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究竟做了什么导致天下覆灭？ 第1页

前面 @季退思 和 @二十五年蝉 的答案角度不同，已经很全面了。

不过…我觉得都答得心急了一点——因为题主的问题里有一个很要命的常识错误——这个错误如果不纠正，题主可能还会觉得有点不好理解。

题主在问题里认为，秦朝的“起义”是在秦始皇逝世以后发生的，这是不对的。

“起义”本身是一个现代词汇，并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为了撇去干扰，我们用一个直白的词汇——地方叛乱。

而秦国—秦帝国的地方叛乱是自商鞅变法以后贯穿始终的。

直接的叛乱有：

商君叛乱，蜀侯叛乱，晋阳叛乱，长安君叛乱，嫪毐叛乱，昌平君叛乱，新郑叛乱，统一以后也有苍梧叛乱。

地方失控的情况有：

司马错死后至秦末，巴郡始终不作为；秦楚“江南”（巴东）之战期间至秦末，南郡始终不作为；阙与之战前，河东郡将魏军引入安邑；汾城之战期间，河东郡守王稽有通敌嫌疑。

其中，巴郡、南郡的沉默十分诡异，楚“江南”（今重庆一带）就夹在巴郡、南郡中间，将长江河道切为两段，但至秦灭楚之战期间，巴郡、南郡也从未有任何攻击“江南”亦或顺江钳击楚国的意思。

最终的陈胜吴广“起义”，本身也是地方军队叛乱，而随之而来的终极叛乱则来自于地方望族亦或地方官员。

当然，以上情况并非秦国一国独有。

比如：

秦韩雍氏之战时，樗里疾的秦军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越韩国西部领土；

五国伐齐期间，临淄方面倒台后，齐闵王宁愿跑到卫国，也不敢贸然逃往平陆、即墨、莒等地方政府；

秦赵长平之战期间，赵长治方面的无作为甚至变节，导致秦军25.000人的庞大军团顺利通过峡谷地区直抵百里石长城。

对于题主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

春秋后期开始走向成熟的郡县制固然要比分封制更加先进，但本质上仍处于雏形阶段，距离真正的成熟阶段为时尚早。

所以，春秋后期至战国的郡县制改革亦或其他变革行为，在解决地方叛乱的问题上并不是绝对的。

单凭秦国有商鞅变法，就认为秦国的制度可以杜绝地方叛乱，这显然是一种违心主义历史观。

再补充一点，商鞅变法本来也没地方啥事…秦国大规模制县是发生在秦献公时期。而且商鞅变法以后，商鞅本人就是第一个造反者。

说到这里，我们又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

为什么秦国能在接连的地方叛乱中完成仍能完成统一战争，又为什么会在消灭列国政治实体以后仅仅12年迅速崩盘？

这涉及到战国后期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

在战国后期，宋、齐、秦、赵先后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智商掉线”情况，很多朋友在第一次读到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时候，可能也会像我一样感到十分的费解，忍不住把这种诡异的动向归结于君主的个人昏庸所致。

在这里，先做一下简单罗列：

宋国，大致在宋康王时期，“行王政”，与秦、赵两国联合，对齐、楚、魏三国进行军事兼并，而后为齐国所灭。

齐国，大致在齐闵王后期，齐相田文倒台，苏秦、韩珉上台以后。当时齐廷对燕国实行单边外交，先后得罪了魏国、赵国、秦国，而后发动灭宋战争，最终在五国伐齐之战中倾覆。

秦国，大致在秦昭襄王后期，秦相魏冉倒台，范雎、王稽上台以后。当时秦廷对魏国施行单边外交，勒索赵、楚，全力攻韩，而后又在荒年过后与赵国决战于长平，“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缺）”，之后又在魏、楚明显表现出歹意的情况下持续进攻邯郸，最终在被魏、楚联军击败，一度丧失河东郡的大部分领土。

赵国，大致在赵悼襄王时期，赵相廉颇倒台，郭开等人开始上位（注）。当时赵廷无视秦国占据太行山的威胁，将战争资源疯狂投入到攻齐、攻燕的战争中。其中，攻齐饶安，已接近海岸线；攻燕武遂，对燕下都已形成包围之势，扩张势头已进入今环首都贫困带。最终，赵国再一次大肆攻燕的尾声阶段，秦军突然从背后攻赵，一举攻破了邯郸周边的大量城邑。

（注：在廉颇“饭否”事件期间，郭开已开始在赵廷活动。鉴于廉颇先滞留在魏国，因不得意而辗转至楚，绝不会在魏国滞留20年以上。因此，“饭否”事件应发生在赵悼襄王时期，而非赵王迁时期。）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如果以特定时间节点为终点，上述君王的政绩其实都是十分辉煌的。

比如：

宋康王至取地淮北，齐闵王至吞并劲宋，秦昭襄王至全歼赵军、复定上党，赵悼襄王至北略燕地。

如果上述君王在以上的时间节点逝世，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以雄主的形象流传于世。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个例子，就是燕昭王。相比于以上4位，燕昭王就死得十分是时候。

在燕昭王末期，燕国的军队完全陷入了齐地的纠缠，而一口气吞并齐国70余座城邑也让它背上了巨大的外交隐患。与此同时，燕军的命运还全部掌握乐毅手中。补充一句，乐毅在历史上的实际身份是身兼魏臣、赵相、燕卿三职，这个人真的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一些举动也证明他确是在三国之间找平衡。可以说，在燕昭王末期，燕国已完全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和人事上的不稳定因素当中。

偏巧不巧，燕昭王不失时机的逝世，把所有包袱都抛给了燕惠王，也成就了燕昭王的英名。

@二十五年蝉 和 @季退思 的答案也都提到了这一点——秦始皇的逝世和秦二世继位后的马上崩盘，或多或少都与燕昭王有相似之处。

现在我们回到主线，为什么宋康王时期、齐闵王后期、秦昭襄王后期、赵悼襄王时期，宋、齐、秦、赵会出现如此诡异的表现？

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即在于间谍行动。

而最为典型的就是苏秦的间谍活动。

在田文倒台以后，苏秦完全推翻了齐国之前的全部外交部署，并用各种各样的“合理”方式得罪于列国，又用攻宋的巨大利益引诱齐廷向着最近的诸侯国发动灭国战争。

而后，范雎在秦廷的动作与苏秦十分相似，即推翻之前的全部连横部署，向最近的诸侯国——也就是韩国——发动灭国战争。

相比于苏秦而言，范雎还曾提出“勿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的诡异主张，他似乎完全不在乎列国会来摘桃子，一门心思将秦国的全部战争资源投入在攻韩与攻赵的黑洞之中。

再之后，郭开在赵国也进行过一系列间谍活动，包括陷害大臣、冤杀李牧、主张投降等，赵悼襄王时期的诡异动向可能也于这些变节者的蛊惑有关。

如果核对以上三者，我们可以看到，上述间谍活动（苏秦、郭开）及类间谍活动（范雎）都有2个共同的特点：

1、打破之前相对安全的外交环境；

2、疯狂吞并领土。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

宋国处于齐、楚、魏三国之间，其生存的根本在于三方的相互牵制。而宋国醉生梦死在秦、赵、宋联盟的那些年里，它先后伐魏、破齐、攻楚，表面上看是盛极一时，但实际上是危机四伏。尤其伊阙之战后，魏国失去了四百里河东之地，在体量上已经无法牵制齐、楚，此时宋国的覆灭就已经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了——只看秦、赵决定在什么时候拿宋国当砝码押出去。

