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献忠要杀那么多四川人?杀人动机，利益何在? 第1页

想了想，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说几句，本来端午节前大部分内容都已经写好了，但想了想没必要在节日里和大家的欢乐作对，因此在节后发表。最后，请各位尽量看完全文后再发表意见（虽然全文很长），而不要急着给作者扣上“满遗”“皇汉”“右粪”“左棍”的帽子（虽然我觉得这是避免不了的）

个人觉得，明末清初的历史是十分复杂而的，我在之前谈论李定国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如果你真的想要从这段历史中得到些什么，首先要有勇气去凝视深渊。有天然正义不代表做什么都是对的，更不代表什么时候都要屁股先行不顾事实，如果只是站定了民族或阶级立场而不去仔细分析前人的作为和错误，那么三百年前留下的血的教训就真的是白费了。

进入正题，想要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明末的风气有所了解，有明二百多年后，社会的整体风气已经从开国初的刚正逐步扭曲成了酷烈暴戾，这一点明代遗民的记述中多有反思，当年黄宗羲入京后将仇人用锥子钉成重伤（此时还尚未被定罪），一时传为美谈，时过境迁后士林再谈此事却多觉不妥。上层尚且如此，被贫穷和绝望鼓动起来的饥民更不必说，因此明末农民军见诸史料的一些暴虐、乖张之举并非完全的文人污蔑，而是要具体事迹具体分析。

我个人的意见是——张献忠在四川有明显的嗜杀行为，并且对大西政权自己和整个抗清大局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清中期以后的许多二手文献乃至据此衍生出的网络黑段子，则多有夸大不实之语。而四川在明末清初的人口剧烈下降，则是屠杀（摇黄、大西、满清均有），战乱等直接原因与基层行政机构的崩溃带来的虎患、饥荒共同造成的原因，且纸面数字并不能反应真正的人口变化。

关于张献忠在川的嗜杀行为，并不完全出自满清文人发明的玄幻小说《后鉴录》和《明史.张献忠传》。

部分明末遗民编纂的通史，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述。

1.“献忠之在蜀也，杀掠尤惨，城邑村野，至数百里无人迹。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岸谷；或采草木叶食之，得生者久乃化为野人，裸处林栖，体生白毛，遇人则搏杀之而吮其血。”——王夫之《永历实录》

2. "贼性喜杀，乱蜀时，立赏格：凡部卒日得男壮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童稚不计。"——温睿临《南疆逸史》

3.“献贼欲屠成都民，孙可望谏曰：“其名等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卽行杀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必欲屠民，其名愿刎颈以代民死。”由是马元利、李定国、孙可望、艾能奇、白文选、张化能、刘文秀、张能第等，皆俯伏流涕谏，乃止。”——吴伟业《绥寇纪略》

4.“县榜取士，士争乞生，复以兵围之，数千人咸振笔携策而死”——查继佐《罪惟录》

虽然上述记载无不带有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一贯的轻蔑、敌视态度，有些甚至是日后流毒颇深的不少黑屁的最早来源，但至少证明此事不完全是凭空捏造，当时已多有风传。

而当时亲身在蜀的士人的笔记性质的记载中，也有不少关于此事的记载。

“会献贼欲尽杀川兵...会献贼前锋猝至，初九日城陷焚杀无遗”——韩国相《流离传》

而当时先后在大西政权、摇黄军阀、川南明军、蜀王刘文秀、晋王李定国幕府工作过，直到永历远走缅甸才退入深山隐居的欧阳直留下的《欧阳氏遗书》，可以说是所有第一手资料中叙述详尽，较为可信（也只是较为可信）的一部著述，但原文也是被修改后才得以面世。（注：此书在网络上也被叫做《蜀乱》，是各种网络黑屁中论证张献忠尽屠四川的又一铁证，但实际引用的却是蜀碧，后鉴录和明史张献忠传的内容）。该书对此事比较可信的记载为：

1.“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

2.“抚南营内逃去都司张斗南。献贼大怒。除将军都督外，凡南路全营大小官悉诛之。肴死者二人。责抚南百棍，都督各百五十棍，四路追拿，遇兵民即杀。”

3.“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即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某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

4.“献贼移师出城，驻营于郊。令各营纵火烧毁房屋。一时各郡县城野庐舍俱烬，未尽残木必攒焚成灰而后止。平成都城，推堕其墙垛。”

5.“秋八月，献贼弃成都北去，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川兵尽。”而这之后的记载由于欧阳直趁刘进忠叛乱之机逃亡川南，因此后续的记载则不大可信。

