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是爱国者还是军阀主义者？ 第1页

奉张政府是北洋历届军阀政府中最无耻的。

从袁世凯至吴佩孚历届政府，他们不敢“借师助剿”，而张作霖却敢借日军之手消灭政敌，制造济南惨案的头号国贼是张作霖。

张雨亭爱的是张家王朝，国家？在他眼里是予取予夺的玩物而已，张学良不抵抗主义师承老爹张作霖

扶植、利用和操纵奉张势力

辛亥革命之际，清廷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趁东北混乱之机，篡夺了奉天的军事大权，并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先后被袁世凯政府及北京政府委以第二十七师师长、奉天巡按使、东三省巡阅使等要职，逐渐掌控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1917年，张作霖举荐儿女亲家鲍贵卿出任黑龙江省督军，1919年又以武力手段逼走吉林督军孟恩远，以亲信孙烈臣取而代之，张作霖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张作霖的显赫权势如日中天，自然引起日本军政当局的关注，极欲拉拢诱导为己所用。1916年，日本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期间，首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对日本支持宗社党，策划蒙匪巴布扎布叛乱，尤其对在奉天谋杀张作霖的举动不以为然，他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极力主张利用张作霖的“特殊势力”，让张为日本所用。文中称：“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唯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利。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1921年5月，日本政府正式出台《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之件》，内称：“帝国对该人今后活动之态度，虽然需要最慎重之考虑，然而，大体来说，对于张作霖整理和充实东三省内政与军备，在此地区确立牢固之势力，帝国应给予直接或间接之援助……帝国援助张之主旨，并不在于对张个人，而是通过援助掌握满蒙实权之彼，确保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故而，帝国对于在满蒙立于与张同等地位者，不论是何人，都要尽力与之提携，彼我共享其利益。”

张作霖当上“东北王”后，几次逐鹿中原，与皖、直军阀及南方革命政府争锋。期间，日本通过各种方式给奉张政权“输血打气”，背后自然是为了谋求更大的权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借款。如1916年6月至10月期间，日本向奉天省政府提供三次借款，分别由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和大仓组支付，总计4500万元，年利息6.5厘，以奉天电灯厂电话局的财产以及商埠地的土地、道路等为抵押。

二是打着“中日合办”的幌子投资工矿业。包括四郑、吉长、溪碱及天图轻便铁路的建设资金，总金额为1482.3万元。另有天宝山银铜矿公司、本溪煤铁公司、振兴矿务公司、锦西铁矿公司、黄川采木公司、丰材公司、弓长岭铁矿公司等，总额为2000余万元，分别由满铁、大仓组、王子制纸、太兴合名等财团借款。日本打着“合办”的旗号，实则为了取得土地占有权和路矿开采权，如本溪煤铁公司、振兴公司、弓长岭铁矿公司等，实际上完全由日本财团独揽经营权，所谓的中日合办不过是有名无实而已。

三是派遣军事顾问。从1916年起，日本军部开始向奉张政权派遣军事顾问，诸如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等人，都充当过奉张政权的军事顾问。另外，日本军部还先后派遣贵志弥次郎、菊池武夫、日下操、秦真次、铃木美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三浦敏事、盐泽清宣等人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将级以上的高级军官，有些人成为战犯，如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本庄繁、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

四是出售武器。张作霖羽翼丰满以后，不断问鼎中原，热衷军阀混战的争斗，其背后得到日本的支持是世人皆明的，包括奉张政权的海、空军的创建，东三省兵工厂的运营，东北讲武堂的开办，都有日本人的影子。如创建海、空军时，从日本购入了部分军舰、鱼雷艇及飞机等——自然大多是日军淘汰下来的装备。另外，还花费100万元购买日本在海参崴的一座军火库，成为东三省兵工厂建厂的基础，以及其他枪支弹药等。

