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祖逖？ 第1页

作者：凹凸天空

刘琨年轻的时候……实在是轻佻巧佞之徒；祖逖……要论早年的志向，或者也是好乱乐祸之辈。

　　 　　　　　　　　　　　　　　　　　　　　——《晋书·刘琨祖逖传》

　　 洛阳城的月光下，荒野的鸡鸣声中，两个少年翩翩舞剑的情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这时的刘琨刚刚二十出头，祖逖略微年长一些，但也不超过二十五岁。

　　 当时两个人的职务，都是司州主簿。司州是国家的核心地带，州治即是洛阳，而主簿则掌管本州的各种文书。年轻人热衷谈论政治，这个身份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这时武皇帝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太子大家在悄悄议论他是否是个白痴，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都已暴露得十分清晰，——显然，就看谁来点燃那根导火索了。

　　 于是祖逖对刘琨说：“如果海内鼎沸，豪杰并起，我们两个在中原，要彼此避开。”

　　 “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这句话在有些书上，仅被理解成祖逖要和刘琨各自干出一番事业。我想，也许还是唐代的史臣看得更加准确，祖逖“抑为贪乱者矣”。祖逖是在跟刘琨说：为了现在的友谊，将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不要挨得太近，可不要由我们来争锋逐鹿。

　　 这是一个狂热的梦想，也是一个苍凉的预言。真的天下大乱之后，他们确实都为成为了拥有独立——也许该说孤立——力量的豪杰，并且，从此一南一北，再也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最初看起来，祖逖这句话和多数年轻人的豪言壮语一样，仅仅是说说而已。祖逖的工作在几个王爷之间调动，只是按部就班的升迁。刘琨在仕途上似乎要得意一些，并且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里，——他是金谷园的“二十四友”之一，这个团体出入于权贵之门，说起来名声并不那么好听。

　　 八王之乱开始之后，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置身事外。荡阴之战，前侍中嵇绍用身体护住晋惠帝，他的血溅在惠帝的身上，史书上写道，这时“百官侍御皆逃散”，在逃散的人群中，就可以看见祖逖的身影。

　　 这之后，祖逖在洛阳城里安静的居住下来。他目睹了其后这座古老

所经历的劫难，然而没有再介入任何纷争。祖逖先后拒绝了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人发出的邀请。等到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的时候，祖逖的母亲去世，他更可以用守丧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不去上任了。

　　 刘琨被卷入得则要深得多，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之后的一系列无聊而恐怖的动乱中，刘琨的活动相当频繁。他的对手为刘琨

的脑袋开出的悬赏是“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并且，厌恶他们的不仅是敌人，刘琨的兄长刘舆被人比作油垢，意思是沾上就不免被污，刘琨和这个哥哥走得很近，他的名声，这期间大约也不会好上很多。

　　 事实上，正是在刘舆的建议下，光熙元年（306年）刘琨出任了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这仍然是王爷们争权夺利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并州虽称边境，实际上却接近中央，它向南通往河内郡，往东则联系司州和冀州，控制并州，就是在北方多了一个战略重镇。

　　 所以，刘琨一开始可能并没想到自己此行的意义。他在这一年的九月底出发北上，从此他的命运，将全然改变。

二

　　 沿途的经历，对刘琨显然是个考验。他已经亲历过战争，对流血和死亡并不陌生，然而眼前的景象，还是触目惊心。

　　 刘琨上任的两年之前，在并州已经出现了一支实力相当强劲的反政府武装，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政权。魏晋以来，匈奴人和羯人大量涌入并州，民族矛盾积蓄已久，这时的爆发也极其强劲。两年内，匈奴人的势力迅速扩张，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一系列军事重镇落入了刘渊手中。也就是说，并州刺史的行政命令已经无法下达到并州的东南地区。

　　 然后，并州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刘琨的前任东赢公司马腾实际上是在刘渊和饥荒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逃离并州的。他在离开时，兼职充当了人口贩子，抓了大批胡人作为奴隶贩卖到太行山以东。另外一万多逃亡者组成了他的军队，这支队伍的名字真切的点出此时并州人的心境，叫做“乞活”。

　　 刘琨招募了千余人，实际上是在转战前进。一路上交替出现在刘琨眼前，是大批绝望中流亡的难民，和暴露于荒野中的白骨。一时是哀号之声刺穿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一时则是不闻半点人声的死寂。山路险峻，群胡数万周匝山野。政府高官的身份不能带来安全感，刘琨于途中写了一道奏章，其中也许略微夸张的说到，只要挪一挪脚跟，就可能遭遇新的劫掠。

