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宋朝? 第1页

宋朝针对人民的刑罚之严酷，是超过了汉、唐和明朝的。宋朝不杀士大夫，但是老百姓贩卖私盐超过二十斤就是死刑，贩卖茶叶超过二十斤也是死刑，造反的就是凌迟处死。宋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官方批准的大辟（斩首等死刑）人数就高达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甚至上百倍。

中华帝国的刑法制度有两次大的改革，一次是汉文帝时候废除了砍手砍脚等肉刑，第二次是隋文帝制定的《开皇律》又进一步废除了枭首、车裂（也就是民间所称的“五马分尸”）等酷刑，确立了“笞（鞭刑）、杖（杖刑）、徒（监禁）、流（流放）、死（斩刑和绞刑）”五种刑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刑罚体系。唐朝也基本继承了隋朝的刑法。但是到了号称“以宽仁而治”的宋朝，一方面对士大夫废除死刑和杖刑，一方面对老百姓全面恢复了肉刑和酷刑。

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期，大臣钱易就在奏章里面说：

“今日……背军逃走者……皆支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钩背烙筋。及诸杂受刑者，身见白骨而口眼之具犹动 ，四体分落而呻吟之声未息。”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杖死、腰斩、钉死、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等纷纷恢复，其中自从商纣王以来已经消失上千年的“醢刑”——把人剁成肉酱的刑罚——竟然也被广泛使用。宋真宗的时候，冀州知州张密学捕获一“巨盗”，就下令把他钉在门板上钉三天，然后剁成肉酱；仁宗的时候，转运使杜杞采用假装接受对方投降的方式，将广西环州的起义军首领五十六人抓捕，然后食言而肥，下令在闹市区把这些投降的首领公开凌迟处死、开膛剖肚，再剁成肉酱，命令各地区的首领吃掉。

除了这些叫得上名字的酷刑以外，官吏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私自处理犯人的酷刑还有很多，诸如断手足、挑足筋、碎骨头、水溺坑杀、汤煮锯解等等。宋真宗时期，对于私自离开部队逃亡的士兵，普遍的做法就是先用烧红的铁烙，再用石头砸碎身上的骨头，最后斩首。

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在宋朝是普遍现象，不绝于史料。例子太多，无法详细列举。郭东旭教授所著《宋代酷刑论略》里面有细致的考证，各位可以找来细看。而执行这些酷刑的，都是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的儒家士大夫。宋朝的文官们从来不用担心自己会挨打挨杀，所以特别有勇气、有兴趣虐杀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统治的人。

后来，元朝和明朝也继承了宋朝的酷刑制度。明朝皇帝朱元璋还发明了剥皮实草这种酷刑。明宪宗朱见深也屡屡下令凌迟处死农民起义领袖，著名太监刘瑾和明末辽东将领袁崇焕都是被凌迟处死的。但明朝的酷刑跟宋朝有两大区别：

第一是有很多酷刑是用来对付官员的，像剥皮实草就是为贪官量身定做的，普通老百姓无缘消受，不像宋朝有士大夫免死的特权；

第二是酷刑的采用需要皇帝特批，不像宋朝一样文官集团势力失控，可以随意采用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残酷处死罪犯。明朝的普通死刑犯都要皇帝在名单上打勾才能被处决，这叫“勾决”。文官集团只能宣判而无权执行死刑，像宋朝那样私自虐杀犯人的行为是重罪。农民起义领袖、还有倭寇头目等罪行极为严重的人物，被抓住了之后都要先报皇帝批准才能处死。

明初宰相胡惟庸私自处死撞死他儿子的车夫，就被朱元璋要求杀人偿命。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在地方上打死人命，被明英宗朱祁镇下令处决——只不过为了给杨士奇面子，先只是关起来，等杨士奇死后再杀掉的。前内阁首辅杨荣的曾孙、福建卫指挥杨晔因为打死人命，被抓起来死于西厂大牢，宪宗朱见深下令将其抄家并全家充军。所以明朝的文官相对于宋朝，要老实很多，对虐杀犯人这种事情兴趣不大，因为玩过头了可能会把自己也搞进去。

宋朝的人权保护得并不好，更谈不上是什么法治社会，只不过是“官权”保护的好，是典型的“官治”社会。现在有很多人吹捧宋朝的人权法治，不过是站在文官们的立场上来作的评价。相反，宋朝的人权法治状况极差，而这种差的原因，就是文官们的人权法治搞得太好了。宋朝的文官们喜欢兼并土地，刑法就特别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也就是佃农伤害地主，一律罪加一等；地主伤害佃农，杖刑以下的罪免于处罚，徒刑以上的罪减一等执行。如果地主把佃农打死了，发配到比较近的州县服刑，而且不用在脸上刺字。这种“人权法治”，当然是特权阶层非常喜欢、非常怀念的。像明朝那样，正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及其子弟打死个把老百姓都要偿命，怎么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呢？怎么能不把它描写得黑暗专制、没有人权呢？

