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国家免除农业税是出于什么考虑？ 第1页

1999年江西丰城事件：活埋乡长

1999年8月，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50多人到乡政府“闹事”，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激怒了淳朴的农民，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开始自发的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乘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侥幸逃脱跑到县城。

国家在2000年前很早就不需要这部分占比很少的税了；

这个税不是一个税，在地方，还包括三水费、提留、人头费等等莫名其妙的税费；

1995年湖北省监利县周老乡书记李昌平以书信告知朱总理，农民很苦，农村很穷，农业很危险；

与此同时，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几乎每一处农村都面临一个问题，中央和省里天天宣传着给农民减负，村里镇里却是天天逼迫着农民去交税交费，一年的收成还不够交税的，农民在基层政权和黑势力胁迫下，有含恨自杀的，有离家出走的，也有暴力抗税的，死死伤伤残残，但是上面没有人多看一眼农村…

直到1999年江西丰城的老表把派出所所长尸体吊在树上，把乡长活埋了，这才震动中央。同年8月全国范围农村严禁暴力征税，次年，江西成为第一批试点免征农业税省份。

中央在地方毒瘤基层政权和贫苦农民之间，站了农民，顺势铲除了困扰千年的农村吸血蛀虫利益阶层；

到2007年国家彻底废除农业税，与其说是废除了农业税，不如说是彻底掐灭了基层蛀虫借为国家收税之名巧立名目 盘剥农民的火苗。其实， 真正的农业税并不高，农民也并不抵触，毕竟种田纳粮几千年了。

时至今日，在城市化工业化中做出重大牺牲的农民，仍然没有得到应有尊重，我倒不是说法制层面和政治权利层面，我指的是现在的社会舆论与文化认知，仍旧将农民放在附属阶层的地位。分明是农民牺牲了巨大利益换来了今天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刚刚温饱的农民在今天反倒是在接受一种看似慈悲的施舍。这种施舍式的救济是自上而下的。从中央的各种支农惠农政策，各种补贴的资金，到大中型企业各种的下乡捐助，能屈身下乡建厂创造几个就业岗位或者用卡车拉一车牛奶给学校就能获得民族企业家甚至慈善家的称号。

从家庭联产承包到废止农业税，到关注三农建设。近二十年光景，农村人才流失殆尽、精壮劳力在城市马路上工地上奔波。当年在学校里肩膀上背着三道杠的红领巾们 ，考入名校，考出国门，一部分不再回来，一部分化身公知 ，可能我们现在的95后，00后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恨国党，一切皆有因果，即便现在恨国党们不再恨国了，但是在他们蹉跎了最风华正茂的年龄。而现在当我们回头想要真正的打造自己的农业农村，却发现农村的元气已经耗光了。

归根结底就是，国家不怎么需要这笔收入了，但是也没有去取消。基层蛀虫们抓紧盘剥，民变在即。中央看苗头不对，抓紧就给取消了。其实这个税也不重，农民吃得消，只是蛀虫们打着这个名义敛财，国家干脆釜底抽薪，同时，实打实的严打黑社会，一通操作彻底把基层毒瘤组织铲除了。

完事呢，国家也知道农民不容易，但是也没办法，不能完全放开农业，接轨国际农产品市场。理由很多，什么怕被外国大粮企干掉啦！所以我要保护农民利益啦！顺带还管控粮食价格。农民把一年的收入从年头就能看到年尾。怎么样，都进城打工吧！然后，城市化和工业化搞得飞起，甚至现在的互联网企业的外卖大军都在沾这个光。

要说三农问题也喊了又二十年了，除了几部机器外也没啥大改变 ，搞了一波社区化又被开发商钻了空子，一大堆多层楼房活像鬼宅，恰好赶上了金融危机，这波小开发商被坑的死死的。搞几年停几年，折腾来折腾去，农民也算是看明白了，看起来都是好政策，都是轮到自己头上就变味了。上面那个换房子的，有的地方先把房子拆了搭着窝棚等新房，新房快建成了又要你贴钱换住，都给老实巴交农民整哭了。那次没有闹出民变全赖网络发达了，村里通了网。

