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军阀如何筹备军饷？ 第1页

结果二刘战争失败，刘文辉地盘只剩下偏远的甘孜、雅安、凉山（当时的称呼是康属、雅属、宁属）。康属能够维持藏民不闹事就不错了，康定关外基本是不指望有啥收入的。那么，在　蒋公打压之下，刘文辉靠什么自保呢？只有种鸦片了。

不过形式上要禁，但实质上要种，再加上各方操弄，就会搞出很多事端来。

转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杨若瑜的《芦山铲烟亲历记》（载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

（一）“烟是本军经济命脉”的指示
1943年10月，刘文辉委我为芦山县长。当时我请假在家，11月到雅安，必须向各有关方面去摸摸行情，我先去见保安处长王靖宇，他对我很关切地说：“别的没有什么，只是禁烟的问题，要把它拿稳，须要去好好向主席请示。”我去见刘文辉谈了一些有关县政方面的问题后，就着重提出“禁烟”来请示该咋个办？说起来，这真是一个大笑话，禁烟有明文规定，按照法令办理就是了，哪能特别提出请示呢！刘听了，含糊其词的说了两句，只是叫我走的时候，去见见伍参谋长（培英），我也知道有些话不便出自他的口，一定是由伍培英代达。果然，我见到伍时，伍惟恐我这个书生不懂窍，就开门见山地对我指示机宜说：“关于烟的问题，这是有关本军经济命脉的问题，杨县长到芦山后，要慎重处理，公文上当然是要严厉的，这就要你善于应付了。”我听了他这几句话，对于这个问题，算是心中有数了。
（二）采取“空雷不雨"的应付方法
接着我就到芦山，那时烟苗已经出土，省府严禁种烟的公文已经陆续来了，我就采取一个“空雷不雨”的方法来应付。就任不几天，我就召开县行政会议，在会上特别强调禁烟问题的严重性和必须在今年彻底肃清的决心。态度严肃，语气坚决，并反复告诫乡镇长们切不可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务须认真执行禁令。尤其种烟，更是法所不许，如有发现，必须趁早铲除，否则惟乡镇长是问，我是认法不认人的。这一席话，把乡镇长们都弄得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隔不几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带队出巡。一到乡公所。就召集乡保长和地方士绅，又来一番严肃的禁烟训话。乡保长都诺诺连声，表示遵办。训话后，乡长就大开筵席，连我带去的士兵和所有人伕，都一律坐席，听说还有赏号，这一餐的费用，实在花费得不少。我坐在客厅里，由几个像样的士绅（该乡的大土劣）陪着，闲谈一些地方风景人物，我又垂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关怀民瘼的样子。连乡公所的大门都没有跨出一步。就这样鬼混了半天，仍然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究竟该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我连问都不敢问。明知遍地是烟，根本一株也没有铲，要是提问，惟恐乡保长难于答复，还会怪我不能体谅人情，我又何苦逼他们当面说谎话呢！就这样每一乡去受招待一天，骚扰地方一天。一共混了10来天。
在县府休息了几天后，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严令铲烟的公文也来了。我又用公文严令各乡镇，立即彻底查铲。并叫秘书呈复省府和总指挥部，说明我到任后是怎样重视禁政，怎样带队挨乡督促的情形，冠冕堂皇报了上去。过不几天，我又令饬各乡镇立即肃清，还说明我将再度出巡复查。同时并手令各乡镇长在我复查时，绝对禁止铺张招待。因为我鉴于前一次出巡，各乡浪费太大，羊毛出在羊身上，不知他们又摊派了多少钱，而我除仅仅吃了两碗饭外，并没有受到实惠。这样做，表示我爱惜民力，实则是怕这些乡镇长又兴师动众的把那些人召集拢来，又要我讲那一套已经讲臭了的“严肃的禁烟训话”。要是不出去呢？又怕上级知道，说我奉到公文后，置之不理，玩忽禁政，这个罪名我也承担不起，只好再来一次复查的出巡。
这一次仍然是挨乡出巡，但只带几个武装，轻车简从地到达各乡。下的命令，说是要来复查。各乡根本末动，我心里是明白的，咋个查得呢！这些乡镇长真懂事，我一到时，他们就迎候路旁，不把我迎接到乡公所了，也不召集保长和士绅们听候训话了，他们一直就把我导引到他们的家里，我说是不受招待，他们真敢不招待吗？这些乡长们的家，都是宏敞宽大的，早已陈设一新，准备齐全，待我以上宾之礼。这一次他们真的不办席了，可是比办席还费事。口头说的是吃便饭，遵照指示，没有招待。
