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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四军以及华东一把手,饶漱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似乎远远赶不上陈毅?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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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很聪明,又执着,容易钻牛角尖,恐怕有严重的强迫症,这也算是很厉害的身体不好吧。

搞革命,是最压力爆棚的,非有极好的身体素质不可的,包括心理素质。普通人为什么搞不了革命,或者只能像小平讲的“跟着走”,就这道理。

另外,他在美式教会学校的中学教育,与残酷的农民社会与严酷的政党政治,都多有格格不入,颇为分裂三观。

饶身败名裂后,还会有什么知名度和影响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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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饶书记当家家家饶,饶漱石主政华中的时期是新四军从皖南事变重创中恢复过来,并且迅猛发展的时期。新四军从皖南事变后濒临灭亡的边缘,到抗战后期开着钢汽艇,叼着飞马烟,背着绸子被的四老板,除了新四军将帅们的军事斗争之外,饶漱石为首的华中政工干部们居功至伟,其本人的才华和工作能力是不容否认的。他是我党第一代革命家当中少有的既有深厚理论水平、宽广国际视野,又有很强军政实干工作能力的干部,而且比较年轻,是1903年生人。

但是饶漱石这个人确实性格严肃刻板,公事公办之外不太会经营私人交情,而且虽然作风朴素,但是自命极高,比较骄傲,对于自己主观上不喜欢的同志很难包容和合作,在华中因为私人问题与陈毅不协,后来华中、山东两家合兵,又排挤黎玉等山东干部,确实是一路鸡飞狗跳。

饶漱石参加革命以来,在党内受到的挫折少,一方面长期在国际上工作,不直面党内复杂尖锐的斗争和矛盾;另一方面在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短暂地执掌华中,而后他就接替刘少奇成为华中事实上的一把手,一路成绩斐然,顺风顺水。

黄花塘那档子事儿,教员他老人家出于维护组织上的原则,坚决地支持了饶漱石,压着陈毅在延安学习,这件事儿对饶漱石的影响恐怕是比较负面的,进一步加剧了饶“受不得委屈”的特点。

后来三反五反时期,饶漱石主政华东,在三反五反问题上不够积极,政策比较宽松,中央派粟裕到上海传达中央指示,当时饶漱石正在抱病,难以坚持工作,于是粟裕就向中央建议饶漱石应该离职休养,中央同意,并要粟裕回京的时候一起把小饶捎上。

结果这件事引起了饶漱石的紧张和猜忌。

讲道理也不怪小饶,想想挺吓人的,粟裕大年三十到上海,还带着教员关于三反的重要指示,批评华东三反五反政策太松。在这种紧张环境下,以休假养病为名叫他进京本来就非常让人狐疑。而后中央又派遣彭真、薄一波同志赴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工作,让饶漱石更加紧张。以至于怀疑中央是“调虎离山”然后让彭真薄一波去查他在上海三反五反执行不力的问题。

饶漱石猜忌之心爆发,以至于在京休养期间夤夜叩门求见教员,当面质问中央是否对他信任,要求教员回答他是否存在路线问题、为什么让粟裕带他进京等问题,态度估计是不太好。教员压着起床气陪他东拉西扯聊了仨小时,好言解释,他却还是不能相信,最后逼得教员说,如果小饶自己觉得身体能够支持,可以立刻回华东工作。饶漱石自觉无礼,才最后作罢。

但是饶漱石确实身体状况不佳,眼睛痉挛,无法读写,于是也没有办法继续参加工作,只能到大连休养,1952年下半年,五马进京已成定局,饶漱石对中央更加猜忌,认为中央有意压制地方行政大区的干部,是“调虎离山”。在53年从苏联返回之后,与高岗搞在一起,妄图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比较令人不齿的是,高岗的主要目标是要拉刘少奇下马,而刘少奇是饶漱石的老领导,对他多有保荐提拔。怎么看这种背刺老领导的做法都相当恶劣。