齐国位于东海之滨，外交纵深十分有限，且边境无险可守，因此必须要用合理的外交手段保证自身的安全。早在齐威王时期，徐州相王就曾引发过楚、赵、燕蜂拥攻齐，魏国作壁上观的局面。因此，齐威王、齐宣王至齐闵王前期，齐廷都十分注意外交上的部署，谨小慎微地避免着多点受敌的窘境。而齐闵王后期的疯狂行动，无疑是要重演徐州相王的覆辙。

秦国位于西垂地区，领土主要由盆地组成，其核心优势在于地势险峻便于防守，也在于与东部利益纠缠较少，有利于背后发力。正因为这种特点，一直以来，列国对抗秦国的手段，都是通过合纵进行压制，其目的从来不是真的去啃秦国的穷山峻岭，而是要把秦国压回函谷关里以便在东部兼并。可范雎上台以后，秦廷莫名其妙地忘记了列国的冲突集中在东方，它一门心思地撕咬着韩国，仿佛求着列国先放一放东部的兼并而把重点锁定在它身上。

赵国位于华北平原，本身为四战之地。自赵武灵王以来，赵廷的外交风格一直是灵活多变的，它时而联秦，时而联齐，时而联合三晋。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赵国的生存环境比较依赖盟国，它时常需要利用一些诸侯国抗衡其他诸侯国，比如利用齐抗秦，利用秦抗魏等等。赵悼襄王时期，赵廷的伐魏、攻齐、破燕的军事行动基本毁灭了自身的外交空间，最终独自抗秦的命运也就无法避免了。

从以上情况看来，宋、齐、秦、赵在当时的举动可以说相当魔幻。之所以有这种怪异行动，如果我们只是片面解释为间谍的破坏，抑或君主的昏庸，并不合理——因为政治本身是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在当时，宋、齐、秦、赵无疑是一种集体的“低智”表现。

那么，为什么偏又在战国后期列国朝堂会陆续出现这种整齐划一的“低智”呢？

这里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就我个人的看法，应在于官僚体系的失控。

相信很多历史爱好者都有印象，中国的古典集权王朝呈“生命周期”的特点，通常一个集权王朝的寿命在2个世纪左右，随着宋代以后制度的完善，晚期的封建王朝的寿命则能达到3个世纪左右。

当然，所谓的“生命周期”是一种政权拟人化的比喻。至于王朝末期的“衰老”，最明显的特征即在于官僚体系失去了正常运转的能力。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皇权希望有一些改变，比如改制，再比如整改，也无法依靠衰老的官僚体系执行下去，甚至还会出现官僚系统借“整改”之名进行新一轮的收割。也就到了这个时候，古代王朝也就走上了尽头。

中国的集权制度萌芽发生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前期，天下列国均已完成了集权制变法。

秦国的集权体制最迟在秦简公时期就已经构建，同时期为魏文侯后期。之后的半个世纪左右又实行了商鞅变法，再后来也有不断的调整，一直到秦始皇时期也未停止。

说到这里，也就解答了题主的另一个误区——商鞅变法只是整个春秋战国中变革的一部分，单就秦国而言，则是变革最为剧烈的一个历史事件——但绝不是变革的全部。

对于商鞅变法，我们不能因为只靠它的存在就认定秦国体制“很成功”，更不可能把秦国想象“法制”国家。

根本上讲，战国至秦朝乃至汉初，集权政治仍处于早期阶段。在这段时期内，君主尚不能进行帝国时期的独裁统治，官僚体制也并不稳定，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虽然相比于春秋时期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但依旧是很有有限的。

遑论“法制”。

以上因素是我们谈论战国乃至秦汉历史事件的基础。如果忽略了历史环境下的客观因素，一切论述也就不可能成立。

也正是受制于早期集权制度的不成熟，其实战国时期列国的衰老速度十分惊人。在列国的朝堂之间，党争、收买、陷害、掣肘、里通外国——甚至是公开化的——比比皆是。就这一方面，不见得某国更好，也不见得某国更差。

在《荀子·强国》一篇中，曾记录有一条重要的记录，可以看出战国后期秦廷官僚系统的情况。

在当时，荀子对范雎说：

秦国的官吏在办公以后就回到家里，不会去办什么私事，并不会像其他诸侯国一样结党营私。在朝堂中，每天的政务都能全部处理完，没有任何遗留。

对此，荀子称赞其为“古之朝也”。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2个重要信息：

第一点，荀子说的“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显然与历史记录里秦廷激烈的党争和公开化的裙带关系不符。但相比于当时三晋、齐、楚的政治环境，秦廷的派系更为分明，且常出现某一派系对秦廷的绝对控制，因此在客观上确实存在——秦廷在派系内耗和公务倾辙上的消耗要低于列国。

第二点，国家层面的政务绝大部分都是相当复杂的，显然不可能一天就处理完，更不可能每天都能处理完全部事务。在当时，秦廷的高效可能来自于某种特殊的评判标准， 相关官员可以根据该标准快速处理完公务——至于这一标准是什么，不清楚，不过从后面的历史事件能猜出一二。

整体上讲，荀子对这段时期秦廷的推崇，应该来自于对其他诸侯国的比较。那么，当时其他诸侯国又是什么德行呢？

以齐国为例，在战国后期，齐廷官僚的躁动已经十分明显。在当时，君臣的争斗一度引发了“劫王”事件的发生。田文下野后，整体齐廷开始如疯一般走上了灭宋的不归路。

不过，如果我们从齐国官僚的角度来说，灭宋战争可能并不怎么疯狂，而且还十分理性。对于齐国官僚来说，齐国吞宋自然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如果之后齐国能守住固然是好事情，但要是守不住甚至被灭国了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比如燕国灭齐，齐国的官僚也会欣然接受燕王送上的封地。

可以说，对于他们而言，在意的只是有没有“捞”的机会。

放在具体的历史事件里：

如果这种“捞”的机会来自于动荡，那他们就渴望动荡——至于齐国这一动荡代表着兴还是亡都无所谓——就像齐灭宋和五国伐齐；

如果这种“捞”的机会来自于安定，那他们就渴望安定——至于当时是韬光养晦还是坐以待毙也无所谓——就像齐王建时期的表现。

从这一点上看，通常我们把苏秦的间谍活动说成是齐国衰亡的诱因，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实际情况是齐廷内部的躁动给了苏秦的活动空间，最终促成了齐国的轰然倒塌。

同理，宋、秦、赵的情况也类似。

那么，接下来就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宋、齐、赵都无法自救，但秦国在诛杀王稽、范雎以后，就能迅速缓过来呢？

我们需要注意到，秦国与其他诸侯国的区别在于——它的官僚体系的上层完全是由外籍士人组成的——因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氛围。