　　 因此耽搁在路上的时间，远比预计的要漫长。只有在壶关，他得到过一次物资支援，所以终于携带的资粮告罄，唯有靠薇、蕨之类的野菜充饥。刘琨出身高贵，在洛阳时更是生活豪奢，交往的朋友里不乏像石崇这样以肆意烧钱而精于美食著称的人士，不难想象，眼前的食物会令他格外难以下咽。[ 刘琨《扶风歌》：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整整半年以后，刘琨终于到达了并州的州治晋阳。当两山之间的缝隙里，隐隐露出晋阳城城垣一角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有长出一口气的感觉，但走进晋阳后就会发现，这里的景象，更加令人绝望。

　　 刘琨这个并州刺史已经没有了办公的地方，因为府寺建筑早就被全部焚毁。城市内荆棘遍布，豺狼在大街上行走，僵卧的尸体覆盖了地面。

　　 在描写自己这段经历的诗作中，刘琨尽情宣泄了自己脆弱的伤感情绪，并表达了对洛阳城华美宫阙的思念。“据鞍长叹息，泪水如流泉”，“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这样的句子也许会让人觉得，这位作者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这一次诗人比诗歌坚强。

　　 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尸体，剪除了荆棘，重建了府朝市狱，以城门为战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来犯之敌。在刘琨来晋阳的途中，洛阳城里晋惠帝驾崩；当刘琨筚路蓝缕的在晋阳进行市政建设的时候，他的哥哥刘舆又策划了一起高明而龌龊的政变。然而，现在这些都已经和刘琨无关，他要考虑的，只是怎样面对此刻并州的危局。

　　 此时，汉政权建都于离石，位置就在晋阳的西南方向，相距大约仅三百里，快马奔驰，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到达。看起来晋阳的处境相当危险，但是刘琨相当程度的瓦解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得大批其他民族的部落不再对刘渊表示效忠。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最终，反而是匈奴人选择了迁都。

　　 北方大动乱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在刘琨的经营下，晋阳城成了一个难得的避风的孤岛。终于，这里人口慢慢聚集，一处传出鸡鸣犬吠之声，远远的，也可以听到一些呼应了。

　　 然而，这差不多也就是刘琨所能做到的极限。

　　 三

　　 史书上称，刘琨长于使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但却没有能力安抚和驾御他们。所以恢复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天之内，晋阳城有大量流民到来，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离开。

　　 ——这可能要部分归咎于刘琨的名士习气。在洛阳城，刘琨交际的圈子大抵不出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几个身份往往是交叉的）这个范围。即使是到各地奔走游说的那几年，他接触的也仍是朝廷的方面大员。刘琨很容易让这些人感受到自己的魅力，也懂得如何利用他们心理的弱点。但此刻，面对眼前这些来自底层的饥民，刘琨即使充满同情心，恐怕也不免和他们彼此隔膜，缺乏沟通。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尤其致命的是，本质上，刘琨仍然是一个公子哥儿。一旦情况稍有好转，对奢侈生活、音乐还有女人的爱好他就无法克制。永嘉六年（312年），在局势紧张的关头，他为了一个音乐家而处死了一位重要的将军。这时，连刘琨的母亲都对儿子感到绝望，她说：

　　 “你没有深谋远虑，也不能驾驭豪杰，专门想除掉那些胜过你的人让自己安心，还靠什么取得成功？这样下去，我也逃不过你带来的灾祸。”

　　 老太太的担忧迅速成为事实。这位将军的儿子为父报仇，投靠了匈奴刘聪，也带去了晋阳的全部军政机密，然后他作为向导，引着汉军杀来。面对匈奴人的进攻，很明显，这些年里刘琨没有赢得部下的忠诚：上党太守投降，雁门的乌丸反叛，太原太守和并州别驾则干脆一起献出了晋阳。刘琨仅率领几十个骑士逃进了常山，而他的父母全部遇害。

　　 其后，刘琨虽然在拓跋鲜卑的帮助下赢得一次反击，但是元气已伤，他只能将自己的驻地向北后撤一百多公里，驻扎到了阳曲。

刘琨身上天然具有一种煽动性，如果机缘合适，他甚至能够让人做出几乎是忘我的奉献。但是和一切煽动一样，这种影响力很难持久。所以刘琨多次制造出希望，最后却都终于没有能够把握。

　　 而祖逖，则完全是另一种人。

　　 天下分崩，北方大乱之后，汉族人口开始大量的向南流徙。祖逖率领着自己的族人、乡党和宾客也加入其中，希望避难于淮泗。这个角色很适合他，才十四五岁的时候，祖逖就有“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的名声，是个带头大哥型的人物。看起来，祖逖的作风相当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把车马让给老弱，自己步行，药物、衣服、粮食的配给都不搞特殊。但同时，祖逖的领袖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管理的手腕和谋略，也一样是他的特长。

　　 流民的生活极其艰苦，在移动的过程中，能够生存下来的实际上都变成了军队。因为和刘琨前往晋阳途中的遭遇一样，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加以对抗。

