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陕西作家群体，比如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孙皓晖？ 第1页

文学研究中有以地域为单位的“XX作家群研究”，旨在探讨地域对作家创作得影响。举例而言，俄罗斯作家总能写出很宏大的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红轮》，这与其广阔的国土有关系。日本作家的作品中总能读到一种忧伤，比如太宰治和川端康成，这与日本“耻感文化”有关。所以，只要不把地域对作家创造得影响庸俗化，这种研究还是有道理的。

具体于“陕西作家群”，我说两点：

一是陕西作家往往有“土地情节”。无论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土地都是他们小说中永远的主题。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绕不开的是家乡的土地；陈忠实的《白鹿原》从白嘉轩看到白鹿跑到那块土地开始，又从这块土地引发的愧疚结束；贾平凹《浮躁》《秦腔》《古炉》《老生》……离不开的是对农村地刻画，贾平凹也被陈思和称为“紧贴大地飞翔的作家”。时间已经到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余华《第七天》已经开始在城市中迷失，格非《春尽江南》将乌托邦位于了灯红酒绿之中，当苏童《黄雀记》写起了改革开放后的江南小城镇，当阎连科《炸裂志》描绘了了农村是怎样一步步“炸裂”发展成大都市……贾平凹依然固守乡土，近年作品，《老生》讲百年乡村史，《带灯》讲农村基层干部，《极花》讲农村拐卖妇女的现象，这些小说的后记中，“土地”这个词被贾平凹屡次提及。

需要说明得是，这并不是说陕西作家写作很“土”。《白鹿原》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正是因为其中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贾平凹的作品，《秦腔》中引生以一个疯子的视角有时近乎全知全能的感知，《老生》里活了上百年的讲述者，《极花》里跳上房梁观察自己怎么被强暴的女主角，这些显然都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写法。

无论乡土情结还是魔幻的写法，陕西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植根于秦地文化。关于魔幻的手法，有“魔幻现实主义”和“幻想现实主义”之分，后者指那种奇幻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块土地之上，比如莫言得创作（莫言诺贝尔奖颁奖词中用得就是“幻想现实主义”，很多地方翻译错了）；前者比如马尔克斯、贾平凹，是指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即这种奇幻只可能发生在那块土地之上。应该说，悠久的三秦文化也是陕西作家自豪的资本。

二是陕西作家在创作中是很下苦工的。陈忠实为了写《白鹿原》遍访当地各县，阅读了大量县志；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在图书里借了历年的《人民日报》，一页一页翻，把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新闻，在小说中可能用得上的，都记了下来，据说手指能翻出了毛病；功成名就的贾平凹依然保持着平均两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速度，在当今文坛，殊为难得；更不用说

孙皓晖的《大秦帝国》，500多万字的浩然巨著，今天这样潜心创作的作家很少很少了。

总得来说，以省为单位而论，陕西是中国当代文坛很重要的部分。陕西、河南、山东是今日北方文坛最出作家的三个省，全国范围的话，再加上江苏、浙江、湖南。有些省份确实近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大作家。至于什么原因，这很难讲，可能是文化积淀，也可能只是偶然。

再多说两句，“陕军东征”是90年代很著名的文学现象，已经进入了文学史。有陕西“三驾马车”、“五虎将”的说法，关于这种说法的具体来源，多有争议，甚至还有不少文坛骂战，感兴趣得可以去搜搜，很有意思。这里不八卦，单就作品论，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实在无法与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相提并论。在我看来，“陕军东征”多少还是有炒作之嫌。

至于题主所言“陕西作家很少引领中国文坛”，这里需要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坛很少，甚至没有出现过以某个地域引领文坛、引领创作的现象。引领文坛的往往是某种创作风气。拿80年代举例，首先是回忆文革创伤的“伤痕文学”，之后是反思痛苦根源的“反思文学”，随后是痛则思变的“改革文学”，再之后是回到民族源头的“寻根文学”，其后还有“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这都是某种创作风尚，或创作方法，而非某个区域作家引领。到了90年代之后，连可以概括的创作风气都没有，进入诸神退隐、众声喧哗的时代，更遑论某区域作家引领文坛。作为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某几位作家引领文坛，在今天这个时代，并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