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仪式,此次大会上共授衔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798名。在这103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中,有一名叫做李贞的少将格外耀眼,因为她是开国将帅中唯一的女性。
当毛泽东主席将一级解放勋章交给她时,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总理亲手把少将军衔授予她时,还握住了她的手表示亲切地问候:“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此时,李贞将军47岁。
后来,为了表达对李贞将军的思念和敬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日报》上称赞她:“为党为人民戎马俊惚,艰苦奋斗了64个春秋的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家,人民军队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1955年9月,毛主席为李贞将军授勋章。
李贞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从童养媳到开国将军,李贞靠着顽强的意志、个人的努力拼搏逆天改命,谱写了不朽的诗篇,她常说:
“是党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村家庭,父母接连生了6个女孩,因为没钱养不活这么多孩子,陆续都送出去到其他人家做童养媳。李贞6岁的时候,也没能逃脱这个命运,被送到姓古的一户人家。那时候她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爷爷随口给了她一个称呼“旦娃子”就算名字了。
古家三女一儿,李贞不仅要包揽洗衣做饭等各种生活琐事,甚至还要照顾比她大的孩子,古家的儿女还经常欺负她,名义上的丈夫更是从小就经常对她拳打脚踢。
就这样,李贞时不时被揍得鼻青脸肿。长到了14岁,她的胆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甘屈服这样的命运,她想要抗争。她同附近其他家的童养媳商量了下,准备偷偷逃走去城里做女工。尚小的她们,还不太会保密,露出了端倪,被人察觉,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就落空了。
李贞的婆婆怕李贞真的逃跑,日夜提防着,在李贞16岁的时候,就匆匆让李贞和他的儿子拜堂行礼完成结婚仪式,赶紧圆房,生米煮成熟饭。
但是反抗的想法已经深深种在了李贞的脑海中。
1926年,刚刚成年的李贞,从姐姐那里得知家乡成立了一个妇女解放协会的组织,那时她甚至还不知道这个协会是做什么的,也并不了解革命的意义,仅仅是听着名字,她就心头火热,她迫切的想要摆脱这种无限循环的被压迫、折磨的生活。她偷偷跑去给自己报了名,自己给自己起了名字——李贞。
组织里的同志对她关怀备至,教她认字,教她什么是革命,教她解放思想,告诉她再也不用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中,而且他们要去解救更多像她这样被压迫的人。
李贞的心中升起一股磅礴的使命感,她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她不顾婆婆和丈夫的反对,积极地游走在第一线,帮组织完成多项任务。胆小怕事的丈夫生怕被她牵连,赶紧写下一封休书与她断绝关系,她乐之不及,剪短长发,毅然决然的投入到革命中去。
因为胆气足,组织能力优秀,表现出色,李贞很快成为了妇女协会的中坚力量,也被国民党盯上,列入到通缉令中。
躲藏期间,她去看望了母亲。没想到有人摸上门来,表示自己要去自首,还劝她一起。李贞怒不可恕,将人撵了出去,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背叛革命。李贞的母亲虽然非常担心李贞的情况,但还是想办法帮助李贞逃了出去。
躲藏起来的李贞并没有放弃革命的想法,而是乔装成卖花生的姑娘,四处打探着同样藏起来的共产党员,久经波折,她终于联络上凑齐了一个五人小分队。
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队伍过浏阳的时候,李贞联络到组织,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作了很多关于革命的宣讲,李贞受益匪浅,更加坚定了要搞革命的决心。会后毛泽东拉着她说了许多,一再强调一定要组建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力量,才能真正的改变沉疴旧疾,李贞牢记在心。
毛泽东离开后,李贞就开始联络志同道合的伙伴,策划行动,一起从地主手中抢了第一批枪。可是20个人,却只有两支枪。就是这样,李贞和同伴也依旧努力的组织着游击行动。直到后来,彭德怀又给他们发了20支枪,这只武装小队才算是真正的建立起来,这支小队就是后来有名的“浏东游击队”。
李贞看着身边同志们的革命热情,深受感染,她坚信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一样也可以,包括行军作战,所以她一马当先,坚持奋斗在第一线上,无惧枪林弹雨,不少人都对她刮目相看。后来这支小队在她的带领下从20人发展到了200人,队伍日益壮大。
也是在此期间,她与张启龙相知相惜,结为夫妻,这是她的第二段婚姻。可是生活并没有停止对李贞的磨炼。
在一次行动中,李贞的队伍处于弱势,敌众我寡,伤亡惨重。为了掩护伤员们安全转移,李贞没有过多犹豫,就和几位战友主动作饵牵引敌人视线,为伤员争取转移时间。她们边打边退,渐渐地,他们被逼入到狮子崖。子弹用尽,他们就扔石头反击。
激战一天,他们只剩下五个人了。混乱之中,李贞听到敌人大声叫喊,要捉活的。眼看就要被抓住的时候,李贞大喊,不能让敌人活捉,二话不说率先往崖下跳去,队友随后跟上。这一段事迹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就是《浴血浏阳河》。
幸运的是,李贞被树枝挂住,缓住了冲势,活了下来。不幸的是,她感觉到一阵阵腹绞痛,腿间流下大量鲜血,她发现自己流产了。可是当时的李贞甚至顾不上难过,清理了下自己,就和幸存的战友,将牺牲的战友收敛,而后相互搀扶,步行了六七十里路,才到达安全地带。
1928年,张启龙被抓,李贞带队营救。她敏感地警觉到,敌军可能为了防止他们营救,会偷偷地掉包张启龙,混淆视听。于是她提出,分成两支小队,一只负责侦查,一只埋伏在路上。然后自己一个人悄悄地摸进观音堂探查详情。果然,正如李贞所料,观音堂关押的张启龙早已被掉包。
李贞挟持了一位敌人,威胁他说出张启龙真正的关押地点,率队前去突击,双方对阵,游击队端掉了敌军,成功营救出了张启龙。
可惜好景不长,没有多久,张启龙卷入肃反被暂时革职。张启龙担心会影响到李贞,不顾李贞的反对毅然决然的同她离婚。
离婚后的李贞,被派到瑞金学习。1934年,李贞重回湘赣苏区任职。
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觉得李贞不能一直这样一个人单着,决定给李贞介绍对象,那人就是甘泗淇。
甘泗淇当时在军区就算得上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本名姜凤威,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农民家庭。加入共产党以后,被组织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直到1930年才学成回国加入到革命中来。
说起来他归国后的安排还与李贞有些渊源。
当时组织上看到李贞出色的领导能力和勇往无前的拼劲,决定任命李贞作为湘赣苏区的省委宣传部部长,但是李贞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不能胜任这个岗位,坚决推辞,希望组织能搞找到一位有学识的人来担当此任。几番游说失败,组织认真考虑过后,才决定派甘泗淇来担任宣传部部长一职。
1933年,两人被调派到同一团,李贞担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部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因为工作关系,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
所以李贞对于甘泗淇是很熟悉的。一听到陈琮英介绍的人选是他,李贞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不行不行,我现在不想结婚,也配不上甘主任。我从小就当童养媳,没上过学,没多少文化,人家甘主任可是留过苏联的知识分子呀!”
