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事件之后，季汉就没有统一中国的可能了？ 第1页

裴松之做注《三国志》，有一段评价：

“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剪宗子勤王之师，行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最后一句：“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也就是说，裴松之认为在关羽襄樊战败、痛失荆州之后，刘备集团所奉行的匡扶汉室理想与奋斗，事实上已宣告中止。

“拯汉之规，于兹而止。”这句话值得商榷之处在于，在关羽痛失荆州之后，蜀汉阵营里的士气并未散乱，其兴复汉室的理想、信念和奋斗不仅并未中止，而且到了诸葛亮时代，反而持续暴发出只有正统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强大进取和提振——刘备集团当年以其微弱之力而能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以及蜀汉在后世具有压倒性的政治影响，关键原因正是他们对于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那种屡败屡战而愈挫愈勇、终不罢休的英雄之气。如果持续保持这种苦心孤诣、矢志不移、愈挫愈奋、功业未成死不罢休的英雄之气，则蜀汉政权在“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旗帜下能走多远，这是个神仙都不敢妄自断言的事情——后人评史有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誉成毁败，所谓上帝之眼，一看一个准。刘邦在鸿沟之约以前，曾经屡战屡败、屡屡输得精光，差点儿连命都丢了，时人没有“上帝之眼”，谁知道他究竟能够走多远？

据此，则可把注定蜀汉政权势必覆亡而没有任何统一机会的时间节点认定为公元249年前后，具体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涉及到一次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实则暗流涌动、石破天惊的谈话，交谈双方是杜琼和谯周。

按照《三国志杜琼传》载：“周因问曰：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

大致翻译下：公元249年（也可能是在公元250年，后详）的一天，谯周在与杜琼的一次谈话中问道：“我过去听说您认为‘当涂高者魏也’，其寓意何在？”杜琼回答说：“‘魏’这个字具有宫阙的含义，横跨道路两边，显得巍峨高大，古圣人即取此意而类比之（代表天命统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权，而不是蜀汉）。”杜琼说这番话之后，又反问道：“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谯周说：“我不太明白。”

公元249年，是蜀汉政权史上一个极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时，蜀汉政权继续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国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谐顺。

然而，缘何却把这一年定为蜀汉政权由盛至衰、由进取而转到覆亡的分水岭，而无视于此前此后发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震憾心灵的历史事件呢？

像关羽失荆州、刘备夷陵溃败、白帝城托孤、诸葛亮秋风五丈原、姜维段谷大败……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比两位儒生之间的交谈要震憾得多。

杜琼与谯周这次平淡无奇的交谈，明确无误地折射出一个石破天惊的重大信息：蜀地官民至此思想开始痪散、人心开始浮动，理想和信仰开始崩塌……

再明确点说，在公元在公元249年前后，蜀汉政权内部开始有人提出质疑。他们质疑蜀汉政权是否具有受命于天的政治合法性、质疑后主刘禅是否具有奉辞伐罪的法理正义性！

所谓的天命在魏，言外之间就是他们所赤诚守护的蜀汉政权是非法的——进言之，他后主刘禅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假皇帝！凡事，人心一散，什么也就谈不上了……

人心一散，想再收回来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千难、万难——蜀汉只有诸葛亮在先主去世之后做到了这一点

——或许会有很多人问，谯周、杜琼他们不是始终站在蜀地士人立场、始终反对蜀汉治理吗？

历史上的真实情形，是在刘备入川、建立政权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谯周始终是新政权最忠实、热切的拥戴者。《三国志》对此作了明确无误的凿凿记载——

刘备称帝之前，益州各界上书言符瑞与图谶者多达八百余人，其中便有谯周。见之于《先主传》：“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故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莋、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

——40多年后认为天命在魏的杜琼，他的名字当时也出现在先主即位的劝进表里。

谯周等大批益州士人纷纷苦心孤诣地为刘备称帝提供符瑞和图谶等天命依据，他们真正期望的是蜀汉政权能够在刘备领导下通过“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实现平定天下的政治夙愿，推动大汉帝国的第三次复兴。

出于这种政治理想和信念，谯周本人对诸葛亮推动的北伐事业表现出高度认同、投入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公元234年，当他听说诸葛亮在前线去世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地奔赴北伐前线进行悼唁，《三国志》载：“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公元247年，谯周痛感天子贪图享乐、对于汉室复兴事业有所荒怠，便奋然上谏。

在这篇呈递天子的疏文里，谯周客观分析了蜀汉政治当时面临的形势：“先帝之志，堂构未成，”直言不讳地指责天子：“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然后建议天子：“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谯周的这篇《上谏后主疏》旁征博引、言辞犀利、情真意切、诚动天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焦虑和忧患充分无遗地体现了谯周本人情系蜀汉、心忧天下、衷心期待汉室重新复兴的赤诚情怀。

杜琼本人去世于公元250年，因此可以把他与谯周谈论蜀汉时政的时间大致定于公元249年。从两人交谈的语气分析，此时为谯周思想感情发生重大转变的开始——当杜琼说出天命在魏这番话时，谯周一定是面露惊诧之色：“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

此后，谯周据此进一步阐述政治观点：先主名备、即是具备，后主名禅、就是禅让，二者联系起来，就是（蜀汉政权）具备了禅让于魏政治宿命……基于这种认识，谯周奋然写就《仇国论》（全文略）……

