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是个怎样的人？ 第1页

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在此期间，由于局势动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鼓吹“台湾独立”，也有一部分人去美国使馆要求“政治避难”。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分析了台湾当时的局势，建议“立即以美国自身的名义或以联合国的名义”对台湾局势予以“干预”，以防止“政府武装的大屠杀”。3月6日，该建议得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赞同。司徒雷登随即用密电直接向国务卿发送了该文件，史称“司徒雷登密件”。

根据美驻台北领事馆所掌握的情况，台湾人的反抗只是对现政府不满，其目的并不是要分裂出中国，他们仍愿意保持其“中国公民的地位”。当然，建议者一定十分明白，一旦美国或是联合国介入，美国政府就面临一个怎么向国民党政府和国际上交代的问题。为了对付国民党政府，美国那些“中国通”的建议是：美国可向中国政府保证，台湾只是被“托管”，以后是会归还给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的。

在策划此项建议时，美国谋士们还曾为如何应付国际舆论而绞尽脑汁。因为台湾已经归还中国，而要将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再“托管”出去，这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道义上看，都是不适当的。为此，“司徒雷登密件”设计了一个阴险的谬论，就是将台湾的“地位”硬说成是“在法律上日本目前仍对台湾拥有主权”。按照“司徒雷登密件”的逻辑，根据这样的定位，那么美国“直接的干预”就是“正当的”。

就美国官方的态度而言，白宫和国务院当时并不打算干预台湾发生的事件。但是，“司徒雷登密件”最后有关台湾“地位”问题的推理部分，却为后来美国政策的调整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今后—旦打算介入，那么，它便可以打着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幌子。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了台湾海峡，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进驻了台湾。美国总统杜鲁门特别声明：

“福摩萨（由葡萄牙语音译而来，是殖民地时期对台湾蔑视性称呼——淮左徐郎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美国政府的这一说法是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美国政府在经过半年的酝酿之后，终于利用朝鲜战争的时机，以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重新陷入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严正驳斥杜鲁门的上述说法，郑重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中国必能‘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此前，司徒雷登还千方百计地在人事布局上下功夫。他打了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小报告”，迫使蒋介石将主台的陈仪撤职，以原驻美大使魏道明代之。这样，更有利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沟通”。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名颇有影响的台独分子廖文毅，他后来曾为了取代“中华民国”，建立所谓的“台湾独立共和国”奋斗多年。

廖文毅，祖籍福建漳州。1910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的大地主家庭,30年代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获得俄亥俄大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1940年开始在台湾经营企业。台湾光复后,廖文毅投身国民党政界。在竞选“国民大会代表”落选后,他开始专心于台独活动。

1947年6月，廖氏兄弟等5人在上海筹组“台湾再解放联盟”。7月，廖文毅会见美国派到中国来的特使魏德迈，提交《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要求台湾派代表参加对日和约会议，同时要求将台湾暂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以2至3年为限，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属于中国，脱离中国，或完全独立。10月，廖文毅和台湾嘉义人黄纪男等，在上海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黄纪男以英文演说，宣扬台独主张。11月初，廖文奎（廖文毅之兄）和黄纪男一起到南京，面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求司徒雷登转请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案，由联合国在台办理“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司徒雷登鼓励他们，说：“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艰苦的道路，但值得去奋斗。”

这些年来，我国媒体上流传大量的关于司徒雷登“假装”爱中国的故事。如果加上“司徒雷登密件”这一段，是不是会使司徒雷登的形象更加丰满一些呢？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04年他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不久就重返中国，此后就在中国待了近半个世纪。司徒雷登在中国期间，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就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进入最关键时候的1946至1949年，司徒雷登被来华担任美国总统特使的马歇尔看中并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这样从一介书生转身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代言人。中国人所说的“司徒雷登”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司徒雷登，因为中国人是从他任驻华大使期间——这也是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的所作所为认识司徒的。

说司徒雷登，就不能不说马歇尔。因为司徒雷登就任大使期间肩负的是马歇尔赋予的使命。

罗斯福在世时，马歇尔任三军参谋长，是罗斯福规划和实现美国取代欧洲战后世界体系的得力助手。1945年美国与苏联联袂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了以美苏为主导的欧洲体系之后，又联合苏联确定了远东的战后安排。毛泽东就当时美国远东政策分析说：

“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

这个分析对当时的美国和苏联的远东政策也是适用的。

这时的远东问题，对美苏来说，基本就是中国问题。美国人明白，仅靠美国一家，是拿不下中国的。1945年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分割远东的《雅尔塔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国牺牲中国利益同意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同意中国大连港国际化，同意“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同意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共同经营。美国还答应保证协助苏联让中国方面接受这个协定。雅尔塔协定的本质在于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苏以中国长城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就这样，美国背着中国，通过一纸协定既得到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保证，又达到了瓜分中国的目的。