这几年，国运蒸蒸日上了，很多糟事儿小孩子都忘了。城市化快要成功了，回头看看农村，村民已经麻木了，不要再搞了，觉得还是老老实实打打工也不错。但是，这回换上面急了，亲眼看到过外国疫情带来的失业潮，幸亏我们这波疫情很快控住了，经济恢复还不错。但未来世界范围经济下行是大势所趋。如果疫情没有控制住，原地解体也不是没可能。你会问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有，这些流动的基层务工大军，规模有多大？农村有近9亿人，真正在农村的不到1/3，有6到7亿人口是挂靠在城镇企业务工，而且他们很多都是临时工、派遣工、甚至什么合同也没有，他们从事可替代性很强的职业，他们是小幅度经济下行就被第一时间放弃的员工，这些人没有工作集中在一起，可不可怕，他们适应了城市，回不去农村，他们怎么办？以前他们反抗苛捐杂税活埋官员 ，现在会不会砸烂高管的脑袋取代他的位置？

有人说，国家发达了，不在乎农业税那点三瓜俩枣了。

我说，小伙子，你这是不讲武德，那可不是仨瓜俩枣，那是农民一半的收入。我们当地农村是两季庄稼，其中一季的收入刚够上交的。遇到年成不好的，一季还不够。

1999年，中国人均GDP是870美元，2006年是2000美元，就是印度今天的水平。

为什么取消农业税？本来就不该收这个税。中国农民是不拥有土地的，是租种国家的土地，现在叫承包。

我注重的是探讨问题，而非纯粹输出情绪，所以无法如某些人所愿地对某一事件大写特写，居然因此屡屡被横加指责！现在的知乎啊……

因为时间节点到了。

很多人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搞，一夜之间就全国大增产了，农民就吃饱饭了，从此就……

但是，众多答主所提及的“三农问题”又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

所以，要回答题主的问题，先必须了解两个背景资料：

《1982年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的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两个背景资料很好找，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文。

一、《1982年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确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纲领性文件出台的其它政治等因素姑且不论，就大的社会经济环境而言，可以明确的有这么几点：

1、1981年

国家数据 ：：从197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开始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到1981年已经有12年（事后推算、修订的GDP数据）；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则从解放初的40%下降到了5.5%。当年生产了1300万吨化肥、48万吨农药、3700万吨钢、8000万吨水泥、3300亿度电……让10亿人口的国家接近或超过了最弱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二战时期的最高人均标准，工业体系基本成形。

同时，在“政社合一”的强力推动下，农田水利体系、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民技术员）、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学校）、农村基础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农村基础社保体系（五保户等）等一系列“体系”基本成形：中学毕业峰值人数达到726.5万人，是1949年的120倍；小学毕业峰值人数达到1949年40倍+各种“扫盲班”，文盲率从80%降到了20%；人均寿命达到了68岁……

必须肯定的是，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农民都为之作出极大的牺牲和贡献。这些牺牲和贡献之中，除了众所周知的以农税、统购、征购、“剪刀差”等方式提供的工业资金和原材料之外，还有：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无偿或低价享用的国家兴建的教育、医疗、供水、电力、文化、道路等社会服务，农村却必须自行兴建、兴办，而且这些也是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构成。所以这一系列“体系”：农田水利体系、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基础社保体系等，同样是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所作的贡献。

2、但另一方面，“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暴露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首先，管理人员和社员文化素质过低，即使后期也鲜有高中以上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其次，制度不完善，科学性不足，监督管理奖惩机制不健全；再次，对于因工业建设而推行的重积累轻销费的长期政策，群众已愈发难以忍耐；最后，为工业建设而赋予公社的“政社合一”属性又让干部官僚化、管理僵化的情况和后果都更为严重。

在此背景下，维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于是，“以农补工”政策必须逐步放弃了——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在经数年的试点和酝酿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纲领性文件《1982年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出台了。

从这份文件所描绘的蓝图来看：当年农业农村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试图在保住公社各“体系”和集体经济的同时，放开农民的手脚。

具体表现为：在强调实行形式多样的各种责任制的同时，也强调“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强调“两不变”、“三兼顾”：“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公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要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兼顾，不能只顾一头。集体提留、国家任务都必须保证完成”。

基本构想是：

1、农民在履行“三提五统”和“两工”责任之后，在大集体的框架之下拥有自主经营权。既满足了千年以来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为自耕农的愿景，又维持了农村基层组织。

2、“通过整顿，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特别是民主监督的制度”，提高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水平，以集体经济利润分担农民负担。

3、以集体经济利润和农民缴纳的提留统筹资金等提供运行维护经费，维持并提升已经被证明是农业农村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要件——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等等。

