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书信是否可以认定毛文龙通敌？ 第1页

谢邀，答案是毛文龙并没有通敌。

毛文龙与皇太极的通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天启七年底到崇祯元年五月，第二阶段则是崇祯元年下半年至崇祯二年初，中间以“绑使事件”，即毛文龙将后金使者阔科绑送北京为分界。

在第一阶段中，毛文龙以“议和”为名，与后金进行通信。但据毛文龙自己所说，他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哄骗后金方面的大臣，好将其绑送北京。其最开始的目标是想诱捕后金中精通汉文的达海以及皇太极之子豪格，但后金不肯派此二人前来，而一直派一个叫阔科的人担任使者。因此，最后毛文龙只好将阔科抓了起来，送到北京邀功。

如果仔细考证的话，毛文龙的塘报里虽然有一些细节不实，但大体而言，他的说法还是成立的。只有一点需要稍微讨论下，因为关于阔科事件，后来毛文龙又向皇太极编造了一套说法，有人根据这一套说辞，认为阔科并非毛文龙主动抓捕，而是“误入”户部在皮岛之船，被意外绑送北京。

但只要稍微考证一下，就能知道这种说法不可能成立。因为第一，根据朝鲜方的记载（如《乱中杂录》），阔科被抓和马通事被杀并不在皮岛，而发生在大陆上的麟山，毛文龙是在麟山先抓了阔科，再把他用船送到皮岛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在皮岛上“误入”什么户部之船。第二，阔科是五月初四到初六之间被抓的，而毛文龙在四月二十八、五月初一等塘报中已经反复提到后金派人来谈款，自己将设计诱捕对方云云，因此这不可能是一次意外事件。第三，如果毛文龙是私自与后金讲和，然后使者意外被户部抓捕送到北京，这肯定会在朝廷上引起轩然大波。毛文龙所谓误入的“户部船”就是当时在皮岛点兵的户部饷臣黄中色，他因为仅仅在皮岛点出了三万六的兵额，和毛文龙关系闹得很僵，毛文龙甚至在上疏中骂他“昧良心”。如果是黄中色意外抓到了阔科，送到朝廷，岂有不弹劾举报毛文龙之理？当时毛文龙在朝中的处境相当不妙，很多人对其进行攻击，登莱总兵杨国栋甚至说毛文龙有“十大罪”。但是，从史料来看，却没有任何人因阔科事件而弹劾毛文龙。

阔科被抓事件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流行的时事小说里都提到了这件事，如《辽海丹忠录》、《近报丛谭平虏传》等等。这些小说的立场有挺毛的，有反毛的，但都一致认为阔科是毛文龙所绑献，从未有人提出过毛文龙私自议和，使者不慎暴露被抓这样的说法。因此，显然明朝方面认可阔科是毛文龙主动绑献的，所谓“意外被抓”完全站不住脚。

综上所述，在第一阶段里，毛文龙的“议和”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诱捕后金大臣，同时他也把这一事件报告给了明朝政府，自然谈不上通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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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争议的是第二阶段。绑使事件发生后，毛文龙与后金的通信中断了数月，但毛文龙随后又主动给后金写信，试图恢复往来。在这一阶段的信件中，毛文龙提出著名的“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等说法，似乎从单纯的“议和”转为“投降”或者“独立”。这是否能说明毛文龙已经通敌谋叛了呢？其实如果考证各种史料，可以发现这仍然是毛文龙对后金耍弄的一种手段。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是皮岛众人和后金之间的通信不少，而且很多都是虚与委蛇，互相反间，因此各种信件真真假假，绝不能单单只看内容本身就得出结论，而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和第三方的旁证来分析。好比我在另外一个答案里提到过的，从后金逃到皮岛的刘兴祚也一直在和皇太极通信，称“尔率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又称“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若只看信件内容，那刘兴祚显然就是一个后金派来的卧底，但实际上刘兴祚后来战死沙场，相当忠于明朝，可见上述“卧底”的言论只是用来欺骗皇太极的，不可全信。同样，另一名叫做王子登的人也在通信里称自己是后金的卧底，是帮皇太极牵线搭桥，劝降毛文龙的。但若仔细分析，王子登的言辞也有很多不实之处，这些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毛文龙之书也是如此。

