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真的如大家描述和想象的那么好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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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出原作者的blog的链接，欢迎大家去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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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长文，慎点，先声明这是转载微博上唐律疏议的文章

当然，且听我一项项给你说来~实际中的民国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2. 重视教育，大师辈出
3. 位列四强，广受尊重
4. 主权完整，对外不屈
5. 农民富足，社会和谐
6. 工业发达，技术进步
7. 民知廉耻，无忧无患
8. 政府爱民，百姓安居
9. 军官爱兵，将士英勇
10. 清正廉明，法治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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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以下文字摘自[美]易劳逸 著，高华 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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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执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满中掌握政权，政治镇压便成了南京统治必不可少的特点。暗杀、夜间搜捕及死刑是那时司空见惯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称是共产党员的囚犯被戴上手铐脚镣，拉出去枪决了，其中有几人可能尚未断气就被埋掉。刘温生是一位报社编辑，1932年年中被捕，随后被判死刑。政治犯的名册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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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在1933年6月18突然中止。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同盟的秘书杨栓带着14岁的儿子乘车离开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室。他刚进汽车，四、五个理伏着的特务一齐射出了子弹。杨铨试图去保护自己的儿子，中弹身亡。汽车司机受重伤，杨铨的儿子腿被子弹击穿。据揭露，因为杨铨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收集关于丁玲失除的情报，他被内定为行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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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和大学是重点打击对象。政府从193l-1932年满洲危机中领略到了学生运动的潜力，并深信共产党分子是学运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决定把学生引上轨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学生团体，学生受到突袭搜查、突然失踪及集体拘禁等恐怖的威胁。没人能淮确地说出到底有多少学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数字肯定会是上千，也可能是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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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制度开始于1927年的清洗，那时国民党集团所追求的不仅是根除共产主义组织，而且还要“从根源上限制罪恶的共产主义思想”，检查官的手不仅伸向共产主义作品，而且伸向所有与南京当权者背道而驰，或表示不满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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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0年9月，一部综合性的《新闻法》顽布了。它是一个包括44项条款的细致文件，然而它的一些最严厉的条款却又含糊不清，检查官对条款几乎有无限的解释权。如第19条，禁止攻击国民党和它的主义，损害国家利益，危窖公共和平及秩序，或是破坏良好的道德。
依仗新闻法授予的权力，检查官员对国家的出版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1929一1936年间，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查禁单上的外国作者包括：约翰•D•帕斯欧斯、西奥多•德莱塞、伯特兰•罗索、戈凯和厄普顿•辛克莱。1936年，国民党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出版物。那十年间，总计约有1800种书籍或杂志被查禁。”

39页
“从法律上讲，一个政府不能没有舆论豹监督，来揭露它的腐败和弊政。蒋介石要求舆论界这么傲。中国的舆论界也试图充当公众利益监护人的角色，然而，所留下的只是不断失败的纪录。只举一例，《商报》曾指责一个法宫在审理案件时接受贿路，报纸的编辑便被送上法庭，受到“妨害公务”的指控。”

40页
“外国记者也要受到检查官的干涉。他们说，中国的新闻检查要远比日本严厉得多。据《基督教科学能育报》记者H .J,蒂姆伯利（Timperley）统计，1932一36年间，日本有关机构对美国新闻单位所发重要消息的删除，不足500字。相反，中国检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时间内删除同一美国单位发出消息的字数，是日本几年间所删的4倍。蒂姆伯利说，如果哪位外国记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从检查官手下通过，他会感到幸运。中国检查官最令人不快与丧气的手法，是将记者的文章重写，通常是将主要观点完全篡改了，而记者本人直到几周之后——文章已公开发表了一段时间，才得知这些改动。”

40-41页
“形成对比的是，对新闻检查制度以及对国民党统治的批评，又主要来自中国的新闻界。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有几种，最值得提出的便是，新闻法不可能在南京政权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外起作用。在华北:北平和天津的报刊——如《大公报》、《国闻周报》、《独立评论》——指责南京时所受到的惩戒要相对轻些。广东的报纸也能自由地评论南京政府的弱点，尽管它们尽量避免直接攻击蒋介石本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权力不能直接进入外国租界，至少法律上是如此规范的，不平等条约的大伞保护了不少报刊。尽管中国检查官能够，而且经常确实取消这些出版物的邮寄优惠特权。”