五是“馈赠”贿赂。1923年，为获取洮昂铁路的筑路权，满铁理事松冈洋右以“贷款”名目贿赂张作霖200万日元，拿到承办洮昂铁路的合同。1926年，日本方面又用同样的办法，贿赂张作霖200万日元“筹备费”，获取了吉敦铁路的筑路权。1925年，郭松龄反奉兵逼奉天，奉张政权大军多在华北前线回援不及，情势岌岌可危。在关键时刻，关东军竟然出兵拦截郭军，救了张作霖，随之向奉张政权提出“满蒙新五路”的更高筹码。张作霖情知此事非同小可，不敢轻率点头，所以采取装聋作哑，推三阻四的态度。为了逼张作霖就范，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亲自出马与张谈判，事先还抛出500万日元作为“筹备费”，再加上威胁逼迫，结果张作霖不得不口头应允了《山本—张作霖密约》。然而事后，张作霖仍然不敢贸然签字，于是引起关东军强硬派的记恨，制造了爆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日本人的非法行径及对东北社会的冲击

郑家屯事件。1916年，蒙匪巴布扎布在三井物产会社以及日清火柴公司的财力支持下发动叛乱，结果遭到东北军事当局的沉重打击而溃败。当年8月，就在巴布扎布匪队穷途末路之时，日本商人吉本与一在郑家屯与奉军第二十八团士兵发生争执。吉本竟然恶人先告状，跑到日本警察署“诉苦”，日本警察遂伙同日本士兵闯进第二十八团团部，结果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各有死伤，此即郑家屯事件。日方乘机借题发挥，通过外交渠道强烈要求严惩“肇事者”及上司，并提出在必要地点派驻日本警察、中国在南满及东蒙的驻军需聘请日本军官充当顾问等无理要求。在日方的威逼下，张作霖政权被迫表示“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对有责任军官“酌量处置，应从严者自应从严”，并告谕百姓对日本人“应待以相当礼遇”，给日本商人吉本“500元恤金”，奉天督军亲自向关东都督府及日本领事馆“表示抱歉”等。如此屈辱的让步才使这场纷争落下帷幕。

宽城子事件。

1919年7月19日，负责中东铁路护卫的吉林军第四混成旅一队士兵在宽城子车站值勤，满铁一名称船桥的社员故意妨碍公务，与中国士兵发生争执和身体冲撞。附近日本驻军副官田中中尉闻讯率一队人马到中国兵营闹事，双方发生武力冲突，结果互有死伤。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森田、驻奉天总领事赤塚、军事顾问斋藤大佐、公主岭守备队司令高山、关东军参谋长滨田等要员蜂拥到长春，对中方进行强硬的“外交交涉”，连日本驻中国公使馆的小幡公使也出面“抗议”。在日方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应允“对日方死伤者支付抚恤金”，“处罚直接责任者”，“规矩吉林军今后的行为”，“张作霖亲到奉天总领事馆道歉”，“徐世昌总统向公使馆递交关于此事件的命令书”等。

珲春事件与头道沟事件。

1920年10月1日，一支不明武装突袭了日本驻珲春领事分馆，击毙警察署长佐谷武朝麾下十数人。事后查明，日本自吞并高丽后，一批鲜民族主义者自发组织起抗日武装，在边境及中国境内的延吉、汪清、龙井、珲春一带活动，成为日本统治集团的心头之患。为了剿灭高丽抗日武装，日本买通吉林土匪“长江好”，演出一场“苦肉计”，为的是借机出兵东北，消灭高丽抗日武装。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鉴于不逞鲜人近来在间岛地区的活动，曾与中国的北京、奉天及吉林等方面交涉，主张实行日支共同讨伐，但支那方不承认我方主张，表示自行组织讨伐队……以至最近发生珲春的不幸凶变……值此之际，帝国政府考虑间岛方面自卫警备的需要，防止不逞鲜人及过激派袭击的祸根，铲除对我接壤地区的威胁，作为必要之手段，除派遣军队之外不能扭转不安危恶之形势，为保护龙井村、头道沟、局子街及百草沟的帝国领事馆，以及在留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决定派遣军队。”1920年10月15日，日本从国内出动第十师团，又从西伯利亚撤军部队中抽调第十一、十三、十四师团以及关东军一部组成侵略大军，兵分六路侵入东北的和龙、延吉、汪清、龙井、东宁、宁安等地，对抗日武装和民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有数据统计，侵略军仅在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县，计杀害朝、汉族民众3500余人，焚毁房屋2500余户，公私立学校37所，教会21所，对中国和高丽人民又犯下了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然而，日本方面却“倒打一耙”，日本公使馆竟在镇压活动结束后的1921年1月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内中要求“中国政府（对珲春事件）道歉”，“处罚有关责任者”，“赔偿损失”，“对死伤者发放抚恤金”等。日本欺压中国的蛮横可见一斑。

