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中国把顾维钧作为主要战犯？ 第3页

从中美会谈时有人提起100年顾维钧先生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时，我就知道知乎迟早会提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关于这个人，以及他在历史起到的作用，其实有点复杂，应该分两部分来看待：

从一部分看，他在时代显然有着自己的价值，在巴黎和会上，他为了争取中国的利益振臂疾呼；日军侵华时，他深入东北，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伪满洲国”粉饰的太平。

从这边看，顾维钧毫无疑问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在外交战线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因此，这时的顾维钧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但从另一部分看，我们不能忽略几个事实：1946年6月，顾维钧赴任驻美大使，为蒋介石集团在美争取美援用于内战不遗余力。

1953年3月，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

他爱国，但不代表他亲共。他可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但显然，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从而站在了广大人民的面前。

因此，这时的顾维钧是我们“阶级”的敌人，在人民解放革命中上了战犯名单也就很好理解了。

但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最大的忌讳就是二极管思维。评价人物也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虚无人物立场属性诚不可取，但非黑即白也毫无意义。

所以在中国的主旋律影片中，从“民族”角度歌颂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和日军“伪满”的成就并没有不妥，因为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中国的主要斗争矛头不在“阶级”而在“民族”。

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的斗争矛头在“阶级”而不在“民族”，为反共内战奔走的顾维钧自然是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个事实不必怀疑。

所以我不是很赞同部分答主在回答和评论区里拿所谓主旋律片中存在歌颂顾维钧现象和新疆“毒教材”相提并论。这不是内部敌人的破坏行动，试想，在观看此类桥段时，你会对那时的北洋政府或者国民政府存在任何赞同支持情绪吗？

就我而言，我只会觉得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在沸腾，对疲弱愚昧的北洋、民国政府而充满阶级愤怒。

所以，对于顾维钧，必须从“民族”和“阶级”两个方面出发进行判断，新中国对待历史人物也是如此。脱离“阶级”讲“民族”，脱离“民族”讲“阶级”都是不可取的。

顾维钧本质上是一个买办外交家，而且是英美派的买办。

顾维钧昔日下属杨玉清（抗战前任驻法国大使馆秘书）曾经精辟地总结说：

“有了机会，顾维钧是有投降人民的可能的。不过，阶级本质决定了顾维钧，时代特点决定了顾维钧。顾维钧有了他的小天地，终于无法跳出他的小天地”。

有两件小事足以说明顾维钧的“小天地”：

一、上海黄浦江边有一块大大的标语牌，上书“打倒帝国主义”六个大字，这本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理念，也符合中国人民族诉求，顾维钧看到了，愤愤不平地说：

“既是要和人家往来，又要打倒人家。特别是在人家一入国门的时候，就给人家这样一个坏印象，不知道这是什么作风？”

二、1937年7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到访法国，他此行目的是争取法国支持中国抗战，向中国贷款。法国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中国留学生们也纷纷赴会。孔祥熙悄悄问顾维钧：我不会法语，咋办呢？

顾维钧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讲英语！

于是，顾维钧和孔祥熙这两个留美博士面对一群法国人和中国人，有说有笑地飙起了英语，法国人哭笑不得，留学生们气得骂顾维钧毫无民族国家观念。

其实，如果看看顾维钧的出身和经历，就会发现，顾维钧的家学渊源就是“吃洋人饭”。

顾维钧是嘉定人（今上海嘉定区），其父顾溶本是上海滩大买办朱葆三的下属，因为办事得力，被推荐为广东驻沪官银号总办，主要办理庚子赔款事宜。后来又当上了邮传部上海交通银行总办。

顾维钧在私塾里念了几年书，四书五经没学多少，11岁时就被父亲送入英国教会开办的英华书院，后来进入圣约翰书院，并于16岁时自费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注意是自费，据说他在美国上学前后花了一万美元，当时的一万美元大部分中国人一辈子都挣不到）。

顾维钧在行为上非常西化，“熟解洋语、善着洋服、惯食洋餐”，甚至连写文章都要用英文，中文反而不通顺，需要秘书润色，而这样的人正是民国政府选拔外交官的唯一标准，南社诗人田桐辛辣地讽刺说：“以上三者为构成洋奴之要素，不能谓构成外交家之要素”。

顾维钧的局限就在于他不但不排斥英美帝国主义，反而对他们充满亲近，他认为外交就是对洋人妥协，对洋人吃亏，外交家的任务就是让国家少吃点亏：

“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你可能做到的只能是求取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能够做到这点，对你来说即是大胜。……‘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
“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顾维钧的工作和他那位洋行买办父亲并无区别，本质上都是“军阀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仲买人”，巴黎和会上一战成名实属因缘际会，让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帝国主义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顾维钧可以游走于列强的基础，所以他对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充满恐惧。抗战胜利后，顾维钧一开始坚决反对内战，鼓吹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实行美式民主，这样中国长期都是美国小弟，他这个外交家会一直吃香。

但当他认识到内战不可避免后，自然要全力帮助国军获胜，于是在美国四处奔走，换来美国通过援华法案，出卖大量国家权益（不过在顾维钧看来这只是吃小亏，输了内战才是吃大亏），所以他成为战犯一点不冤，而且是他主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