以下文字摘自[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27-128页

“我同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谈过话。抗战以前，这个独裁者曾把马教授请到他的官邸，请其私下指教经济问题，就象他请传教士教他神学或者请普鲁士人教他步兵战术那样。马寅初认为，他同蒋介石关系密切。但是抗战期间，当他在大学讲课时，他开始指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时蒋再次请马寅初吃饭，讨论经济问题。饭后，在马寅初乘坐这位独裁者的轿车回家时，坐在前排座位的两个带枪的人对他说，他已经被捕了。为此，他有两年时间未能与家人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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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教育，大师辈出

“即如讲教育，匪区（即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即共产党）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
——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3页注释说表3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文件。

“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
——同上书，195页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热情被介绍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报告还批评了整个教育体系有意识地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倾向。例如，公立的幼儿园常设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之区。入学必经的考试有意选择那些已证明智力与体力均属上乘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学的儿童。入学者的学费都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学的招生办法也一样，因此穷人家的孩子照样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学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学学生的家长在必要时本来是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优先录取富裕的、有势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现在中学和大学中。公立的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国留学，而不是系统地根据需要奖给。报告为纠正教育制度中的这种现象，提出了各种建议，其巾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和公立小学免除入学考试和学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O%，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
——同上书，200页

（注：以上出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均为描述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情形，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其中最后两段是转引1932年国联对当时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份报告。）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问题、互相交谈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语——除蒋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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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列四强，广受尊重

“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页

“大家都以为现在我们还有四五百万的军队，有这许多的人民，有这样广大的土地，在国际上我们还有讲话的资格。但你们要知道：现在一般联合国已经看我们军队不是军队，看我们军人不是军人，看我们军事机关更不是机关了。由于我们自身种种腐败缺点的暴露，可以说他们到了现在，已经根本没有把我们中国放在眼里！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地位，低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血性，还能够毫无感觉么？”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6页

“現在實在的情形怎麼樣？你們有的在前方，有的在部隊，分處各地，很少和國際上接觸，沒有看到我們在國際上所受的輕視和譏笑”
——蒋介石：《革命軍人必須信仰主義》（1946年2月16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49页

“我們一般將領固然不能自暴自棄，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次的勝利之獲得，大部份是由於聯合國的力量。打倒日本的力量，至少應該說是美國大部分的力量。”
——蒋介石：《革命軍人必須信仰主義》（1946年2月16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51页

“如果單於我們本身的實力而言，那我們獲得這次勝利實在是萬分僥倖，毋寧說是出乎我們預料之外的。但是現在有許多同志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我們現在抗戰已經勝利，我們中國應該列為世界四強之一，〔第351頁〕而現在世界上都不承認我們是強國，甚至於輕視我們，侮辱我們，反不成為一個國家，因此心裏就覺得憤憤不平。其實這都是因為對於自己的實力缺乏真實估計的緣故。我們如果反省一下，就可以知道我們本身實在是一個貧弱的國家，而這一次勝利不過是時代的勝利而已。”
——蒋介石1946年7月18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350,351页

1944年8月23日邱吉尔给外相艾登电报中说：“称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乃是一个绝对的笑话。”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7页

“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还决心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反对，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六版，第608页

蒋介石1942年1月3日日记“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惶惧而已！”1942年1月31日日记“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2页

“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己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一卷）停战谈到的帐笼和战斗前线》，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565页

“难道中国在1940年即已成为四强之一？美国之击败日本，须动员其大部舰队。轰炸其城市时出动成百上千之飞机不算，尚须制造原子弹。中国不能出产飞机一架，连空投炸弹尚须外方供给。……至于中国认为独自对日作战四年半，已对各盟国作有具体贡献，则甚少有人认真相信。驻美武官朱世明认为中国‘有权’取得美援武器，即受马歇尔驳辩。”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5页

“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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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权完整，对外不屈

“一名《新生周刊》的撰稿人指出，日本天皇没有实权，真正的统治者是军部和资本家。这篇看似无足轻重的小文章，却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巨大震动，由于它曾经检查官过目，受到冒犯的日本人因此指责南京当局与讥讽日本帝国尊严的作者是同谋。此插曲轰动一时，南京当局解雇了七名检查官。判处《新生周刊》的编辑14个月的徒刑，并不许上诉，事情才算乎息。”
——[美]易劳逸 著，高华 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39,40页

“后来，刘良模给我讲了一件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发生卢沟桥事变几天前，”他说，“……我叫每一个学生唱一支他喜爱的歌曲……一个从东北流浪而来的学生站起来。他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充满悲伤情绪的《在松花江上》，歌中以丧失国土的满怀悲愤，描写了东北富饶壮丽的山川、原野和森林；第二首是流浪的东北人爱唱但被当局禁止的、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打回老家去》。”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2页