头道沟事件与珲春事件有相似之处。1922年6月28日，一支武装袭击了头道沟日本领事馆分馆，有二、三名领事馆员死伤。日本借机派遣会宁联队侵入中国境内，对抗日武装进行镇压。同时由奉天总领事出面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直到当年年末，日军才撤回国内。

榊原农场事件。

榊原农场是日本人榊原在沈阳北陵经营的以种植水田为主的农场，但长期以来一直拖欠土地租金，虽经几度交涉，此人蛮横无理，即不交租，也不交地，摆出江湖“混混”的架势。更有甚者，此人以北（京）宁（辽宁）路一条支线穿过该农场为由，三番两次率领人马拆毁支线，破坏路基铁轨。而且，此人的非法举动得到日本军警的支持。1929年6月27日，榊原又率领一队人马拆毁北陵车站北部的几段铁轨，“再北双轨并连之道岔，亦被捣毁；搬道闸楼一座，推倒于路台西侧；又北行二十丈许，拆毁单线钢轨两段，两端拆道之外方，均有枕木堆积如栏，均绊有绊马铁索，并植木牌，书有‘禁止通行’，‘榊原农场’等字样”。而且，在榊原破坏铁路之时，（日本）“武装军警数居大半”。鉴于榊原的非法之举，中国地方当局屡次向日本奉天总领事馆提出抗议，“照请贵总领事，即希查明各该军警，从严处分，以儆将来”。几天后，辽宁交涉署再次向日本奉天总领事馆提出抗议，要求日方“讯将军警从严处分，恢复铁道，赔偿损失，或者舆论尚可缓和，否则，将来万一不幸惹起重大纠纷，应由贵方负责”。然而，榊原有恃无恐，根本不把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放在眼里，日本外交当局也是装聋作哑，一桩严重侵犯中国交通运输主权的案件便就此搁置。

龙井事件。1930年10月6日晚9时许，龙井村小商贩杨福瑞在阜宁胡同卖梨时，突然闯来六七名鲜人，不由分说拿起几只梨就走。杨福瑞上前讨钱，鲜人不仅不给钱，反而群起殴打杨福瑞，幸而一名中国警察赶到，解救了杨福瑞，并准备将一名鲜人带回警所询问。就在这时，十几名日本警察赶来，为鲜人解了围，还将中国警察带到日本警察所。后经中国商埠局官员交涉，将中国警察索回，一场风波到此本该结束。然而当日晚10时许，十几名日朝武装人员携带武器冲击新安街中国哨所并先行开枪，中国士兵黑暗中疑是土匪来袭，遂不得已自卫还击，结果击毙2人。事后查明，此二人是日本领事馆警察吉冈与藤田。事件发生后，鲜境内的百余名日本警察公然越境进入龙井村游行示威，“并闻尚有日警数百名，拟陆续入境”。日本总领事“三次来（交涉）处继续谈判”，（要求吊慰金）“非日金两万一千元不可”。最后，中方“不得不略事转圜”，双方议决：“处长至总领事馆表示惋惜”；“处罚责任者及行为者”；“（支付）吊慰金日币万元，医药费二百元”等。一场纷争才告结束。自1919年日本吞并韩国后，将鲜半岛纳入日本的版图，对当地人称之“半岛民”或“鲜人”，这些称谓带有明显的歧视意识。日本当局对他们一方面极为戒备，一方面又给他们冠以“大日本帝国臣民”的招牌，利用之充当殖民统治及殖民地经营的工具。尤其是经常利用朝鲜人在华滋事，制造出兵东北、吞并东北的口实。九一八事变前爆发的“万宝山事件”则是典型一例。

从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到“皇姑屯事件”