她怎么也没想到陈琮英要牵线的人会是他。
陈琮英却觉得两人很相配,她认为李贞的理由都不是问题:“怕什么!我也是童养媳出身。他文化高,那正好可以帮助你学习嘛。”
李贞的内心还是有些抗拒的。一方面,前夫陈启龙也随军湘西,毕竟在一片地方,想到要改嫁,她内心多少有些纠结,她还是很顾虑陈启龙的想法的。另一方面,她确实觉得自己配不上甘泗淇。所以并没有答应此事。
可是甘泗淇对她的印象却很好。早在很早之前,他和政治部的人去红军学校检查的时候,就看到过当时任职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李贞。梳着短发,穿着草鞋,朝气蓬勃的样子。他几乎是立刻就注意到了她,这也是他对李贞心动的开始。回到住所,他在本子上悄悄写下了李贞的名字。此后甘泗淇时常对人夸奖李贞,说她泼辣能干,作风扎实。还几次主动找到李贞,约她详谈,帮她写工作总结。
被拒绝后,陈琮英没有放弃,而是在两人中间穿针引线,开导李贞解开心结。李贞也因为工作因素同甘泗淇慢慢熟悉起来,对甘泗淇的好感越来越多,觉得这位留过学的领导很是平易近人。最终在贺龙的主持下,两人喜结良缘。
主持婚礼的时候,贺龙打趣道,两人没拜天地,也没拜祖宗,这婚姻是完全新式的,一点也不含封建色彩,这是一对革命夫妇。众人一下子就笑开了。
夫妻二人自此相伴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一起被授衔,甘泗淇为上将,李贞为少将,是罕见的一门二将传奇佳话。
1935年11月,李贞跟随红二、红六军团开始踏上漫漫长征路,环境恶劣,生活艰苦。
李贞怀孕了,可是同时兼任红二军团组织部长和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她,忙得团团转,根本顾不上这个来的不是时候的孩子。
组织上考虑到李贞的身体情况,劝说李贞就地留下来,生了孩子再归队。可是李贞看着一路相伴的战友们,却放不下心中的担子。本来环境就很艰苦,气候多变不说,物资也很贫瘠,人员紧张,每个干部手上都是一堆的工作等待处理,这种情况下她怎么好意思一个人留下来,把摊子留给别人。而且别人在前面受苦受累冲锋陷阵,让她一个人在后方安逸享福,她怎么也接受不了。
她思虑过后,还是决定跟随队伍一起,同甘共苦,完成任务。
白日里她要负责行军打仗,照顾伤员,做好统计工作,安排后勤。到了夜晚,她时常帮助队里的一些小战士们缝补衣服,照顾他们生活。组织上给她配置了一顶帐篷和一匹马。可是每到天冷的时候,她就会将自己的帐篷让给年纪小、身体弱的战士们,有的时候连御寒的冬衣都给他人披上。行军的时候,如果有跟不上的战友,连马都会让出去。
可以想见这样繁重的工作、艰难的环境对于一位孕妇意味着什么,在奔波劳碌中她在长征途中早产了。可是当时就连大人都吃不饱、穿不暖,生存都很困难,拿什么照顾一个弱小脆弱的婴儿呢。即使战友们都在努力地想办法帮助她,可是孩子依旧早夭了。这是李贞第二次失去了孩子,这对一位母亲来说是沉痛的打击。
可是她不想因为自己影响到战友们的情绪,所以产后的李贞也没能够得到很好地休息,藏起悲伤,掩藏情绪,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依旧穿梭忙碌着。
就在快要出草地的时候,因为饥寒交迫,操劳过度,李贞病倒了,病得还很重。她高烧不退,一度昏迷不醒,确诊得了伤寒病。队伍里缺医少药,她还将自己手中仅有的他人赠送的三副药,送给了别人。过渭河时,因为李贞昏迷不醒,队友不得不将她绑在马上渡河。
由于工作原因,任务不同的李贞和甘泗淇时常不能在一起,所以李贞病倒的时候,甘泗淇并不知道此事。此时甘泗淇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他因为要承担不轻的战斗指挥工作,还要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忙得脚不沾地,身体暴瘦,时常头痛。
直到李贞病重,还是贺龙和任弼时通知了甘泗淇,要他立刻去陪伴在李贞身边。看到病重的妻子,甘泗淇内心愧疚不已。可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儿女私情只能退让到家国大义之后。李贞病重的已经无法自己骑在马上了,更无法行走,甘泗淇就背着她前行。后来还是战友出了主意,用野外的材料制作了一副担架,抬着李贞行军。甘泗淇感激不已,自己抬了一头,陪伴在李贞身边。
直到到达哈达铺,他们才有机会休整。甘泗淇带着李贞看病吃药,因为囊中羞涩,没钱买药,甘泗淇卖掉了自己唯一的财产——一只读大学时学校奖励的金笔。幸好,李贞吃了药以后病情转好了不少,终于退烧,缓慢康复起来。可惜李贞因为接连的重病患上了习惯性流产,基本失去了生育能力。夫妻二人虽然悲伤沉痛,但是革命尚未完成,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两人互相激励、安慰,回到队伍中去与战友们继续奋斗。
李贞能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授衔的女将军,可不仅仅是因为能吃苦,还因为她卓越的作战能力。
“红军本姓天,居在高山尖,白天冒一个,晚上好几千,领头是女将,智勇又双全。”这首民谣形容的就是李贞和她带领的浏东游击队。
其实最开始,没有经验的李贞也没少受到教训。一次他们躲藏在山里,李贞提议晚上值守放哨,但是队友觉得这是大山里没有必要。结果晚上真的被敌人包围了,损失惨重。
从那以后,李贞的警惕性就变得很高,她的作战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1928年,攻打张家坊的时候,游击队打了两次都没能端下来,以至于张家坊敌军的防范性都高了不少。后来还是李贞和张启龙、王首道想出了乔装打扮混进去的主意。
队伍分成了两组。一组装扮成卖货的小贩、打短工的农民,枪藏在筐内,先混进城里好做内应。另一组则是由李贞扮成新娘子的迎亲队伍,轿子里也藏了不少枪,一路上吹吹打打正大光明地进入张家坊内。
果然,围观的人都在看热闹,猜这是谁家的新娘子,队伍这么大。混过关卡后,李贞就打起精神注意着外面的信号。轿子落地,李贞迅速往外递枪,自己拿起了最后一把,扯下盖头,冲了出去,加入战斗。与先进城埋伏的战友呼应起来,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端下了张家坊这块骨头。
1934年,西征的时候,李贞所在的红六军团被敌军冲散,李贞接到任务,找到分散的队伍,传递消息,把他们串联起来。
暴雨倾盆,草地湿滑,泥泞难走,地势又陡峭险峻,李贞寸步难行。急中生智,她借来了队里的脸盆,坐在脸盆上,顺着坡滑了下去。可是崎岖的地势,滑行也不容易,李贞坐在盆里直接撞上了半山腰的一棵树上,她被甩了出去。
她爬起来,擦了擦脸,就继续冲了出去。最后,一瘸一拐地圆满完成了上级的命令。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她也没有安逸下来,抗美援朝的时候,她也跟着甘泗淇一起奔赴了朝鲜,还带了一包种子,准备在战场上种菜以备不时之需。
戎马半生,几经坎坷,她从不诉苦抱怨,也从不退缩。不是没有人质疑过女子能否适应打仗的艰苦,可是李贞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回去,女子不比儿郎差。
由于一直没有孩子,李贞对甘泗淇有些愧疚,甚至还劝甘泗淇跟她离婚再找一个。甘泗淇反过来安慰她,“我要的是爱人”,搞革命为的是革命的传承,可不是个人的传宗接代。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面临的考验依旧很多,不少战友都在战争中牺牲了,还有的则是因为疾病早早离去了。李贞同丈夫一商量,决定干脆抚养烈士的遗孤。一方面替国家减轻负担,另一方面也能让烈士们走得安心。
两人共计抚养了29名孩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仅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非常注重培养他们的精神追求。因为人多,每次家里开饭,都热热闹闹的。到了节假日和周末,夫妻俩还会带着孩子们去休闲,一家人温馨和乐,幸福美满。
这些孩子们也都很争气,后来都变成了国家的骨干力量。
虽然李贞和甘泗淇都被授衔,但其实工资并不算很高,尤其是他们还要抚养这么多的孩子,花销更不必说。
老两口一生节俭,即使组织上分了房子,两人依旧坚持住在原来破旧的四合院里,年久失修,卫生间还经常漏水。李贞的衣服破了也不扔,能缝就缝,能补就补,甚至多次重新浆洗染色,就当新衣一样继续穿着。身边的人都劝李贞,给自己重新做两身好衣服,以前日子不好,没得享受,现在日子好了,何必过得这么苦。
可是李贞却拒绝了,说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虽然以前是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也不应该贪图安逸享受,尤其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丢。
她一生都在为国家事业而奋斗,直到78岁高龄,才辞去工作清闲下来。
1990年,这位传奇的女子走完了这轰轰烈烈的一生。
后人为她整理遗物时,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资产仅有11000元人民币,2500元的国库券,两根小金条,几把旧藤椅,以及一台老旧的冰箱。纵使这样,她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依旧想的是,还能为人民做什么贡献。她将两根金条,一根送给了自己的家乡,一根送给了甘泗淇的家乡,用以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
她的这一生,说坎坷也坎坷,说辉煌也辉煌。她靠着自己的力量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很多其他人的命运,她照顾过的小战士成了开国上将,她开导过的妇女成了革命先锋,她抚养过的孩子成了国家的后备力量。
她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海洋般的胸襟。她的一生做过许多事,却几乎没有为了她自己做过什么,只除了那一年,参加革命,解放自己。她不只是自己的英雄,更是人民的英雄。
我老家江苏泰兴,有这么一位奇女子。
她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长达14年,并成功在蒋介石身边卧底11年,且从未暴露的中共最杰出的秘密情报员之一!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熟悉党史军史的人都听说过一个段子:“蒋介石开作战会议,作战计划还没有发到国军将领手中,就先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桌上。”这其实不是段子,而是事实,因为国民党的作战厅厅长是郭汝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书记员是沈安娜,国民党内部千疮百孔,毫无秘密可言。
有一张历史照片大家可能都曾见过,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在开会,蒋介石正在发言,坐在他左手边的第四位,那位低头奋笔疾书的,正是中共特科地下党情报员沈安娜。蒋介石的所有“训示”、“作战计划”、“机密文件”,都将被她记录下来,变成宝贵的情报,传往延安。
玩笑话叫做“天下无人不通共”,真相是:一切追求平等、进步的有志之士,要么是共产党,要么就是共产党的朋友。
大家看过谍战剧《潜伏》、《风筝》、《黎明之前》,就该知道隐蔽战线的艰苦,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更加复杂、危险,可以说步步惊心,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部位,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暴露、出卖和处决,随时都会亲眼目睹自己的同志在眼前牺牲......
