵力已近50万。但115师主力在山东，120师此时拱卫延安，只有129师主力在太行、太岳方向。也就是说只能投入129师主力作战。

虽然八路军在中条山战役中出兵力度不大，没有显著效果，却也进行了冀南、白晋线、正太线、同蒲线、平绥线破袭战，还曾一度攻占水治镇汽车站。国民党也于5月底发表了八路军的战绩。

不知道毛泽东和朱德在中条山战役后是否感到后怕，如果真的把129师投入战场，估计也剩不下多少。

蒋介石要八路军出兵参加中条山战役是否是 “一石二鸟之策”争论较大。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就当时而言，中条山战役国民常兵力捉襟见肘，需要八路军出动支援是现实考虑，若以消耗八路军实力看有点不合逻辑。通过舆论指责共产党不配合对日作战的政治目的应当说是达到了，八路军没有全力支援中条山战场在当时受到包括中间派的攻击。
　　八路军不参加正面战场作战还有一个历史原因。中央在抗日前就明确了红军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同时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自发生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经不再承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而且蒋介石政府希望中共出兵助战，以证其仍在抗日，否则即等于表示放弃抗日立场的态度也确有威迫之嫌，因此毛泽东称其为“激将法”。
　　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高层尤其是军界高官多数主张对共产党部队厉行压制肃清。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都对国民党军心生警惕。这种警惕的结果是两军的极不信任，很难在一起协同作战。
中条山作战蒋介石请八路军加入，既表现了了蒋介石政治和军事上对共产党的两面手段，也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

虽然不能说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是国共两军不配合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一直是貌合神离，围绕各自的利益在斗法

关于日本在抗日战争中必然的失败，本人在

当中已经进行过充分的论述。本答案将驳斥另外一个问题：日本真的是“无战略”吗？本帖将通过论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战略决策，从另一个角度介绍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必败的死局的。

MB：写完才发现劳资不小心写了1W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华战略：永田铁山战略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是现在被某些人吹到天上去了的石原莞尔。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的是，石原莞尔也不过顶在前面的小卒子，他背后真正的大BOSS是统制派龙头大哥永田铁山。就是下面这个眼镜。

永田铁山在完成九一八事变侵吞东三省之后，即开始着手实施下一步侵华行动。1933年日军进攻长城，最后双方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退出燕山防御地带，在昌平一带驻扎。1934-1935年，日本人多次进入华北宋哲元部防区勘察、绘制地图，引发了两次张北事件，逼迫KMT签订《秦土协定》，实际控制了察哈尔北部地区。1935年日本还自导自演的河北事件，逼迫KMT签订《何梅协定》，出让河北、天津的大部分主权。

永田铁山之所以要进一步侵华，主要原因是从地缘上看东北是一块死地。东三省向北面临苏联的三面威胁，而其西南面对华北方向则门户大开，缺乏可以依凭的地理屏障。后世国共争霸东北，之所以首战是在沈阳不远的秀水河子，就是因为林彪找不到可供利用的地形把杜聿明挡在东北之外。如果今后中国与苏联结盟，从南北两个方向对东北发起反攻，则日本将首尾不能相顾，在军事上将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此外，从经济上说，当时的东北地广人稀，基础设施落后，开发需要大量资金，这是日本所欠缺的。更糟糕的是，在占领东北之后为了维持对东北的占领及对苏对华战争的需要，日本军费屡攀新高，基本吞噬了其占领东北的收益。因此，在占领东北之后，日本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反而加速恶化。

日本历年军费占国家预算的占比31-36年
昭和06年 1,476,875千円 461,298千円 31.2％ 満州事変
昭和07年 1,950,141千円 701,539千円 35.9％
昭和08年 2,254,662千円 853,863千円 37.9％
昭和09年 2,163,004千円 951,895千円 44.0％
昭和10年 2,206,478千円 1,042,621千円 46.1％
昭和11年 2,282,176千円 1,088,888千円 47.7％

——藤原彰《日本现代史大系》

31-37年鬼子在东北砸了44亿日元，其中政府投资就超过30亿，同时从36年开始还编列了每年6000万日元的全满洲勘探计划，然而除了抚顺6300万吨煤，其他东西全得到40年以后才能获利，本来最获利的每年200万吨大豆，给鬼子政府把专营权送给了三井财团，于是三井财团开心的低价收购，高价卖给美国，赚取差价。至于本土需求？那是什么？能吃吗？