也就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孕育出了安国君这一政治怪物。

安国君，其母唐八子疑似来自于燕国（见安国君出生年龄），其妻华阳夫人来自于楚国，本人及其子异人均曾在赵国做人质。在这种先天加持之下，安国君对秦廷的燕籍、楚籍、赵籍、齐籍（注）士人有天生的吸引力——而向来擅长投机的魏籍、韩籍士人自然能嗅出其中的味道——这样一来，也就给了秦廷在动荡后迅速整合的条件。

（注：秦廷内的齐籍士人似乎与楚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蒙氏、任氏等齐籍士人与楚党的沉浮息息相关。）

在明确这一点后，会发现这个在位1个月零3天的君王，确实有理由谥以“文”。

与此同时，即在公元前252年，也就是秦昭襄王逝世的前一年，魏国又发动了一次变法。这次变法内容也应当给了秦国巨大的启发，之后秦国确实模仿了这一次变法，由此让秦廷的局势安定下来。

有关这一变法的内容这一变法的内容主要针对于丧失男丁的家庭。在当时，魏廷针对丧失男丁的家庭加以迫害，限制他们召入男丁（如后父、赘婿等），也限制他们经营不需要重体力的商业、旅店行业。至于这样做的目的，应在于彻底切断这类家庭延续的活路，从而有利于当地望族对其家产进行兼并。

在这里我们需要补充两点：

1、在战国中期，土地兼并就已经十分严重了，富者田地连通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在当时已经出现；

2、在战国时期，基层主要由望族控制，从《战国策》的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战时发动自耕农武装，在基层是由望族组织的。

结合以上两点，再看魏国晚期的变法，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变法本身十分有利于望族进一步兼并土地——当魏国每一次进行征战时，望族自然会积极进行军事动员，并十分乐于看到乡里的男丁阵亡——由此创造出更多失去男丁的家庭，进而创造更有利于土地兼并的条件。

也正因为在这样变法的刺激下，魏安釐王后期的魏国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在变法之后，魏国残齐、攻燕、破秦、败楚、伐韩，在短短4年内，魏国几乎打遍了战国七雄（赵国短期沦为魏国的半附庸），呈现出“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的回光返照现象。

不过，之后的历史事件中我们要看出，这种变法的后遗症是十分严重的。在魏安釐王和信陵君两个政治强人死后，魏国的国力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公元前242年，秦将蒙骜攻魏，这一次，魏国再未能像卷之战一样顽强——大梁以北的大量地方官投入了秦廷的怀抱——至此魏国沦为了五百里的中型诸侯国。

有关这一变法是否被赵廷，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录。不过从赵悼襄王的扩张规模上看，赵国很有可能也模仿了这个变法。

秦廷引入这一变法的具体时间节点未知，但确实引入了。具体时间应当是在汲之战以后，即秦王政继位以后。

到了公元前241年，天下只有秦、赵、楚三国尚有“战国”的实力，韩、魏、齐、燕均已沦为弱国。

在这一年，以赵、楚为首的纵军兵分两路，一路攻到了咸阳东部的蕞，一路攻到了函谷关。

从这一点上看，秦国实际在战国晚期对赵、楚而言尚没有绝对优势。

但是，到了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的逝世引发了楚廷重臣之间的火并。在此之后，是楚幽王长达10年的不作为——补充一点，楚国在春秋时期就是一个集权程度较高的诸侯国——此时，极度老迈的楚廷应当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的控制。

“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但第二个选手已自动退出。

也就在这段期间，秦王政以金元攻势建起了一张巨大的间谍网。它像毒雾一般慢慢浸入赵国的每一个毛孔，最终狠狠勒住了赵国的气管。

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就此建立，历史仿佛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由此掩盖住了秦廷老迈的事实。

秦灭六国战争中，需要注意以下信息：

1、秦廷官僚已出现明显的家族化、世袭化的特点；

2、外籍士人依旧是秦廷的主体；

3、8年吞并列国的进度，必然会导致在灭国战争中接受列国的全部官僚集团和地方系统。

家族化的外籍重臣和列国的官僚体系合流，又究竟会形成怎样一种微妙的化学反应呢？——无论结果如何，都只能让秦廷的老迈雪上加霜。

至于秦廷在当时究竟老迈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可以看一下秦廷对公务的处理水平——在秦国大一统的12年里，前面 @季退思 的答案提到过，秦廷的断案率达到了瞠目结舌的低——从《秦始皇本纪》的记录中看，相关重大案件，秦廷的断案率居然是尴尬的0%。

其中，即使在荆轲刺秦、张良刺秦的极度恶性案件中，秦廷居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有牵连的重臣。

荆轲刺秦的处理结果只是要来燕丹的脑袋，似乎巴不得燕丹赶紧死掉，让所牵涉的重臣名单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里；

张良刺秦的处理结果是全国彻查【10天】，考虑到当时的通讯速度，大家应该能想象10天是怎么个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传说中的“秦法之严”......

秦始皇末期，在随从泄密、方士讽刺、陨石刻字的案件中，秦始皇算是彻底放弃了御史大夫的判案能力。对于这类涉及范围“相对较小”的案件，他干脆自行下令杀光全部嫌疑人——想起来没有？前面《荀子》中提到的范雎时期的“听决百事不留”。

打个岔：

当时任御史大夫的人是韩籍士人冯劫。这个家族挺有意思，即使用韩籍士人的眼光看该家族也非常擅长投机——在长平之战期间，冯亭本人虽在战斗中阵亡，但其家族一部分成功进入了秦廷，而另一部分则则成功混入了赵廷，其家族成员在后来的汉廷里也混的风生水起。

不过，相比于办案效率的无能，秦廷在强化大家族上却十分热衷。

在当时，秦廷把12万户大家族迁往咸阳，名义上是监视，但从之后的历史惯性中可以看出，地方望族混入中央，其能量远大于当个“地头蛇”。

另一方面，秦廷方面开始疯狂征发民夫开展一系列工程和新一轮的扩张战争，更兼黥首自实田及限制寡妇再嫁等政策，无疑会进一步促进望族兼并土地。

到了秦始皇末年，秦廷下“焚书令”，命令只有博士官可以收藏诸子百家的书籍，其他士人只能学习巫术、医术、农业知识，抑或向下级官员学习帝国的法律。

最后一条是重点中的重点——“焚书令”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消灭除法家以外的全部知识，而是让拥有博士官的大家族完成对知识的绝对垄断，从而人为制造一道不可逾越的社会板结。

此时，秦廷已经被官僚和背后的地方望族所绑架。

事已至此，二世皇帝究竟是扶苏还是胡亥，究竟是12岁还是21岁，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

说到这里，题主问题的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难道是因为严苛刑法，让百姓觉得暴虐吗？可是法律如果不加严厉惩治，那人们也不会去自觉遵守法律啊？那刑法这个度该怎么把握呢？"

秦法的严苛与暴虐是看针对什么人，它对于大望族是天堂，对于小望族是枷锁，对于士人是监狱，对于平民而言其实和战国时期的战乱年代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至于为什么秦始皇能够驾驭老迈的秦廷完成统一，原因在于：

