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所谓的奸臣，有没有被后人误读误解的？他们又有什么被忽视的功绩？ 第1页

亡清第一人，袁大头。

君宪救国论！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全部卷入战争，黑龙会创始人、孙文的老朋友内田良平认为机不可失，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呈交了一份意见书。

之所以叫黑龙会，皆因该境外势力长期在黑龙江一带活动，刺探情报，绘制地图，收买汉奸，大搞分裂。 由于屡建奇功，黑龙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对官方的政策具有莫大的影响。 内田良平建议大隈重信趁着列强欧战缠身顾不上亚洲，赶紧胁迫中国，狠捞一把，操作好了多个保护国也未为可知。

最损的是，内田主张帮反袁势力回国闹事，尤其是十年前就在他家组织革命同志开会的孙文。

大隈重信考虑的则是国际形势。 列强已分成两大阵营，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和以德奥（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 日本欲对中国下手，必然侵犯这些国家的在华利益。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方，打击另一方，免遭群起而攻之。 横向比较，日英有盟约，日俄有密约，虽说都是朝秦暮楚的利益结合，但暂时还不能撕破脸。

权衡再三，日本宣布加入协约国。 紧接着，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给日军登陆山东找到一个借口（山东半岛为德国势力范围）。

接到山东都督的报告后，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各部总长全部到场，外交部顾问伍朝枢（伍廷芳之子）和顾维钧也列席参加。 袁世凯的开场很简短，说邀请两位顾问是因为他们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过学，精通国际法，想先听听专业的建议。言毕，望向顾维钧。 这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时年仅27岁的才子道：“我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交战国应尊重这一立场。日本登陆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抵御侵略，以维护其中立的立场。” 伍朝枢的看法也一样：“默许日本的行动，是没有尽到中立的义务，等于自动放弃了国际法保障的中立国的权利。”

袁世凯转问段祺瑞：“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 段：“如总统下令，部队可阻止日军深入山东腹地。但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 袁世凯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能维持多久，段祺瑞回答说48小时。 袁：“48小时以外怎么办？” 段：“听候总统指示。”

会场沉默了。 半晌，袁世凯又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说没有成熟的意见。 很快，两万日军攻打青岛，德国猝不及防，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便弃租界而去。 中方做了极大忍让，甚至专门划出一片区域给德日交战，但拿下了青岛的日军得陇望蜀，一路向西，借口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为中德合资，将其全线占领。 袁立刻诉诸英美，顾维钧奔波往返于两国使馆，终于拦下了侵略者的步伐。

然而，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谒袁世凯时，毫无征兆地代表日本政府呈交了五款共计二十一条明火执仗的要求，并威胁说如泄露出去，后果自负。 袁世凯看了一眼公文，淡淡道：“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谈。” 五款里，第一款是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第二款关于在满蒙开矿修路，第三款涉及觊觎已久的汉冶萍公司，第四款只一条：中国承认所有沿海港湾和岛屿概不出让或借与他国。 最无耻的是第五款，要求聘请日人担任政府和军队顾问，合办各地警察局，霸占江西、浙江、福建、广州的筑路权，刷新了不要脸的世界纪录。 若答应“二十一条”，中国就是下一个韩国；若不答应，一战正酣，日本要真的海陆并进，列强即使想管也分身乏术。

袁世凯清楚，同缠斗半生的日本到了该做了断的时刻。

他唤来总统府秘书曾彝进。 一直以来，曾彝进担负着一项秘密的工作——收买日本浪人。 在袁世凯这，浪人是实施反间计的最佳人选。

浪人每月能从曾彝进那领到高达500元的薪酬，而当曾秘书想从浪人那获取日本使馆的内部情况时，发现这帮日奸的能力极为有限。 于是，他向袁世凯提出解除此项任务。 袁摆了摆手道：“我想知道的，不单单是使馆内部的情形，还有日本商民的动静。比如近期是来的日人多，还是回国的多？为什么来，为什么走？走时是否尽卖家财，有一去不复返之势？” 汇总各种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凯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二十一条”是大隈内阁闭门造车鼓捣出来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

他马上命曾彝进去找在华的著名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请教宪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学术研究？ 袁世凯耐心道：“如果外交决裂，大隈会不会挑起全面战争？如果会，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必须依他所请呢，还是可以驳回？关键在此。你万不可将此问题涉及二十一条，但以探讨学问为名旁敲侧击地套话。” 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曾彝进从有贺长雄口中抠出了答案：不经御前会议，大隈没有用兵之权，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两成。

探明对方底牌的袁世凯命更为专业而不懂日语（可以拖延时间）的陆征祥代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条”，作为陆征祥谈判的依据。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出让或租与他国”，袁将“他国”改为“外国”； 如“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 如“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 …… 对于侵犯主权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凯则多次强调“必须声明不议”。

而且，他摸准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让陆征祥尽量拖延，苦撑待变。 日方提出，谈判要天天开展，每周五次；陆外长说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会海，每周只能谈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陆征祥就和颜悦色地跟他磨，反正这也是拖延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三次。 然后进入磨洋工环节。 每次会谈，讲完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后，陆征祥即命献茶。 他揭开茶盖，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来。 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尽管日置益如坐针毡，也不好贸然打断。陆征祥悠然自得，就差问对方要不要来手谈一局？

与此同时，蔡廷干和顾维钧游走于各大使馆，痛诉日本的丧心病狂，终于惊动了美国国务院。 国务卿布莱恩急召日本驻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严肃道：“美国的政策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的在华利益。对任何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对外否认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凯趁势倒打一耙，命陆征祥提交一份“最后修正案”给日本，把第四款也给否了，前三款则严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怒火中烧的他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妄图从军事上威胁中国。于是，浪人们又从曾彝进那下载了新的副本——打听御前会议的内容。 虚虚实实的信息难辨真假，雾里看花的曾彝进一会儿收到消息说天皇将采取某一方案，一会儿浪人又说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这般。 曾彝进觉得这帮人纯属骗钱，没有任何报告的价值。在袁世凯的一再追问下，才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袁不以为然道：“你何以知道没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到了最后摊牌之时，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按我说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万勿隐匿。”

一天，浪人来报，说日置益收到东京密电，御前会议否决了用兵的动议，最终方案为：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略有让步。 威胁度最高的两条是： 一、日人可以在满洲杂居和购地； 二、满洲警察局须聘日人为顾问。这是谈判底线，若中方不答应，日本即决裂。 袁世凯马上道：“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诚如《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的论断（除了满洲租期的延长外，《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在华地位没有太大意义），这一方案对中国伤害很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倒不是天皇比较仁慈，只因条约外泄，日本成了舆论公敌，连黑龙会原本打算拉拢的柏文蔚、李烈钧等革命党都公然宣称“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也劝告孙文“放弃讨袁，免为日本所逞”。 而在中国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正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上海南京路的日人商店一律关门歇业，日产商品通通被称为“仇货”，学生们看见便砸，逮住就烧。整个1915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近2000万美元，外贸受到重挫。

因此，站在天皇的角度，大隈重信不打招呼欺上瞒下且不说了，还因操作不当麻烦缠身，自己要再不出面干涉以正视听，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搞不好会以为大日本帝国一不留神变成虚君立宪了。

连日来，袁世凯暗嘱段祺瑞秘密备战，物资运输彻夜不停。而此刻，他决定妥协。 首先，日本政府正在重金收买西方驻华记者，让他们捏造“中德同盟”的假消息，离间中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 其次，孙文一直不对“二十一条”表态，还对问他“可否暂停革命，一致御侮”的同志表示“袁世凯蓄意卖国，非除去之，不能保卫国权”，以至于日置益向日本外长建议煽动革命党，施压北洋； 最后，朱尔典苦劝中方接受伤害不大的最后通牒，实际已表明英国的立场。

但同时，袁世凯对左右道：“购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杂居，我让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虽用他，月间给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随后公布的《惩办国贼条例》中规定：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租售土地矿产）。 张一麐认为不妥，道：“要么签约，忠实履行。要么拒绝，推诚布公地向彼言明不能应允之故。如不听，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虽败犹荣。似此表面答允，暗中破坏，必为祸根。” 袁世凯斥其为书生之见：“推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当然，搞破坏也是一种天赋，非独当一面的枭雄所不能为。

袁世凯属意的人选是陆军27师师长张作霖（1875-1928）。 辽宁人张作霖从小上房揭瓦，下河摸虾，因家境贫寒，很早就投身于社会这所大学校，当过兽医，做过土匪，还绑过盛京将军的老婆，人生丰富多彩。 直到日俄战争前，被政府招安。 由于剿匪平叛都是一把好手，张作霖累迁至标统，受到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注意。辛亥后，袁世凯一就任总统，已成地方一霸的张作霖便宣布拥护中央政府： 愿负驽前驱，唯大总统马首是瞻。 更重要的是，张作霖的立场白首不渝，口头禅远近皆知： 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卖国，叫后辈儿孙也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从此，表哥张作霖在袁世凯的扶持下异军突起，雄踞东北，成为远近闻名的扶桑噩梦。 民国十五年，日本驻奉天领事吉田茂被张作霖的油盐不进、不受利诱激怒，盛气凌人道：“你要真不接受，我方另有办法！” 张作霖当即反击：“怎么样？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又要出兵吧？我姓张的等着你！”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便被调回国。 民国十七年，北伐军节节胜利，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认为实施分化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找到张作霖，说可以暗中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跟南京的国民政府划江而治。张作霖认为中国人闹家务，不劳外国人插手，始终无动于衷。 芳泽谦吉只好转而去找山东省主席、狗肉将军张宗昌。 张作霖闻讯，立刻电召张宗昌入京，劝道：“效坤，自己家的事，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代的骂名。” 张宗昌奉命唯谨，日本的诡计又告落空。

