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历史上最不幸的生物学家？为什么？ 第1页

看到这个问题下面的答案，往下翻了翻，看到一串一串知名外国生物家的名字，有点儿觉得失望，还有点儿悲凉。

难道当我们提起不幸，就只是没能青史留名？只是没能发表成果？

我们这代人对不幸的理解已经退化到这种程度了吗？

如果我们谈起不幸的前辈，就只能提孟德尔、摩尔根、富兰克林、钱嘉韵、或者一辈子不为人知的博后，那只能说对什么是真正的不幸一无所知。

前一段在剑桥参观了博物馆关于图灵的特展，提到了图灵去世的历史。当时我想，什么时候朱树屏、汤飞凡的事迹和成就也可以被自己国家的人民陈列在博物馆里。但是我真怕，我怕那些历史真的永远被人遗忘，消失在历史的波涛中。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严肃认真的。

许多为了这个他们深爱的祖国而呕心沥血的科学家，他们的不幸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幸，是我们做后辈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我可能无法一一列举所有不幸的中国生物学家，但是我能够尽我所能记住这些前辈。

以下内容仅仅是冰山一角，文革时期我国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因残酷迫害而自杀、死亡数以百计。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一位哈佛或剑桥这样的名校毕业的博士，对中国而言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中许多都成了新中国各个学科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他们中许多是在抗日战争结束或新中国成立后放弃欧美研究职位回国的科学家，然而，他们中有的是毫无尊严地被折磨致死，有的是不堪屈辱和肉体折磨夫妻一起自杀，甚至夫妻子女一家人一起自杀。

而那些以不堪的方式凌辱、逼死或杀死这些学者的人，有时却仅仅是连中学文化水平都没有的造反派。当这些海归学者试图和这些疯狂的年轻人说理的时候，我不知这些青春期躁动的文盲可曾有一丝一毫刹那间对知识的敬畏？

这种绝望和痛苦，请问其它答案里哪一位国外科学家曾经经历过？

我这个答案，不求能有几个现在的年轻人能有切身感触。我也不否认，可能有些人甚至许多人，不希望公众和后辈了解、记住或提及这段历史和这些受害者。但他们越是不希望，我越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写下这个答案，越有必要尽我所能地让这些历史事实流传下去。

岂容青史尽成灰？

以下内容均为引用

胡正祥

中国病理学泰斗、奠基人

1896年生，著名病理学家。
1921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医学院，后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继续学习病理学5年。
回国后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病理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病理学研究中颇有建树。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编辑。
于1955年创办《中华病理学杂志》并担任总编辑直到1966年。
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迫害，1966年8月某日造反派登门抄家并毒打胡正祥夫妇，事后胡正祥夫妇先后自杀。

汤飞凡

沙眼衣原体发现者，中国病毒学泰斗、奠基人。中国消灭天花的功臣

汤飞凡（1897年7月23日－1958年9月30日）“衣原体之父”，医学微生物学家。
幼名瑞昭，湖南醴陵人，微生物学家，砂眼衣原体首次分离者。 汤飞凡早年曾就读于甲种工业学校、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1925年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师从著名细菌学家秦瑟（Hans Zinsser）。
汤飞凡，“衣原体之父”，医学微生物学家。
1929—1937年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称上海医学院）副教授、教授，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
1938—1948年任中央防疫处（中央防疫实验处前身）技正、处长。
1947年当选国际微生物学会理事。
1949—195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
1950—1952年主持组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现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一度兼任该所所长，主持制订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生物制品制造及检定规程》（草案）。
1952年任中华医学会细菌战防御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并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抗战结束后，生产出中国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解放后，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国的黄热病疫苗。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1958年不堪残酷迫害、羞辱，自缢身亡。

焦启源

复旦大学植物生理学教授。江苏镇江人。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36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植物生理教研室主任，上海植物生理学会副理事长。
1968年，生物系教授焦启源在“隔离审查”时自杀身亡。