这样的痛苦和煎熬,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需要钢铁一样的意志、随机应变的智慧。沈安娜能够在敌人的心腹之中潜伏14年,送出大量的关键情报,还从未暴露,最终全身而退,堪称一个真正的传奇。
1915年,沈安娜出生在江苏泰兴县城的一个封建家庭,原名沈婉,她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世族大家,从小在私塾诵读诗书。但沈安娜自小就有反抗精神,7岁就因为不愿意裹小脚和家庭闹翻。
1932年,沈安娜毕业于江苏省泰兴中学,她16岁就陪姐姐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姐妹俩来到上海求学。她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单纯、善良、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女,她最初的梦想,是当女明星。
1934年春节,沈家姐妹到老师家中拜年的时候遇到两名男生,叫做舒曰信和华明之。沈安娜回忆第一次见到华明之,“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沈安娜就这样邂逅了自己一生革命和爱情的伴侣。
沈家姐妹当时并不知道,这两位男生都是“赤色分子”,舒曰信在半年前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华明之也在不久后的1934年夏天入了党,随后,他们的关系被转入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
那年,19岁的沈安娜正在“炳勋速记学校”学习速记,就快要结业了。浙江省政府派人到速记学校挑选学生,他们要选择一名速记员到政府工作,校长挑选了学习最好的三名同学应考,沈安娜排在第一个。
当时,中央特科的王学文已经通过舒曰信和华明之了解到,这个小姑娘非常爱国,想为国家社会做一些事情。于是,王学文派他们去做沈安娜的工作,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你可以进浙江省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那里去,为共产党收集情报。”
但沈安娜走上革命道路,并不仅仅因为爱情,还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追求平等、进步的青年,她的女儿华克放说:“我妈妈偷偷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她对共产主义,对十月革命,对红色苏联充满向往,在舒曰信的建议下,她把名字改成了沈安娜,安娜是苏联姑娘常用的名字。”当舒曰信和华明之问她怕不怕死,她回答:“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沈安娜在速记方面,是有着超人天赋的,她的绝技是每分钟200字的速记技术和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为了提高速记效率、防止被敌人破译,沈安娜甚至自己发明了一套速记符号。
1935年1月,沈安娜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当时的沈安娜并没有想到,这是自己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里14年地下情报生涯的开始,而去延安干革命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不久,沈安娜接到了组织上的暗语密信,希望她“回上海一趟”。她偷偷地把省政府的一些会议文件、记录夹杂在衣物中装进小提箱,带回了上海。王学文看了情报后说:“安娜一炮打响!”
沈安娜将国民党的计划以及武器装备、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重要情报,用特殊药水写在信纸背面,然后正面写一般的家信。通过写家信的方式,传递重要情报。
沈安娜自1935年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一路被重用,三年后直升为高层绝密会议指定的速记员,靠的就是出色的业务技术。1936年冬,朱家骅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安娜因正派的为人和娴熟的速记,很快得到朱家骅的信任。
而华明之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他的另外一份重要任务,就是“指导沈安娜工作”。在杭州街头的咖啡馆,西湖边,经常出现华明之和沈安娜的身影。他们是借着“约会”,在传递情报。
渐渐的,他们从恋人,到同志,到成为相伴一生的革命伴侣,1935年秋天,经过组织批准,沈安娜与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沈安娜白天负责取得文件、速记稿等情报,回到家里夜深人静时,就把原始速记稿翻译成文字。华明之常常在后半夜负责整编、浓缩、密写、密藏和传递情报。多少次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沈安娜靠着随机应变最终化险为夷。此时,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老地下党”了。
1937年日军侵华,战火扩展到沪、杭一带,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8年,沈安娜去武汉寻找党组织。
在武汉,沈安娜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其实当时的沈安娜很想去延安,和自己的同志一起学习、战斗,她在隐蔽战线工作这么久,还没有见过自己的队伍,对延安非常向往.......当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确实要送一批优秀青年去延安学习,于是她请求周总理送她去延安学习一年。
可周恩来却说:
“别说一年,去一天也不行。去了延安,你就回不了国民党了!”
“你已经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机密文件。为了情报,要甘当无名英雄!”
董必武对她说:“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找他要求进中央党部工作,为党继续收集情报。这很重要!”周恩来叮嘱沈安娜:在国民党核心工作,一定要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第二天,沈安娜在当时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求见朱家骅,依旧按习惯称朱家骅为“主席”。朱家骅很高兴,说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接着问她是不是国民党员,因为机要速记员一定要是国民党员。沈安娜随机应变回答:“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加入,加入可以吗?”朱家骅马上交待秘书给沈安娜办“特别入党”(即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介绍人,手续比走正常途径快很多),并亲任沈安娜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这层“特别入党”的国民党党员身份,日后为她做了很大的掩护。
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跟着“国民参政会”的包船前往重庆。到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就通知沈安娜,“特别入党”的党证已经批下,安排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主持人是蒋介石,沈安娜就端坐在速记席上,离他近在咫尺。此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全会都由沈安娜担任速记。她同时还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以及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讲话的速记工作。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一直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是中共情报员。
从此国民党内部的大小情报,都会经沈安娜夫妇之手直抵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手中、直抵延安的毛泽东跟前。来自国民党高层的许多绝密情报,我党早已了然于胸。
而且沈安娜的情报很特别,她不仅会记录国民党中央开会时的一些重要战略决策,有时候甚至还会把会场当时的气氛、核心人物的表情、动态、说话的语气,包括蒋介石骂人的细节都记录下来,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在延安看到后,常引以为笑谈。
沈安娜一直牢记着“舅舅”王学文的嘱咐,“舅舅”给她过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严守机密,遵守纪律,除非领导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对任何人讲与秘密工作有关的事;心向革命,但不能暴露任何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和所有国民党要员非常兴奋,觉得终于可以把新四军全都消灭掉了,大肆庆祝。此时的沈安娜在周恩来的派遣下已经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面对庆祝胜利的敌人,她几乎把嘴唇都要咬出血来了,她不能够忍受我们的新四军遭受这么样的一个惨重的打击,可是她又不能表现出来。”
1942年8月,一次突然事件发生了:沈安娜的“上线”徐仲航被国民党逮捕,她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
沈安娜很急,寄去一封试探性的信:“孩子有病,借你的钱,下月再还。”
结果几天后国民党特务就冲进家中,拿出她和徐的通信,指她为共产党间谍,眼看就要暴露,沈安娜丝毫没有慌乱,反问道:“不就是向朋友借几个钱吗?国难当头,谁不缺钱啊?”
沈安娜逃过一劫,但当时的局势还是非常恐怖的......有些从未私下往来的同事会突然到她家里“看孩子”,有一天,一个新来不久的同事还特意走到沈安娜办公桌前大声喊“徐仲航被枪毙了!”以试探她的反应。
华克放回忆:“这一天晚上我妈妈和我爸爸一夜没有睡着,他们俩紧紧的拉着手,我爸爸说,我永远在你的背后,你放心好了。我妈妈说,我在中央党部有事的话,肯定就是我来对付,万一我被抓进去了的话,你要照顾好两个孩子。我爸爸就说,你放心,你要是进去的话,我也会跟着你一块进去的,我们永远在一起。”第二天,两人平静地各自去上班了。
沈安娜头脑灵活,反应迅速,一直以来伪装的很好,并且善于取得国民党领导层的信任。她在国民党中央,穿时髦的衣服、留时髦的发型、看美国的电影,听国外的音乐,根本看不出有任何“赤色”的倾向。
她还结交了宋美龄,1943年宋美龄经常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表演讲,需要有人记录,该会总干事知道沈安娜速记水平高超,就邀请她去做速记。为取得宋美龄的信任,沈安娜精心速记并将其整理成文,将记录装订得非常漂亮,宋美龄看了后十分高兴,以后每次讲演总要把沈安娜带在身边。这样,沈安娜又多了一条情报来源。
她善于和国民党“元老派”搞好关系,经常向那些人“敬求墨宝”,并把他们的书法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这让外人以为他与元老派交情很深,上司也更信任她,军统也无从下手。
据说国民党内部张继、于右任、吴稚晖等元老,甚至想联名推荐她竞选立法委员,结果,被沈安娜委婉的拒绝了。国民党大佬们佩服沈安娜年纪轻轻就淡泊名利,实际上,沈安娜只是认为当立法委员会阻碍自己获取更多的情报......