在前后交涉二十五次，穷其智计地化解、牵制了日本的阴谋后，袁世凯派陆征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日置益。 两人一路上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在随即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面对全体高级官员，袁世凯沉痛道：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委曲、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签约的5月9日，从此被袁世凯定为国耻日。

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为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史学家蒋廷黻也说：“‘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16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经历，五年后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演讲时，他感慨道： 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正如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的《告国民书》所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骂袁世凯卖国确实不公，其在签约后的“惭愤交集”也并非作秀，但能不能知耻而后勇则另说了。

在去帝制未远的民初，任何关于国体问题的风吹草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微妙的冲击，毕竟新旧交替的时代，原本光怪陆离。 甘肃都督赵惟熙一直拒绝剪辫，还不准治下的民众剪。见遗老们玩得很爽，他也发电请求恢复谥法。

其实，民间私谥一直就没断过。对死去的旧臣，小朝廷也经常用发表上谕赐谥来刷存在感，比如陆润庠谥“文端”、梁鼎芬谥“文忠”，以至于人们在聊起曾国藩、左宗棠时，还是一口一个“曾文正”“左文襄”，看不到一丝新气象。 而地方官因为觉着民国的官当得不如前清威武，私下里也开始为封建残余招魂。桐城县县长用名片去见安徽都督倪嗣冲，结果被骂“目无长官”，轰了出去；琼崖道尹呈请恢复清朝仪仗，如传人令箭、八抬大轿什么的，广东巡按使当即批示准行。 不是所有人，都爱民族风。面对声浪四起的反对，袁世凯发表了禁止紊乱国体邪说的申令，并以“年老荒谬，精神错乱”为名，将宋育仁“递解回籍”。

清室大惊，瑾太妃（光绪妃）派人到政府解释，袁世凯派阮忠枢代为接见。 来人交出劳乃宣的一封密折，内称德国陆军最强，建议溥仪向其皇室求婚，立威廉二世之女为皇后，如此则复辟有望。 这可真是碧血丹心，感天动地。 为免节外生枝，袁世凯没有深究，而是命人重修《清室善后办法》，制定了更加严厉的约束条款。

然而，一切都逃不过杨度的眼睛。 他注意到两个事实。 首先是阮忠枢的宦海沉浮。阮大秘跟袁世凯的关系毋庸赘言，前清时几乎所有袁的奏折都出自其手，深悉幕主机密。 可惜到了民国，公文程式为之一变，阮忠枢顿失所长，不知不觉便打了酱油。 不久，袁世凯给他布置了新任务——奔走于北京和徐州之间，安抚、笼络张勋这个日渐坐大的老将。 阮忠枢不辞辛苦的身影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唤作“神行太保”。 而令杨度心中一动的是，当总统府秘书厅被改为内史厅时，出任内史监的竟然是阮忠枢。袁世凯需要他起草什么，可堪玩味。

另一个事实是袁克定透露的家事，说袁世凯命人找来《德皇威廉本纪》和严复翻译的《欧洲战纪》细读，还聘请荫昌为家庭教师，吩咐子女不要再学英文，统统改学德文。 然而，嫌疑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根据袁记约法，不论“终身总统”还是“志在传子”，都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而称帝，动机不足，风险却很大。 杨度明白，轮到自己上场了。

洋洋洒洒的奇文《君宪救国论》出炉。 立意虽说反动，理论上的贡献却也不容抹杀。 文章一上来便正本清源道：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即先要搞清楚，我们是为了富强才去立宪，不是为了立宪而立宪。 然后分析地缘政治： 俄、日二国，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

杨度没有否定共和制，而是认为“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共和的基础是法治，用杨度的话说就是“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但可惜，中国自古就没这习惯。 宋教仁临终前给袁世凯打的电报里称自己“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可见直到那会，“权利”还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个贬义词。

在杨度看来，民国人大多不知共和为何物，既没有法治精神又缺乏权利意识，“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中央威严扫地，社会呈现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中，“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发展到“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最后给人留下的混乱观感让唐德刚感慨“假共和不如真帝制”。

以广东和湖南为例，两省分别是孙文和黄兴的故乡，党人众多。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四散而逃，粤督和湘督被换上龙济光与汤芗铭。 两人向以残暴出名，党人还不断挑战其底线。 一天，龙济光出署去看他哥，走到半路被党人扔出的炸弹炸伤。刺客当场被捕，龙命人处以寸磔之刑。其时“凌迟”已废除多年，酷刑激起了全国舆论的声讨。面对袁世凯质询的电报，龙济光矢口否认，搪塞道：“凶犯正法后，军民人等痛恨此种暴行，剖心食之，实所难免。” 为巩固都督之位，资历较浅的汤芗铭嗜杀程度更在“龙王”之上。监狱人满为患，浏阳门外的刑场号啕之声终日不绝。三年间，被汤屠户搞死的，有案可稽者便达两万人，其中大多是以党人为名，剪除异己。 暴力抢来的权力，只能靠暴力维系。当权者永远生活在“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的恐惧中，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还政于民的改革。

事实上这种各领风骚三两年的都督也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因为即使人存政举，终究人亡政息。 久之，中国式的共和诱发了朝野的短期行为，所有人都假共和之名攫取私利。看淡的浮萍般漫无目的地混世，绝望的赌上性命拔剑而起。 一个皇帝倒下了，千万个皇帝站起来，化身为大队委、青年导师和居委会大妈，遍布于各行各业，时不时冒出来教育你该如何做人。 杨度坚信，只有宪政才能保证政策的持续性，从而“人事有变，法制不变”，避免周期性的历史雪崩。而前清之所以败亡，正是由于不听袁大总统“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的劝告，搞假立宪。 行文至此，推理基本没有破绽。

但当杨度抛出他的终极观点时，人类震惊了：这不科学！

杨皙子亮明真身：只有实行帝制，才能确保宪政成功。 在他看来，各省都能暗中招兵买马、走私军火的国家是没有宪政可言的。统治者“止乱”尚且乏力，哪还顾得上建设？ 恢复帝制等于昭告天下鹿死谁手，猎鹿人们不要再想入非非争总统了，团结在以某某某为核心的领导人周围，依法治国。 杨度认为，君主和宪法的关系应当是共生，就像《白夜行》里的桐原亮司与唐泽雪穗，前者维护后者，后者制约前者。 从而以开明专制治国，严刑峻法，普及教育，走上复兴之路——比商鞅变法多了一道加在秦孝公头上的紧箍咒。 还是一厢情愿，万一亮司不喜欢雪穗了呢？ 杨度的解释很牵强，说如果从共和改为君宪，那么帝位就是国民公投、宪法赋予的，君主要想永延帝祚，就必须实行宪政，否则会被人民抛弃，酿成革命。 其实，不管杨度的雄辩如何气势纵横，推导如何步步为营，舍弃一条，《君宪救国论》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便是可行性。

或者换一种说法：人民答不答应。 替人做主的时代早已远去，总想管别人的人只能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因为你之蜜糖，安知不是我之砒霜？ 文章通过夏寿田交上去后，袁世凯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金匾赐给杨度，此外再无表示。

态度不是很明朗。杨度决定团队作战。 事实上几个月前他就推荐老师王闿运出山，但很明显，八十多岁的王同暌违了数十载的袁世凯气场不合。 刚到北京，会晤段祺瑞。段对眼前这个长袍马褂留辫子的老古董不屑道：“民国了，还是胡人服装？”王闿运当即回以：“西装革履，也是胡人服装。” 访问老乡熊希龄时，问：“国院何在？”熊答以在集灵囿。王淡然一笑：“此中飞禽走兽必多。”熊知他说笑，没接话。 王闿运不依不饶：“想必有熊。”熊希龄忍不住了：“壬老休要取笑，我早已不做总理了，继任者为原山东抚台孙宝琦，现又改名国务卿，由前清相国徐世昌担任。” 王闿运若有所悟道：“毕竟大官还是大官。”

见到袁世凯，王老头对贴身女仆周妈道：“这是我侄儿（王跟袁保庆一年中举，拜过同年），像不像总统？”周妈说：“头很大，就是个子矮了点。” 吃席时，王闿运又对周妈道：“你要多吃点，这就是当年皇上的御宴。” 袁世凯无语，结果发现还有更无语的。 一次，同王闿运到中华门前，老头冷不丁来了一句：“我老眼昏花了，这不是新莽（繁体的“华”跟莽接近，指王莽）门吗？” 前清时王闿运就经常讽刺封疆大吏，故袁世凯也没跟他计较。谁知隔天便得知老头给国史馆题了一副门联，曰：“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自封起民国总统来。 平生专攻帝王学的王闿运反对的其实不是帝制，而是不符合他心目中明君圣主条件的袁世凯。因此，在国史馆装神弄鬼一番后，老头不辞而别。