利用官僚世袭笼络大望族；

利用土地兼并笼络小望族；

利用间谍网敞开收买天下士人，对不服从的豪侠则进行了血腥的暗杀行动；

至于平民......编出一系列罪名，逼着他们去阵上斩首抵罪即可，其中一些运气好的人还能换点田宅当“自来水”。

在最终的生死竞速中，千古一帝表现出了非凡的慷慨：

对于荆轲刺秦的安检渎职、卫兵机械服从命令、重臣在惊愕中的袖手旁观（这是最保守的解释），秦王政选择了让可能存在参与名单永远消失在世子丹的脑袋里；

对于战国以来历来的官僚里通外国行为，秦王政选择了烧毁列国的全部历史档案从而一笔勾销；

对于魏国这一在阴谋领域上最为精通的王国，秦王政选择诛杀全部魏公子，但对那些勾结魏公子的官员完全没有什么兴趣；

对于战争期间的一干功臣，秦始皇也从没有诛杀乃至压制的意思。

但无论千古一帝的手腕有多强，帝国的丧钟也已经敲响。

二世皇帝继位以后，秦廷的当权者以殉葬为由诛杀了秦始皇的全部无子的妃子——注意，战国时期君王的妻妾通常来自于他国公室——其目的应当在敲打各个势力。

而后，秦廷又一口气诛杀了6位秦公子——注意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正好是另外6个派系的代表人物。

考虑到后来“公子扶苏”居然莫名其妙地得到了楚将“项燕”的辅佐，可见在秦帝国时期，一些地位显赫的秦公子确实可以成为某一籍集团的代表。而当年公子扶苏所包庇的“儒士”，可能正是一些来自于楚国拥有博士官的望族。

然而，无论秦廷啥多少人，流多少血，也只能解决官僚体系的上层问题——在地方，躁动已无法抑制。

公元前209年7月，在二世皇帝继位上不满1年的某一天，秦廷某一群脑子抽了的王八蛋命令一支驻扎在南疆的部队转向帝国北疆驻防，其出发地点至少在今安徽省以南，其目的地位则位于今北京密云，即使用现代公路为参照，距离也达到了1000公里以上。

从这一南辕北辙的调令中，我们可以想象出秦廷已经荒唐到了什么程度——再度重申，政治是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秦代的集权程度也无法达到君主独裁——整个秦廷的“低智”已经不是二世皇帝的昏庸所能承载的了。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这支军队可能是在今河南省境内召集，被命令前期驻守今北京密云，却莫名其妙地走到今安徽省境内。

如果是后者，这支军队的都尉和沿途地方官可以说都参与了巨大阴谋。

天下苦秦久矣！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公子扶苏”向着远在咸阳的秦廷发出了惊天的呐喊，“项燕”在怒吼，曾经被勒令务必诛杀殆尽的魏国群公子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中原大地，整个齐地、楚地、魏地在岩浆中沸腾。

大望族自立，小望族响应，士人拔出了宝剑，楚怀王重返人间。

帝国的忠臣们成片成片地附逆。

当战争陷入僵局之际，二世皇帝居然下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征发民夫，准备物料，阿房宫工程重新开工。

是的，在纷乱之中，二世皇帝下了这样一道命令。李斯、冯去疾等重臣则因反对这一命令被诛杀。

反对一道完全不可能执行的命令，为什么会被诛杀呢？

因为，无论阿房宫工程有没有开工的可能性，负责此事的重臣都有“捞”的机会。

这是秦廷重臣们的最后一场盛宴。吃完这顿散伙饭，换个主子，再开宴席。

公元前206年，泗水亭长攻入咸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留神，里面并不涉及前朝贪腐的清算——你是不是又想起前面《荀子》中提到的范雎时期的“听决百事不留”？

一切走上了我们熟悉的轨道。一切向着大团圆的结局发展。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架六龙。

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的10月到公元前209年的9月（秦时历法，以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末）。

这一年的胡亥在史书中有两个年龄：一者为二十一岁；一者为十二岁。

按学者李宝通在其文章《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中的观点：

秦二世即位之年龄，学界多谓二十一岁，然考之史实则似不符。《史记》引《秦记》原作十二岁即位；少子即幼子说不易推倒；胡亥缺乏起码的政治和生活常识，是非不分，甚至难辨鹿马；胡亥无淫乱记载，也未曾留下后代；胡亥童趣未泯，思路幼稚。诸多迹象表明，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应可成立。

综上，按照这里的论述，本文便采用太史公在《秦记》中记录的“二世生十二年而立”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一年的胡亥才只有十二岁。

再按照史书中的记载，胡亥即位后并未赐封母亲，所以他的母亲应该很早就去世了。如此，十二岁的胡亥虽然即位皇帝之位，成为天下至尊，可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虽说这是古人，但十二岁的年龄，无论如何也都只能算作一个孩子。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却又要承担起当时最艰难的重任，也就是所谓的治理天下。

看似好像就是上天在和胡亥开玩笑。

但可惜这并不是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

于是就这样，十二岁的胡亥迎来了他登基后的第一年，也就是秦二世元年。

十月，秦二世元年的第一个月，秦廷总共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原中车府令赵高升迁为郎中令。

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十二岁的胡亥在这一年年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的老师赵高担任九卿之一的郎中令。

很显然，此时的赵高已经彻底得到了秦二世的信任了。

其实秦二世不信任赵高又能如何？虽说秦二世已经成为了皇帝，可才不过十二岁的年龄，同时大秦政局均由丞相李斯等人把控，那么胡亥要想掌权就只能重用自己信任的人。可就当时而言，满朝文武能真正能为胡亥所信任的，不就只有那个曾教导自己数年的老师赵高吗？何况自己的皇位也是赵高一手扶持上来的，因此秦二世能够完全信任赵高并不奇怪。

第二件事：为始皇帝建“帝者祖庙”。

当时的秦廷不仅以秦二世的名义下诏增加始皇寝庙和祭祀山川的物品，同时还责令群臣讨论祭祀始皇庙的事。

然后群臣们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始皇庙作为天下最尊贵的庙宇，所有的贡品应该优先始皇庙使用；第二，祭祀始皇庙的时候，需要秦二世亲自捧酒祭祀；第三，将秦襄公以下的宗庙全部废除，并以始皇庙为皇帝祖庙；第四，皇帝仍然需要自称“朕”。

史书中在之后并没有记录秦二世的态度，但是从之后秦二世依然复称“朕”，那就说明当时的秦帝国确实是这样做了。

第三件事：布告天下，大赦罪人。

虽然《史记》中并没有明确记载秦二世即位后大赦过，但是在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书》中却明确提到了这一点：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如上，这就是那篇在秦二世元年发布的政府文告。在这里面明确提到一点，那就是“尽为解除流罪”，因此秦二世元年确实曾以秦二世的名义进行过大赦天下。只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道大赦命令好像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

以上就是秦二世元年年初第一个月做的事，因为是年初，所以事比较多也是正常。

之后发生的事，按照史书中记载的秦二世和赵高密谋的话：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二世对赵高说，我还年少，刚刚即位，百姓尚未归附；而先帝之前就经常用巡视天下来显示强大，从而制服天下；今天如果我不延续先帝的做法，岂不是就无法统治天下了吗？

虽然这只是秦二世与赵高的谋划，但事实上此次秦二世出巡恐怕并不仅仅是自己的意见，因为秦廷主要大臣如李斯等人都一起去了，所以真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

毕竟在帝国刚刚发生权力交接之时，皇帝及主要大臣便迫不及待的再次出巡天下，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但无论如何，秦二世确实是率领着百官浩浩荡荡的巡视天下去了。

