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革命明明杀过国王，还爆发过内战，为什么英国的保守主义者总是吹英国“温和渐进”？ 第1页

一年前写过一个英法革命对比的回答，但是现在回过来看发现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所以一直想找机会重新写一下这个问题，正好看到这个提问，来谈一谈的我的理解。这个问题在题干和简介中涉及到两个对象，一个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一个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对象是必须要考虑的，那就是18世纪大革命对岸的英国， 我非常认同@姜源 从历史和政治理论的角度区分两种温和渐进的思路，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光荣革命实际构成了18世纪保守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种“叙事”，埃德蒙柏克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重新解释了英国革命，进而论证了保守主义政治理论的正当性，从这个角度而言，英国革命有两个革命者，一个是克伦威尔，一个是埃德蒙柏克。

首先就史实而言，英国革命绝对算不上温和渐进的，除了处决国王之外，英国内部也出现了凶猛的平等派运动，在爱尔兰甚至也出现了旺代式的屠杀，如果就内战而言，那么英国革命甚至比法国更加激进，因此除了近乎想象的联邦党叛乱之外，法国并未发生真正意义的内战，但是所有这些史实要么按照王明珂的说法，被“结构性失忆”了，要么经过保守主义的解读，被重新赋予了传统价值观的正当性。

对于英国革命的保守主义解读并非后世的发明，在1689年1月，佩蒂特便在演讲中强调：“政府的源头来自于日耳曼……国王应由教士和人民来选举……国王要宣誓维持教会，公平裁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要践行正义。”按照这种说法，无论是詹姆斯二世还是之前的查理一世都违背这份契约，因此才会遭致不幸的后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种修辞，詹姆斯二世所违反的不是后世的所谓社会契约，而是英国的历史传统。在佩蒂特的这种叙事下，1688被纳入1066、1215以来的漫长叙事中，在英格兰所发生的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让英格兰“再次恢复了自由”（关于这种叙事的建构和裁剪意味可以参考 @高林 桑的答案）。

更进一步而言，不仅1688是被重构的，1215的大宪章本身就有“回溯性幻象”的意味，这种“回溯性幻象”或者“传统的发明”并不意味着大宪章本身是被“想象”出来的，而是说大宪章的起源意义可能是被之后的保守主义者“赋予”的，不是大宪章造就了保守主义，而是保守主义者创造了大宪章的起源意义和正当性。总而言之，英国革命本身是多种势力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当这场革命结束时，曾经的革命者通过“结构性失忆”和“回溯性幻象”创造了一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对英国革命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从而创造了英国革命的温和神话。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英国革命在事实上无法摆脱激进主义一样，保守主义在叙事上对于激进主义的叙事也并非随着光荣革命而宣告胜利的，保守主义叙事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是在18世纪末期。大革命的爆发不仅改变了法国自身的社会秩序，同时鼓励了英国的激进派，促进了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新社团的出现，他们将成员扩展到更低的社会阶层，他们因此被称为英国雅各宾派。约翰·卡特赖特宣称：“法国人不但伸张了他们自己的权利，还促进了全人类的普遍自由权利！”普莱斯则认为：“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刻！我如此感恩，在我有生之年可以亲眼目的……你看，这个自由理念我们好像已经丢弃许久。”

当然激进派的主张并不是被大革命创造的，而是早已潜藏于英国社会之中的。在1789年以前，英国社会中已经产生了激进主义和新的政治文化，18世纪晚期，英国人口迅速增长，尤其是伦敦已经接近100万，这是庞大中产阶层的经济基础，然而彼时的政治体系使得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从大地主转移到城镇阶层身上，贫困的劳工阶层面对物价上涨、工资水平下降却无法得到保护。反对者主要来自英国中等阶层，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使得工匠也加入了他们，中产阶层创建了兼具政治性和教育性的俱乐部和社团，并形成了全国性的沟通网络。