实际上，明朝的人权保护——从古代社会的标准来看——是不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不注意保护“官权”。明朝官员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可以像其它古代王朝的官员一样，想办法先把人关进班房再秘密杀害，然后谎报“瘐死”——也就是因为天气疫病等原因死于监狱。但这是见不得光的行为，只能偷偷摸摸干，一旦被告发处理极重。像宋朝那样官员直接下令处死甚至虐杀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在明朝是被严厉禁止的，在现实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官权好则民权差，官权差则民权好，在帝国制度下这是一对矛盾关系。宋朝和明朝就是这一对矛盾的两种极端。有人在评价明朝的时候这样说：“连高级官员都会被在朝堂之上公然脱下裤子打屁股，普通人的人权保护就更无从谈起了”。这样的逻辑是错误的，把矛盾关系搞成了因果关系。正确的逻辑是：“正是因为高级官员犯了错误都会被脱了裤子打屁股，所以明朝普通人的人权保护得还可以。”

本来想写一写两宋畸形的官民待遇与频繁的农民起义来反对某些“宋朝幸福指数最高”的谬论，没想到被大神细论了。那我就从另一个方面来论述宋庭对百姓的态度来管中窥豹吧。

窃以为宋朝最大的槽点在于它开了一个坏头：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完全罔顾百姓以及子孙后代干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里不谈论宋朝对外政策，而讨论宋朝对中国地理环境的破坏）

1048年，宋朝为了所谓“黄河天险”开始了前前后后近50年的三易回河工程。直接导致了汉王景治河以来安稳的黄河频繁改道祸害千年，华北再也不能自己承担北方粮食供给。

1012年宋李垂在其著作《导河形胜书》中提及：黄河的河道会一直北移，最后黄河下游的河道从河南、山东境内，改到河北的燕云十六州境内，取渤海入海。而该地属于辽国的领地。该书的作者认为辽国可能会利用黄河改道派遣水师顺黄河逆流而上进攻汴京。

（事实上，按照古代船只动力水平在人口、经济均为劣势的情况下要组织如此大规模逆流而上的进攻几乎是天方夜谭）

1048年，黄河下游小规模改道向北数里（商胡决口）。宋朝君臣受到极大刺激，于是决定开始探讨黄河改道。

时任宰相文彦博提出：将改道后的黄河河道堵塞，然后要用名叫六塔河的小河去给分担黄河的水容量，让在商胡决口产生的冲向海河的黄河河道恢复到正常状态。

欧阳修以及时任河北转运使周沆在调查后一致认为该方案不可行，并且向朝廷发出严重警告

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岁，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

就使如仲昌言全河东注，必横溃泛滥，齐、博、德、棣、滨五州之民皆为鱼鳖食矣。

以小河承受黄河水量无疑会导致小河溃堤，甚至会导致溃堤附近变成一片汪洋。而当地是河北重要的粮仓，危害性不言而喻。

滨、棣、德、博与齐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号富饶，河北一路财用所仰。

然而这有什么用呢？在宋庭的眼中区区百姓、子孙后代怎么会比自己内心虚无缥缈的“黄河天险”重要呢？于是工程便这么拍马定下来了，并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1056年，在工程竣工后当夜六塔河溃堤。一时间溃堤处一片汪洋，近乎变成人间地狱。而且数次泛滥造成大规模黄泛区。也就有了随后的：所谓北流闭已数年，水或横决散漫，常虞壅遏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水死者数千万人。

或许是宋庭认为第一次失败是经验不足。仁宗死后，神宗在王荆公的怂恿下继续进行回河工程

"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不碍河行。但所进方锯牙已深，致北流河门稍狭，乞减折二十步，令近后，仍作蛾眉埽裹护。其沧、德界有古遥堤，当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导河水东去，生堤本欲捍御河水西来，相为表里，未可偏废。

这回呢，宋庭把眼光放在了二股河上，决定堵塞北流（商胡埽决口后黄河河道），开二股河以导东流。

二股河：嘉祐五年黄河北流又在魏县(今河北魏县东北)境内第六埽(约在今河南南乐县西)决口，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至大名府及恩、德、博诸州境内称四界首河，下循西汉时笃马河(今山东马颊河)入海，曰二股河。

北宋名臣韩琦首先出来反对，认为胡乱改动河道必然导致旧有河道溃堤

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御。

然而这次工程的指导思想并不是治理黄河保护百姓而是若决河而北，为害虽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荡易水，迳乾宁军，入独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动边鄙！说白了要修河道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性，也明白通北边水道对百姓、土地的伤害小。但是出于对辽的恐惧，百姓什么的还是算了吧。