中国人民就这样在抗战胜利前夕，无端遭遇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形势。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这样落实《雅尔塔协定》的任务便转到曾协助罗斯福规划战后布局的马歇尔身上。8月14日，在美苏的软硬胁迫下，中国国民党政府被迫接受这个协定。1945年10月重庆谈判后，美苏本指望通过“调停”国共两方使美苏事实上两分中国，但事与愿违，重庆谈判后中国内战骤起，这迫使美国派马歇尔于12月20日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马歇尔的“出山”让斯大林欢欣鼓舞。因为斯大林知道在美国当时的政治人物中，能理解且有能力落实《雅尔塔协定》的只有马歇尔。12月23日，斯大林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时说

“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3]

《雅尔塔协定》为即将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预埋了将被进一步南北撕裂的可能性；更可怕的是这种可能性又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并转化为现实性：1945年8月，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实上承认了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此后，苏联和美国给予蒋介石政府以外交支持并主张中国共产党派代表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执行所谓“调停”任务。马歇尔来华后第七天，英美苏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议公报，事实上承认了中国的合法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这是对蒋介石的卖国行为的政治回报。

国民党政府的卖国使中国反帝反封建和求统一反分裂的重任天然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在这时的政治对决中，如果真爱中国，就应当爱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反对中国最进步的力量。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司徒雷登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如果只是阶级立场不同，这尚可谅解；问题在于，司徒雷登协助国民党所表达的对中国的“爱”的情绪中，已有落实雅尔塔协定促成中国事实分裂的性质。

1946年初，也就是马歇尔来中国前后，美国国务院已有了保持“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想法。据曾出任驻苏大使的哈里曼回忆，他与同僚讨论时表示：

我认为蒋没有能力用战争来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和重新控制满洲。我以为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北部，蒋控制中国南部。我想像蒋能存在下去，并认为我是低估了共产党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我相信共产党无力接管整个中国的人是斯大林本人。[4]

马歇尔来华后，一方面帮助蒋介石向华北运兵，其目的是让国民党在那里为美国守住与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划分的势力范围——作为对应措施，苏联也于1946年9月放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北以与之抗衡[5]；另一方面又以“调停”的姿态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停战提议”并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试图促成中国两个最大的政治力量事实并存的局面。

令马歇尔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接受马歇尔“调停”——比如接受共产党“停战提议”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的目的与马歇尔的设想是南辕北辙：蒋介石是在争取时间，将美国帮助运到华北的军队用于从苏联手中收复东北而不是用于为美国守住华北利益。这打乱了马歇尔与苏联分割中国的计划。在苏军撤出东北前夕，蒋军开始向东北大举进攻。是时，马歇尔从美国述职回到中国，立即当面对蒋介石收回东北的想法施以“声色俱厉”[6]的高压。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危机，马歇尔冷冰冰地告诉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可能亦不应再往北进”[7]，蒋介石表示除非共产党撤出长春，不然他决不签署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马歇尔则埋怨蒋介石错过了利用“和平”手段控制东北的机会。他批评蒋介石战线过长，兵力分散，[8]暗示蒋应向南收缩战线。最后，马歇尔威胁蒋介石：“如果不与共军妥协，则美国将停止对运输政府军前往东北的支援。”[9]蒋介石断然拒绝马歇尔让他放弃东北的建议，于1946年5月19日攻占四平。6月3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政会中常委联席会议上做出实行“戡乱总动员”的决定，7月5日，发布“全国总动员令”。

1946年马歇尔与蒋介石在收复东北问题上的争论，关乎中国统一还是分裂。蒋介石在阶级立场上代表中国反动的官僚买办势力，在这一点上，他与马歇尔的要求是吻合的，但在民族立场上蒋介石则主张中国统一，这招致马歇尔不满。马歇尔在1946年7月写信给杜鲁门，表达了为实现美国在华利益不惜“换马”的暗示。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

当我阅读马歇尔的报告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有一些人愿意根据一个和平解决方案来共同工作。但是双方也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不要谈判，决定要拿武力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命运。[10]蒋介石委员长自己则似乎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在今年春季，他周围的温和派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上风，他同意做些让步，尽管表现出了不十分甘心情愿的样子。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极端的军人集团得势，他不再愿意听取马歇尔的忠告了。[11]

在得到马歇尔同意后，杜鲁门决定亲自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10日，杜鲁门让中国驻美大使将一封长信转交蒋介石。在信的结尾处，杜鲁门威胁道：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上，确保在短期内有着真正的进展，否则就不能期望美国舆论会继续以无私的态度来对待你们的国家。而且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的必要。

我真诚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阁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们共同宣布的目标。[12]

