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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至少有600万尘肺病农民患者,死亡率高达22.04%,为什么却很少有人关注?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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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社交网络,发生了一件奇妙的蝴蝶效应事件

一位网友像往常一样,在豆瓣将一部纪录片标记为“想看”。

随后竟然得到了该片导演的回关,并亲自把资源私信到了他的手上。

该网友震惊于此番操作,发了一条微博。

这位“在豆瓣蹲着,谁标记想看,直接关注你然后私信你,再亲手把地址递给你”的很惨的独立电影人,一时间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于是几万网友将这部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顶到了豆瓣实时热门第一。

不仅如此,这位名叫蒋能杰的独立纪录片导演,还在豆瓣公开发布自己电影的资源。

像个“白嫖党”那样提醒网友:“赶紧保存,之前的失效了,你们自己传播吧!”

一位知名电影资源博主看完本片同步标记到微博,还收到了蒋能杰的私信感谢。

他啼笑皆非,“一般情况下,独立纪录片导演私信我都是版权警告的。”

这个短暂的小奇迹,有点荒诞,有点心酸。

商业上没市场,审查上404,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一直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但这个电影中的“濒危物种”,每每出现,总能以其中朴素的真实,深深地打动和刺痛我们。

《矿民、马夫、尘肺病》一片,源自蒋能杰从毕业后到现在,将镜头对准家乡人民的十年跟拍。

从2010年开始,他用粗粝的镜头,记录下湖南一个南方山村的矿民生活。

主要人物有三个——

90后小矿主小刘

60后马夫蒋美林

晚期尘肺病人赵品凤

在这个靠山吃山、以矿为生的山沟沟里,他们代表了当地老百姓的三种谋生方式:

一是进山采矿,二是出门打工,三是买马送货。

但无论是哪种出路,无论是矿上还是矿下,他们的生活都注定是一场“穷折腾”

01

矿上:以命换钱

2010年左右,矿价飞涨。

面对高额的采矿许可证与昂贵的生产安全保障,一些私人矿主铤而走险,召集附近的村民进山开矿。

男人进山洞采矿,女人在洞外拾矿。

而马夫们则是山顶上的顺丰小哥。

上山时为他们运送物资粮食,下山时把开采出来的矿石运出深山以赚取运费。

矿石之于他们,就像是农作物之于农民。

一点舍不得浪费,成色决定了售价高低。

矿价高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可以过个比较好的年。

因为是非法开采,矿民们最怕的就是遇上政府整顿。

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上演着猫鼠游戏。

“都说山高皇帝远,我们都住这么高了,他们也管得到。”

说是政府整顿,但来的其实是政府花钱雇佣的“烂仔”。

三天两头来一次,机器被他们砸掉,矿棚被他们烧了。

而矿民们也只敢背后抱怨,过过嘴瘾。


正常情况下,他们得巴结这些整顿的人,请他们喝酒,搞好关系。

矿上的生活很苦。

冬冷夏热,十天半月不能洗澡,缺粮吃的时候拿老鼠加餐。

苦闷的采矿生活中,他们的谈话内容倒与文学的两大永恒母题不谋而合:

性与死亡

男人们独自在外工作,最想念的是家里的婆娘。

互相打趣,嘴里总绕不开夫妻之间的那点事。

有时候,他们也幻想别的女人。

挣钱了能想到的最佳放松方式和人情往来,就是“请小姐”。

冬天冷不能寐,就唱唱黄色歌谣开开荤。

有人进庙烧香,听见旁边的女人“求菩萨保佑自己老公在矿上不要挣到钱”。

因为一旦挣钱了,男人就在外面找女人。

男人们也明白,“有些女人确确实实被老公伤了心了。”

聊女人之外,他们也听听歌,虽然不知道名字。

还有精神向往远方的人,会听美国之音,会看奥运会、阅兵仪式这些看到津津有味。

采矿更是一个高危工作。

他们每天的新闻播报,就是交流哪个矿洞又死了几个人。

言语之间,死亡已经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

由于买不到正规炸药,自制的假炸药中毒成为了矿难的主要致死原因。

其他的比如矿洞坍塌,高处摔滑,处处充满风险。

在这里,死亡成为了一个个数字。

死了几个人,每条人命赔多少万,老板出多少钱能让上头把事儿给压住......

他们每天谈论这些,直到厄运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这么辛苦,如此危险,他们能用命换到几个钱呢?