十二月，令河北转运司开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五年二月甲寅，兴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

并且设立疏浚黄河司加大对黄河河道破坏

二股河修成后次年，河北就迎来了北宋第二大洪灾——曹村大决堤

是岁七月，河复溢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已丑，遂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淮，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遣使修闭。

（苏轼）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

黄河本来好端端的，结果被人为因素干预夺淮入海、毁坏良田三十万倾（一顷约为66666平方米）还直接毁坏了黄河的下游水系，黄河泛滥越来越严重。洪水的浪都快高过徐州这种大城市的城墙，还差点把苏轼冲走。

这次人为改道还给宋朝留下了一个地狱级难度的任务：必须治理黄泛区。由于水系被破坏，黄河严重泛滥在北方制造一个庞大的黄泛区，泛黄区行流散漫，河内殊无紧流，旋生滩碛。

正常人应该都明白绝对不能再改动河道，但是赵家的思维方式可能不太一样，而且一代比一代恐怖。神宗的续任人哲宗这次干了一件比他老爹、他爷爷都想都不敢想的事：直接让黄河回流故道。当时黄河故道的河床非常高了，已经是地上河了，宋朝君臣竟然又把这条地上河引到地下来？？！

于是在元符二年爆发了比上次更大的洪灾，我以不忍心贴出这场灾难的后果。就用直接负责人哲宗的回忆概括吧

元符二年之水，三门开元所建圣德颂并大历年重修禹庙皆在山顶，悉遭漂没。盖自开元、大历以来，水未有如此之大，非堤之过也。

从哲宗的描述来看这次洪水可谓是排山倒海，连高山上的禹庙都被淹没冲毁了。

经过这爷孙三人反复折腾，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经变得破败不堪。山东、河北、苏北许多地方几乎变成荒地。

破坏不仅限于经济、民生方面。河北诸多军事重镇也被破坏殆尽，曾经有数万兵额的河北重镇定州，现在尽数不及六七千人。

永静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沧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大率类此。千里萧条间无人烟!去年虽丰无人耕种,所收苖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迩强敌.居民流散仓廪空虚,城郭不修甲兵不利,万一有警何以为计

这为数十年后金兵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埋下了祸根

当然，宋庭这一工程不仅祸害了自己，而且荼毒千年，就金朝而言可谓是和黄河斗争了一辈子。就完颜雍在位二十九年为例

“大定八年六月，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
”十一年，河决王村，南京孟、卫州界多被其害。“
”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决白沟。“
”二十年，河决卫州及廷津京东埽，弥漫至于归德府。“
”二十六年八月，河决卫州堤，坏其城。至二十八年，水息。“
”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

可以说金朝的血近乎都是在治理黄河上流尽的。

金末，黄河再次溃堤。金庭组织八百七十万余工人抢修黄河，这对于人口不超过六千万人的金朝无疑是倾国之力。而此时成吉思汗已经在草原初露锋芒，并雄心勃勃地将目光看向日薄西山的金庭。

“于中道疏决，以解南北两岸之危。凡计工八百七十余万。

至于元朝，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黄河边为什么突然多了百万人，又莫名其妙挖出来一个独眼石人了吧。。。。。。

总之，这只是赵家优秀操作的冰山一角。损人利己可以理解，但是损人不利己还要一路走到黑那的确令人费解。

但后来想明白了，这片土地的命运与p民的生死和赵家与背后的士绅集团大约的确没有什么关系吧。

或许，宋朝真的是中国最好的封建王朝。

但是，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所谓的中国定然不属于每个屡遭横祸的黄河两岸人民；

定然不属于每个饱受苛捐杂税压迫的小商贾；

定然不属于每个惨死在地主家的佃户；

也定然不属于那些真正想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做些好事的仁人志士。

他们只能年复一年地看见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被官吏老爷们收走。而换来的却是黄河两岸的洪水滔天；换来的却是达官贵族们西湖畔的纸醉金迷；换来的却是酷吏豪绅们的强取豪夺；换来的竟是辽金夏元的金戈铁马！

当受压迫者们想反抗这非人的世界时，换来却是肉体上的酷刑与精神上的诋毁。即使他们最终失败，我也认为他们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熠熠生辉、永垂不朽。

千年后，这些受压迫者的少许后代们或是读了些所谓“名家”著作，或是托新社会的福没有体验过赤裸裸的吃人。起了自己去宋代也是上等人的噫想，觉得作为一个“文明人”得有为宋庭叫句冤、喊句屈的义务。

将一个阶级、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代描述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时代”说到底是可笑呢？还是可悲呢？或许我大宋也自有国情在此哩

我真的不希望评论区出现类似受难区百姓“死的好”的评论。宋朝的老百姓冤魂太远了不好找，您这些话去给花园口、文夕大火的冤魂说去吧。我诚恳地希望您的良心不要太疼，如果您还有的话。

