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的问题,我曾经论述过类似的“空间资源论”,我现在认为“时间资源论”也可以作为补充。
许多朋友觉得生育率降低是因为女权意识觉醒,妇女地位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生活条件改善所导致的。
可是印度妇女地位提高了吗?女权意识提高了吗?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吗?
60年代的时候,中国进行了男女平权的改革,有一句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早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国男女平等的程度就可以说比近日印度还要高了。
而我国60年代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是6.0,印度今天竟然只有2.1,显然男女平权根本就不是生育率下跌的主要原因。
那么妇女受教育程度是否也影响了生育率呢?
答案还是否定的,我国在70年的时候,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22.8%,而印度今天依旧有30%的文盲率。
而就算到了1979年,我国依旧有2.75的生育率,显而易见我国在文盲率比印度低的情况下还保持着比印度高得多的生育率。
所以可见,女权意识的觉醒,妇女权益的提高和生育率下降毫无必然关系,隔壁印度就是个好例子,明明妇女权益这么低,生育率还是跌了。
好了,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生育率的下降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它首先取决于土地的承载能力。
如果没那么多地,自然便养不活那么多人,自然便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因此我认为土地空间构成了生育的主要资源之一。
但光凭土地和资源根本不足以解释生育率的下跌,美国加拿大土地比印度大多了,生育率依旧不高。
因此我此处提出另一个观点,即城市化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导致城市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技术的变化,正是这种生产技术的变化是导致生育率的根本下降。
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技术有两个特征:
1:分工合作越普遍,规模效益就会越显著,生产力就会越高。
2:劳动可以在长时间内取得稳定且较高边际收益。
一,关于空间的资源问题
在上述的第一点中,为了发挥出工业技术下的生产力,人口必须不断集中,这导致了城市化。
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城市内居民人均活动空间显然降低了,这导致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房价上涨,计划经济国家的住房短缺。
许多朋友认为高房价影响了生育率,不错,当一个人单身的时候,他可以只住15平,而如果他结婚生子的话,显然一家三口不可能挤在30平的房子里,所以为了结婚生子他必须购房。因此,“空间”作为生育的资源是极其重要的。
但房价又高,一个男性多半又买不起,他无法获得这种资源,于是他只能不断拖延结婚生子的时间,而且本来打算生两个的家庭也因为被房贷消耗了大量的收入而无法负担两个孩子的养育费用,最后改为只生一个——于是最后生育率就下降了。
我们当中许多朋友的惯有的逻辑是指责资本主义的高房价所在,仿佛高房价是资本家或是地方政府炒出来的,如果消灭了炒房现象,自己就能住得起房,实则不然,资本家根本不可能去炒作一个本来需求就不高的东西,资本家既然集中于炒房,显然就已经说明了房价本身就有严重的上涨趋势。
众所周知,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是不可能有资本家炒房的,那么苏联的住房问题如何呢?
上面这段内容摘自1989年《城市问题》的《苏联的城市住房问题》这篇文章。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触目惊心的句子:
“80年代初,有20%的居民没有自己的住房,多人一间的现象普遍存在。”
“苏联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14.3平米。”
显而易见,城市化进程之后,就算没有资本家炒房,你还是只能住15平的出租屋,好吧,也许不是出租屋,是自有屋。
那么苏联的生育率是多少呢?80年代初是1.89,所以正如我所说,人民群众生得多不多,取决于他们住多大的房子。
所以正如我所说,把生育率归结于房价,再把房价归结于资本主义或是土地财政,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错误观点。
二,时间资源的问题。
如何理解我之前提到的第二点,时间资源问题?我们引入机会成本的观点来看。
我们先考察农民的生产技术,对于农民而言,你的地并非是无穷的,在你充分播种,施肥和收获之后,你在这之上付出更多的劳动,收效也是甚微的。
农民在播种和丰收之外的时间,是比较悠闲的,因为他们在这段时间就算怎么施肥浇水都无法取得较高的收益,只能等庄稼自己长,既然如此,不如就用产出效益不大的劳动时间来生养孩子。
而在工业社会,对于工人的生产技术而言,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工人多干一小时那就是真的多一小时的产出,一个小时能生产10台手机,多一个小时那就真的多十台手机,那就是真的多一小时工资。
工业技术并不受制于总量上是固定的土地,工业社会的绝大多数要素都是工人用劳动生产的,一台苹果手机,他的所有零部件都是由别的工人生产的,如果零部件不足,那么社会会自动的调整工人去生产这些零部件,即使总量上有限的自然资源,也可以相互调整,如果石油不够了那么就让更多人去烧煤的部门,这种调节和分工的生产使得工人的劳动的边际产出在很大一个范围内都得到维持。
你的可支配时间一共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工作,另一部分则是养育子女,如果工作能够给你带来更大的好处,显然你就更倾向于去工作,这样,你能养育的子女自然就变少了。
许多朋友可能会认为自己是被老板要求上班的,实则不然,倘若老板让按工作时间计工资,而且你可以想来就来,我想你还是会工作五天八小时,因为你想赚更多工资嘛,你来到北上广深,还愿意和西部地区的农民拿一样的收入吗?