1911年末，中国爆发辛亥革命，革命党人蓝天蔚率领革命军第一军600余人北上烟台，准备从海路进入东北，配合其他人马南北夹击北京。1912年2月2日，革命军在辽东半岛的尖山口成功登陆，将司令部设在李家卧龙，并于2月10日一鼓作气攻下庄河，革命军声势大振，队伍数日间扩大到1700余人，并拥有两门大炮等重武器。就在革命军准备趁势沿京奉铁路北上之际，驻关东州的日军（时尚未称关东军）却以“违反条约”为名，两次发出备忘录强令革命军撤回内地。事实上，革命军活动的尖山口一带位于关东州租借地的北端，并不属于关东州辖区，但日军强词夺理，一面发出照会，一面出动兵力向非租借区的金厂屯、万家岭、盖平一带压迫。在日军的淫威下，革命军不得不于2月21日开始撤军，返回内地，此为日本军队“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第一例”。

1912年到1916年间，为了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关东都督府及日本军（当时未称关东军）串通宗社党及蒙匪，或者提供武器弹药金钱，或者派军官直接参与，连续策划了两起满蒙独立运动，前已记述，此略。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25万大军一路出关，连战连捷，兵据平津、山东、安徽、沪宁一带，一时声势大振。就在奉军主帅张作霖洋洋得意、对有功部下论功行赏之际，1925年11月，奉军大将郭松龄突然在滦州发表反奉通电，宣布成立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率领所部人马杀回关外，接连占领秦皇岛、山海关、绥中、锦州等重镇，目标直指奉天。其时奉军主力几乎倾巢挺进关内，奉天已无兵可调，奉系军阀的大本营岌岌可危。日本人见有机可乘，从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南京大屠杀事件首魁松井石根之弟）到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一致主张“援张”，其实质目的是借此要挟张作霖出卖东北地区更多的权益。一直被强硬派势力抨击为“软弱外交”的币原喜重郎外相也一反“常态”，支持关东军及驻华领事的主张。于是，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命令第十师团一部在奉天外围集结，形成一道阻止郭军的屏障。1925年12月8日，白川义则又以关东军的名义向奉、郭两军发出警告书，内称：“满洲居住有数十万的帝国臣民经营着各种和平事业，日本的投资亦达巨额……因此，铁路附属地带，即我军守备区域内自不待言，即使其附近如因发生战斗及骚乱以致损害帝国这一重大权利利益，或者有带来危害之虞时，也是在军方职责上所不能漠视的……倘或不幸面临上述危险时，本司令官当然不能不采取必要的措施。”

12月13日，郭军2000余人渡过辽河准备进入营口，白川义则立即命令营口日军守备队阻止郭军进入营口。12月15日，白川义则又发出第二次警告，并抽调驻辽阳第十联队的一个中队开进营口，还密令数十名日军炮兵携带数门15厘米重炮加入奉军战斗序列。12月16日、17日，驻朝鲜的步兵两个大队、野炮兵两个中队奉命越境进入奉天外围。12月19日，日本国内的混成第一旅团也开进奉天。对于关东军无理干涉中国内政，悍然出兵侵入中国东北的行径，郭松龄分别向日本公使和关东军司令官发出声明书，在致日本公使的声明中指出：“此次敝军回奉，旨在顺纳民意，谋求永久和平，对于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条约上之权利，尽力尊重，保护各节，业已迭电奉达……再者，此次义军回防途上……惟是纯属敝国内政问题，深望贵国严守中立，不得借款供军械给对方以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动”。在回复关东军司令官的《答复》中表示，“贵国在东三省之侨民生命财产，于本军范围内，当竭力保护其安全，所有贵国条约上之权利和利益，自无妨害之虞。惟对方反对本军和平主旨，恐不择手段……应请司令官随时加以注意”，“据传在敌军中，有贵国人民身着中国军装参加战斗……倘若万一有此事实，敝军对敌进击中无法区别，势不得不加以讨伐”。然而，日本军队之所以决意介入，根本目的在于保住张作霖，进而索取更多的满蒙权益，所以对郭松龄的《声明》及《答复》完全不予理会。结果，张作霖得以时间抽调援军，已经兵逼奉天外围的郭军在奉军和日军的联合绞杀下溃败，郭松龄被擒死于非命。

日本人救了张作霖，当然不会白出力。事先，白川义则就逼迫张作霖口头承诺了5条密约（《日张密约》），其中包括日本臣民在东北及内蒙古东部享有商租权和居住权；出让间岛地区（延吉地区）的行政权；延长吉敦铁路；增设日本领馆等项。