从“三提五统”和“两工”的名称就能看出这个意图：

三提，即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

五统，即乡统筹费，包括：教育统筹、计卫统筹、军烈属优抚统筹、民兵训练统筹、民办公助事业统筹。

“两工”是指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修建维护水利、村道等）。

但是

现实是残酷的。

虽然“三农问题”到2000年才广被关注，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80年代后期“包产到户”就开始渐渐失去光环；进入90年代后农村更是一步步陷入了困境之中。

其原因在于前面“基本构想”的失败：

1、农村基层组织问题严重。

因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极为低效，在农业农村未完全工业化之前，仅凭农村自身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支撑起独立、完整、能管理到每一个人的行政体系。

所以，当年的农村行政管理通常只有两条路，即：是要，还是不要农村基层组织。

如果要，就只能是现在的做法，以工补农，由国家财政全额供养补贴农村基层组织；但这是当时的国家财力无法做到的。

如果不要，就是如封建、民国时期那样，皇权不下县，乡村全交给“士绅”们；但这样一倒退，谁也不知道农村会烂成什么样，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从“士绅”们手中把权力夺回来。

人民公社是走出了第三条路，即“政社合一”，让行政机构“寄生”于集体经济之中。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一方面不敢倒退回“皇权不下县”，并且希望能保住农业农村发展必不可少的各“体系”，所以必须尽可能地保留基层组织，（至少是希望）让政权力量仍能下到基层；另一方面，因当年国家财力不足，所以只能让基层政府自己收税收费养自己，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这条新路虽然解了一时之急，但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税费征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征收困难。不同于人民公社是行政机构“寄生”于集体经济之中，行政经费征收的成本低、效率高；现在却是让基层政府在事实上的小农经济中自己收税收费养自己，而“土地分割细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农业剩余量少且过度分散……政府与分散的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税费征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

究竟是真的因病因灾的无力缴纳？还是亲友互护的狡言抗缴？还是……？理论上的根据农户实际生产生活情况“合理”收税收费，因征收对象数量太大情况过于复杂而根本无法、无力去一一辨析，最后要么变成了统一划线，按亩（人）强行硬收；要么就是必须面对“某某比我好多了……凭什么他不缴（少缴）我要缴（多缴）”的灵魂质问……各地在联产承包后很快就因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理由出现了大量税费拖欠。在历经多次减免之后的2000年初，我所在的一个万人小乡仍有500多万元提留统筹款拖欠，是常年提留统筹款的近两倍。

其二、“自己收费养自己”必会出现“利益集团化”等痼症，基层政府势必要想方设法加倍弥补拖欠、增加收入。方法也简单：一是提高标准，增加栏目，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二是增加收费人手，加强收缴力度减少拖欠逃费。增加人手就会增加支出，于是机构愈发臃肿，搭车收费愈发繁多，腐败、挪用、截留问题愈发严重，基层财政很快就陷入了恶性循环……社队企业发展不佳的部分乡镇在80年代末就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开始了“一税（农业税）轻，二税（三提五统）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的民谣序曲。1988年即出现了河南民权县程庄乡蔡庄农民蔡发旺“抗粮”自尽事件。

2、社队企业消亡。

曾辉煌一时、分担了大量农民负担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90年代中后期纷纷大规模破产和私有化，其原因各有论述。但后果是明显的，一是乡镇乡村财务收支情况进一步恶化，甚至有陷于崩溃者；二是从农民手里收取，成了基层政府唯一的经费来源。“民谣”从序曲进入高潮。

3、前述两条的必然后果——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必不可少基础要件的一系列“体系”不仅没有如《纪要》所构想的得到强化和提高，反因运行维护经费减少甚至断绝而纷纷瓦解、崩溃了，农业生产完全失去了提升动力。因此，在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本世纪初，农业生产水平在经济、工业高速发展的强力拖动下依然提高不大，在农业科技及其推广方面更是进步迟缓。

以上因素再加上受限于从基层到上面各级人员的文化、素质、水平，及科技水平、工业水平、发展水平，顽固的小农意识，等等；让农业农村事实上退化到了《纪要》所极力避免的“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虽然改革初衷不是搞小农经济，但因其半途而废却成了实质上“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如果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包产到户”明显是失败的；但这个失败被国家整体改革的成功所掩盖了。

二、《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的信》

2000年，时任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从此“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广为人知。