而如果一个地区不采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集中生产的技术,那么即便是收入增加了也不会影响生育率。
沙特阿拉伯,其常住人口生育率高达2.5,其中本地人生育率更是吓人,为么?因为沙特阿拉伯以卖石油为主,只要不搞制造业和服务业,那么劳动的边际产出并不能得到维持,所以就可以腾出时间来生养子女。
阿联酋,本地人的生育率更是高达3.7,正如我所说,不搞这种生产,就有时间生养孩子。l沙特阿联酋等国,收入也算高了,却能维持生育率,可见生育率取决于生产技术和行业,并不完全取决于收入水平。
(此处,沙特对女性权益的不重视程度远高于阿联酋,埃及,而沙特的生育率虽然偏高,却低于阿联酋和埃及,可见女性权益和生育率没什么关系。)
不可能全世界的国家都以石油为生,所以在这样的生产技术之下,世界范围内生育率的降低是无可避免的。
印度的生育率下降,无非也是因为城市化和人口集中,印度也要搞城市化,也必然要牺牲其生育率,但印度群众的教育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依旧较低,因此印度就算和中国一样“老”了,也未见得和中国一样富。
把生育率的下降归结于文化习俗的变迁显然是肤浅的,并没有看到文化习俗下根本的经济基础,但许多朋友总是把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归结在制度上,也是不对的,这并没有看到比制度更根本的技术关系。
尽管我自己也承认制度有很强的作用,我自己也主张用建立生育基金,减少养老金并强化赡养义务,用财产税来取代所得税等制度手段来减缓生育率的下降,或者维持生育率,但我知道这也仅仅起到一点维持生育率的作用,要将生育率恢复到过去是不可能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强大,在绝对的技术关系面前,制度的力量也是渺小的,认为改革制度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普鲁士人,我说的是条顿之前的那个
古普鲁士人或波罗的普鲁士人(德语:Pruzzen或Prußen,拉丁语:Pruteni,拉脱维亚语:Prūši,立陶宛语:Prūsai,波兰语:Prusowie)是一个族群,是属于波罗的语族,居住在普鲁士地区的原住民,而普鲁士位于波罗的海东南,在维斯瓦潟湖与库洛尼亚潟湖周围。
他们讲普鲁士语,信奉多神教(普鲁士神话)。在13世纪,普鲁士人被条顿骑士团征服,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被同化。前德意志国家普鲁士从波罗的普鲁士人得到“普鲁士”之名,但这个国家其实主要是同化了古普鲁士人的德意志人;到17世纪或18世纪初,古普鲁士语已经灭绝。古普鲁士人居住的区域大体在东普鲁士(现波兰的瓦尔米亚-马祖里省、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和立陶宛的克莱佩达地区南部)的中部和南部。
嗯,如果是建筑行业,就光白酒而言大家肯定是觉得茅台拿的出手,五粮液也很好,
这两年喝习酒的也多了,当然本地喝红米酒的,喝九江双蒸的也是不少。
不过以我这么多年的参宴经验来说,还有有其他的酒也可以推荐一下。
当年在贵州那边有一款酒叫珍酒,个人感觉也不错。
起因是人家送了我们家一箱,因为去那边办事情,一箱茅台,一箱珍酒。
这个酒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酒叫珍酒。
贵州珍酒公司前身是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厂,创建于1975年,
经过十年试验,1985年专家组鉴定试验成功。
从1975年到1985年,经历了10年的时间,白酒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当时市场上汾酒是老大,但是得益于人工窖泥技术的发展浓香型白酒发展势头非常猛,
品牌又多,贵州省委坐不住了,打算向四川的六朵金花学习,打造贵州省第三白酒品牌,毕竟多撒种子、多开花、才能多结果。 因此,1986年,“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厂”改名为“贵州珍酒厂”独立运营,“珍酒”之名正式诞生。还获得了 不少奖项,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了,如果你说商务请客,也要分一下,毕竟有高档商务请客,还有中档的商务请客。
高档的可以用这一款,
这个是送礼佳选,价格也合适,也不会好像茅台那么张扬。
如果是中档的商务请客,那就可以用这款,
希望可以帮到提问者选到合适的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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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年试验,1985年专家组鉴定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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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市场上汾酒是老大,但是得益于人工窖泥技术的发展浓香型白酒发展势头非常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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