张作霖此后更是借助日本的军火、借款的扶植，于1926年再次问鼎中原，结果驱走吴佩孚、冯玉祥，进了京城，成立起安国军大元帅府，开始经营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个“小朝廷”。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各路兵马进展迅速，当年末逼近山东，目标直指张作霖的安国军“小朝廷”。日本公使馆武官本庄繁中将强硬主张，“为了保护权益和张扬国威，必须赴现地以军事实力保护邦民，挫败中国人先天性的膨胀心”。参谋次长荒木贞夫、作战部长松井石根、情报部长兼张作霖军事顾问松井七夫等人也全力支持本庄的意见。1927年5月24日，日本田中内阁通过了出兵山东案，抽调关东军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2000余人侵入青岛。北伐军为了避免对日冲突，一时停止了军事行动。当年7月，日军从山东撤兵。

1928年4月，北伐军再度北伐，兵进山东，4月10日对济南发起总攻。4月19日，田中内阁通过再次出兵山东的决议案（日本称之为“第二次出兵山东”），决定出动5000人马侵入山东，其中包括关东军2300余人，从大连上船登陆青岛。4月20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称：“在战乱之际，因为得不到中国官宪的充分保护，侨居该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危害，甚至还发生过毁坏帝国名誉的暴行。因此，在目前华北骚动紧迫之际，难保不会重新爆发此种事件……鉴于战局时刻变化，决定先从驻满部队中调兵约2000人，派到青岛。使用陆军力量进行保护，原为求得侨民的安全，为自卫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紧急措施，不但对中国及其人民没有任何非友好的意图，并且对南北两军的任何一方，也不干涉其作战，妨碍其军事行动。帝国政府于此声明，此次派兵实为自卫上不得已的措施。” 4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在青岛登陆。中国国民政府立即发出照会抗议。然而4月26日，在斋藤义次少将率领下，600名日军旁若无人般侵入济南。4月28日，日军大部队4000余人进驻济南，在三大马路日本领事馆、五大马路济南医院及日本小学、二大马路日本济南日报社一带构筑麻袋工事，架设电网，摆开准备作战的架势。

4月30日，张宗昌弃城逃跑，北伐军一部进入济南城。方振武受命担任济南卫戍司令，负责地方治安的维持。为了避免与日军冲突，北伐军主力部队绕过济南继续北上，城内只驻守少量部队。 日军占领济南一部分城区后，随意开枪杀人。5月1日晨7时，日军在纬十一路饼干厂刺死饥民宋光占。11时，一名行路市民因母病重求医，在通过三大马路二路口时，被日军开枪射杀。黄昏时分，纬二马路居民李清海到门外小便，被日兵刺死。5月3日上午，北伐军一名士兵经过日军自己划分的所谓警备区时，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开枪将该士兵打死。同时，北伐军第四军团宣传员在南魏家庄张贴标语，日军出面制止，双方争执期间，大队日军扑来，不由分说开枪射击，数人当场死伤。各处日军闻到枪声，索性架起大炮轰击北伐军营地，然后发起攻击，一时间血肉横飞，尸横满街。这一天，有千余无辜军民死于非命，另有一营北伐军士兵被日军缴械。 蒋介石进入济南城后，见日军逞凶随即离去。临行前训令部下“忍辱负重”，并具体指示：不与敌构争，保护（日）侨民，系为国家之故；对于日本人绝对不要开枪；若遇有事时，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作俘虏时，即听其捕作俘虏。然而日军有恃无恐，一再寻衅滋事，甚至擅自闯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的办公室。蔡与日军辩理时，日军残忍成性，竟然割去蔡公时的耳鼻舌，挖去双眼，然后枪杀。交涉署的另外17名工作人员也被日军剥去衣服捆绑起来，集体枪杀或用刀剑砍死，只有两人侥幸逃脱。

5月4日，日军继续在济南城肆意妄为，他们随便杀人，抢劫商店和民财，1600余名中国人被无理拘禁。 5月5日，日本内阁决定继续增兵，派出第三师团18000余人侵入山东，准备一举占据胶济铁路沿线，抢夺在山东的权益。当天，从大连增援的关东军第38旅团在青岛登陆。从5月8日起，日军大部队相继侵入济南城，开始发动总攻，到5月10日，有4000余名中国军民死在日军的炮火下。5月11日，蒋介石下令撤出济南。至此，日军先后占据了济南全城、青岛及其附近，津浦路黄河铁桥及泺口，济东之郭店，济西之张庄和党家庄，城南之辛庄及千佛山，博山及胶济路支路沿线，胶济路全线。此期间，日军飞机还飞抵兖州、泰安一带狂轰滥炸。