自从袁克定以养病为名迁居此地，帝制运动的大本营便转移到了京郊。 1915年初，下野的梁启超接到一张署名袁克定的请帖，邀他参加春宴。 等赶赴汤山，发现只有袁克定和杨度在场。闲谈间，话题逐渐往政治上靠，两人极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好，试探梁启超对复辟帝制的态度。 梁明确反对，并劝他们断了这比《1984》还荒诞的妄想。 一生都在做选择的梁启超之所以大面上不错，盖因在位时短，在野时长，用史学家张朋园的话说就是“每当其退而在野，多有建设性的言论；及自身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 袁克定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敏感的梁启超离开汤山，立刻举家迁往天津租界。 要知道这是代表着中坚力量的进步党的党魁，虽说国会没了，但在地方极有势力，比如说蔡锷。

不过，袁克定对恢复帝制非常乐观，因为手中还有王牌。 牌是顾维钧送来的。两年前，他向法制局推荐了自己的博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世界政治学权威古德诺。 民国草创，亟需宪法专家，但在哥大的象牙塔里教了三十年书的古教授显然把政治和政治学搞混了，拿着高额聘金，正儿八经地顾起问来。 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下，法制局属于“行政”系统，站在这一立场上看“立法”系统的国会，古德诺发现问题很严重。 国会中起草宪法的人党派偏见太深，竟然要用宪法规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还提出在国会休会期间保留一个国会委员会代行职权，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 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古德诺认为这种“国会独裁”的制度很荒谬。并且，不谙内情的他对南方发动的“暴乱”（二次革命）也心生厌恶，毕竟人幼年时经历过南北战争，很自然地站在了代表北方的袁总统一边。

民初的政治更迭本就频仍，中间回了趟美国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等到1915年夏第二次来华时，就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彼时，“二十一条”刚刚签订，袁世凯给古顾问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比较世界各国政体之优劣，以资参考。 古德诺觉得既然是写给总统的密件，就从学术角度毫无保留地向雇主论述了自己的思考。 岂料，这篇备忘录被袁克定搞到手，组织杨度等翻译成《共和与君主论》公开发表，一时间举世皆惊。 古文主张：帝制与共和，无高下之分，但看采用之国能否适应。 当初法国革命直承美国独立战争之余波，醉心于自由民主。但因没有议会政治的传统，经历了两次复辟，直到普法战争帝国崩溃，方才建立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距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已近百年。 而相继摆脱殖民，建立共和国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就更等而下之，在画虎不成反类犬中次第走向寡头政治。若独裁者强势，亦可相安数十年，但待此强人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全国大乱。 古德诺以墨西哥总统迪亚斯为例。该寡头独裁了三十五年，一再连任，终于在衰病之年因没设法定继承人闹得诸侯割据，一国之内竟出现了五个总统。 总之，古教授的立论并不新鲜：制度派生于文化，文化制约着制度的变迁。 激进浪漫的法兰西显然无法容忍一个高高在上的虚君，而冷静理性、崇尚高贵的英吉利则愿意同皇室谈判妥协。 具体到中华民国，古德诺主张君主立宪。考虑到开倒车的风险，文末他提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方能恢复帝制： 一、不会引起反对； 二、严格确定继承法； 三、为立宪政府的发展做好规划。

袁家祖上普遍短寿，58岁成为一道迈不过去的槛。因此，对死神的恐惧在袁世凯晚年持续发酵。 翻检家书不难发现，袁世凯经常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老宅不要轻易改门。1910年，周馥去洹上村拜访前，他叫周携堪舆大师杨焕之同来，专程到项城看袁家的祖上风水。 深谙乃父心理的袁克定伺机大造舆论，称只有做“真命天子”才能改写命运，闯过生死大关……

久未北上的冯国璋来京述职了。 一个月前，冯在南京会见了南下探亲的梁启超，从其口中得知一条惊天秘闻——袁世凯可能会称帝。 半信半疑的冯国璋打算摸一摸袁的底——这事他不做，也没人做得了了。在京期间，冯国璋受到了无微不至的优礼，甚至连其饮食习惯，大总统都了如指掌。 一日午餐，夏寿田作陪，有一大碗红烧猪蹄膀，袁世凯用筷子指着道：“这是华甫爱吃的。”说着，令差官打电话告诉冯将军等等再吃饭，总统有菜送过来，佐以大馒头四个。 又一日晚间，袁世凯回卧室休息，见几个姨太太和袁静雪在闲聊，便道：“今天冯华甫来了。” 袁静雪不知道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 袁世凯说明以后，问女儿：“你应当叫他什么？” 袁静雪迟疑道：“叫世哥。” 袁世凯笑道：“不是世哥，是四哥。” 连自己续弦再娶的夫人，都是袁世凯给介绍的才貌双全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冯国璋实在没有理由怀疑情同家人的大总统。 但在饭桌上，他还是忍不住发问：“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行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 袁世凯道：“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事？近来新法颁布，总统得授爵位，有人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先兆。我早就感到五族平等，既然满、蒙、回、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授爵条文对各族都不应限制，要一视同仁。但为免误解，目前还不打算授给汉人。” 接着又道：“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至于为了子孙，我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其他的都还小，哪一个能继承大业？况且，帝王家从来没有好下场，我也不忍把灾祸留给他们。” 冯国璋试探道：“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但到了天人与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啊！” 袁世凯面有愠色：“什么话！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已叫他在那边购置薄产，如果有人逼我，我就出去，再不过问国事。”

下来后，冯国璋找到“天子近臣”、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张的话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有人想做开国元勋（杨度），鼓动老头子当皇帝。但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信得过的。”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前不久政事堂的一次密会上，针对由劳乃宣等遗老刮起的复辟风，袁世凯曾道：“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朝帝统取自朱明，最好找个明洪武的后人，实在寻不着，朱总长（内务总长朱启钤）也可以做。” 当然，据此便指责袁世凯连心腹（冯国璋）都骗，也不客观。称帝是何等大事，既想又怕很正常，表现出来便是一面默认，一面否认。 杨度跟夏寿田一合计，觉得既然呼之欲出，岂能袖手旁观？袁克定既然不喜欢北洋老人，背后唤徐世昌为“活曹操”，对段祺瑞的不满更是写在脸上，若日后登极，新朝宰辅的位子还不是他杨、夏二人的囊中之物？ 于是，杨度径自面见袁世凯，提出组织专门的机构宣传帝制。袁世凯摆手道：“不可，外人知道你我关系，以为由我指使。” 杨度正色道：“我主君宪，十有余年，如办君宪，我当为发起人，且有学术上的自由，总统不必顾虑。” 见杨度意气激昂，袁世凯让他回参政院找孙毓筠商量着办。 想当年孙参政的“皖督”被柏文蔚抢走，一气之下投了袁世凯。 陆征祥组阁时，孙毓筠被提名为教育总长，结果老东家同盟会极力反对，愣是给压了下来。 新仇加旧恨，孙毓筠开始天天挖同盟会的墙角，还主持起草了“袁记约法”，成为袁世凯的马前卒。 杨、孙一碰面，立刻决定成立以拥袁称帝为己任的“筹安会”，二人分任正副理事长。 另外四个理事是胡瑛、李燮和、刘师培和严复。 胡瑛是黄兴的弟子，同盟会元老，孙文当临时大总统时曾任山东都督，二次革命后逐渐倒向袁世凯； 李燮和是光复会的二当家，曾被以怨报德的陈其美抢走“沪军都督”。作为反袁急先锋，李燮和名列筹安会纯属乌龙事件。杨度再三威逼利诱他都不松口，最后被磨烦了，敷衍道：“我退隐已久，不问世事。诸君怎么做，各请自便，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结果就上榜了； 刘师培乃一有才无德的国学大师。专治古文经的他名列《清史稿·儒林传》，早年跟章太炎好得跟基友似的，结果加入同盟会没多久便与之反目，又迫于经济压力被端方收买，为其提供情报，导致上海的革命机关遭到破坏。投入端方幕中后，被陈其美派来的杀手找到，魂飞魄散的刘氏夫妇献金求饶，总算苟且偷生。保路事起，随端方入川，被哗变的起义官兵扣留，幸得孙文通令全军，一致护卫，再得不死。经人引介，跑到山西去给阎锡山当顾问，又蒙其推荐赴京任参政院参政。四个理事里，属他最敬业，写了《国情论》和《君政复古论》等文为帝制张目； 严复是六人里的大腕，也是袁世凯在前清时就一直想拉拢的硕儒，但他总是不屑一顾道：“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辛亥后，严复的铁饭碗没了，一大家子等着吃饭，只好放下清高去找袁大总统，捞了个北大校长和海军部少将衔的闲差。严复主张君宪，但他始终认为袁世凯的才干只相当于一个督抚，绝非皇帝的理想人选。因此，他没为筹安会做过一件事，只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毕竟，写过“男儿生不取将相，生后泯泯谁当评”的他从不甘心只当一个思想家。据说，当袁世凯听闻严复也参加筹安会时，极为欢悦。