“1937年9月18日……首都强有力的电台第一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
如前所述，几个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听到它，那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禁唱的。”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8页

1937年8月26日梅乐和致孔祥熙电：“应付日庚款及善后结款，为保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计，仍应暂予照付，以全债信而免纠纷。除面陈次座外，谨电请鉴核。”
1937年8月27日（注意这个时间，全面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孔祥熙致梅乐和电：“宥电悉。月款可照议暂付。”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196页

1937年9月7日（注意这个时间，中日已经全面开战，而国民党还在给日本支付庚子赔款）梅乐和致关务署第11969号呈：“……至日本庚子赔款部分计英金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系于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前以奉到钧署八月卅电饬暂缓拨付，未即照拨。嗣于八月三十一日奉准拨付，即于当日将款如数拨付，已由日方收讫。嗣后对于日本债、赔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应遵照此次电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时照拨，以全债信……”
——同上书，197页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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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民富足，社会和谐

西洋和中国许多研究者，是通过古典文化来观察中国的。他们通过这样的媒介物来观察，把中国当作是“古雅”的，而且发现年深月久的苍翠的锈痕，悠悠然笼罩在中国的乡村和人民之上。田野中圣经时代的韵律，使中国的生活仿佛是一首牧歌，以神所指定的旋律，从这一季荡漾到那一季，从播种时荡漾到收获时，从出生荡漾到死亡。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外国销行而写的关于他们国家和人民的作品，总是强调这潇洒之美，以及古哲学的明白纯洁。这种图画是虚假而有毒的。……当农民起来，在乡下激起变乱的时侯，对那些变乱的野蛮性最先吃惊的人，就是把农民的生活幻想成十分可爱的人们。”

——[美]白修德 等：《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5页。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白修德是中共的“国际友人”嘛。他喜欢共产党，不喜欢国民党，说不定会抹黑民国呢？

但是国民党的史书总不太会刻意去抹黑民国的吧？甚至还有很大可能会美化民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官方史书是怎么说的。

“自 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以来，经十余年努力奋斗，终于能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但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仅徒有虚名而已，当时全般局势仍在袁世凯与各大军阀控制之下。由于彼等之争权夺利，完全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致演成全国混战之局面。 孙中山先生乃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先后发生“二次革命”。“反帝讨袁”与“护法”诸役；各大军阀间亦为争权夺利发生火拼，其大者如直皖之战、直奉之战，小者为一省之内的派系作战，则不计其数；因之战火遍及全国，生灵涂炭，较之满清末年尤有甚焉。同时帝国主义者，又乘机侵略中国，不平等条约较前更为苛刻，主权领土损失益多，国家有被列强瓜分之虞。战乱地区人民生活更加艰苦，平时难得一饱，荒年则饿殍遍地，因之偏激者则铤而走险。“共匪”乃得乘机煽惑诱骗，此“中共”之所以能滋生也。……

（北伐结束后）不幸又遭李宗仁、冯玉祥等，以及野心政客汪精卫之叛扰破坏，乃发生数平叛乱之战，其规模之大，国家、人民所受之损害，较之“北伐统一”之战为尤甚，使社会更为支离破碎，政治无法纳入正规，尤其经历战乱之地区与偏僻之山区，如：湘、赣、闽、鄂、皖、豫等省边区与陕北等地，官吏无能，政治腐败，生产落后，人民困苦，共匪乃得于该等地区大量发展。”

——[台]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1年版，第5卷，第185、186页。

在国民党的这部史书中，为描述民国时农村的凄惨，甚至直接使用了“土豪劣绅”的叫法来陈述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来源。

“部分官吏窳腐贪污，土豪劣绅巧取豪夺，往往使民间疾苦投诉无门，实为助长共匪凶焰之主因。”

——[台]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1年版，第1卷140页。

“中华民国自建国以后，历经十八年战乱，全国方告统一。当时全国各地，天灾人祸频仍，尤以遭军阀割据数经战乱，导致民穷财尽，益以地方政治腐败，财政紊乱，教育落后，又有地方土豪巧取豪夺，几至民不聊生，此种情形，在各省政令所不及之偏远地区，地形隔绝之高山地区，更为严重，共匪乃得利用此等状况，肆其欺骗宣传之能事，并依暴力、恐怖、胁迫人民参加匪军。”

