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文化进入中国时，国人发生过哪些趣事？ 第1页

当然是洋妹啦！

西方妇女的服饰，言行和社会地位，都让大清国民惊异不已。

在这里，推荐一篇沉底的专栏文章

从“番妇”到“美人”：晚清国人眼中的西方女性形象 - 知乎专栏

最早时，大清以“华夷不容”，只允许来自西方的男性商人登陆做生意，妻子和女眷一律不得上岸。

……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事件，清廷明确规定：“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

但彼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要在海上航行大半年，不携带家人女眷甚不合理，而到港后只能把她们窝在船舱里，不让上岸呼吸一点大清威严的空气，洋人不高兴了，于是有了人强行把女眷带上岸

1830年10月4日，盼师携夫人和葡萄牙婢女，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坐着轿子进入商馆 …… 两广总督李鸿宾勒令“番妇”、“夷婢”（即上述两位外国女性）退回澳门，不得在广州停留。然而，不仅盼师拒绝执行命令，而且英国商人也纷纷提出抗议…… 反复叮嘱“切莫开启衅端”的原因所在。所以，李鸿宾所谓出兵驱逐，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后来，行商伍受昌出面调停，以盼师身体有恙需要人照顾为名，让两位女性暂留广州，待病好后再行离去

鸦片战争后，大清国门终还是被打开，洋妇可以光明正大的踏上大清的土地，

于是吃枣国人民被各种“震惊”了，今天我们看来非常正常的场面，在清人看来无法接受，即使对西方持开明态度的官员和文人，也对西方妇女受到尊重和礼让的社会现象也纷纷表示惊诧和不满。

夷服太觉不类……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髻。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 ……
男与女面相向，互为携持。男以一手搂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女子袒露，男则衣襟整齐……殊不雅观也

19世纪末的欧洲，争取工作和投票方面平等地位，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展开了，这在大清国官员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

“男子在道，遇见妇女则让之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妇人有外遇，虽公侯之夫人，往往舍弃其故夫，而再蘸不以为异。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古者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甚或生子不以为嫌。所以女子颇多终身不嫁者，恶其受夫之拘束也。”他（洋务派官员 薛福成 ）还对当时西方涌起的女权运动表示极力反对，认为：“妇女独立，则人不愿生子，而人类将绝，岂不大可畏哉。”

特别是发现大清国战场上打不过的英夷军官们，在家里竟然是妻管炎患者，是为痛心疾首的痛斥英夷“阴阳颠倒，有违伦常”。

…… 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情，即以暗柔其性，似更不必遇事防闲 …… 婚配皆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家事皆妻倡夫随，坐位皆妻上夫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时，夫事其妻如中国孝子之事父母，否则众訾之 …… 妻贵于夫，三纲沦矣 …… 妻可置妾控夫，尤为可笑 …… 西人不识阴阳，其立教遂不别男女，然言天既有阳而无阴，何以立教反抑男而尊女？违天而行，不亦颠倒剌谬之甚耶……女制男，阴抑阳，事事倒置 …… 女年二十有一，便纵其任意择夫，尽有屡择方配之人，不以先奸后娶为耻。青年碧玉，到处求雄；皓首孤孀，尽堪招偶，一至于斯 …… 黄懋材游历上海时，对于“番妇性骄侈，为夫者一听其意指气使，不敢稍怠”的现象十分不理解

可进步终究是进步，洋妇的正面形象在清人眼中开始萌发，不少文人赞叹“夷妇”独立有学识，进取为先，巾帼不令须眉。

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 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 ……
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等，塾规与男塾略同 …… 举止大方，无闺阁态，有须眉气 …… 心甚敬之，又且爱之 。
……女子立身端正，心地光明，有独立之精神，无服从之性质，为国舍身，为民流血，其遗迹见于历史者，不可胜数 。
欧美诸国，女学校林立于都会，女学生络绎于道途，及其卒业，或为美术家，或为哲学家，或为文豪家，或为悲剧家，或参预夫政治，或从事于侦探，或投身看护妇……

逐渐促成了清末民初，最早一波的的妇女解放思想。

然，彼时的中国，处处落于西方之下，在全民性的自卑下，对西方女性正常的敬仰，慢慢被用于对普遍国民性的贬斥，感慨今日中国之落后，男子之所学所识，不如西夷妇人

旷观欧美文明各国，男女同等，如结婚也，选举也，莫不力争平权，诚以处二十世纪新鲜空气中，不自由毋宁死也。泰西之女士，如维多 利亚之英明，罗兰夫人之豪侠，其伟绩丰功，啧啧人口 ……
寻常女子六岁未有不入学，十五岁而未有不毕业于高等者。且其普通社会，女子不通英、法、德何国之语言文字，则谓之无教育之民。今吾中国民其自思，以男子而能通无论何国之语文者，几何人哉?？日人某，数年前游学德国，以民家为居停。居停之老妪暇时与之谈，则能知德国与日本海岸线之长短与比例，如数家珍。今吾国民其又自思，以老师宿儒能知本国海岸线之长短者，几何人哉?