前面说了，毛文龙在崇祯元年五月主动把后金的使者阔科绑送北京邀功。在抓捕阔科之后，他立刻就给皇太极去了一封信，谎称阔科是误入户部之船，这才被抓，整件事跟他毛文龙没有关系。显然，毛文龙此信的用意在于撇清自己，好留下与后金继续往来的余地。从中可以看出，毛文龙在诱捕阔科的同时，已经计划好要维持与后金的通信来往，而并非后来才萌生的念头。

为什么毛文龙要保持与后金的通信？可能是他想要继续诱捕对方的大臣，或者借此窥探后金国内的情况。但是很明显，阔科被抓之后，皇太极不可能再轻易地信任毛文龙，重提“讲和”的路子肯定行不通了。为了维持通信往来，毛文龙只能采取更加激进的欺骗手段，也就是谎称自己想要叛变，还提出要和后金“两面夹攻”山海关和山东的计划。这种路数在文官看来肯定属于胆大妄为，但是对于皮岛众人来说却不是什么稀奇事。毛文龙手下的刘兴祚、王子登等人在与后金的通信中，也是一再声明自己是后金的卧底，愿做内应，为皇太极效力云云。然而其中很多都是反间和敷衍之语，有多少真实性很难说。

为什么说毛文龙在第二阶段的通信并非真心投降，而只是玩弄反间的手段？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详细论述：

第一，毛文龙将此次通信的情况报告了朝廷。

很多人以为第二阶段的通信，毛文龙完全是背着朝廷私下进行的，其实并不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明廷发下了一份敕谕，指示相关善后事宜。这份敕谕在《崇祯长编》中有一个简略版，其完整版则见于《国榷》和朝鲜的《李朝实录》。其中称毛文龙“屡奉移镇明旨，肆慢罔闻；奏进招降伪书，辞旨骄悖”。请注意，这里提到毛文龙曾经奏进皇太极的“招降伪书”。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毛文龙与后金第一阶段的通信，是以“议和”、“求款”的名义进行的，并没有“招降”的说法，因此，所谓“招降伪书”，必然是第二阶段通信开始之后，皇太极给毛文龙的书信。《明清档案存真》中毛文龙最后一书，其中提到“今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暗暗喜悦”，可能就是这一封皇太极的来信，被毛文龙上交给了朝廷。

不管怎么样，毛文龙既然主动把皇太极的招降书奏进朝廷，自然不可能是真心投降，而且肯定也向朝廷解释过自己“诈降”的前因后果。不过，为了避免文官的攻击，这些文字很可能是以密疏的形式上奏朝廷，因此并没有抄传在外，也没有收入《东江塘报疏揭节抄》之类的集子。所以，毛文龙具体是如何向朝廷解释此次通信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明显，朝廷并不认为毛文龙在通信过程中有什么叛逆行为。虽然在上面的敕谕中，它把“招降伪书”当作毛文龙的罪状之一，但原因说得很明白，是因为其内容“辞旨骄悖”，从未说毛文龙真的投降通敌。敕谕后面写得更清楚，毛文龙“逆节尚未及发”，说明朝廷了解毛文龙的此番通信，但并不认为毛文龙已经做出了什么叛逆的举动。

顺便提一个细节，在第二阶段的通信中，毛文龙特地在书信里盖上了“平辽大将军”的印章，这是第一阶段通信中没有的。为何要加盖这样一个印章，显然是为了取信对方。但奇怪的是，毛文龙所盖的却不是自己的官印。按，毛文龙的官方印信叫做“征虏前将军印”，按明朝统一格式，为银钮柳叶篆，这才是后金蒙古等部落熟悉的印信。如果毛文龙真心向后金投降，为何偏偏不盖一个官方的印信，却要盖一个不知所谓的“平辽大将军”？显然，这是因为毛文龙将通信过程上报了朝廷，对于朝廷来说，毛文龙个人在信件里面有诈降的字句尚能容忍，但用官方印信来加以确认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毛文龙也知道，不能用官方的印章盖在诈降的书信之上。若他是暗地里私自与后金议降，根本就不会有这种顾虑。

第二，从刘兴祚、袁崇焕等人的表现来看，他们并不认为毛文龙是真的要投降。

我们知道，刘兴祚是从后金处逃到皮岛的人。皇太极对他相当重视，在与毛文龙第二阶段的通信中，一直强调要毛文龙先“交还诸申”，才考虑往来。所谓交还诸申，就是要毛文龙送回刘兴祚兄弟一干人，毛文龙自然是不肯，称“你若是真要他弟兄们，待你我事成之后，我送与你去不得么”。可见，刘兴祚等人在毛文龙与皇太极的谈判中，是一项举足轻重的筹码。