——[台]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1年版，第5卷，第197页。

可见，民国时农村情形的水深火热和农民生活的极度艰难，甚至连国民党的官方战史都不否认。而今天那些粉民国的人，却连国民党的这点诚实态度都抛弃了。每当有人告诉他们民国是多么惨不忍睹，他们总会以为这是因为对方被共产党的历史书给骗了。但当接触了海峡或大洋对岸的资料后，我们才会真正发现，其实共产党说的是真的。

以上是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其描述尚不具体。可由其他海外资料补充映证。

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在中国多年，亲自采访过国共高层干部。他与人合著一本《中国的惊雷》，其中就介绍了他们亲历的民国时期农村状况。此外还有美国记者韩丁，曾跟随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工作组进驻山西农村了解状况，后写成《翻身》一书记录中国的土改。此二人后来都被中共称为“国际友人”。但事实上他们并非天生就是共产党的粉丝。白修德曾很敬仰蒋介石，但目睹国民政府种种暗无天日的情形之后，终于对蒋介石丧失信心。“蒋是一个掌握实权的中国气息十分浓厚的中国人。我最初对他很敬仰，继而对他产生过同情，最后把他看得一文不值。”（[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1页）韩丁在其早年对中国共产党亦持有保留态度。在其《翻身》一书中，不仅记录了土改前地主压迫农民的情形，也毫无顾忌地如实记录了土改时流氓无产者的残暴以及翻身农民的过火行为，并无为共产党做尊者讳的迹象。

如果说白修德和韩丁可以算为有所“左倾”之人的话，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则完全不同了。此人虽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却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戒心，尤其提防知识分子。和韩丁一样，贝尔登也会说一些中文。他作为职业记者，活动的区域很广，包括国统区与解放区。他这种超然的态度和机遇给我们带来的两种统治下的对比更为客观，也因此而更为震撼。

下面就看看他们的书里是怎么描绘民国时的农村的。

“农村中的压迫大不相同。中国地主把佃租提高到无可再高的程度。好一点的田地，他们收取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区，如重庆，他们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权十分集中的县份里，大地主好象中古欧洲的贵族一样，自己有武装的家臣，有无情的收租管事，有农奴——即佃农。

小自耕农常常并不比佃农好过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税，并且常常是在抽着。他必须负担政府的勒索，各种本地官吏的零星窃盗，以及驻在他的县里的军官们的需求，路过他的地方的小兵们，都觉得可以随便问他要猪要肉要吃的。

有时农民需要贷款，而贷款在中国，可以把名义上拥有土地的农民降而为替债主耕种的雇农。一笔借款——买种子，买耕具或家庭急用的借款——就可以使农民陷入高利贷的天罗地网之中。不管政府如何设法在乡村中打破这个制度，货款权依然在乡村小押当和重利盘剥者的手里，而重利盘剥者，通常就是大地主兼做的。利率高至年利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以上。一个人、一给高利贷者掌握以后，就很少脱身的机会。小农通常吃亏之处，还有市场。他在收获季节低价出售米谷，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米，却必须出高价钱。交通是这样困难，道路是这样稀少，以致每一地区都差不多与世隔绝。并没有全国市场来规定价格，也没有铁路来使各地互通有无。

在任何乡村里，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个人。通常大镇市上总有“小康”之家组成的一个严谨的社会圈子。他们的田地产业给他们以威严的气概和文明的外表。当传统主义者说起中国乡村民主的时侯，他们总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决定的。父老差不多总是有钱有地的人，或有钱有地之家的商业上的同盟者。中国少数的“博学之士”，即出得起钱受教育的人，也是这些人家出身，中国各级政府的人员，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来的。这些人由于对自己阶层的忠实感，由于对自己所出身的有教养及有钱家庭的忠实感，从根起就有官僚主义。在乡村里，富有田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统一性显而易见。政府指派保长和甲长负责收税、征兵和维持公共秩序”

——[美]白修德 等：《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0-32页

“农民要控诉统治他的寡头政权，是决无效果的。他要控诉不法的捐锐，奇重的利息，一般警察的野蛮，必须向地方政府请愿，而地方政府的组织，恰恰就是保护压迫他的一群人的组织。甚至在战争以前，对地方政府问题有兴趣的少数研究者发表了几个详细的调查材料，说明这个制度如何发生作用，就已经使中国有良心的人为之惊骇；他们写了几本枯燥的小册子，把这个地主制度痛骂一番。在有些地方，无力付出重利息的农民就由当地的警察捉去关在监牢里；他们的家里要不送饭送水的话，他们就会饿死而没有人理会。在某些地主的田庄里。农民被迫作无代价的工，作为他们封建义务的一部分。农民收获时，一切政府人员或地主纷纷各自勒索一份。”

