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马共天下的王导其实我觉得窃国、名不副实、致使神州陆沉，山河崩坏，为什么历史评价那么高？ 第1页

看这个问题没有什么高质量的答案，正好我有点心得，把我正在写的书里的内容拿一点出来，粗略说一下。

先说一句开宗明义的话，在两晋之交，王导的作为可以等同于士族政治的作为。

自从秦政确立以来，早期皇权经历西汉的公共性与开放性（至少是名义上的），经过新莽一朝的天翻地覆，从东汉开始了公权私有的进程，但彼时尚有掺杂上古传统的神学化儒学制约，进展缓慢，到党锢＼汉末＼魏晋嬗代以后，因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的一再加剧，古代儒学崩解，公权私有进展加快，而且从上而下，从皇权到士族，都参与公权私有切蛋糕的进程，这是两晋皇权与士族政治纠葛的总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考量东晋政治与王导。

一方面，可以说没有士族政治的优秀代表王导，就不会有东晋王朝（亦即晋王朝、汉魏君统的存续）。

这可以从三点来考量：

第一，晋朝皇室司马氏篡魏为帝，其皇权合法性本身不强，参看《世说新语》：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荅。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这合法性本来就勉强的司马氏皇权，在皇族残杀、生灵涂炭的八王之乱中已是名声扫地，更招致匈奴入侵、永嘉南渡，已不太为天下服膺。在北中国范围来看，洛阳失陷后，长安的晋愍帝危急时，幽州刺史王浚已生异心，汉中张光亦无赴援之意。

第二，此时的南中国（江东＼荆楚）风俗本与北中国大异，东吴的数十年立国与本地化，加深了南北的文化差异，并且西晋灭吴后对吴地士族实行排挤和镇压政策，吴姓士族对司马氏政权的向心力极低，曾经被齐王冏引进的吴地士人顾荣、张翰等，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还乡，见《世说新语》：

张季鹰（张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不但如此，还有在江东建立小王国的打算。当陈敏打算割据江东的时候，吴地士族顾荣，豪族周玘、甘卓等态度暧昧。江北士族华谭劝他们放弃陈敏的理由居然是：

吴武烈（孙坚）父子皆以英杰之才，继承大业。今以陈敏凶狡，七弟顽冗，欲蹑桓王（孙策）之高踪，蹈大皇（孙权）之绝轨，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

就是说，并非斥责“陈敏不合法是乱臣贼子，你们不该跟他”，而是说“陈敏能力不如孙策成不了事，建议你们不要跟他了”。华谭认为这么说才有说服力，可见吴姓大族没怎么把司马氏当回事。

第三，吴姓士族顾荣、贺循等虽然不认司马氏皇族，但是认王导为代表的中原士族。因为这时是士族的社会，南北虽然文化不同，但士族的认知体系和行动趣味成为共识，而引领潮流风尚的中原士族对吴地士族具有吸引力。见《世说新语》：

（司马睿）徒镇建邺，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

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与王导为代表的南渡侨姓士族合作，而不是与吴地的武力豪族周玘等合作，组建的国家不是一个江南王国而是一个普世帝国（此普世指中华文化圈内而言），这就给北方士族提供了一个流亡之地，让南北文化得以交融。

那么王导为东晋建政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团结交际。王导以其高超的交际手腕及柔软的身段，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见《世说新语》：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闍，兰闍！”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面面俱到，连不太重要的临海客人任颙和胡人也不令其受冷落之感，可见其交际手腕之高。也因此，王导在司马氏皇族、南渡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吴地土豪甚至江南蛮族等利益不同的团体之间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第二、利益分配。王导主政期间，在政治上，让北方侨姓士族出任中央高官，吴姓士族出任地方官，确立北士的主导权。但在经济上，则保证吴姓士族的已有利益不受侵犯，让侨姓士族到吴姓士族尚未占据的地段拓荒。虽然南北士族的矛盾不可避免，但大体上能安于其位，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第三、精神建构。王导凭借自身优秀的素质，成为南北士族的精神领袖，因此他的话很有分量。其言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对北方失地的领土主张，不轻言放弃，并使之成为南北士族的共识（至少纸面上如此）。见《世说新语》：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如果不仔细分析当时的历史，可能觉得王导只是在装，毕竟他后来也没做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别人（陶侃、蔡豹）克复神州。但是其时吴地士族与中原分离已久，原无恩义，对收复中原毫无兴趣，而南渡的侨姓士族则丧气失志，沮丧无已，王导打出这个口号，令吴姓无从反对，侨姓增加信心，意义是很大的。