梁启超悲哀地发现，国民党解散，进步党失势，自己要再不站出来振臂一呼，天下就任袁世凯予取予求了。 绝非故作惊悚。三年来，以商人裘平治、湘民章忠翊为代表，上书泣求恢复帝制的脑残接连不断，帝王思想在民间根本就死而未僵。 心念及此，梁启超提笔凝神，平生最得意的文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蹴而就。 同后续的几篇雄文一道，梁启超汪洋恣肆地痛斥了变乱国体的群丑，如平原惊雷，振聋发聩：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左手挟利刃，右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 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 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袁世凯得知后大惊，以给梁父祝寿为名，派人带20万元银票火速赶往天津租界，劝梁启超不要发表文章，遭到拒绝。 很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京报》发表，迅速引起轰动，报纸一抢而空。茶馆、旅店的客人因无报可买，只好辗转抄读，更有不少人直接跑到报馆请求再版。 群情激奋下，加上一向敬重的严修跑来规劝，袁世凯不得不作出回应，让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读了自己的声明，称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当前来讲是不合时宜的。 袁克定慌了，召集杨度等开会痛骂严修，商量办法。

于是，怪力乱神出现了。 一天，袁世凯正在午睡，女仆端碗进来，一不留神给摔碎了。 袁世凯被吵醒，问怎么回事。女仆不慌不忙道：“我端参汤进房间，见大老爷床上盘着条龙，一害怕就把碗给打了。”不久，四川督军陈宧来电，说宜昌的溶洞里发现酷似“神龙”的化石。

袁世凯当然不信这些鬼话，他更重视的是同朱尔典的一次密谈。 一战正酣，英国担心袁世凯倒向支持其称帝的德国，让朱尔典向袁大总统表达了对中国改行帝制“极为欢迎”的立场，只要不因此产生内乱。 美国也强调只要改制出于民意而非武力，便不干涉。至于日本，翻开其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可以看到赞成是大于反对的。并且，政治学权威有贺长雄不止一次面劝袁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 自信满满的袁世凯开始着手制造“民意”。 在他看来，由无权无势的文人小打小闹的筹安会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已成为众矢之的，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来推进此事。 以梁士诒为首，朱启钤、周自齐、阮忠枢、张镇芳、唐在礼和雷震春等十人组成的“总统班底”秘密开张。

问题是梁士诒从内心抵制帝制，被袁世凯召见十四次，每回都顾左右而言他，决不松口。 袁克定建议敲山震虎，“五路大参案”旋即爆发。铁路系统的官，一查一个准。在肃政厅的严参下，津浦、京汉、京绥、沪宁和正太五路局长营私舞弊的黑幕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一时间舆论沸腾。五个司局级撤职受审，由此牵连出的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也被停职。 见火候差不多，袁世凯叫来绝望的梁士诒，道：“参案本有君，我令去之！” 袁克定更直接，找到梁士诒问他肯不肯帮忙操盘，恢复帝制。 为了保全交通系，一身冷汗的梁只好点头。 财神的加入如虎添翼，运动进入快车道，五路参案也化作青烟，随风而去。

在总统班底的运作下，由段芝贵牵头，二十个省的军政首脑联名通电，劝袁世凯“速正大位”。 当然你会问，这帮人无法无天惯了，怎么突然步调一致起来？

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各逞其私。 有搞政治投机、图谋再上层楼的，如湖南的汤芗铭； 有阳奉阴违、暗中磨刀的，如云南的唐继尧； 有和光同尘、人云亦云的，如山西的阎锡山； 当然，也有指哪打哪的李逵，如安徽的倪嗣冲。 不过，北洋系资格最老的段祺瑞、冯国璋和张勋始终没吭声。 懒得伺候太子的段祺瑞已把陆军总长的帽子扔给王士珍，甩手不干；冯国璋正因老头子欺骗了自己生闷气；张勋对复辟是喜闻乐见的，但他拥戴的皇帝是溥仪而非袁世凯。 “民意”被迅速伪造出来。参政院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各省代表在当地投票表决国体。当然，代表资格都是经过审查的，选票也是实名制，保证万无一失。 以四川为例。在陈宧的安排下，会场每个代表的桌上都放有毛笔一支、墨水一盒、点心一盘，在笔杆、墨盒与点心上，全部刻有“赞成帝制”四个字。皇天不负有心人，1993张选票，全部同意改行君主立宪。 更搞笑的是，在朱启钤的暗中叮嘱下，各省的推戴书毫厘不差，一看就是统一的模板： 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接着便是三推三让的老戏。鉴于大总统曾有“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杨士琦舞文弄墨，强词夺理，极力辩解；袁世凯则口口声声“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自拉自唱，配合得天衣无缝。 忠心耿耿的张一麐自觉是最后一道防线，泣血劝阻，无效后当众顶撞袁世凯道：“果犯天下大不韪，群必起而共击之！” 帝制派下来就进谗言，说“不诛少正卯，何以平众愤？”袁世凯打断道：“一麐罪不至此。” 政事堂开会讨论登极仪式，张一麐起立力斥帝制之非，遭到群嘲，应诏旁听的倪嗣冲甚至拔枪怒目而视。主持会议的徐世昌赶紧去拉张的衣角，说“仲仁随我来”，方才平息冲突。 事实上，连徐世昌也已经跟不上袁世凯的节奏。 他可以帮慰庭老弟独裁，但坚决反对称帝。 无他，料定必败。 徐世昌悬节而去，只留下一封措辞委婉的辞职信： 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为转圜。此时求去，非为自身计矣。 袁克定奉命登门劝解，徐世昌淡淡道：“我不阻止，亦不赞成，诸君好自为之。” 袁世凯无奈，只好把陆征祥搬出来当傀儡国务卿。 失望的张一麐也跟着辞职，不想失去诤臣的袁世凯马上改命其为教育总长。见能远离是非，张也不再固辞，只是就任后涛声依旧地唱衰帝制。 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未能达成共识。

袁世凯的三子袁克良经常同四弟克端、五弟克权讨论老爸究竟是王莽还是曹操，最后一致认为是妄图篡晋的桓温。 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嘲讽长兄，说他一个瘸子，岂能君临天下？ 袁克文则发挥特长，写诗讽劝袁世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然而，神也拦不住袁世凯称帝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他发表申令，接受推戴改元“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恍惚间，大隈重信似乎看到中华帝国的军队正在琉球抢滩登陆。

早上九点，登极仪式在仓促和低调中举行，各部司局级以上官员参加。 是日，袁世凯没穿订做的龙袍，而是身着大元帅服，立于龙座旁，接受百官朝贺。 段芝贵传洪宪皇帝的话，说行礼简单些，三鞠躬即可，但众人仍旧跪拜，个把奴性重的还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现场没有司仪，一片混乱。 只行鞠躬礼的张一麐鹤立鸡群，引来众人侧目。一莽夫冲上去将其强行摁下，一麐含泪哀鸣。 袁世凯左手扶椅，右掌朝上，不断向行礼者点头。对年长位高者，则做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流露出一种内心受用而故作谦逊的复杂表情。 仪式草率结束，给时任参谋部次长的唐在礼留下的印象是“坐在家里称天子”。下来后，照常上班的官员们彼此交流着心中的疑惑。 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 袁世凯注意到，黎元洪没来。 黎胖子已经消失三个月了。自从袁世凯帝制自为以来，他就一再请辞参政院院长和副总统的职务。 除了不愿附逆，还有一点私心——共和国的副总统，再不济也有媳妇熬成婆的可能；退回帝制，哪凉快哪呆着吧。

以袁世凯之精打细算，怎么可能放弃黎元洪这张牌？ 仪式一完，当即册封黎胖子为武义亲王。 武义当然指武昌起义，发明这个称号有两大用意： 其一，暗示中华帝国和中华民国在血统上的继承关系，黎元洪既是民国元勋，又是帝国亲王，洪宪帝也就不存在背叛民国的问题； 其二，打消辛亥功臣的顾虑——你们过去参加革命是对的，今天赞成帝制也是对的。

命下之日，车队浩浩荡荡，陆征祥带着一帮文官去东厂胡同的黎宅道贺。 黎元洪撂下一句“无功不受爵”后便一言不发，做起自己最擅长的事——装木头人。 次日，收发室的人误收了袁世凯送来的王服，被黎元洪大骂一场，原件退回。亲信饶汉祥劝他暂且低头，也被赶出来，不再相见。 姿态既已做到，袁世凯不再理会装聋作哑的黎元洪。他拿起那尊刻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的皇帝玉玺，下诏封爵一百二十八人，赐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嵩山四友”封号，赐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和世续“七旧侣”称号。 袁世凯自况嵩山，取五岳之尊、地处河南之意。诏令说得振振有词（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但很明显是为了统战需要，把已无职权但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角色拉出来装点门面。 嵩山四友的政治待遇很高，不用跪拜称臣，议事平起平坐，每年还给两万元顾问费。但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写道： 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段祺瑞。 同袁氏父子闹翻的他什么也没捞着，每天在家闭门静养，有客来访就怒喷帝制，客人一走便大骂袁世凯。 一天，张佩蘅（袁世凯干女）听见老公又在骂，抢白道：“你今天的地位从哪来的，怎么这么没良心？” 段祺瑞闻言，气得跳了起来，当着仆人的面给了她两耳光。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公开唱反调，袁克定深感留着只会遗祸将来，必欲除之而后快。张佩蘅听说后，立即去找干妈于氏反映情况。 于氏吹完枕头风，袁世凯叫来袁克定，教育道：“你姐夫（段祺瑞）虽然对帝制有意见，但只是用嘴巴讲讲而已。我听说你想对他不利，要立即停止！他是我们的至亲，现在事还没定，内部就斗起来，将来还敢设想吗？”