杜鲁门既然给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那么，推动国民党政府“换马”就必然提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程表。在这个日程表上，马歇尔相中了司徒雷登，让司徒雷登担任美驻华大使。其中原因，诚如毛泽东所说：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13]

现在回头看来，马歇尔相中司徒雷登的原因，除了毛泽东所说的，还应当再加上一条，这就是：司徒雷登与一般的外交家不同，套改斯大林赞赏马歇尔的话说就是，司徒先生是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外交中的一个。[14]

就在蒋介石发表“全国总动员令”一周后即7月12日，司徒雷登正式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5]在这样的时刻，马歇尔举荐司徒雷登为美驻华大使，其用意不言自明：他是要司徒在中华民族处于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候，置中国于《雅尔塔协定》预设的南北分裂的框架之中。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在西柏坡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6]

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

看来马歇尔还真会选人，司徒雷登并不是一个只会“之乎者也”的书生，他不仅对马歇尔的政治意图领会快而且落实得力。他任职才两年多就给马歇尔物色到了愿“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17]的李宗仁[18]，并使其迅速取代了有那么点“半独立性”[19]的蒋介石。其手段之干练、目的之阴险，以致事后让受“惠”于此的李宗仁都悔罪不已。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6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3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20]

李宗仁在政治上太幼稚了：当时真正“没有经验的人”并不是司徒雷登，更不是马歇尔，而是三天两头往司徒雷登那里“跑官”的李宗仁。

阅读过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给美国国务院呈写的大量报告[21]的人，都不会怀疑司徒雷登先生真是一个“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但在关键时候却又很“懂政治”的人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于当月16日给马歇尔写信，哀叹“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实则是阻止中国统一。笔者注）的有效工具了”[22]。 这时的司徒雷登一抹平素斯文，给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比马歇尔“两分中国”设想更阴险的即“用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的建议。他写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原文如此，应为马鸿宾。笔者注）、马占祥（原文如此，疑为马仲英。笔者注））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23]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也没有忘记分裂中国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

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24]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美国及其帮闲反动势力即将退出中国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一点也不善良，他已顾不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这白纸黑字的斑斑铁证。我们通过这些“建议”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大趋势时的阴暗心理：他不仅要使中国倒退到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的乱局，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地位。

事后看来，司徒雷登干的结果显然没有让马歇尔满意。毛泽东说司徒雷登“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25]。为了减小这个“责任”，司徒雷登先生面对无可挽回的失败，却是屡败屡战，干的和想的比马歇尔要求的还要卖力、还要恶毒。这些大概才是最伤中国人民感情的地方。

1946～1949：司徒雷登先生的人格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不知道他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所谓“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的建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吗？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不知道他所建议的“方式”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欧洲人要求而又被美国人民拒绝的解决美国南北冲突的方式吗？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没有读过1858年7月10日林肯《合家之乱》这篇著名的演说吗？如果读过，那司徒雷登一定会记住下面那令人感动的句子：

“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可能永久地维持半奴隶制半自由制的局面。我并不希望联邦分裂，也不希望房子倒塌；但我的确希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不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最后消亡的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不论是老州还是新州，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成为合法时为止。这两者必舍其一。[26]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代表性质根本相反的两个政治力量是无法弥合在一起的。试想如果当时欧洲列强对林肯时期美国南北内战的“调停”成功，其结果必是美国分裂——美国的分裂当然符合欧洲的利益；同样的道理，1945至1949年间，如果美国对中国国共冲突“调停”成功，其结果也必是中国更加分裂——中国的分裂当然符合美苏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美国人不愿意分裂，那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中国人统一国家的心情呢？既然司徒雷登如有些文章所说的对中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27]，那为什么还要重复用欧洲人对待美国内战的方式对待中国呢？如果说，马歇尔欲置中国于南北分裂的企图已让中国人民不能容忍，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中国即将统一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夕，司徒雷登却还在给美国出谋划策，企图再陷中国于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的灾难之中，这不是在对中国人民犯罪又是什么呢？

最近中国国内有的文章似乎无视这些，称司徒雷登先生是“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28]。可就是这位在1949年初将李宗仁捧上“总统宝座”并盛赞“李宗仁在正式就职后的数月中政绩突出”[29]的“好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久就迅速“移情别恋”，他似乎忘记了正急需美援的李宗仁，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30]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他这样做——比照他同期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中国的建议报告看——并不是由于知时识务，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顺应了中国进步潮流，而是他那已被帝国主义格式化的人格使然。1949年6月30日，他致电马歇尔说：

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持坦率的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31]

就这样，李宗仁及其支持者被司徒雷登忽悠而起，在其无用后又被迅速抛弃，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以至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用“滑头政客”[32]——而不是所谓“好人”——来评价有“恩”于他的司徒雷登。