国民党给她分配福利房,她也不要。
一家四口,宁愿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这倒不是“高风亮节”,而是为了维持这个联络点,方便将来组织可以找到她们。
1946年3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
沈安娜用速记符号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后连夜翻译整理,半夜由华明之交给上级吴克坚,迅速送到延安中共最高决策层。周恩来对于这一时期的重要情报,给予了“迅速、准确”四字口头嘉奖。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休息时上厕所之际,再偷偷记录下来。
1949年4月,吴克坚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不必随国民党南下了。他们悄然离开南京,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长达14年的地下谍报生涯宣告结束,他们夫妻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1949年陈毅在上海开大会,沈安娜被推荐当速记员,她换下了从前的旗袍,穿上了一身灰布军装,这是她潜伏十四年之后,第一次穿上了自己人的军装。
她这十四年,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处最险恶的敌人巢穴,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务,还能够全身而退,迎接了人民的胜利。
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2010年,95岁的沈安娜在弥留之际,还在喃喃自语:“同志,你暴露了,从后门走”.......
令人羡慕的,不只是她的革命生涯,还有她的爱情,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时代,她身边有着一位爱她、支持她、相濡以沫、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他们在与敌人斗智斗勇、九死一生的岁月里,可以互相慰藉,互相鼓励。
在1998年的采访中,沈安娜眼望着丈夫,打着节拍;华明之端端正正坐在老伴对面,两人一起唱着《国际歌》。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人间最大的浪漫。
大清国有这么一位奇女子,不仅继承了家族爵位(1),出任了家族一直出任的行政官职伊犁阿奇木伯克(三品),还带家丁和农民打死过越境侵犯的沙俄军队。
伊犁末任阿奇木伯克勃瓦克汗没有儿子,仅有一个女儿努尔尼莎。他兄弟一家手握伊犁地方的财政和水利大权,跟喀什和阿克苏当地贵族有联姻,清廷不放心伊犁的地方权利落入他家。因此,伊犁将军上奏由努尔妮萨继承父亲的地位,清廷予以准许(可能是西太后联想到自己了),任命努尔尼萨公主为“阿奇木夫人”。
由于旧俗不允许,努尔尼莎公主不便亲自出面处理政务,由她丈夫格亚斯丁伯克(2)替她出面,伊犁公府和伯克衙门印章由阿奇木夫人掌管,盖章时由阿奇木夫人盖。
沙俄边境守军和百姓经常越界抢掠伊犁百姓的牛羊,甚至在秋收时袭击农民抢走粮食,搞得边境百姓苦不堪言。对此伊犁将军和守军都不敢还击,百姓求援守军每次都是假装看不见,百姓只能靠自己保护家园。
1906年秋天,格亚斯丁伯克押送收粮去塔城,夫人携带子女在特克斯牧场。沙俄守军又越境来抢掠牛羊,之前有沙俄边民占领色日克塔拉草原(现归哈国),百姓跑过来向阿奇木夫人求助。阿奇木夫人派人到清军报信,清军拒绝出兵。夫人一怒之下率领一百多个家丁和四乡的百姓去阻击越境的沙俄守军,一共打死对方的7人,还顺便驱赶占据我方草原的沙俄边民。
伊犁将军夺走阿奇木夫人的印章,责令其不在干涉政务,伊犁地方政务一切由格亚斯丁伯克管理。处死参与行动的四十多名百姓河家丁,格亚斯丁伯克从掏腰包赔偿沙俄700只羊,被打死的沙俄边军一人一百只羊。
对了,阿奇木夫人还是我族史料里记载的第一位亲自办饮品厂的女性,阿奇木夫人钟爱格瓦斯,1909年出资办过一个小型格瓦斯生产厂。
注释:
(1)清廷入境后伊犁设伊犁公,管理北疆的回部事物,由吐鲁番君王额敏霍加出任。同时当地外伊犁的塔兰奇人由其首领阿奇木伯克管辖(清廷官方没有册封)。额敏霍加返回吐鲁番后由他儿子茂撒继承伊犁公爵位,清廷又他辅国公爵位,并且正式册封他出任伊犁阿奇木伯克(行政官职)。茂撒去世,其伊犁公爵位和阿奇木伯克官位由他弟弟继承。当时他有吐鲁番札萨克的头等台吉爵位,又进公品级,其家族世袭罔替。
(2)格亚斯丁伯克是出自哈密君王家族。清廷本来让吐鲁番君王家族出任伊犁公爵位,是为了制衡伊犁当地大贵族原阿奇木伯克家族,而且伊犁阿奇木伯克官位由两个家族轮番出任。但是,后来两个家族不断联姻,最后变成了一个家族。所以清廷又从哈密君王家族任命一个成员到伊犁出任官职,制衡伊犁公家族的影响力。
讲一位奇女子,正好也完全符合政治正确风潮,说不定哪天就被迪士尼改编成公主动画片了。
十三世纪前期的北印度在伊勒杜迷失的统治下还算太平,并没有受到蒙古旋风太大的影响。年老的苏丹曾有一位颇有才干的王子纳斯鲁丁,但是这位王子在1229年担任孟加拉总督时便去世了。老苏丹在1236年去世,临终前认为自己的儿子没一个有出息的,就自己的大女儿拉齐娅还不错。但是在去世之前还是指定了鲁克那丁为君。(世外桃源的国家和去世的慈祥老父亲)
鲁克那丁和他的邪恶老妈沙图尔坎掌权之后,就准备对伊勒杜迷失的第一任妻子,德里苏丹国奴隶王朝开国苏丹库特布丁的女儿,图尔坎哈屯之女拉齐娅下毒手。(邪恶后妈和兄弟)
拉齐娅作为伊勒杜迷失的长女,多年来一直帮父亲掌管德里事务。邪恶太后和弟弟杀掉了另一个兄弟库图布丁,再加上本身荒淫无道,沉迷酒色,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反感,连大维齐尔尼扎姆都参与了叛乱。在民众们一致推举下,拉齐娅成为了老苏丹的继承人。(公主夺回失去的一切)
鲁克那丁和邪恶太后被一网打尽,拉齐娅甚至向民众们宣布:如果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希望你们能够废黜我。(民主灯塔)
这只是传统童话故事,接下来是童话次时代。
女人当苏丹,放在南亚还是头一遭,不少大贵族还是反对由她继位,包括之前的维齐尔尼扎姆,几个贵族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反被拉齐娅分化瓦解,尼扎姆逃之夭夭,在外地死去。(女人也有力量)
统治期间平定了叛乱和割据势力入侵,但在西边的城主请求联合出兵抵挡蒙古威胁的时候,拉齐娅表示拒绝。(peace and love)
最女权的来了:贵族们其实还是想让她当一个傀儡,可是拉齐娅并不妥协。她在货币上印上自己的名字,穿着披风骑着大象出现在公共场合,任命了一批非突厥裔贵族,其中包括跟她传绯闻的黑人将军,童话男主贾马尔·雅库特。
贾马尔是非洲奴隶出身,被转卖到印度之后逐渐成为了军事上的一颗新星,颇得女苏丹的喜爱,二人在公共场合表现的过于亲密,女苏丹先给雅库特一个称号Amir-al-Khayl,意思是“马王”(WTF?);之后又授予他“埃米尔中的埃米尔”的称号。
突厥贵族们是在看不下去了:女苏丹、提拔非突厥裔贵族,再加跟黑人谈恋爱,我们再过1000年都没法接受!好几个曾经受过拉齐娅恩惠的突厥人(艾伊廷金、阿尔图尼亚)联合起来反对她。拉齐娅不知自己已经众叛亲离,从拉合尔返回德里的时候在巴廷达被打败,雅库特战死。
又一个反派登场了——拉齐娅的弟弟穆伊祖丁·巴赫拉姆,他被贵族们扶持上台,而且很快就杀掉了当初击败拉齐娅的艾伊廷金(叛徒,神气什么?)。随着贵族们在德里大秤分金,在巴廷达看守着拉齐娅的阿尔图尼亚悲催的发现自己忙活一趟完全是给别人做嫁衣,一点好处都没捞到。
被俘的拉齐娅和悲催的阿尔图尼亚用政治婚姻的方式达成了联盟,开始向德里进军夺回自己失去的东西。这支部队中不仅有穆斯林,还有拉杰普特人和查特人,可以说是多民族多宗教混合,政治满分的大军。
然后邪恶的穆伊祖丁击败了这支貌合神离的联军,拉齐娅和丈夫被士兵们抛弃,最终在凯塔尔死于流贼之手。
我记得迪士尼好像还没有印度公主,哪天他们要拍了,一定要告诉我。
来讲一位另类的哈布斯堡女性吧。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哈布斯堡女人可能都只是政治棋子,较有特点的恐怕也就是玛丽亚·特雷西娅这一位了(可能还有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伊丽莎白皇后,尽管她实际上不是哈布斯堡人),但哈布斯堡家族确实出过许多有意思的女性,比如接下来要说的玛丽亚·利奥波蒂内(Maria Leopoldine von Österreich-Este)。
普法尔茨-巴伐利亚选侯夫人玛丽亚·利奥波蒂内出身于哈布斯堡皇室的意大利旁系奥地利-埃斯特家族,在她生前就已经由于其有悖于传统的行为而成为了他人的谈资,并由此产生了不少关于她的传说。她这种有意对抗日后成为政治棋子的命运并成长出鲜明又独立的性格的哈布斯堡女性是极其罕见的。她对自己本人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犯过许多错误,但我深信自己好过别人对我的判断。”(Ich habe viele Fehler, bin aber sicherlich besser als man mich beurteilt.)