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我个人认为宋朝是排名倒数第二的朝代——排倒数第一的朝代是晋朝。

有趣的是两个朝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两朝都生于不义，也就是说得国不正，先天合法性不足。由于得国不正，是靠篡夺获取的政权，所以先前的政权遗留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没有武力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旧有的社会矛盾也都继承了下来。而由于合法性不足，所以两朝都只能出卖各种利益来拉拢上层阶级，这就导致了上层的严重特权以及严重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宋朝，以优容士大夫以及不抑兼并出名，对将门也是极力笼络，历代皇后多出自将门。狄青受到歧视不在于他是武人，而在于他出身底下。由于要优待上层阶级而且不抑兼并，所以两朝的底层都过得非常惨，而上层都是穷奢极欲。由于以上先天的缺陷，所以两个朝代一开局就好像是暮年，都缺乏对外扩张的活力和能力，只能够外忍内残。最后，两个朝代都是外敌入侵所灭亡，并且都跑到江南建立了一个偏安政权。

你看，两者不能说是非常相似，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当然了，由于时代发展的不同，宋朝还有其他的很多独特的特色。

比如，宋朝的国营经济非常发达，大把大把的国营企业，你干个什么赚钱的行当，大概率就是国营垄断的。当然了，以上这段绝对没有借古讽今的意思。

比如，宋朝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下层百姓普遍在生存边缘挣扎，也就造成了一个独特现象：不举子，也就是溺婴。不光是女婴，男婴也杀。原因是由于宋朝赋税太重，尤其是丁口钱。宋朝统治者知道吗，他们知道，连皇帝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改。当然了，以上这段也绝对没有借古讽今的意思。

最后，借用荀子·王制的一段话评价宋朝：

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同样，以上这段也绝对没有借古讽今的意思。

云南昆明大观楼长联里提到

“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

其中的典故是

汉习楼船

据《史记·平淮书》载，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楼船……”以操习水军，打通从滇池通往印度的路径。

唐标铁柱

《新唐书·吐蕃列传上》，公元707年，吐蕃及姚州蛮寇边，“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

宋挥玉斧

玉斧为文房古玩，作镇纸用。《续资治通鉴·宋纪》：北宋初年，“王全斌既平蜀，欲乘势取云南，以图献。帝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元跨革囊

《元史·宪宗本纪》，公元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过大渡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皮筏以渡。”

在一个王朝最生机勃勃，富有开拓精神的初创时期或者鼎盛时期，汉，唐，元对周边四夷疆土都是积极开拓进取，乘胜出击乃至精心经营，只有我大宋朝，在名臣良将云集，部队兵强马壮的初创之时，放弃已经取得的优势胜利条件，主动自我限制扩张。真乃奇人也！！

统治阶级无耻无能的下限。

认为宋朝是正统政权的话，悲愤。认为宋朝是割据政权的话，恶心。编辑这个答案的过程中，几度近乎垂泪，建议阅读者备好纸巾。

宋爱国诗词选：

——林升《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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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初入淮河四绝句》

其一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

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其二

刘岳张韩宣国威，赵张二相筑皇基。

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

其三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浪交涉亦难为。

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其四

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

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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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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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范成大《州桥》

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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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白沟行》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

蕃马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鉏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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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题盱胎军东南第一山》二首

建隆家业大於天，庆历春风一万年。

廊庙谋谟出童蔡，笑谈京洛慱幽燕。

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前。

川后年来世情了，一波分护两涯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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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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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醉歌》

读书三万卷，仕宦皆束阁；

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

不得为长虹，万丈扫寥廓；

又不为疾风，六月送飞雹。

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

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雒。

於乎此何心，有酒吾忍酌？

平生为衣食，敛版靴两脚；

心虽了是非，口不给唯诺。

如今老且病，鬓秃牙齿落。

仰天少吐气，饿死实差乐。

壮心埋不朽，千载犹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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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夜读有感》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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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追感往事》

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

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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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关山月》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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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水龙吟》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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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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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绍翁《岳武穆王墓》

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

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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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

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

五百年间置不问，圣主下诏初亲征。

熊罴百万从銮驾，故地不劳传檄下。

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宫宣大赦。

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

驾前六军错锦锈，秋风鼓角声满天。

苜蓿峰前尽亭障，平安火在交河上。

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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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忆秦娥·梅谢了》

梅谢了，塞垣冻解鸿归早。

鸿归早，凭伊问讯，大梁遗老。

浙河西面边声悄，淮河北去炊烟少。

炊烟少，宣和宫殿，冷烟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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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迈《飞云楼》

亭前一望水东流，更有雄楼在上头。

燕子飞来春漠漠，鸱夷仙去水悠悠。

神交故国三千里，目断中原四百州。

日暮片云栖古树，昔人留与后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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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贺新郎》