　　 乱世中，抢劫者的身份十分复杂，只要稍微有一点实力，大家都可能会干干这种营生。尤其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就抢不相识，那些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一样也会盯上其他流民的钱袋。

　　 祖逖的队伍，就是这种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

　　 根据惯例，正在经营江左的琅琊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会找出理由拒绝已经军事化的大股流民过江。但也许因为范阳祖氏是“北州旧姓”，司马睿觉得可以信任，祖逖和他的人一度被允许住在京口。初到江南的祖逖财源紧张，衣服用度都相当寒酸。但是有一天，拜访者发现他那里忽然焕然一新，问起时，祖逖回答的态度十分平淡：

　　 “昨天夜里去秦淮河南，干了一票。”

　　 当然，打家劫舍的行为，许多并不是在祖逖的策划下做的，但关键是祖逖会提供庇护。手下的人作案失手落入法网，他就设法将之解救出来，国家的官吏对此毫无办法。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祖逖不可能会对诸如此类的人道主义说教有任何同情。这时他显然只注重军人的拥戴，而他比刘琨更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拿理想主义的激情感染他们之外，你还需要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祖逖重新渡江北上，船到江心，他说了那句千载之下，仍然激励人心的名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很明显，祖逖和东晋流亡政府的主流作风格格不入。祖逖一心北伐，而后者只图偏安，这当然是主要的差别。但那些热衷于谈论世界的本质是否虚无，圣人的人格究竟怎样的高级士人们，更愿意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老百姓加以盘剥，而不喜欢明目张胆的杀人越货，这可能也是他们与祖逖的分歧之一。

　　 四

　　 翻检刘琨在并州时的战绩，感觉可能相当令人沮丧。胜少败多，并且胜利往往只是在延缓失败，而失败则意味着精兵勇将的阵亡和战略要地的失去。

　　 并州的局势错综复杂。除了南方的刘氏匈奴之外，刘琨东北面的邻居，是西晋的幽州刺史王浚，——此人倚仗鲜卑骑兵，在八王之乱后期的战争中起家。从过去的渊源上说，刘琨和他属于同一个政治派系。当然谁都知道，这点渊源是不可靠的。

　　 果然，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少数民族盟友，刘琨和王浚打了一仗，结果是刘琨的族弟刘希被杀，代郡、上谷、广宁三个郡的百姓被王浚掳走。

　　 这一阶段里，羯族人石勒正在迅速崛起。刘琨很早注意到这个变化，认为这是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希望能够说服石勒能归顺晋朝。为此刘琨特意找到石勒失散的母亲给石勒送了过去，并劝他效忠王室，建立功业。石勒回报以厚礼，然而回信的措辞则含着讽刺意味：“事功殊途，不是腐儒所能够知道的。”

　　 下面这个决定，对刘琨来说差不多是致命的。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石勒准备长途奔袭幽州的王浚。这时刘琨本可以出兵抄石勒的后路，然而他却按兵不动。原因是出兵前石勒给刘琨写了一封信，这次没有再说什么“非腐儒所知”，而是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称消灭王浚是为了报效刘琨。于是刘琨大喜过望，他向各州郡公告了这条新闻，以展示自己多年来积蓄的诚灵所取得的成果。

　　 可能这条新闻还在传播途中，王浚就已经为石勒所吞并，并掉转枪口指向了刘琨。至此西晋东北地区的八个州，已经有七个在石勒的统治之下，刘琨不得不承认，被夹在匈奴人和石勒之间，自己已经“进退唯谷，首尾狼狈”了。但事实也许更糟，因为两股势力的其中任意一个，这时都不是刘琨对付得了的。

　　 315年八月，刘琨的军队在襄垣战败，如果不是匈奴人急于集中力量拿下长安，因而主动撤退的话，实在看不出刘琨有什么扭转局势的希望。

　　 316年，刘琨被朝廷任命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名义上该管的地盘越来越大，以致听起来很像是一个讽刺。一度，他收编了一支从鲜卑拓跋部流亡出来的军队，看来是恢复了一些实力，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十一月，石勒的伏击战术让这支军队全军覆没。

　　 从此刘琨只有依附鲜卑人段匹磾，已经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了。好在，就像中国近现代史上某位文人气质浓郁的政治家一样，刘琨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能够伴随着失败，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一点的精神意义仍是至关重要的，他成为了一个留在北方，精忠报国的象征性存在。

五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祖逖的军队和和石勒手下的将军桃豹在蓬陂坞对峙。两军驻扎在同一个大城的两个堡垒里，相持四十多天，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并且，粮食都快吃完了。

　　 于是祖逖用布囊盛土，调集一千多人往高台上运送，就好像是运米的样子。另外，单独有几个人停在道边休息，只有他们的担子里，装的是真正的白米。

　　 不出所料，桃豹的士兵袭击了落单者。那几担白米让他们误以为祖逖军粮充足，所以失去了战斗下去的勇气。然后，祖逖又成功劫获了对方补给上来的粮食，于是桃豹只有带人在夜幕掩护下逃走。