第四、谨守臣节。晋元帝靠王导才成功登基，坐稳帝位，所以对王导客气到近乎谄媚，但王导并不忘乎所以，仍然保持臣子的本分。见《资治通鉴》：

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不要小看这种态度上的谦卑，以为无关紧要，其实这是王导重建司马氏政权合法性的努力。因为从当时来看，司马氏皇族的合法性因各种原因固然不强，但其他人更弱，从矬子里面拔将军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增强司马氏的合法性才能团结各派。换了王敦说不定就坐上去了，但那就没人认司马氏了，所以王导此举代表了士族对司马氏皇族的承认与臣服，可谓重建皇纲。

第五、政策得当。王导在建政之初，也采用过秦制帝国行之有效的督责之术，但是在各种士族、豪族遍布，矛盾错综复杂的江南，这种办法十分危险，容易引爆火药桶，所以在吴姓士族顾和建议下改弦更张了，见《世说新语》：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

其他的如北人为兵，南人为民；组建长江防线等措施，都是王导时期奠定的，王导作为名臣是具有行政能力的，只是不具备行政条件。

所以，如果没有王导，东晋王朝就很有可能建立不起来。那么南方就很可能建立一个吴人的王国，放弃汉魏君统，自娱自乐，与中原文化渐行渐远，南北方可能分裂为两个民族，再难统一。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要反驳王鸣盛，写下《论东晋王导之功业》之文的原因。

但是，从东汉开始，魏晋以来加剧的公权私有是从上而下——从皇权开始，扩散到全社会的风潮。紧随皇权之后，士族也集体参与公权私有，切割国家权力的大蛋糕，并且形成巨大而难以撼动的既得利益集团。

王导毕竟不是诸葛亮，既无能力也无意愿超越其阶层，故而其最高目的在于维系士族政治（扶植司马睿建立东晋也服从于这个目的），如果帝国利益与士族利益发生冲突，那他就会果断牺牲帝国利益，这就是他饱受诟病之处。

所以另一方面，王导竭尽全力维系士族政治，使东晋王朝难以健康发展。

这又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子弟居津。王敦主军，王导主政，一时琅琊王氏王廙、王澄、王彬、王舒等占据东晋各要津职位，而因为士族官僚缺乏竞争和考核导致的腐朽性，使其中很多人难以称职，如王廙、王澄在荆州都搞得天怒人怨。

二、纵容贪腐。南渡的侨姓士族很多，但在南迁过程中往往家资散尽，沦为贫民。同为士族的王导为了拉他们一把，就任命他们做地方官，让他们通过贪腐快速致富，恢复士族的派头。见《世说新语》：

初，（王）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述答曰：“足当自止。”

王述出自太原王氏而非琅琊王氏，因贪腐太凶，被检举罪状一千三百条，王导也只是劝劝，王述居然说等我贪够了就停手，王导也未采取进一步措施。至于升斗小民在这种地方官手下的死活，那是不计入考虑之列的了。

三、行政颟顸。因为放弃周秦以来的理性行政，导致政府行政能力退化。见《资治通鉴》：

赵王（石）虎南游，临江而还。有游骑十余至历阳，历阳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骑多少。朝廷震惧……加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癸丑，（晋成）帝观兵广莫门，分命诸将救历阳及戍慈湖、牛渚、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将兵入卫京师。俄闻赵骑至少，又已去，戊午，解严，王导解大司马。袁耽坐轻妄免官。