因此，到1937年，日本的经济危机和政府财政危机比1931年更加严峻。当前日本国债近GDP的230%听说很了不得？毛毛雨，战前日本政府负债已经达到GDP的600%。所以说起来对于欠债这事儿么其实鬼子挺有经验的。

而华北在当时人口较密集，开发程度较高，有较为完备的煤铁矿藏及水运和铁路运输线，不需要太大投资就可以利用。因此侵占华北，掠夺其经济资源成为日本经济的救命稻草。

综上，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考虑，永田铁山认为，日本必须在华北五省培植亲日军阀势力，分裂中国，作为缓冲区。

1934年，日本陆海外三省搞的《对支政策备忘录》是这样写的：

对于华北政权，希望其臻于为国民政府政令所不能及。

1935年，永田铁山派属下军事课长桥本群参与拟定的《外、陆、海三相关于对支政策之谅解》，后来演化成著名的《广田三原则》，即：

（1）使支那彻底取缔排日言行，脱却依存欧美政策并立即实施对日亲善政策，有关具体问题，应与帝国合作；
（2）使支那对于满洲国的独立在目前应为事实上的默认，放弃其反满政策，且至少在与满州接壤的北支地区，与满洲国实行经济及文化的融通提携；
（3）来自外蒙的赤化势力，乃日、满、支三国共通的威胁，我方为排除威胁，而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区为各项设施，应使支那方面予以协力。

1935年8月，永田铁山被皇道派刺杀，遇刺之前几天，还下达过日本陆军的《对北支政策》，其中说：

在北支那，消除一切反满抗日的策动，实现与日、满两国的经济、文化融通提携；并使之成为日、满两国国防上的安全地域。

在永田铁山被刺后，土肥原贤二作为其政策上的执行人，继续推进华北五省自治计划。该计划的实质是将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从中国分裂出去，成立类似伪满洲国这样的傀儡政府，作为满洲国的国防前线和缓冲区。

但是，华北五省自治计划虽然通过一系列边境战争和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逐步推进到平津地区，但是其最为关键的对地方实力派军阀进行诱降的计划却完全没有进展。华北地区的三大实力派军阀，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渠均拒绝了土肥原贤二的诱降。日本仅培植起战斗力等同土匪的华北自治军和蒙奸德王两支力量很弱且极不可靠的伪军势力。这些军队的无能在1936年绥远抗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以及策动他们进攻绥远的武藤章大佐（“我们只不过是在做你（石原莞尔）自己于满洲事变时在满洲所做的同样事情而已”就是他的名言）被傅作义打得一败涂地。而日本人寄予厚望的华北自治军在七七事变之后甚至爆发了大规模反正。

因此，在七七事变之前，土肥原贤二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也就是永田铁山本人的侵华计划，在实质上已经破产了。

满洲事变后公开敌视日德两国的共产国际，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其敌视活动更加高涨。中共军队已公然对日宣战，华北地区的抗日战线已非常巩固。有人认为，要缓解由于《日德防共协定》引起的来自苏联的压力，扩大华北事变是唯一的办法。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

“三个月粉碎中国人，他们就会求和”——七七事变后的日本战略

七七事变是一起典型的“下克上”事件。在华北五省自治计划实质上失败之后，日本对于接下来要如何继续其侵华计划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方略。石原莞尔和杉山元为代表的对苏派和对华派两派在此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对华派的下层军官在上层授意下独走，七七事变就此爆发，并在对华派的煽风点火之下迅速扩大为全面侵华。

对于侵华战争，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时任陆相杉山元宣称：

三个月灭亡中国。

不过实际上杉山元说的是

三个月粉碎中国人，他们就会求和。

对华派虽然一直被日本史家骂得狗血淋头，但实际上对华派倒是也没有真的蠢到认为三个月就能灭亡中国的地步。杉山元的计划是通过对华北、青岛、上海三个点进行军事打击，迫使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签订更加苛刻的和平协议，尤其是长期占领平津地区，以便推进停滞不前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虽然这帮傻货也不想想就算蒋介石接受了，共产党会答应吗？全国人民会答应吗？蒋介石要有本事压制抗日运动的浪潮，何至于在西安让人从被窝里掏出来？

7月29日，日本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大纲”，其内容主要为：

（一）作战方针：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并保持该地区的安定，作战地域大致限定在保定、独流一线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地区作战。（二）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略）
（三）作战要领：“中国驻屯军”特别应对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尽量给予严重地打击；对青岛和上海地区的作战，在情况不得已时进行。根据战争情况发展和第3国的关系，谋求以最小限度的兵力长期占领平津地区。
（后略）