　　 这可能是祖逖北伐的故事中最著名的片段，以其戏剧性而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这种胜利并不是关键性的，祖逖面对的形势仍然严峻而错综复杂。

　　 被阻不得过江的流民，当然还有豫州境内原来的居民，都在这一带建立坞堡以自守。依据形势，坞堡组织的领袖一时接受晋政府的册封，一时又依附于石勒。他们彼此之间是结盟还是攻战，也变化无常。除了石勒的后赵政权这个最大对手外，稍有不慎，这些大大小小的坞堡，也都完全可能变成敌人。

　　 北方刚刚开始的时候，看来祖逖并不太善于和这些坞堡主打交道。由于交际不善引发的战斗持续了几乎两年，还有一个本来倾向于东晋的坞主因此倒向了石勒。这时祖逖调整了策略。尽管无法确切的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方法，但他确实使几股颇具实力的半割据力量愿意接受他的指挥。对于黄河南岸那些较弱小的坞主，祖逖则显得态度开明。由于他们往往已经把儿子送到石勒那里作为人质，所以祖逖听任他们同时归附晋赵双方，又不时派出游击部队伪装抄掠他们，以向后赵方面表示他们和自己没什么交情。

　　 这种富于人情味的做法让这些坞主感恩戴德，从此，他们就成了祖逖在石勒那里的眼线。情报战上的先手，使祖逖在战场上可以接连获胜，他几乎收复了黄河下游南岸的全部地区。出于慎重，石勒停止了在河南的军事活动，于是这里的生产，终于得到了一点恢复。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一点点恢复足以使人感念无已。一次军民联欢的酒会上，豫州耆老把祖逖比作父亲，又把当前的形势描述为“三辰既朗”，——大意即祖将军庇佑下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石勒开始向祖逖示好。他派人修缮了后赵境内的祖逖先人的坟墓，又请求祖逖开放边境的贸易。这一次，祖逖的回应具有典型的中国式智慧，即不予回应。

　　 但这绝不意味着祖逖不同意石勒的建议，事实上，祖逖的做法是“听（任）互市”，结果也相当理想，“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祖逖传》中描述祖逖北伐的胜利，不无夸大的成分。[ 如不提对张平、樊雅之战的艰苦；又如太兴二年对石虎的一战，在《祖逖传》与《石勒载记》中，对胜负记录完全相反。]祖逖去世后不到二十年，东晋一位大臣回顾他屯田的收益，结论也相当悲观。[ 晋成帝咸康四年，太常蔡谟的议论：“昔祖士稚在谯，佃于城北界，胡来攻，豫置军屯以御其外。谷将熟，胡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烧谷而走。如此数年，竟不得其利。”]所以，此时的局势很可能是，祖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此时也无力再打下去，暂时的和平，对双方都是最好的选择。至于互市，获益是显而易见的，更没有理由拒绝。

　　 宋代明代的士大夫们，对和谈有一种神经质似的敌意。东晋时还不至于如此，但反感一样是存在的。[ 比如咸和八年（333年），石勒遣使到建康修好，晋政府就焚烧了他的礼物。]公开接受石勒的要求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不满情绪，所以祖逖没有这样做，而宁可选择睁一眼闭一眼的方式。这样即使被追究起来，也无非就是渎职，——而对晋的官员来说，恐怕很少有比渎职更普遍和微不足道的罪过了。

　　 六

　　 刘琨一直看好祖逖行政、用兵的才能，听说祖逖被任用时，曾经写信给自己亲朋故旧说：“我枕戈待旦，立志枭平逆虏，常担心祖逖抢在我的前面。”

　　 但刘琨没有机会跟祖逖竞争了。甚至于，刘琨没有能够看到太兴三年（320年）祖逖所取得的北伐以来最大胜利。在此两年之前，刘琨已经遇害。

　　 刘琨一直和鲜卑部落关系良好，在战场上多次的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失去阳曲之后，他远走幽州蓟城，投奔了鲜卑人段匹磾。刘琨仍然没有失去信心，仍然热烈的设想着怎样在河朔地区为朝廷立功，怎样用晋元帝赠送的名刀，亲手割下刘聪、石勒的头颅。但是鲜卑部落内部从来都不是稳定的，最糟糕的是，刘琨的儿子卷入了他们的内乱。