此外，还有一篇流传甚广的《圣教入川记》，但个人觉得该文带有明显的教徒鼓吹“天父救赎众生”般的自吹自擂，情节也多有夸大不实。

除此之外，一些历史事实也能和此事互相印证：

1.1647年初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在决定大西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上，首先由孙可望修正了滥杀政策，“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随后艾能奇向张献忠嗜杀的重要推手宰相汪兆龄发难“昔老万岁在成都，汝为宰相，不能辅之治国，惟劝之杀人，以至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俱名我辈为贼。今日皇皇无之，汝尚欲我辈复作贼耶”，并最终处决了汪兆龄。正是在对经略四川时所犯错误的反思和修正的基础上，才有了后期经略云南时的辉煌成就。

2. 1649年孙可望部署的以刘文秀为帅的一统四川割据军阀之战，刘文秀的进军路线为从川南自建昌进军黎州、雅州，随后取眉州、嘉定，随后顺嘉陵江东下叙州、泸州，另一路由卢名臣带领攻克重庆，随后逆流而上与刘文秀会师泸州，但唯独对近在咫尺的成都府不闻不问。而之后明清双方在四川拉锯得重点也是保宁，重庆在内的川东重镇，成都一度被视为鸡肋。

3. 近些年考古的结果，如网上放出的“张献忠沉银”现场的照片属实的话，那么除了金银外，还有许多零散的首饰。如果是单纯的没收财产充作军饷的话，至少大顺多是没收金银这种易于变现的私产而非零散又不好兑换的首饰，总之这些首饰的来源确实令人起疑。

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及一些基本的逻辑推理，作者尝试梳理了一下从1644年年中大西军进入四川到1646年底大西军兵败离开四川为止该事件的发展脉络，基于一些推理，对该事件的演变过程给出自己的解答，仅供参考。

1、1644年六月大西攻克重庆打开四川的东大门，随后快速西进，八月攻克成都，这一过程中固然有一定的扰民行为，但并无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嗜杀行为。部分史料记载张献忠攻克成都后要大杀三日，经孙可望在内的大西高层劝谏后乃止，但随后又记载“然是时侈然有帝蜀心，故未纵戮”前后矛盾，也与之后成都实行保甲居民安堵的情况相矛盾，查继佐则记载张献忠严酷处理的仅为蜀王府及窝藏蜀王府的人士，从逻辑上该情况的可能性最大。

2、随后大西军以成都为核心，向周边扩张，逐步夺取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并于当年十月在成都正式建立了政权，随后开科取士，赢取了部分士人的忠心。为了稳固统治，大西在成都实施了严格的保甲和言论管制“每日夜差官请令巡查，巡役则昼扮闲人。混入兵民中省视；夜则听篱察壁，入户逾垣。凡有日间偶语、夜间开言者，不论兵民是非，一概谓之说乱话，立刻锁解皇城”。另一方面，大西也实施了鼓励百姓开荒，采用酷刑杜绝贪污的手段缓和军民关系，民间还流传着“张家长、李家短”这种张献忠管理成都民政时留下的趣话。

3、然而大西政权有意改善军民关系及笼络士人的行为，却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四川地区的地主阶层根深蒂固，大西虽然得到了成都府士人群体一定的支持，但外县的士人依然顽固地不与大西合作。另一方面，大西虽然有意缓和军民关系，但严厉的保甲制度及言论管制也使军民关系不是那么融洽，此外最为重要的土地再分配始终没有进行。

弘光政权虽然在和满清议和的事务上争执不休，但在消灭农民军的步骤上是极为迅速的，八月弘光政权命令起前兵部右侍郎樊一蘅总督川、陕军务，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广、云、贵军务，以遵义为据点，集合四川残余明军向大西政权发起疯狂的反扑，同时飞书四川各路土豪群起响应。大西军则对各路结寨自保的地主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对象仅限结寨自保的地主群体，尚未波及到普通百姓。

4、由于称帝，大西和大顺政权间的关系恶化，张献忠派兵北上汉中被击退，趁大西分兵镇压地主及主力北上汉中之机。明军自川南大举反攻，先后攻克重庆、嘉定、叙州三府，刘文秀的反击随后失败，大西在川南、川东的统治完全崩溃。此外，对地主阶层的严酷镇压也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促使原本投降大西的地主群体游移不定。

