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少数民族抗清起义吗？ 第1页

1648年3月，甘肃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率领回汉官兵发动反清起义，击毙清朝甘肃巡抚张文衡、甘肃总兵刘良臣、凉州副总兵毛镔、肃州副总兵潘云腾、甘凉道林维造、西宁道张鹏翼等一批汉奸，以明朝的延长王为号召。甘肃各地汉回百姓群起响应，哈密的叶尔羌汗国王子土伦泰也出兵支援。至1649年1月，起义被清军镇压。

1650年3月，尚可喜、耿继茂所部清军进犯广州，世居广州的回族官兵与汉族军队一道奋起抵抗。11月，城池将破，两广总督杜永和弃城逃走，劝回兵将领羽凤麒与他同逃，羽凤麒唾之曰：“主辱臣死，正吾效命时也！”城破，羽凤麒、马承祖、撒之浮等人指挥的回兵与郭瑶、张启贤、施焜然等人指挥的汉兵一起继续进行巷战，誓死保卫广州，最终全部牺牲。羽凤麒临终前留下遗言：“凡我羽族不许食清禄，违者不昌。”羽氏一门百余人，除了战前被送走的幼子之外全部殉国。之后，清军在广州进行了惨烈的大屠杀，死者数十万。少数幸存的回民将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三位将军合葬于流花桥畔，合称为“教门三忠”。

《清实录》中提到，大西军出滇抗清时，其士兵“洞蛮为多”，李介《天香阁随笔》中记载李定国的部队中“半为罗倮傜佬”，而且“御之有法”。在李定国的指挥下，这些少数民族士兵纪律严明，驻军长沙时，“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

1659年3月，云南沦陷，攻入云南的清军多尼、罗可铎、赵布泰、吴三桂等部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连洪承畴都看不下去了。洪承畴在给清廷的报告中写道：

其迤东之云南府以及临安、曲靖、澄江、寻甸各府与迤西之楚雄、武安、姚安、大理、永昌各府，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如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抢尽，已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概行掳掠，致令军民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所存老弱残废又被捉拿吊拷烧烙，勒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呼地，莫可控诉。见今省城粮米照湖南新官仓斗每斗增价至一两三钱有余，每石价至一十三两有余；若照云南旧用大斗一石约有新仓斗二石，价至二十六两，犹无处寻买。军民饥饿，道死无虚日。其在永昌一带地方更为惨烈，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余里杳无人烟。真使贾生无从痛哭，郑图不能尽绘。职不知滇民何至如此其极也。

清军的暴行激起了云贵各族军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起兵反抗清军。水西的权时泰、贺鼎、安坤、安如鼎，马乃的龙吉兆、龙吉祥、龙吉佐，宁州的禄昌贤，新兴的王耀祖、峨禄益、王扬祖，王弄的王朔，蒙自的李日森、李世藩、李世屏，石屏的龙韬、龙飞扬，路南的秦祖根，陆凉的资拱，弥勒的昂复祖，维摩的沈应麟、沈兆麟、王承祖等人，都投入了反清活动当中。

其中最为壮烈的，是元江的傣族土司那嵩。他与明军将领高应凤、许名臣一同反抗清军。吴三桂兵临城下，要求那嵩将城内明军献出，那氏仍可为元江土司。高应凤、许名臣请求那嵩送他们出城，保全元江百姓，那嵩慨然道：“吾三人共事，岂以生死易心乎？”吴三桂见那嵩不动摇，便射书入城，威胁元江百姓绑那嵩献出，否则城破之后鸡犬不留。但元江军民不为所动，依然在那嵩的领导下坚守城池。那嵩也写了一封信射给吴三桂，封面上写着“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开拆”，信中历数吴三桂降清以来的各种罪状。吴三桂恼羞成怒，驱兵攻城，最终城破，那嵩全家自焚。

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东北的满族革命志士也在行动。沈阳的满族人组织了联合急进会响应南方的革命行动，后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镇压，凤城有满族人鲍化南和汉族人刘雍一同号召剪辫革命。吉林的革命党有萨克达庆康、佟佳庆山、赫舍里松毓等人，黑龙江的汉、满、蒙、回、鄂温克、达斡尔等族人士共同组建了黑龙江国民联合会。东北三省的革命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给清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迫使清政府放弃逃回东北的计划做出了贡献。

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 -列宁

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

清朝的民族政策在王朝前期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自乾隆中期以后，清政府日渐腐朽，社会危机逐渐加深，其民族统治政策也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反动性。

清朝在统治新疆的初期比较注重整肃吏治，但自乾隆后期吏治水平每况愈下，各族人民在清朝官吏的剥削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咸丰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日益加重，太平天国运动后，财政困难更是有增无减。1854年，清政府对甘肃和新疆等地的经费兵饷几乎无从抽拨，到了1862年经费完全断绝。

为了筹措经费，清政府新疆分府通过铸币、增税、搜刮的方式把负担全部转嫁到平民身上。新疆各族农民，尤其是南疆农民既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又要向艾米尔伯克、宗教头目及各级衙门提供无偿劳动和粮食。在各级官员和民族封建阶级的剥削下，新疆农民几乎到了难以为生的地步，因此他们不得不揭竿而起，用暴力反对压迫，争取改生存条件的改善。