　　 段匹磾很尊敬刘琨，应该说，这个鲜卑人大体上该算一个正直的好人，但是他不是圣徒，他不能不顾虑别人利用刘琨的号召力来生事。

　　 刘琨预感到自己非死不可，于是写下了这样诗句：

　　 握中有悬璧，本是荆山璆。

　　 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滨叟。

　　 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

　　 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

　　 能隆二伯主，安问党与仇！

　　 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无忧。

　　 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诗的题目是《重赠卢谌》。以后一千多年里这首诗令许多读者

不已，尤其是最后几句更被反复传唱，然而当时它却并没有打动获赠者。卢谌诚惶诚恐的回答说：“这诗里有帝王的大志（挖按：指其中所用的一些典故），不是做臣子的所该说的话。”

　　 卢谌是个庸人，刘琨应该也是知道的。大概是这个时候他太想找人倾诉，但却实在找不到人了吧。

　　 反复犹豫之后，段匹磾终于还是动手了。刘琨是被绞死的，根据汉人要留个全尸的观念，这是一种很厚道的杀人方式。

　　不厚道的是晋政府。段匹磾的实力还很强大，他之所以效忠朝廷，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道德感，朝廷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得了他。所以东晋方面害怕因为纪念刘琨而得罪了段匹磾。最终，经研究决定，东晋政府顾全大局，没有为刘琨发丧。

七

　　 三年后的某个夜晚，祖逖仰望天空，他看见豫州的分野上，突然多了一颗妖异的星星。祖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说：“这是为我出现的吧。”

　　 这一年七月，朝廷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也就是说，是祖逖的顶头上司。河南地已经恢复，现在要有人来过江摘桃子了。

　　 何况，戴渊是江南本地人。在北方，他没有故土，没有先人的坟茔，也没有失散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这样的人对光复中原历来最不热衷，安排戴渊来担任上面这个职务，朝廷的政策意图，也可说是太明显了。

　　 祖逖已经病重，糟糕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荆州的王敦和晋政府的矛盾正在不断激化。一旦发生内乱，要对外进兵那就更不可能。祖逖不太瞧得起王敦，但现在他已经没有力气像当年那样对王敦的人瞋目厉声大喝了。他的最后一点精力，只能留到营缮武牢城的壁垒上，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在，后赵的军队就会杀来，豫州百姓平静的生活，将就此结束。

　　 很多人都看见了那颗奇怪的星星，对朝政的不安使他们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今年西北大将当死。

　　 九月，祖逖去世，豫州的百姓哭之如丧父母。谯、梁两地，更是为之立祠祭拜。自然，那些当年遭他劫掠的流民的冤魂，已经无人过问。

　　 当祖逖最初冀图北伐时，晋政府只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没有士兵，没有兵器盔甲。没有那肮脏的第一桶金，祖逖只能一事无成。他转型得非常及时，局势稍微安定，他就变成了一个勤政、廉洁而又公平的地方官员。或者不得不承认，当时那种情况下，道德上也许有人可以比他更高，但事情，却几乎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

　　 有时，想到这一点，不免使人心头发堵，或者对

产生更悲观的感想。所以，我还是宁可把下面这个场景放到文章的最后。

　　 晋阳城被重重包围，城中窘迫无计，于是，刘琨乘月登楼清啸，城外的人听见，都不禁凄然长叹。月过中天，刘琨吹奏胡笳，悲凉激越的音乐中，胡人骑士们开始流泪，乃至低声啜泣，每个人心头，都泛起故乡大漠的风光。等到天将黎明，刘琨再次吹起胡笳时，他们都忘了战争，纷纷拨转马头，绝尘而去。

　　 这一段出现在《晋书·刘琨传》中，却没有被收入《资治通鉴》。司马温公是一个平实严谨的

学家，大概，他不能想象会有如此传奇性的事件。

　　 但如果这是事实，倒也并不难以解释。战争和仇恨使人变成野兽，变成杀戮机器，然而总是这样，当兽化达到顶点的时候，人也会变得无比脆弱。灵魂深处有某个点，在那里，他将一触即溃。

　　 清啸吹茄，并不是为了退敌刻意制定的一个策略。刘琨只是累了，感到厌倦，他需要一个空旷的地方，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宣泄一下情绪。他走上城楼，这时他的心里没有敌人，也没有听众。

　　 于是，刘琨吹奏出的旋律，就轻轻敲打在这个点上。

　　 晨光熹微，胡骑的身影，在烟尘中渐渐隐去，刘琨缓缓放下手中的胡笳，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没有发觉城外的变化，只觉得心里柔软到了极点。

皇汉们把给冉闵的所有美誉统统加给祖逖，亦不为过。

晋朝的岳飞，亦不为过。

有祖逖这样的人物，也不知道皇汉们怎么就粉了冉闵，再次证明皇汉无大脑。

即便在八王之乱这种超级稀泥局里，祖逖选择的都是司马氏藩王里唯一一个不胡来不祸祸的司马乂。这份眼光也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

回顾祖逖在历史中的形象，他并不以名将著称。若真正考察祖逖的北伐，那的确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战斗，甚至于连值得写的战役都几乎没有。