但实际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农问题就已经开始凸现。真正熟悉农村的人就应该知道90年代乡镇“中心工作”就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乡镇全力以赴搞计划生育的实际动力也是为了收钱）却连工资也无法足额发放，经常工资打白条、拖欠数月数年的窘境，当时绝大多数乡镇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甚至出现大量民办学校因发不出工资（补贴）导致教师流失、学校关闭，1984年高中毕业生人数从峰值726.5万人暴跌到189.8万人，此后整个80、90年代徘徊在200多万，农村基础教育倒退回了1972年以前的水平。

一方面是真正适宜的人不愿当村组干部。1999年我曾协助过一个村的选举（最失败的一次），当时己有“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了乡干部工资拖欠问题，但村组干部每月仍只有数十到百余元补贴。结果是全村9个组有4个无人当组长，最重要的“三职干部”支书坚决辞职，文书一再声明最多只干半年就要出去打工……全乡有近1/3村组干部缺额。

另一方面是“劣币驱逐良币”，大族大姓包揽村务，直接操纵选举。如果不以“非民主”手段强力干预选举的话，选举出来的村组干部基本是本地大族大姓或“强力人士”。其后果就是：瞒上欺下，恃强凌弱，鱼肉乡里，却连乡镇政府对他们也没什么办法。扣工资？那点小钱无所谓；撤职？重新选举七八成还是他；因为远亲近友就是一大堆，再以团结（宗族、亲缘）的少数对分散的多数……不仅村级选举，甚至乡镇选举也多次出现被“搅黄”的情况。在某些地方，宗族、宗教（邪教）势力重新抬头甚至一手遮天并不鲜见；如果搭上个保护伞或地处偏远，领头的胆子再肥点的话……那就是平远街、博社村了。

在80年代后期开始，乡镇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逐渐、普遍性的弱化、散化、劣化、甚至黑化。

在这种情况下干群关系不要说“鱼水关系”，说是“油水关系”都是好的了，有的地方纯粹是“冰与火之歌”了。

不同于网上所说的农村矛盾的引燃点通常是“三税（集资摊派）”，我们县的引燃点通常是计生罚款。我个人下乡时因能为农民解决病虫害等一些现实农业问题很受欢迎，腊肉、鸡、鱼能有都有，甚至会专程上街买肉，高山新鲜菜更是吃不了兜着走。但在协助搞计划生育时，尤其大队人马一路时，就和进敌占区一样。因找不到地方吃饭曾多次是晚上回乡政府后才中午、下午饭一起吃；甚至曾亲眼目睹过因计生罚款问题群众围攻乡政府。

再加上小农经济本身就缺乏学习新技术积极性和土地零碎对农田水利体系的破坏等原因，农技推广工作自然无人问津，农田水利体系只能任其荒废……

如果说因80年代乡镇尚有点财力维持各“体系”，让农技推广体系、农田水利体系等还能在惯性下继续运行，在70年代工作基础上推广了地膜育秧、小苗密植、杂交水稻、高厢垄作等等，基本还算延续了辉煌。但到了90年代就是一败涂地，“双低”油菜、旱地改制、旱育秧等等技术推广完全失败，唯一成功的是在80年代工作基础上推广了杂交玉米，但推广速度也大大下降。

1994年四川大旱，因水渠损毁、水库失修、坑塘废弃，就连紧急调来的上百台抽水机也因找不到水源成了摆设，县上组织的抗旱就成了“看旱”。在旱情调查中曾到过真正意义上“家徒四壁”的农户，5口人只剩200多斤玉米；其时已5月底但因滴雨未下所有稻秧玉米苗都已干死，即使能马上补种最快也要8月初才有嫩玉米可吃……这种情况在那10余年里虽非普遍，但也并非某一年某一地某一人的个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并非1999年或2000年才出现并恶化的。

三、1981年、2003年

正如1981年是放弃“以农补工”政策的时间节点，2003年就是确立“以工补农”政策的时间节点。其间是“工农业基本平等发展”阶段；当然，因为农业的天然低效，这种“平等”实质是不平等的。