1850年以后，六城农民聚众抗差、求免差徭的斗争日趋高涨。1854年，喀什噶尔罕埃里克庄农民起义，杀死附近军台兵丁；1857年，和田帕尔曼庄等多处的农民发动起义，捣毁军台3处，杀伤官兵30余人。同年阿图什铜矿也发生了矿工聚众抗差。1857年，库车农民们在买买提艾力、依布拉依木西合等人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反抗当地伯克的剥削。这场库车农民起义是新疆近代历史上爆发的第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反封建斗争，这也是1864年新疆大规模反清起义的前奏。

1864年6月，在陕甘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新疆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清运动。首先是库车维、回族群众在马隆、马三保等人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先后攻占库车、轮台，之后不到半个月内，以库车为中心，西起拜城，东至喀喇谢赫(焉耆)都掀起了起义，并从此由南而北迅速遍及天山南北各地。是年7月，乌鲁木齐回民发动起义攻占乌鲁木齐汉城。10月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中心伊犁也爆发了起义，维、回群众起兵（也有哈族牧民、汉族旗丁）攻占宁远城，宁远发难后，附近各地纷纷响应，起义者人数迅速发展到3万多人，并围攻伊犁将军府驻地惠远及满营驻地惠宁。同时在喀什、叶尔羌、和田等地也都爆发了起义。1866年初，惠远城被起义军攻占，伊犁将军明绪自杀，清政府驻伊犁兵力全部溃败，起义军完全控制了伊犁全境。至此，清朝在新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皆以被推翻，驻防官兵仅守巴里坤、哈密一带。民变发生后，清政府打算从陕甘、山西、四川等地调兵支援伊犁，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援兵不至。

伊犁起义军建立政权后，mazimzat被推选为首领，后自封苏丹，又通过会议选举选出了苏丹国的重要官员，但此时的政权领导权和革命的果实早已被封建主夺取，权利基本上被伯克、宗教人物和和桌后裔所掌握，广大农民军开始处于被动地位。在一年半里，苏丹国的领导层先后更换四次，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勾心斗角、互相残杀。封建主假借反对清朝统治的口号来牟取其本阶级的利益，争夺私人的地位，致使起义受到很大的损失。

著名诗人 molla bilal bin molla yusuf在他的名著《发生在清国土地上的战争》“Gh***t der mvlki Chin”中详细描述了起义军攻克宁远、惠远、惠宁、绥宁诸城战役的经过，反映了起义过程中经历的事件，并且揭示了起义后期夺取了领导权的上层人士和宗教头目的矛盾。（诗人曾参加1864年伊犁反清起义，1871年又同入侵伊犁河谷的沙俄侵略军兵戈相见。）

在库车，额尔什丁家族的拉失德担任起义军首领，控制库车、阿克苏、乌什、鄯善等地，自封为****坦帕迪沙。在和田，农民起义军首领hebibulla掌权建立割据政权；在叶尔羌，农民起义军首领Abdul rehman掌权建立割据政权；在喀什，农民和牧民起义军首领sidiq（柯尔克孜）掌权建立割据政权；在乌鲁木齐起义军dawut xelife（回族）掌权，后妥明自称清真王。这些割据政权互不统属，时常相互攻伐。

喀什首领斯迪克为了巩固地盘派遣回族人金相印前往浩罕国将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带回喀什，浩罕王亲自召见布素鲁克，封他为喀什汗，并责令阿古伯随同执掌一切行政权。斯迪克这一引狼入室的行为，为后来阿古柏入侵新疆埋下了伏笔。

后面的故事就是阿古柏占据喀什噶尔，赶走斯迪克，以圣裔布素鲁克之名大量招兵买马，先后侵占英吉沙、喀什满汉城、叶尔羌、诱杀艾比布拉占领和田，1867年自封为 be'dewlet xan（洪福之王），并继续率军北上，占领阿克苏、乌什，杀死拉失德和桌，占领库车，击溃所有南疆割据政权，建立“yette sheher xanliqi”七城汗国。之后于1870年，打败妥明，攻占乌鲁木齐、吐鲁番和玛纳斯，占据大半个新疆。

与此同时，1871年春，俄国派兵入侵伊犁地区，灭苏丹国，侵占伊犁全境，至此新疆绝大部分领土已沦于侵略势力的占领之下。

1864年的农民起义是由多个原因引发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及各级封建主对底层人民的沉重剥削和陕甘农民起义之后“剿洗回民”谣言的传播。

列宁说过:“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伊犁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在起义成功后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使得苏丹政权一再更替。领导权被封建伯克、宗教上层所把持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其次,伊犁起义领导人在起义初期曾利用伊教组织群众，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当斗争继续深入时，伊教就起了阻碍斗争的作用。一些宗教上层钻进起义领导集团，极力把斗争宣传为“消灭异**”，其结果就是革命斗争的阶级阵线被混淆，革命力量只局限于信仰伊教的群众之间。

这场大规模的反清运动是新疆社会阶级矛盾的总爆发，无论是七城还是伊犁的起义军，其群众基础主要是农民和城乡贫民，其行动纲领是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及官僚，虽然这次起义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缺点，但其作为一次大型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性质的运动，在当时毫无疑问是十分具有先进性的。

这场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新疆的反动统治，推动了新疆社会向前发展，冲击了伊犁等地区农村的农奴伯克制度，因此这场起义属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