作战部支那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

我们只要加派军队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

当然，幻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大批中国军队开赴华北。这些中国军队有中央军也有地方军，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甚至连远在西南的桂系、四川、云南军阀也尽起子弟开赴万里之外抗击日寇入侵。这是视中国为一盘散沙的日本军阀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难道这些军阀不应当互相拆台老死不相救应吗？难道不应当像当年明朝军阀投效女真人一样纷纷投效日本吗？他们所预想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尤其在上海地区，8月15日先期投入的两个师团原计划：

派遣军以一个精锐师团在浏河镇、川沙河口地区登陆，以军的主力在吴淞地区登陆，击溃当面之中国军队。占领上海及其以北的重要地带。

但战至9月9日，两个师团除了伤亡四千余人外进展甚微，而云集上海的中国军队则越来越多。此时日本当局已经变成下不来台的赌徒，只能不断地往上海投入兵力，因为不继续追加投资前线军队就有被中国军队全部歼灭的风险。至11月初，日本已在上海投入了9个师团又2个旅团，累计伤亡达10万人。此时日本终于发现这场战争完全失控了。11月7日，日本成立华中方面军统一指挥淞沪战场上的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其作战任务是：

任务：当前之任务是，在海军的协同下消灭附近之中国军队，摧毁其作战意志，以达结束战争之目的。

至此，日本侵华战争终于形成了基本战略指导思想，即通过消灭中国的军事力量，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主要是领导人的作战意志，迫使中国求和。南京大屠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日本高层的默许。这帮懦弱的屠夫以为，屠城可以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根据这一战略，日本邀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这次谈判可以参见这里：

如果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假定国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倾倒了，则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你要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对陶德曼的回复。

日本决策层的妄想，显示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极度幼稚与无知。他们完全没有看到的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一致抗日已经成为蒋介石政权能够得到全国拥护的最大甚至是唯一的理由。因为抗战，共产党可以改编为八路军；因为抗战，阎锡山可以允许中央军入境甚至交出部分指挥权；因为抗战，李宗仁一个桂系军阀可以指挥包括西北军和中央军在内的曾经不共戴天的仇敌；因为抗战，向来守户不出的四川军阀可以尽起精锐出川抗敌……当一致抗日成为中国人民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时，停战和谈早就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情了。尤其是不要忘了：

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公然发表“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手”的声明，正式宣布这一阶段战略又失败了：

在攻陷南京之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政府以最后考虑之机会，而一直予以等待，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居然策动抗战，内不察人民遭受涂炭之苦难、外不顾整个东亚之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而期望于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之邦交，协助建设复兴之中国。

至此，日本对华战略进入第三阶段。

孤注一掷——武汉会战决策始末

1938年5月，日本近卫内阁全面改组。叫嚷着“三个月粉碎中国人”的陆相杉山元因为侵华战争收不了场被迫辞职，接任的是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刚刚从山西战场上火线回归的板垣征四郎。这个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是共同策划918的老战友，也同为对苏派中坚，那么，这样看来石原莞尔一派要得势了？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理一下石原莞尔及对苏派的核心战略思想：最终战争论。石原莞尔主张，未来将有一场类似《圣经·新约·启示录》所预言的那种世界战争。石原莞尔认为，世界上两个大集团，即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冲突这样一个主题思想。冲突之根源在于东方的精神价值和西方的物质价值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而不单纯是对领土和市场的争夺。顺带说一句，石原莞尔认为苏联也是西方。一旦这场史诗般的战争决定了这两种文明孰优孰劣，世界人民就能够在永久和平中团结起来。在这最后的一战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而成为西方文明价值的最有力的捍卫者美国将同东方文明的卫道士日本相对抗，并以美日决战为这次战争画上句号。

这一中二感爆棚（嘛，其实也不比纳粹那套更幼稚）的战略思想是对苏派和对华派两派的共识。SO，大家现在知道为啥我们军迷喜欢管鬼子叫中二了吧？在35年石原莞尔就任作战部长之时，他认为最终战争的第一仗将是日苏战争。石原主张，在来自俄国方面的直接威胁缓和以前，应该暂且避免同美国及欧洲列强的关系紧张化。1936年，他估计不出五、六年就要发生对苏战争。因此他制定了对满洲国开发的五年计划，决心以五年时间通过开发满洲增强日本国力，做好对苏战争的准备。该说他是小胡子养成计划打多了呢还是暗耻打多了呢？

