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游击战术是否为历史性、世界性难题？如何破解？ 第1页

顺便说一下，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根本不是游击战无法破解， 而是因为白左对世界政治的败坏无法破解。

中共建国初期的剿匪运动吧，当时土匪极为猖獗，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土匪洗劫各地，匪患严重的贵州，共军只能收缩在贵阳等一些中心城市坚守。

看看中共是如何那么艰难的局势一步步控制局势直到最后彻底消灭所有土匪的。

建国初期艰难的剿匪历程

说起剿匪，不得不从四川成都的一个小镇龙潭寺说起。1950年2月5日，成都还处在严寒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一个警卫班在前往成都开会夜宿离成都十公里的小镇龙潭寺时被土匪抓住之后，由于朱向璃义正言辞的拒绝土匪提出的各种不合理要求并大声谴责其蒙皮群众、滥杀无辜的土匪行径之后被土匪们残忍的杀害了。正是这桩惨案引发了中央对全国匪患的重视，也是在这起惨案之后全国各地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土匪暴动。

当朱向璃主任被俘之后该师五三三团三营前往营救时，被上万土匪围攻。晚上得知情况后的川西军区参谋长邓世君带领成都市内的卫戍区所属的一七九师五三六、五三七两个团火速赶往龙潭寺救援。经过两个小时的急行军，晚上八时半左右，在部队离龙潭寺还有十几里路时，便远远看到龙潭寺周围满山遍野都是星星点点的火把，满耳都是鼎沸的喧嚣声和各种嘈杂的枪声。纵然邓世君戎马几十年也被这场面吓懵了，他先后派出两个侦察排前往侦查都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黎明时分，五三六团准备以一个营强行向前推进营救里面被困了一天的一七八师五三三团三营。可是全营刚到达龙潭寺背面一里多地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如一片海洋般嘈杂的枪声、呐喊声和弹雨之中了。转眼间全营就懵懵懂懂的牺牲了几十个同志，营长郭晋年也两处负伤，全营就被压在了一道梁子之前不能动弹。当邓世君在后面通过步话机了解到郭晋年的情况之后将话筒一甩气得直跺脚骂娘。暴跳如雷的邓世君参谋长马上命令炮连对着人群狠狠地轰。当天亮过后部队开上去时满山遍野的土匪顷刻间如潮水般散了。

据资料记载：朱向璃主任及警卫班共九人的尸体被排在了镇子西头的一口水井旁。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剥得精光的，九个人中除了警卫班副班长何福毛一人身上为枪伤，其他一律都是绳子绑了后用大刀砍死的，其中有的被砍去了双手、双脚，有的被割掉了生殖器，有的肚子被刨开，肠子全都流到了地上，血水从井台上一直流到了旁边的一条污水沟里，其状是令人惨不忍睹。朱向璃主任的头，被用刀割了下来，并用一根绳子从两个眼睛之间穿了过去，高高的悬在水井旁边的一棵大树叉上，他的舌头在死前被土匪哥去了，两个眼睛也被土匪挖走了······大树干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这就是***的下场！"

2月初，兰州南北两股土匪近万人，声言要夹攻兰州。

二月，新疆的一个国民党降师杀害我军分配到该师的几十名部队政工干部后携带我军发放的军饷、物资叛逃为匪。

二月下旬，贵阳的几千土匪包围了贵州大学，并抓去了我几十名学生。几天以后上万名土匪再次将花溪包围。

二月下旬，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江苏省安丰、兴化一代十几个乡被土匪洗劫，并攻打了乡公所，杀光了乡公所人员。

从二月六日到二月十三日，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就在这仅仅八天的时间里，全国各地被土匪包围并受到的地、市包括省城共有二十多个，其中川北军区机关所在地的南充市和贵阳军分区所在的贵州花溪市遭土匪洗劫（个人估计应该是城被土匪攻破了，才会被洗劫，如段末将会提到的：在土匪的大规模围攻之下我驻军和地方武装政权最后被迫撤出），土匪先后掳去当时的贵阳农学院、贵州大学的学生共九十多名。南充市内的大部分民房，包括当时刚成立不久，由胡耀邦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的川北地区行署机关的办公大楼，也全部被土匪所烧毁。在全国广大的农村，被土匪洗劫和捣毁的区、乡政权几乎占了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被土匪杀害的我各级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征粮工作队队员、解放军干部、战士达一万余人。全国各地共有三十四座县城，包括当时西南军区所属的崇庆、温江、郫县、简阳、金堂、邛崃；西北军区所属的平凉、大通、门源、临夏、康县；中南军区所属的灌县、兴县、南县；华东军区所属的屏南、永安、三元、古田、金寨等，皆因在土匪的大规模围攻之下，我驻军和地方武装政权最后被迫撤出。