“明黎州宣慰司马京及其弟亭起兵讨献贼。”“天全六番招讨使杨之明、进士宗室朱奉■〈金伊〉、举人郑延爵起兵拒贼”“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群起而杀贼所置郡县官吏”“时四方兵大起，揭竿纠集，取贼所置守、牧、令、判；或刺于庭、或投之水火，一时殆尽。”的记载比比皆是。到1645年三月为止，大西除了成都、保宁二府还能有效控制外，失去了对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换而言之，在张献忠开始因为战局不利迁怒于民的时候，大西仅龟缩在川西一隅，又怎么可能在全蜀进行滥杀呢？

5、战局的不利使得张献忠的心态开始扭曲变态，他本就不是如李自成般有宽慈胸怀的人，性格暴躁易怒，战局的不利使他对地主阶层的仇恨错误的扩大到了四川（主要是成都）百姓的身上。“初谓蜀人易制，渐以出兵数败，士众反复；攘袂瞋目，有咀嚼蜀人之心。”

对周边府县反抗的镇压越发严酷，乃至伤及无辜。不仅如此，对于不能按时完成“剿匪”任务或者出现士兵逃亡的将领动辄军棍打骂乃至实施剥皮酷刑“抚南营内逃去都司张斗南。献贼大怒。除将军都督外，凡南路全营大小官悉诛之。肴死者二人。责抚南百棍，都督各百五十棍”。于此同时，由于征战不休，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又未能尽快进行土地改革，理清四川土地的制度，为了供应军队的粮草供给，不得不派出军队四处“打粮”，这就导致军民关系不断紧张。

6、留在成都的士人的“不忠”表现，成为压垮张献忠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音讯不通，四川士人并不清楚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已经败亡，由于李自成留在汉中的守将马科、贺珍素有贤名，部分成都士人打算投靠李自成结果被大西边关守将截获，彻底激怒了张献忠，“会朝天关获诸生颜天汉等通自成表，怒谓阖境俱反。”随后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慈寺（另一说为青羊宫）事件，1645年底，留在成都的数千名士子以考试为名被全部集中起来后处死。

这件事的可信度较高，《罪惟录》在内的多本史籍记叙了该事件，且从欧阳直的个人经历上也能看出一定的端倪，欧阳直本人不过仅是个生员却屡次被进入四川的各路势力聘请，足见之后四川人才之匮乏。但也并不能说全蜀士人就此被大部分杀光，欧阳直也记载后来跟随刘文秀出战保宁时光中书就战死了十多个。

7、以此为开端，张献忠彻底走上了疯狂之路，也注定了成都府许多百姓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对蜀地士人的不信任，在汪兆龄等阴附文人的策动下，演变成了对全蜀百姓的不信任，他开始有针对性的清整军队中新招募的蜀地士兵及其家属，将其逐步从军队中去除。另一方面，他彻底放弃了经营蜀地的决心，打算坚壁清野后离开四川，命令部将四出成都邻近各县，强掠财产和粮食为军资军粮，稍有不从即连坐处死。在这一过程中，连大西内部的不少中低级将领，都觉得难以忍受，最终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选择自杀。“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经于道路”。

在得到清军即将南下的消息后，他决定屠杀留在成都的川籍士兵的家属，同时彻底焚毁四川城。从逻辑上来讲，这之后才应该是除汪兆龄外几乎全部大西高层跪谏张献忠“献贼欲屠成都民，孙可望谏曰：“其名等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卽行杀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必欲屠民，其名愿刎颈以代民死。”由是马元利、李定国、孙可望、艾能奇、白文选、张化能、刘文秀、张能第等，皆俯伏流涕谏”，但是否“乃止”，我有不同的看法。一来我认为该事件发生的顺序并不是张献忠初入成都之时而是意欲离开成都之时，二来部分记载为此事的后果是孙可望、李定国等高层被杖责，部分中级军官则直接被剥皮，以张献忠当时的精神状态，这个结果更可信。总之，此事过后，对张献忠的暴行再也无人敢劝。

8、就在这种全军惶然的状态下，执行了张献忠焚烧成都城后北上的命令，行至半途，张献忠下令将军队中的所有川籍士兵全部杀光。但事实上，这个命令可能根本不用执行也执行不下去，在焚烧成都之前，军队内部早就传言四起，大量川籍士兵络绎不绝地难逃向南方的明方控制权和保宁府绝大部分由蜀人构成的大西刘进忠部，并且直接导致了刘进忠部的叛变。