高饶事件整体上我党历史上令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一段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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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受高饶事件影响,当代党史中声名不彰。饶从40年调任皖南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到53年从华东局书记职上进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与陈毅长期共事,又长期不合,为党内公开。建国后,54年受批判后饶漱石才消名党史,而不是新四军期间影响力不如陈毅。饶陈共事期间,饶漱石的职务一直在陈毅之上,而威望,影响力则远超陈毅。

我们先看看两人历史:27年,陈毅以团党代表身份参加南昌起义,24岁的饶漱石因为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表现出色,被派任赣东北特委书记,指挥方志敏,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28年,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随朱德上井冈山,与教员汇合,成立红四军,与教员,朱德共为红四军三大巨头,红四军下辖三个师,三人各领一师。同年,饶漱石调回中央,主持青年工作,任团中央书记。29年,陈毅支持朱德反对教员的党指挥枪的方针,导致教员辞职离开红军到地方政府任职,陈毅顶替教员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同年饶漱石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组织营救了刘少奇,刘少奇出狱后任满洲省委组织委员,为饶漱石下属。30年饶漱石被捕,营救出狱后回中央主持总工会工作,中共中央迁往苏区根据地后全面主持中央在白区工作和共产国际工作,35年被派往苏联工作。同期陈毅在苏区四处征战,战绩不显,军中一直是军级职务,而林彪,方志敏已经是军团级职务了。长征中,陈毅被留下坚持游击战争,至抗战开始中央组织中共东南局和新四军开始与饶漱石有工作交集。同期饶漱石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并代表中共中央在英,法,美穿梭工作,筹集粮款,扩大宣传,成绩斐然,筹集了大量粮款,动员大批华侨和国际友人回国参加革命,其中包括白求恩。被称为党内少有的国际工作者。39年主动要求回国抗战,回国后主持中共中央华侨工作。40年被派往皖南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38年中共东南局成立,并成立新四军。项英任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际的军长。陈毅为东南局六个委员之一,未任副书记,副书记由曾三担任。在新四军中职务为支队长。40年饶漱石空降东南局,任副书记,从此成为陈毅上级。饶在东南局负责白区工作。皖南事变前,东南局工作一直开展不够好,但是饶漱石主持的白区工作确一枝独放,皖南的新四军,党组织在日伪顽夹击中发展有限,反而在白区情报灵敏,交通顺畅,钱粮充足。反扫荡中部队经常可以深入白区去避敌锋芒。饶漱石在东南局声名一时显赫,建立了威望。皖南事变中饶漱石被捕又自行脱险,回上海后再派回华中协助刘少奇重建东南局和新四军。任东南局副书记,刘少奇为书记。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饶漱石为政治部主任。后东南局撤销,改华中局,负责区域扩张至山东地区,刘少奇回延安,饶漱石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正式全面主持中共华中华东工作,陈毅负责军事与其搭档。按中共组织原则和组织构架,此时饶漱石为陈毅的直接上级。

饶漱石与陈毅不和,闹至公开状况,其实必然。陈毅资历悠久,性格率性,处事大条,军政能力和政治嗅觉一般。但是对革命热情忠诚,坦率真诚,认理不认亲,认理不认上。当年红四军党军之争中反对教员,导致教员下野,令教员一直哏哏。四五次反围剿中又力主教员主兵,反对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让王明怀恨在心。最终被中央抛弃,留在主力红军之外,坚持游击战争,九死一生。陈毅处事都是光明磊落,实话实说,不管风向,不管上级压力,不管方式方法,只管自己认为的真理。确实是真诚的革命者。饶漱石恰恰相反,资历过得去,性格阴霾,处事理性,军政能力强,政治嗅觉敏锐,注意方式方法,城府深沉,思维严谨,处事全面。此二人可想而知,如果单位的一二把手是如此二人,能和谐才怪。