中南海，各地军区发来的关于各地匪情的电报在毛泽东皱着眉头看了之后马上批示。1950年3月16日，一份由军委起草的有关全国各地剿匪作战的初步部署和意见，和一份面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关于坚决剿灭和镇压这场罕见的大规模匪患的号召书。接着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知识，指出"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我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各地人民政权就不能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他一切工作都将根本无法进行。"

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剿匪斗争，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在这三年剿匪的时间里，第一年（1950年）我军几乎是处于被动地位，经常挨打、派出去剿匪的部队经常整排、整连、整营、甚至整团地被土匪吃掉。据当时贵州军区的领导回忆"实际上，在贵州匪情最严重的时候，除了贵阳城，全省极少数的几个核心地区、以及几条我们拼命控制的交通线外，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以控制在土匪手里，我贵州境内所有部队，被迫全部退缩到贵阳和仅有的一些中心城市坚守，抗匪袭击，已根本无力再顾及其他" 。

1950年三月二十三日，这一天贵州军区传达了17日召开的西南军区关于剿匪作战会议的有关精神，并宣布由于无法控制，我军从贵州的二十三个县城撤离。并将所撤离的部队重新整编、调配，修筑碉堡抗击土匪。在我军匆忙撤离那二十三个县城之后，我未来得及转移的很多干部以及很多积极向解放军、人民政府靠拢、提供情报和帮助的进步群众被土匪残忍的杀害。在解放军修筑碉堡的时候数次被土匪袭击、而我守、筑碉堡的解放军官兵也数次被土匪杀光。在三月二十七日的贵州军区会议上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说"贵州的匪情，目前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严重地步，到了我们现在都无法收拾的这个局面自二月初土匪在各地纷纷开始大规模武装暴乱以来，现贵州全境土匪已发展到百万余人、三千七百余股，遍及全省所有的县、区、乡，全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各级地方政权被其捣毁、夺占。前不久，四十七师一四一团两个营包括团部被土匪包围在水城，最后包括团领导在内几乎全部被土匪打光了" 。

由以上可见当时贵州匪患之严重，这种令部队头痛、令党中央愤怒、令国内外震惊的一些地方匪进我退、匪攻我守的情况直到1951年初才开始有了转变。

1951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尚未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大杀一批匪首和恶霸的决定之前，就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并发向了全国各地军事主官，下达了向匪首、恶霸、特务开杀的命令。很快，在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杀匪执照"之后，各地省委、军区马上抓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并枪毙游街，其效果相当不错。形成文件后的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的名义正式在全国颁布了。

据1952年底，总参作战部一份绝密的"三年来全国剿匪作战做要战绩表"的统计，从1950年初土匪在全国各地发起大规模武装暴乱开始，到1952年底，整个大陆匪患基本平息，在全国各地，华东军区歼灭土匪二十四万六千一百七十五人，缴获各种长短枪十二万六千四百零九支，各种土制火炮五百八十五门；中南军区消灭土匪一百一十五万，缴获各种长短枪七十一万六百零九支，各种自制火炮五千二百七十八门；西南军区消灭土匪一百一十六万一千八百八十二人，缴获各类长短枪五十八万二千八百三十七支，各种自制火炮一千二百三十五门；西北军区消灭土匪九万零九百人，缴获各类长短枪三万两千八百一十三支，各种自制火炮三百七十六门······这三年中，全国总计触动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六个兵团，四十个整军，达一百三十九个师的兵力，另外还有两个旅，十二个独立团，共消灭土匪二百七十万人，缴获各类长短枪一百四十多万支，各类自制火炮七千多门。

在这残酷的三年剿匪战争中，我英勇的人民解放指战员军和无私的广大干部群众作为这三年的剿匪斗争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在此，向在剿匪战争中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致敬！

要破解游击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切断敌国群众与其本国武装力量的联系。要切断这种联系，无非是一文一武两个途径，前者比如美军在海外作战时的支票官，后者比如伪满洲国时期的”归大屯“。今天讲一讲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是怎么争取越南群众的。

和群众打交道在我军的军语中叫做群众工作，属于政治工作的范畴。群众工作平时要做，战时也要做。在本国做，军爱民，民拥军，大家都好理解。但是打到越南之后这就成了个新课题。比如：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火，进山钻洞，人都找不到几个；越南也是执行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有大量民军，越军也惯于化装成老百姓，是军是民难以辨别，危险性大；语言不通、风俗民情不懂，战斗频繁、环境艰苦，不便于开展工作。

因此，不管是当时的参战部队官兵还是现在的网民，很多人都认为在越南做群众工作没有必要。比如：越南全民皆兵，统统应该惩罚，做群众工作是“瞎子点灯，放虎归山，烧香引鬼”，主张“杀他个片甲不留”。这种看法，当然有事实作为依据。但是这样的一刀切，完全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否定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有四个理由可以做群众工作：