但毫无疑问，这个命令导致军队内部出现了极大的混乱。这种状态下和豪格接战的大西军连正常水平下的十分之一都没发挥出来，清军将校仅战死一名佐领格布库，一名云骑尉西特库，两名护军校古郎阿、巴阿。即使有张献忠意外死亡的因素，西充之战大西后来的精锐战将几乎全部云集却还是只有如此惨淡的战绩和之后强悍的战斗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能说明军队内部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西充凤凰山之战后，孙可望带着残余的军队，冲破重庆明军曾英部的阻截退往贵州，这之后四川的人口衰减就与大西军无关了，直到3年后，刘文秀才重新率军回到四川。

本文的前半段论述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嗜杀行为确有其事，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但是也鲜明指出了该事件有鲜明的逻辑变化路线，并非张献忠天生就是杀人魔王，而波及的规模和数字更是与清中后期文人的宣传相距甚远。本文的后半部分则要驳斥相当一部分无耻文人采用各种手段对大西军极尽抹黑的行为，以及当今相当一部分“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有良心的公众号”出于各种目的听风就是雨、推波助澜造谣生事的行为。常用的抹黑手法列举如下：

1. 消抹人性

这种抹黑方式是将各种惊悚和猎奇的事迹安插在大西军身上，以便将其丑化为全无心肝的野兽。

如《蜀碧》所言“贼杀所获妇女小儿。贼以妇女累人心。悉令杀之。有孕者剖腹，以验男女；又取小儿每数百为一群，围以火城，贯以矛戟，视其奔走呼号以为乐。”似乎大西军上下都是一群杀人为乐的魔王，还和欧阳直攀起亲戚，论证自己所言非虚。可事实又是如何呢，《蜀碧》中此段的出处来自《欧阳氏遗书》的“尝见贼每以小儿抛空中，下用长枪刃接儿。承之使儿横签刃上，手足抓刨如飞状。众则哄然大笑。又见将人活绑树上，于肘下戮洞，盘出其肠缠其身，以为乐。又见将小儿提起手足，以儿头撞钟，鸣则髓出，众皆称快。”

然而，欧阳直这一段的前面说得是“然杀之多而且为戏乐者更莫甚于摇黄贼。盖西营杀人秉承于头目，至摇黄贼营内，并二三尺童子亦自专其杀，亦逢人便杀。”这一段的后面是“如此惨虐，殆又甚于献贼矣。”欧阳直明明说得是，大西军杀人与摇黄这种杀人为乐的地方军阀并不一致，是军令如山下的不得不为，而不是为了杀人取乐。事实上，史书上留下了许多大西基层乃至骨干将领多次劝谏张献忠不得滥杀的记录，最有名的即是孙可望领衔的那次包含大西军几乎全部高层的跪谏张献忠不要残杀成都百姓的记录，除此之外也多有大西将领对清剿网开一面或虚应了事的记载。即使《蜀碧》也不得不承认“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经于道路”，可见不少大西将士对张献忠后期胡乱下发的命令都感到极强的痛苦和负罪感，甚至不惜自杀了事，如此军队有怎么可能随意杀人取乐呢？

说到底，大西军的骨干多是迫于生计不得不走上造反道路的关中农民，而非摇黄这种前身是盗匪的地方军阀，很多人存有朴素的善恶观。在破城时的群体性狂热时确实可能会作出强抢民女、滥杀降兵这种行为，但有计划、有目的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动手，无疑超过了许多人能接受的道德底线，因此当后期张献忠的政策愈发过激时，上下都存在普遍的劝谏、抵触乃至自杀、逃亡现象，而在张献忠死后，高层更是言辞激烈地指责宰相汪兆麟当时助纣为虐，并迅速纠正了张献忠后期的种种错误政策。

而在媚清文人的笔下，以上全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杀人真TM开心啊”的记载，乃至将不少明军、摇黄的“英雄事迹”编排到大西头上（下有详述），好似大西从上到下全是食人禽兽，可谓无耻之尤。

2. 创造数字

这种抹黑方式是创造种种耸人听闻的数字夸大其词，也是“六万万有奇”这个梗的来源。

但这个数字的来源——玄幻小说《后鉴录》在数字创造上更加登峰造极，“命四路将军分路剿杀，五月回成都上功梳，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六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厉害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地精吧。

即使之前所说的对大西敌意极大的《蜀碧》也只敢说“上功疏，可望一起杀男女若干万，文秀一路杀男女若干万，定国一路杀男女若干万，能奇一路杀男女若干万。”毛奇龄大笔一挥，就在万前添个千字，此种功力韩春雨博士亦是相形见绌。而这种一看就是胡编乱造的数字居然堂而皇之的进入《明史》成为六万万有奇的来源（有人说六万万是六十万的意思，这是不对的，明史张献忠传就是毛奇龄写的第一稿，因此六万万就是六个亿的意思）。而这种狗屁不通的数字不仅进入官修史书，还被《平寇志》《西南记事》《爝火录》等N种书籍收录，可见大清虽然几何学停滞了，但是虚拟统计学可谓突飞猛进。