其实，李宗仁的评价还是婉转了些，因为李宗仁根本不知道就在他急需美援而屡遭美国拒绝的1949年6月，司徒雷登还托即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传话：“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33]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来之食”形容司徒雷登先生的“好意”，说：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34]

如果李宗仁当时知道此事，再读了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还不知会做何感想，可能这时的李宗仁对司徒雷登先生的认识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滑头政客”的层面。

司徒雷登抛弃李宗仁在南京坐待共产党的姿态，使得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埋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35]。好像司徒雷登想与共产党“交友”，而共产党没有领情。如果这些人读过前引司徒雷登为美国在华利益不惜置中国再陷军阀内战的那血淋淋的“建议报告”后，可能会改变对司徒的看法。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说得明明白白：

“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36]

当然，仅从司徒雷登个人而言，他在就任大使前后的表现当分别而论。如果说1946年就任大使之前的司徒雷登还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教育家”的话，那么1946年以后的司徒雷登就成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其个人人格已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我们所说的“别了”并不愿再见到的，就是这一时期——而不是其他诸如儿时或年轻时期——的司徒雷登。路遥知马力，患难见人心。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是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压迫深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司徒雷登已没了他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包括李宗仁在内的“中国朋友”，这时他心目中有的只有美国在中国的殖民利益。

1946～1949：司徒雷登先生的人格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不知道他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所谓“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的建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吗？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不知道他所建议的“方式”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欧洲人要求而又被美国人民拒绝的解决美国南北冲突的方式吗？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没有读过1858年7月10日林肯《合家之乱》这篇著名的演说吗？如果读过，那司徒雷登一定会记住下面那令人感动的句子：

“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可能永久地维持半奴隶制半自由制的局面。我并不希望联邦分裂，也不希望房子倒塌；但我的确希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不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最后消亡的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不论是老州还是新州，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成为合法时为止。这两者必舍其一。[26]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代表性质根本相反的两个政治力量是无法弥合在一起的。试想如果当时欧洲列强对林肯时期美国南北内战的“调停”成功，其结果必是美国分裂——美国的分裂当然符合欧洲的利益；同样的道理，1945至1949年间，如果美国对中国国共冲突“调停”成功，其结果也必是中国更加分裂——中国的分裂当然符合美苏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美国人不愿意分裂，那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中国人统一国家的心情呢？既然司徒雷登如有些文章所说的对中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27]，那为什么还要重复用欧洲人对待美国内战的方式对待中国呢？如果说，马歇尔欲置中国于南北分裂的企图已让中国人民不能容忍，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中国即将统一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夕，司徒雷登却还在给美国出谋划策，企图再陷中国于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的灾难之中，这不是在对中国人民犯罪又是什么呢？

最近中国国内有的文章似乎无视这些，称司徒雷登先生是“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28]。可就是这位在1949年初将李宗仁捧上“总统宝座”并盛赞“李宗仁在正式就职后的数月中政绩突出”[29]的“好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久就迅速“移情别恋”，他似乎忘记了正急需美援的李宗仁，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30]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他这样做——比照他同期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中国的建议报告看——并不是由于知时识务，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顺应了中国进步潮流，而是他那已被帝国主义格式化的人格使然。1949年6月30日，他致电马歇尔说：

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持坦率的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31]

就这样，李宗仁及其支持者被司徒雷登忽悠而起，在其无用后又被迅速抛弃，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以至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用“滑头政客”[32]——而不是所谓“好人”——来评价有“恩”于他的司徒雷登。

其实，李宗仁的评价还是婉转了些，因为李宗仁根本不知道就在他急需美援而屡遭美国拒绝的1949年6月，司徒雷登还托即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传话：“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33]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来之食”形容司徒雷登先生的“好意”，说：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34]

如果李宗仁当时知道此事，再读了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还不知会做何感想，可能这时的李宗仁对司徒雷登先生的认识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滑头政客”的层面。

司徒雷登抛弃李宗仁在南京坐待共产党的姿态，使得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埋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35]。好像司徒雷登想与共产党“交友”，而共产党没有领情。如果这些人读过前引司徒雷登为美国在华利益不惜置中国再陷军阀内战的那血淋淋的“建议报告”后，可能会改变对司徒的看法。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说得明明白白：

“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36]

当然，仅从司徒雷登个人而言，他在就任大使前后的表现当分别而论。如果说1946年就任大使之前的司徒雷登还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教育家”的话，那么1946年以后的司徒雷登就成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其个人人格已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我们所说的“别了”并不愿再见到的，就是这一时期——而不是其他诸如儿时或年轻时期——的司徒雷登。路遥知马力，患难见人心。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是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压迫深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司徒雷登已没了他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包括李宗仁在内的“中国朋友”，这时他心目中有的只有美国在中国的殖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