对苏战争计划同样得到两派的共同支持。两者观点不同的是，中国怎么办？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东三省的西南方向无险可守，真的第二次日俄战争HIGH起来的时候，中国在背后捅一刀咋办？永田战略破产以后，尤其是七七事变之后，对苏派和对华派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

对华派的主张很简单，中国的威胁应当以武力来消除，以便日本腾出手来对苏联作战。尤其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对华派认为针对日本的中苏同盟正在形成（其实倒也没完全猜错，1937年苏联援华志愿队就开赴了抗战一线）。七七事变就是在这种思维导向下策动的。非常符合中二的直线性思维。

从对俄国备战的观点看来，我坚信，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容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打击南京政府，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

——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1937年6月对东京的绝密电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

而石原莞尔为首的对苏派则认为，日本必须通过武力控制中国以建立一个东亚联盟，即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集团（大东亚共荣圈），并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有推行最终战争的本钱。七七事变前后，石原莞尔抛弃了通过武力建立东亚联盟的幻想，因为他认识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华民族已经觉醒，未来的对华战争必然陷入持久战的泥潭当中。因此，他主张不仅不能扩大七七事变，而且要放弃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全军撤回东三省。

什么？听起来一点都不中二了？才怪，石原莞尔只是中二的方向变了。他主张，要以道义上的劝说和示范作用作为争取中国参加东亚联盟的手段。而且他还并不主张放弃以武力夺来的满洲国；反之，他建议使日满关系成为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范例以诱使中国参加合作（顺带说一句，日本人一直认为东三省不是中国领土而是中国殖民地，所以他们搞918不是侵略而是解放殖民地。也不知道一个常住人口绝大部分是汉族的地头怎么就成了殖民地？）。他还宣称，蒋介石是可以和拿破仑和凯末尔相媲美的人物（矮子被黑得最惨的一次），是“兼备政治和军事才能的伟大领袖”（是谁说空一格只配当连长的？站出来！）。

王道日漫的中二感出来没？两边打着打着突然就互相理解了，现在大家知道日漫里普遍存在的这种莫名其妙的“互相理解”是打哪儿来的了吧？

石原莞尔似乎完全忘记了日本濒临破产的财政现实和危如累卵的国内局势。没有军事胜利的麻醉剂支撑，没有对华掠夺的前景画饼，下一个226箭在弦上。上一个被天诛的是永田铁山，下一个被天诛的，恐怕就是他石原莞尔自己。

至于中国人么，有一句妈卖批不知当讲不当讲。石原莞尔你还好意思宣扬“日满和谐共荣”？你自己去看看东北那一溜万人坑这TM扯你个蛋蛋的犊子呢！谁TM要跟你们这帮人渣屠夫侩子手互相理解了？

中二仍然是那个中二，或许中二得更厉害了。

所以石原莞尔最后众叛亲离到他自己在作战部的绝大部分下属都跟他无法“互相理解”了。37年9月，石原莞尔被发配到关东军任副参谋长。往上看，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的顶头上司，正是那个“只配当上等兵”的东条英机。

无论石原莞尔说得有多好听，他的提议对于日本来说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可言。虽然在1938年5月，理论上和石原莞尔一党的板垣征四郎担任了陆相，但是却并没有通过撤军的方案。相反的是，全面改组后的近卫内阁推出了两项新政策，一是建立兴亚院，二是策划武汉会战。

建立兴亚院是新任陆相次官东条英机的主张。自从石原莞尔去了关东军，这俩货差点把关东军司令部的屋顶给掀了。于是上头对这俩问题儿童各打五十大板，双双调离关东军。所不同的是，东条英机平步青云，最后进了内阁。这是因为对苏派当了陆相，那么次官当然要留给对华派搞平衡。至于石原莞尔则被彻底踢去坐冷板凳了事。

兴亚院是在东条英机建议下，日本内阁设立的专业负责处理对华掠夺事务的机构。东条英机的逻辑很简单，石原莞尔你那套根本行不通，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不是说动蒋介石一个人就能解决的，除非你把东北和台湾一块儿吐出来，否则中国的抗日运动会永远持续下去。现在仗已经打到这份儿上了，血也流了，钱也花了，国际上外汇越打越少，国内经济局势危如累卵。那下面怎么办？东条英机的对策是撸开袖子在占领区开抢，在中国搞“满蒙化”。