下面再看秦二世出巡的具体路线图：

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上记录，秦二世是先抵达碣石，而后再抵达会稽的，那么再按照秦帝国当时存在的国家道路分布图：

则能够符合秦二世通行的路径，大概有以下这两条：

第一条：从咸阳出函谷关，经东海道抵达朐地，而后沿着并海道北上抵达碣石，接着再沿着并海道南下抵达会稽。

这条路径太过反复，而且之后秦二世在抵达会稽后又继续北上辽东，因此秦二世走这条路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二条：直接从咸阳北上经直道抵达北边道，而后沿着北边道东进抵达并海道，最后沿着并海道南下抵达碣石和会稽。

如上图所示，显然这条路径相对更合理一点。

也就是说，秦二世车队最先做的就是北上视察边境防务，而后东进抵达碣石，接着南下抵达会稽。

到了会稽之后，秦二世与一众大臣便开始仿照秦始皇之前一般，立石颂功。

不过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皇帝胡亥说，之前的金石锲刻都是始皇帝的行为，今天沿袭了始皇的名号却没有记录始皇，如此时代越来越久远，后代便不能更好的牢记始皇帝的丰功伟绩了。

于是丞相李斯、冯去疾和御史大夫德便说，我们请求在刻石上全部刻上这份诏书，就能说明白了。并且他们三人还是冒死请求。

在这里，一方面能够说明当时的秦帝国内部确实还是由丞相李斯、冯去疾和御史大夫德三人控制；另一方面从他们三人的集体发声也能看出，他们至少是团结的。

而后，秦二世便同意了他们三人的建议。

其实不同意也没办法，一个十二岁的皇帝，面对三个权倾朝野的重臣，他有反驳的余地吗？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帝国的主要官员基本上都追随秦二世出巡了，那么原来的政府事务又会交由谁来处理呢？

一年前始皇出巡的时候，好歹都是留守右丞相冯去疾坐镇咸阳，如今到好，一股脑的都出来了。

这点史书中虽然没有记录，但肯定是有人坐镇咸阳的，不过也能看出当时群臣对于秦二世的态度，至少是没有对始皇那样的尊重。

而后的秦二世便又北上辽东从北边道绕行回咸阳，但是在回去的途中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正如之前秦二世在会稽立石的时候，丞相李斯、冯去疾和御史大夫德三人的“昧死请”。表面上他们三人是在尊重秦二世，但其实就是在逼迫秦二世就范。

于是就有了秦二世和赵高的密谋：

於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柰何？”《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二世很敏锐的从那三位大臣的言语中体会到了他们对自己的逼迫态度，于是便询问赵高，如今大臣不服，官吏们也很强硬，而诸公子也肯定不会认可自己，那么该怎么办呢？

其实胡亥这里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年少登基的帝王都要面临的现状。

所以赵高便针对这种现状，提出了两条建议：

第一条：清除异己

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赵高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趁着群臣跟随秦二世出巡期间，率先动手，将地方和中央凡是与诸臣有关的人员全部都处理掉。如此上可威震天下，下可去除异己。

第二条：培植亲信

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里赵高则是希望秦二世下令，彻底颠覆原有的帝国权力秩序，也就是所谓的让卑贱者显贵，让贫穷者富有，让疏远者亲近。

换言之就是，当今大臣们之所以能够强逼秦二世，就是因为以那些大臣们为首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以要想对抗那些大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人群因为皇帝而得到显贵的位置，因此那些人就会帮助秦二世来对抗群臣。

平心而论，赵高的这两条建议并不能说错，毕竟作为一名刚刚即位的帝王而言，想办法将全力握在手中也是人之常情。

但问题就在于，此时的秦帝国内部并不稳定，而秦二世与赵高又如此急功近利，势必会让秦廷从中央到地方都陷入党争之中。

这种事在太平时期的确不算什么，但在危机时刻却能给予帝国致命一击。

秦二世不算愚笨之人，但他对于局势的判断还是太过幼稚，所以便贸然同意了赵高的建议，开始了疯狂捕杀：

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於内宫，议其罪独後。《史记·秦始皇本纪》

当时秦二世还远在巡游天下期间，然而一个使者几封诏书便能将盘踞在秦诸公子身边的那些郎官们一网打尽。可以看出，当时的秦二世胡亥确实是掌握了兵权，否则绝对没有那么高的效率。

另外秦二世的这次行动应该也是绕过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执行的，毕竟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针对“大臣不服”的问题，所以怎么可能给他们通知呢？因此有理由相信，这次行动就是一场纯粹的以军队强行干预政治的军事行为。

也就是说，当时秦二世直接派遣使者拿着自己的兵符抵达咸阳，而后通知驻守军队行动，再按照早就写好的人员名单进行逐个捕杀。

这一点从赵高给秦二世分析的那句“今时不师文而决於武力”也能清晰的看到，此时天下真正能够决定胜败的只有强大的武力。所以至少从这方面来看，作为秦二世身边唯一可以信任的大臣，赵高的眼光不可谓不精准，而之后群臣们也就是这样败给赵高的。

至于所谓的“以罪过”，看似是按律抓人，但如此短的时间内，又怎么可能获取到那么多的罪证呢？所以无非就是圈住一个大概范围，集中清剿罢了。

另外不仅是咸阳，包括地方大员也是一样，各郡县凡是和中央重臣及诸公子有关系的官员，一律捕杀。

于是随着这场政治大清洗愈演愈烈，便逐渐形成了史书中记录的：

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史记·秦始皇本纪》

面对秦二世和赵高的雷霆一击，秦宗室之人全部惶恐不安，而群臣们凡是敢上谏的则一律视为诽谤，于是连下层百姓也都一样深深的感受到了来自秦中央的杀气。

其实秦二世的行动主要还是针对上层统治阶级，尤其是郡一级的主要官员，大都因罪下狱了。县级和县以下的官员则基本没有太大影响。只能说此次秦二世的行动确实有点惊世骇俗，毕竟一次性处理那么多高官，任谁遇到这种情况都难免会恐惧的。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

此时距离对于宗室和大臣的清剿也已经逐步进入尾声了，所以秦二世这时候回到咸阳，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那就是收拾残局。

那么此时的秦二世又做了什么呢？

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史记·秦始皇本纪》

首先是继续修缮阿房宫。

其次是按照始皇帝在时的原有方略安抚周边四夷。

最后是征发精锐步卒五万人驻守咸阳。

可以看到，秦二世做事的节奏并非是完全胡来的，而是非常讲究章法。

他很清楚，对于宗室和大臣的集中捕杀，势必会引起他们的集中反抗。

也就是在《李斯列传》中记载的“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很多人对于秦二世确实已经有了反心。

所以秦二世便在咸阳一带部署了五万精锐部队，以应对突发的变故。

另外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同时期秦二世的做的事还不止这些，比如继续修缮驰道和直道等等。

当然还有一件事非常关键，那就是秦二世正式下令废除了秦帝国内部仅存的一个名义诸侯国，卫国。

是岁，二世废卫君角为庶人，卫绝祀。《资治通鉴》

如上，这一年秦二世废除卫国最后一名君主卫角为庶人，由此卫国覆灭。

而这句话更是被史学家司马光列在了秦二世元年发生事件的最后尾部，其中含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如果卫国还存在，那么秦帝国施行分封制度便还有章可依，毕竟秦始皇帝都没有废除卫君，那就说明秦始皇帝并不反对这种形式的分封制度。