1981年后虽然还有部分“剪刀差”、农税提留等等，但其目的也是为了保住农业农村发展必不可少的各“体系”，维持基层组织；而且税费总和与农民所得之比，从公社时期平均25.84%降至1981~2000年平均8.01%（农税1.94%提留6.07%，不包括“三税”）；财政支农投入总金额从低于税费总和逐年提高到了远高于税费总和。尤其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略有积余后进一步把“财政转移支付”的概念明晰化并逐步增加补贴乡镇财政；只是受限于财政能力，初期所谓的补贴通常只是杯水车薪。90年代末虽有所增长，在西部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普遍已占到了县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并在2000年把所有由乡统筹补贴的民办教师转为了领财政工资的公办教师，减轻了一些农民负担；2003年的财政支农投入2144亿元，约当年农税的6倍，约历史最高农税收缴额的1.5倍。但是……

但是，在财政不能全额拨款完全承担乡镇村组所有行政、事业支出的情况下，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业税收就仍然是乡镇财政运转不可缺失的支柱。只要“一税”不彻底停收，“二税、三税”就仍有依附之处；只要地方仍有“自己收费养自己”的需求，“二税、三税”就仍有征收的需求和动力。最终就是虽三令五申也不能禁绝“二税、三税”，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甚至日趋恶化。

另：李昌平上书建议的解决方案：鼓励社会办学、社会办小农水，社会办试验场等等，原来的计生所、国土资源所、林业管理站等原属于事业单位的“七站八所”全部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并不现实，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

2003年

这一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至21715.25亿元，是1981年（1175.79亿元）的18倍，是李昌平上书的2000年（13395.23亿元）的1.6倍；中央财政增长至11865.27亿元，是1981年（311.07亿元）的38倍，是2000年（6989.17亿元）的1.7倍；农业税收下降到全国财政收入1%。更重要的是，李昌平上书、丰城等等事件所反映出的民情……既然农业税收不再是支柱税收，反而成为集资摊派搭车收费的“孽源”；既然同20多年前一样，延续旧政策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既然“工农业基本平等发展”实质上的不平等在阻碍农业农村的发展；于是，“以工补农”政策必须确立了——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同样经数年的试点和酝酿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计划5年内取消农业税（后提前于2006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了农业税）。

同年试点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着手解决“赤脚医生”消失后的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名存实亡的问题。

事实上

全面免除农业税只是个标志——国家工业建设已经达到一定成就，有能力反哺农业的标志。

全面免除农业税也只是个开端。作用更大的是在此之后，乡镇村组所有行政事业支出逐步改由财政全额拨款承担，村组干部工资从每年数百上千提高到每月上千数千元；在此基础上，“老虎苍蝇一齐打”全面清理整顿村组干部，扭转了之前“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以及，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逐年大幅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重新得到重视并开始复建、兴建……虽然“三农问题”依然严重，但有了农村尖锐对立情况在今天的基本改善，有了本次疫情中对农村基层的如臂使指。可以说，如果本次疫情发生在90年代，农村究竟会怎样？能比印度好多少？真的还未可知。

“以工补农”政策是这一切的基础。

回到问题：

2006年国家免除农业税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

工业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过去百年以至可以预见的未来，工业化不是国家发展和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充分条件，却肯定是基础条件、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

所以，“以农补工”、“工农业基本平等发展”和“以工补农”三个阶段对于一个庞大、人口众多、自主工业化的国家是必然历程。

2003年工业已经有能力反哺农业；并且“自己收费养自己”的基层组织造成农村矛盾日益尖锐，三农问题日趋严重，旧的结构已经无法维系，必须转入“以工补农”阶段了。

当时，时间节点到了。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为什么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民的主体地位？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农村的乡村振兴的根本怎么建设，农村的根本出路到底是什么?

春过雪消：为什么连续1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但是农业却没明显的发展？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为何印度耕地面积世界第一而粮食年产不足中国一半？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已由过去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事件，过渡为主要针对基层政府和组织的群体性事件。

以江西省为例，自1980年代初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后，江西农村的群体性械斗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至90年代初达到高峰，如：1990年械斗数量达749起，参与人数9万人，死伤2312人；1991年械斗数量493起，参与人数7万人，死伤2216人；1992年械斗数量103起，参与人数1.8万人，死伤682人，1993年械斗数量35起，参与人数0.43万人，死伤79人。自1994年起，每年农村械斗的数量一直维持在20起左右。这些械斗的突出特点是：械斗的主体均为农民，而起因多是对山林、土地、水面等资源的争夺，或是在家庭或宗族之间的日常纠纷。为预防并调处群体性纠纷、械斗，当时的江西省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政府近于成了“救火队”，疲于奔命，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甚至曾亲往械斗现场进行调处。