确实不敢。 因为西南出事了。 由梁启超执笔、云南督军唐继尧署名的最后通牒摆到了袁世凯的案头，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要求袁贼无条件放弃帝制，诛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两天后，没有收到答复的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誓师北伐。 对此，袁世凯早就有预感。 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遍布大江南北，但，仍有漏洞。 由“外人”掌控的西南四省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动不动就发作，眠食俱废。 终于，他以合乎情理的借口把云南都督蔡锷和四川都督尹昌衡调到北京，用高官厚禄供着，原职则分别代以唐继尧和陈宧。 唐继尧是蔡锷的老部下。作此安排时还没跟进步党闹翻（蔡是梁启超的学生），不能撕破脸。 陈宧也是拖到帝制运动开始前，才以参谋部代理总长的身份出掌四川。

袁世凯晚年，北洋系以“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宧”形容此二人的重要性，事实上陈宧的谋略丝毫不亚于其军事才能。 天生一副苦寒相的他心机似海，以至于章太炎初见其人后悚然道：“一流人物，一流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 陈宧早年在武卫前军当管带，庚子国变中崭露头角，引起锡良的注意，随其入川，主持编练新军，累迁至镇统。 辛亥后投靠袁世凯，献计献策，屡立奇功。比如，建议裁撤“南京留守府”，使黄兴彻底下岗；设计将黎元洪“押解进京”，成为袁的政治俘虏。 以陈宧督川，并抽调冯玉祥部和另外两个旅与之同行，除了说明其深受倚重，也跟他在蜀中有众多袍泽旧属密不可分。毕竟，一旦天下有变，西南的半壁江山要靠四川来支撑。为了巩固陈宧的忠心，临行前，袁世凯赠金二百万元，并让袁克定跟他拜了兄弟，唤其“二哥”。 南下当天，百官送行，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林立，庄严肃穆，其阵仗除了孙文和黎元洪到北京时，未曾有过。

人群中，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露出倏然而逝的冷笑。 他就是蔡锷。

戊戌政变后，他想东渡日本，却苦无经费，在袁世凯的资助下方才成行，考入陆军士官学校。 学成归国的他担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被李宗仁奉为天神下凡的偶像。 武昌事起，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扛起义旗，赶走李经羲，被举为云南都督。 民国头几年，蔡锷紧密追随梁启超的政治立场，认为袁世凯“闳才伟略，群望所归”，极力支持他加强集权，抵御外患。 二次革命前，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明确拒绝，还反劝对方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不要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 召蔡入京，在袁世凯，固然达成了其调虎离山的目的。而在蔡锷看来，越接近中枢，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可能性就越大，故无论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还是参政院，都兢兢业业，苦心赞画，直到筹安会的出现粉碎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迷梦。

天津。 梁启超对前来问计的蔡锷道：“我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章公开反对；你在军界大有实力，应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密图匡复。” 蔡锷然其说，每天和杨度打得火热，在八大胡同赏歌逐舞，诗酒风流，还跟名妓小凤仙擦出爱情的火花，把家里那位气得一哭二闹三上吊，搞成年度绯闻事件，高居搜索榜榜首。 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异哉》一文发表后，蔡锷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在云南会馆发起军界请愿时，又第一个提笔签名，拥护帝制。

暗地里，则以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勘往来京津、居间联络，同梁启超敲定了讨袁大计：一俟袁贼称帝，云南即宣布独立。一个月后贵州响应，两个月后广西响应。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然后会师湖北，鼎定中原。 云南不成问题，但贵州和广西能接受策动吗？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剧情怎么往下走？ 作为偏远小省，贵州一直不受重视。封爵时，督军刘显世只得一子爵，而且很快挨了一记闷棍。 袁世凯没有征求刘显世的意见，就把戴勘调到参政院当参政，换了一个交通系的人接任贵州巡按使。 当惯黔王的刘显世强烈不满，却颇能隐忍，暗自等待发难的时机。 目光下移，广西的陆荣廷，对袁世凯怨憎更深。

清末，龙济光和陆荣廷，一个广东提督，一个广西提督，作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一手提起来的哼哈二将，互相不服，彼此较劲，却始终在伯仲之间，难分轩轾。 民国后，龙济光主动向袁世凯靠拢，陆荣廷则依旧我行我素。结果两人的差距逐渐拉大，封爵时，前者封公，后者封侯。 对陆荣廷放心不下的袁世凯把其子叫京来当官。而随着袁的疑心越来越重，陆荣廷打算终结“以子为质”的游戏，没打招呼便擅自召回了儿子。 谁知，小陆路过汉口时，忽因食物中毒暴毙。此事虽说蹊跷，但考虑到湖北是北洋的地盘，袁世凯难脱嫌疑。 动机很充分：做给所有被“扣”在北京的官二代看，告诉他们没事别乱跑。 杀子之仇，岂能不报？只是以卵击石，殊为不智。望着袁世凯猫哭耗子的表演（派员赴鄂料理丧事，大力旌表小陆之德），陆荣廷缄默不语。 他比刘显世更需要发难的时机。

蔡锷见戏演得差不多，再演下去就成蔡楚生了，便留下一张谎称病重、赴日治疗的假条，溜到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坐上了开往横滨的船。 梁料理好一切，南下上海，同汤化龙等进步党骨干碰头。 收到蔡锷先斩后奏的呈文，袁世凯无奈地批了个“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私下则对周学熙感叹蔡之精悍，远在国民党诸公之上，自己“纵虎出柙（xiá，笼子）”，必酿大患。 心有余悸的他在袁克定等人的劝说下，决定于洪宪元年（1916）元旦举行更为隆重的登基大典，昭示天下，以壮声色。 可惜，取道香港，辗转回云南的蔡锷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同唐继尧和李烈钧（被老同学唐继尧专函请来）商定后，云南成立军政府，恢复“都督”，把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合称护国军，蔡、李、唐分任第一、二、三军司令。

唐继尧提出让老领导当都督，留守云南，自己和李烈钧挥师伐蜀。蔡锷道：“我来非占位置，而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的确，他早已同梁启超约定：事之不济，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决不在朝。所以，护国军开拔之日，蔡锷向一、二军的官兵道出了心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反： 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护国战争的规模比二次革命小得多，袁世凯以为不日即能荡平。 然而陈宧发现，麾下的三个旅根本不济事。一个旅长是蔡锷的旧部，冯玉祥则不愿为洪宪帝效忠，整天盘算着撤回陕西，投靠舅舅陆建章。 即便如此，川军的兵力也几倍于蔡锷的四千人马。 问题是，四川本土的军队不一定买陈宧的账。二次革命你可以指南方为“乱暴势力”，此番人可是打着“维护共和”的旗号来的，占尽道义上的优势。 果然，名正言顺的护国军连下宜宾、泸州，并策反了一批川军将领。 不过，空间还是为袁世凯换取了时间，以曹锟挂帅、吴佩孚与张敬尧为主力的三万北洋军在川南集结完毕，反攻泸州。

虽然蔡军神编过一本日后成为黄埔军校教材、蒋介石与（）案头书的《曾胡治兵语录》，但过于悬殊的兵力还是让护国军感到空前的压力。 蔡锷一再向后方请饷，唐继尧节衣缩食，下令公务员只领基本的伙食费，挤出10万元送到前线，却再拿不出更多。 面对北洋军汹涌澎湃的攻势，“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语）的护国军没能保住胜利的果实，退到纳溪，与敌军隔江对峙。 袁世凯重赏三军。师长张敬尧加陆军上将衔，旅长吴佩孚授陆军中将，连团长刘湘都得了个陆军少将。 然而，随着已被戴勘策反、假意服从中央的刘显世骗得20万财政拨款后即宣布贵州独立，形势便急转直下……

袁静雪最爱吃的零食是五香酥蚕豆。 一天，她的丫头回家探望老人，遵其嘱咐，归府时带回一大包蚕豆，用整张的《顺天时报》裹着。 袁静雪一边嘎嘣脆，一边看报纸，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 这张《顺天时报》和她平日所看的论调南辕北辙，当找来同一天的报纸对比时，竟出现了日期一样，内容却截然不同的的怪事。 袁静雪找到袁克文，问他怎么回事。 袁克文一点也不惊讶，说自己早就在外面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只是不敢对父亲明说。 继而问道：“你敢不敢去说？”袁静雪：“我敢！” 当晚，袁静雪把这张真报纸交给了父亲。 袁世凯浏览了一遍，问明情况，皱眉道：“去玩吧。” 第二天一早，袁静雪听说父亲用皮鞭把大哥打了，边打还边骂“欺父误国”。袁克定皮开肉绽，跪地求饶，袁世凯却一直打到手软方才罢休。 原来，府中的“顺天时报”是袁克定组织写作班子山寨的，充斥着对洪宪王朝的阿谀吹捧，而由日本人发行的正版，立场恰恰相反。