但是秦二世如此行为，却无异于是在公然向天下宣示，郡县制度就是大秦此后唯一认可的制度，分封制度绝对不可能。同时秦二世还大肆捕杀始皇的儿子，更是断绝了很多人最后的希望。

其实分封制度和郡县制度本身并不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制度，因为就制度而言，分封内部本身也是存在郡县的，无非就是大型国家与小型国家的区别。

但是对于那些有志天下的人来说，分封制度却又是很多人得以入仕的机会。

因为按照郡县制的要求，官员都需要从中央派遣，并且只能通过中央才可任命。而分封制度，则给予了地方相对较大的权限，同时也让天下士子有了更多的选择。

所以对于几百年来都一直存在的规则，秦帝国想要通过一二十年就彻底消除，无异于痴人说梦。

另外还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先秦数百年存在的国别矛盾。尤其是以战国七雄为范围，各国的百姓之间无论是从习俗还是文化方面都是有很大差异的。简单的一刀切虽然能够压制住这种矛盾，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矛盾，反而会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

因此无论是后来的楚霸王项羽还是汉高祖刘邦，他们在有能力宰割天下的时候，都选择了分封，不是因为他们想分封，而是他们必须要承认这种现状。

所以秦二世的种种行为，如果放到后世，也并非一定就是亡国之患，但放在秦帝国刚刚建立的那个时期，却正是压倒秦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秦二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大秦还是始皇帝在时的那个大秦，而天下却已经无法再容忍另外一个始皇帝了。

于是，距离秦二世回到咸阳才不到四个月，随着大泽乡戍卒陈胜的振臂一呼，天下便随之大乱。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上记载，秦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陈胜在楚地反叛，自称楚王，占领陈地。而后山东各郡县便纷纷起兵杀秦官，以响应陈涉，同时自立为侯王的更是不可胜数。

然后面对陈胜的反叛，秦二世又是什么反应呢？

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史记·秦始皇本纪》

当时的使者从东方来禀报秦二世，熟料却被秦二世下狱。而后又有使者来报，却是报喜不报忧，于是秦二世遂大喜。

这里的记载虽然被很多人视为秦二世平庸无能的表现，但请注意这是两个时间点。也就是说，分别有两批使者前来报信，但是报的内容却截然相反。

另外从秦二世不断询问的记载来看，秦二世也并非就是完全不在乎东方的叛乱，相反的是他非常在意，所以每当使者前来，他都要反复盘问。

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为何秦二世会有如此奇怪的行为呢？为什么说东方皆反的事能让秦二世如此生气呢？

按说如果反了，直接镇压就是了，可为何没有任何秦二世采取行动的记载，反而就是一味询问使者呢？

所以说，很有可能当时正值秦二世与诸臣对峙的关键阶段，而诸臣用来反驳秦二世的理由就是他做的事会造成天下叛乱。

因此秦二世以为这就是那些使者们为了配合诸臣，故意来诓骗他。

当然了，这里仅为猜测。只是从这里的记录，再对照前面的记录，可以看到秦二世确实已经逐渐难以掌控局势了。换句话说就是，此时的秦二世已经快要丧失了对于政府的控制了。

所以秦二世根本就无法判断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何况他才从东方回来不到几个月，怎么他在的时候不反，偏偏他回来就反了，有这么巧的事吗？

事实上就是这么巧，只是秦二世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无法接受这件事。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此时秦廷内部以郎中令赵高为首的帝党心腹和以李斯等人为首的大臣团体马上就要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了。所以无论是秦二世还是李斯等人，都无心兼顾外面的战事。

于是，战事就这么越拖越久。

直到秦二世二年初起义军正式攻入函谷关之时，秦帝国才有了真正的应对准备，但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综上，秦二世作为一名只有十二岁的少年，他其实已经算是尽力了。只是秦二世因为太过年轻，所以他只能一味的去仿照始皇帝的治国方式。于是始皇帝出行，秦二世也出行；始皇帝修缮阿旁宫，修缮驰道和直道，秦二世也继续修缮这些工程；始皇帝不会容忍大臣干涉自己，秦二世也一样想办法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总之，年少的秦二世就仿佛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始皇帝一般，从各个方面都向始皇帝努力看齐。

但可惜的是，真正属于始皇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接下来的则是另外一个时代。所以秦二世错就错在他不该完全模仿秦始皇，以至于让原本能够有机会缓和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因此秦二世并不能说是昏庸或者无能，只是他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判断力来应对这种变故。所以大秦的覆灭也并不能完全归集于秦二世一人身上，毕竟说破天他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试问如果始皇帝也是十几岁的时候接手这个帝国，就一定会做的更好吗？恐怕也不见得。

不过大秦的崩溃，确实是开始于秦二世元年。而秦二世做的很多事情，也的确是加速了大秦崩溃的进程，只是这并非就是秦二世有意为之。

事实上大秦早在秦始皇时期就存在很大问题了，只是因为始皇帝的突然猝死，才让本该发生的动乱出现在了秦二世时期。

因此大秦的最终崩溃，自然也是始皇帝和二世皇帝共同造成的。

还是那句话：莫道有才能治国，须知亡国亦有才。

别以为皇帝万能，果真是金口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了。皇帝要治国固然困难，要凭一己之力把一个大帝国折腾灭亡了也不是件简单工作，至少需要一个前提条件：

对官僚机构的高度控制，能做到上传下达，政令畅通无阻。

只有如此，恶政才能直接作用于社会基层，迅速动摇整个国家的统治根基。

说难听点，那些政令不出XXX的主儿，想亡国还没那个姿势水平，顶多把自己折腾亡了而已。

要实现此一前提条件，又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帝国长期统治造成的统治惯性，以及官僚机构的成熟化——好比一台已拼装完成的全自动机械，即便黄口孺子也能如臂使指；

2、帝国方立，皇权尚未深入人心，但皇帝本人才能杰出，可以完全控制官僚机构。

这方面的模范便是隋炀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砍谁就砍谁，驭百官如家奴，视黎庶如草芥。然而，即便以隋代中央集权制度之完备，隋炀帝本人才干之超拔，仍然折腾了十三年方才大功告成。再瞅瞅秦二世，屁股没坐热就来了陈胜吴广，二年函谷关便告破，三年就剧终了，相较之下，隋炀真是瞠乎后矣，不可同年而语。

再瞅瞅我大秦的官僚机构搭建水平，相较于进化了七百余年的后世典范，只能算个弟弟。

那么结论来了：如果秦二世上台转年就能折腾出大泽乡新闻，迅速导致了秦朝灭亡，充分说明这位是绝世天才，操控政治的圣手，再捎带这位上限二十一，下限一十二岁的年龄，还能说啥？必须膜拜则个。

反言之，如果不认秦二世英明神武的账，那只剩下一个结论，秦朝的灭亡已成历史趋势，与二世的作为或不作为并无太大关系。这位仅仅是比较蠢，争着抢着居于炉火之上，钻进了一台失控的豪华跑车，之后踩刹车也好，误踩油门也罢，无非早死几天，晚死几天的事而已。