3. 混淆时间和空间

这种抹黑方式是故意混淆事件的发生范围和时间乃至对象，使在四川实际只待了两年的大西成为明末四川连续几十年人口下降的背锅侠。

如明史说“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欧阳直是有类似的话“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但也是有对象的——“居山扎寨者”，换言之结寨自保的土豪及其家属才是大西严厉镇压的对象，然而明史中就成了“逢人便杀”。

笔者也说过，大西仅仅短暂控制过四川大部分地区，很快几乎川南、川东的全部，川西的一部分都脱离了大西的掌控，而张献忠行为乖张、举措失当的时期大西更是几乎只剩川西一隅，川北地区则由于张献忠自认祖辈来自此处而未收其嗜杀政策的影响。欧阳直说得很清楚——“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摇黄贼攻破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渠县、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所获壮丁用生湿牛皮条□之，交其面背粮，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张献忠设监纪通判、驻防参将，同有司官赴广安，摇黄贼攻围杀之。”可见川东，川北的屠杀并非大西军所为。

但《后鉴录》《明纪南略》《蜀碧》《蜀南叙略》几乎众口一词地将全川的人口损失归于大西，《蜀碧》甚至煞有介事地说道“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西南纪事》也装模作样地宣称“蜀中千里绝烟火，邑无居人”。 张献忠：“川西的锅老子认了，川南、川东、川北关老子屁事”。

而这摇黄贼又是什么成色呢？其中最凶恶的几个头目，如武大定，袁稻之流随后投靠明廷在遵义的剿匪司令部，摇身一变成为正经的大明官军毒害四方，随后还大打内战，勾结杀害了四川明军唯一人品和才能都值得称道的杨展。

而满清对自己在川北和川西的作为更是闭口不谈，“王师退屯保宁成都者，亦驱残民千余北去，至绵州，复尽杀之，成都之人竟无遗种。”“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而（虏）兵督挽运，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诸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吴三桂镇蜀，虐使蜀人“

4. 捏造食人

食人虽然在旧中国饥荒时期时有出现，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是最为恶劣的行为，因此各类无耻文人不惜想尽办法替大西编造食人记录。

如说大西军“宰杀军眷与囚徒为粮”乃至“掠妇女凡两万五千名，分载五百船内”以作行军用军粮。可事实又是如何呢？说起来令人喷饭。

欧阳直自认在大西军的经历几如地狱一般，也见识过大西采用剥皮这种酷刑针对反对和怠工者，却从未见过或听过大西有食人之举，反倒是进入明军的川南幕府后，听到明军在吃人，自己也险些被乱军当作军粮，这个就十分尴尬了。

“余初在曾营，每闻兵云某处饥人食人肉，某处某人被某人食。余不信其说。及奉抚军马公命往安居，忽一夜有人告余曰：“我辈久无粮食，每藉人为食。渠等今且欲谋及县君矣。感公多盛德，愚心不忍负。当急从此导公同遁去。”于是余乃得夜脱逃回。”

“又阳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彼等土兵扎寨时无粮，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掳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杨展营，人赠以绰号曰万人坟。”

事实上，四川的饥荒乃至食人的主要责任甚至不是大西后期的过激举措对川西地区社会秩序的破坏，而是明方在四川从经略到总兵几乎全是饭桶，内讧有术，经营无方造成的。

"总镇甘良臣、副参贾登联、莫宗文、屠隆、曾英、王祥、王启、冯朝宣等各集兵走忠、涪、泸、合、永、遵、綦、真等处。凡所过所驻，皆抢劫而食。东南大扰，庐舍一空。"

"阁部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已业。未经奉旨，何得给兵，不允其说。于是营兵尽抢劫以自活。自叙泸以至重涪两岸，打粮至一月。路上地方残民尽饿死，田土尽荆莽矣。"

"行十万、呼九思镇西伯，联络王样、李鹞子、余大海等恢复重庆。未几官兵不和，各散去。城无人烟，草木荒塞。"

"时袁韬驻泸州，呼九思驻富顺，俱绝粮，饿死者甚众。"

也正是蜀中的各路军阀倒行逆施，使得1651年大西军再度进入四川后，刘文秀采取怀柔政策，很快就稳定了全蜀民心。而随后吴三桂大举南下，四川百姓却并未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投靠宣称来“救民于水火”的八旗军队，而是对再度进入四川抵抗清军的刘文秀部群起响应。