再接下来，便是谯周对于蜀汉政权的愤然咀咒：“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时为公元前262年。 所谓“众而大”，“众”就是曹魏的“曹”，“大”就是曹魏的“魏”。翻译成现在的话——

“(巍峨曹魏)高大壮美；(巴蜀大地)民众归心；(伪蜀政权)天命授人；(苟延残喘)何必复续？”——伟大的魏国啊，您是如此的高尚巍峨，巴蜀民众无不翘首盼望归心于您！偏安于益州的伪汉政权，你既已到了覆灭边缘，何必假冒天命而苟延残喘？就让这可耻一切快快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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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作为纪传体史书，对不同人物各自表述，虽则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却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历史事件间的逻辑关系。分析各个历史事件都需要把各个相关人物的相关记载逐一罗列、比照，然后归纳梳理方可看出事情的全貌。

按照《三国志》里的记载，到蜀汉后期，谯周在《仇国论》里提出的观点当时已经弥漫于蜀汉朝堂和军方高层：大将张翼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名将廖化提出：“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所有这些政治见解无不源自于《仇国论》。

值得注意的是，到蜀汉后期，坚持反战的决不只是益州士人，而是涵盖了蜀汉朝堂的几乎所有方面、各个阶层，包括荆州方面的几乎所有大佬级人物：诸葛瞻、廖化、樊建、董阙等。

反过来说，益州本土士人中也不是个个主张投降、期盼北方政权前来“解放”，而是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仍然有人忠勇抗击、血战到底，像黄崇、柳隐……

蜀汉政权的最终覆亡，是理想与信念的全线崩塌，而无关于地域、无关于派系、无关于阶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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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后期的政治生态，与刘备、诸葛亮时代的昂扬进取形成了强烈对比——蜀汉政权的特异之处，是从其肇始、草创到建国、鼎盛，始终张扬着一种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直击心灵的理想主义光芒。

刘备本人既有圣教徒般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虔城执着，又有亡命徒般骠悍强大的心灵坚持，他的他的追随者屡屡在走投无路、几近毁灭时而仍能保持着超级旺盛激昂的进取意志，历经千挫百折、离散复离而始终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终于在九死一生之后达到相对其身世、环境而言的人生至高点。

一个屡败屡战、不屈不挠、愈挫愈奋并最终初成基业的团队，到了后期转而全线颓丧、投降主义盛行，蜀汉政权这种极其诡异的政治演变，初始于诸葛亮身后的两位继任者——蒋琬、费祎在施政期间治国战略的改变。在从激进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北伐战略回归于现实主义过程中，执政者对于“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基本政治纲领高举轻放，遂使“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原则几被淡忘，“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政治理想渐行渐远，最终变成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繁文褥节,蜀汉政权最终走向得过且过、割据偏安的政治异化，所谓：“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

理想信念的完全消解，使维系蜀汉政权内部精诚团结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谯周于公元249年与杜琼的交谈中态度终于开始转变，他在最后关头劝降后主，终于抽掉了维系政权存在的最后一根稻草。

重读《谯周传》，体味谯周在《上谏后主疏》里流露出的拳拳赤子之心：“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再联想到谯周劝降时的凿凿之言：“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不禁喟然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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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史料，蜀汉后期的好多事情荒诞得令人吃惊。

据《三国志杜琼传》记载：后宦人黄皓弄权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伟大的曹魏政权啊，快快过来解放我们吧！可耻的蜀汉伪政权啊，尽快毁灭吧……

那么，站在公元262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北方曹魏政权内部发生了什么？

十三年前，随着高平陵事变发生，曹家皇室名存实亡；

九年前，北方再次政变（未遂），中书令李丰和张皇后的父亲张缉等人图谋废掉司马师。事情败露，均被灭族。司马师因此废掉皇帝曹芳，拥立高贵乡公曹髦继位；

五年前，诸葛诞在淮南叛乱（ “淮南三叛”的第三叛）。司马昭为了防止中枢生变，挟持小皇帝曹髦和郭太后同行平叛，双方用兵四十万；

两年前，小皇帝曹髦起兵“造反”，暴发了三国史上最伦乱纲常、骇人听闻的成济弑君事件……

这实在是再诡异不过的事情：北方政权连皇帝都杀了，而同期的蜀汉政权，依然完好无损地保持着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君臣上下，尊卑有序——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封建糟粕，但这曾经是维持古代社会平稳运行最基本也是最先进的文化礼仪和政治制度。当时，姜维因此憎恶黄皓，启奏后主试图除掉他。后主说：“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皇帝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让姜维“惧于失言，逊辞而出”。联想到姜维当时统领重兵、大权在握，而在皇帝面前竟然如此局促畏惧——这不是古代士大夫心目中最完美、最和谐的君臣社会吗？

那么谯周又何至于如此痛恨秩序尚存的蜀汉政权，而崇拜当时在政治上实已腐烂到底的北方曹魏，甚至在对方出现弑杀皇帝的惊天巨变之后依然大唱赞歌、倾情拥戴、心向往之？

其实，就在谯周对北方的曹魏政权大加赞美之时，曹魏权臣司马昭已经开启了禅让之谋，所谓封公、加九锡，封王、加殊礼（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是史上只有王莽、曹操父子才会做的事。司马昭只是因为死得太早，再加之出现皇帝”造反“、成济弑君，禅让一事被迫推迟而最终由他的儿子司马炎完成。

再往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空前绝后地陷入超长时间和超大规模、惨绝人寰的集团自杀、他杀和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