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安史之乱」？ 第1页

安史之乱对中国的影响绝不是一句“唐王朝由盛转衰”所能概括的。

实际上“由盛转衰”这个概括本身也有些粗糙了。安史之乱的确大大地削弱了唐王朝，但是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一蹶不振”。战乱之后，经过代宗、德宗时期的恢复，唐王朝到了九世纪初呈现了一系列“中兴”的迹象——比如宪宗时期对内镇压藩镇，重振中央权力，宣宗时期对外从吐蕃手中收复河西。所以，我们不应夸大“安史之乱”对唐朝国势的影响——它对唐王朝的打击的确是决定性的，但安史之乱后的唐帝国仍然是一个强大且有活力的中原王朝。唐王朝的“一蹶不振”，应该从安史之乱一百多年后的黄巢起义开始计算。

不过，虽然安史之乱对于国势的影响不应被夸大，但是其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制度性的影响却无法忽视。这一系列影响，比之单纯战争的破坏，对后世的影响更大，甚至持续了千年。

首先，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人们熟知的藩镇割据。对于藩镇割据，我们不应当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唐王朝对地方失去控制——一如东汉末年。诚然，唐王朝对于独立性最强，实力雄厚的河朔三镇无能为力，但是对于全国其它绝大多数地方的藩镇仍然长时间保持着控制权。藩镇体制可以被理解为中央在面对新形势下设计的新的制度安排，在内地通过授予地方军政长官以较高的自治权来保证地方的战斗力和忠诚，以拱卫中央。这种制度安排，到了后期，无疑是极力扩张了武人的权力——地方上的军队控制了民政财政权力之后，俨然就将藩镇当成军队的独立王国，对于中央则全无依赖，更无敬畏。这里最为明显的就是河朔三镇的“牙兵”。于是乎，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军队的国家，武人的地位空前提高。在唐末，藩镇的军阀化越来越严重，最后形成了五代十国那种纯粹的军阀政治，下克上成为了常态。而这随后又成了下一个稳定的统一王朝——宋朝最头疼的问题，宋朝矫枉过正地选择了“守内虚外”，牺牲军队的战斗力以保证皇权和文官政府对军队的绝对掌握。可以说，安禄山的阴影从安史之乱到南宋，一直都笼罩在中原大地——在唐朝和五代十国，它是未解决的问题，在两宋，这是统治者最害怕出现的问题。

其次，安史之乱也带动了唐朝一系列制度改革。比如杨炎的两税法改革，就是在唐王朝在战乱后为应对财源匮乏的举措。税制、财政、中央官制的改革的影响持续到了两宋时代。

再次，安史之乱席卷了整个河北、中原和关中，这里此前是唐朝的经济中心，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而由于叛军无法攻克睢阳，江南始终握在唐王朝手里，未曾受到破坏。因此，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地理格局，衣冠南渡之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在安史之乱后又一次达到了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两宋时代。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被诸多藩镇盘踞，其中像最强大的河朔三镇截留税收贡赋，中央政府很难从黄河流域获得足够的财源，而江南地区则较为牢固地掌握在唐朝皇室手中，南方的税收从此开始，通过大运河流入关中的京畿，由此则开了中国东南税赋供养北方的政治中心的先河，这样一种模式从唐朝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最后，安史之乱中断了中原王朝在中亚的存在。从张骞凿空西域到安史之乱，中原王朝在中亚地区陆陆续续地维持了六七百年的存在，期间虽有中断，但是中断时间不长，像曹魏、北魏这样的未能统一中国的政权也能或多或少地经略西域，到了唐朝，中原王朝对于中亚的控制达到了巅峰。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西域军队大量撤回中原协助平叛，吐蕃切断了河西走廊，并且在最终蚕食了唐朝在西域的全部领土。从这以后，虽然唐朝晚期又收回了河西走廊，但是玉门关之外却一直未能被收回。再往后到了两宋，哪怕陇西河西也落入异族手中，蒙元时期虽然中原王朝领土到了巅峰，但中亚绝大部分地区却属于察合台汗国，明朝虽然把手伸到了新疆，但是也仅仅止于哈密，而且控制力薄弱，中原王朝下一次深入中亚腹地，掌控今天的新疆，就要到清朝平定准噶尔部之后了——那是安史之乱爆发近千年之后。在这千年时间里，整个中亚被洗牌了无数次，经历了蒙古征服、民族迁徙、伊斯兰教传播等等。当中国人在十八世纪再度进入中亚的时候，当年那个汉化的安西四镇已经彻底变成了伊斯兰教文明圈的一部分，变成了蒙古和回回人的天下。这样看来，安史之乱实际上把中原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界线向东推移了两千多公里。