朱树屏

中国海洋生物学、水产学学科先驱者，中国海带之父

1907年4月1日生于山东省昌邑县北孟乡朱家庄子村。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公费培养中学数理师资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的数理专科。
1938年9月考取公费留英。抵英后，在英国海产生物学协会主席、英国淡水生物学协会主席、伦敦大学皇后学院水产生物研究室主任F· E· 弗里奇（Fritsch）教授指导下，在伦敦大学开始研究浮游生物。1939年转入剑桥大学。1941年底获博士学位。
又应普利茅斯（Plymouth）海洋研究所聘请，任雷兰克斯特研究员，继续从事海洋浮游生物研究。1944年5月应聘任英国淡水生物学协会的水产化学研究部和浮游生物部主任，主持两个部的工作。1946年1月暂应聘到美国伍兹霍尔（woodsHole）海洋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仍从事浮游生物的研究。1946年12月他谢绝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一再挽留，回到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
1947年暑期应聘回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海洋与湖沼学的研究。不久，山东大学函请他到青岛创建和主持水产系工作。
当时水产实验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尚未走上轨道。他到任后，对科研规划、研究任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设施建设等均具体操持、组织领导，不遗余力，使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快全面展开。1952年正式设资源、渔捞、海产养殖、淡水养殖和水产加工5个研究室。20世纪60年代初，为从海洋生态和初级生产力入手加强资源与渔业研究，又建立了生产力研究室和实验生态组，并相应地增建了实验场、同位素实验室、恒温室等基础研究设施。他兼任海产养殖研究室和生产力研究室主任，领导和指导了多项开创性的重大科研项目和课题，解决了近海渔业资源、渔场综合调查、海带及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海带南移等生产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性科学技术问题，促进了水产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水平的提高，分别受到全国科学大会、中国科学院和山东省的奖励。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迫害和人身摧残。1972年病重期间周总理指示要为朱树屏认真治疗。后因延误转院，癌变扩散，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2日与世长辞。按遗嘱，骨灰撒于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大海和江湖。

胡先骕

中国植物学奠基人

“活化石”水杉的发现者

1894年（光绪二十年）农历四月二十日，胡先骕生于江西南昌。
1909年（宣统元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
1912年（民国元年）秋，参加江西省留学考试，被录取为西洋留学生。名列第一，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1916年以优秀成绩获农学士学位。
1917年（民国六年）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在此期间，对庐山植物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奠定了他日后在庐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想法。1918年（民国七年）7月，受聘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胡先骕就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
1951年，他根据对近代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和分类学的研究，创建多元植物分类系统，提出著名的被子植物出自多元的分类学系统理论。解放后，先后编写《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中国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著作。

“文革”期间胡先骕遭受严重冲击而中断研究，为坚持真理、反对李森科伪科学而作的著作横遭禁毁。中科院两次评选学部委员均被拒之门外。“文革” 中复遭批斗、查抄，1968年猝死。

张昌绍

中国药学奠基人之一、抗疟药先驱，从中药研究抗疟药的先驱，1946年和1948年分别在《科学》和《自然》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知名演员陈冲的外祖父。

1906年9月25日　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望仙桥镇。
1924—1928年　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成为苏州共青团领导人之一。
1937—1940年 在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药理系学习，张昌绍于1940年获伦敦的大学学院（UCL）博士，其后到美国哈佛工作一年，1941年回国到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院任药理研究室主任，兼上海医学院药理学副教授。1946年后医学院搬回上海后，张昌绍一直主持其药理系，曾长期为国内最好的药理系。
1941—1946年 任上海医学院药理学副教授兼中央卫生实验院药理研究室主任。
1946—1949年 任上海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兼科主任。 1949—1967年 任上海医学院（后改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名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兼教研室主任；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材编写工作成为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为此，他组成编写组，自任主编，完成了高等医药院校药理学教材—— 《药理学》
文革中遭迫害，于1967年12月服毒自杀。

朱洗

中国细胞学家，中国细胞学和实验胚胎学的开拓者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1900年9月13日），朱洗出生于浙江临海店前村的一户农家。8岁入私塾学习。
1919年初夏，19岁的朱洗响应五四运动，鼓动学潮，主张罢课，随即被校方开除。
得知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招收青年赴欧洲学习，朱洗乃从临海来到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当排字工人1年，后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冬，考入巴黎蒙彼利埃大学生物系，师从法国胚胎学家Batarllon，师徒二人一起从事单性生殖研究。1931年，朱洗以学术论文《无尾类杂交的细胞研究》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32年冬，朱洗归国，任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9年春，朱洗从台北返回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至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发生生理室主任。1953年至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其间，1955年，朱洗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至1962年，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文革中，因朱洗当年首先提出以史为鉴，吸取外国灭麻雀的教训，被认为是将伟大领袖毛泽东号召消灭麻雀同封建帝王普鲁士腓特烈下令扑灭麻雀相类比，去世后其墓被毁灭，墓碑被砸毁，曝尸惩罚。

