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是怎么回事？ 第1页

由于其所犯错误（可能不是错误？）过于奇特，所以展览下右壬 @倪源江

右壬引用曹树基的《上海商人、人民币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宣布人民币的累计发行量在1948年12月为179.12亿元，在1949年6月为1764.62亿元，在1950年6月为548280902亿元。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人民币在1950年前后的超发将是金圆券级别的。

幸亏曹树基的论文并不难找，我们很容易查看曹文所给出的原始数据，可以看到人民币累计发行量1948年12月为1791262万元，在1949年6月为17646173万元，在1950年6月为548280902万元。

可以看到，我们的右壬在处理1948年12月和1949年6月的数据时，表现出了其算术水平，能把1791262万元换算成近似的179.12亿元（虽然四舍五入后实质上应该是179.13亿元，但不能排除他的小学数学老师不是朴正熙而是李承晚的可能），能把17646173万元换算成1764.62亿元（这回四舍五入又对了！）。可是在处理1950年6月的数据时，却直接把548280902【万元】抄成了548280902【亿元】（实质上大约是54828.09亿元才对），直接把1950年6月人民币的累计发行量扩大了一万倍！

这就是右壬的妙术。我很好奇这种水平的算术真的能够炒债券吗？

言归正传，曹文本来就偏颇，把为解决全国解放战争而适当超发引起的通胀总趋势，与陈云治理因通胀预期而引起的私人投机风潮以确保通胀按计划温和上升混为一谈，甚至闹出一会儿相信米市已经被政府行政命令分割为无数个细小的独立市场、一会儿又相信粮食价格依然能在短时间内传导到全国这样的笑话。

实质情况是：为了支撑远离老根据地的数百万野战军和脱产干部能解放全中国，陈云制订了1949年内每个月通胀率20%到30%的目标。执行结果是，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间，人民币累计发行量增长了168倍，全国十三大城市批发物价增长了73倍，而全国的小米价格则增长了5.6倍。（累计发行量增长率和通胀率之间的敞口为人民币推广过程中本就应该增发的部分。）从十三大城市看，平均每个月通胀率达到40%；从全国粮价来看，平均每个月通胀率低于20%；如果考虑到小城市和农村通胀率较低（也可以由十三大城市粮价增长率跟全国粮价增长率对比得出此结论），那么陈云的目标可以说基本上实现。然而正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当月通胀率超过100%形成大规模涨风，才必须通过“银元战役”、“两白一黑战役”加以治理。1950年3月以后，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基本完成，以及中央财经工作的全面统一，人民币发行量的高速增长终止，这一阶段遂告结束。

那么曹文的基本错误在哪里，就在于他坚信形而上学的通胀模型，认为发多少票子就会通胀多少。然而，社会实质要复杂许多。除了其他复杂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纸币使用面的增加和减少外，最基本的矛盾是：如果社会上普遍预期某个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则投机者就会根据此数据建仓囤积居奇，如此一来则实质通胀率无疑要高于这预期的通胀率。从1940年开始，法币就进入了这一阶段，在解放战争时期更加明显：1947年（这一年内国统区面积总体上还是增加的）内法币发行量只增加8倍，但上海和重庆的物价都增加了14倍。1948年在法币发行的最后八个月里，发行量增加了19倍，而上海跟重庆的物价都增加了30倍以上。（金圆券在上海发行的十个月间，发行量增加了30万倍，上海物价则增长了640多万倍，当然这里面有更多的因素，姑置不论。）足可见，投机引起的通胀虽然是因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胀而起，但客观上依然是独立于货币超发的一个因素，故而可以也应当加以治理。

又及：

我一般不愿为回应别人，一方面是因为写答案并非为了论战，一方面也是因为右壬并不是能够用语言说服的对象。但是有一位右壬似乎非要教我一些庸俗经济学，那么还是请他自己先打开任何一本庸俗经济学课本看看通胀有多少种类型及其成因，比如说利润推动型、供给不足型、预期不当型等等，以及那些货币流通总量减少而物价依然整体上升的案例，再来想想投机是不是可能引起或者加剧通胀。如果还迷信货币主义那个公式，并且认为一定从左到右的话，那么好好想想T被人为减少时是否可以通过治理T而压缩P增加进而压缩通胀。如果非要信某些邪教一样的奥派，重新定义通胀这个词本身（比如认为货币供给增加时即便物价全部下降也该叫通胀），那我就没办法了，只能说你我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反正你我本来也生活在不同世界，而我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跟异世界的你交流。言尽于此。

@倪源江 过于依赖所谓论文，是否有稍微认真求证下事实呢？

所谓银元是“良币”，曹树基作为历史专业的缺乏最入门的货币银行学知识也就罢了，作为金融人士的倪先生怎么也会缺乏？仅仅根据银元含有的贵金属在通胀和汇兑变化中，能够保值，进而得出银元属于“良币”，而无视“良币”本身应该是优良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一基本概念，也是让人醉了。

为什么银元不是优良货币？从清朝后期到上海解放，中国累计流通过几千种银元，外国铸造银元（鹰洋、柱洋、坐洋、大奶妈。。。）中央铸造银元（袁大头）地方铸造银元（甲秀楼、汽车钱。。。）民间铸造银元，还有盗铸银元和假银元，甚至中央红军都发行自己翻版铸造的袁大头和苏维埃银元。即便以公信力最好的袁大头来讲，都有版次、成色、磨损切削程度的区别。每一枚银元的含银量都有差异，这使得银元是一种很勉强的一般等价物，它在流通的每一环节都要评估一次，严重阻碍了流通效率。