安史之乱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中国的走向。不仅仅是唐朝，而是中国。

影响要点如下：

• 1、使唐王朝一蹶不振。

安史之乱前，唐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到达了封建社会的顶峰。而安史之乱不仅破坏了北方的经济生产，还影响了政治格局。安史之乱前，唐代中央集权可以说是很稳定，武则天称帝这种事都能发生，并且还没有被推翻，可见其统治的稳固。而安史之乱后，一大批安史之乱中的叛将投降，但唐王朝为了安抚其心，没有夺其权，反而封了一大批节度使（实权），这批降将本身就对中央不感冒，更何况中央还给他们一个正大光明的名分。由此藩镇割据严重内耗唐王朝。

对中央来说，安史之乱打碎了皇帝对臣子的威慑，而历任皇帝都无力重新振塑皇室权威，宦官掌权，有皇帝想要振作，比如唐文宗，可是结果呢？甘露之变直接击碎了皇帝最后的权威。实在是可悲。

制度上，对生产力发展有巨大帮助的均田制被废弃，府兵制也遭到废弃。成就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两个重要制度被废弃后，经济军事一蹶不振，再也不复盛唐气象。

• 2、唐朝的衰落影响整个国际局势。

第一，原本一向对外扩张的唐王朝开始收缩。唐朝自李世民起，边患不断，但是这种边患有不少是唐代主动挑起的。比如哥舒翰的顶头上司王忠嗣被诬陷后，唐玄宗给他定的罪名便是：“阻挠军功”，由此可见唐玄宗是鼓励军功的（后来成为好大喜功），哥舒翰继任后，稳扎稳打，数次击败吐蕃于青海。更不必说唐太宗平辽东、突厥，征高昌、龟兹、吐谷浑等西域诸国，重创高句丽，打下了一个大大的江山。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几年，唐朝还打了一场对国际影响深远的战争——怛罗斯之战。不知道的可以百度百度，这时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首次接触，可惜两大帝国正要你来我往，争夺中亚的控制权时，安史之乱爆发了。中国彻底丧失了控制中亚的机会，这种天赐的良机千年不一定能遇到一次，可惜被安史之乱耽误了。

而安史之乱之后，西域与中原音信隔绝，以至于后来唐代换年号两年了，而西域都护还不知。后来西域重归，而这时的唐王朝已经无力控制西域，西域逐渐成为一个半独立的王国。从此，中央政府彻底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力，一直到清朝设立新疆省，才将西域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

在这时，西域开始伊斯兰化，【说到这里，我好伤心，原本是佛教胜地的西域，被伊斯兰化，据说阿拉伯帝国还派使者去长安，给唐玄宗输出伊斯兰……】伊斯兰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亚被阿拉伯帝国控制后，阿拉伯帝国强力输出伊斯兰，从此中亚、中东、西域成为伊斯兰的天下，这种伊斯兰化的后果，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期间，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都是能够亲身感受的，西域变了，不再是曾经书上那个美丽的西域了，还有屡剿不灭的恐怖主义。

• 3、影响了后世文臣武将的地位。

秦代商鞅变法后，改革军功，以战场杀人数为武将的晋升标准，这套武功标准一向是比较完善，并且传承后世，因此后世许多寒门，都希望能够通过军功晋升、封侯。这是一种很开放、相对公平的打破阶层的方式。因此很多大好汉家男儿，投笔从戎，中流击楫，文武双全，这是何等的让人心潮澎湃。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代表了以前很多人的心声，这时候文人、武人的地位使相对平等的。

而唐代安史之乱武将造反，对后世影响太大。宋太祖在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便是出于对压制武将的想法。唐代最后百年里，武将藩镇割据导致唐代衰败不堪，这种就在眼前的历史，宋太祖自然要引以为戒。由此，武将的地位稳稳地被文臣压一头，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我们老百姓还有一种说法：“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兵被认为是一种地痞流氓、犯错充军者做的事。

曾几何时，驾马从军去，慷慨赴边疆，本是一种气壮山河，男儿本色的职业，在民间却成了低等职业。我很多亲戚都是这种想法，男生不好好学习，中学混过去，一无所成，然后就去当兵去。感觉就像一件物品，废材至极，无处可用，然后不得已扔到垃圾熔炼厂，看看能不能融出来新玩意儿一样。

这种文武地位的改变，便是受安史之乱影响。可以说，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中国文人武将的地位。