我去时，不是带一个科长就是带一个秘书，为的是乡镇长不便陪我多谈，他们都是把我安顿好了后，借故走开，由我的秘书陪我闲坐聊天，看看小说。吃饭时，乡长再度出现，就同我谈些有关他私人请求的问题，大家都绝口不谈铲烟的事。我好像是去作客一样，玩了半天，又回县城，就这样，又搞了十几天的复查工作，在复查当中，我当然又叫秘书呈复我是怎样地在认真进行复查了。
像这样掩耳盗铃的查铲和复查工作，到使我感到轻松愉快，这近于在游览山水，挨乡作客。我以为“善于应付”的指示，算是把它做好了。
（三）心惊胆战的三次铲烟
1、知难而退
第一次在12月，忽然奉到总指挥部一件不同寻常的训令，内容是说：“总部奉到军事委员会的电令，严斥总部前报136师师长刘元琮业已率队把烟苗铲除……该部呈报已铲，据报（据他得到的情报）实则未铲……仰即限期肃清呈复，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对有关人员，决予严行究办。等因奉此，查本部前已一再严令该县长查铲……仰该县长迅即限期肃清呈报，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定予依法严办，决不宽贷”等语。我把这件公文一看，使我大吃一惊，分量很重，这不比省府和总部，那是自己人，可以在公文上搞游戏，说了不算数的。军委会来的东西，语气这么严厉，把刘元琮的名都指出来了。万一刘文辉抗不住，他肯办他的侄子刘元琮吗？背时的就是我们县长。我有点慌了，当嘱秘书也立即采取同样的方式，严令各乡镇长限期肃清呈报，并必先行具结。我且先把公文上的脚步站稳，万一认真要查究时，我也可以往下推，而且还有各乡镇长具的结为证。
我又反复把这件公文拿来研究。总部来文，从来没有这样严峻的语气。认真动手查铲吧！这是“本军的经济命脉”，伍参谋长指示的一句话，死死地记在我的脑子里。我端的是谁的饭碗，要是伤了一株一苗，那就影响了本军的经济命脉，影响到本军的存亡，刘文辉能答应我吗？把脸一翻，丢官事小，性命必然有亏。要不动手，他是否问大（刘元琮等）不问小、问亲不问疏？不会把我们拿来牺牲以搪塞这一关呢！
我反复想这两种利害关系，铲和不铲都是死路一条，把我急得来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现在算是第一次尝到县长难当的滋味了。
最后我决定到雅安去面见刘文辉，公文上说的不算，且去听他本人的口气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匆忙地赶到雅安，立刻到公馆里去见他，谈不几句后，我就提到这件公文，说中央来电这样严厉，究竟该怎么办？刘表现出很着急的样子说：“赶快铲呀！咋个你还没有动手吗？快回去铲！”尽管他说得这样认真，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不敢轻易相信。临走时又作出吞吞吐吐的样子，向他请示说：“主席……铲烟的问题……”，他一听，真急了，就连连大声说：“铲！铲！铲！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他说时，因为送我，已经站起来了。又大声地说：”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铲！铲！铲！”连说三个铲字后，还急得来几乎要用手比铲的样子给我看，我听他的语气这样坚决，不能再问了（本来我这种问法，差不多的县长是不敢这样问的，我因为是他身边的秘书，专门替他写讲稿，从不上办公室办公。商量稿件都在他的家里，他对我非常客气，每次走时，他都要送一下，所以我才敢这样问他）。
我离开他家后，又去看总部的参谋长张伯言，问他究竟该怎么办？他反转来问我：“你去见主席，他是咋个向你说的？”我把刘的话转述后，他说：“对呵！快回去铲呵！”我听到张又这样说，心里比较落实了，决定回去铲，就是铲错了，我是亲自来当面请过示的，这不能怪我，更不怕别人中伤我，说我有意破坏二十四军的经济命脉。
我从张家出来，再一打听，原来不上我一个人见到这项公文慌了，雅属有几个沉不住气的县长，也都到这里来看风色了。我回到寓所，雅安县长徐思执早在那里候我了。他说：“我听说你到主席那里去了，就特意来看你的，主席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指示的呢？”我就学刘文辉的口气说：“不用多谈，铲！铲！铲！”他又问：“话是这样说，多少带点尾巴没有？”我说：“异常坚决！”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回芦，铲是决定铲了，但难题又来了，普遍命令各乡同时铲吗？那是空事，不管命令怎样严厉，通通会不理睬的。你要他具死刑的干结，他都可以毫不踌躇，要他铲烟，就是逼上梁山他都不，烟是不得铲的。要铲必须我亲自带队督铲才能生效。但又应该先铲哪一乡呢？最终我选择在芦雅交通线上的一乡——凤禾乡开始。因为这一乡的武力较薄弱，又在交通线上；乡长杨步月是曾经当过小学教员的，比较文弱。我就令调芦阳镇和任家乡的武装连同县府的自卫中队。一共200多支枪，由我带着声势浩大地从县城出发，我这一次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准备大铲特铲，调来这样多的武力，就说明我要过硬了。