说到底，成天搞外交讹诈的国家哪有立场可言？唯一不变的立场就是削弱中国，趁乱打劫。不然何以大隈重信刚刚宣布“改行帝制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拟干涉”，扭头就派特务护送蔡锷回滇，协助梁启超南下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送给孙文一百多万倒袁，资助宗社党余孽搞满蒙独立…… 很快，驻日公使陆宗舆收到日本政府的外交照会，要求袁世凯“切实延缓帝制”。随后，又承认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公然予以支持。不久，广西独立。英、美、德、俄见局势失控，纷纷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徐世昌来信说：“在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 弃官从商的老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骂电，称袁先生“廉耻道丧，为中外历史所无”； 就连读者以为领了便当的康有为也从日本寄来长信，劝“慰庭老弟”退位让贤。 比多米诺骨牌还快，各地的反袁电文雪片般汇集到京。对此，唐在礼的解释比较中肯：本来大总统四年一任，不少人希望自己的上司有一天轮到，将来大家都有鸡犬飞升的机会，各部门的职位大可轮流过瘾。当大总统被袁世凯一人包办，既而称帝，各方人物的不满可想而知。

最不满的当属冯国璋。 作为北洋系最大的实权派，袁总统一旦宾天，冯国璋接替总统之位的可能性极大；而要是洪宪帝驾崩，就洗好脖子等着新帝“削藩”吧。 事实上，这也是梁启超游说冯国璋倒戈的有力说辞。 “五将军密电”由此出炉。 这封没发出去的电报由冯国璋联合张勋、靳云鹏（山东督军）、李纯（江西督军）和朱瑞（浙江督军）作为发起人，征求各省督军签名后，公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结果，传到直隶督军朱家宝手上时，这个在洪宪朝率先称“臣”、改用奏折的倒车司机直接向袁世凯打了小报告。 冯国璋和张勋的倒戈，袁世凯早有预感。

改制之初，冯国璋接到参谋总长的任命，却要求在江苏遥领此职，拒绝赴京。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再次召冯北上，命其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措辞严厉。冯国璋计穷，只好称病请假，让江宁镇守使代行己职。 袁世凯遣使南下慰问，冯国璋毫无病容，握着来使的手哭丧道：“我跟了总统一辈子，他要如何便如何。不知怎的，现在总统不认我作自己人了！” 袁世凯听说后，愈发不满。 他又想起张勋，打算调辫子军征滇。 然而，阮忠枢刚到徐州，还没开口，张勋便先发制人，说全国局势紧张，兵力不敷使用，请转达元首，准其招兵十营…… 为了北洋内部的团结，袁世凯都忍了，没想到二人合唱了这么一出。 攻守之势既异，再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还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

气急败坏中，他几乎晕厥，对身旁的夏寿田悲凉道：“一切都完了！我昨晚看见天上有巨星坠落，这是平生所见第二次。上一次是文忠公（李鸿章）死时，这次也许轮到我了！”

刚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中国第一部公共卫生法），袁世凯就感到身体不行了。

梁士诒看完连日来全国各地乞退、劝退、迫退乃至斥退的函电，默默地注视着御案对面的袁世凯。 时间在他身上汹涌地流逝了，除了那双还透着精光的眼睛，你实在无法将这个苍老的孤家寡人同国家领导人联系到一起。 袁世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涂画了半天，最后道：“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撤销帝制后，政事由徐菊人（徐世昌）、段芝泉担任。安定中原军事，交给冯华甫。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宧），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蔡锷）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撤销帝制令，袁世凯拟让张一麐执笔。 他把张调回内史厅，诚恳道：“予昏聩，不能听你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你作不可。” 张一麐安慰道：“此事为小人蒙蔽。”袁世凯道：“是我自己不好，怨不得别人。”

一日，谈完正事，袁世凯对张一麐感慨道： 今日方知淡于功名禄位之人，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你在我幕府这么多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阶薪俸；严范孙（严修）与我相交数十载，也未尝提及职务升迁。你二人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侧而不能听从劝谏，我甚为羞愧。如今看来，那些推戴我的，真有救国的胸怀吗？前日推戴，今日反对者，比比皆是。梁燕荪（梁士诒）原不赞成，今乃劝我决不可取消（帝制），否则那些日夜盼望封官封爵之人便会解体，最后靠谁呢？有此忠言，还算不上首鼠两端。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与仲仁谈谈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可不惧！

不久，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一干政要被官复原职召集开会。 袁世凯先认错，自承对国内的混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后宣布即将取消帝制。

众皆不语，异常沉闷。 忽然，倪嗣冲起身大声道：“臣愿带兵平定南方，为我主效犬马之劳！” 袁世凯摆手道：“丹忱（倪嗣冲）别唱戏了！”随手把五将军密电递给他看，方才无语。 翌日，由张一麐起草，阮忠枢定稿的撤销帝制令公布。明眼人发现，申令是以“本大总统”的口吻写的，意味着袁世凯将退位而不退休。 从日本赶回来的孙文在上海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将讨袁进行到底； 广东督军龙济光，在徐勤、朱执信率领的民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以缓解粤民“屠龙”的热情； 梁启超和陆荣廷把袁世凯的老对头岑春煊拉了出来，在广东成立护国军的中央机构——军务院，表态说休战的前提是袁世凯下野，黎元洪继任总统。 浙江。台州镇守使联合两个旅起义，赶跑督军朱瑞，使浙江成为第五个独立的省。

袁世凯尚希维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如不考虑善后，撒手便走，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 显然暗指杀回国的孙文和他背后的日本。 段祺瑞取代徐世昌被任命为国务卿，袁世凯打算借助其在军界的威望，迅速稳定局势。 然而，段祺瑞要求恢复责任内阁，全权处理国事，否则免谈。 袁世凯答应了。

梁启超反应极快，当即给总理段祺瑞去信：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段祺瑞觉得梁启超想多了——自己想用徐树铮为助手，不敢直接任命其国务院秘书长，而要请王士珍代为请示。 王半仙装黄老派装惯了，知道袁世凯最讨厌徐树铮，又不想得罪段祺瑞，故既不回绝也不转达。 见迟迟没有下文，段祺瑞又托斡旋达人、教育总长张国淦去说。 张刚提一句“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位秘书长”，袁世凯便问：“他想用谁？” 张国淦硬着头皮道：“他想用又铮（徐树铮）以资熟手。”袁世凯的脸立马沉了下来：“不成话，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还是东洋刀！” 待神色缓和下来，指示道：“你去告诉芝泉，徐树铮是军人，让他官复原职，做陆军次长吧！” 当天下午，张国淦到国务院回话，略去了不利于府院团结的细节。谁知话音刚落，段祺瑞就把含在嘴里的烟斗甩到地板上：“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 几天后，袁世凯把张国淦叫来，商谈加强总统和副总统之间联系的事宜。 张国淦与黎元洪是湖北同乡，关系密切，经常扮演传声筒的角色。 两人聊完正事，袁世凯似不经意道：“你看我是退还是不退好？” 张国淦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应当从外交、舆论和军事三个方面来考虑。” 袁世凯明显不认可：“舆论，什么叫舆论？中国有舆论吗？外交是有把握的，三个方面依我看只有军事值得考虑。” 接着，担忧道：“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袁世凯皱眉道：“你是说华甫？” 张国淦：“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人比总统更了解他。” 袁世凯：“你认为他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 张国淦：“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袁世凯哼了一声，不再开腔。

陕西。 陕南镇守使陈树藩绑了督军陆建章的儿子，威胁他独立或下台，陆选择后者。陈树藩率部开进西安，宣布陕西独立。 此人既不反帝，也不讨袁，纯粹抱着趁乱捞一把的心态称霸关中。但作为段祺瑞的心腹，其反叛具有特殊的意味，即北洋的高级将领也开始公然背弃袁世凯。 南京。阮忠枢转达了袁世凯的请求，希望冯国璋出面调停军务院以及独立各省同北京的关系。 一如张国淦所料，冯不偏不倚，两头周旋，准备坐收渔翁之利。 很好理解。 人心鼎沸，袁世凯的倒台已无悬念，接下来的较量，在北洋系和护国军之间。 而冯国璋显然认为，自己就是北洋的第二任掌门。 出于这种心理，他发起召集会议，打算仿照辛亥年的故事，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出临时总统，完成南北统一…… 可惜只是幻想。 会是开了，但各省代表吵来吵去，连究竟叫“惩办祸首”还是“惩办奸人”都无法达成共识，还讨论什么临时政府？ 拖了一个月，四川独立了。 陈宧的反水再正常不过。川军基本指挥不动，带来的三个旅，两个旅长都劝他独立。甚至当撤销帝制令下达后，有传言说川人将以当年对待赵尔丰的办法对付陈宧…… 深感自身难保的陈宧居然向蔡锷借兵，而蔡锷为了促其独立，竟真的拨了十个营给他撑腰壮胆，自己只留三个营。

