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和短期来看，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是什么，它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呢？ 第1页

谢邀。事先声明，黑死病与中世纪后期历史不是答主擅长之门类，对其了解大部分来自过去几年断断续续读过的几十本书，其中有比较严谨的学术文章汇编，也有面向大众的科普类读物，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我在本答案中所发表或引述的所有观点，都仅仅是来自对过去阅读与个人理解的总结与抽象，可能在一部分内容上有较强的主观性，希望题主和各位读者对此有所理解。

黑死病对欧洲的短期影响比较容易归纳，答主列出两点：

一、由大量人口死亡带来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与贸易规模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短期下滑。

二、对欧洲犹太人口的普遍迫害与屠杀。

第一点比较好理解；黑死病收割人口，其中大量的遇害者为青壮年劳动力，尤其以自耕农、佃农、手工艺人与其他城市工人群体的劳动力损失最为严重，这自然会在短时间导致国际商业贸易规模的急剧缩小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严重下滑。第二点也不难理解，对突如其来瘟疫的极端恐惧与长期对犹太人的猜忌与敌视导致了黑死病爆发期间席卷欧洲各国的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与大屠杀。

真正值得重点分析的，是黑死病给欧洲带来的长期影响，对此我分三点来叙述：

一、由劳动力不足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先上一张图：1300年至1800年欧洲与近东城市非技术工人实际工资变化（扣除通货膨胀影响），以伦敦、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佛罗伦萨、巴伦西亚、维也纳、巴黎、克拉科夫、斯特拉斯堡、伊斯坦布尔、开罗11个城市的数据为比较依据。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14世纪黑死病爆发后，有记录的几个城市的非技术工人工资均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这一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停止。

（图片出自：Pamuk, Şevket. 2007.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 1300–160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1: 289–317. 原文件链接戳此；数据整理自：Allen, Robert C. 2001.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European wages and pric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1: 411–447.）--- 来自一位完全不懂中文学术规范的答主的尴尬混搭ㄟ( ▔, ▔ )ㄏ

有人会说，城市非技术工人根本不具有代表性啊！好，我们看看技术工人：

（图片与数据来源同上）

这张图在前一张图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座城市——牛津。可以看出，虽然没有非技术工人那么大的增幅，技术工人在黑死病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旧享受了大幅的工资上涨，差不多翻了一倍，直到1500年前后这一趋势才被逆转。

有人又说，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乡村，城市工人数据依然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好，我们看看农民们的情况如何；以在黑死病中人口损失比例接近四成的英格兰为例（英格兰的农村人口收入数据亦是欧洲各国中最为完整详实的）：

（图片来源同上，数据整理自：Clark, Gregory. 2007. “The long march of history: farm wage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ngland 1209–1869.”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0: 97–135.）

同样的现象再次出现：农民收入水平在黑死病后大幅上涨，在15世纪中叶达到最高点并在1500年前后开始逐渐下滑。

试问，农民与城市工人的大幅收入增长说明了什么？

依答主所见，它直观地展示了黑死病对14世纪欧洲社会财富的一次重新分配。这个理论在斯坦福大学教授Walter Scheidel去年的著作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有更加详细的阐释和举证，我在这里仅仅做一个初步的解释。黑死病爆发前的欧洲，庄园经济（Seigneurialism/Manorialism）是当时最为主流的生产模式之一，在该制度下佃农对领主须履行劳动的义务，但领主却并不需要像蓄养奴隶一样保障佃农的温饱，这意味着在这种劳动关系中领主始终握有更强势的谈判筹码。久而久之，佃农对领主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束缚越来越感到抵触，到14世纪初许多佃农主动拒绝履行在领主土地上耕作的义务并谋求工资待遇与生活条件等方面的改善。黑死病的突然到来，无疑给这一进程加入了一剂强效催化剂；随着大量劳动力的丧失，领主们突然成了劳动关系中弱势的一方——他们再有钱有势，找不到愿意为他们干活卖命的人也是白搭。存活下来的农民们则突然发现自己的谈判筹码暴增了许多倍，此时他们可以利用劳动力的短缺与土地和原材料的过剩来为自己谋求更高的工资和更优厚的待遇。而领主们一旦将这些条件答应下去，也就正式签署了中世纪庄园经济的死刑审判书，从此再也没有可能回到黑死病前的状态。即使到了16世纪，随着欧洲人口逐渐回升，原有的劳动力缺口被填满，农民的生活水平再次出现下滑，这一生产方式上的总进程依旧无法被逆转。