此后二人搭档相爱相杀,饶漱石军政全面碾压陈毅,陈毅心怀坦荡真诚共事。42年黄花塘事件,陈毅不满饶漱石工作作风,公开在新四军军部批判饶漱石,随后饶漱石反击,从军队到地方,从华中局到党中央,饶漱石反击有条不紊,丝丝入扣。最终中央调陈毅回延安,张云逸代理新四军军长。饶漱石完全全面主持华东局军政,至抗战结束。新四军发展到四十万,根据地大片扩张,饶漱石确为头功。抗战期间,根据地以华中和山东发展最好,为解放战争打下最好基础。初期入东北,主力为山东根据地八路军精锐和华中新四军黄克诚部,后发展为百万四野。而华中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余部发展成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同根同源,是我军主要组成部分。而华中和山东,都是中共华东局的领导范围,当然山东局面主要是罗荣桓所为,作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自然也多有益助。

46年饶漱石离开华东局回中央参加国共调停,华东局由陈毅调回代理主持。当时参加调停的我方人员中,为与国方对等,我方授周恩来,叶剑英,饶漱石为中将,其余人员为少将,少将中包括陈赓,许光达等后来的大将,可见当时饶漱石地位。调停后全面内战开始。饶漱石回延安任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仍兼任华东局书记。而华东局由陈毅主持。陈毅的工作风格和能力无法兼合华中和山东局面,两大根据地矛盾颇多,影响了解放战争前期战事。陈毅不计前嫌,坦荡以诚,主动电请中央,要求饶漱石回华东主持局面。46年底,饶漱石从延安秘密回临沂,大刀阔斧,撤销华中局,并入华东局。成立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隶属于华东军区。饶漱石为正式并入了山东的中共华东局书记,陈毅为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为华东军区政委兼华东野战军政委。不久,众所周知,陈毅调离华东,前往中原局,华东野战军粟裕代理。形成了整个华中华东山东地区饶漱石主党政,粟裕主军事的局面,从此华东整个战事有如神助,至淮海战役到达巅峰。经常有影视表现粟裕资历过浅下属不服,陈毅为其出头撑腰。其实,华中山东就是陈毅融合不了,请饶漱石回来主持才有顺利整合,为粟裕撑腰的实为饶漱石。

渡江战役后陈毅再次回到华东局,随华野进军上海并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饶漱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华东局书记。不为人知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职务:第一任上海市委书记。再次搭档陈毅,按照党内构架,又一次直接领导陈毅。直到53年,五马进京,饶漱石任职中央,不久便沉沦政坛。

饶漱石后来受高饶事件影响快速消失政坛,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其在华东局和新四军历史期间,包括华东野战军期间,其影响力和威望是远超过陈帅的,而不是题主所说的似乎不如陈毅。这些在党史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党的决议中也功过分明,明确肯定了的。过不掩功,史以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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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原和江南新四军军部在一起,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皖南事变后突围到江北,被毛泽东电报称赞,又为刘少奇所常识,因而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1942年3月,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奉命离开华中途经山东返回延安,由饶漱石代理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由此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搭档。

饶漱石与陈毅的个性和作风完全不同。陈毅风流潇洒,好吟诗,好下围棋,性格爽直,作风大路,上上下下都愿意和他亲近。饶漱石则性格严肃,不苛言笑,只谈工作,公事公办,生活俭朴,令人不好接近。以前的党史著作通常说饶是野心家,权力欲强。但从近些年饶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看,饶倒很是联系群众,体恤下情,自己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与上下同甘共苦。加上他勤于工作,效率很高,是老黄牛式的领导干部,因而颇受下级拥护。

陈饶则到一起工作时关系尚可。但一贯朴素的饶对陈毅的作风比较反感,一如他的前上级项英对叶挺的作风反感一样。加上陈毅有时不够注意工作方法,有些工作不和饶商量就办,甚至还和干部议论饶,更加深了二人间的矛盾。中央指示各根据地进行整风运动,经历过苏区肃反的陈毅对这种运动有不同看法,饶漱石则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二人间的种种矛盾越积越多,终于爆发了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