虽然王导不能采用秦汉政术有士族掣肘的原因，但对东晋的政治建设也确实造成了消极影响。

四、压制各阶层。由于魏晋士族偏向于文化素质，所以对掌军不太内行，使其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因此王导对于任何有可能危及士族统治的阶层都毫不留情的进行打击，只不过手段比较柔软隐蔽，比王敦知道分寸罢了。

如晋元帝一旦任用刘隗、刁协，想要重振皇权，侵削王氏的时候，王敦第一次造反，王导就当他的内应，对抗皇权。

如果说与皇权对立还有一定正面意义，对流民帅蔡豹及寒人陶侃等地方军头，王导的做法就可称刻毒了，相比于以北方异族为敌，王导首先与他们为敌，必除之而后快。

总之，王导为了士族的利益，要保证东晋王朝存活，但是又要阻止东晋的扩张和强大，不然别的阶层如宗室、军人就会在此进程中出头。所以他简直是以一种玩游戏的微操在调控政治，让东晋王朝始终维持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而他也办到了，这说明在政治上他是一个顶级操盘手，也是一个不够负责任的政治家。

王导的想法也就是士族的想法，士族要一个能庇护自己的国家但又不能太强太，因此有了东晋，因此东晋不能收复失地。

在当时全社会公权私有的浪潮下（包括皇族、士族），加上吴人离心、各集团矛盾复杂，士族既不能收复失地，皇族也不能，后来皇权复振的晋孝武帝就是明证。

唯一有可能的是组织度较高的军人，而且最终也是以北府军（刘宋）、襄阳兵（萧梁）为代表的军人崛起，建立南朝，取代了士族政治。但他们的崛起因为王导的压制迟了几十上百年，一方面丧失了收复北方的良机，一方面其以武力为基础建立的纲纪也迅速败坏，寿命远低于东晋，这究竟是福是祸，以我目前的积累，恕不敢轻易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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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被评价为管仲萧何，也算是一大笑谈。其真实水准大概和灭亡西晋王衍王夷甫差不了太多。其实当时人就认为王导不中用，鄙视王导的段子还是不少的，特别是苏峻之乱后独掌大权时期，连他自己都说是“愦愦之政“。司马光评价就说”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苏峻之乱是庾亮专权导致的，王导说不定还暗中叫好，苏峻入城后其地位也是原封不动，后来逃跑也是眼看苏峻不行了想另谋出路。整个苏峻之乱，王导系基本是坐观成败，最后也是得利最大的。

个人感觉其实导致苏峻之乱的庾亮都比王导强，庾亮虽然没啥水平，但还有恢复之心。王导则只有嘴炮，新亭对泣时说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然后啥事没干。在世说新语中，那个外室私生子被正室发现，拿麈尾赶牛车去救的王导，才是真实的写照吧。

土地和税收是中国王朝的根本，对于世家大族可以荫户免税的东晋更是如此。想振作朝廷，就必须把被士族侵吞的土地税和人口税拿回来。这就是土断。 东晋土断四次，无一不是力图恢复的人主持的。

晋成帝初年的咸和土断，这个具体不清楚，但是应该是庾亮主持的。

晋成帝末年的咸康土断，这是王导死后晋成帝自己主持的，明帝成帝父子是东晋唯二意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可惜都只活了二十几岁。

晋哀帝时期的庚戌土断，桓温主持，显然是为最后一次北伐积攒财力。可惜坊头功归一篑。

晋安帝时期的义熙土断，刘裕主持，后来一鼓作气灭亡后秦，结果后方刘穆之暴死……

反观王导，显然就想当个富贵家主，何尝把国家当回事，东晋初年北方动乱不止，仍有大量效忠晋室之人，南方以祖狄为首的流民帅称得上一时矫矫，结果呢？

东晋执政的水准，差不多刘裕>谢安>桓温>庾家兄弟>王导，称得上一代比一代强，也是挺有趣的。桓温沦落到和王敦合传也是够惨的，王敦充其量不过左良玉之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