日本之所以出兵山东，表面上是救援张作霖，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扩大所谓的“满蒙权益”。特别是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日本关东军趁火打劫，一面出兵救了张作霖，一面强迫张作霖与日本签订了《日张密约》。事后，张作霖情知主权问题的利害关系，左右搪塞，一直拖延没有兑现。而且，张作霖还下令加紧修筑“满铁并行线”，准备与“满铁”一决高下，使得日本军政界格外不满。此次为了进一步怀柔张作霖，日本悍然出兵挡住北伐军，又一次挽救张作霖于危机之中，以为张作霖一定会感恩戴德，能在“满蒙新五路”及“商租权”等方案上快快签字。岂料张作霖故戏重演，推三阻四，日本军界的强硬派决定采取极端手段，除掉张作霖。

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并没有阻止北伐军的继续北伐，蒋介石下令绕路北上，与冯玉祥、阎锡山部互为犄角，大军直逼津京一线。日本当局唯恐南北两军在京津决战波及东北，指令驻中国公使芳泽谦吉劝说张作霖退回东北。本来想依靠日本支持，据京可以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张作霖，没料想日本人打的是“退堂鼓”，加之芳泽又趁机提出“满蒙悬案”问题。张作霖断然拒绝日本人的劝说。但张作霖也自知实力难抵南方军，最后还是答应缩回关外养精蓄锐，伺机再起。他却不知道，日本人已经为他设置了一个死亡陷阱。

5月17日，田中内阁出台《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的措施方案》，并将要点通报美、英、法、意。内称：“不问南方或北方部队，我决心组织武装部队进入满洲。如奉军早日回师，主动退却与南军隔离，可不必解除武装。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情况，均应绝对阻止南军进入关外；为维持满洲治安，对武装之南北两军，应公平对待，均不使其进入关外，责成关东军司令官与中国驻屯军协力进行适当处置。为此，将根据需要向该方面增派若干部队。”

5月18日，日本在给张作霖和蒋介石的备忘录中指出：“战乱扩展至京津地方，如果祸乱波及满洲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将不得不取适当有效之措施。”同一天，日本参谋本部接到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的报告，要求将第十四师团的半数移驻锦州，混成第四十旅团移驻奉天，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移至奉天，准备适时解除退回关外的奉军武装，进而一举占据满洲。“关东军认为当前如不动兵，则将失掉时机，有使帝国声明成为一纸空文之虞。”但是，关东军如果擅自将兵力移出关东厅或满铁附属地，是属于违反《朴次茅斯条约》规定的行为。参谋本部与田中内阁不敢擅做决定，经请示天皇敕谕，令关东军在奉天附属地集结。与此同时，外务省也发出训令，因南方军不会追击奉军出关，所以暂不要解除奉军武装。这样，“参谋本部与外务省的立场呈现微妙的差异”。

5月20日，5万奉军撤回奉天，在山海关一带还有25万余人待命。如果关东军此时擅自出兵锦州，势必腹背受敌。所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一手策划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准备借此“打乱其军队的指挥系统”。村冈把任务指令给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中佐，令其同驻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驻天津军司令官铃木一马少将等人具体商议暗杀事宜。竹下又找到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尾崎少佐、菅野少佐、川越大尉等人商议。河本等人认为，北京公使馆和天津驻屯军都难以完成此任，莫若由关东军的参谋人员去完成。最后决定利用列车颠覆的办法，地点选在奉天以西30公里的巨流河附近，并派一名工兵中队长前往调查。 工兵中队长调查回来后，经商议决定选在皇姑屯东1公里的满铁线与奉山线交叉处，由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具体负责实施，另有神田泰三中尉和桐野工兵中尉协助，还特意从鲜调来一支工兵队，在预定爆炸点的铁桥上安装了脱轨器及日本新研制的黄色烈性炸药，并在距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安装电气引爆装置，还在附近埋伏一支冲锋队，由荒木五郎率领，计划万一爆炸未得手，冲锋队即冲上去用武力解决。收集张作霖返回时间和乘坐列车的情报工作，则由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田中隆吉和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等人具体负责。