约翰·威尔克斯领导了18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请愿运动，之后克里斯托弗·怀威尔发起了联合运动，他们利用伦敦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出版业、俱乐部和社团，将政治活动价联合起来，并将宣传传播到更广泛的公众中。稳健的改革者要求限制王室庇护权，减少其对议会组成及活动的影响，但其他改革者认为这远远不够，他们要求通过议会改革保障对臣民自由权利的守护，著名的议会改革六点方案总结为：普遍男性公民选举权、议会年度选举制、选区平等制、无记名投票、废除下议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被称为英国雅各宾派，但是他们与海对岸的同侪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激进主义者认真考虑过让劳动阶层获得投票以外的积极参与权。政治改革植根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他们反对大地产精英，希望增加自己的政治权力，但是并不希望穷人来管理国家，也不愿意让穷人进入下议院，他们没能团结贫困民众参与到议会改革，也没有试图利用群众游行向政府精英施压，或者来一场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他们甚至很少和工人团体联系，只有零星的政治家表达了对群众运动的赞赏。此外，虽然他们对世袭的头衔、特权加以谴责，但是他们不愿意直接攻击君主制或贵族制，害怕引起有产精英的敌视，他们也始终相信理应由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人来领导民众。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激进派甚至没能创造出一套与保守主义相竞争的话语。约翰·卡特赖特认为他们的主张不是一种创新，而是恢复久远的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民主传统，相对成功的是理查德·普莱斯，他反对将改革合法性诉诸于英格兰古老宪法体制，而从启蒙和自然权利的角度进行论证，强调所有成年男性都应当（ought）拥有这些权利，因为人生而平等，具有共同的人性。但是与此同时，普莱斯也未能彻底抛弃历史论证，只不过将其对象从古老宪政转换为光荣革命本身，在他看来光荣革命中已经蕴含了宗教自由、反抗暴政的权利，但是未能在18世纪实现，因此现在是时候兑现他了。总体而言，当激进派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他们甚至无法脱离保守主义的历史框架，这本身或许就说明了光荣革命后保守主义叙事对英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在另外一边，保守派一开始对大革命持观望态度，甚至乐于见到政治变动进一步削弱法国，只有埃德蒙·柏克率先认识到其中的危险，他在1790年初出版了《反思法国大革命》，而伴随着1792年革命的升温，一大批保守主义的政治家开始追随柏克，他们警告道：大革命立足于最抽象的普世原则、最狂热的理性思辨，他们忽视了自然秩序、人性弱点以及历史经验，这将导致社会走向无序，并最终导致独裁专制，柏克将革命者评价为“放肆、残忍、野蛮的群众”“一群绝望的无名的冒险家”，认为他们摧毁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教会体制，并进一步导致对私有财产的掠夺。

除了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之后，同样著名的还有约翰·鲍里斯的《对托马斯·潘恩<人权>的抗议》、威廉·普莱费尔的《议会改革不可避免之后果》。他们也模仿雅各宾派，组织了保守派的社会组织，推出自己的书籍、小册子、诗集、流行民谣、小说和政治漫画。最广为流传的是汉娜·莫尔的《便宜小智库》丛书，截至1798年这套丛书销售了200万册，许多有产者将他们带到车间、学习、军队、济贫所，向底层民众灌输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为了将英国大众转化为富有战斗精神的效忠派，保守派知识分子采用了简洁而激昂的写作风格，从而使得民众决心捍卫现有体制和传统价值观，抵制激进分子。

1792年5月21日，政府发布了一份王室公告，抵制煽动性的政治宣传，全国各地起草了386份效忠国王和宪法的宣言，底层民众不是社团的激进分子，但也一定会去支持效忠派的宣言，因此总体而言，效忠派社团比激进派社团数量更多且更受欢迎。效忠派社团存在的时间不长，因为激进派势力很快被他们消灭，效忠派也就解散了，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战争动员上，构成了志愿军的基础，并提供物资，直到1804年英国面临入侵时他们已经达到45万人，他们不仅是维护秩序的警察武装，更是保守主义的宣传工具，进一步证明了有产阶级的重要性。

保守派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先论证了英国政体的正当性，他们认为变革只会像大革命一样摧毁秩序，因此他们反复挖掘九月大屠杀、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以此证明的革命的恐怖与无序，并且加剧了穷人的困境，英国的激进派被他们描述成嫉妒、危险的野心家、煽动家，他们所要求的议会改革被视为君主制和贵族制灭亡的第一步。他们将英国视为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优势的混合，由国王、上议院、下议院共同组成，有产精英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穷人提供保障，而穷人则没有稳定的利益，并且孤陋寡闻，随时可能被煽动，因此拒绝赋予他们选举权是合理的，他们更需要接受有产精英的指导，培养节制、节俭、勤勉、顺从和谦恭的美德。

保守派的另一个目标是否定激进派的理论基础，他们不认可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学说，也反对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选举权，他们认为人与人在身体、心智和出身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因此也就不能要求国家权力分配的平等，只有少数具有足够智识和能力的人才能参与政治，而天赋差的人就应该服从天赋高的人，而不能试图摧毁社会的自然等级，使用激进和暴力的方式强行建立一个不自然的平等秩序。而政府的意义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维护自然社会等级，抑制人的自私与狂热，政府的权威并非来自于社会契约，而是特殊的历史与经验，这种经验远远比理性可靠。