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取当年韩五。岂有谷城公付授，也不干曾遇骊山母。谈笑起，两河路。

少时棋柝曾联句。叹而今登楼揽镜，事机频误。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君莫道投鞭虚语，自古一贤能制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题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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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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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景熙《书陆放翁诗卷后》

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

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

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

承平麾节半海宇，归来镜曲盟鸥沙。

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

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

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

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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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确实开启了中国古代酷刑加重难返的大趋势，令人生厌，但看到某个高赞为了强调宋的酷刑，而把明拿出来作正面例子，实在是忍不了了。

有宋一代，所有新发明的刑罚，包括刺配，凌迟，重法地法，以及该高赞回答里提到的所有黑点，在明朝都能找到升级版。

宋有刺配，您明有充军。刺配固然是集耻辱性，肉刑（脊杖，水浒里的所谓杀威棒），流刑于一体，充军更是在囊括以上三者的基础上，还可能祸及子孙。充军上来最轻的期限就是“终身”，高一档的就是“永远”。而如此严酷的刑罚，入罪标准又低的可怕，哪怕仅仅只是放任牲畜毁坏他人农田，都是入罪之由。当然，在某些奇行种眼里，这大概反映了朱元璋重视农业，爱护农民。

凌迟确实起源于宋，可到您明时，把凌迟都玩出花来了，连凌迟割多少刀都给了好几个分档，怎么就无视了呢？要说凌迟在明时一开始是“主要”对付贪官污吏的，他们罪有应得；那凌迟在宋最初也是仁宗用来对付荆湖之地巫法杀人的极端犯罪的啊，不是一样该死？本来古代各种比拼创意的残酷死刑，在唐时就被统一成斩绞两种了，北宋打开创意之门，您明喜闻乐见发扬光大，还好意思互相说？

宋朝佃户犯主罪加一等，把这个特意扯出来说就更是简直像反串黑了。一方面，这本身就是对唐律良贱犯罪原则的延续，另一方面，您明在给人分种姓贵贱这块简直无出其右好不好。

原先朝代最多也就是区分良贱，在政府权力层面歧视一下商人，您明直接分出了大批大批的军户，匠户，一入户籍一辈子不能脱离。更是绝无仅有的主动创造一个又一个特色贱民人群，浙江的惰民，广东的疍户，陕西的乐户，河南的丐户，徽州的伴当，哪个不是您明的发明创造？指着一群不过是另奉他主的士兵军民，就金口直断打入贱籍只能作xx为生，这大概叫重视民权？

当然，如果非要和朱元璋时期的官权对比来看，那大概确实是重视的，只是重视的方向和一般现代人臆想的相反而已。（或许和某些奇行种想法一致）在朱元璋的世界观中，百姓本来就该是没有思想的工具人，工具自然是让它作什么就作什么，不仅一辈子，生生世世都该如此，不得脱离。不应该转换从事的行业，不应该脱离所在的地域，不应该有改变命运的想法。在这基础上，既然是工具，是自己的生产资料，自然应该是要爱惜的，不能让同样家奴们给祸害了。

真照着朱元璋心目中的美好社会发展下去，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底气嘲讽印度的种姓了，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居然还有以明为正面例子去黑别人划分阶级的。

哪怕是风评最差的满清，也有下列无可指摘的仁政：

清初废除了匠籍；

康熙允许贱民自赎；

雍正废除了上述提到的惰民丐户乐户等一系列奇葩贱籍；

乾隆提高了雇工人的地位，避免了高赞提到的雇工人杀伤主罪加一等的情况；

看到了没？全是对您明的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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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史容易隐藏一些关键的脉络，比如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影响。

实际上秦汉的强势崛起，不单纯因为武德充沛，也有铁器大规模应用的功劳。但大统一帝国始终无法解决国家太、大皇权鞭长莫及的问题。不管汉代的外戚，还是一直持续到隋唐的世族大家，都本为助手，但最后都成了皇权掘墓人。历代流尽了鲜血都没能解决。

真正的改变来自技术进步，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普及，把知识传播，从门阀士族大家手里面抢出来。科举取士削弱了门阀垄断，通过选拔基层人才进入政府，皇权终于可以下探到县。这变化从隋唐开始到北宋完善。所以，帝国的行政主体，终于从贵族，转换成了乡绅。从春秋的封国遍地，到实现这一步，花了一千多年，难度超乎想象。所以我们现在属于一个平民社会，而没有贵族传统，就由此而来。

但凡事有利必有弊，高呼贵族的垮台，同时也消解了皇权的合理性。以前皇权是贵族的头目，本质上是董事长，贵族们是董事。所以国家兴亡，贵族割肉感同身受。张良挥锤，昭烈奋武，做大做强存亡续绝的动力一直强盛。但残唐五代至宋，皇权不过从强盗头子演化为上市成功的强盗头子(ಡωಡ) 。