就像开头一位大哥被人吓唬政府来整顿时,他怯怯的那一声抱怨:

“我累得半死,又没赚到几个钱。”

02

矿下:没钱换命

侥幸没死在矿上的人,下矿后,很少能够逃过尘肺病的宿命。

采了20年矿,时年50岁的赵品凤已经进入尘肺病晚期。

救治无望,只能靠吸氧勉强维持生命。

矿上几十年并挣不了几个钱,得病之后只能靠务农维持生计。

病重之后,呼吸困难,不时咯血,什么活都干不了。

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

赵品凤36岁才结婚。

老婆是个“脑子不清楚的”,一儿一女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还有一个年迈的老母。

尘肺病晚期的他,几乎都是靠在外打工的弟弟接济过活。

在这个矿村,尘肺病是村民的常见病。

而贫病交加的赵品凤也是很多人的命运写照。

邻里聚在一起,谈论的不是低保申请就是治病报销。

严苛的低保指标,承诺却做不到的免费医疗,让他们满腹怨言。


上头的扶贫政策落实到地方,基本上汤多肉少。

里头的小九九,老百姓们心里也门儿清。

但在政务评价时,他们却被要求给上头“打十分”。

在电话随访里说好话的,还有两百元奖励。

老百姓们不傻,“这不是在造假吗?”

赵品凤们,对自己的命运接受得很快。

面对导演的镜头,可以笑着要求他:

给我拍张寿相(遗照)。

唯一害怕的是,“我的崽太可怜了,我没了,他们该怎么办?”

五十岁那天,尽管赵品凤已经时日无多,弟弟还是坚持要为他办寿宴。

寿宴是假,亲戚朋友趁机给他送点儿钱救济是真。

远道赶回来的弟弟一家分别离开时,对赵品凤说着安慰话:

少干点活,好好养身体。

赵品凤无言沉默,十几岁的儿子没心没肺地笑着,开始懂事的女儿则抱着堂姐哭泣不止,就连心智不健全的妻子也忍不住抹泪。

他们明白,接下来的时间,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要靠他们自己了。

死亡注定会到来。

因为一次停电,赵品凤没有吸上氧,救护车也没叫到。

2018年5月14日,他迎来了没有意外的故事终点。

这一家老弱病残今后的日子该何去何从,我们无从知晓。

据民间组织估算,目前中国累计尘肺病人高达600万。

是全国第一大职业病。

数据背后有多少在钝痛中死去的生命,分崩离析的家庭,可想而知。

这个纪录片之所以能够引发大量关注,除了镜头里的苦难的确能够刺痛人心之外,也许,跟当前的疫情背景也有关系。

病毒打破了我们的安全感,提醒了我们人类有多脆弱。

而很多粉饰的太平,也被还原了它本来的面目。

当我们看到这些看似离自己生活很远,其实与其同样没有多少选择的人,我们更加理解了他们的处境。

前不久,《二十二》、《大同》、《四个春天》等知名纪录片的导演们被召集起来,拍摄了一部抗疫纪录片《人间三十日》。

曾经获得颇多赞誉的他们,此次却收获了如潮差评。

有了官方的支持,镜头风格华丽了,内容情感却变味儿了。

拍出过《高三》、《大同》、《书记》、《龙哥》等良心纪录片的导演周浩,则隐晦吐槽道:

每个人都想做牛逼的片子啊,我也不可能运气一直都那么好,每次都能碰到龙哥、郭书记、耿市长......

​我想,中国的纪录片是永远不乏牛逼素材的。

难的是创作者一直坚持独立纪录片的“不合作态度”。

它远离主流叙事,从个体视角出发,去寻找和揭开被遮蔽的群体性命运。

它们作为主流、官方、权力叙事的补充,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另一面真实。

独立纪录片的核心精神,就在于一种对下的悲悯对上的反抗

如果失去了悲悯和反叛精神,这部纪录片断然会失去它的民间地位。

当我们拥护《矿民、马夫、尘肺病》,唾弃《人间三十日》,我们是在为一种生活的真相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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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的农村是中国城市的殖民地,包括附着在其土地上的人民“也是一种殖民地人口的待遇”♦

●因为他们不是北京人、上海人,

●也不是清华毕业的、北大毕业的,

●并且也没有在上【中关村二小】、【人大附中】

……这就是根本原因!