按常理，若毛文龙是真心想要投降，那么，他显然第一个就应该瞒着刘兴祚。因为刘兴祚是忠于明朝而逃来，肯定不想再被送回后金处。若是被其知晓毛文龙与皇太极在谈论投降事宜，而且还拿自己当作筹码，说不定会做出何种举动。

但神奇的是，刘兴祚却对毛文龙和后金的通信了如指掌，在他本人写给皇太极的信中，连皇太极对毛文龙说过什么话都一清二楚。这里面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刘兴祚有很强的侦查能力，自己搞清楚了毛文龙投降的全过程。按他的说法，因为觉得毛文龙“欲降之心，半真半假”，所以他向袁崇焕密报毛文龙将要叛变之事，并因此杀了毛文龙。

但是，这种推测明显站不住脚。因为如果刘兴祚真的自行侦查到了毛文龙要投降的举动，并因此密告袁崇焕，那么，袁崇焕在杀毛文龙的时候，岂能不把这条拿出来，作为第一大罪状？然而我们知道，袁崇焕列举的毛文龙十二大罪状中并无向后金投降这一条，所以这是明显的矛盾。

更加靠谱的推测是，因为毛文龙与后金的通信只是一种诈降的手段，且早已报告朝廷，因此他也没有理由瞒着刘兴祚等人，袁崇焕自然也更不可能以此当作毛文龙的罪状。除此之外，很难有说得通的解释。

第三，朝鲜的记录可以证明毛文龙是在存心玩反间手段。

毛文龙和后金在第二阶段的来往，朝鲜方面了解得非常清楚，其记录详见于《承政院日记》、《乱中杂录》、《燃藜室记述》等文献。朝鲜人一向憎恨毛文龙，但对此事却几乎异口同声，都认为毛文龙并非是真的要投降后金。

这其中有几个可疑点。首先，若毛文龙真心想要投降后金，其往来商议必然是秘密进行的，而且应该局限于几个心腹之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毛文龙派往后金的使团多达32人，且大张声势，完全不避朝鲜的耳目。《燃藜室记述》对此的评论是“文龙见我国与虏和，心恐，每遣差官持礼段往虏中，盖示自与虏通，我国不得为间，皆非实也”。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情，详见《燃藜室记述》中“毛文龙诛死”一节。简单来说，毛文龙的使者和朝鲜的昌城路时府使南宫戭很熟，每次路过之时，都会把毛文龙给后金的书信拆开来给南宫戭看，其中都是“与虏讲和亲密之语”。南宫戭把相关情况上报朝鲜朝廷，得到奖赏。后来毛文龙的使者知道了，大怒，骂道：“我与尔亲密，无异兄弟，故出示文书。汝何归泄于人乎？此语若入椴岛，则我必坐死。”

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南宫戭情急之下，对该使者一番掏心掏肺，于是该使者瞬间便原谅了他，而且居然又把毛文龙给后金的信拆开给南宫戭看了，南宫戭也是不负所托，又把内容抄下来，并上报给了朝廷的监司金时让。然而这件事情太不符合情理，连金时让也不敢相信，认为必无此理，表示“此必有簸扬之术，安知无倪汝听之事乎？”

所谓倪汝听之事，是朝鲜之前搞出来的一个大乌龙。说的是天启五年底，姜曰广等人出使朝鲜并顺带点阅皮岛之兵。这时有一个叫倪汝听的向朝鲜人报告，说毛文龙不愿接受朝廷点兵，马上就要叛变了。朝鲜信以为真，大肆宣扬，并告诉了姜曰广等人，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朝鲜人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找了一个借口，说倪汝听实际上是毛文龙的间谍，存心散布毛文龙要反叛的消息来反间自己。金时让认为毛文龙的使者故意把与后金的通信泄露给自己，是在重复当年倪汝听的伎俩。

更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个使者居然还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毛文龙本人了。崇祯二年四月，朝鲜使者洪靌前往皮岛，毛文龙就讽刺他，说“汝国近日又有赵时俊之事也”。按，赵时俊就是当年向朝鲜报告倪汝听情报的人，毛文龙借这件事来嘲讽南宫戭。朝鲜被嘲讽之后，觉得很没面子，最后把南宫戭杖打了一顿，将其贬黜。