有了坚实后盾，敦促袁世凯下野的电报打到了京。 这是第一封，语气比较平缓，内称“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袁世凯的回电也客客气气，说“容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切商办法”。 然而两周后，在各方的催逼下，陈宧发表了一封言辞激烈的通电： 宧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袁世凯接电，眼前一片漆黑，当场晕厥。悠悠转醒后，整日不发一言。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一周后，墙头草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的苦劝和护国军压境的威逼下宣布湖南独立。 想当初汤芗铭为了鼓吹帝制，专门招募一批文人，关在豪宅里搞封闭式写作。只要能写出工美的劝进书，名烟、好酒乃至妓女都不限量提供。 写好后，用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地誊抄在特制的表章上，文末署以“臣汤芗铭谨奏”，再放进金丝楠木的小匣中，遣使专程递京。 溜须的功力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封爵时位居八个侯爵之首，把资历老得多却仅得一伯爵的曹锟忌妒得直夸汤芗铭“威震三湘，名冠八侯”。 可惜，就像喜欢秀恩爱的明星多半以分手告终一样，前时的君君臣臣，此刻看来是何等的讽刺！ 在“人心大变”的念念自语中，袁世凯一病不起。 后来，坊间把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合称为袁世凯的催命“二陈汤”（中药名）。

膀胱结石并非绝症，法国医生贝希叶诊治后建议住院开刀，为袁世凯所拒。 从最初的小便困难，到吃不下、尿不出，尿毒逐渐蔓延全身。 在家人的强烈建议下，袁世凯同意导尿，先解除眼下之苦。贝希叶在他后脊上扎了一剂麻醉针，用五个玻璃火罐于后腰处导尿，但抽出来的是血水。 在场的袁克定、袁克文、袁静雪和沈玉英等惊慌失措，袁世凯却很平静，让他们把段祺瑞和徐世昌叫来。 他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对二人道：“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起草完退休声明，袁世凯遭遇了人生最后一场打击，且来自最信任的人——跟了自己三十年的贴身侍卫唐天喜。

清末，唐天喜任新军第三镇标统。武昌事起，他的一标人马成了袁世凯的卫队，护送其进京出任内阁总理，一时风光无限。 白朗起义平定后，唐天喜因保卫河南老家有功，升任混成旅旅长兼京汉铁路北段护路司令。 作为一个唱戏出身能力有限的小人物，按理说这个位子权钱皆有，唐天喜应当满足。然而，护国战争爆发后，一些北洋将领趁乱自抬身价（如王占元捞到了渴求已久的湖北督军），扰乱了正常的官员遴选机制，也使得唐天喜春心荡漾。 他主动请缨，要求带兵上前线。袁世凯嘱以看家要紧，却耐不住唐天喜再三陈情，划给他两个旅，编入马继增的第一路讨逆军作战。 真交上火，唐天喜后悔了——完全打不过。 与此同时，护国军了解到唐天喜素来贪财，当即奉上白银十六万两，促其反袁。 得了银子即变心的唐天喜撤到湘鄂边界，不进不退，观察动向。马继增则因缺少援兵，吃了败仗，愤而自杀。 袁世凯接报，异常震惊。强烈的情绪波动击垮了最后一根神经，不断对人道：“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一日，帮袁世凯打理家产的幕僚王锡彤前来探视，发现案头放着一纸清单。 袁世凯指着清单道：“家产全在这里了。把你经营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 王锡彤略作汇报，又统计了清单上的存款与股票，总计约二百万元。在后来的自述中，他感慨道： 袁公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无论如何，可以断言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担任大总统以来，（家财）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不容抹杀。世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

1916年6月5日，袁世凯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昏迷中转醒。自知死之将至的他急召“顾命大臣”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和表弟张镇芳到病榻前议事。 徐世昌最后一个赶到，袁世凯望了他一眼，道：“菊人来的正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宽慰道：“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然会好。” 又道：“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好。” 袁世凯嘴唇轻启，吃力地吐出“约法”两个字来。 四人意识到这是要讨论总统继承人的问题。但约法有新有旧，按宋教仁主持起草的《临时约法》，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副总统接任其职；而按照后来的袁记约法，则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下名单后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在三人中选定一人继位。 徐世昌正要追问，守在榻旁的袁克定抢答道：“金匮石屋。” 袁世凯口不能言，只微微动了下头，似乎表示同意。 然而，袁克定的愿望落空了。几天后，当石屋打开，众人发现名单上的三人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

6月6日上午10时，58岁的袁世凯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以手指天的袁世凯，最后的遗言是“他害了我”。至于“他”到底是袁克定还是杨度，抑或另有所指，则永远无人知晓了。 徐世昌考虑的是现实问题。 总统候选人看似有三个，其实只有一个。 黎元洪。 首先，黎胖子是三人里唯一同时满足新旧约法继承条件的，没有争议； 其次，军务院既然已经公开拥黎，换个人护国军肯定不答应，南北和平就无法实现； 最后，黎元洪人在北京，不啻为北洋手中的政治傀儡，不仅翻不了天，还能为我所用。 心念及此，徐世昌找到段祺瑞，得到他“与相国意见一致”的保证，拉着张国淦去请黎元洪了。 次日，国务院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学校放假一天，公务员停止宴请一个月。

两周后，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主持下，政府举行公祭，杨度献上挽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又五日，袁世凯出殡。黎元洪以下文武百官在新华门行礼，目送八十人抬的灵柩远去。 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两千人组成的队列，在警察开道下，送灵至前门车站。 袁世凯的丧葬，由政府拨款五十万承办。但丧礼、移灵和下葬已用去大半，还要修建墓园，钱明显不够。 在徐世昌的倡议下，北洋政要解囊相助，又凑了二十五万，由德国工程师设计、河南巡按使督造，于洹上村附近修建了一座占地二百亩的“袁林”。 碑亭上，徐世昌手书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字向世人诉说着墓主不同凡响的身份…… 诚如蔡鄂所言，“项城退，万难都解”。袁世凯的死，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始终没打出西南的护国军，终于松了口气； 孙文总算摘掉乱党的帽子，被世人奉为民国的缔造者； 进步党与国民党由于国会重开，党员得以重拾饭碗，北上赴任议员，冠盖如云； 而在日本，袁世凯死前自挽的一联足以概括：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讨袁诸公，唐继尧、陆荣廷和刘显世等全部成为割据一隅的军阀；北洋集团也因权力之争分裂成直系、皖系和奉系，征伐不断，兵戈不止。 从护法战争到直皖战争再到直奉战争，从黎元洪到冯国璋到徐世昌再到曹锟，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就像叶芝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引自

《中夏误会了袁世凯》

作者：吕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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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是一个王朝末期的军阀，为国家守卫边境地区的要塞，被君主器重。

2.他的军队对外敌屡战屡败 ，反而成功镇压过国内的人民起义，向中央索取了大量钱粮。

3.他曾经前往首都勤王，但是还没有抵达首都，就陷落了。

4.他打开了国门，投靠了来自东方的鞑靼人国家，并且剃掉了自己的一部分头发。

5.他亲手用弓弦勒死了他所背叛王朝的君主。

6.他在晚年对于鞑靼人的统治表达了不满，试图联系国内外反抗势力一起驱逐鞑靼人。

7.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发动了北伐，但是他很快就死了，这个国家在他的孙子手中灭亡，鞑靼人继续统治着他们的土地。

8.他直到今天还被官方认为是卖国贼，但是有人试图给他翻案。

他就是罗姆苏丹国权臣，大维齐尔以及阿塔贝格，佩瓦内·穆尔因丁·苏莱曼。

根据日本学者今泽浩二的《アンカラ会戦前史 : 十四世纪末のアナトリアをめぐる诸情势》后附带的罗姆苏丹史料中，佩瓦内勒死罗姆苏丹阿尔斯兰四世实为迫不得已，因为苏丹当时已经有杀他的心思了，如果他早想让苏丹于死地，也不可能千里迢迢赶到科尼亚勤王。

罗姆苏丹国和蒙古入侵者的实力差距过于悬殊，基本没有抵抗的可能性，而且是在罗姆苏丹下令投降后，才打开国门，让蒙古人进入开塞利。

他对于幼主也算的上是忠心耿耿，虽然达不到诸葛亮级别，和拜拉姆比起来差不多。

他积极联系埃及苏丹和拜占庭皇帝，还有金帐汗国一同对抗伊尔汗国的侵略，让伊尔汗国一直无法直辖小亚细亚，得到了一部分的独立，阿尔斯兰四世苏丹在位时依然可以拉出数万名属于罗姆苏丹国的士兵（可惜苏丹人头送的太多了，这些最后的士兵也在乞奇里亚山区中被无意义消耗完了）

佩瓦内积极的联系了，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试图反抗伊尔汗国，但是拜伯尔斯在胜利后，回军叙利亚修整部队和调集粮草，结果病死在叙利亚，这事就没了下文。

伊儿汗阿八哈对马穆鲁克入侵怒不可遏，对佩瓦内失去了信任，于当年8月2日处死了他，据亚美尼亚编年史记载，伊尔汗阿八哈还强迫臣民吃下佩瓦内的血肉。

佩瓦内的儿子穆罕默德贝伊继承了在锡诺普的佩瓦内贝伊国，当地百姓生活不错，因此产生大量的波斯语和突厥语诗人。

罗姆权臣法赫尔.阿尔丁.阿里（Fakhr al-Din Ali）在1277年佩瓦内死后，他被伊尔汗任命为罗姆苏丹国新的大维齐尔，为了限制小亚细亚突厥贝伊的扩张，以向他的蒙古主子邀功请赏。

对于不服从他的突厥游牧民的部落，彻底断绝他们的食物提供，并且强迫A部落吃B部落的孩子，B部落吃A部落的孩子，靠人的血肉来维持生命，并且还形吃了一个吃人肉的集团，这些强盗为了掠夺了以这个锡瓦斯为中心方圆70里的所有村落和部落。