——[美]白修德 等：《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2-33页

美国记者韩丁，曾亲自在中国走访，并虽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下乡考察。韩丁会说中文，因此他可以亲自直接采访接触到的中国农民。不妨看看韩丁在其《翻身》一书中记录的民国农村是怎样一幅不忍直视的画面。

“‘在很多地方，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托尼在一九三二年这样写道。”

——[美]韩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49页。

“以下是从同我交谈过的那些农民的亲身经历中摘录出来的几个片断：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晋城县城里简直糟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大街上不少孩子四处转着找不到大人。我们被迫卖了大闺女，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我们寻思，饿死不如逃荒去，就把一点点家什全卖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担，一头挑上铺盖卷儿，一头挑上小子，抬腿就奔了长治。小子一路上饿得连哭带喊。我们在一家大门前头歇下脚，小子哭得可怜，里边一个女人出来看了看。我们在那儿停了三夭。第四天早起，那女人说她想买这个小子。我把他安置在坑上睡熟了，到隔壁屋里领了五块银元。人家害怕小子醒来哭着找娘，就把我们撵出去了。我心里觉得苦得不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我险些没有饿死。那夭我躺在大路上，正好过来了一挂大车，赶车的招呼我让开道，我觉得身板虚得不能动弹，心想叫它碾过去算了，可是人家还是由边上绕过去了。

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酷槽。因为肚饥，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子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我表姐被迫当了地主的小老婆。

我和孩子们去给人象间苗，一总才挣下了半升小米，每顿饭只抓一小捧跟野莱搅在一起吃。娃们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头。没过多久，那个小的就起不来了。他害了红痢，睡在炕上，从屁眼里爬出了好多好多虫子，足足有一盆，赶他死后还一股劲往外拱。小闺女吃不上奶，因为我白己也没有吃的。不用说，她也死了。

人们一说到过去，就泣不成声，听他们讲述的人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然而，当这些苦难和恐惧积累多了，人们的惑觉变得麻木了。过去的生活中充满了野蛮、残酷、恐怖，人们也不感到心惊了。虫子从奄奄一息的孩子身体里爬出来，象买卖牲畜一样地买卖妇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为着争抢树叶而互相厮打—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美]韩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46-48页

“地主对佃户、债主对债户的残暴行为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地主实际上将农民的生死大权都操在自己手里，一旦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他们就任意采取惩罚措施。如果他们抓到一个小偷，当场就对他进行惩处。有一个张庄农民家的小孩刚刚才六岁，闹灾那年偷摘了他爹东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抓住了这个孩子，用大棍打得他混身青紫，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元，相当于他整整一年的收人。为了熬过冬夭，他只好去向亲戚借钱，直至十年以后，这笔债还没有还清。

在张庄以西不远的下韩村，有一个姓侯的贫农，从他的阔亲戚侯玉福的地里册了几稚玉米。侯玉福逮着了这个小偷，把他拖进村中的空场，捆在一棵树上，亲手用鞭子抽得他死去活来。这个人受了内伤，过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如果拖欠了地租，或者还不起利钱，那么地主对他们也毫不客气。那时候，地主就来佃户家里通租。逼不出来，就把佃户逐出那块土地或赶出房屋。要是这个农民抗拒，他就要挨地主或其狗腿子的毒打。

如果农民企图进行自卫，事情就会变得不堪设想了。有个太行山的农民，因为地主强奸他老婆而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直到头皮从脑顶上撕裂，人栽到地上，流血过多而死。

地主只有到了自己对付不了农民的时候，才会跑到村公所求援。挎着左轮手枪的村警和保安队的扛枪大汉一会儿就把间题解决了。如果一个村的力量还嫌单薄，全区所有的枪支马上可以集中起来对付一个村，如果还不够，县长就要出动他手下那支百八十人的警备队了。

所以毫不奇怪，农民们很少反抗地主豪绅的勒素。他们非常明白，反抗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结局，这在他们自身的经历和这个地区的历史上都是不乏先例的。