在38年1月轻佻地宣称“期望于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之后，近卫内阁开始研究如何肢解中国的问题。对此，日本参谋本部情报部提出：

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

在日本人看来，通过攻打“九省通衢”的湖北，将蒋介石赶出中原地区，就可以消灭中国的中央政权，从而为培育亲日割据政权创造条件，实现占领区“满蒙化”，为进行经济吸血创造条件。

因此，打武汉会战日本可以说是空国而出，挤出了最后一滴精血。近卫内阁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追加动员40万人，列编10个新师团，追加战费32.5亿日元，相当于日本战前1.5年的总预算。武汉会战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当然，日本嘛，又到了赌国运的季节了。

1938年11月，武汉会战基本结束。近卫内阁这才发现，自己这场看似胜利的豪赌完全没有达到其战略目的。在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发布的第二篇对华声明中，近卫文麿把1月份“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手”的豪言壮语完全吃回去了。他说：

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事实上，在此之前，近卫内阁已经开始透过亲日派的管道试图同蒋介石媾和。这次媾和最终导致了国民政府中亲日派和英美派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及20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投日在38年年底。但日本人失望地看到，汪精卫和他的投日队伍只是一帮失意政客，其中既没有地方实力派军阀，也没有宋、孔等官僚资本集团，更没有二陈、复兴社等党务集团，完全是光杆司令。一直到40年年中，汪精卫才勉强组织起了汪伪政权。国民党军各大战区仍然在坚持抗战，苏联援助的武器弹药仍然在滚滚而来，而共产党人已经遍布占领区的每一个角落。

1938年12月22日，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三篇对华声明，全文如下：

日本政府，昭和13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对理解东亚新形势，并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要求中国加以限制，始终只求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该声明表明，日本对于武汉会战的孤注一掷，又失败了（话说我这是说了几个“又”了？）。至此，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结束，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日本的对华战略，就此转入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即近卫三原则）为基础的政治诱降。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倒台。

“三国演义”——对蒋汪的政治诱降与对华新政策

这套所谓的近卫三原则，本质上其实就是石原莞尔那一套。对华诱降主要由两帮人马在搞，一帮是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军方人马，主要工作对象是蒋介石，另一帮则是犬养健、影佐祯昭、重光葵等情报、外交口人马，主要工作对象是汪精卫。这两派人马要不然就是石原莞尔一党，要不然自称深受石原莞尔的影响。至1940年11月，第二次上台的近卫内阁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全文比较长，自己去百度，其要旨是：

1、诱降工作统一由中央接手。
2、优先策略是促成蒋汪合流，如果不成就改为扶汪灭蒋。
3、对于汪伪政权，“主要是指导它向我占领区内努力渗透其政治力量。”
4、实现经济合作，整顿“治安”，以此稳定占领区民心。

《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本质上就是石原莞尔思想的务实化版本，即试图通过在经济和政治上扶持汪精卫政权，实现所谓的“共存共荣”。但问题是，正如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中写到：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她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

从根本上说，近卫三原则当中，善邻友好和经济合作都是扯淡。从39年开始，日本自身即陷入经济危机当中。正如《大东亚补给战》一书描述：

企划院对经济国力的判断就极为悲观。我国国力于1938年度达到最高水平，1939年开始下降，在日中战争第三年就处于严重状态。 不管陆、海军的武器装备生产如何增长，基础国力还在不断下降，国家计划没到日中战争第三年就开始破产。

重光葵的《日本侵华内幕》则写到：

仅以经济上讲，日本根本就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况且，占领地的经济与军事力及政治力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日本突入了超越它自己能力的日中战争，是日本崩溃的原因。

1939年开始，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严重的米荒、电荒，国力穷困迅速表面化。日本各城市普遍开始对粮食实施限购。政府为了维持军费滥发纸币，同时又强制居民购买国债以约束通货膨胀，让居民的钱袋子越来越空，消费的乏力进一步导致经济下行。在经济危机的侵袭下，日本为了维持本国经济不致崩溃，只能全力加大对各占领区的掠夺，所谓“亲善”、“合作”自然无从谈起。

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物资主要用于制造军用品，民用生产的物资均感缺乏；再者，日本没有从其它国家输入原料，已经使日本逐渐感到在向中国输出产品和支付手段上均有困难，而且，因为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取得军需物资又是非常之必要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在占领区依靠印刷钞票作为支付手段，其结果是引起了通货膨胀。因为靠强迫，所以不断加强占领军的压力。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你他娘的就直说没钱要抢不就得了，婆婆妈妈的。