简单地总结一下，就是毛文龙与后金第二阶段的通信，虽然讨论的是“投降”这样的机密事宜，却大张旗鼓，毫不规避朝鲜方面，甚至还故意将其内容泄露给朝鲜人。朝鲜向来是最讨厌毛文龙的，这次也不敢相信毛是真的要投降后金，一致认为这是毛文龙的反间之计。

第四，后金方面也不相信毛文龙是真的要投降。

我们都知道，皇太极在招降明将这方面，气量可谓极其宏大，从后来招降祖大寿、洪承畴等人的事迹中都可见一斑。但皇太极始终不相信毛文龙是真的要投降，一直认为他是要继续哄骗自己这边的大臣。甚至到后来招降刘兴治的时候，他还反复强调因为当年毛文龙诱骗后金的使者，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皮岛送信（见《史料丛刊》）。因此，哪怕毛文龙开出了“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这样的条件，皇太极一直反应冷淡。以皇太极的见识，毛文龙“投降”之说应该是相当不可靠。

再看后金方面其他人的意见。崇祯元年底，龙骨大（英俄尔岱）对朝鲜使臣就说过：“与毛相通果有之……彼欲觇我，我欲觇彼，以相通也”（《李朝实录》）。此时即毛文龙与后金通信的第二阶段，可见后金方面也不傻，并不认为毛文龙真是来投降的，而是认为“彼欲觇我”，即毛文龙派遣使臣主要是为了探听情报。又据《乱中杂录》，豪格在提到毛文龙时切齿痛恨，甚至“以杖击棂”，按毛的说法，他与后金议和一开始就是想要诱捕豪格，想必豪格知道后，对此也是心有余悸。

第五，毛文龙所谓“叛变”缺乏动机。

我们知道，毛文龙绑送阔科是在崇祯元年五月，此时他显然并没有叛变的想法，否则抓捕后金的使者岂不是自绝投奔之路？而到崇祯元年九月，毛文龙就送出了那封写着“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信，开始了与后金第二阶段的往来。如果我们认为之后的毛文龙是真心投降，那就需要解释，在崇祯元年五月到九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毛文龙发生了如此转变？

然而事实上，在此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毛文龙最关心的问题有两点，一是东江是否需要移镇上岸，这个动议在崇祯元年四月已被否决，称“东江一旅，未可轻撤”（《崇祯长编》），因此不可能是毛文龙反叛的动机。另外一点是东江镇的粮饷，此时朝廷派人在皮岛点兵，但还未做出最终的决定，所以毛文龙也没有理由因此突然叛变。实际上，在五月到九月期间，只有杨国栋曾弹劾毛文龙，说他有十大罪，然而朝廷对此的批复是“不报”，可谓相当包庇毛文龙了。因此，说毛文龙在此期间突然改变主意要叛变，实难理解其动机所在。

毛文龙真正的危机，实际上出现在崇祯二年三月之后，当时皮岛海冻解开，接到北京的邸报，毛文龙立即发现袁崇焕已经把东江饷道改为经过觉华，使得商人无法直接前来皮岛。不久又得知户部已将东江的折色饷银减半，而且还把去年多发的粮从今年的额份里扣除。这些消息才是真正的晴天霹雳，如果说毛文龙要叛变，这才是真正有理由叛变的时候。

然而实际上，在崇祯二年三月之后，毛与后金的通信却反而停止了。毛文龙明确地拒绝了皇太极要求送还诸申的条件，甚至说出“是必与我为敌……又何惧哉”这样决断的话。从此之后，双方的通信往来结束。

因此，从动机来看，毛文龙在崇祯元年五月后毫无来由地决定要投降后金，而崇祯二年三月，当真正的坏消息来临之后，他反而不再跟后金联系，这完全是说不通的。只能认为毛文龙所谓的“投降”并非真心，仅仅只是一种手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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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顺便再说说这个问题上两个常见的误解。

有人认为，袁崇焕杀毛之后，朝廷在回复其题本中提到毛文龙“通夷有迹”，这说明朝廷知道毛文龙和后金通信，并认为他通敌叛变。

但实际上，对明朝公文稍微熟悉一点的人都知道，圣旨的批复基本上是和原题本内容一一对应的，相当于对于原题本的一一确认，不会自己凭空去说一件事情。这里的“通夷有迹”很明显是对应于袁题本中“皮岛自开马市，私通外夷”一段，说的是开马市的事情，跟毛与后金的通信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还有人认为，毛文龙曾两次前往登州劫掠，难道不能说明他存心叛变？