总而言之，大革命没能帮助激进派争夺政治上的话语权，反而强化了保守主义叙事在英国的统治地位，那些认为“民众应该接受精英的庇护与教育”的观点反而在英国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对于大多数英国民众而言，大革命的意义不在于鼓励他们向压迫着他们的国王和贵族宣战，而是提示他们，是时候再一次拿起武器捍卫英格兰的“古老自由”了。至于激进派，他们本身就是保守主义叙事的囚徒，我们很难奢求他们能像海对岸的同侪一样与旧世界彻底决裂。

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英法革命之间的区别完全是被保守主义者建构出来的呢？恐怕也很难这么讲，因为在革命进程之中，英法革命确实存在着重大的区别，比如在法国，没有人认为路易十六应该无罪释放，他们纠结的只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同样代表们也没有因为宗教而产生分裂，他们都认可没收教会地产是革命事业所必需的。

当然更重要是历史叙事上的区别，在大革命前夕，“守卫古老自由”的叙事同样存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布里教士的历史叙事，在他的叙事中，高卢最初是自由的，法兰克的贵族与君主奴役了高卢人，因此现在是时候重返高卢时代了。而高等法院则是封建自由叙事的拥护者，他们从贵族的立场出发，要求国王遵守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在旧制度晚期，高等法院一直是王权最有力的反抗者，然而随着他们宣布三级会议应当按照1614年的形式召开，他们几乎在第一时间被第三等级抛弃了。到了1790年的联盟节，即使是支持君主立宪的斐扬派也不再强调古老的历史传统，而是欢庆祖国的新生。在英国，“古老自由”的历史叙事艰难的战胜了激进主义叙事，而在法国，他几乎在革命一开始就被抛弃了。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革命”一词的原意是一种天文现象，引申到政治领域意为循环往返，从这个角度而言，“光荣革命”的本意应该理解为“君主制恢复了正当性”，而更加有趣的是，随着“革命”一词被法国重新定义，在今日的保守主义叙事中，光荣革命被理解为“温和而不流血的革命”，在这种变迁中我们能够看到激进派对于政治话语的冲击，以及保守主义叙事相应的调整，这种变与不变，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英法革命叙事上的重要注脚。

总而言之，对于英国革命的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事实层面的英国革命、1688年对于英国革命的叙事、1792年对于英国革命的叙事。就事实层面而言，英国革命同样混杂了温和与激进的多重因素，但是在1688年的定性，“捍卫古老自由”的保守主义叙事在竞争中胜出，艰难的战胜了激进主义叙事，并进而影响了之后一个世纪的英国政治文化，而1789年的大革命则极大的加快了这一进程，埃德蒙柏克等保守主义政治家以大革命为他者，彻底确立了保守主义叙事在英国的统治地位。

最后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在于，这是否意味着“温和渐进”只是被虚构的神话，因此没有任何意义呢？从记忆史的角度而言，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下午周海燕老师在《史料、社会建构与行动：口述史的三重理论向度》讲座中所提到的一个观点，就历史叙事而言，比起争论“谁的表述是真实的”，我们应该关注“权力话语与知识界公共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本题而言，与其讨论“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叙事是否正确，不如观察这种“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叙事是怎样影响18世纪甚至之后的英国历史进程的，如果说在林亨特看来，是雅各宾派的演讲塑造了大革命的话，那么埃德蒙·柏克也反过来重新塑造了英国革命。

这就是英国人虚伪的地方。英国人造国王的反不是造反，法国人造国王的反才是造反。英国贵族因为国王信天主教威胁到了自己掠夺的教会财产和因为国王老爹居然续娶之后生了个儿子没了继承权心怀怨恨的公主联合起来，赶走了合法的国王居然叫光荣革命！

而且等到安妮女王死后居然装模作样的按照血统选择了汉诺威选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来作英国国王。如果这些伪君子认为英国国王是按照血统世袭的那么最符合传统最合法的英国国王是詹姆斯三世！如果英国国王是选举的，那还讲什么血统远近？

英国这些伪君子简直就是选择性遵守规则的典范，对我有利的时候讲传统，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讲理性。简直是成品油地板价的先河！

还有人说天主教会迫害知识分子喷了，英国人迫害了多少年不从国教会者？英国清教徒为什么要去美国？那可不是因为天主教会迫害他们，天主教会在英国也是被迫害的，是英国国教会迫害他们！