可是罗姆朝庭早夺走了牧民的牲畜，强盗也只能以人肉为食，幸存者则开始向南逃跑，逃向卡拉曼和亚美尼亚王国的控制区，另外一支向西方逃去，屈塔西亚的统治者得到了汇报，有一伙野蛮人袭击了他们的村子还以人肉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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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热播网剧《独孤天下》，让北周王朝的“太师”宇文护，也从一个冷门历史人物到广为人知。

传统历史认知中，独揽朝政大权、连续杀死三个皇帝的宇文护，几乎是人臣“奸恶之极”，他最终被北周武帝宇文邕诛杀，也是一件“明君除掉奸臣”的大快人心之事。

然而，真实历史的宇文护，一方面固然是权倾朝野的一代枭雄，为此不惜废杀帝王，迫害国家重臣，另一方面始终没有登上皇位，却是因为他本无真正的篡逆之心。

宇文护是权臣，但并非传统意义的奸臣，他秉性宽和，事母至孝，成为宇文氏的当家人后，铲除政敌，强化了宇文家族的权力，开创了北周王朝。

专执北周国政的十余年里，宇文护安抚内外，息兵养民，积蓄国力，扶植西梁，对突厥、南陈成功外交，形成对宿敌北齐政权的包围网，并使得北周国力增长迅速，渐成天下三国之冠，为北周代表的关陇集团，未来统一北方乃至整个天下，建立华夏第二帝国（隋唐王朝），打下坚实基础。

至于宇文护之所以会废杀宇文觉和宇文毓两个堂弟，在史书上留下“废三帝，杀三帝”之恶名，完全可以说是被逼无奈，情势所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北周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

北魏末年，宇文部族首领宇文泰，据关陇之地，拥立北魏宗室，建立了西魏政权，宇文护是宇文泰长兄宇文颢之子，跟随宇文泰长期征战，颇有功劳，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西魏军南征梁国，宇文护和名将于谨分路南进，率轻骑为先锋，日夜兼程，切断长江渡口，为最终攻克江陵，擒杀梁元帝立下大功。西魏得以鲸吞巴蜀、荆襄大片土地，扭转了此前对东魏（北齐）的势力劣势，并据有关中形胜之地俯瞰天下。

然而，西魏自建国始便一直存在莫大隐忧。宇文泰开创了府兵制，将本部武川镇军和关中汉人豪强，捏合成了一个关陇八柱国集团，方能长期和宿敌高欢建立的，继承了北魏中枢、统治关东大地的东魏政权抗衡。

这个关陇集团中，宇文家族固然是最大股东，但自身连五成以上股份的绝对控股都做不到，必须时常协调和其他七位柱国的关系，决策时也需要充分尊重其他柱国的意见。

所以，当宇文泰死时，鉴于嫡子宇文觉年仅15岁，其余诸子也都年少，而其他柱国家族都有相当实力，因此才不得不立下遗命，将大权交给了年纪更长、且在军中亦有一定人脉和威望的侄子宇文护，指定由他来接替自己的执政之位。

宇文护接过这个基业，更是如履薄冰，谨慎再三，他首先征得了柱国之一、元老宿将于谨的支持，安抚内外，稳定人心，使局面得以稳定，进而迫使西魏皇帝禅位，拥立宇文觉称帝，建立北周王朝，并追尊宇文泰为“太祖文皇帝”，同时又自封大司马，晋国公，后又进位大冢宰，并陆续除掉意图争权的赵贵、独孤信二柱国，巩固强化了宇文氏一族的权力。

甚至可以说，宇文护是柱国共治体制的西魏帝国，转化演变为君臣体制的北周帝国的实现者，北周王朝的实际建立人。

宇文护固然是贪恋权势，不肯放手归政，但他和宇文觉，宇文毓这两个皇帝的斗争，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逼无奈，不得不废之、杀之以自保。

宇文觉也好，宇文毓也罢，只是一味年少气盛，过于迷信君权至尊，并不明白乱世争雄中，没有军功威信的孺子仅仅凭借血缘，是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守住皇位的。（历史上唯一的例外，那位辅臣叫诸葛亮，所以成为千秋圣贤。）

所以，宇文护连杀二帝，而北周朝堂波澜不惊，正因为重臣们都已接受了宇文护这个实际君主，而并不在乎御座上新的傀儡是谁。【护立高祖（宇文邕），百官总己以听于护。】

宇文护此时也同样担心，宇文邕会不会是下一个要对自己下手的幼主，因此直到此时，才第一次有了自立为帝之心。然而此念刚起，一问天象，便被太史庾季才「顷上台有变，不利宰辅」的劝告打消了。

宇文护竟不加罪于劝他「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的庾季才，其实也正说明他原本就无称帝之念，完全是被心性凉薄、不知感恩的幼主们逼出来的，庾季才「此则自享期颐，而受旦、奭之美，子孙籓屏，终保维城之固」的劝告，正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宇文护的本官“大冢宰”，正是得名于周公的“太宰”，像历史上的周公姬旦那样，成为北周王朝的周公，才是他的心之所愿。只可惜，无论宇文觉，宇文毓还是宇文邕，这些留着一代枭雄宇文泰血脉的北周皇帝，谁也不是周成王。

他们根本不能体谅他们这位堂兄，这些年来，究竟是怎样兢兢业业操持国政，怎样殚精竭虑和朝上军中那些成了精的老狐狸过招，宇文氏一族的同室操戈，也影响了北周王朝的军政大计。

当然，另一方面重要原因，也是形势比人强。此时宇文家族还远没有在帝国真正说一不二。宇文护虽有军功，但和那些久经战阵的元老名将相比，便只能落得个“不善戎事”考语了。

宇文护既非名正言顺的帝王，凡事都要和柱国元老们商量着办，虽为摄政亦是危如累卵之势。他若自立为帝，就必须将宇文泰子孙斩尽杀绝，而那些跟随宇文泰金戈铁马驰骋纵横，一刀一剑打下北周江山的宿将元老如何肯依？

宇文护杀得一个独孤信，却只能逼其自尽家中，不敢显诛，更勿论去株连其他“名望素重”的元老将领了。

如北周第一名将韦孝宽，玉璧大战一战成名，歼灭七万东魏军，连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也因此败而死。韦孝宽又是关中汉人大姓京兆韦氏代表，因此虽然他和独孤信交好，“号为联璧”，宇文护却不得不继续倚重，委以重兵。当他回绝了韦孝宽争夺汾北的建议时，还要给韦孝宽进爵郧国公，增邑万户以为安抚。

即使如此，两人关系依旧是貌合神离，如果宇文护的晋公府和皇帝宇文邕剧烈冲突，更想自立为帝时，韦孝宽是绝不会站在宇文护这一方的。宇文护对此也心知肚明。

从柱国重臣们的角度，他们满意于权臣执政+弱势皇帝的现体制，正可以利用君权和相权的不断冲突而就中取利，所以才支持宇文护执政，当然就更不愿意宇文护变成一个名正言顺的实权皇帝了。

宇文邕隐忍十余年，自身势力逐渐强大后，终于将宇文护杀死，并灭其儿孙、党羽。然而此举是为了夺权，是为了削除宇文护对自己身家性命的威胁，不至于重蹈两个兄弟的覆辙，他亦知道宇文护并无篡位之念。

所以数年后，宇文邕即恢复了宇文护国公的爵位，追谥为贬义性的“荡”，一方面批判他「志在无君，义违臣节，专任群小」，进一步确认诛杀宇文护本人的正确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又认可宇文护「任总朝权，寄深国命」，对北周王朝的奠基性贡献，以此安定人心。

毕竟北周帝国的众多元老重臣、文臣武将都曾听命于宇文护，既然不可能也没必要借宇文护一案对朝堂做大清洗，同时一个摄政十余年的帝国执政者，如果是剥夺了一切爵位的庶人，写在历史书上也并不好看。

此举就和后世李世民恢复李建成、李元吉的太子、亲王名号，追谥他们为“隐太子”、“巢刺王”一样，并非真正平反，给的仍是贬义谥号，可以说只是追认过往事实，认可他们的皇族身份，因此依《春秋公羊传》「君亲无将,将而诛焉」，进一步确定对他们“肃正典刑”的必要性，是为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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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chong-9-68 网友的相关建议: 
      

谢邀，这不叫“棍棒教育”，平常的狼爸狼妈棍棒打向孩子屁股这种不会致伤的部位，这母亲是赤裸裸的家暴！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后，女子仍两次用烧热的锅铲将女儿烫伤，这绝不是望女成凤，这是将生活与感情当中的不满全部发泄到女儿身上，打着鸡娃的旗号来伤害女儿，来满足对自我的不满！

这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在失败的婚姻之后又经历的一次失败，虎毒不食子，她不配当一个母亲！动辄就打骂，这是一个正常家长对孩子的样子吗？难道自己的孩子就不心疼？看着这伤痕累累的小手，这当妈的有点过于残忍了，关键她自己觉得这是为孩子好，对亏撤销了她的监护权，要不然孩子被打死都有可能！

建议有关部门强制该女子到医院做检查，这有点心理变态倾向了，可不是典型的棍棒教育，而且女孩之后怎么保护也是个问题，建议有关部门跟进，保护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