张作霖戎马一生，多次经历险境，也曾逃脱过日本人的几次暗杀。在离京之前，他也风闻日本人要对其下手。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密电告他：“日本人近来不许民众在老道口（满铁与奉山线交叉点）通过，请防备。”张作霖对这些情报不敢掉以轻心，因此也设了一个“迷魂阵”。先是张扬准备6月1日动身，随后又改为6月2日，连送行的大小官员也忙得团团转摸不着头脑。直到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才率领一干人等悄悄钻进北京站，登上当年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向着奉天老家而去。这列专车共计22节，张作霖坐在中间，随行者还有安国军大元帅府及东北的政要靳云鹏、潘复、刘哲、莫德惠、阎泽溥、于国翰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

然而，张作霖的迷魂阵没有骗过日本人，待他刚刚上车，消息就从北京公使馆传到关东军的参谋部，事先被河本派到山海关和新民探听消息的石野芳男、武田丈夫、神田奉之助等人及时把列车通过的时间传递给河本，河本随即通知在现场直接指挥爆炸的东宫铁男。 车行至天津，町野武马下车，到了山海关时，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特意上车迎接。6月3日清晨5时30分，专车通过满铁和奉山路交叉处的桥洞时，守候在瞭望台上的东宫铁男真真切切地看到列车通过，立即按动电气引爆装置，只听得轰隆一声震天响，桥梁坍塌、张作霖所坐的车厢被炸个粉碎，吴俊升当场丧命，张作霖身负重伤，不过片刻也一命归天。 据河本大作事后供认，为了掩世人耳目，他们事先将秘密逮捕的三名中国人押到现场，计划“列车爆炸时将他们同时炸死，这三人预感杀机，企图逃跑被东宫用刺刀杀死，将尸体运到现场，盖上帐篷，并在这些人身上放好伪造的南方派发出的杀死张作霖的书面命令”。然而日本人的拙劣伎俩蒙不住世人的眼睛，张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很快轰动国内外，明眼人均晓得是日本人的把戏，田中内阁也因“满洲某重大事件”不得不宣布总辞职。但军界始终把秘密掩盖下来，最直接的责任者河本大作也不过以“失职行为”给予“停职一年的处分”了事。

日本关东军制造爆杀张作霖的事件，原本准备趁机解除奉军武装，然后一举占领奉天和东北全境，只是由于日本军政当局政见不一，加之张作霖之死牵动了世界舆论，而且张学良冷静地处理态势，不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日本侵略者终于未敢贸然起事。

关东军不仅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肆无忌惮通过军事侵略控制东北的政治权力格局，而且肆意欺凌东北民众，甚至视东北民众的生命为草芥，随意杀人伤人，并在殖民统治当局的庇护下施展“治外法权”，使凶手逍遥于法外，酿成恶性案例层出不穷。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联代表将事变前几年（1927年～1930年）日军随意杀人伤人的案例统计整理，以《说帖》的形式散发给国联调查团成员，其中列举了以下数起关东军随意杀人、伤人、强奸的案件。

1927年6月25日，日本驻四平街守备队枪杀中国农民杨德才。 1927年8月20日，日本守备队在梨树县枪杀农民李文贵。 1928年11月5日，日本守备队在凤凰县张家堡子枪杀农民张作云，并抓捕当地民众23人。 1929年8月6日，日本守备队4名士兵闯入昌图县恒沟屯抓捕农民张德山，严刑毒打至几乎毙命。 1929年4月6日，日本守备队士兵枪杀抚顺华工张得义。 1929年10月30日，安东农民林德楷在经过铁路桥时被日本守备队士兵开枪杀害。 1930年10月24日，安东木匠张振奎路过铁路时被日兵刺伤，然后押至车站，又带上火车前往连山关车站。途中，日兵竟将张振奎推到车下，至其当即毙命。 1930年3月7日，奉天工人吴庆生携妻子路过千代田通（即千代田路）时，日兵将其妻子强奸。 1930年6月2日，长春日本守备队宣布南满站以南2000米为“守备地点”，中国人路过时即开枪射击。农民宁宝臣卖菜途经此地，被开枪射杀。 1929年7月9日，日本守备队一名士兵身佩长刀在凤凰城调戏一名中国妇女，被中国警察制止。当日，60余名日兵携带武器闯进县长办公室，强令中方赔礼道歉。 1929年9月13日，300余名日本守备队士兵攻击长春中国警察署，将22名警察拘捕缴械，并掠走警署内的所有武器装备。 1929年9月23日，7名日本宪兵在铁岭清乐茶园寻衅滋事，中国警察予以劝阻反遭刺伤。一小时后，50余名日兵围攻铁岭公安第15大队部，迫令警察缴械，并焚毁公文书案。 1929年10月5日夜，辽阳县公安队开枪追捕土匪。次日凌晨，日本守备队10余士兵前来滋事，抓捕4名警员并抢夺枪械等。1930年3月2日，沈阳公安局4名警员携带日本总领事馆签发的护照，前往本溪公干，被日本守备队无理扣押，监禁在日本兵营内。 1930年4月12日，沈阳电话局工人郭永春等10人前往北陵维修线路，途中被日本守备队士兵殴打，其中5人被扣押。