到达凤禾乡后，立命杨乡长调来几十个民工，几十把锄头，稍息一下，就把队伍四散摆开，在乡公所对面隔不多远的地方动手铲起来。这时已经是午后2点钟了，我和我的秘书王子野坐在田塍椅子上面守着铲。
这一下认真了，没法躲闪了，锄头落下，烟苗翻起，真真实实在开始铲了。我很高兴地同王秘书抽烟聊天，杨乡长在田野里往来不停地在督促着铲。可是，我坐了很有一会，举眼一看，只是我身边的几块地算是铲干净了，稍远一点的，就只见锄头高高举起，慢慢落下，十几个人铲一块地一两点钟还铲不完。我叫杨乡长催他们快铲，杨乡长也和一些保长们来往奔驰，大声喊叫，不停地在催促，可是锄头总是快不起来。这时，我的卫兵给我送上一封信来，说是金连长特派专人送来的，我一看内容，是说这里有他种的烟，请我手下留情。不要铲，以后决当厚报……我看了后脸色一变，立即把信扯毁，扔在地上，说不管什么人的，一概都给我铲光。乡保长见金连长的信都毫不生效，只好继续再铲。
铲了10几块地后，四周山上的枪声突然大响起来，铲的人立刻停止铲了，王秘书吓得来马上蹲在地下，杨乡长也惊惶地跑到我的面前，颤抖着声音说：“县长！这不关我的事，我就在县长身边，有什么事，我就和县长一起……”中队长也跑到我的身边来了，把他带的手枪上了膛。还叫我的卫兵们都枪上膛，我当时有些心惊，但故作镇定，知道这是慌乱不得的事，怕也怕不了的，要是被这几声枪声就吓软了，威风一倒，以后怎能统治全县呢？我把心一横，反站起来，一方面抚慰杨乡长，这不关你的事；一面叫中队长传达命令，凡是我带来的武装，都一概站在原来的地方，不许一人妄动，并不许擅自还枪，互相监视着，把命令传达后，我又叫杨乡长仍然督促民工铲，这样一布置，山上的枪声响了一阵后，就完全停止了。枪响时是4点半钟，我坚持再铲了了半点钟，12月的天气，已近黄昏了，我就命令收队。
回到乡公所，杨乡长又来向我请罪，芦阳镇、任家乡带队的负责人也来表示可以具结，不是他们带来的人放的枪，我的自卫队长也来报，各部分都在检查枪膛。我知道这种事是认不得真的，反而说，这些队伍我都放心得过，用不着检查。大家也就心安了。
我表面很镇静地挨到了睡觉的时候，在床上我才一个人吓起来了，睡不着觉了。考虑到再要硬下去，必然逼出事来，我真的不怕死吗？而且弄出事来后，刘文辉绝不会嘉奖我不怕事，反而会责斥我替他生事。这一阵枪声，我口说不怕，它还是收到了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第二天早饭后，我就借口部队太多，地方供应困难，就把这项铲烟的责任交给杨乡长，带队回城了。
我这样下决心兴师动众地在凤禾乡铲了几点钟，不过铲了10几块地，还把我吓一大跳，结果知难而退，我才真真知道铲烟的困难了。
但就这样搞一下，已经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满。我回到县城不几天又到雅安给刘主席贺50大寿的时候，在彩棚里，省训团的处长金抟九就挖苦我说：“究竟青年县长，大大不同，所到之处，一律肃清。”我说：“中央叫铲，总部叫铲，主席、参谋长当面吩咐也叫铲，从没有人向我说不铲的话，要是金处长当时能关照一下，我也不会费这么大的力了。”这样给他一顶，他只好连连敷衍说：“是说笑的，请不要多心。”
我见了主席，他提也不提铲烟的事，我失悔胆量太小，上次被他几句就吓着了，几乎铸成大错，以后再也不能冒失了。
2、我还要想回四川
第二次，本来我经过第一次铲烟所受刘的惊恐，已经存心不准备再铲了，可是宁静不了多久，听说成都行辕又派来了禁烟考查团，要到天、芦、宝、荥等县视察。我听说后，心情又紧张起来了，这不比上次只是公文上的严厉，还勉强可以在文字上虚饰应付。这次来的考察团是要实际视察的，而且又是中央派来的，和我们是敌对的关系，他们正是要借烟的问题来向刘文辉发作，扼杀他的政治生命。他们看了遍地是烟，必然据实呈报，哪能给我们留情呢？我听到一个在民政厅当秘书的侄子杨怡安告诉我，荥经县长唐登汉为了烟案，中央一再来令要拿办他，全靠刘文辉替他抗着，把公文压了。但唐也不敢回四川了。我和刘文辉的关系，远不如唐与刘之深，要是考查团报我包庇种烟那就得处以死刑，刘文辉即使不执行，但我被撤职后，既不能常住雅安，又不敢回到四川，这咋个得了呢?