“文秀善抚士卒；蜀人闻其至，所在响应。诸郡邑为吴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

事实上，满清对张献忠在成都末期嗜杀政策的扭曲、夸大乃至捏造，有着极为阴险的政治目的。盖因张献忠死后的许多大西领导层是抗清战争的中坚力量，其中李定国、刘文秀更是在西南民众和遗民间有着巨大的声望，这无疑对满清的统治以及自身合法性的塑造十分不利。因此在既有的事实上进行扭曲和夸张以抹黑大西集团，尤其是让当时具有重要地位的四义子背上巨大的污名，对满清无疑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另一方面也符合部分知识分子将明亡的锅全甩给“流寇”以洗清自己的史论。

因而从修明史开始，关于大西政权在四川作为的记载开始越传越离谱，前文已经叙述了常用的几种手抹黑手段，更是明里暗里地暗示孙、李等人和这些莫须有的事迹脱不了干系，如“凡部卒日得男壮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童稚不计。官以次进阶，寅出酉还以为常；可望辈遂皆至将军。”就是暗示孙可望等人在大西内部的崇高地位就是靠胡乱杀人所得，但事实上早在进入四川之前，孙、李等人就已经是大西集团的高层之一，而张献忠的行为愈发暴戾的时候，前文已述孙李等人多有劝谏，且不少大西中高层军官因为不愿为恶或自杀或被杀，从客观上讲他们是张献忠最后阶段的疯狂的帮凶，但绝非本人有意如此更不是凭借无辜百姓的鲜血才爬上高位。清代相关史料这种立场上的有意偏颇，读者在阅读时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本文的最后部分，我将谈谈我认为的这件事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首先，不妨看看顾城对此事的评价，作为明末清初史领域的泰山北斗，顾先生在阶级立场浓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也没有将“张献忠杀人”的记载一律斥为地主阶级的抹黑，而是综合各类史料详细分析了大西政权在四川各个阶段的政策变化及后果。

除了 @直江实纲 已经引用的那段话外，他对大西军最终败亡的原因也很有见地：

一、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不掌握科学的阶级划分方法，因而在地主阶级策动的叛乱面前，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级区分，把四川官绅的敌对行为，误认为是蜀民的“忘恩负义”，不加区别地滥加剿杀，结果造成了自己的孤立...

二、张献忠和他的某些助手们过分迷信武力，似乎只要掌握了武力，其他都不在话下，无论是粮食、物资、地盘、兵源以致人心都可以轻易取得。因此他们不注意恢复社会生产，不重视维护社会安宁。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可以说是十分严厉而深刻的批评和总结了。

即使只看结果，大西军在素有“天府之国”的四川立足两年却未能建立起稳定的根据地，地盘越打越小，群众基础越来越差，军队的战斗力也因为频繁的治安战急剧下降。这支日后能和打遍天下的满蒙汉八旗军队打得有来有回，甚至让满清一度因为损失惨重放弃主动进攻的天下强军，在四川期间却屡屡被顺、清乃至明军击败，倘若不是危急时刻大西领导层能够团结一致，诸将奋勇争先，那么大西军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实体很有可能也就终结在嘉陵江边了。

握有天然正义并不代表上天会站在你这边，在“团结谁”“打击谁”“怎么做”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可以说张献忠领导下的大西政权是完全不合格的，这其实也是顾老的话如果不留情面地说出来后会是怎么样的。

暴力和高压的确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但是倘若只会暴力这一种手段，而不是理性地分析面临的复杂环境，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建立新秩序，那么从屠龙的勇士滑落为食人的恶魔，就是必然的结局。

也许有人认为笔者对于不掌握科学的指导方法和理论的起义领袖张献忠过于苛责，但是历史的事实鲜明地证实了他完全可以做的更好。张献忠死后，在孙可望等大西军高层的领导下，吸取了治川时的经验和教训，在云贵的治理获得了巨大的成果，这里推荐一篇文章《大西军治滇时期的农业》，有详细的叙述。孙可望的治滇经验简述如下：

1、在对士人关系上，对于死硬到底的坚决镇压，但对于动摇不定的，打出民族大义的旗号加以统战，建立共同的抗清统一战线，降低了统治的难度。

2、对于力图借机分裂的土司及依附势力，坚决镇压，同时收获了在西南地区有巨大威望的沐国公的友谊。对于忠明土司则加以笼络，同时将他们的武装力量逐步收编为自己的一部分。而对于已经被镇压的土司余留出来的地区