中国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

【本来应该全民享有的权利,很多还是只有城市人有】【因为城乡二元】

(我把本来的最后一段话移到第一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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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工人得不到关注,无非是因为工人整体都得不到关注。

“尘肺病农民患者”,这个说法就是在回避他们绝大多数是作为工人得的病(从事农业的部分农民也可能患上尘肺,但比例小得多)。大家都乐于假惺惺地“关心农民”。要是去关心“工人”的话,心里会发毛……

12年前某文献写道:中国是“世界上尘肺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所谓(累计)600万,只是某些人的估计数,没有根据,存疑即可。


尘肺病广泛分布在各个行业,凡有粉尘处,皆有致病可能,因此是职业病中比例最高的一种。本人十几年前查阅、搜集过不少关于各类职业病的资料、报导、历史记述,最后确认在旧体制下(即改开、走资以前),工伤职业病问题是有过重大改良的。摘一段:


防止粉尘危害,关键是工程中防止粉尘的产生和扩散。在(注:1956年)国务院做出防止矽尘危害的决定后,工矿企业掀起了技术革新运动,首先是在矿山推广湿式作业,在矿井实行全面机械通风,在扬尘点进行喷雾洒水。在机械制造行业实行密闭作业和局部通风;铸造业中采用无矽或低含矽砂代替石英砂,应用水爆法开箱、密闭清砂;耐火材料厂将原料传送置于地下等技术措施,都极大地降低了生产场所的粉尘浓度,减少了尘肺的发生。从全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看,比较1955~1959年间和1985~1986年间诊断的尘肺病例的平均发病工龄,矽肺从9.5年延长到26.2年,煤工尘肺从16.2年延长到24.7年。可见,6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从事粉尘作业的工人发生尘肺的很少,而90%以上的尘肺病人是在实施综合防尘措施之前开始接尘的。矽肺病人的发病年龄也从50年代的35岁推延到80年代后期的51岁。所有这些成绩都是综合防尘措施的结果。工程上的防尘措施经过总结提高,形成了经典的防尘降尘八字方针,即“水、风、密、革、护、宣、管、查”。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任何偏离这一方针的作法都将是事倍功半。

来源:《我国尘肺防治工作5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2006年6月14日)


不只是中国如此,就我读到的其它记录,像早年的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职业病防治也都被WHO表扬过。至于工伤职业病人的保障,总体来说也是旧体制下要好。工人被确诊的话,国家、企业就终身“养”着,被其他工人戏称为拿到了“终身饭票”。


尘肺病真正大泛滥,就是改开以后,私营中小企业蜂起以后。不管是劳动保护,还是工伤职业病待遇的兑现,都是一个大滑坡。国企对遭受工伤职业病的工人,也比以前苛刻多了。领导为了政绩和官位,都尽量不报工伤职业病(但有相当部分是通过私了,算是给予了补偿。有的补偿还不低,很大程度上看你能不能闹)。中国就是从大有进步重新回到“世界上尘肺危害最严重的国家”的光荣队伍里去的。这个锅,要请资本主义来背。


当然,从中国旧体制下的案例来看,也是有过反复和各种突发事情的。比如70年代末多省农村从事手纺石棉加工(社队企业及农户手纺,城镇居民也有参与,有不少是国企外包出来的),受害者数以万计。石棉这东西不仅能致尘肺,而且致癌。有人倾家荡产治病,有人花了很多钱还治不好,最后服毒自杀。文革后期,更严重地驱迫工人多干少拿,作贡献,劳动保护的恶化也是后果之一。

附上一个小文:


老板、官员和劳动保护


  老话说:“资本家只重视机器不重视人”。1900年的美国有个故事。某煤矿老板告诫矿工说:“不要把骡子放在会使它受到伤害的地方。”矿工反问道:“那我呢?”老板答:“我可以再雇用另外一个人,但我不得不再买一头骡子。”

  机器坏了,会影响老板赚钱,要花钱修理或重新购买。至于工人嘛,用“坏”了另雇一个就行……开销并没有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老板们的“本性”总是漠视工人的劳动保护。

  官员跟资本家就有所不同。解放后到80年代,中国的劳动保护有了很大进步,但问题仍旧很多。1981年某高官谈到“伤亡事故多,职业病、职业中毒严重”的现状时,引用工人的话说:“过去资本家只重视机器不重视人,现在有些领导既不重视机器也不重视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的“领导”还不是真正的老板,工厂还没有被他吞掉,不能直接从剥削工人中获利。他最关心的就是上级订的“指标”——主要是生产任务——完成指标就保住了官位,甚至还能升迁。工人和机器仅仅是他完成指标的工具。结果,为了完成指标,他们不顾机器,也不顾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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