英国人为什么要推翻合法的詹姆斯二世？因为他要废除迫害天主教法啊！英国1688年捍卫住的迫害天主教法一直到19世纪才废除好伐？

最近这个问题突然又火了。看到不少答主突然把矛头对准了这篇回答，把这个回答当成了保守主义者的虚假宣传来批判，我还真的挺冤枉的——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政治坐标介于liberal和socialist之间，结果被当成了伯克的信徒，感觉自己可以去回答一下问题“如何激怒一个法国大革命爱好者”了。

在写下这篇回答的时候，我是认真审过一次题的。这次的题目是问“保守主义者为什么反感法国大革命而接受英国革命”。私以为，这个问题下应该讨论的，应该是“保守主义者是怎么想的”，而不是“保守主义史观对不对”。很可惜的是，几位批判这个回答的答主，意识形态斗争这根弦崩得很紧，一看这篇回答里提到了保守主义者眼中的革命，就急吼吼地跳出来痛批保守主义史观。看了眼他们的答案，批了一顿保守主义后终究还是没能解释为什么保守主义者为视英美革命为吊民伐罪而视法国以及之后的中俄革命为洪水猛兽。或许在他们看来，和左翼与自由主义者对立了两三个世纪而不倒的保守主义者都是一群大骗子和蠢驴吧。前几天被小黑屋了，所以用了小号具体回应了那几个答主，今天被放出来后希望在这里做一个澄清。

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反感保守主义者无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旷日持久且血腥的内战过程、无视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受到的迫害、无视爱尔兰的大规模屠杀，无视光荣革命后投票权的局限性，片面地吹捧英国革命是“温和”的这种行为。因为1688年没怎么流血而忽略1640年代流的血，就如同因为1848年光荣的三日没怎么流血而忽略1791-1815年间的革命战争一样，都是无知且愚蠢的。关于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在建构过程中的神话， @姜源 和 @何楚之 两个大佬已经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和原因。总体来看，保守主义者对英法革命的区别对待的确与他们的偏见有关。但是英法革命本身的确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革命，像某些答主那样使劲论证“英法革命其实没啥区别，两者的差异其实都是保守主义者幻想/污蔑出来的”不仅仅是对保守主义者的轻视，也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侮辱。毕竟，世界上的革命千千万，只有法国革命，在中文里配得上个“大革命”三个字。所以，考察英法革命之间实质存在的区别，并且从保守主义者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些实质的区别对于保守主义者意味着什么，是必要的，这也是这篇回答的初衷。

以下为原回答：

杀国王只是最表面的事情。

法国革命，与之前的每一次革命都不同，是欧洲第一场社会革命，而在他之前，无论是英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都只能算是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在于：政治革命局限于政治领域，涉及到的仅仅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而社会革命则会造成整个经济社会的剧变，以及财富的重新分配；政治革命发生在上层精英之间，而社会革命则会造成阶级之间的战争。

之所以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大革命”，不在于是否发生内战——因为大部分革命几乎都要伴随内战。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目的之宏大、形式之剧烈。

首先，与法国革命相比，英国革命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保守色彩。革命的目的不是创建一个新社会，而是让君主遵守英格兰古老传统的议会权利——而议会权利的来源，不是来自近代的民权思想或者自由理念，相反，这个权利来源于中世纪的《大宪章》，是封建体系下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权利契约。英国革命者认为，是国王违背传统，关闭议会并非法征税，侵犯了法律赋予他们的财产权利，所以叛国的是国王而非议会。洛克的《政府论》是为英国革命辩护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其中就指出，财产权利是人的天赋权利，政府不得侵犯。而当统治者侵犯了天赋权利时，那么统治者就背叛了社会契约，人民推翻他，是镇压叛逆的正义事业。

与英国革命截然相反，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就不是来源于传统而是来源于启蒙运动以后的新的价值观念。法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传统——反对王权、宗教以及封建体系。它要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以卢梭等人提出的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以“公意”而非某份历史文件为合法性来源的共同体。在革命者看来，法国革命之前的时代，是属于暴君的奴隶时代，没有什么可以尊重的地方。英法革命在思想根源上的这一差异，被哈耶克划分为启蒙思想的“英国传统”与“法国传统”。在他看来，“英国传统”是经验主义的，方法以归纳为主，强调尊重传统、习俗与历史；而“法国传统”是理性主义的，方法以演绎为主，强调动用人的理性，自发地去改造社会。保守主义者对这种“法国传统”深恶痛绝，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规则是通过千百年的磨合渐进形成的，任何人主动地去改变这一进程，用自己的理性或者意志去改造社会，是无比自负，无比危险的，所以从柏克到哈耶克的历代保守主义论者，都坚决反对法国革命式的狂欢。而在从卢梭到马克思这些浪漫主义者看来，只有当人去运用自己的意志去改造社会时，人才是得到了解放，否则就是被外界限制支配的奴隶，所以，法国革命对于这一派人来说，无疑是伟大的开端。