银元蓬勃发展的本身就是中国整体经济体系朽坏的标志物，银元数量和品类的大爆发正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央财政和全国整体经济市场的逐渐解体的结果。作为试图重建政治经济体系和中央权威的一部分，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铸造了大量的高成色的袁大头以图提高银元作为货币的流通效率。随着北洋军阀的解体，这种努力付诸东流。随着机器的普及，连据有数县之地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军阀，县城大商人，都能用机器打制或者仿造原有银元。当时的交易（包括薪资发放）都要指定一种在当地最受认可的银元作为计算基准，如果储备中存在其他杂洋或成色差异过大，则需要逐种换算。

所以国民政府首发法币的时候，毫不费力的就将法币在其控制区内推行开来了，如果给你发工资，是分成十种以上的等价外币发放，还是直接给你发一笔人民币好？至于银元的复活，本来就是法币丧失良币地位的一种勉强的替代。而法币丧失良币地位，是其发行者国民政府战争失利、入不敷出、政治腐败、战争切碎整个经济市场的结果。而日本军票和各种伪政权纸币明显的掠夺性，也促使了银元和其他等价物在日控区的复活。

在这个过程中复活的不仅仅是银元，作为介乎于一般等价物和一般易物介质的中间体，银元是和各区域市场普遍流通的耐用商品（如棉布、煤炭、土布）一齐在市场上充当流通介质的。一旦局势稍微稳定，这些东西都会向货币方向进一步进化（收缴改铸交换杂洋、强制兑换纸币、发行煤炭票、布票；内蒙还发行过绵羊票，一些煤铁丰富的地方还发行过铁票。。。）

银元、米棉、以及其他各类实物财产只不过是国民政府大崩溃中的流沙化的民众找到的紧急避险资产而已，你不能因为人们借助这些资产进行临时避险就推断用银元就能维持经济流通，泰坦尼克号沉没后有人抱着脸盆或者木板子浮在水面上，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都不能据此推断脸盆可以取代救生艇。至于据此将银元钦定为“良币”，那更是只能比拟为，认为这些遇难乘客可以划着救生艇抵达美国，则无需建造任何大客轮，划着救生艇进行洲际交通就可以了。

之所以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会连在一起谈论，是因为这几样东西实际上是一回事，在法币因为快速和无序的通胀丧失信用后，为了维持生产，资本家、工商业和民众被迫使用银元作为记账标志，但是杂乱和数量不足的银元是无法支持大宗工商交流的，所以在生产商贸环节，往往又使用各行各业都有需要的米棉煤作为记账标志和部分实际交割资产，在互相冲抵后余额用银元支付或记账。对资产阶级和新政府来讲，一种信用稳定的货币是双赢选择，可以极大便利（资产阶级）组织生产销售而无需进行复杂的易物转换提高利润，也可以推进政权经济职能完善。

看完上述前情提要，则后续的答案是顺理成章的。在首先的银元之战中，资产阶级跟着投机商瞎起哄，一方面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即便人民币的推行对他有利，他也要先在银元身上多捞一把；并妄想利用银元危机对新政府进行讹诈谋求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地位。。。

至于主席将银元之战比喻为淮海战役，本质并不是上海一隅的银元抢购，而是中央政权在货币转换中的惊险一跃。本币崩溃的拯救早已有之，从最古典时代的英国，法国、到晚近的苏俄都可借鉴，也即借由稳定保证物平稳推行新币。但是这种手段已经被KMT给先用尽了，没错，就是臭名昭著的金圆券。即便KMT，都没打算用倪先生口中的杂乱的无法标准有序兑换的“良币”银元作为担保物，而是使用金条（当然极末期的国民政府发行过银圆券，这种“币”连KMT自己都欺骗不了，国民党官员和军队都拒绝接受银圆券）。金子被抢光了，退而求其次，新中国其实是打算在上海借助银元和两黑一白助力作为过渡平稳地用人民币取代法币、金圆券的，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新政权选择的是向市场投入银元，意在维持银元市场的稳定进而维持经济流通的。但是投机行为将流动性迅速榨干，使得这种妥协无法进行，被迫进行货币转换的硬着陆，有可能会有较大损失，仅此而已。

在两战中身陷囹圄的投机商本是咎由自取，在任何一国都是应得下场。至于上海和随风起舞的其他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才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果去看新中国开国之初的种种表现，从政协会议到共同纲领到礼遇民主人士款待资本家，表明了新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抱有极高期望的，这种期望来源于瑞金、延安、西柏坡自身进行经济建设中遇到的波折，来源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全体中国人民一同被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共同记忆。北京是怀着热切的愿望虚席相待愿意给民族资本一个还算不错的空间来共同建设的。银元之战中主要处理了投机分子，还是打算给民族资产阶级面子的。米棉之战之后则彻底丧失了这种理想的憧憬。经历过银元之战，民族资产阶级本应明白他们在两黑一白上绝无胜手，GCD在没操盘过的金融市场都能打赢，纯粹的物资供应，淮海战场的三十万小推车早就给出了答案。经历过银元米棉之战，北京显然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固然会组织生产，固然和我们一同经历过日寇和反动派的压迫，可实际上，资本论的论证仍然无比正确，资本及资本家的首要存在目的仍然是追求利润。为了追求眼前的利润，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它不惜把发给它以及别人的的救灾粮食药品拿去倒卖牟利，不惜破坏整个市场稳定（尽管这个市场的存在对它也很有利）来谋求一己短利。民族资产阶级在开国更始的这两场拙劣表演，将它从新政权的主席台预留位置上直接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