然而，自1990年中期始，在群体性械斗事件急剧下降的同时，另一种群体性事件却出现上升，即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1994年，江西省抚州地区的数个乡镇发生了大规模围攻基层干部的事件。此后，该省每年皆要发生多起围攻基层干部，甚至冲击、打砸乡县政府的群体性事件，1999年仅第一季度便发生了32起农民群体性事件。其中最典型、规模最大的为“丰城‘8.16’事件”：

1999？/2000？年8月，有人把省农委编辑出版的《减负手册》拿到丰城市的袁渡镇政府门口销售，引起很多人前来翻看和购买，镇干部发现后阻止销售，引起争执。此后几天，有少数人组织串联，并发生小规模的聚集闹事。8月16日上午，适逢该镇赶集，起先大约有50来人聚集在镇政府门口，与镇干部对话，造成数千群众围观、声援，接着砸开镇政府铁门，冲入院内砸碎办公室的玻璃，搬走各种办公用具，追打乡镇干部，与此同时，一些村干部的家也遭砸抢。这个镇的冲击波迅速蔓延到其他乡镇，当日，白土镇、小港镇、段潭镇被砸抢。还有一些人准备冲击石潭、张巷等镇，在半途被劝回。省主要领导亲自到该市，前来维持秩序。外电和网上做了报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是可以报道的部分）

江西农村群体性冲突的这种变化，特别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干群冲突增多的现象，事实上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全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农村的稳定状况。如，1993年全国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重大恶性案件达30多起，死伤多人。在当年检查的18个省（市、区）中，有11个省发生了大规模干群冲突等恶性事件。此后，全国每年这种事件即不断发生。据中央政法委员会研究室的调查，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现状与特征”表现为：“参与人数增多，规模扩大”：“涉及范围广泛，工人、农民参与突出”“行为激烈，对抗性加剧”“有组织倾向明显，波及力强”。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从1997年起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大幅度飙升，199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8700多起，1995年发生1.1万多起，1997年则上升到1.5万多起，1999年剧增3.2万多起，而2000年1月至9月就突破了3万起。

那么江西省农村究竟发生了啥呢？

据国家财政部派员的暗访：虽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有少数坏人利用了农民群众近年来收入少、负担重的不满情绪，煽动闹事；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和农业工作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事件主要发生地的袁渡镇有4.3万人，各种人头经费支出600多万元，而全镇实际税源仅200万元，收支缺口就要摊到人头地亩上去。加上该镇集资修公路又要向农民伸手，2000年需要农民负担的税费达852万元，人均200元。该镇河垅村1999年752户3023人，税费负担780694.9元，总额比1998年增长14.1%，人均负担258.25元，亩均负担230.36元，户均负担1038.16元。此外，还要缴纳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农民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重的负担，容易造成矛盾激化。（关键词：“三提五统”"五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乱加码）

2001年10月26日晚，在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一个有着300多户人家、1000多口人、村里和附近有很多煤矿的村庄，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恶性杀人致14人死亡案，9户人家的8男6女被杀，3人重伤。血案之残酷令人震惊。凶犯胡文海在作法庭陈述时交代：

“2001年1月份，通过查帐，我看见这几年他们（村干部们与企业主）大致贪了500多万元，想通过正当渠道告他们。”
证据在手后，他就挨家挨户地跑，共征集到大峪口村121名党员、干部和村民的签名，然后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举报。最早找到的是镇负责纪检的崔副书记。崔副书记说过两天再去查，但却一直不查。于是，胡文海开始越级上访，从镇、区、市一直到省，他循着公安、纪委两条途径逐级举报。结果，8个月过去，他告了个没结果。无论胡文海举报到哪里，那些举报材料最后都被批到两个部门处理：一是镇纪委，二是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镇主管纪检的崔副书记对他叫嚷：“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我崔某不给你办手续，你也没办法！”而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则以“没有办案经费”搪塞胡文海。胡提出自己可垫支办案经费，该大队长又以“人员也不够”来敷衍。
在举报无门、屡屡“碰灰”后，胡文海决心要用一种最古老、最血腥、最恐怖的手段来了结一切恩怨和纠纷。“4年来，我和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爷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实际上我每年的（炒股）收入都有四五万，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