实际上，所谓两次“劫掠登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毛文龙第一次到登州是在崇祯元年八月，按毛的说法，他于七月十五听说后金可能攻击关宁，于是点兵出海，不料在海上遭遇狂风，于是大小船只被纷纷吹散，毛文龙本人飘流到酆都县地方。登莱巡抚孙国桢，道臣王廷试等将他接到登州府中接待，住一日后便又出海而去。

毛文龙的这次出兵规模很大，在朝鲜人的记录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可谓万目共见，没有什么作假的理由。除了毛文龙本人外，他的其他部队也因风飘散各处，甚至有漂到桑岛的，损失不小，这也不可能存心做假。因此，毛文龙第一次飘到登州，纯属意外事件，而且他在当地住了一天就走了，当然也没有“劫掠”过。

毛文龙第二次到登州是在崇祯二年三月，目的是为了讨饷。很多人说毛文龙此次“劫掠”登莱，依据大多是来自御史毛九华的弹劾奏章，其中提到“即不谓文龙此时遂破历下以开巷，攻祝阿以发迹，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北顾登莱一带，首遭其屠戮矣”。（按，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东江遗事》点校本写作“圯顾”，但这两个字文义不通，查原书，“圯”字显然是“北”字之误，这是现代点校者的疏忽）

只要稍微认真地读一读这份奏章就知道，毛九华所说的“即不谓”是一种假设语气，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不顺从毛文龙的心意（讨饷）的话，就算毛文龙不去攻打济南，像刘邦在芒砀山起义那样，将其作为造反的根基。只要他去攻打南边的临淄、即墨，如果那样的话，北面的登莱一带就会首先遭到屠戮了（因为毛九华是登莱人，所以他特地这样说）。

把这种假设性的文字当做毛文龙劫掠登莱的实证，自然是很可笑的。事实上，毛九华的奏疏中写得很明白，毛文龙本人一直呆在庙岛上，根本没有上岸，只是派了几个士兵，把登莱道王廷试请到庙岛上商议。对比毛文龙自己的奏疏，其中称“臣不得已而驾数艘坐于庙岛，专候皇上敕下，请春夏二季粮饷”，说法是一样的。所以说，毛九华的奏疏本身就可以证明毛文龙并未“劫掠”。至于刘兴祚对皇太极说毛文龙曾经在山东劫掠，这和他文中其他部分一样，本就真真假假，无法作为确证。如果毛文龙真的曾经劫掠山东，那是公开造反，恐怕早就被弹劾的奏疏淹没了，朝廷也不可能说他“逆节尚未及发”。总之，毛文龙两次到登莱，一是因风飘散，二是到庙岛讨饷，并没有发生过存心劫掠的事情。

综上所述，所谓毛文龙“投降”之说并不靠谱。在当时，明朝朝廷并不相信，后金方面并不相信，朝鲜人并不相信，刘兴祚、甚至袁崇焕本人都并不相信。不料到今天，却成为很多人认定的事实，也算是很有意思了。

这种书信往来算不了通敌。

孟森对这些通敌信也有评语，“此为文龙约为降满洲之机密，文理之难通，字体之谬误，具见武人亲笔，但其词气倨傲，绝不似投降口吻。所云待遇之道，不愿如佟李之连姻受爵，亦不愿如蒙古贝勒之种种礼遇……当是互相玩弄，非有意于归降也”。

佟不过是辽东世族之一，李永芳投降时不过是一游击，以毛文龙在明朝镇守总兵官的地位，投降后金与李永芳等同列岂不是自降身份，蒙古诸贝勒们的地位还不见得比佟李高。崇祯元年这个时间点上，当时没有人会认为后金能入主中原，连皇太极自己都不信只追求裂土与明朝结为兄弟之国罢了。

在明朝地位较低的人才有投降后金博出路的动机，如范文程，投靠后金时不过一生员。毛文龙一个位列一品武将的人物，会自甘降低身份去给奴酋做小弟？

除非毛文龙具有识人之能，掐指一算，后金将在十几年后入主中原，现在加入可以利益最大化。但是我可不认为毛文龙能具备这种眼光和这种能力，太抬举毛文龙了。

至于后来的洪承畴，吴三桂祖大寿之流也是被迫不得已，形势所逼而已。

皇太极自然也不可能答应与毛文龙平起平坐的条件，除非他脑子秀逗。他能给出的最高待遇也不过是李佟之流了。

皇太极与毛文龙之间连投降通敌的待遇问题都不具备谈拢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