除了思想根源上的不同之外，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最显著的一个差别就在于对财产权利的不同态度。简而言之，英国革命是保护财产权的，而法国革命则是要变更（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是侵犯）财产权的。财产权这一命题在近代的政治理念中是一个核心问题。英国的学者，诸如洛克等人认为先有财产权是人的自然权利，是国家成立的目的，是个人自由的本质，没有财产权则无自由。与之相反，法国的卢梭，认为财产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个人自由的枷锁，财产的诞生标志着奴役的诞生。在英国，革命并没有造成全社会大规模的财产权利变更。实际上，议会反对国王，正是因为国王的横征暴敛侵犯了地主和资产者的财产权利。而在法国，革命则造成了产权剧变——法国革命在农村体现为土地革命，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农民瓜分了地主的土地，从此，法国的农业就被小农主导。这可能是欧洲近代的第一次土地革命了。在那个时代，土地是财产最主要的形式，重新分配土地，基本上就相当于全社会财富的重新洗牌。

财产权利的变更体现着革命中阶级力量的博弈。在英国革命，实际上是地主与资产者反对国王，本质上是权贵之间的内斗。即便有下层民众组成了一些激进的政治势力，也很快被权贵镇压。所以英国革命的结果就是权贵们的财产权利得到了更多保障，政治上权贵也得以通过《权利法案》很好地限制国王——革命到此就成功了，满足了其目的。除了被砍头的国王之外，权贵们都高兴。民众在革命中是被边缘化的，也没有从革命中获得太多利益——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的选举权也仅仅局限在不到5%的地主和资产者手里。

法国革命则走得更远。革命前夕三级会议召开时，主要矛盾或许还是集中在要敛财征税的国王与贵族、僧侣（第一、第二阶层）之间。然而，当革命爆发后，尤其是到1793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革命完全就变成第三等级、无套裤汉这些中层与底层共同反对国王与权贵了。因此，在法国革命中，普通民众也深深地卷入到政治中来，政治不再是“肉食者谋之”，而是全民的共同事业。就这样，法国大革命开大众政治之先河，让国家真正变成“民族国家”。这样的变化，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是民族的解放，是自由、平等、博爱；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则是暴民的狂欢，是“你也配叫公民”。

由于法国革命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了英国革命，所以其烈度也更强。法国革命让法国人迅速组建了数十万的军队，同欧陆各国硬刚25年，其向外扩散的民族主义思想震动了整个十九世纪。同时，法国革命中首创的“恐怖政治”也让习惯于宪政民主自由派胆寒，革命中是造成的王党与革命党之间成规模的大屠杀也是英国革命中闻所未闻的。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革命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其带来的积极影响（如果保守主义者认为革命有积极影响的话）。

总而言之，与英国革命相比，法国革命体现出了改造社会否定传统的倾向，为了实现平等而越过了“尊重财产权”这一底线，更用民粹主义否定精英政治，而保守主义的核心，恰恰是尊重传统、保护财产、精英统治。法国革命者和保守主义者，本身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最后补充一点。上面说了，英国革命是在尊重传统的条件下的政治革命，而法国是在新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革命。如果单纯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考察，英国革命也是远远比法国革命保守的。

法国革命是一个不断继续革命的过程。因为之前的传统已经被启蒙思想所否定，所以人们要建立的是未来之国，而不是延续历史；追求的是数学般自然而工整的理想社会，而非通过妥协和磨合得出来的政治现实。所以，在理想社会建立之前，革命没有底线。因此，在政治制度上，先是君主召开三级会议，随后是建立立宪君主制，民众还不满意，于是推翻国王，建立共和国，共和国还不够激进，于是雅各宾派登场，建立了民粹主义政权……总之，从1789到1793这短短四年时间，法国从欧洲专制的极端走向了民主，甚至无政府主义的极端。

而英国恰恰相反，革命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传统、历史、私有财产、习惯法等等。当然，十七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的确也出现了从王政到共和国的转变——但是英格兰共和国从各个方面来说，比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要温和的多。而温和革命的典范——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也不是一步建立起规范的君主立宪制的。在光荣革命仅仅是确立了英王服从法律，议会掌握立法权的原则，国王仍然拥有事实上的行政权，是实权国家元首而非现在这样的花瓶。所以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来说……政治制度其实变化不大。而英王权力的削弱，也是长期而缓慢的——如同英国选举权的扩大一样，耗时将近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