• 4、影响南北经济地位。

自古以来，中国的北方都是核心经济地区，而南方一直都是蛮厉之地。都是遭到贬谪的人发配的地方，而这些被发配的人都是一脸不情愿，大家都知道南方多瘴气，是九死一生之地，这一去弄不好就病死在南方。从衣冠南渡后，南方经济开始发展起步，北方连绵战火不绝，经济很难恢复，而南方则有了极佳的发展空间，而且衣冠南渡给南方带来了生产力的技术爆炸，中原文明的精华被带到了南方，改变了南方蛮夷的状态，到了唐代，南方经济已经可以与北方媲美。

这时，北方又发生了战乱——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军摧枯拉朽般横扫河北，占据河南，而再次南下的时候，受阻于睢阳，睢阳之战意义太大了，具体可看移步别处。睢阳之战有力地保护了南方的经济基础，南方又一次没有受到战火侵扰，开始稳步超越北方。

到了五代的时候，南方经济彻底超越北方，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南北观念，以前南方是发配的理想之地，从此以后，北方充军是更好的选择。

现在南方经济远超北方，便是在这个历史大环境下的事。无论是改革开放与否，南方经济都是远超北方的，由此带来的各种影响变化更是不计其数。

• 5、干扰民族和解进程，并且影响后世的民族观。

中国人先前，对民族的观念都不是很强，至少不是天生敌对，大多是身为华夏的骄傲，和对蛮夷的鄙视，谈不上敌视；礼仪之邦，自然看不秦楚。尤其是五代以前，大家的民族观是建立在敌我身份上，如果你我是敌对，那就强调民族差异，如果你我不敌对，那我们就坐下来把酒言欢。

炎黄联盟打败东夷族，一统天下，后来属于东夷的商族也能够得天下，周族自西而来，入主中原，秦部族原本就是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后来也得了天下；而被各国视为蛮夷的楚国，最后也要问鼎中原。各个民族、各方势力你来我往，不亦乐乎。

这一切都源于中国人看文化，不看民族。一种异族出现，不能华夏之，那我就要鄙视他们，嘲笑他们；如果能够华夏之的话，那我们尚能高看他们一眼。这种鄙视，并不是敌视。直到五胡乱华，那段时间，华夷之辨被发散、阐述、激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成为主流，民族冲突，种族灭绝、屠杀比比皆是。

经过了数百年的民族冲突、流血，经历过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的华夏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统一的政权，最终统一的大隋便是建立在一个民族和解的历史进程里，可惜大隋气数太短，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命题。就这样，如此宏大的历史任务，落在了唐王朝的身上。

很多人认为唐太宗的天可汗很可笑，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唐太宗确实厉害，以各民族共主的身份，号令天下。不服就打，打到服气为止。

这是历史的使命，数百年的民族冲突，让各方都感觉疲惫，融合早就开始，到了这时候，该出成果了。

成果结的异常丰硕。唐代拥有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胸怀，容纳中外各族人士，不论民族，只要臣服大唐，便一切好说，给你赏赐，给你学上，给你官做。就连安史之乱的各方主将，都有许多异族人，比如：高仙芝是（高句丽人），哥舒翰（突厥人）、李光弼（契丹人）、仆固怀恩（铁勒族人）、白孝德（龟兹人）、安禄山（突厥混血人）、史思明（突厥人）……

在天宝年间，以番将身份担任节度使的就有九人，更不必说下面那些小番将了。

但是安史之乱后，不少降将担任节度使，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收买番将。而且唐王朝在平定叛乱时，少数民族作出重大贡献，因此安史之乱后，不得不重赏这些少数民族。

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渐渐的向不健康的地方发展，原本以汉为主的民族融合趋势开始变质，有种要被喧宾夺主的感觉。

在唐代后期，番将成为了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已经完全挣脱唐王朝的掌控，成为一种隐患。所以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遭受万年唾骂的古今第一无耻之徒沙陀人石敬瑭，才向契丹求助，割掉幽云十六州，作儿皇帝。【幽云十六州实在是太关键了，这件事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拐点】

因此，继任的宋代，无力从少数民族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也不堪少数民族的侵扰，再次发散激扬华夷之辨的思想。

汉族的民族观再次鲜明对立起来，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也不是鄙视，而是敌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再次占据了主流思想。这种保守的思想逐渐演变成收缩的国策，不愿意接触少数民族，更不愿意开放胸怀容纳各方。【如唐代一般包容开放到底是好是坏，古今纷纭，实在是难以选择】

闭关锁国最终成为基本国策，明中期到清末，民国南渡后至30年前，当今“墙”的存在也是这种思想的余孽。

今天先思考了这五点，如果以后再有什么想法，会及时补充。

村野陋见，还望各位高才斧正。

安史之乱是一场虽核大战亦难以企及的灾难。

按消灭世界人口的比例计算，安史之乱超过蒙古征服，完爆两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