想到这个问题，我又跑到雅安见伍参谋长。他说：“这次考查团来，你不好应付，自有总部的刘参议（刘敦礼）应付的。”我又去见禁烟督理处的副处长杜履谦。他说：“有郑少成一道，会帮你打招呼的（这次考查团是由成都行辕、禁烟执法总监部、禁烟督理处、川I康边防总指挥部和西康省政府一共5个机关各派一人组成。由行辕派的人担任团长，总部派的是刘敦礼、禁烟督理处派的是郑少成，郑到天全时，就借词抽身回雅安了）。”我又到处一打听，听说刘文辉谈的，他们来，给他送点钱就得了。
话说得轻松，事关切身利害，我心里那块石头怎样也放不下，但又想不出万全之策。要是他们一定要看，只好硬着头皮陪同他们去看，下文如何，不敢再想下去了。目前呢，只能就力所能及的做去，再要超过这个范围，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在考查团从雅安出发到天全以后，我就不断地派人打听他们由天全到芦山的路线，打听准确是由天全过来经过芦山的思延乡到达县城。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只经过一乡，而且思延乡又是纵长横短的乡镇，从天全过来到达县城。是走的横线，这就更加短了。要蒙过他们的眼睛是比较容易办到的。
我就把思延乡的乡长叫来，先和他说明这次考查团是代表中央来的，性质很严重，弄得不好，他们是有权立令扣办乡长的。我先给他一吓，然后说为了照顾他的困难，必须把路旁的烟铲尽，这是没法避免的事。乡长当然是希望一块地都不铲最好，但听了我的话后，他也明白连这点都办不到，必然会引起其它较大问题，也就被迫接受了我的意见。
我把乡长的话谈好了后，第二天就带队到思延乡督铲，有的保长还想鬼混，我立刻命令把他拘押回府，听候处理。我这样一做作，总算勉强把这短短的一段途程的两旁弄干净了。
过不两天，考察团来了，我在城门洞口把他们接着，他们一见面就极口称赞：“芦山的禁政确是认真，沿途都没有看到烟苗，不像天全那样，举目都是。”我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接到县府住起，除了形式上召开一次大会，请他们训训话外，就让他们尽情吃、喝、玩、乐：为了把他们笼络好，我用了全副精力，花了不少的钱，开始那个王团长还满口官腔，在第四天的早晨，总部派同来的那个刘参议就悄悄向我说，“已经一枪下马，不用耽心了。”原来他前天从芦山跑到雅安见了伍参谋长后，昨天就带回一小箱的钞票——400万，今晨他就拿到王团长的房内，请他对禁烟的问题，马虎了事。开始王团长还说；“敦哥，你不能陷我于不义！”但经刘一再敷衍后，只好收下。把钱一收，面孔板不起来了，也就词色温和，有说有笑的。还出去看什么呢？住了两天，就到宝兴去了。
我这一次小小督铲，总算收到“成效”。后来杜履谦告诉我说：“他们上报的公文，把芦山报得最好，完全没有问题，天全、宝兴都给他们说了些来吊起。”这也是我因为胆小，认真地把路旁铲干净，招待他们又那样殷勤、丰盛、周到。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舒适，良心上也不能不说我好。但招致了老奸巨滑的天全县长李竹修的嫉妒，他向人说：“要我们才是肯不顾性命的。”
这次招待费，共用了20多万元，我还能赔这笔款吗？就摊派了40万元到各乡，只有思延乡不派，以示公道，乡长们都感佩我应付得很好，乐于缴纳这笔款。
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又算把这次难关渡过了。
3、不铲就要杀头