在大多数与农民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只要地主豪绅们亲自采取行动，或者在必要时借助村政府的武装，就足以维待法律和秩序了。但当地主之间闹翻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由于村长不过是他们的奴才，或者顶多不过是他们的同僚，所以他只能进行调解而已，没有办法强行解决。当调解无效时，唯一的办法只有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先是请人写状子，又是投状，驳状，请证人，还有上下的打点等整整一套名堂。官司打来打去，直到打出个结果为止。在当时那种风气之下，一般总是两家之中钱最多、势最大而又最不择手段的那一家打赢官司。输方不但要当堂挨一顿板子，而且还得办一桌酒席，酬劳所有跟这场官司有关的人。席上当面赔礼道歉，官司就这样了结了。”

——[美]韩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56，57页。

“多少年来，佃户和长工们稍稍表示一下反杭，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因此，如果要向地主的权力发起进攻，农民便深为犹豫，这几乎成了本能。在地主阶级统治的两千年内，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率众起义的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迫随者则被活活地剁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们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这些事件和这些回忆就是中国农民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残酷镇压的历史故事，通过诗歌和传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在各地流行的戏剧中也一再得到表现。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只有当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时，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不过，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他们如果要动手，就要往死里打，因为普通的常识和几千年的痛苦教训都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敌人早晚要卷土重来，杀死他们。”

——[美]韩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59-60页

有人可能会说白修德和韩丁都是亲共的美国人，所以他们可能会夸大国民党统治下农村的阴暗面。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贝尔登这个中立记者记录下了什么，然后再回过头来想想，白修德和韩丁有没有夸大或抹黑民国。

贝尔登首先发现的是，农民所受的第一重压迫，是来自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

“一九四一年夏秋两季，我走过河南、河北两省，从黄河走到长江，目睹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场大饥荒的开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粮秣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

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演戏筵席上受着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可是，当我得知正是这些将领和国民党官吏把饥民的土地收去抵税，等侯雨季放佃时，我就不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愤慨了。

我在路途上的时候，每天都有农民来到我的马车跟前，向我哭诉自己的悲掺遭遇，每天晚上都有县官偷偷来到我的住所，求我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老百姓还未全部饿死之前，帮帮忙——“看在上帝的面上帮帮忙吧！”我答应尽力而为。”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18-119页。

“苛捐杂税在中国并非新事，自从清朝被推翻，军阀开始用枪从农民那里征粮养兵以来，就一宜存在。不过这些残暴的军阀，在蒋介石政权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农民那里榨取的财富，恐怕比中国悠久而曲折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多。

近年来，蒋介石的职业辩护士把沉重的捐税归因于抗日战争。可是他们无法说明，何以国民党几乎是从其当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征收重税。

即使在蒋介石政权的所谓黄金时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据官方材料，中国农民必须交纳的五花八门的捐税，也有一百八十八种之多。一九三二年，据说是蒋介石实现大治之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多数地区的田赋也比美国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赋更苛刻的，是各种名目的杂税，其数值往往十倍于正税。在前清末年，杂税从未超过正税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蒋介石的鼎盛时代，杂税竟高达正税的十倍！

对农民这种骇人听闻的剥削，在抗日战争时期自然又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为了进行这场战争，蒋介石在其纸币变得毫无价值的情况下被迫放弃货币税，改收实物税，要农民交粮。

四川省是蒋介石在抗日时期的大后方，那里对农民征收实物税有时达到稻米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在湖南洞庭湖一带是百分之五十三；在云南是百分之四十九。地主头上的税虽然增加了，可是他们总是以增加租子的办法把负担转嫁给佃户。如果佃户过去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的稻谷或麦子，现在就要交百分之七十、八十或九十。有时超过百分之一百，我在成都平原就看到达种情况。这样佃户还得去买米来缴祖。也就是说，佃户在稻田里干了一年，到头来自己却得不到一粒米。

抗日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使备受压迫的庄稼汉松一口气。虽然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在内地和光复地区免税一年，但是实际上农民还要拿出更多的钱粮交特别捐。

这一类捐税多少还是固定的，虽然名目繁多，却还不及农民实际捐税负担的一半。这是因为兵捐这种古老的赋税形式在西方早已废除了，在中国却从来没有消失。由于连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兵捐实际上比过去几个世纪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兵捐的负担确实吓人。由于军费无着，军官层层盘剥，拖欠粮饷，以及搜刮之风盛行，不少中国军队就依靠兵捐来获取粮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额银行存款。粮食、牲畜、车辆、房屋、金钱以至人丁，都是军官们征派的对象。不过若是没有蒋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绅的合作，对农民的这种剥削是不能实现的。其实，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抉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光说数字不免抽象，据我所知，兵捐之重，不仅使农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粮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们卖儿卖女，把妻子给税吏为佣为妾。”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20-122页。