更多的时候，祖逖因为一些励志的故事而被人传颂。但你若仔细考察祖逖的生平功绩，就会发现闻鸡起舞、中流击楫这两个成语故事，也远不能准确概括其人生的全部。

因此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还是从北伐说起。

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晋豫州刺史、奋威将军祖逖北伐。


这段历史为人所熟知，多是因为“中流击楫”的典故。当时，祖逖及其部曲百余家渡江，他于中流击楫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这番豪言壮志并不是虚言，北伐不过几年之间，祖逖就已经将晋室的领土从长江沿线推进到黄河以南。兵势之盛，令号称有十余万军队的石勒也只能拥兵自守，避其锋芒。

而且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祖逖带着北伐的人马，仅仅有部曲百余家。


这几乎与中国历代北伐的局面都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历代北伐，鲜有成功者——而且，那些并不成功的案例，还都是提重兵北上的。如祖逖一般带着几百人就能横扫天下，实在不多见。

所以我们不妨来看看，祖逖究竟是靠什么获得了如此骄人的战果。

祖逖的北伐能得以成行，颇具运气成分。


当时晋愍帝继位，但局促于长安一城之内。愍帝因此下诏，命驻于建业的琅琊王司马睿出兵北伐，以解长安之危。

但司马睿也有自己的苦衷。虽然中原士人纷纷南下投奔于他，建业一时间声势浩大，但若真的要带兵北上，他却既没有实力强盛的兵力，也没有攻城略地的能力。

只是朝廷的诏书也不好置之不理，怎么办呢？正好，司马睿想到了祖逖。

祖逖也是南来士人之一，只不过不在建业，而是带着部曲驻于建业旁边的京口。自南下以来，祖逖一直上书司马睿，请求北伐，但都被司马睿所拒。

如今，正好可以把祖逖派出去，一来遂了他自己的愿，二来可以堵住朝廷的嘴。司马睿于是封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命其北伐。

消息传到京口后，祖逖毫不推辞，欣然出征。

从事前的角度看过去，祖逖的这个“欣然”，简直就是夜郎自大式的盲目乐观。当时的人只要稍微了解一下祖逖当时的实力，以及朝廷的支持，都一定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不是去北伐，而是去送死。

首先，司马睿封给祖逖的豫州刺史，只是个虚衔。豫州当时已在后赵的统治之下，祖逖这个“豫州刺史”根本就无地可治——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这么看：打下来就是你的哦。

其次，除了政策层面的支持，实际上的支持也少得可怜：“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除了一千人的口粮，三千匹布，没有铠甲仪仗，更没有其他。

打发叫花子也不过如此。

站在司马睿的角度上，这也能理解：

派祖逖出去，本来就是做个样子给长安朝廷看的。祖逖统共就那么点人，指望他打下地盘几乎是痴人说梦。既然如此，那多给就是多浪费，随便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祖逖当然知道司马睿是什么心思，但他并没有怎么抱怨，相反，还特别珍惜这个机会。于他而言，这个机会才是千载难逢的，错过了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有了。


条件固然艰苦，但机会弥足珍贵，祖逖就这么踏上了征途。

然后，便是扭转乾坤。


祖逖过江以后，暂驻于江阴，开始征兵。在招募到两千多人以后，随即北上。

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局势：

经过八王之乱以后，胡人入侵，北方大乱。反复多年的战乱，令长江以北基本上已经毫无秩序可言。

之前晋朝派在各地的守吏，死走逃亡伤，早已纷纷弃官而去。而匈奴人和羯族人的军队，又如流寇一般，经常是抢劫一番便走，只留下一地狼藉。

因此，祖逖虽然渡江，但并没有遭受到什么攻击，可以安安心心的驻扎下来招兵买马，收服难民。


祖逖所要面对的，并不是北方胡人政权的大军，而是混乱的局势。

当时，豫州最大的势力，是张平和樊雅。这两个人，都是北中郎将刘演任命的。

彼时刘演正在邺城一带与石勒拉锯，为了牵制石勒的后方，刘演便给了张平和樊雅官职，其中，张平是豫州刺史，樊雅是豫州首府——谯郡的太守。

这个任命合法吗？

当然不合法。刘演以北中郎将的职位，根本就没有权力去任命地方官吏；更何况，他的这个北中郎将也只是并州刺史刘琨任命的，同样不见得有多少合法性。

但乱世就是如此，自从洛阳城破以后，中原一带已经大乱，只要有兵有枪，就能称霸一方。

张平和樊雅这么在豫州盘踞着，当然不愿意接受祖逖的号令，双方就这么起了冲突。

结果，是祖逖获胜。

但这随即引起后赵的注意。毕竟，自晋人南渡以后，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北上。不久，后赵的石虎便率军攻击祖逖。