她是费迪南德大公(Erzherzog Ferdinand)和摩德纳公爵的继承人玛丽亚·贝娅特丽克丝(Maria Beatrix)的三子,生于1776年12月10日。她的父亲在玛丽亚·特雷西娅女皇的儿子中排行第四,担任伦巴第的总督。尽管玛丽亚·利奥波蒂纳父母的结合只是一场政治联姻,但这段婚姻本身却堪称幸福,这位公主与兄弟姐妹共七人享受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与青年生活。她的教育以维也纳宫廷的准则为标准。回首往事,玛丽亚·利奥波蒂纳激烈地批判自己所受的教育;她着重指出,自己是在这样的时代接受的教育,“人们认为,女士,尤其是公主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教育,我们处在一种相当隐晦的历史观念下,人们教授我们语言和受欢迎的艺术,对此方面我们通常毫无天分,他们却忽视了最重要的部分—塑造我们的内心和灵魂。显而易见的是,人们支配我们的人格,让我们安于成为宫廷政治传统的牺牲品,并且还觉得支配这些渺小且特别顺从的笨蛋们是件很惬意的事情,她们甚至没有能力察觉出这种压迫,这些人们施加给她们人格的压迫,并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反抗。”可见她本人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与早期女权主义者,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当时贵族女性收到的压迫,而且她的逻辑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也很强。
维也纳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通过交换来获得巴伐利亚。此时的普法尔茨-巴伐利亚选侯卡尔·提奥多尔(Karl Theodor)自从1777年继承了巴伐利亚后并没有和自己的巴伐利亚领地维持着什么紧密的联系,因此他也并不反对这一计划,但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普法尔茨-茨魏布吕肯(Pfalz-Zweibrücken)支中拥有巴伐利亚继承权的成员以及巴伐利亚各等级反对派中的爱国者们都想要尽力阻止这一计划。为了阻止普法尔茨-茨魏布吕肯得到这一巴伐利亚遗产以及实现这一交换计划,维也纳宫廷在1795年二月安排年轻的玛丽亚·利奥波蒂内和比她年长52岁的选侯卡尔·提奥多尔结婚,选侯在几个月前刚刚丧偶,而且并没有合法的男性后代来阻止他的茨魏布吕肯亲戚。这场婚礼于1795年2月15日在因斯布鲁克的宫廷城堡举行。
这位生性反叛充满激情的聪明女孩被嫁给了一个毫无感情的老男人,会发生什么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在婚礼后不久她便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她与卡尔·提奥多尔的婚姻堪称失败,而且没有诞下后代。年轻的选侯夫人毫不在意她和丈夫的婚姻关系,并且数次和其他男性私通。选侯本人听之任之并主动提议,只要玛丽亚能生下一个儿子,便承认其为合法继承人,但玛丽亚却没有对此做出什么积极的回应。她不止让卡尔·提奥多尔的期望落空,同时还有维也纳政府的,维也纳方面一直期望能通过她来强化奥地利在慕尼黑的影响。玛丽亚·利奥波蒂内却选择加入支持茨魏布吕肯继承人马克思·约瑟夫(Max Joseph)那一派。公爵在1795年4月拜访慕尼黑时与她相识相交,并短暂地建立过一段情人关系。这位公爵当年刚刚39岁,和70多的老选侯比起来,必然更讨利奥波蒂内的欢心。
在选侯卡尔·提奥多尔于1799年二月弥留之际,奥地利大使试图劝使他在最后一刻同意以尼德兰交换巴伐利亚,但玛丽亚·利奥波蒂内阻止了这一尝试。她全力支持马克思·约瑟夫即刻赶往慕尼黑,并为他在巴伐利亚的权力交接铺平了道路。在紧急公函中她向他保证:“请您想想,您是我唯一的支柱,而我,只要您亲切待我(那是我永远的荣幸),就全心全意归顺普法尔茨家族。”(Bedenken Sie, daß Sie mein einziger Rückhalt sind, und daß ich, solange Sie mir gewogen sind, es mir immer zur Ehre gereichen lasse, gänzlich dem Hause Pfalz anzugehören.) 至于这个当时决定性的问题,也就是她是否期望能和选侯诞下一子,她则报以否定。她始终不渝地阻止将巴伐利亚并入哈布斯堡帝国的尝试。一名哈布斯堡人倾全力辅佐普法尔茨,这事什么精神啊?
由于她为茨魏布吕肯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所作的付出,巴伐利亚的新统治家族准许她在宫廷中终身享有特权地位,并且包容理解她那在当时并不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因此她决定,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巴伐利亚;因为她不愿再次听命于自己的哈布斯堡家族。她那闪耀的人格为慕尼黑的宫廷社会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她那超脱的地位也使得她免于“成为廷臣们流言蜚语的受害者”的命运。
1804年11月14日时她开始了第二段婚姻,她的丈夫是比她大三岁的阿尔科伯爵路德维希(Graf Ludwig von Arco),与她并不算门当户对,这也是她的父母无法接受的。这桩婚姻并没有改变玛丽亚·利奥波蒂内作为巴伐利亚守寡选侯夫人(verwitwete Kurfürstin)的地位与头衔。她仍然紧密归属于巴伐利亚统治集团之中,并且仍然受领大笔的守寡封禄。由于夫妻双方极端的本质差异,这次婚姻并不幸福,以致于她不久后就决定分居生活。这第二次婚姻满足了玛丽亚·利奥波蒂内对孩子的渴望。他的两个儿子,1808年出生的阿洛伊斯(Aloys)和1811年出生的马克西米利安创立了阿尔科-施泰佩尔格伯爵家族(Graf von Arco-Stepperg)和阿尔科-岑内贝尔格伯爵家族(Graf von Arco-Zinneberg,前几天嫁给了拿破仑家族后人的那位奥地利女公爵便是出自这一家族)。但1814年出生的女儿卡罗琳内(Caroline)诞生几周便夭折了。对自己的儿子倾注热爱的玛丽亚·利奥波蒂内不止为他们提供了谨慎细致又广泛的教育,更为他们提供了最为富裕的生活。这位哈布斯堡女人在二婚后仍然自由地寻欢作乐并冷淡地无视当时妇女们被认为应当遵守的诸多习惯,这让很多廷臣们烦恼不已。
当时没有哪位女性能像玛丽亚·利奥波蒂内那样既拥有精神自由,又拥有物质自由,但尽管她一直对政治抱有兴趣,而且和慕尼黑的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却并无法影响他的执政政策。这位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哈布斯堡女性习惯于养成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去追随那些现有的他人规定好的。尽管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在她死后强调,他“很乐意与她讨论政治”,但影响他的决策却绝对不行。她自由主义的基本态度以及对法国的好感与终身在个人层面上极度厌恶法国的路德维希正好相反。但她作为 “人际关系师”的能力在国王儿子卢伊特波尔德(Luitpold)结婚时受到了重视,卢伊特波尔德这位日后的巴伐利亚摄政亲王与奥地利-托斯卡纳的奥古斯特·费蒂南德(Auguste Ferdinande von Österreich-Toskana)结婚,而他的女儿阿德尔贡德(Adelgunde)则嫁给了日后的摩德纳公爵弗朗茨五世(Herzog Franz V. von Modena)。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的话,她也只是一位叛逆一点,思维进步一点的女性而已(尽管这在当时已经是很罕见的了),也并不是那么特殊,但是她在二婚后的经历,那就是堪称传奇了。
她还擅长通过时而极其冒险的财政经营活动来积累巨额财产并因此成为了巴伐利亚最富有的女人。最开始她主要专注于购进田产与酿酒厂,并极为投入地经营这些产业,因为她抱有这样的见解,“为了过的好,人类必须要工作。”(daß Beschäftigung den Menschen nötig ist, um gut zu bleiben)之后几年里她主要投身于扩充现金资产并在股市投机与买卖有价证券中乐此不疲。在这方面她运气极好。1837年时她通过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铁路股票投机赚得了大约一百万古尔登。玛丽亚·利奥波蒂内不止热衷于扩充财富,还富有社会责任感,经常资助贫困人口。
她那客观的财产与止于吝啬的节俭在她悲剧地意外身亡后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谈资。据信,当72岁的玛丽亚·利奥波蒂内于1848年6月23日在因河畔瓦瑟堡(Wasserburg am Inn)跌落马车时,撞在了她铁皮包裹的钱箱上,最后不治身亡。
1848年,她死的那一年在德意志发生了什么相信不需要我多少大家也都知道,这位进步开放的哈布斯堡女商业家的一生就像是德意志革命的序曲,她作为哈布斯堡人生,却作为巴伐利亚人死,她充满抗争的人生生动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所谓的祖国只能给自己带来束缚与压迫,人们又为什么要效忠于它呢?