杰克·贝尔登随后展示了民国时期，国统区农民（尤其是佃农）与地主之间是怎样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

“在过去的华北和现在的蒋管区，新年对于富农和地主是吃喝玩乐的喜庆佳节，但对于贫农和佃户却是忧愁难熬的灾殃。佃户们被迫出门东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讨年关债。佃户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里过个团圆年，那么，为了还债，往往得把家里的东西抵个罄尽，只给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时连糠都不剩。

我访问解放区的时候，虽然看不到一个贫农在过年的时候吃得很丰盛，可是也看不到一个贫农跑到野地里躲债，看不到有哪一个农民为了抵债把闺女送给地主当丫鬟或者陪地主儿子睡觉。而你若是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就还会发现这些现象，绝非少见，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57页。

看到贝尔登上述这些凄惨的描述，你是否还觉得《白毛女》是在造谣抹黑旧社会呢？

“（国民党政府）地政署调查了十一个省的情况，发现一千五百户大地主平均每户有两千多亩地。对这十一省的七十万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平均每户有地十五亩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人认为，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无法活命的农民，在地权不平等的逼迫下，必然会铤而走险，组织起来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求得一条生路。”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79页。

“抗战期间蒋管区和沦陷区由于典押和负债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知有多少万。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0页。

“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1页。

七口之家饿死三四人为常事……就因为向地主借了100斤小米的债务，农民丢了四亩地还饿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这就是小清新眼里田园牧歌的民国农村！

但是如果你认为民国时农民的苦难仅限于经济问题，那就错了。地主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在农村的政治地位。农民不仅没有钱，没有权利，甚至连家里的妻女，都成为地主可以任意享用的私产。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不是中世纪农奴制下的欧洲，而是中华民国的农村。

“就是在上海并离上海不远的苏北，地主也象封建领主一样住在土围子里，有民团守护，统治着一、二十个村庄的佃户。这种土围子是佃户集市贸易的场所，他们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摆布。佃户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也要由地主决定。在山西，我发现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象。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佃户还不起债，就把自己那一小块地抵出去了。最后，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顶债，这一桩事才算了结。实际上，常常不必如此设局。富农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户下地后，就溜到佃户家里奸污他的老婆。佃户要报仇，只有去杀地主，但这很因难，因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还因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因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阳县的一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农妇告诉我，她被迫经常接待本地一个地主，国民党民团的头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为那个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里的王法。

对于中世纪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仍居统治地位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据吗? 在西方，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的初夜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在东方，地主虽然对佃户的妻子没有初夜权，却可以在许多个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污她。

蓄婢、纳妾和包办婚姻的习俗也是与地主制度分不开的。如果不废除地主制度，国民党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条文都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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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发达，技术进步

（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国除轻兵器能自制外，所有军舰、飞机、战车、火炮等均购自国外，不能自制。”
——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67年版，241页

（抗战后期）“兵员300万也只有步枪100万支，即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每月用原料300吨也全赖美援空运;制成的步枪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分得4发，包括机枪所用在内。”
——[美]黄仁宇：《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几点看法》，摘自《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217页

“美国之击败日本，须动员其大部舰队。轰炸其城市时出动成百上千之飞机不算，尚须制造原子弹。中国不能出产飞机一架，连空投炸弹尚须外方供给。……至于中国认为独自对日作战四年半，已对各盟国作有具体贡献，则甚少有人认真相信。”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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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民知廉耻，无忧无患

蒋介石1943年对民国社会的总评价

“现在我国社会，一般人的心理苟且萎靡，所表现于行为的，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所以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所以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所以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有的人则繁琐浮华，贫穷的人则卑污混乱。其结果，就使得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防备，人祸不能消弭，内忧外患〔第15页〕，纷至沓来，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民国32年2月2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2卷（书告类）

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总评价

“国民党的最初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革命一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于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

——司徒雷登1949年2月5日发给国务卿的报告，[美]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 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78,279页

-----------------------------------2014/10/15续

8、政府爱民，百姓安居

“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
——《李敖回忆录》第三节

“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抉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18节“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①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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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军官爱兵，将士忠勇

“他（国民党33集团军参谋张开厦）承认，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绑着行军”
——[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394页

