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组织了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抗战，为什么还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呢？ 第1页

中流砥柱不会和日本始终保持秘密谈判，尤其不会到了1945年还想媾和。实际上，缪斌与东久迩宫的谈判近乎于叛出盟国阵营，如果被翻到台面上，重庆政权会像维希法国那样被盟国轰炸的。所以缪斌在抗战结束后第一个被灭口。

（之前的谈判虽然多，但英美苏也没参战，所以洋人不计较。但1941年重庆政府已经追随英美对日宣战，1942年又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了字。之后蒋介石还企图单独媾和，这是出卖其他几十个盟国和中国抗日军民的行为，全球共讨之！）

美国驻日本占领军在接收日本战时内阁档案时，发现了日本内阁讨论缪斌活动的档案及《缪斌与东久迩宫和平会谈的记录》。东京审判时，日本方面举出的辩护资料“木户（幸一）日记”中也有缪斌工作的记录，此事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在盟国的对日理事会上，苏联指责：“重庆政府联络美国派遣缪斌到日本，策划对日妥协。”而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处于内战一触即发的紧急状态，共产党严厉批评“蒋介石利用缪斌，策划投降”。麦克阿瑟遂电询蒋介石：为什么瞒着美国与日本单独媾和？还准备传缪斌去东京做证人。蒋介石还要依靠美国打内战，为了防止事情败露带来麻烦，便复电表示绝无此事,并立即下令逮捕了缪斌。

1946年4月3日开庭审判，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列举缪斌勾结日本侵略者、通敌谋反、为害本国、担任日军特工和伪府要职达8年之久等一系列罪行。当讯问他叛国的罪行时，缪斌取出准备好的材料，为自己辩护说：蒋委员长曾说过，抗战有种种途径，除战场外，策反也是重要的工作。本人虽然出任伪职，但身在曹营心在汉，曾与中央军统局暗通消息，为了救国搞软性抗战，做策反工作，谋求以敌制敌，促进敌人自己溃散。

缪斌一边出示有关电报等证件，一边口称“敬之兄”，述说与何应钦等书信来往的密情。

检察官一再声明不要他陈述这些事，只要他供述在日伪政府任职期间犯下的罪行。但缪斌仍然按自己的思路说。最后不得不匆匆终止审讯，宣布8日下午2时判决。

4月8日审判长问过他的姓名、年龄等之后，当庭宣判：“被告缪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缪斌的秘书和家属在国民党要员中进行贿赂，甚至把缪斌自己的保险汽车送给了何应钦，但无果。5月21日中午，缪斌被枪决，比陈公博伏法早了13天,也是战后第一个被处决的汉奸。

其他几次媾和尝试：

（抗战前期）三次日蒋交涉的历史事实：

第一桩：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蒋介石获悉，深感兴趣。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拂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 张群说：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施。”宇垣回电说：“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张群再次致电，说：“能让我们进行和平交涉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 东京1970年版，第1245页。）

宇垣答复：“我们期望和平谈判。”“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

第二桩：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山》（1939年3月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 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 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

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卷2，第615页。）

第三桩：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蒋“和平交涉”。这里仅简略地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蒋介石在敌人提出更为苛刻的亡华计划的情况下，他为谋求妥协是怎样作出重大退让的。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于是，军统局派曾广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注：参谋总长载仁：《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 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中译本， 第335—337页。）随后，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条要求：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注意：原问题只问为什么国民党死人多却不是“中流砥柱”，我这里也只回答国民党的私自媾和问题。至于八路军一方的战绩问，请看我之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