1943年10月下旬,饶漱石在淮南盱眙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突然召开会议批判陈毅,称其历史上“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只会下几手臭棋,不会打仗”等,以极其猛烈的火力将陈毅批得焦头烂额。军内的多数干部都认为饶漱石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因此对陈毅是避之不及。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陈毅被逼急了,曾经对着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后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称“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一再声称他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以保证“无愧”。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由毛泽东署名回电,称“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并调陈毅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1943年11月底,陈毅动身赶赴延安。在离开军部时,他轻装简从,只带了两名警卫员。而军部也只派了一名参谋、一名炊事员护送一程,平时熟识的新四军诸多干部连去给陈毅送行的都没有。陈毅倒也乐观,你们不来送我,我却要致礼给你们,遂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赠别诗一首。其中两段为:“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


事后来看,如果仅是饶漱石和陈毅在性格作风上不合拍,在工作上有一些矛盾,应不会惹出这么大的事,饶漱石也不可能不经中央允许就公开批判陈毅这一级的干部。这必然有上面的意思。


陈毅到延安见到毛泽东后,除了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想向毛倾诉“黄花塘事件”的满腹委屈。然而毛泽东上来就给他浇了头冷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见毛说到这个份上,陈毅也只好表示:“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然后陈毅就给饶漱石和华中局、新四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同时毛泽东也给华中去了电报,认为“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 “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希望饶漱石能对军内干部进行解释。然而饶漱石回电仍继续指责陈毅,称“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等,这真是令陈毅怒火中烧。毛泽东则写信给陈毅,继续开导他,认为“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双方都在火头上,越解释误会越大,不如暂时扔到一边去学习,将来是可以解释清楚的。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便暂时放下心结,又投身于整风学习之中。他读了很多文件,越读越觉得毛泽东高明,不由感慨道:“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望尘莫及!”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


笔者不能不感叹毛泽东当时的领导艺术。对于陈饶之争,他从大局出发必须挺饶,但又要令陈毅心服。于是他巧妙地避开矛盾,一口一个“人家”,意思是饶漱石对陈毅有误会,毛也爱莫能助。同时又表示自己是了解陈毅的,有错误是可以说清的,他也会对饶进行劝勉。结果就是两头调动,避免一方独大,从而充分激发出下属的积极性,使其集中合力来奉献于党的事业,这是中国革命终于能够成功的一大关键。


1945年中共七大结束后,大批干部仍滞留延安,包括陈毅。薄一波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当时有权不让陈毅走的,也就只有毛泽东、刘少奇了。实际上,陈毅要回华中,只需说一句“我服从小饶的领导”便可。但陈毅对饶漱石实在没有好印象,就是不说这个话。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全国性的洗牌时机已到来,在延安雪藏数年的中共群雄都跃跃欲试。陈毅也去找了毛泽东,表示愿意去东北,不想回华中,因为“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此时国内形势是一日三变,毛泽东必须放虎归山了。他不同意陈毅去东北,要其还是回华中,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给饶漱石当副手。毛泽东一锤定音:“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能起作用!”于是,毛泽东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一次将陈毅与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薄一波、陈赓等一大批干部送回了各根据地。

9年后爆发了高饶事件,饶漱石彻底倒台。这时已是中共二把手的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挚地向陈毅道歉说:“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如此一来,当初陈毅为什么在黄花塘挨批,毛泽东对这件事为什么是当时的态度,陈毅为什么在延安受到那样的待遇,就更清楚了。


不管怎么说,在解放战争期间,饶漱石与陈毅、粟裕共同领导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对敌作战,在政治、军事、组织、宣传、后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华东给中央的电报,许多就是由饶漱石署名签发的。对于华东野战军的战略指导,饶漱石也是主要领导人之一。说饶漱石给了陈毅、粟裕领兵作战以大量的支持,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这个功劳正史上都不提,但却抹不掉。华东野战军炮兵纵队打得张灵甫、胡琏、黄百韬焦头烂额的大炮弹,就是饶漱石全力主抓从大连苏军占领区我方工厂生产后海运到山东,再供给华野部队的。如无此攻坚利器,岂有粟裕之辉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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