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大鲵（娃娃鱼）包含多个物种，保护措施是否需要调整？ 第1页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纠结。

和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的大鲵保护浪潮。在当时，大鲵被宣传为一种极度濒危的生物。但近几年，大鲵似乎早就褪去了这个沉重的”光环“。人工养殖的大鲵之多，已经到了在许多酒店都能随意品鉴的程度。大鲵，似乎成了没落网红，这个一度被全国关注的物种，似乎也早就走出了濒危的困境。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野生大鲵的困境，几乎从未得到扭转，而中科院的这则消息，更是在关心这一濒危物种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寒霜。

至今为止，关于物种的定义，依然是学界争吵不休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判断任意多个生物是否属于同一物种，界定它的具体依据是什么，都还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服众的“最终定义”，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生殖隔离也好，基因差异也好，都有它的局限性，这里就先不做太深入的讨论。

但我们又必须要尽快的区分出这些生物是否属于同一物种，尤其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来看，这至关重要。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出版了一本植物《红皮书》，里边收录了“一种”植物——黄牡丹。红皮书认为，黄牡丹并不濒危，所以也就没有做出特别的保护政策，但后期的研究发现，在西藏东南部地区的黄牡丹，其实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叫做“大花黄牡丹”，而并不濒危的黄牡丹，其实是滇牡丹。而由于当时没有被区别对待，已经濒临灭绝的大花黄牡丹仅剩的5个栖息地就没有受到保护。

回到大鲵的身上，其实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作为我国独有的、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大鲵其实曾经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在历史的记载中，我国至少有17个省份栖息着大鲵（当然，这17省里的河北、江苏是否真的有过大鲵的野生种群，一直被学者们质疑，而未被列入这17省的云南，倒是的确发现了野生大鲵的痕迹），从黄河、长江一直到珠江流域，大鲵都广泛分布。在很长时间里，大鲵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水产，长江流域的一些省份里，大鲵的年捕捞量，曾经是以吨为单位计算的。

但另一方面，大鲵的自然恢复能力非常差，它生长缓慢，即便成年之后，性成熟的比例也比较低：在繁殖季节，野生雌鲵完全性成熟的只有41%，雄性更惨，只有26%。在80年代之前，大量大鲵被捕捞创汇，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种群规模下滑——以湖南湘南州为例，60年代的大鲵年产量，还有15000尾，10年之后，就快速下滑到2500尾。而80年代之后，食用大鲵的风潮从我国南方发端，更是把大鲵的售价炒到了最高4000元一斤，这进一步激发了原产地对大鲵的捕捞狂潮。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许多地区的大鲵种群走向灭绝。

而比直接捕杀影响更为深远的，恐怕还是栖息地的破坏。由于砍伐森林、构筑水坝、耕地农药残留、炸鱼毒鱼等影响，许多环境已经不适应大鲵生存，原本连片的大鲵栖息地，出现了明显的破碎化。而对于大鲵这样无法离开水生环境、迁徙能力又比较差的生物来说，这种环境的剧烈变化是无法应对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简单处理问题的方式，又会让问题本身变得更为复杂。对于一种有着极高经济价值、野生种群又快速衰败的生物来说，人工养殖似乎是一条很政治正确的路子。实际上，从70年代开始，我们国内已经有科研团队在从事大鲵的人工繁育攻关，到了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随着政策的放开，大量民间资本进入大鲵养殖行业，形成了以陕西汉中为核心的人工养殖大鲵产业，到了今天，这个产业的规模之大，甚至已经到了供过于求的程度——仅在汉中一地，就有上千家大鲵养殖场。

但这能解决大鲵的野生资源危机吗？并没有，反倒适得其反。一方面，许多养殖场需要野生大鲵作为种源。另一方面，无数的先例告诉我们，人工养殖往往对野生种群的恢复并没有积极地作用，生活在东北几个虎园的东北虎，不能为野生东北虎种群恢复助力，甚至从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讲：司空见惯的家牛，它的野外祖先原牛，都已经灭绝了几百年了……

事实也的确佐证了这个观点。从88年大鲵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后来一步步进入华盛顿公约附录1，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极危……目前，国内的野生大鲵种群规模恐怕至多也就5万尾，而养殖大鲵的存量恐怕早就超过这个数字百倍，两相对比，真是令人唏嘘感慨。

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并没闲着。一般来说，保护区就地保护和人工增殖放流都是常用的保护手段，在保护大鲵的过程中，也的确走了这两条路。关于保护区，这个我实在不想多说，国内的许多保护区，都面临着人员、技术、财力的投入不足，在几年前的普查中，有几处大鲵保护区，甚至连专门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保护区核心区内，依然有人在盗猎大鲵，更有的保护区完全就是冲着观光旅游的商业目的去申报的，这样的保护显然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而针对大鲵自然恢复能力差这个困境，又结合国内蓬勃发展的大鲵养殖产业现状，人工放流增值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实际上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但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隐患……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大鲵曾经广泛分布在我国众多水系中，北至华北，南达广西，西抵青海，东临东海，都曾是它们的栖息地，但与这样广泛的分布区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鲵极差的扩散能力。可以想见，各地的大鲵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基因上的交流，这就给它们形成各自独特的遗传特种提供了先天的分化条件。

实际上，在上世纪的研究中，人们就已经察觉到黄、长、珠的大鲵种群在体型上有一定的差别，而00年的一项研究更是直接指出，由于晚第三纪的地质活动，安徽黄山的大鲵种群被山地实质性的隔绝，已经与周边的大鲵种群产生了遗传分化。在当时，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各地的大鲵种群很有可能分属不同的物种。而这次中科院的研究，更是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

这就让国内的大鲵保育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不保护绝对不行，另一方面，被寄以厚望的放流增值方式必须做出调整——如果继续采用以前的方式，不同独立种的大鲵之间必然会出现杂交，进一步加重原本已经因为栖息地破碎、种群规模萎缩而产生的野生大鲵的基因多样性危机。

这样的先例已经在我们邻国发生过一次。在70年代，日本曾引进一批中国大鲵，其中的一些成功进入日本自然水系，并与它的近亲——日本大鲵大量杂交。在日本的许多地区，捕捞到的野生大鲵有9成都是中国大鲵和日本大鲵的杂交后代，这已经对日本大鲵的基因多样性造成了毁灭性的的打击。

更不用说，养殖场的大鲵，有很多原本就是大量近亲繁殖的产物，而同一个养殖场的种源，可能就是不同地区不同种的大鲵，这样杂交的、基因退化的种源，如果被投放野外，会导致什么后果？

站在今天，我们没法去批评那些曾经放流大鲵的行为。从当时的角度出发，这的确是保护大鲵的最优方式。只是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些狭小，破碎的最后栖息地里，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大鲵，会有如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