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使得欧洲人口倒退回了1100年前后的水平，但与其他灾难不同的是，瘟疫仅仅带走人命，却带不走已然成型的技术、产业、观念和物质财富。对于幸存者而言，黑死病留给他们的是一个在人口与精神信仰上满目疮痍而在物质和自然资源上极大丰富的欧洲大陆，过去固然不堪为首，明天却充满了希望。

二、以节省人力为目的的新制度与新技术的出现

至14世纪中叶，除了极北苦寒之地与内陆一部分高山深谷不宜人居之地外，欧洲大部分土地都已得到相当充分的开发。地中海沿岸地区、莱茵河沿岸地区与德国北部的平原地区的原始森林已几乎全部被农田、草场或人工种植林取代。黑死病席卷欧洲一番后，伴随着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这一进程出现了逆转，许多耕地与牧场被荒废，村镇与集市被遗弃，大片农田重新为茂密的森林覆盖（参考Robert S. Gottfried著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注释1】）。从表面上看，这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下降；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观察，劳动力的短缺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过剩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欧洲人开始将注意力投放在更为节省人力成本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上。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前面提到的，以佃农租用与耕种土地为基础的的庄园经济制度逐步瓦解后，农民与领主经过一段时期的博弈后逐渐达成了新的平衡——经官册登记的共享不动产权制度（Copyhold tenure，与Freehold相对，该制度尤其在英格兰得到了普遍采用）。

（图片来源：Intriguing History，引用须注明出处）

在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下，领主对土地与佃农的支配权受到了来自官方登记的产权合同的严格限制，而佃农在保有产权合同原件的基础上具有与领主直接商定每年固定支付金额的权力，甚至可以直接从领主手中购买自己的全部人身自由，成为自耕农——这是此前的农奴们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变革。农民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带来了人力成本的大幅攀升，领主和其他掌握资源的社会精英为了应对这一成本攀升，在客观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尝试解决问题，一系列以节省人力为目的的新生产技术应运而生。

看到这有人要说了：你倒是说说，具体有哪些新技术新发明新创新啊？这里是对不住了，我在开头就说的很清楚，无论是中世纪后期历史，还是技术发展史，都不是答主擅长的领域。答主也确实为了寻找可切实说明技术变迁的历史案例而花费了不少时间，收集了数十份相关文献，但转而一想：一两天时间里搜集到的资料文献，几个小时即阅读完毕，能够算真正的消化与理解吗？答主写回答一直有一个尝试保持的准则：我的答案中出现的每一句话我都要有能力做出解释、回应质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还不如删除。之所以敢写这个答案，一方面是为了答复邀请，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分享答主在该问题上的几点洞见——啥叫洞见？一堵墙上凿一个洞，通过这个洞去探析事实真相，管中窥豹牖中窥日而已。答主自己尚没有消化透彻的东西，绝对没有勇气发布出来误人子弟。

三、天主教在西北欧影响力的削弱与个人主义的萌芽

一直以来有个说法，认为黑死病的横行肆虐摧毁了欧洲人对天主教的精神寄托，更多人开始将精力与信仰放在世俗中而不去追求形而上的超越体验或相信空洞的来世传说，他们放下手中的圣经和戒律，转而在艺术创作和饮酒作乐中放浪形骸；这一进程的不断发展深入直接为之后的文艺复兴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因此可以说，黑死病不是一次灾难，而是给欧洲打的一剂强心剂，虽然剂量有些大，却依然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使欧洲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