瞅瞅始皇帝末年的事：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

这仅仅是史官记载下公然打脸的两则，其余更不知凡几。说明什么？说明了社会上的普遍情绪，即便冒着严苛的秦法也要发泄出的情绪。天下苦秦久矣，但在秦王扫六合的积威之下，尚需一个标志性政治事件——秦始皇的死亡。故此，黔首也好，六国贵旧也罢，或搞点博浪沙大新闻促成此事，或在翘首以待。

所以，秦始皇尸骨未寒，天下即便分崩离析，这口锅归根结底该始皇帝背，将亡国主责归于二世，未免太高看此公了。

原本秦王朝还有最后的抢救机会，这便是改弦易辙，放弃或至少改良秦始皇道路：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

这也便是与老子唱反调的扶苏在民间声望极盛，而后世多以为扶苏若立，秦朝不至于速亡的缘故。

然而，二世及赵高不但没有改弦易辙，反而将秦始皇道路进行到底，甚至更为激进，这便令天下彻底失望，迅速瓦解。

不过话说回来，二世是靠搞政治阴谋上台，名不正言不顺，只能高举先王旗帜，紧紧抓住政治正确积累政治资本。搞改革、改良？动基本盘的奶酪？恐怕还没普天同庆，他皇帝小儿先得卷铺盖滚蛋，望夷之败提前上演。

古往今来，这类破坏政治规矩，缺乏法理支持的人物所作所为大同小异，譬如朱棣靖难夺位，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建文新政，一脚油门踩回洪武。

当然，如果历史给二世机会，让这位稳住阵脚，是否会走不同道路，实所难言，但这位抱着的是已经点燃的火药桶，双手又被自己捆上了，这便没有机会。

社会矛盾已经累计到这地步，二世的法理基础稀烂到这程度，再捎带古典时代国家可怜的信息传播速度和行政效率——

你行你上啊，你上你也死，顶多死状优美一点——譬如学学明槐宗陛下，说不定还能赢得后世的几声唏嘘，而已。

谢 @柚柚 邀，我很喜欢 @王靖海 关于秦国的回答，原因在于他的思考方式是把秦国作为一个整体，将战国与秦汉的历史贯通起来，在目前我国古代史的断代中，“先秦”和“秦汉”被视为不同的学科，两者在关注重点、研究方式、使用材料上都有很大不同，这就导致“秦”作为一个完整的朝代被割裂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清朝，1840年将清朝割裂了】，因此人人常常忘记国祚短暂的秦朝已经是一个超过700年的老迈国家了，王靖海的答案角度其实弥补了这种断代造成的思维局限

秦帝国的崩塌自然有其自身老化造成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外部局势的变化，如果说王靖海的答案是从“战国”的视角强调秦帝国自身的衰退，我想在这里以“秦汉”视角补充一下并天下给秦帝国带来的行政压力，先说结论：秦帝国的行政能力是有限的，统一同时给秦帝国的国家机器制造了极大的压力，帝国官僚体制无法承受，帝国对地方的动员力和控制力十分有限，在边缘地区甚至只能招募地方大姓实行统治。

相对于漫长的战国时代而言，秦并天下的进程是极为短促的，始皇帝在短短十余年间便实现了【奋六世之余烈】的目标，然而军事上的征服并不意味着政治与文化上的成功，陈苏镇就从文化的角度指出：【秦国完成了对六国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后，未能成功的实现对六国旧地的文化统一……秦法与东方各地固有的传统习俗发生了冲突，尤以秦楚之间的冲突最为严重】。陈苏镇随后以南郡为例进行了说明，南郡太守滕指出【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之民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南郡为楚国江汉核心区，随着白起破楚而入秦，此时已五十余年，仍然盛行楚俗，不用秦法，可见以秦国为代表的关中文化和以楚国为代表的关东文化矛盾之剧烈。

陈苏镇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指出，楚汉时期各国对反秦战争的反应与对秦法的态度密切相关，秦、韩、魏因为在战国时期便早早实现了变法，因此对秦法的接受度较高，因此在反秦战争中的态度也较为冷淡，而楚、齐、赵因为更多的保留了自身风俗，因此对秦法的反抗就更为激烈，在反秦战争中也更为活跃，但是这里存在一定的问题，按照陈苏镇的观点，天下苦秦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反秦战争期间秦地并未发生叛乱，因为秦国人对秦法是完全接受的，但是从之后【约法三章】的历史来看，秦国人恐怕对秦法也并不是完全满意，因此要回答反秦战争的地缘差异，除了文化因素外还要考虑更为直接的行政因素。

从语书的记载中，一方面能够看到楚地对秦法的抵制，更为直接的是秦国行政力量的受挫。无视秦法的不仅是黔首百姓，而是【吏】民莫用，这说明作为秦国的政策甚至无法在自身的吏员队伍中落实，更何谈普通关东百姓？结合刘邦的个人经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随着秦帝国的扩张，帝国的官僚队伍无法应对成倍增长的行政压力，不得不将当地豪杰大姓吸纳进吏员队伍，而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官僚体制的行政能力。在边远地区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吴芮先祖可能为吴越地区的大姓，秦国以一国兼并六国，一时间没有足够的官员管理地方社会，因而只能征募地方大姓进行管理，因而便产生一种奇特的现象，在向关东推行秦法时，政策的执行者并不是秦国人，这无疑加剧了政策推广的难度，同时也给地方社会留下了隐患。

从之后反秦真正的历史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地方行政的失控，首先是地方官员的忠诚度不足，除了上述吴芮的实例外，【沛令恐，欲以沛应涉】【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後则为人所制】都说明在危机来临时，有众多地方官员选择加入反秦队伍，说明秦帝国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其次，【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一方面体现出地方官员在关东不得人心，体现出对秦法的反抗，同时也说明，秦国在关东安排的官员本身也是极为有限的，更加基层的吏员大多由刘邦、萧何这样的本地人担任，这也更加说明了此前推行秦法的困难性。

因此，我们可以对陈苏镇先生的观点稍加补正，韩魏与齐楚的差别固然有其文化差异的一面，但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由于地缘、体制等因素，秦国对其自身、韩魏尚且能够维持强大的统治，但是对于齐、楚、赵，秦帝国的地方控制能力是极为薄弱的，随着大泽乡首义的战鼓传来，秦帝国薄弱的地方统治几乎瞬间土崩瓦解，最终造成了秦帝国的覆灭。

总而言之：秦帝国在实现统一之后，试图将秦法推向六国，建立严密的地方统治，但是这大大超出了秦国现有官僚阶层的能力，秦国不得不吸纳当地百姓进入官僚队伍，这使得秦国对齐楚等国的统治是极为薄弱且效率低下的，不仅未能实现齐整风俗的任务，反而在官僚队伍中造成了极大隐患，最终在反秦战争中，秦吏要么成为屠杀的对象，要么干脆加入了反秦大军，秦帝国对关东六国脆弱的统治也就瞬间土崩瓦解了，这种行政上的低效一方面来自于秦国的自身老化，另一方面也是统一带来的行政压力大大超过了官僚体系的承受范围。