而且她的思想并不是没有物质基础的无根之木,她也深刻意识到了经济独立对一个人(不止是女人)的重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紧握着自己生存的根基(虽然也因此而死)。
商业奇才玛丽亚·利奥波蒂内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追逐自由,以及如何追逐自由。
从一位历经不幸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显贵女孩到一位久经商场腰缠万贯的投资奇才,这样的女性大概堪称奇女子了吧。
伟大的现代女权主义创始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政治活动家西蒙娜•德•波伏娃。
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第二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遭受传统,家庭,所谓习俗的压迫的女性。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出人头地的作家群中的一员,是划时代的前锋。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醒觉。------密特朗
有很多啊,像 @言英 说的卢森堡,还有蔡特金、诺拉同志、伊迪斯·拉各斯、阿努拉达·甘迪等等。下面转一篇甘迪的传记。
阿努拉达·甘地
阿努拉达·甘迪:一个有着飓风般微笑的伟大革命者简明短生活素描
基斯特勒·阿米特·巴特查里亚
(转自红色文献翻译,欢迎关注)
阿努拉达·甘迪于1954年3月28日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出生,本名为Anuaradha Shanbag,母亲是古吉拉特人,父亲是Kannadiga人。她出生在一个政治家庭,她的父母和姑姑都是印度共产党(cpi)的成员。每个人都亲切地称呼她阿努,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父亲是孟买高等法院的知名律师,她的母亲是孟买一家妇女资源中心的社会活动家。她有一个弟弟,后来成为了孟买的一名舞台艺术家和编剧。她是在知识和政治氛围中出生和长大的,这种氛围有助于在生活中给她一个进步的方向。在这种创造性的氛围中,甘地在学校、学院和大学都表现出色。
阿努拉达·甘迪于1972年在孟买的Elphinstone学院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活。那时,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村的广大地区见证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甘迪非常关注她所在的社会环境,很自然,农村穷人所遭受的苦难使她深受影响。她和一群大学同学一起去了受灾地区,亲身体验了穷人的困境。尽管饥荒十分严重而凄惨,但不幸和垂死的人们并没有失去希望,而是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勇气继续活着;那是她想象不到的景象。她学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贫困和文盲农民是真正的英雄,并且应该有一条路使情况得以好转。她开始寻找答案。当她得到答案时,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一位给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留下长期影响的革命者就此诞生了。
1960年代是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十年。越南和其他印度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光荣和历史性斗争都给世界各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GPCR )迅猛发展激励了世界各地数十亿青年和学生大闹天宫,要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美丽新世界。这些外部因素在甘地和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事件与西孟加拉邦历史性的纳萨尔巴里斗争同时发生——一声“春雷”引发了一场草原大火,将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学生离开了学校,奔赴农村,与农民一起,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普世价值将战胜对利润的贪欲。甘地被遭受饥荒的人民的困境所震撼,被第一代纳萨尔派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所折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常被国家军队折磨和杀害,他们是为伟大的事业而战斗的。
作为一名大学生,甘迪从一开始就参与在穷人中的社会工作。她接触到了一个名为进步青年运动(PROYOM)的学生组织,该组织受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纳萨尔派运动的影响。她成为该组织的积极成员之一,后来又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她在贫民窟工作;这帮助她见证了不可触摸者和贱民种姓制度的恐怖。那时,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了她的精神视野,她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理解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种姓制度以及所有其他社会弊病的社会基础。
她获得了社会学文科硕士(MA)学位,后来又获得了社会学研究型硕士(MPhil)学位。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教书,先是在威尔逊学院,然后是在Jhunjhunwalla学院。尽管她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繁忙,但她也从未错过任何一场课程。她的热情和勤奋让她很快就成为了一名非常受欢迎且教学能力优秀的老师,广受学生们的喜爱。她严谨认真的态度使她深受学生的喜爱,也受到同事的尊重。1977年11月,她在一个只有双方家庭成员参加的小聚会中嫁给了一位同志Kobad Ghandy。
在后紧急状态时期(1975–1977年),甘迪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从1970年代初到1977年,全国成千上万的纳萨尔派革命同志被冷血枪杀,遭受酷刑、致残和监禁。仅在1973年3月,西孟加拉就有17748名纳萨尔派政治犯(见西孟加拉政府警察部长SubrataMukherjee的声明,Ananda Bazar Patrika,1973年3月17日)。如果在西孟加拉邦,紧急状态前的政治犯人数就接近18000人,那么全国政治犯总数不会少于150000人。从1972年纳萨尔派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开始,民权组织就成立了,他们提出了停止国家镇压和释放政治犯的要求。西孟加拉邦保护民主权利协会成立于1972年,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甘地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保护民主权利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她在1977年新德里举行的公民自由会议上对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发挥了突出作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塔孔德、戈文达·穆霍蒂、苏巴·拉奥、苏德什·瓦伊德等人。她那具有感染力的人格和说服能力使得许多知名知识分子和知名公民站出来支持谴责严酷的法律和侵犯民主权利的行为的声明和运动。她是该国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直到1982年她从孟买前往那格浦尔。
她从孟买转移到那格浦尔是为了响应马哈拉施特拉邦盖德奇雷利地区革命运动的响亮号召。迫切的需要将革命的信息从孟买传播到维达尔巴。但她对那格浦尔一无所知。便在那格浦尔大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社会学的工作。对于维达尔巴的政治工作,她选择在工会工作,同时也在贱民社区工作。
在工会工作中,她专注于对建筑工人宣传,并领导了一些激进的斗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那格浦尔30公里处的Khaparkheda热电厂的长期罢工,大约有5000名工人。最后警察镇压了这次运动并在该地区实行了宵禁。她还组织了那格浦尔的家庭工人、辛格纳(那格浦尔)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发展公司的工人、铁路工人、班达拉的beedi (土著烟叶)工人、Kamptee (距离那格浦尔15公里)的织机工人以及无组织部门的其他工人。后来,她转到钱德拉普尔,帮助组织那里的煤矿和建筑工人。她还与来自那格浦尔、钱德拉普尔、阿姆拉瓦蒂、贾法尔布尔、约特梅尔和其他中心的该地区其他进步工会领导人建立了联合活动的联系。在这些斗争中,她被逮捕了几次,并被监禁在那格浦尔监狱。
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甘迪完全认同贱民,并将其住所搬到Indora(译者注没查到具体位置,只找到一个同名城镇——位于印度北部的希马恰尔邦康拉区下的一个城镇,但与后文不符),Indora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大的堡垒(贫民窟)之一。虽然这是大多数达利特(贱民,不可接触者,最低种姓)领导人的大本营,但她有着对B. R. Ambedkar和其他社会学著作的深刻认识——它们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考察种姓问题,而这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加入纳萨尔派运动。特别是文化团体,对他们的表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也逐渐成为达利特运动中毛主义者的公开代言人,也是在维达尔巴绝大多数达利特人的主要代言人之一。她在贱民群体中的辛勤工作,组织和唤醒他们反抗种姓压迫,将其从当下的吃人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些行动对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一个理想的榜样。