但几战以后，石虎很快就撤走了——这还是跟豫州当时的局势有关。后赵一直没能够在豫州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这里一直都是大大小小的流民首领和坞堡的地盘。这些人对打着北伐旗号的祖逖很容易产生亲近感，再加上祖逖又倾心接纳，因此，后赵军队在豫州一直得不到资源补充，反倒是祖逖如鱼得水。

再之后，祖逖借助地方首领的帮助，逐渐将后赵的势力清除出豫州，占领了这片土地。

读《晋书·祖逖传》，恍惚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不像是一个将军的传记，反而像在讲述一位封疆重臣的故事，没有什么战场上的骄人战绩，在收服人心上的表现却可圈可点。

但这其实才是祖逖真正的成功所在：他北伐的成就，不在于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把之前名义上已经被后赵统治的豫州，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在这其中，军事方面的作用，可能是次要的。

关键，在于祖逖的管理能力。

管理者的三要素，待人、待事、待己。在这三个方面，祖逖的表现都堪称一流。如果以现代的视角来看，那么祖逖绝对是一个好领导，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在待人上，
祖逖可以称得上
有功必赏，明察秋毫。

管理好团队，奖惩措施——尤其是奖励，一定要兑现。祖逖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到位，而且，都是及时兑现。史书记载，“其有微功，赏不逾日”，即使是很小的功劳，奖励措施也能当天就到位。

想要做到这几个字，其实并不容易，远比看上去的要困难许多。下属之功，尤其是“微功”，做领导的有时候根本就察觉不到。

因此，虽然有功必赏的口号人人都会喊，但能做到的却寥寥无几。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领导者能不能及时、准确的了解到下属的功绩。

在这方面，祖逖的表现堪称出色。

陈留太守陈川，曾经派部将李头帮助祖逖作战。战后，李头很喜欢祖逖得到的一匹骏马，但不敢跟祖逖提。

不料祖逖却知晓了李头的心思，二话不说就把马送给他。李头感激之余，感慨道：有这种好领导，真是死而无怨啊！

事后，这番话被陈川知晓，他竟然杀了李头。

不久，李头手下的四百人全都投奔祖逖。

有功必赏的背后，是对下属业绩和诉求的充分了解；再进一层，则是领导者对下属的真正关心。祖逖正是因为能做得到这些，才用一匹马，换来了四百多人心甘情愿的臣服。

好领导总是能用有限的条件，打造出一支成功的团队。

在待事上，
祖逖则可以用灵活多变来形容：

他既能把握住原则，
又能在实际中灵活行事，
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祖逖之前驻扎于京口时，招徕流民不问品行，因此经常有些流氓地痞前来投奔。

这种的做法很招非议。祖逖出身于世家，而且有官职在身，结交这种社会底层人员，很让同僚们看不起。打个比方，如果有个人总跟一些刑满释放的人混在一起，你会对他有什么好印象吗？

而且这里面还包含了一个逆选择的问题：手底下这种品行不端、不三不四的人多了，就不会有什么正人君子愿意来投了。

再加之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之辈，隔三差五就要弄点事出来，最后搞得连地方官都很烦祖逖这伙人。

但祖逖却不以为意，继续我行我素——而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适逢乱世，“混混”们可能才更适合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而且，祖逖也并不是放任这些人为所欲为的。北伐中发生过一件事，可以看出祖逖对于自己部属的约束：在跟陈川闹翻以后，陈川曾派人大肆抢掠祖逖治下的百姓。但祖逖很快派军队还击，夺回了被抢走的财物，并全部还给普通百姓。

// 此外，在处理跟主要对手石勒的关系上，祖逖的方式也相当巧妙。

祖逖收复豫州前后，石勒正在北方忙于与前赵开战，不愿意与祖逖多生枝节，便派人修缮了祖逖家的祖坟，并写信给祖逖，请求双方互市，以通有无。


修缮祖坟这个事，当然体现着石勒的诚意。但任何事情要反过来再看一看，这背后的意思，其实是：我有挖你们家祖坟的能力哦。


还有互市的事。石勒对于跟祖逖互市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但祖逖却不同。石勒前后诛杀了晋朝几十名宗室、无数公卿，东晋朝廷对此人已经恨之入骨。如果祖逖跟石勒互市的事情被朝廷知道了，那么他的官也就当到头了。

面对着这种颇为棘手的局面，祖逖最后的处理方法相当灵活，“不报书，而听互市”。你的信，我是不会回的；至于互市的事，我不赞同也不反对，权当不知道。

最终，这么做的效果很好，史载“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这就是祖逖不同于一般官员之处。在普通官员看来，华夷之别是根本，根本的根本。但祖逖的看法却不同，他认为在豫州坚持下去，并在此基础上再图收复中原，这才是最关键的目标。只要能于这个目标有利，那么跟后赵有点接触，开放互市，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更何况，祖逖的处理还很稳当，默许归默许，但绝不进行正式接触。