YY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石原莞尔一党希望通过怀柔手段和中国搞“互相理解”注定不过是南柯一梦而已。因此，近卫三原则唯一能够实现的只有一条：反共。

话说蒋公这笑得好诡异。。。。

很多人喜欢拿百万伪军说事，但事实上，中国的伪军膨胀主要发生在1942年以后。可见下表：

可以看出，伪军投敌的高潮是1943年。以1942年4月孙良诚投敌为起点，孙良诚部、孙殿英部、庞炳勋部，构成了这波投敌高潮的主要部分。为什么偏偏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已如秋后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国民党军当中反而出现了投日潮呢？

这个么，还是问问他好了。

从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反共”再次成为国民党基本政策。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中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两条战线，“抗日”与“反共”并立。1940年，百团大战的爆发既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又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警惕（顺带说一句，整风运动中对百团大战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对蒋介石暴露了实力，而非对日军暴露了实力上面，这个是某些论者常常故意混淆的），并进一步导致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皖南事变的爆发。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实质上已经分裂 。抗日战争转入一场“三国演义”，即国共日三方，国共两党一方面基于“抗日”的民族大义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又在“反共”和“反磨擦”的旗帜下互相战斗。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交错进行，抗日战争既是一场反抗外辱的民族战争，也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战争，是土地革命的继续和解放战争的前导。在1940年，半公开投敌的石友三被蒋介石密令高树勋捕杀。而在1942年以后，大批国民党军以“保存实力”为借口投入伪军，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

投日伪军的想法，“四朝元老”吴化文的这段名言可为注脚：

如果日本打胜了，我们当然有光明的前途，如果老蒋赢了，他肯定要我们去打共产党，我们一样有前途，万一老蒋不要我们了，我们就去投奔共产党，怎么能说我们没有光明前途呢？！

虽然日本的失败不难预料，但抗战打完之后即将爆发的第二次国共内战同样显而易见。因此，对于习惯于用数人头数枪支数来计算实力并进行拉拢工作的蒋介石而言，只要你有人有枪，就不愁蒋介石不送官送钱请你帮他打内战。有这样非常现实的理由，对于这些军头而言，当伪军也就不是不能想象的选择了。

在抗战结束后，孙良诚、孙殿英、庞炳勋三人全部回归国军序列，均未受到惩罚。事实上，绝大部分伪军都被蒋介石所收编，比如汪伪首都师甚至被编进了74军。没错，就是孟良崮上床单飘那个整74。

当然，真正能混到吴化文那个“老蒋不要我们了还可以投共”的也是特例，绝大部分前伪军最终的结局是被解放军歼灭。

考古专家孙殿英1947年死于解放军的战犯收容所

对于抗日战争内涵上的转变，毛泽东清楚，蒋介石清楚，汪精卫知道但不愿承认，而日本人却一直是雾里看花，基本没搞懂这是怎么回事。无论石原莞尔还是影佐祯昭都完全无法理解阶级革命到底是怎么和民族主义相融合的。他们都缺乏政治学的相关训练，连基本的概念都是模模糊糊的。石原莞尔自己的说法是：

中国的黄埔军官学校有两个专业：军事专业和政治专业。但是我们的军事学校只有一个军事专业。结果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三十年代在中国所发生的重要动向。

战后日本历史学家冈吉武则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理智》当中说：

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是经政府灌输而来的，所以它就具有一种人为的性质。反之，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从整个世纪极其痛苦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容。总之，由于日本人没有经历过受外国人凌辱的历史，他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饱经屈辱的亚洲邻国的思想感情。

日本人民只是被当局忽悠着有事没事的“赌国运”，何尝真正理解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今天也是一样。所以他们今天还在搞“互相理解”。

1942年，重光葵（就是下面那个戴礼貌的，大家应该猜得出这是在哪儿吧？）就任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他后来写道：