答主对于这个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首先一点，黑死病给欧洲人，尤其是西欧人留下的巨大心理阴影与精神创伤不可否认；这从黑死病后欧洲文学与艺术作品中持续了近百年的悲观主义精神与末日情节即可见一斑。其次，黑死病对欧洲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大冲击，这是一个既不可能量化，也很难实境分析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瘟疫期间大量神职人员的殒命对普通欧洲人来说的确构成了不小的震撼，而向上帝祈祷与忏悔无果也进一步削弱了天主教会在民间的权威性。但仅以此判断天主教会受到了沉重打击很显然是不合理的；14-15世纪的罗马教廷对欧洲各世俗政权的精神控制确实有所衰弱，但这绝不仅仅源自黑死病这一个原因，而是有着一系列复杂的现代化因素在其中相辅相成。更值得一提的是，从短期结果来看，黑死病不仅没有起到推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作用，反而在使许多地区的文化几近断绝。以当时蓬勃发展的锡耶纳画派（Sienese School）为例，锡耶纳城在黑死病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人口损失大半，原本欣欣向荣的艺术市场戛然而止，像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和彼得罗·洛伦泽蒂（Pietro Lorenzetti）兄弟这样的大艺术家在瘟疫中的不幸殒命更是直接为锡耶纳第一画派（First Sienese School）的发展画上了句号。

（图片来源：Web Gallery of Art，公共领域）

答主认为，黑死病虽然谈不上「直接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社会基础」，但确实种下了一颗种子——个人主义。我这里用个人主义这个词，所指代的范围相当广，一切不符合中世纪社会主流要求的生活方式都可归入其中：隐居山野田园过放荡不羁生活的都市难民，将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各类密契主义思想与实践中的乡间农夫，对现存教条感到绝望而开始跳出固有框架重新思考《圣经》的底层教士，以及摒弃了一切基督教伦理道德后在物质世界里尽情纵欲狂欢的享乐主义者们。这样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随着瘟疫的退潮与社会秩序的逐步恢复，流离失所的难民得以重回故土，但跟着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件影响更为深远的东西：人口流动。

14世纪前的欧洲，庄园经济的盛行与充分的本地劳动力供给，使得大部分欧洲人从生到死都从未离开过出生地方圆十公里，一生到过的最遥远的地方可能只是邻镇的集市或河对面的教堂，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简单而直观，除了辛勤劳作、信仰上帝，偶尔被领主或战争带来的苛捐杂税折腾一番外，生活里没有太多变数。1300年的一个法国自耕农如果得以穿越回1000年和他的先祖交流一番，除了感叹人丁愈发兴旺，税赋愈发无常，耀武扬威的包税官和庄园里趾高气扬的领主愈发让人反感之外，可能不会有更多深刻的感触了。黑死病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时间内的人口大流散与大迁徙，使许多在暴土狼烟中活了大半辈子的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瘟疫褪去后，一方面因为城市劳动力的极度短缺与乡村的凋敝，另一方面因为避难过程中产生的对外部世界的全新认识，幸存者中的一部分开始率先放弃了祖先世世代代居住的村落，或只身一人，或携家带口，向邻近的城市与贸易中心移民。按照Gottfried一书中的估计，仅在英格兰，就有约1300个村庄在1350年至1500年期间被荒废，可见这一人口流动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跨度长。

Gottfried在书中还提及了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也称Wat Tyler's Rebellion或Great Rising），认为这场起义与14世纪下半叶发生在西欧的其他各类农民暴动事件的根源都可以追溯至黑死病导致的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个人主义风气的出现。不过这一观点有一定局限性，可参见本文文末的注释。

【注释1】Gottfried此书一直存在争议。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教授Stuart Jenks就在对该书的书评中毫不客气地指出，Gottfried声称在书中为读者提供了看待黑死病对欧洲社会影响的新视角，但他所引用的几乎所有文献与参考资料都已在成书前20年被另一位学者Philip Ziegler用类似的方式总结整理过了。其次，Jenks认为Gottfried所征引的一部分史料缺乏事实依据或存在对事实的歪曲解读，书中的多处脚注也被发现与正文没有直接关联。答主在前文引用了Gottfried书中的观点，只是因为答主认为其在逻辑上能够自洽，但并不能完全确保该观点的正确性，因此很有必要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下对立观点的存在。Jenks的书评原文可在JSTOR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