第三次。把中央考察团应付过，我满以为可以无事了，哪知道安静了一个多月，蒋介石要召刘文辉到重庆，刘感到此行吉凶难卜，经过反复研究，不能不去，但又没有把握能否保证平安归来。我听青伟说，他甚至找星相家给他看相，判断此行吉凶，也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情紧张到什么程度。他一到成都，蒋又对他施加压力，有意叫人向他说：“到重庆以前，最好把康省的禁烟问题解决好了再去。”蒋这回要借烟案对他发作了。刘文辉当时确也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顾不得什么“经济命脉”了。立即严电张参谋长，叫他负责督促雅属6县长，在几天内把烟铲尽，敢有玩忽的县长，立即杀头呈报。
这个电令一来，雅安军政界的空气空前紧张起来，都在耽心主席此行的吉凶，主席稍有风吹草动，大家就都走不倒路。特别是把主席安全的重担落在我们这6个县长的身上。
这一来，把雅属的6个县长都吓惨了，尽都跑到雅安来摸清底细，知道这回是关系到主席到重庆能不能脱身的问题，不是什么本军的经济命脉的问题了，主席脱不了身，大家就会同归于尽。张参谋长又很严正的告诉我们：主席把这项责任交给他，他只有照令行事，到时不能怪他不留情。这次不单是怕，而且是急，铲拐了自然脱不了手，就是下决心不顾一切地铲，要求在几天内把全县遍地皆是的烟铲尽，任何好手，都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只好咬紧牙关，分作两步来办。第一，不管它电文怎样严重，我还是得再摸一下轻重。我就去找杜履谦（禁烟督理处副处长）请他无论如何要拿点命脉给我，只不好说，请他救我一命。他悄悄向我说：“你最好看天全方面的动静行事。”我知道天全县长李竹修在烟区作县长多年，是首屈一指的最有经验的县长，看火色看得最老辣。但从他的口里，是听不到一句真话的，第一步没有什么想头，我就考虑第二步了。目前急在燃眉，我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别人老有经验，而又指挥灵活，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县长，一切办法都不如人，要等到别人动手我才动手，必然就来不及了。我只有抢先下手，干下去再说。
我就即时回芦山，带起自卫队回到飞仙关。我这次选择飞仙关这个乡镇，是因为：（1）飞仙关是芦山的门户，在康雅公路的旁边离雅安只有30里，这里只要一动手，雅安就会立刻轰动；（2）这里探获雅安的消息和天全的动静，也非常方便；（3）飞仙关的镇长廖承宗颇有世故，但顾虑也很多，在这里铲，不会出什么意外。
我这次到飞仙关是把脸开红了去的，抱定不认黄的决心，我这条命都不知还能保存几天，还有什么顾虑呢！一到就向乡保长严厉、坚决的说明这一次是没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我的命都押在这上面（把刘主席给张参谋长的电文念给他们听）。谁要玩忽违抗，我就先杀谁（县长兼军法官有这个权的）。要不彻底铲清，大家都只有一个“死”字。乡保长见我急得那个样子，再有什么“苦衷”也不能说了。只好纠集起民工，拿起锄头，到镇附近的地里铲起来了。我也在高地上坐着督铲。只见他们的锄头一起一落，只是缓慢而已。哪知铲到午后收队时，一检查，才铲了10几块地，而且好些还是轻轻地把烟苗旁边的土翻动了一下，有的把烟苗连土一齐铲起让它倾斜在地里，这样儿戏的铲法，把我急得心慌，晚间狠狠地把乡长训斥一顿。说明天再是这样，决定办人。乡保长感到紧张了，第二天只好东挨西挨的，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人集齐下地。今天铲的速度比昨天稍快，铲得也比较认真了。但到收队时一算，也不过铲了20多块地。我内心很急，但还不能不对乡保长说几句嘉勉的话，鼓励他们明天好好地再干。到了第三天，我派在天全的探子来报，天全都在开动了，我更急起来了。天全是我们这几县的灯塔，他这一动，就等于放出了事情万分紧急的信号（天全是从不轻易动手铲的，像考察团那样大的组织来到，李竹修都没有把它在意）。这一天又比昨天获得了较好一点儿的成绩，但是照这样的速度干，我估计要把这一乡全乡的烟铲光，得再一个多月，这咋个交代得了呢?