赵家试图通过贿赂功勋集团，来再造贵族群体，但是本身已经失去了选帝权的贵族根本不是贵族。被解除了国家管理权，转移给文官系统，应该算董事局和总经理班子的关系。但是只有董事长有投票权，董事局就退化成了一个部门，而且是纯成本消耗的部门。汉唐以来一直强势存在的功勋贵族团体，就这样被养废了。

而可怕的事情终于浮出水面。文官集团（总经理和各个职能部门）发现，皇权完全是非必要的，没他们国家照样运作。于是从宋到明，官员的集团性的怠政甚至带路，成为新的奇观————合理啊，新皇帝要管理国家依然只能依靠他们啊，贵族或许会被杀光，但文官属于职能部门，可以中立啊(ಡωಡ) ，换个主子有何不可。

什么武德充沛到费拉不堪，不过是皇权体系的破绽和矛盾越来越明显而已。因为排除了大家族的竞争，皇权借助官僚系统，越来越集中的收紧权力。责权利失衡，被排除在外的，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为了皇权披肝沥胆。宋代尚有部分宗室为国奋战，到明末宗室就几乎只剩下大量丑角了。取而代之的是部分文官的忠贞，和大量乡绅的投敌。

不要责怪土地主们缺乏节气，你赵家朱家的皇位，本来就是和土地主妥协而来的，和秦汉风格的受命于天的半神级别，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从这个角度看，宋的强与弱，都再合理不过。土地主最讨厌打仗，花他的钱，毁他的地，所为何来？不如破财免灾把强盗送走了事。至于把强盗消灭（汉）或者干脆入伙（唐）这种智慧，不能指望啊。

所以宋代，就是对唐代的矫枉过正。政体向乡绅—文官体系一面到，得其优点，也躲不过其缺点。目光短浅，柔若无骨，就是这个阶层的写照。

如果历史可以更加漫长，足够下一次变革，对这个体系，再来一次新的矫枉过正，能否出现更加平衡的体系呢？比如贵族、乡绅、商贾、学者（宗教）等等都被吸纳进来，更广泛的执政基础，能不能行呢？

可惜舞台不是只有你自己啊。没有更长的时间给你摸索试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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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稿·屯田杂录》里边，有些地主有权把佃客当做礼物来送人的。这和奴隶差不多了。神宗时，才规定：地主打死佃客，减罪一等，发配到邻州。南宋改为发配本州。

“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

光宗时候，规定佃客不能控告地主。

那么反抗呢？“以地客杀地主”？按理说现在的儒家大师们不是解释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啥的的意思是君要有个君的样子，不是讲究的天理结果呢，地主随便杀人，按理说没了君的样子了啊，大家是可以反抗的啊，按孟子的话说，杀的不是君王，是一个暴徒啊··

但是著名儒家大师朱熹认为，这类事情关系到“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三纲之重”，必须以“经术义理裁之”，否则就是“泯灭”“天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来就是阶级划的，只不过是蛮夷入侵或者改朝换代了，儒家大师们要投降，要继续享受，就说君要君的样子，前朝没有，我们才反的

反正他是一点责任都没有的。

宋代把这么一个学问推崇的这么高，那么大怂自己··········

金兵破汴梁，殉节的只有一个李若水；元兵破临安，无人殉节；崖山，殉节的只有一个陆秀夫；最后有个宁死不降的文天祥，在大都就义。卖国求荣的倒是不少，张邦昌刘豫杜充，当内应的则有秦桧万俟谢。仔细想想，元朝一味进行高压统治，却不搞文字狱，正是因为他们见识了宋朝文人的软骨头，觉得对其统治没什么威胁。

大家想啊，文天祥先生的状元之才，学兵家法家纵横家，怎么也得是孙武、商鞅、苏秦张仪这样的能逆天的主儿

唯独学的儒家，那真真的是一点用都没了

宋代得国不正，那么最没用的学说，反而是最好用的了，因为他没用啊，不担心他造反，不担心他添乱。

唯独忘了····蛮夷进来怎么办？儒家虽然把老百姓都驯化成了羊，看守羊是用不着老虎了，狗就行了

可外边的狼进来怎么办？？

宋徽宗笨吗？不笨啊，他在位的时候大权独揽，第一次汴梁之战，把皇位传给儿子甩锅，然后李纲张叔夜打赢了就回来，本来可以很轻松夺权的，结果金兵又来了····

宋史里边有一句，就是让康王速进兵·····

康王也不傻啊，要是哥哥和父王都死了，那才是好牌啊····

换句话说，三个皇帝都是聪明人，可惜会的都是儒家那一套勾心斗角的玩意儿

遇到蛮夷，就全都白瞎了·····

就跟中国千年儒家传承，没学过儒学的洋大人只说一句，你签还是不签？

还不是得签····

李清照有一孙姓朋友，其小女10岁，极为聪明。一日孩子来玩，李清照对她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不想她脱口说道：“才藻非女子事也。”李清照不由得倒抽一口气，她觉得一阵晕眩，手扶门框，才使自己勉强没有摔倒。