3、在做了清整贪官、保甲安民这些事务后，大西做了最重要的一步改变——在云南大刀阔斧地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才是对社会矛盾真正的釜底抽薪，而非是暴力。作为大明帝国的边陲地区，云南的土地制度是极为复杂的，到明末为止，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沐氏权贵侵占的勋田，名义上属于卫所的军屯田，土司庄田及民田，前三者占据了云南土地的绝大部分。

大西军入滇后，首先将落入沙定洲手中的沐氏勋田转为给军队供粮的营田，随后在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的情况下将其分配给了邻近的普通的民众，仅将其中一小部分还给了沐家。到清军入滇前，沐氏勋田由原来的超过两万顷锐减至700顷。在政治上予以合作，在经济上则坚决剥夺旧明官绅土地资料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极大缓和了社会矛盾，也使得与大西合作的旧明官绅实际上失去了反抗的力量，沦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吉祥物。

随后进一步整顿了原明十多个卫所遗留下来的军屯田，其中绝大部分此时已经落入豪强地主之手，大西军没收后重新分配，除部分依然保留位供应军队的军屯田外，剩余的则转变为按章缴税、可自由买卖的民田，卫所体系下的军屯田由原来的5000多顷减少至1900多顷。而对于土司侵占的土地，主要借改土归流加以清理，将世袭的土司纳入大西的武官体系，逐步将土司的世袭庄田改为军屯性质的营田。

4、不仅如此，大西军大举兴修水利，统一货币，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大西军入滇后普遍鼓励普通百姓开荒，同时多次调动军队在全滇修筑水利工程，在诸多利好的刺激下，官府登记在册的的民田从17000顷扩大到52000顷，足足扩大了三倍有余，之后贵州的民田也从5000顷扩大到了10000顷。

在这一背景下，云南政通人和，物产丰富，从此成为了明朝乃至几十年后吴三桂反清时重要的后勤基地。大西军也从撤入贵州时的万余精兵，扩展为能够同时从四川、湖广两线出动总计二十万大军的雄厚军团。对于孙可望，既要承认他后期利令智昏，未能处理好大西内部的关系最终导致大局崩坏，也有承认他具有十足的种田才能，对大西乃至整个抗清阵营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孙可望，乃至他最终为何会失败，笔者会抽时间单独叙述，那又是另外一个很长的话题了）

孙可望治滇的成果与张献忠治蜀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清楚地表明，完全用暴力去破坏既有的秩序和解决旧有的矛盾只能收获一地鸡毛，唯有用暴力瓦解旧秩序后努力去建立一个新秩序，才能开创一个新世界。

笔者觉得更为可惜的地方在于，一些人谈论历史言必是左派的话语体系，似乎也了解一些科学的指导方法和理论，然而在谈论一些复杂的历史事件时，却总是屁股先行，无条件地为暴力洗地，卡廷、集中营、肃反等等不是大叫不存在，就是论证暴力本身的合法性。倘若1647年初在遵义处于生死存亡阶段的大西军也抱有这种想法的话，继续实施四川的滥杀政策的话，那么抗清战争就必定是比历史上更为糟糕的局面。人类并不会吸取前人的错误，可我依然对这点抱有着期望。

分阶段来看

1、张献忠入川。1644年，张献忠大军刚入川时，还是流寇思路，不事生产，军队打到哪里，就裹挟哪里的民众，补给全靠攻城略地抢来的，这一阶段杀人少不了，没人会老老实实把自己的粮草给张献忠，农民军军纪也没好过。

2、建立大西政权。1644年11月，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施行对于降官各授以职，争取人材以及开科录士等政策;在经济上，采行没收前明宗藩及地方政府库金、向富民大贾征收钱税、对新附边郡免征赋三年、发放金银赈济贫苦，以及铸造、发行"大顺通宝"新钱等政策，以稳定和争取民心。这一阶段开始入治了。但是四川并不太平，四川各处还残留着明军、其他义军、反大西军的土司，与大西政权互相攻杀，这些爷都不是省油的灯，残民之举少不了。而且北面清军压力越来越大，张献忠不加强防御抵御清军，反而四处纵兵到处杀人，你信不信？

3、清军入川。1646年12月，大西军与清军交战，张献忠阵亡。大西军在1647年初退出四川，转战贵州。清军入川，在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这一过程你一定要说清军秋毫无犯，那就呵呵哒了，“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由于缺粮及民众的反抗，清军收缩兵力到保宁，“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清军与南明军进入拉锯战。

圣教入川记 62页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边至—干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干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氏，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