甘迪用英语和马拉地语写了大量关于贱民和种姓问题的文章,其提出了这个问题的阶级观点,不仅反对这方面的众多后现代主义倾向,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贱民和种姓问题的错误解释。在她关于贱民和种姓问题的主要文章中,提到了“印度的种姓问题”、“种姓问题的回归”、“马哈拉施特拉邦反对种姓的运动”、“马哈拉施特拉邦燃烧的四日”、“贱民激怒马哈拉施特拉邦:对贱民的可怕屠杀”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马哈(Mahar(也被称为Maha, Mehra, Taral, Dhegu Megu)[1]是一种印度贱民种姓社区,然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远远高于大多数其他贱民群体,主要分布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邻近地区)”。其中最详细的文章是以马拉地语写成,发表在《Satyashodhak Marxvad》中的一篇25页的文章,其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对贱民问题的立场,将贱民解放与该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许多年后,印度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史上的第一篇有关种姓政策的文件(由过去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派(现在印共毛的前身之一)所编写)就是基于甘地的草案编写的。该草案明确强调,在印度,如果不粉碎精英阶层的种姓制度,与各种形式的种姓压迫作斗争,尤其是其最野蛮的形式——贱民制度,社会民主化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她在1990年代中期表达的许多观点已经成为理解印度正在进行的毛派运动的本质。
除了那格浦尔的两个工作领域之外,她还在许多其他活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我们要提到其中两个。第一次是1984年的Kamlapur会议。那时,前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派的武装队伍已经从安得拉邦(现在的泰兰加)转移到马哈拉施特拉邦,而该地区受压迫的群众也正在寻求变革。Kamlaour会议的召开适逢其时,以将受压迫的穷人吸引到革命阵营中来。一场由Anuradha领导的大规模运动在Vidarbha各地展开,武装队伍在森林中进行了大规模的鼓动。尽管会议被警察无情地镇压,但也让成百上千的人们开始向Kamlapur进发——一个森林深处的小村庄。Kamlapur,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很快成为革命的号角,反抗不公正和剥削的权利,在这个地区一起回响了几个月。
第二次活动是在1992年于那格浦尔提出的传奇民谣歌手Gadar的文化项目,这一项目点燃了社会各阶层大众的期望。这也无法逃脱统治阶级的关注,因为警察无情地阻止了该项目的实施。但是甘地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她已经联系了镇上最好的律师,请求法院允许她组织这个节目。那一天,法院允许了项目的继续进行。但是警察害怕人们观看这样一个节目,故事先在该节目举行地点的每个角落集中。尽管高等法院的命令允许了演出的进行,但是大学大厅已经被警察封锁了,人们仍然记得矮小的甘地爬上摩托车向聚集在大学大厅外的街道上的人群发表了讲话。这场抗议警察存在的大型集会包括了那大量记者、教授、作家、律师和格浦尔大学的资深教员。警方试图阻止Gadar到达现场。但是他们失败了。Gadar乔装打扮出现在了惊愕的警察面前。当警察看见Gadar被观看的人群包围着时,便只能徒劳的驱散人群。
虽然该计划未能成功实施,但是这仍然成为了近两个月的头条新闻。革命的信息已经深入到整个维达尔巴的群众中。正是甘地通过她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领导,确保了这个项目在Vidarbha大众的革命意识中扎根。
甘迪在维达尔巴地区工作了15年。在将革命思想从盖德奇拉利扩散到整个地区的过程中,她发挥了重要影响。她和其他人一道建立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也是贱民中的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在发动革命学生运动和吸引包括资深教授、记者、知名剧作家和该地区顶尖律师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她亦发挥了先锋作用。在革命诗人切拉班杜拉朱殉难时,她把他的诗翻译成马拉地语,这些被翻译成马拉地语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广泛传播。她还在1983年全印度革命文化联盟(AILRC)的成立中发挥了作用。1985年,作为AILRC在Sindhri举办的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比哈尔和恰尔肯德邦的积极分子对她印象深刻,他们瞩目于她参与举办的那些会议和文化演出所产生的影响。该地区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她的朋友都十分怀念她在那里的那些日子。
瓦拉瓦拉·拉奥在他对甘地的回忆——一篇名为“回忆阿努拉达·甘迪——一名新女性”的文章中,回忆了甘地在Sindhri会议中的角色。“甘迪的专业知识揭示了解决语言问题的途径。围绕交流语言所展开的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一整个晚上。我会永远记得辛德雷会议关于语言问题的辩论。那时,KVR ( K.V. Ramanna Reddy )和来自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的代表站在英语一边。查萨尼、达尼、比哈尔和旁遮普的代表和我代表印地语。当甘地意识到这场辩论正在变成一场大混乱时,她介入说,“你们的争论真是本末倒置”。她解释说:“所有印度语言都是国家语言;首先,应允许所有每个人的母语在其本国的大学、秘书处和高等法院发展为官方民族语言;之后将在所有这些官方的国家语言中确认一种语言作为一种交流语言,用于交流。她的这些话直到现在依然在AILRC的宣言中作为最终结论。从那时起,我在所有关于语言问题或关于特兰加纳(Telangana)的文章中都反映了同样的想法。这就是她那天在Sindhri的演讲对我的深刻影响……”。
受她革命的行动主义影响的最深的莫过于她将革命思想带到达利特种姓社区并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她日夜在达利特人中间生活和工作,努力深入群众,并经历了向他们学习和教导他们的过程。她还帮助那格浦尔和昌德拉布尔建立了妇女组织。
为了响应丹达卡兰尼亚地区的革命号召,甘迪将基地从Vidarbha地区转移到了Bastar。处于更高阶段的毛派运动需要像甘地这样的同志的服务,她毫不退缩,愉快地回应了这一号召。她扎根于巴斯塔的丛林中。尽管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她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巴斯塔的阿迪瓦西斯和人民解放军( PLGA )中呆了三年。据说,她千方百计为丹达卡兰尼亚革命运动收集了许多关于贡德部落的博士论文。她的朋友们会永远记得她说过,这三年是她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一段时间,她在这里了解了巴斯塔贡德阿迪瓦西斯的生活和斗争。她敏锐地观察和研究了他们的生活——革命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生活中产生的,她特别关注妇女、她们的组织、KAMS ( Kranticari Adivasi Mahira Sangathan /部落人民革命妇女组织)和分遣队中的女战士的生活,Arundhati Roy认为,这“可能是印度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之一”。重要的是要记住,所有这些都是在国家严厉镇压下发生的,当时雇佣军准军事部队的武装特遣队正通过无人驾驶飞机或无人机跟踪巴斯塔森林的每一寸土地。
甘迪在Byramgarh地区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该地区因在“Salwa Judum”(和平行动)攻势中首当其冲而备受关注。尽管在她逗留期间,她感染了几次疟疾,但幸运的都不是危险的恶性疟原虫类型;此外,她受到当地部落人民的照顾,他们对她非常关心。她坚持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生活,这让当地部落都大吃一惊。事实上,是一种永恒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给了她精神力量
在那些日子里,甘迪花了很多时间去授课,主要是为了部落妇女中日益增长的领导力。她参加了关于妇女健康相关问题、对妇女的压迫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传授常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面等课程。她帮助起草传单,并为当地革命运动写了许多文章。
在她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她负责西巴斯塔地区,该地区被称为国家公园区——另一个受到“和平行动”攻势影响的地区。1997年饥荒期间,她在巴斯塔,目睹了数百人在饥荒中饿死。毛主义分子从囤积者手中夺取谷物,并在群众中分配,从而防止了一场大灾难。像一个正直的人和真正的革命家一样,她从不表露自己的痛苦,总是有尊严地承受痛苦,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没有抱怨,也没有让别人知道。
她从巴斯塔回到马哈拉施特拉邦,为那里的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她还深入参与了对妇女革命运动未来的发展。她关于妇女问题的著作包括《女权运动的哲学趋势》、《印度妇女革命运动》、《3月8日和印度妇女运动”、“国际妇女节:过去和现在》、《法西斯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父权制》、《强奸法的变化:它们会有多大帮助?》,《革命运动中阿迪瓦西妇女的文化表达》,《与Janaki的谈话》,《工人阶级妇女:让隐形人可见》,《Bidi(一种印度产两端尖的雪茄烟)女工和合作运动: Bhandara区Bidi工人“合作”斗争的研究》等。
甘地的一生是一个逐渐成长为革命组织者的群众领袖的一生。在她五十四年的人生中,她扮演了许多角色。她参与了Vidyarthi Pragati Sangathana ( VPS /进步学生组织)、保护民主权利委员会、全印度革命文化联盟、Stree Chetna、Akhil Maharashtra Kangar Union( AMKU )以及主要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许多其他群众组织的组建。
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与学生革命杂志Kalam密切相关,Kalam是一本以英语和马拉地语出版的杂志。她是印地语革命杂志Jan Sangram的设计师,该杂志是从那格浦尔带来的。她以各种假名,如阿凡提、詹基等,定期向革命杂志、《先锋之声》《人民的前进》等投稿。