女性彻底沦为附庸

宋代儒家彻底独大，中国也正是开始陷入内卷

明朝曾经回光返照，短暂收复了交趾

可惜不久被儒家养大的皇帝不断登基，又开始了慢慢滑落···

说真的，不怕你残暴，就怕你无能啊···

西方殖民者大航海时期杀人盈野，美洲和大洋洲原来的人种还剩下几个？现在全都是白人了···

现在还不是绅士风度风度翩翩的？

儒家讲究道德讲究了这么多年，窝在汉地十八省里边，天天琢磨兄弟死了，怎么让兄弟的儿子夭折，然后把弟妹卖了，占了兄弟的家产，或者找个疯子说他和弟妹通奸直接沉了池塘，都可以···

南方很多池塘里边无数的白骨真是吓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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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ze-yu-58 网友的相关建议: 
      

作为知乎黑宋的元老级人物，我还是尽量客观地评价一下。

宋朝是一个建立在五代军人黑道政治乱局上的国家。所谓的军人黑道政治指的是军队中的组织关系不是典型的军队上下级的关系，更不是传统的君臣大义，而是类似黑社会中老大和实力派山头之间的关系。王纲解纽，政治秩序瓦解。由于皇帝没有对下属的绝对权威，一旦皇帝试图改革动了军队中实力派的蛋糕，立刻就会被反噬。

赵匡胤开国也不例外，不管黄袍加身是不是自导自演，赵匡胤的皇位是靠各方势力抬轿子来的这不容质疑。所以他得罪不起自家军官团，得罪不起文官体系，得罪不起地方豪强，所以在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上只能处处掣肘，在制度设计上要以显爵厚禄贿赂武人，以政权共治媾和文官，以不立田制巴结地方豪强。这就注定了赵宋政权的失败。

其一，赵宋的勋贵集团恶臭。很多人说赵宋重文轻武，事实上以赵宋开国武将组成的勋贵集团世代显贵，与国同终，赵宋皇室与这些武人世代通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当然，这支勋贵集团已经彻底丧失了军事职能，反而把持禁军中的高位，成为底层武人上升和高层军事改革的巨大阻碍。狄青的悲剧并不在于他是武人，而是因为他出身低微。

第二，赵宋的财政包袱巨大。赵宋冗官冗兵是常识了，但相对其他王朝冗官冗兵多在王朝后期显现，赵宋的这一问题到宋仁宗世代就已经要压垮国家财政。本质就是赵宋对于已经在开国时期就形成的勋贵集团、文官集团采取物质利益贿赂的策略加以拉拢。所以财政失衡非常快。

第三，以文御武是正道，文官未必是外行。有宋一朝，懂军事的文官一把一把，而严重的军事失利几乎没有几个是文官们瞎指挥导致的，通常都是赵官家的傻逼决策，加上前线武人们自己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贪功冒进、凌虐士卒、彼此倾轧、不动如山等）共同导致的悲剧。三川口之战、雍熙北伐、雁门之战、元丰五路伐夏等弱智仗都是么完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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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赵宋君权独大。很多人拿着赵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祖训当幌子，证明赵宋君权谦抑，事实上从历史事实来看，赵宋的皇帝享有对国是决策近乎独断的决策权。赵宋朝堂无实质上的封驳之权。皇帝可以在一念之间轻率地发动倾国大战，众多宰辅无力阻挠。片纸落去四宰执，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我们看到，在赵宋的悲惨历史上，赵官家们做出把国运往坑里带的重大愚蠢决策的时候从来不乏有朝中有识之士站出来反对，但是只成功过一次，就是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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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宋朝的朝堂政治混乱。

宋朝作为被后世士大夫们（主要是民国史家）高度推崇的时代，其政治却并不清明。其朝堂长期处于相互倾轧的混乱状态。很多人认为北宋党争起于王安石变法，但实际上，早在宋真宗年间，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就已经十分激烈，所谓“五鬼”把持朝政，朝纲混乱；再到后来，年轻的宋仁宗不知道是出于轻率还是异论相搅的恶趣味，用一日罢四相的过激行为揭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而后在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首鼠两端，朝堂党政暴起，最后导致新政破产，众多杰出政治家的抱负破灭。到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开启了纠缠两宋二百年的惨烈党政。宋哲宗年间朝堂秩序稍稍稳定，到道君皇帝上台，就更是群魔乱舞了。