对于日本军队在附属地内外随意杀人之行为，中国各级政府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或外交交涉，要求对受害人及其家属赔偿损失，惩办凶手。日本驻东北各地领事馆对日军的罪恶行径也知之甚详，碍难推诿。1931年4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在致外务大臣币原的公函中，不得不承认：“按过去15年的统计，被日本铁路守备队杀害的中国人约达100名，其中1/3是无辜良民，故每次都向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和处分杀人凶手，但无一获得解释。因此，近来随着国权恢复运动的抬头，反对日本的群众言论极为强烈，希望日本方面特别注意，也希望目前悬案中的数案尽速公平处理。”林久治郎在这份公函中，尽管指出日军犯罪的事实，提醒“日本方面特别注意”，但他的出发点自然是站在维护殖民统治秩序的立场上，案件处理的结果也只能是“无一获得解释”。

日本警察及其斑斑劣迹

日本通过各种手段，蛮横无理地攫取满铁附属地及安奉路沿线的警察权后，日本警察成为推行殖民统治政策、维护殖民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数千人的警察队伍分布在铁路沿线，配合关东军铁道守备队，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欺压当地民众，而且不分理由、不问责任地为日商日侨张目，甚至随意开枪伤人，干尽了坏事。

另据奉天交涉署至外务部的呈文，仅1911年4月至6月间，在苏家屯至文官屯区间，就有5人被日本军警枪杀，2人被击伤，25人遭受过他们的殴打。 1929年6月24日，大石桥日本警察闯进八家子村，绑走村民张广纯、李方氏及村长李振家，索要张广纯之子张玉堂，怀疑其与日本吗啡店老板被刺身亡一案有关联。后来，日本警察抓住张玉堂，在毫无证据情况下竟然开枪将其射杀。 另据《东北年鉴》的记载，仅1927年至1929年间，就有14名中国民众被日本军警杀害，详见表4-28：

表4-28被杀害的14名中国民众，即使犯下了日本军警冠以的“盗窃”罪名，但也罪不当诛，而且理应由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处置，日本军警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的恶行从中暴露无遗。

对于日本警察的恣意妄为之举，日本官方心知肚明。1924年7月，日本驻长春领事西春在致币原外相的公函里承认：“居住在满铁附属地的日人，由于附属地现状等原因，生活状况与在国内完全相同，很少有居住在中国的感觉……缺乏独立自主精神，指望这些人同中国人合作从事经济活动，确无可能。满铁沿线警察官吏虽在此种环境中执行职务，但能操汉语者极少，且在处理事务方面又缺少涉外各种经验的人。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一贯不佳，行使职权时多半举止傲慢。因而伤害中国官民感情的事例，不止一二……在行动中动辄暴露出鄙视中国人的潜在意识，殴打并伤害中国人的事例很多。特别在审讯重大嫌疑犯时，严刑拷打，对不肯认罪者采取逼供的办法。比如，往鼻孔里灌凉水，在手指之间挟铅笔、用麻绳绑身、用火烧胸、用铁椅搓肋骨，等等，强迫供认……此类拷问暴行，去年沿线各地发生数起。”

引自

《近代中国东北日本人早期活动研究》

作者：王希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