铲了三天，乡长一肚子的话不敢向我说，就由该乡一个极有力量的士绅尹某来向我谈：“县长这样搞很辛苦，好不好由我们地方负起责来干，我可以首先向县长具结，保证肃清。”我当即婉谢他的好意，说明这次非同小可的情况，辛苦是无法避免的。
我在这里“大干”了几天，果然就把雅安轰动了。伍培英主办的《健康日报》，天天用大字标题，尽量描写天、芦、宝……已经掀起铲烟高潮的情况。他又动员一切力量来宣传，鼓吹雅属的烟苗很快就会彻底肃清。事实上确是听到天天都在铲，报上这样登，宣传得烟价一天比一天上涨，成都的烟价更比雅安大涨起来了。
在雅安轰起了铲烟的高潮以后，刘文辉又在各方面都布置好，就立即飞重庆。蒋对刘文辉不仅没有责难，反慰勉了他几句。刘文辉在重庆只住了两天，就飞回成都。当他安全回到成都的消息一传出，成、雅两地的烟价又登时大跌。
我们得的消息也真快，当天就由我派在雅安的坐探飞马来报。我正在田间起劲地督铲，一听到“主席已经安全回成都了”，立刻就无比轻松愉快起来。我当即借口休息一下，就把乡长约到乡公所。几天来的严肃面孔，一变而为笑容满面了。我一离开，这个消息也立即传遍田野，谁敢再铲烟呢？不约而同的就都自动停下来了，还有少数在动的，那不是铲，而是性急地在把已经离土的烟苗扶正，在做复活的工作了。
我就催着开饭，暗暗吩咐秘书午后休息半天，明晨带队回城。饭后我就当众宣布，因公要到雅安，铲烟事宜，由秘书代理继续干下去。
（四）美梦幻灭
经过几度惊恐，时间已是农历的暮春三月。我到青龙乡出巡转来，特地同王秘书叫轿夫取小道，深入观察，看到一望无涯的红白花朵，有的已快落花结桃了（烟桃）。我和王秘书看了，都欣然有喜色，下水思命，上岸思财，到烟区作县长为的啥？当我的委令发表时，雅安县长徐思执还嫉妒地向我说：“还是你好，你把‘坐肫’（最肥的缺）都挑去了。”我当然还是想到这里来大捞一把的。这次出巡，就不是为的铲烟。而是在实际估产，好拟定勒索乡长们的数字了。
出巡回来，我就在县府大宴全县的乡长，对他们一再慰勉。秘书和自卫中队长就在饭后分别和他们商洽对我贡献的数字（有一部分已在事前商洽好）。说妥后，就由乡镇长亲笔打好条子，交由中队长转陈。我一共收了他们将近200担的烟条子，这些条子，到时是要照数缴烟的。就打个对折收，这个数字都很可观，100担烟土，折合当时的黄金价，是够买1000两黄金。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月的铲烟生活，现在该我稳坐钓鱼台，只等到收烟的时间一到，我就该大发其财了，每天的心里，都是乐滋滋的。
哪知好梦不长，到了端午节的前一天，突然奉到刘文辉从成都电知总部转来调职的公文，叫我在省府正式来文以前，立即移交给吴天墀继任。这正是在开始割桃收烟的时候，这样给我一个晴天霹雳，使我惊惶失措，丢掉一个县长不足惜，看着就要到手的200担烟土全部化成水，怎么不痛心呢？
我到雅安一打听，原来是前在刘元琮部当过团长的聂秋涵，在刘文辉面前耸动说：“主席要存心不收芦山的烟，就让杨某继续下去。如要收的话，有了杨某在那里阻碍着，我就无法进行。”刘元琮又极力支持他这个说法，刘文辉被他们挟制着，为了他本人的几百担烟土，只好迁就他们，让我受点委曲了。
我到芦山作县长不到八个月，整个的时间，都花费在烟的问题上。前头一大段在铲烟的惊恐中度过，惊涛骇浪刚完，正在做大发烟财的美妙的迷梦时，霹雳一声，又把我这一次的幻想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