南宋……开局一个秦相公是细作，后手丁史贾连续当道，还有什么好说呵呵。

总的来说，赵宋的朝堂政治是中国传统史家日常指摘的，就连真正的封建士大夫阶层自己都对赵宋的政治评价很低，也只有陈寅恪觉得赵宋对士大夫来说是个好时代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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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经济和财政。

这也是争议最严重的问题。我经常说，对于一个大国，经济繁荣而军事羸弱是完全不合理的。如果一个农耕政权军事羸弱，说明经济大概率是不怎么样的。

宋朝的军事失败历史就是一部宋军后勤惨不忍睹的历史。雍熙北伐、君子馆之败、元丰五路伐夏等诸多败例中，后勤的羸弱就像是宋军的睾丸一样一次次把宋军拖入失败的深渊，整个北宋死于沙场的宋军将士，由于后勤问题死于饥寒的只怕绝对不少于死于敌人锋镝之下的。

在制度层面，我们前面说过，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且基本上继承了自五代以来的残酷税收，五代割据政权为了维持战争，对百姓进行苛酷的盘剥。而宋代基本上全盘继承了五代苛政。而且由于取民颇重，加上田制混乱，兼并严重，有宋一代作为中国传统上经济支柱的农耕经济始终受到抑制。

在农业基础方面，由于辽和西夏的边患，宋失去了河北地区、山西北部，以及陕西陇右等大片可耕土地，在中原腹地的京西地区更是遍地荆莽，又视水利如儿戏，三易回河将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安徽和江苏的大片耕地破坏。我反正是看不出，耕地基本盘砸成这样，宋朝要怎么养葛剑雄老师他们吹出来的八千万到一亿人口，除非宋人属兔子，不吃粮食吃草。

在取民刻剥方面，宋的苛税压制了人口增长和农业的发展。导致生子不举的溺婴风俗在整个南方遍地都是（这也是我说赵宋人口达不到那么多的另一个原因）。税基的破坏又使得赵宋政权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因此宋朝除了华夏帝国传统的对应小农经济的直接财政系统之外，建立了一套高度复杂的间接财政系统，专榷、和买、开中、铜政和交子，再到后来的王安石变法，都是这种间接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北宋一朝财政支柱不是两税，而是关榷，关榷不是工商税，是国家专卖的盐铁茶酒醋的收入。是一种隐形的税收。但这套间接财政系统与脆弱的小农经济之间存在着先天的不协调，反过来进一步破坏了农业生产。

苛酷的两税加上各种间接财政，宋代取民过重，导致民生负担极重，这一点是所有历史研究者都无法否认的。苛重的刻剥反过来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北宋就在这种恶性循环当中走向了“无兵无财天下瓦解”的结局。

另外，没有必要过高地评价赵宋在间接财政制度上的创造，外国汉学家们少见多怪地将王安石变法采取的手段吹成超越时代的进步，你回过头去看看管子和盐铁论，这些思想早就在中国的大地上存在了。为什么之前的王朝不把他们拿出来用？是因为汉唐都傻？

第六，宋代的工商业与城市生活

宋代的工商业经常被人拿来当做宋代经济发达的例证，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工商业繁荣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管制的放松，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如此，社会管制逐渐放松，人身依附不断减弱，人口流动和资源配置自然发挥等等。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在宋朝，所谓工商业的繁荣很多时候只是文学性的表述，宋代是中国国家专卖产业的巅峰，盐铁铜锡茶酒醋矾，几乎所有重要物资和基本原料都被纳入国家专榷的范围中，在这样及其苛刻的专卖垄断之下，诸君想在这样的国家经商吗？

第七，赵官家傻逼！！！！

特指赵二官家，整个太宗系的皇帝表现出强烈的同质性特征：缺乏军事才能，没有政治定力，轻佻而好下决断，一遇挫折就改弦易辙。这种性格特征可以说对于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是最致命的，而北宋一朝的几乎所有君主都体现出这种强烈的“轻佻”的特质。

这种特点恰恰也是北宋一朝从军事悲剧到政治失败的共同原因。

综上所述，宋朝，尤其是北宋，是一个赵官家勾结恶臭勋贵集团，为了维持其窃占天下的既得利益而建立诸多恶政的政权（从这个角度上说，还真他妈的像满清）。

最终由于赵官家的能力不足，导致这个已经被折腾的无兵无财天下瓦解的空架子国家被兵不满十万的海东部落在转化成帝国的过程中一脚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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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cheng-hao-er-hao-j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过于丢人而影响深远。

明朝初期的北部边境的不断退缩。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指并非统治机构意志力所能弥补的，如明末饥荒)，是北方没有人了，别说长城，整个北京大同一线也没几个人。。。

我们现在看是连北京周边几百公里都守不住，实际后勤是从江南出发的。。。

而华北边境无人区的根本原因是能上溯到宋朝没能拿下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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