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的真正内在精髓是什么？ 第1页

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中指出，在今日看来年鉴“学派”或年鉴“范式”的提法似乎已经过时了，因为随着年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难用一种统一的话语去评价这一群人了，从这个角度而言，更为合适的提法或许是“作为运动的年鉴”“作为网络的年鉴”，甚至是“作为家庭的年鉴”。什么是年鉴学派的内核呢？在我看来，是对于实证主义史学的不满足和与其他社会学科之间的交融。

在开始阐释年鉴的内核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一些经典的误解做出澄清，很多人对于年鉴的印象是“长时段”“计量”“注重社会史而排斥政治事件”以及更加形象的“历史是大海，而政治事件只是表面的浪花”的比喻，但是实际上，与其说这些是年鉴学派的特点，不如说是布罗代尔个人的特点，甚至于上述的某些特征用来评价布罗代尔都是不太合适的，比如对“计量史”的强调并非来自布罗代尔，而是拉布鲁斯，而布罗代尔也只是在《地中海》的第二版时才跟上了这一潮流，就像彼得伯克所指出的，年鉴学派，已经难以用统一的范式评价了。

破解这种“社会史神话”只需要关注作为年鉴创始人的布洛赫就好了，在他关于中世纪封建社会和乡村的研究之外，他的另一本著作《国王的触摸》（中译本名为《国王神迹》）关注了18世纪以前流行于英法两国的神圣仪式：国王的触摸可以治愈淋巴结核的皮肤病。通过对这一仪式的研究，布洛赫进一步探讨了中世纪以来的王权观念，布洛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尤其对“集体心态”十分关注，而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年鉴第三代“文化转向”的影子。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另一位年鉴创始人费弗尔或许更值得关注，这并非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高，而是因为他实际上成了布罗代尔“学术上的父亲”，他将自己著名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饱含希望”地献给布罗代尔，但是他对布罗代尔更大的影响他对于地理的关注。布罗代尔曾就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向费弗尔征求意见，费弗尔回复他：“菲利普二世与地中海世界的选题不错，但是地中海世界与菲利普二世更好。”这直接决定了这本书的全新结构：长时段的地理问题被置于三个部分的开头。但是与费弗尔不同的是，虽然布罗代尔坚决否认自己持有地理决定论的观念，但是在他反复使用“人是地理环境的囚徒”这一比喻时，是否是个决定论者也只是个定义问题。

因此在这里简单对前两代的年鉴学派做一个总结，年鉴的初衷是对于当时实证主义政治事件史的不满足，费弗尔和布洛赫不约而同的想要创建一门新史学，以使得历史学真正成为一种科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采用多种史学方法：以问题导向而非叙事顺序作为写作主线；对不同国家、区域的比较性研究；与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融合；对长时段的关注以及相应作为方法的计量史学。这些主张并非年鉴的独创，但是年鉴却是第一个将他们整合在一起的，而这些主张则被更为激进的布罗代尔传达给了全世界。

如果说前两代的年鉴仍然有清晰的脉络，那么从第三代开始年鉴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然而不变的是年鉴的“家庭关系”，布罗代尔延续了费弗尔的家长风范，他称年轻同行们为“小皮埃尔”“小雷维尔”，而皮埃尔·肖努也深情的表示：“我深爱布罗代尔，就像深爱我的父亲。”然而彼得伯克也指出，与这种亲密关系同时存在的是一种奇怪“祖父法则”，即第三代年鉴人在深爱布罗代尔的同时，却又不约而同的想要摆脱父亲的约束，进而回归到了祖父的学术路径上来，由此产生了第三代的“文化转向”，即伏维尔所说“从地窖到顶楼”。

布罗代尔十分重视社会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史、经济史侧面，这些方面也是计量史学得以施展的方面，这些构成了他长时段理论的基础，然而第三代年鉴人则转而关注一些相对冷门的文化现象，比如儿童、梦境、死亡、身体、妇女等等。年鉴学派的第三派掌门人勒高夫重点考察了中世纪的时间观念，而乔治杜比则关注了欧洲“礼物文化”的兴起，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他们所关注的并非这些现象本身，他们书写的并非一本《法国礼物史》，而是礼物经济背后的集体心态和权力结构。最典型的是伏维尔的《巴洛克虔诚与非基督教化》，他通过对三万份遗嘱的研究，揭示了18世纪时葬礼风俗的去基督教化，并进而考察了这一转向如何从贵族传播到农民、从大城市传播到乡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第三代年鉴学人对父辈的挑战，从费弗尔和布洛赫到第三代的勒高夫和乔治杜比，年鉴学派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布罗代尔甚至对第四代年鉴人弗雷说过：“如果你有一个平庸的学生，那就让他去研究1789吧。”然而讽刺的是，不仅从第三代开始，年鉴学派开始出现大量研究法国近代的著作，弗雷更是被称为“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学术王”，而更为直接的反动在于，对于近代历史的研究不可能离开叙事，于是作为年鉴学派最初反对对象的政治事件史，在年鉴学派内部复兴了——虽然这早已不是布罗代尔所反对的那种事件史。

然而反动并不意味着落后，第三代年鉴学人真正做到了将年鉴杂志发扬光大，伏维尔、莫娜奥祖夫将文化史转向带入了大革命的研究，从而推动法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发展，作为掌门人的勒高夫长期担任电视节目“周一论史”的主持人，正是从第三代开始，年鉴学派走入了社会主流，他们从最初的反叛者成为了毫无争议的统治者。

对于今日的年鉴学派而言，“年鉴学派”这个词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这包括了内外两个原因，就内部而言，第四代年鉴人的学术趣旨已经更加无法概括，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图像学，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都能看到年鉴学派的身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祖父法则”再次显现，部分第四代年鉴人甚至重新回归了布罗代尔的学术理路，从这个角度而言，年鉴学派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恰恰是因为他们之中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祖宗之法”的学术范式。而就外部而言，年鉴学派的主张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尤其是在第三代的新文化转向中，达恩顿、林亨特的研究思路与伏维尔、奥祖夫的研究并无二致，对于新史学的倡导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创立年鉴时想要达成的目标如今已然实现。

最后，如何评价年鉴学派呢？或许威廉多伊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法国历史学的革命者：

“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旧世界，再也不会人为地被重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