“我昨天所講的徵兵冒名頂替之事，大家都知道這是由於社會不良和役政辦理不善所致，但部隊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比方我們部隊駐老河口要派官長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並不領到足額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隨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發生疾病，更是任意丟棄不顧；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費用，歸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駐地老河口附近，為要歸隊復命起見，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眾充數，以致發生張冠李戴，冒名頂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係臨時強拉而來，為要防其逃走，乃用繩索串縛，視同罪囚，這種現象，到處沿途可以看到。”
——蒋介石：《西安軍事會議講評（三）》(1942.9.10)《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281,282页

“前幾天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作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莩，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長槍斃在路旁，估計起來，從福建征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收不到一百人；這種情形，兵役署長知道不知道？現在軍政部在貴州沿途都設有合作站，你們所派的站長幹的什麼事？”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9页

“蒋介石曾否确实用手杖敲打兵役署长程泽润的脑袋，然后因为新兵训练营的条件非常恶劣而把他关进这个营房呢?一位部长懊丧地告诉我说，那是真的”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47页

“去军营慰问部队时，学生注意到军官的残忍。在村子里，他们听说年轻人宁愿剁掉手指、掏掉眼珠，也不愿忍饥挨饿，遭受蔑视和侮辱，而这正是被抓取派往前线的亲戚朋友的遭遇。三十年后，一个从前的学生对那位奔赴战场的广东同学的外表记忆犹新：“他们更像一具具骷髅，而不是一个个人。他们虚弱得什么都拿不动了。”同样是在滇缅公路上，除了可怜的士兵，还有一群走私者——他们衣冠楚楚，手头阔绰，有权有势。这些人与当地的投机倒把分子、贪官污吏和蝇营狗苟的乡绅，使得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联大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不平等。
明目张胆的不公使闻一多教授成为炽烈的激进分子。在学生时代，他就尊崇诗人屈原，把他奉为麻木不仁的统治阶级刚正不阿的批评者；但亲身经历中国统治者的残暴时，他仍然惊诧不已，于是他开始行动了。有一天，和一位学生散步时，闻一多突然冲上前去，高声吼道：“放下你的手！”原来，有个士兵由于生病，骨瘦如柴，身体羸弱，倒在路旁，军官正用鞭子抽打他，想让他起来。听到反对的声音，那个军官看着这个长胡须穿长衫的中年男人，僵硬地咧嘴一笑，用最下流的话要他别管闲事。闻一多火了：“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
那个军官试图指示部队围攻这个鲁莽的不速之客，那位学生赶了上来。“你们要干什么？”他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时，有一群人围上来，那个士兵已经死了。那个军官破口大骂了几句，猛然扯下死者制服上的徽章，扬长而去。
闻一多回到家，气得直哆嗦。“太无耻了！太无耻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大骂着。妻子劝他安静下来，朋友也劝他：这种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发生，个人能做什么呢？“我不管，更没人管了！”闻一多厉声应道。接下来几天，他神情恍惚地坐着，连鼻涕流到胡子上也没有察觉，他心乱如麻，无法工作。”
——[美]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99年，376-377页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美]布莱恩·克劳泽：《蒋介石传》17章“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在送交蒋介石的那份关于中国军队征兵状况的出色的备忘录中，阐明了这些词语的含义:
征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象灾荒或洪水来临一般，只是来得更正规，每年两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罢了……征兵的军官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并通过他们的拉夫队来赚钱。他们从征兵中勒索大量金钱，这些钱由地方官员移交给他们，并用抓来的人充替应征者。在征兵中私下的人贩子已形成一种生意。他们从挨饿的人家购买壮丁，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儿子更为迫切，或者从县长那里买一些多余的人……
壮丁们经过隔离和集结成队后，被驱赶到训练营地。他们从陕西行军到四川，又从四川走到云南。他们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头几天里就开小差逃跑了。以后他们就虚弱得无法逃走。被抓回来的人会受到严酷的拷打……
在行军途中他们变得瘦骨嶙峋;染上了脚气病，双腿肿胀，腹部突出，胳臂和大腿消瘦不堪，……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尸体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册上却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报告此人已经死亡，他就永远是军官们的一今大财源，因为事实上死者已停止花费，于是军官们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军粮和薪饷就变成指挥官口袋中的长久的纪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下册641,642页

“（国民党军队）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长官尚茫无所知。官长对于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
——台湾“国史馆”民国94年初版《陈诚先生回忆录》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结语”第一节“失败的检讨”

“無論如何勞苦，都祗有堅持忍耐，勇往邁進，否則受些勞苦，就去逃跑……這種玷辱軍人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