当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秦帝国的行政结构是存在巨大隐患的】，但是这并不等同于【秦帝国的灭亡是必然】的，后者无疑陷入了线性史观和目的论的回溯论证中，如果秦国的统治者能够对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与让步，秦帝国是有可能实现汉帝国的成就的，然而秦二世没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最后再来点一下题，谈一谈秦二世在政策方面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进一步加剧了始皇帝时代的政策【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用法益刻深】，另一个是在关键的抉择点上放弃了章邯，【章邯等战数卻，二世使人让邯，邯恐】，最终造成了身死国灭的危局。

秦的兴起与灭亡皆源于商鞅变法建立起严苛的集权动员机制。秦亡的责任不在秦二世，不在赵高。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依然用沿用军国体制，滥用民力，不恤天下。就注定秦王朝迟早要和这个极度不得人心的集权体制一起崩坏瓦解。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将秦制推行于天下。秦制的核心，当然就是严厉的中央集权，皇帝将全天下的人财物集中在自己手里。治理天下所需的地方长官全部由皇帝派遣，所有的赋税都收归中央，由皇帝一人支配。秦始皇因此具有了难以想象的动员能力。在古代原始的工程技术能力下，他竟然可以同时进行三项大型工程建设：在北部边疆修长城、在中原诸城之间修驰道、在长安修皇陵。同时秦始皇还有余力发起针对岭南的征服战役，十万虎狼秦军迁居岭南，将岭南地区的马来原居民全部驱赶了出去。

然而秦始皇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套起于商鞅并由李斯完善的集权和动员机制。任何动员都不能是无偿的，都必须付出代价。战争时期的秦王朝能实施集权动员体制，是因为战争的胜利能带来大量的红利。底层将士能抢掠，能屠城，能在胜利中致富，并能积功而获得官职；而高层的贵族则能在战争中封侯拜相，延续家族的富贵。统一之后，秦始皇帝大权独揽，却居然忘记了要向下面的人分配红利。修长城？修驰道？修皇陵？这根本没有红利可言，被征发参与劳役的老百姓固然是怨声载道，负责管理的官吏们也得不到多少明面上的好处，贪污几个小钱还要偷偷摸摸，哪里像战争那样，抢掠甚至受到鼓励。征伐岭南原本称得上有红利，然而秦始皇错误的决定远征军团就地在岭南定居。出征就此变成了发配，不世战功换来的竟然是终身流放，这真是岂有此理。秦始皇雄才大略，还能压制住举国上下的滔天怨恨，然而只要他一死，高度集权的秦制就将迎来清算。没有人会留恋这个不愿共享利益的王朝。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时期病死。大臣们对他的去世毫不尊重，草草的立一个新君，就算是完成了使命。全天下都在等着造反，而造反当然也很快来临。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始皇去世之后一年，陈胜吴广这两个楚国的平民被征发去河北戍边，由于延期未至，按酷烈的秦制，整个戍边部队都当判处死刑。以当时的环境来说，实施这种严苛的动员体制，却不能给予士兵们以任何回报，基本上已经属于瞎扯淡。指望士兵们真心实意的遵行这种毫无收益的动员制度，那才是白日做梦。陈胜吴广当然不甘心白白去送死，于是召集整个戍边部队发起叛乱，并很快建立起张楚政权。结果天下震动，各地起义军此起彼伏，短短两年之后，秦朝就亡了。当然，陈胜吴广这两位缺乏军事素养的平民没能活到秦朝灭亡的那一天。秦王朝随随便便动员起来的一帮由在骊山服劳役的刑徒组建的军队，就把陈胜吴广打得鬼哭狼嚎。陈胜吴广在绝境中自相残杀而死，张楚政权很快就四分五裂，连半年都没能熬过。最终能击溃秦军的，必然是高素质的职业军官，有趣的是，这一次脱颖而出的依然是两位楚人：项羽，以及刘邦。

（本图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蛮弹指间）

在讲述项羽和刘邦的争霸过程之前，我们必须再次总结秦王朝的灭亡原因。它并不是亡于我们常见的三大亡国原因：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土地兼并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外族入侵。严苛的集权动员机制本身造成的天下离心，就是它亡国的原因。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动员。你动员得越彻底，你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而统一的秦王朝，却试图挑战最为基础的人性，它竟然指望毫无代价的长期实施全面动员。这真是一件扯淡到极致的事。天下离心的结果，当然就是陈胜和吴广这两个文盲平民瞎胡闹一般的起义，就引发了举国响应的后果。而这种天下离心，我们此后还将要在大清王朝的灭亡中看到，一群低级军官在武汉仓促发动的起义，就摧毁了表面上正在实施改良的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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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会。

在日本，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看动漫也是小孩子的事，只不过沉迷动漫的人比较多动漫产业庞大，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听到支持动漫产业的声音。证据就是很多日本动画里反映出有隐宅的普遍现象。（害怕被人认为幼稚/恶心而隐藏自己的宅属性）

在美国，我不太清楚，但是日本动画一类貌似都非常小众，不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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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史书评价很恰当，欺负孤儿寡母的摘桃咖，刻薄寡恩，评价不高，明清祭祀帝王都把他踢出帝王庙，虽然现在有些键盘侠在为他翻案，但是现在的主流还是对他评价不高，毛主席都说他做法蕴藏大乱，隋文帝是历史上最会扒刮地皮的皇帝，连灾年都舍不得放粮 以下我整理的杨坚实绩

1、欺负女儿外甥摘桃，屠尽宇文家族

2、屠城，毁了两座古城邺城和建康

3、为了多收税大索貌阅、强制析户

4、三斗为一斗，变相横征暴敛剥削百姓

5、大肆发放铸币炉给诸王和大臣，致使货币崩盘

6、东征高丽，三十万大军死了十之八九，二十多万人命就这么没了

7、猜忌太子，好的侍卫自己用，把老弱病残派到东宫，并让老婆毒菇监视东宫

8、杀功臣，杀功臣的数量能排进所有皇帝前三，打赢突突的史万岁一回来就被杨坚砍了，发明廷杖，曾经在朝堂上用廷杖打人，还嫌弃廷杖不够粗，后来把廷杖加到3倍粗

9、佞佛，大肆修建寺庙

10、严刑峻法酷吏，三个人偷一个瓜判死刑

11、修仁寿宫死了几万人，还夸杨素干得好

12、明明国库里装了很多粮食，但是开皇14年灾年不放粮，很多百姓都饿死在粮仓周围，而且还在灾年低卖北周旧米(此时北周灭亡已经14年了)后来忽悠百姓设置义仓(所谓义仓就是让百姓在丰收年把粮食交一些给政府保存，遇上灾荒百姓可以去义仓领粮食，但是这是欺骗百姓的，等百姓交了几年粮食，杨坚全部收归国有，相当于我们交了社保最后被收为国有一样。

13、废天下学校，苛待学官

14、禁绝私史，杀害大儒 15、逼弟弟离婚，弟弟不同意，就毒杀亲弟弟 16、剥削百姓攒钱给小老婆花，宣华夫人容华夫人生活非常奢侈，但是灾年缺不放粮。 17、对结发夫妻刻薄寡恩，妻子重病带小老婆在外游玩，不回来见妻子最后一面，导致妻子都没有机会交代遗言，临死前甩锅老婆，说独孤误我。[/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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