陈邦典

中国泌尿外科创始人之一

陈邦典（1901—1976），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系陈传德长子。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国际泌尿协会中国分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会员。历任南京中央医院泌尿科主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仁济医院院长兼泌尿科主任、同德医学院及东南医学院教授。
民国18年(1931年)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研究院进修泌尿科，获硕士学位。
民国15年(192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
解放后，历任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工人医院院长、华东贸易部职工医院代理院长。抗美援朝期间，任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组织发动上海开业医务人员捐献“白求恩号”飞机。还被推选为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届政协委员。
1956年，响应国家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去安徽，任安徽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泌尿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理事长，被推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及省政协常务委员。陈氏为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会员，也是中国分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在国内外享有声誉。著有《泌尿学》、《临床泌尿科学》、《外科学——泌尿科部分》、《临床泌尿外科学纲要》、《实用膀胱镜检查》等书。
文革期间遭残酷迫害后去世。

陈邦宪

陈邦宪(1914～1968)，男，江苏嘉定人。
民国27年(193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次年参加由倪葆春组织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治疗队去滇缅公路西南运输处服务，任所属芒市医院院长。
民国31年调重庆任中央卫生实验处医师兼中国盲民福利协会防盲组主任干事、重庆沙眼防治所所长,后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专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卫生局防疫保健处处长。
民国3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获硕士学位。次年回国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解放后任仁济医院医务主任、院长。
1952年参加上海市第三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任第十大队队长，受到东北军区卫生部的表扬。
1954年起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研组主任、教授。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卫生学会副主任委员。
于1968年遭受迫害与侮辱后在家中服毒自杀。

陆进仁

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6 年 8 月遭到连续批斗,被罚跪、挂牌、游街。
和其妻子一起上吊自杀。

吴维均

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
1968年3月6日割腕自杀。

王岳

诺奖得主Selman A. Waksman学生

庆大霉素的发现者

1963年，Weinstein发现并发表了Gentamicin，3年以后王岳教授在福州湖泊底泥中分离了一种新型抗生素，为庆祝“九大”召开以及庆祝工人阶级的伟大，取名庆大霉素。这两种抗生素其实是一种物质。庆大霉素后来被量产，但是王岳教授却因为文革前和自己美国留学期间的导师、链霉素发现者以及诺奖得主赛尔曼·A·瓦克斯曼（Selman A. Waksman）的学术讨论书信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遭到了关押迫害，身为医学教授的哥哥也在狱中自杀。

冯德培

中国生理学、神经生物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以下摘自《纪念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冯德培》作者：饶毅

冯德培生于1907年，他求学的过程颇为顺利。他15岁就读复旦大学生物系，19岁毕业后留校任生理学前辈蔡翘教授的助教，20岁到北平协和医学院，随另一位中国生理学先驱林可胜教授，开始接触研究工作。
……
冯德培22岁时考取清华留美预备生时，因为文献阅读的基础，他想好要去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师从理莱（Ralph Lillie）教授。冯德培到芝加哥大学一年后，决定不师理莱而转杰拉德（Ralph Gerard）。因为当时理莱用铁丝的氧化去氧化作神经传导的模型，而杰拉德研究神经的代谢。……
冯德培在芝加哥研习两年并获硕士学位后，在林可胜安排下，于1930年转到当时生理学的中心英国，到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诺贝尔得主希尔（A. V. Hill）。
冯德培于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年方26岁。他在英国期间除了师从希尔外，还短时跟随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剑桥大学的艾得里安（E. D. Adrian）和牛津大学的埃科斯（J. C. Eccles），各工作约两个月。他到牛津本来是要到诺贝尔奖得主谢灵顿（C. S. Sherrintong）的实验室工作，但谢因丧妻之故而让冯去和埃科斯。
……
1934年夏天，冯先生回到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系。
……
他长期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并兼过一段科学院副院长，但他不仅不被行政和社会兼职所耽误实践、而且不因为对个人的极度污辱而灰心丧气。冯先生的女儿冯嘉真告诉我：文革中，冯德培被人强迫跪在岳阳路320科学院上海分院大门口，也被人在暗室里打过，挨打时还要对方讲理。他得知朋友张昌绍教授不幸去世时，表示自己决不屈服。

五十年来在政治运动与文化革命中牺牲的中国知识分子永垂不朽。

六十年来在政治运动与文化革命中牺牲的中国知识分子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時起为了救亡图存和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历次战争和政治浩劫中牺牲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