幸至——千六百八十——年，匪党盗寇悉为眕灭。然四川际此兵烫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 徐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吝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4、清军平定四川。1651年清军派吴三桂、李国翰部入川，攻打南明军、大西军残部，重庆、成都等要地尽复。如果四川已经被张献忠杀光了，清军是在跟鬼魂作战？还是南明军、大西军不用人耕地吃饭？

5、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1651年夔东十三家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这一地区的经济与人口相对四川其他地区好不少。1664年，清军动用20万大军攻打夔东十三家，击败义军后，上山搜杀，“扫穴无遗类”，“数万巨寇，……无一漏网”。呵呵，又是滚滚人头。

6、吴三桂反清。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攻打四川，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

1680年清军入川反击，无粮可用。“圣君”康熙下令，“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奉旨搜杀抢掠能叫荼民害民？“军纪严明”的清军所到之处，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

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

“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统计，只有9万余人。

那么多始作俑者，怎么看都是已经死了，又是地主阶级、清军对头的张献忠好背锅啦。

我全文上下，请问哪里说张献忠没有责任了？请某些不会阅读理解的，帮我指出来，谢谢。

其次，想要把满清摘出来，就把史料拿出来，不要张嘴就是“豪格的军队是可靠的”，“李国英治理水平高”这类的话。我跟你说《清史稿》，你跟我说《圣教入川记》，我跟你说《圣教入川记》，你说我绕来绕去。

一会儿满清跟屠川没关系，一会儿打完脸又变次要责任人，阁下学的川剧变脸呀？

有些螨虫，第一次我就不挂你了。你不是说清军是张献忠死后14年才入川的吗？还说我扣清军屎盆子。

1646年，即顺治三年冬，张献忠身死。

《清史稿·武肃亲王豪格》 （顺治）四年（即1647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四川平。这可张献忠死了才半年多呀，豪格部被你开除清军序列了。

《清史稿·李国英》 （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授成都总兵。五年，擢四川巡抚。···弘犯保宁，国英击败之。命臣据顺庆，国英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克其城···国英偕总兵惠应诏讨之，获其将胡敬，复潼川，逐之至绵州，获所置吏吕济民等。寻招惟明、展来降，遂下绵州。张献忠才死了2年。
（顺治）六年，进复安县，克彰明，破曲山关，徇石泉。有谢光祖者，据寨抗，师行，遣兵破斩之。张献忠才死了3年。

（顺治）七年，遣副将曹纯忠、刘汉臣徇川北诸郡县，设伏击斩寇渠老铁匠、黄鹞子。张献忠才死了4年。

（顺治）九年，可望、文秀大举寇保宁，横列十五里，势张甚。国英督兵捣其中坚，别遣兵出间道击其后，大破之，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张献忠才死了不到6年。

《清史稿·吴三桂》 （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三桂与国翰遣兵西抚漳腊、松潘，东拔重庆；进攻成都，明将刘文秀弃城走；复进克嘉定，驻军绵州。这才离张献忠死后不到6年，吴三桂、李国翰部被你开除清军序列了。

（顺治）十四年(1657年)，诏授三桂平西大将军，与国翰率师徇贵州······三桂等发汉中，道保宁、顺庆，次合州，破明兵，收江中战舰。此时离张献忠死也不过11年。

阁下是认为以上都不算清军呢？还是绵州、重庆、成都、川北都不算四川？

有些螨虫就不用混淆视听了，我跟你们的分歧从来就不是张献忠杀没杀人，而是清军杀没杀人。一边说清军“军纪严明”、李国英在四川治理可靠，一边说清军十四年没入川，自相矛盾的说法不就想说你鞑清爱民如子，屠川都是张献忠、孙可望那批流寇干的呗。建议螨虫内部先把意义统一一下，或者把《清史稿》吞下去再来说。

史籍中常常回避张献忠在四川前期和后期政策上的变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后期客观形势的改变和主观判断上的错误而杀人过多，说成是一贯如此。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正视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大西政权领导人的错误。把凡被大西军所杀的人都说成是该杀的，都是农民革命的死敌，不仅违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年

看看年份，再看看你们撕的这点破事，脸红不？

随便找几篇论文，都比看这题下面高票的什么“张献忠杀尽四川人”和“张献忠是白莲花，杀人都是清军和南明杀的”这种洗地言论强得多。

shame on you.

身为一个重庆人，我爸我外公给我讲这段历史的时候，都说的是张献忠屠川。

而我家人和祖辈把这段历史一代传一代直到我，说不定我也会继续这么传下去。

直到我知道七杀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是假的之后。

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