1，两国边境少数民族跨界而居，不少人是亲戚朋友关系，往来密切，素有“认族不认国，认亲不认界”的传统（所以人家未必认越南是祖国，所谓“越奸”也未必成立。）。这为我军通过我方少数民族做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2、从70年代中期开始，越南当局为了进行对华战争准备，强制净化边境。要么内迁，要么集中，且不准同中国方面往来。引发了越方边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越西北的少数民族长期受京族欺压，历来和他们的官府、军队关系不好。

3、越南自从建国以来长期接受我国的大量援助，特别是60年代我国派出32万部队入越，这一影响或多或少还在。比如石安县城东溪镇邮电局有个黎姓女职工带着不到3岁的女儿留在家里。我军攻克东溪之后，373团宣传组上门拜访。该女子就表示，自己过去在第三军区当通讯兵，和我国援越高炮部队有过接触，知道我军纪律严明，所以没有进山避难。后来她还帮助我军做了一些安抚人心的工作。

4，战火中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态还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只希望“苟全性命于乱世”。所以不管是坚决我军为敌的，还是帮助我军的，都不是大多数。

怎么做群众工作？

越南老百姓很穷，真的很穷，给他物质上的实惠比口头宣传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那么我军的主要办法还是和在国内一样，发放物资，开仓济贫。除了把缴获的越方粮食（据云南方向不完全统计，发放了50万斤）、衣物、日用品发放给越南群众之外，还抽出资金作为群众工作费，购买物资送给越南群众。比如云南省军区拨出专款16900元，从国内购买了盐、食用油、煤油、香烟、火柴、肥皂、头痛粉、清凉油、布匹、电池等物品，运到战区分发给越南群众。但是注意，所谓群众，是不反对我军的老百姓，如果拿起武器和我军为敌的，必须视为敌人的武装力量坚决予以消灭。

通过做群众工作取得了什么战绩或者好处？

1,121团攻打发隆之前，通过少数民族民兵做了对方民军的工作，争取了80多人。不仅掌握了越军的部署情况，穿插分队4连在对方的带领之下不发一弹、不伤一人，顺利通过7个哨卡提前到达了指定位置。

2，124师370团7连在一个山洞里发现避难的越南群众，于是就给他们送干粮，宣传我军政策。这150多名群众下了山，4名青年承认自己是民军交出了4支枪，还带路活捉了5名越军。

3,，55军群众工作队一名地方队员朝同登的一个山洞里喊话，正好他表姑在洞里。他表姑把百多名群众带了出来，我军从中抓获15名越军。

4，163师488团一个连在同登地区包围了一个山洞后，请当地一位老人喊话，招降了5名越军。有的老百姓主动报告民军的姓名，部队据此搜出来8支枪和200多发子弹。

5，165师493团给一个农姓老人饿得直哭的孙子送去饼干和罐头，他于是上山喊回了儿子和其他老百姓，并说服儿子给我军带路活捉了6名越军，缴获冲锋枪3支，机枪1挺，手榴弹32枚，子弹2400多发。

6，云南省军区边防13团派出84个工作组，动员了一万多名群众回村，越南民军和老百姓交出枪支131支，子弹2215发。

7,149师在沙巴战斗中开仓济贫920多人，有200余人为我军修路推车送水，有8人为我军带路，有10余人为我军报告情况，帮助我军俘敌4人，毙敌3人。

8，云南省军区工作组给某村主席（该人开始害怕我军杀他）做工作，给他刚生孩子的老婆送去6斤白糖，他不仅交出了自己隐藏的枪支弹药，还动员全村交出武器40多件。

9，58师车队在开进重庆城时，一名妇女拦在车前比划着公路上埋有地雷，工兵根据她的指认在200米公路上挖出地雷25枚，其中1枚就在头车的轮胎前。

10，149师446团新战士兰胜宾掉队之后饿昏在地，被一名越南苗族群众发现，这名群众不仅给他换衣服收留了他一晚，第二天还步行10余里把他送回了部队。

11,165师493团政治处郑副主任带领工作队到同登那林村做工作，发现一名50多岁的李姓女子对我军态度友好，便派出医生给她的儿媳妇和小儿子看病，她便将村里民军的情况详细告诉了工作队，顺利搜出步枪7支，骑枪1支，子弹205发。

12，124师371团7连在攻打高平时将一名老人送回家里，并且给他粮食，他带着部队到后山独立小房里抓到了3个公安兵

13,13军在作战期间，先后有49名越南群众为我军带路、报告情况64人次，报告弹药库4座，交枪93支，炮弹128发，子弹7745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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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举事例，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我军在越南的时间不过28天，如果驻军时间再长一些，通过清剿取得的战果将会大得多。

至于我军走了之后，这些越南群众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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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中越战争史，兼习解放军其他历史时期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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