农业学者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中介绍了相似的事件演变过程：

东南亚农民表达意见和不满的行动，最初往往采取群众直接向当局陈述纳税苦情的形式。这些集会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传统的，并在表面上显得平和。他们在得到将把他们的请求转报上级当局的许诺后就会散去。但由于农民的经济出境继续恶化，且由于减税似乎遥不可及，他们便转而诉诸直接的暴力行动，直接向村庄或地区公署进发，将公署及其所有记录一同摧毁。骚动从符合儒家传统的温和的情愿转变为无政府主义的暴动。这是一场绝望的造反，农民除了抵抗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1999年8月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地方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时任国务院总理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作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强调了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全面推开取消农业税。2006年，农业税制工作基本完成。

“只有抗争才有希望，跪着永远不会乞求到自由。”

【辨析】

评论区有网友提出疑问，这是非常正常的。使用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搜索“丰城”，确实会得到1999/2000两个不同结果，对于事件的暴力性也是截然不同的说法，此外该特定事件与政策联动并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明，1999年电话会议也没有“足够权威”的来源。

具体的，“发生于2000年”这一说法出自 丁国光，《解决农民增收减负问题已刻不容缓——江西丰城“8.16”事件调查》，载张佑才主编《财税改革纵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版，第433-436页，事件的描述与上文一致，是群体性事件，没有关于伤亡的描述。

一般的网文，以及江西某党校、陕西某思想团体在大学所作交流会，无法确定是否是同一来源，但是均表示丰城事件发生于1999年，且烈度相比上文更高，并“疑似”与所谓电话会议直接相关。

关于税制改革问题，安徽于2000年率先开始农业税费改革试点，据此一般网文的相关江西说法应为故意与具体事件“撮合”写作而成。

然而在进一步的搜索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关于“第二丰城事件”的记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在《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引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运动理论》邹孝亮于2003年记录的研究“一个农民集体行为的个案研究：2000年夏天江西丰城农民反抗乡村政府暴力征收税费的集体行为”指出，“2000年夏收季节发生在江西省丰城市F乡L村的农民集体抗税事件，最直接的导火索便是F 乡税费征收小组（由乡政府干部、乡派出所民警、联防队员和村委会干部组成）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搬走农民的粮食、牲口和家具电器，并在拉扯过程中打死一位老农而引发的”。非常遗憾目前无法搜索到关于此社会理论研究的更多内容，但是此条记录显然与上文所刊载的丰城事件并不一致，究竟是同一事件的其他版本还是烈度较高的另一独立事件？目前无法查清。

虽然经过了这些目前还无法100%确证的材料分析过程，但是总的结论却并不会朝“某某高瞻远瞩之德政”方向变化。

以“专家学者说法”为例，武汉大学财经教授王德高认为，农业税改革原因主要是：

农业税负担全面提升，黄宗羲定律完全体现、农民负担有违公平公正、农业税征收成本有违效率、

农业税无益国际竞争、农业税平均数百亿不能与全国财政总收入两万多亿比较从而免征具备可行性。

中国社科院党国英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财政基础越来越不依靠农业税，农业税的征收成本过于高昂，以及其它种种弊端，使取消农业税成为必然”。

其次，免除农业税政策实施中的少部分得利被大头吃掉了：

同时，和物价上涨“配套”的是粮食收购价格的平稳：

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本文无法再多加探讨。如果质疑上文中的械斗与基层冲突、农民遭遇等，可以查阅《中国农民调查》等书刊。

八九十年代开始农业税占整体税收的比重逐年降低，但也是在那个时候，各处建设都需要花钱，尤其是地方，所以依托农业税而开设的“加派”，名目越来越多而且成为了一项永远也不可能算清楚的账，这笔“加派”是基于农业税之外的，如果说农业税还有一部《农业税条例》作为约束，那么这个加派是要命的，因为它是层层加码而且上级无权过问的，完全就是地方说了算，而且较之实物征收的农业税，“加派”是征收现金，再加上当时粮食购销的统筹制度，这种“加派”带来的负担有多重，恐怕是大部分没经历过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历史上这笔“加派”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三提五统”。

乡镇范围内的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兴办集体企业、五保户供养、特困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其他集体福利事业、村干部报酬、村管理开支，以上这些钱，都是从农民那里加征的，征收多少完全地方说了算。

那么有人问了，原来这笔钱就不征吗？之前乡村这些费用怎么处理的？这就要说到八十年代的一个大变革，八十年代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革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的解散，之前这些钱都是集体所得中扣除的，现在集体生产单位已经没了，但是花钱的地方仍然存在，怎么办？那就只能继续从当初集体人员的身上去抽取，以维持这些东西的继续运转。