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 还有另外一件事，也值得一说。

当时，豫州地区在名义上是归后赵统治的，但事实上，后赵根本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地方大族为了防备盗匪，结成坞堡以自卫。后赵面对这些半独立的军事组织，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求他们派人质来即可。

祖逖面对这些地方势力，并没有准备消灭，反而还寻求合作。他时常派遣军队，假装抄掠坞堡，以显示对立——这样坞堡在后赵那里，就没有了里通外国的嫌疑。私下里，坞主们则承了祖逖的情，经常泄露后赵军队的信息给祖逖。

至于在 待己 上，
对领导者的要求
其实就相当简单了：

约束自己与身边人的行为和欲望。

“（祖逖）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

祖逖生活节俭，做事总是亲力亲为，克制自己的欲求，不积蓄资产，把钱全部都用以资助他人。在军中的子弟，耕地劈柴，都是自力更生。

关于这一条，就看看你周围的领导者，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就行了。

回顾祖逖在历史中的形象，他并不以名将著称。若真正考察祖逖的北伐，那的确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战斗，甚至于连值得写的战役都几乎没有。

更多的时候，祖逖因为一些励志的故事而被人传颂。但你若仔细考察祖逖的生平功绩，就会发现闻鸡起舞、中流击楫这两个成语故事，也远不能准确概括其人生的全部。


只有你把祖逖视作一名管理者，这时候他身上优点才会熠熠发亮，才能知晓他成功的原因何在。在他身上，几乎汇集了好领导的全部素质：关心下属、灵活应对现状、严于律己。

这些，从来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所以才会说，成功的人，总是有成功的原因的。

问题回答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在着重介绍了祖逖是一个领导者的优秀素质后，依然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领导者只要把内功修炼好，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在这里，我们不妨来开个脑洞：如果祖逖不死的话，那么他的北伐事业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从上文来看，祖逖的北伐卓有成效，似乎如果不是因为病逝，那么很有可能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但事实是，这很有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也就是说，祖逖已经达到了他北伐所能到达的极限。

我们只要再回顾一下前面的文字，就不难发现：祖逖在北伐期间虽然也有过战斗，但规模都不是特别的大。

这并不是因为祖逖畏敌避战，而是他当时面对的敌人，就只是这么些不入流的角色。

当时北方真正的终极大Boss石勒，正忙于和前赵皇帝刘曜作战，无暇顾及祖逖在南方的侵扰。对于石勒来说，刘曜是心腹大患，祖逖只是疥癣之疾。

在消灭前赵后，石勒几乎统一北方，实力达到最盛，能拉出十几万人的军队；石勒自己的军事能力，在当时也属于一流之列。如果祖逖碰到的是这时候的石勒，那么很可能难有作为。

所幸的，是祖逖在北上时，石勒还没有能力顾及于此。这从祖逖在豫州遇到的一些事上，也可以看出来：当时有很多流民首领两头投靠，同时接受后赵和东晋的册封。从这不难看出，后赵对于豫州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当弱，因此才会容忍这些势力的存在。

而祖逖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然后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取得如此战果。

但如果等到石勒能腾出手来，专心对付祖逖，那么祖逖的腾挪躲闪空间就不见得会有这么大了。

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是，后赵于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攻灭前赵，而祖逖于东晋太兴四年（公元321）即已病逝。在祖逖病逝后，部众由其弟祖约统领。几年后，由于后赵侵逼，祖约先退至寿春，最终过江。祖逖当年夺回的领土，基本上完全丧失。

说到底，在任何斗争中，自身的准备固然重要，但对手当时的状态，也是影响成败的主要因素之一。整体而言，在当时那个时间节点上，南方是缺乏跟北方相抗衡的实力的。

与之类似的，还有一百多年后，陈庆之在北方取得的傲人战绩，也与北魏高层当时的政变有很大关系：

如果不是河阴之变造成北魏的大动荡，那么陈庆之根本不可能取得四十七战所向披靡，两个月攻入洛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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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推几百年，岳飞的北伐之中，甚至也隐藏了一样的逻辑：

岳飞能打到朱仙镇，与金国当时在河南地区的统治薄弱有关。在接到十二道金牌后，岳飞痛心疾首，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因为他自己也深知，这次退回去以后，金国就会逐步建立起在开封一带的统治。

自己如今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但也正因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祖逖北伐取得的成就才更有意义：他完全是依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做到了所能做到的最好结果。

他的成就，足以让人赞叹。他的精神，更值得千古颂扬。

回答完毕。以上，节选自：

延伸：

刘琨与祖逖： 闻鸡起舞
丞相北伐： 王师北定，中原无日
马超起兵： 你坑的不是爹，是你自己

个人公号：喻以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