阿努拉达·甘地用英语和马拉地语写了许多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尤其涉及了贱民和妇女问题。她与那些对这些问题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人进行了多次论战。她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种姓问题。她基于对种姓的经济基础的分析以及种姓在社会基层和上层建筑中的表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是将种姓制度与现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先驱者之一。她对印度历史有着深刻的见解,展示了印度封建制度是如何与种姓联系在一起的,印度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是婆罗门教。她进一步解释了达利特种姓问题和贱民制度是如何成为种姓制度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此外,作为一名理论家兼活动家,她解释了为何任何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创立都必须粉碎种姓制度。
引起许多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性别问题的理解。她指出,通过争求独立自主的妇女运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实际上削弱了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父权制的更广泛的运动。激进的文化女权主义者将父权制视为女性的“主要”敌人,实际上是将父权制从产生它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中剥离出来。通过同样强调“生产”和“再生产”是性别压迫的原因,女权主义者将“再生产”带入了经济基础,否定了妇女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她的论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战略不是将妇女与工人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地反对这个制度,而是在这个制度内成立倡导生活方式改变的小型妇女团体。
甘地试图通过她的工作和著作表明,事实上,正是通过参加革命运动,妇女们努力摆脱父权制的束缚并打击了父权制的根源上。她那时正在发展关于“妇女需要革命,革命需要妇女”的理论公式。和其他国家的同志一样,她也承认父权制存在于革命运动中——问题是如何在革命过程中与其斗争,但不要离开革命运动并对此抱怨。她在她的著作《女权运动中的哲学趋势》结尾说,“革命妇女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在列宁和毛泽东的经验指导下,成功地组织了最受压迫种姓和社区的妇女、农村贫困农民和无地劳工。该运动注意到国际妇女运动提出的问题,认为反对父权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批判性地研究上述趋势,吸取积极的观点,并将其与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它就能实现解放广大印度妇女的目标,同时成功地完成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甘地人生的最后一程是怎样的?她刚于2008年4月初从贾坎德回来,在部落中参加了关于压迫妇女问题的课程。她并不清楚已经受到系统性硬化症影响的全身高烧是致命的恶性疟疾。她可能是在丛林里染上的。在民主的印度国家看来,她是一个可怕的“毛派恐怖分子”,很可能会被逮捕,或者更有可能在一次虚假的“遭遇”中被击毙,就像她的许多其他同志一样。当她发高烧,去孟买的一家医院验血时,她给治疗她的医生留下了一个假名和一个假电话号码。因此,医生无法联系她,告诉她她感染了可能致命的恶性疟疾。她的器官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衰竭。当她于4月11日住院时,已经太晚了。她于2008年4月12日去世。在她去世时,她是印共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阿努拉达·甘地作为一个人怎么样?甘地是一个模范共产主义者。虚伪、谎言、阴谋、自负,所有这些特征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在她参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她对这些性格的蔑视越来越强烈。她的诚实和简单吸引了所有与她接触的人。她天生就有能力与任何环境、不同阶层的人联系和融合,无论是部落、贱民、建筑工人,还是复杂的学术界或知识分子,她笑容满面,像孩子一样天真单纯。如果革命是为一个具有人类最美好情感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那么阿努拉达·甘地就是这场斗争的体现。一个有崇高原则、信仰坚定的人。甘地谦虚地成为一名愿意学习的人。与此同时,她也愿意承认别人的积极面,即使与她不同。虽然她有创造力,思维不刻板,但她始终坚定地坚持无产阶级路线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她超越了这个社会的父权限制,成长为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她的生活对所有女性活动家来说都是一种鼓舞,。
人们可以引用毛泽东在1937年2月写给他的老师徐特立的一封信中的几行话,徐特立于1927年革命失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57岁高龄参加长征。这显示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法。“20年前你是我的老师;你仍然是我的老师;你将来会继续做我的老师。当革命失败,许多成员离开了党,甚至投敌,你在1927年秋天加入了(该党),采取了极其积极的态度。从那时到现在,你已经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表现出了比党内许多年轻成员更积极、更少害怕困难、更谦逊地学习新事物……你知道很多,但总觉得自己知识不足,而许多“半桶水”(肤浅知识的人)却制造了很多噪音。你所想的是你所说的或者你做的,而其他人却把肮脏的东西藏在他们的脑海中。你喜欢和大众在一起,而有些人喜欢没有大众……对你来说,这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和“其他人第一”,而对其他人来说,这是“聚光灯第一”、“休息第一”和“自己第一”
阿努拉达·甘迪同志象征着共产主义革命中最好的那些品质——毛泽东用简单而不失深刻的话语很好的阐述了这些品质。阿努拉达为人民而活着;也为人民而死去。
“在她死后,
...男人变成男人,
女人变成女人,
日夜斗争
为了人民,为了生命。”
本生活素描完全基于以下作品:
1.《记住阿努拉达·甘迪同志!记住美好的生活!》作者:H.S.ShivaPrakash,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艺术与美学学院教授,阿努拉达同志纪念委员会,2008年8月5日。(这是一组文章)
2. 编写《阿努拉达哈·甘地作品选集》,AnandTeltumbde和Shoma Sen编辑,ArundhatiRoy阿努拉达·甘迪纪念委员会前言,达安尼什图书,德里,2011年。
真正的妇女领袖、女权主义者——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一个犹太人,一个跛子——却同时也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是与列宁齐名的无产阶级领袖,第二国际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德国共产党的建立者之一。罗莎·卢森堡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了不懈斗争。1918—1919德国革命的风暴之中,她同战友李卜克内西被腐化堕落的社民党总理艾伯特和穷凶极恶的自由军团所杀害。此后,她一直都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一面旗帜。正如列宁所言,罗莎·卢森堡“始终是一只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妇女劳动节被定为3月5日——即罗莎·卢森堡的诞辰。1920年和1921年,列宁都选择在3月4日这天发表迎接国际妇女劳动节的文章。事实上,罗莎·卢森堡确实为国际妇女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她在党内对那些因为可笑的大男子主义观念而对女性抱有轻视态度的党员进行了坚决反击和批驳。在平等婚姻、妇女政治权利等方面,罗莎·卢森堡都有许多颇为深刻的见解。在打着各种名号的伪女权大行其道的今天,罗莎·卢森堡的妇女解放思想更显示出其价值。1912年,她明确表示:
每一天、每一步的工业进步,都在给妇女平等的政治权利奠定新的基础……无产阶级妇女缺乏政治权利的现象是卑鄙的、不公正的……当下,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妇女已经意识到,她们政治权利的缺乏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错误,这是一种绝对正确的迹象。而这种迹象表明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已经腐烂,且其时日屈指可数。
此外,她在婚姻观上要求妇女应该独立于男人之外,不受制于男人。在为波兰社民党起草的政治纲领中,罗莎·卢森堡主张要废除有损于妇女及限制妇女自由的法律,保障妇女离婚自由,强调妇女有权独立地处理她的个人财产,并行使与孩子父亲平等的抚育权。
而刨去领袖、英雄的一面,我们可以发现,在生活中罗莎·卢森堡也是一个充满情趣和感性的人。她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与爱人里欧的一封信中如是写道:
当我打开你的信,看到整整六页都是关于波兰社会党的辩论,而没有关于你个人生活的一点只言片语,这太痛苦了!每当我工作到疲惫不堪或者精疲力尽的时候,我就想稍稍放纵一下自己,以求轻松轻松。我就会让思想展开翅膀,任其翱翔。但是我觉得,世界虽大,却找不到一个属于我个人的角落。我在哪里才能够生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呢?不要以为我就不能忍受持续的工作,也不要以为我只想贪图安逸。
在这位有热血、有理想、有抱负、有勇气,并最终为了广大妇女乃至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出生命的伟大女性面前,那些招摇撞骗实则胆小怯弱的女拳师,那些虚伪可鄙横行霸道的大男子主义资本家,那些腐朽落后大搞女德班的“国学大师”,难道不应该蒙羞吗?!!
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罗莎·卢森堡
Beate Regina Suchla,近代研究Pseudo-Dionysius最著名的女士。
挺搞笑的提问啊……
斯诺登都过去这么久了,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拉登塔利班什么的一开始都是美国资助的吧?
恐怖组织?
美国不管它们,它们发展的起来吗?
大部分恐怖组织不就是美国为了搞俄罗斯或者其他人搞出来的代理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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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对了,不懂的可以去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