要知道当年很多（也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比如集体企业，比如村里的水井、拖拉机、打麦机、农耕牲口等，这些集体物资在集体生产单位解散后并不是立马跟着解散的，它们的运行维护都需要经费，比如企业的生产资金、拖拉机的维护、牲口的草料等等，之前这些钱都是集体生产所得扣除，那么集体生产没了之后这些钱从哪儿来？只能是个人。可我们也知道，九十年代的集体企业大部分就是个笑话，能够盈利的百无一二，大部分企业也开始成为经理的家业，而牲口也基本上成为了村支书、队长们的私产，但这些资产毕竟账面上仍然是集体的，所以他们的亏空与花销，也只能继续让原来的集体成员分担——摊派。

也是在九十年代，那会儿东北在闹下岗潮，而关内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始被村里豪强架空，村里兄弟人多、势力大、有官身背景的那部分人，开始借助自身的优势，以及政府政策的背书而把持话语权，而被拆解为一家一户的普通村民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村提留款就成为了一项绝对的害民之政，在当时农民需要缴纳的三项税收中，国家层面规定的农业税反而成为了最简单、最基础、最微不足道的款项，所谓一税（农业税）轻，二税（乡统筹款）重，三税（村提留）要亲命，即说的这个。

再者，当初集体经营时有一些基本建设活动是不计入集体劳动的，比如五六七十年代经常会发动对本地的一些水利等工程的维护，挖河筑堤，修桥补路，这些活动有的是当初学雷锋等活动演变而来的义工，在当初是一种光荣与使命。集体经营解散之后，这种义务劳动仍然神奇地留存了下来，每年少到十天，多到半个月甚至二十天左右，这个劳动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名义上仍然存在，于是干脆折算成了钱，由当初一户一丁改为了一人一份并入三提五统征收。

所以到这儿你就发现了，所谓的三提五统，带给农民的压力与负担是远超农业税的，这就像明末的时候朝廷正税一直是那一点儿，但是加征的三饷却是个逼死人的存在。而和三饷不同的是，三饷好歹还是中央征的钱，虽然挨骂的是中央，但毕竟征上来的钱也到了中央，而这个提留款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中央背锅、却饱了地方基层私囊的一个东西，而在提留款越来越高、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农民将这一问题的怒气全部转嫁给了政府部门，官民冲突与日俱增。

进入本世纪，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发展已经很可观了，农业税在整体税收中的占比越来越小，几近于可有可无，但是附加于农业税基础上的提留统筹却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也让政府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经费去维持秩序弹压地面，更绝的是政府顶着压力弹压地面才得到的这笔款项却根本到不了政府，完全就成为了政府给豪强做义务工，但二十多年的征收已经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利益体系，有的地方这笔钱已经是市县两级也染指其中了，想把这笔钱从农业税中剥离出来简直不可能，于是缓过神的几个富裕省份直接釜底抽薪，把整个农业税都给废了，如此则依附于农业税基础上的提留款统筹款也就没了存在的根基，一时百姓欢呼，大疏民困。而中央发现这样做的利害之后，干脆从整个国家层面宣布取消农业税，不仅延续两千余年的农业税没了，连这个“暂累吾民二十年”的摊派也没了，可以说是另开局面的千古佳话了。

综上，取消农业税一是因为国家经济发展，工业商业比重远远超过农业税比重，农业税占比已经微不足道，取消亦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二是因为依附于农业税基础上的苛捐杂税过重，且无法与农业税分离，只好一并废除。三是城乡贫富差距开始显著增大，农业农村经济急需休息与扶助，废除农业税即扶助三农整体政策中的一环。

题外话，目前有些地方仍然留有这种特殊情况的残余，比如我们村目前村里的一些费用比如说村里的卫生费之类的，还是在采取一种摊派的方式，而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摊派甚至还保留了一些明清的痕迹——比如人口数字并不具备实际意义，它代指的实际上是耕地数字。

如图所示，第一列写的是家庭户，第二列是家庭人口，第三列是摊派金额。所以你会发现，第二列的人口居然有4.3口、3.5口这种情况，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家有三口半人，这只是代表说他家的耕地是4.3人口份、3.5人口份的——村里一人一亩一分七厘四的地，有的家庭母亲的地由兄弟二人分开种，就会出现这种0.5口人的情况。——所谓摊丁入亩，大概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