日本的权威达到了顶点，经济状况也好转。日本与中国之间保持了交通联络，物资也可以自由输出输入，联银券和储备券都能同日元交换，贸易也很便利。

于是，重光葵搞了个“对华新政策”，后来他自我吹嘘说：

笔者主张把占领区政治、经济上的一切问题完全让给中国人，日本不干涉占领区中国的内政，援助中国人实现自主权的重建；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必须是个独立国。废除一切日中间的不平等条约，树立完全平等的关系，自动地在政治、经济上互相援助。战争已无必要，日军可由中国撤回，将一切权益归还给中国政府。日本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除了日中平等及互相尊重以外，我认为再没有其它办法调节日中关系。“满洲国”问题，南京已经承认，也就解决了。只有在今日日本充满信心地统治东亚之时，才可实现这种政策的转变。

然后岗村宁次像看个傻叉似地看着他：

作为中共钦定的头号战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当然知道这种局面是怎么来的。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

之所以共产党宣称自己抗击了99%的伪军，根本原因是99%的伪军都拒绝和蒋介石作战。其中相当部分伪军都和蒋介石保持着联系，甚至同时领着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双份军饷。据说还发生过这样的奇事：一名日军军官在伪官员的陪同下到汪伪部队去视察，进了军营才发现军营里到处刷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吓得他装了一路不认识汉字。

重光葵的“对华新政策”，再次表明日本政客虚伪幼稚到了什么地步。显然，没有日军撑腰，汪精卫连一天都撑不住。最终，这个所谓的“对华新政策”仅仅落实了几条面子话而已。

最后的蠢事——一号作战与中共反攻

1943年末，随着美帝黄金灭国舰队准备就绪，日本即将丧失制海权已经板上钉钉之事。当年末，日本陆军省在内部搞了“虎号图上模拟演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就是在这个这次演习中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陆军省将一号作战的作战目的总结为以下四项：

一、夺取今后势将成为美机B29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桂林、柳州，以保证本土防卫万无一失。
二、通过占据桂林、柳州一带，以应付将来敌军经由印度、缅甸、云南指向华南方面的进攻。
三、在海上交通日益不稳的情况下，修复这些贯通南北的铁路，以开辟经过法属印度支那与南方军的联络。
四、通过摧毁重庆军的骨干力量和所取得的综合战果，以策划重庆政权的衰亡。

这个作战目的订得简直让人无力吐槽。

1、B-29从桂林柳州起飞对日本本土顶多能起到骚扰作用。美军制海权即将确定的情况下，在太平洋打个岛作为轰炸机基地显然要合算得多。

2、通过打击军事力量来迫使蒋介石投降，这已经是多年来证明完全无效的手段。结果这帮二货还在做这个弥天大梦。就算退一万步，蒋介石连丢失重庆的后手的想好了——大不了我往兰州跑。

3、大陆交通线？呵呵……这帮货大概压根不知道广西外号十万大山。

能订出这样的战略计划来，可以想见陆军省一定很闲。

不管怎么样，战后日本仍然恬不知耻地吹嘘这是一场“百年罕见的大远征”。

当然，大概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没用的远征。

而在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的同时，面对1942~1943年度大范围天灾和敌伪顽三方夹击下一直在艰难求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终于迎来了苏醒的时候。在蒋介石对于日寇进攻还一无所知之时，毛泽东已经通过中共的情报系统敏锐地察觉到时局的变化并且开始布置1944年的反攻。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军区首先动手，分别组织了1944年1~4月的春季攻势。这是1941年国共合作实质上破裂以来，中共第一次组织大规模攻势作战。在这次攻势中，晋察冀边区拔除了近千个据点，山东军区歼灭日伪军近万人（主要是吴化文部，对，就是那个有光明前途的吴化文）。而日伪军反击极为乏力，只能不断收缩战线。受此鼓励，两个军区继续组织夏季攻势，彻底扭转了1941年以来敌后抗战的不利局面。整个1944年，晋察冀边区通过连续组织春季攻势、夏季攻势、秋季攻势，歼灭日伪军4.1万人，解放了近800万人口；山东军区歼灭日伪军近7万人，光火炮（不包括掷弹筒）就缴获了349门，解放了9个县城和930万人口；晋冀鲁豫军区稍微落后，但是通过秋、冬两季攻势后来居上，歼灭日伪军7.2万人，解放了11个县城和500万人口。在八路军攻城略地的同时，新四军苏中、苏北军区也分别发动局部攻势，共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解放了160万人口。在中央部署下，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向河南、湖南、广东、安徽等日寇新占地区挺进，开辟多个新解放区，势力南达广东韶关，几乎与东江纵队会师。

然后被国民党“顽固派”堵回去了（手动滑稽）。

至44年底，中共抗日武装力量从年初的47万人扩张到78万人，民兵200万人，根据地人口9000万人。敌后抗战，这回是彻底摁不住了。

1945年2月，随着桂柳会战的结束，一号作战的所有战役战术目标全部完成。但是，日军的处境并没有因为一号作战有任何改进，反而更加糟糕了。

在正面战场，随着滇缅公路的通车，大量美援物资涌入中国，在云南训练完成的三十多个美式装备的国军师陆续投入战斗。同时到来的还有美军第14航空队的大批新式战机。日军漫长的补给线成为这些战机最好的饵食。1945年4月的湘西会战中，日军被中美联军杀得大败而归，标志着正面战场形势逆转。

而在敌后战场，挟1944年胜利之势，八路军和新四军再接再厉，在1945年继续举行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歼灭日伪军12.5万人，收复了59个县城，将日军完全挤压在城市和交通干线上动弹不得。受中共胜利的鼓舞，美军开始策划在中共的接应下，对青岛实施登陆作战。该作战虽最终因苏联确定参战而被终止，但却进一步牵制和摊薄了日军的兵力部署。广西的十万大山加上中共的不断袭击，日本所谓的大陆交通线连一天都没有通过车。

一直到1945年7月底，穷途末路的日军大本营终于开始考虑在中国战线收缩兵力，决定将湖南、广西的约10个师团和10个旅团抽调到东北应对苏联进攻，并确保华北的重要地区。BUT，黄花菜都凉了。

应当说，敌后抗战能够在1944年扭转局面，日本陆军省愚蠢的战略思维起了不小的作用。

顺带说一句，日本大本营制定的满洲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在满洲进行持久战，在朝鲜进行决战；即便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也应尽力确保南满与南朝鲜的重要地区。

结果么？当然是被毛子包了个大饺子！

结语：

日本对华侵略的战略思想起源于“最终战争论”，其战略思想虽然充满了中二与无知，但绝不像某些日本右翼所辩解的那样“无战略”，是少数下级军官的盲动。从918到太平洋，日本战略思路的逻辑线条是清晰和明确的。为了“最终战争”所以搞九一八，为了准备对苏战争所以搞“华北五省自治”，“华北五省自治”失败了于是搞77事变企图武力硬上，77事变下不来台于是全面侵华，全面侵华陷入泥潭打不下去了于是去越南抢粮度荒，入侵越南造成美国禁运于是干脆偷袭珍珠港全面进攻东南亚。

产生这种极端荒谬的战略思想，源于日本封建化的政阀体系。大量既没有政治学识又没有政治经验的二代和军阀把持日本国政，和同样封建化的财阀资本互相结合，把资本私欲和军阀野心捆绑在一起，最终产生了“最终战争论”这样肤浅中二的战略思想，为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然，在日本人自己看来：

武汉会战后日本经济已经崩了，继续大规模作战，就变成了一个半工业国去跟农业国比赛失血速度，迟早被农业国拉到同一水平。

局面十分可悲:

1、铁路和水运畅通区已经基本占完，继续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需要大量石油。

2、国内军工生产已超极限，工业体系的自我维持已经无法保证，难以继续维持大规模攻略作战。

3、攻城略地的结果，无非是将线式的正面战场变成面式的治安战场，不仅带不来任何收益，反而是继续扩大失血量。

4、汪精卫所描述的和平运动被蒋介石迅速弹压，反而纯化了抗日力量，断了蒋介石媾和之路。

5、即使想媾和，也无法得到马鹿们的同意。若不媾和休养生息，即使占领中国，恐怕也将沦为与中国一样弱的农业国。不堪列强之一击。

总而言之，进退两难，情况十分的糟糕，令人绝望。。。。。以至于国共在40年，已经开始准备战后决战，中国战场演化为三国局面。。。。。

其实没那么复杂。

日军最强的机械化部队是配备了700辆汽车的23师团，勉强能让炮兵和工兵部队摩托化，而后勤补给就指望不上了。日军师团长距离补给只能指望铁路或者轮船。在这个前提下，日军师团及以上部队不可能脱离铁路或者长江水道100公里以上活动。

其他占领区也是如此，日军能深入缅甸的原因是英国人修了铁路，而且伊洛瓦底江可以通航。其他的马来亚、菲律宾、东印度群岛离海洋都近。

这种情况下要打重庆根本不可能，因为三峡的地形完全无法运动，其他方向没有补给。既然不能一击致命那么多占一点地少占一点地也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