但有识之士，如梁启超，意识到对西方的过度崇拜，掩盖了其社会中的阶级性问题。那些与清朝文武大臣有所交往的西方妇女，恐怕也是来自西方社会对等的小部分精英群体，不能代表所有女性的社会和财富地位，妇女解放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任重道远，不可因一两家的小姐做到了通识古今，遍可宣布妇女运动已经大功告成。

美国号称尊女权，然亦表面上一佳话耳，实则纽约之妇女，其尊 严娇贵者固十之一，其穷苦下贱者乃十之九。娇贵者远非中国千金闺秀之 所得雍，下贱者亦视中国之小家碧玉寒苦倍蓰焉。以文明之地，结婚既难，而女性复多于男性数倍，故怨旷之声，洋洋盈耳，以华人之业贱工者，而中下等之西女，犹争愿嫁之，则其情形略可想矣

最后，纪念女权解放运动之百年

让我们时刻牢记，妇女能顶（打）半边天

■1840年6月2日，英军入侵，两艘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见后慌乱，时任定海总兵的张朝发却不以为然，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 坊间传闻1793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觐见乾隆时，只行深鞠躬礼而不行跪叩之礼，由此，国人得出洋人膝盖不能弯曲的定论。鸦片战争爆发后，有武将遂提出，红毛番虽擅长海战，但因其膝盖不能弯曲，定不善于陆战。两军对垒，只需用竹竿将其捅到在地，定不能翻身爬起。识见过人的林则徐则另有一番见解，1839年9月，他在上道光帝的奏折中指出“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 清末陈赣一《睇向斋闻见录》记道：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一年冬天，京城雪大如席。其子、侄辈有从欧洲游历回来者，登门探望他。世铎见面后，问道：“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听者掩口而笑，回答说：“中国与外国同在天地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世铎听罢，默然无语。

■ 旗人官员德寿曾经提出，要把各洋务学堂的算学、体操、地理三门功课全部取消，理由是：“算学可删，因做官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让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

■ 军机大臣王文韶素称顽固，当时的日斯巴尼（即西班牙，由西班牙语Espania音译）遣使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外务部将此事呈报给军机处，王文韶听后大怒：“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军机处某章京说：“日斯巴尼亚就是欧洲的西班牙国，并非亚洲的日本国。”王文韶又板起脸来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日本鬼子有求于我国，恐怕我不答应而故意改个国名蒙混呢？即使按你说的那样，西班牙又称为日斯巴尼亚， 可以一国两名，安知日本就不能一国两名呢！”

■ 李伯元《南亭笔记》记道：主持戊戌六君子之狱的赵舒翘深恨洋务，有如仇敌。一次与幕友闲谈，幕友谈及“檀香山”三字，赵问：“山在何处？”幕友将愚就愚，打着官腔说：“这山在西藏，为着西藏人好佛，这山上净长檀香，给人家敬佛。”赵舒翘无言以对。

■1841年5月，奕山战败，却在奏折中虚报战事大捷，而且语句离奇有如神话：“当观音山火药库中弹起火时，忽见一位白衣女神，展袖扑火，顷刻熄灭之。英军炮火猛攻之时，天忽降倾盆大雨，浇哑了英军大炮。”在奏折的后半部分，奕山说：“现在海氛既熄，省城安堵，虽文武同心，亦神明之默助，此皆仰赖圣主洪福，德威远播，上邀天佑，百神效灵。奴才等及军民无不共深感戴。为此不揣冒昧，恭请御书匾额，供奉山巅，以彰神祝等因。”不久，道光皇帝果然如其所愿，赐了一道御匾下来，让他脸上大大贴了一次金。

■1841年3月中旬，英军进攻广州。清军炮台守将与英军密商，说：“你不放炮，我也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空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各自走掉。”

■1841年底，闽浙沿海告急，皇族出身的“扬威将军”奕经领命反击，奕经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唯独对天意深信不疑。于是他到西湖关帝庙求签，签文有“虎头人”语。奕经认定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兵能获全胜，于是决定在1842年3月10日4时进攻。又任命属虎的总兵段永福为大将，硬是凑足了“五虎”。奕经将此次气派的反攻称作“五虎扑羊”之计，“羊”就是洋人，而羊自然是斗不过虎的，更何况是“五虎扑羊”，为使“虎头人”说应验，奕经还让士兵戴上虎皮帽。但时浙江冬雪，不便作战，加上奕经兴师动众选择吉日，导致信息外泄，英军设伏以待，灭清军五六百人。战后，英人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颇感奇怪地记载道：“他们的帽子具有一种特别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背后。”

■中原大战期间，中央军出动空军助战，西北军惊恐万状。冯玉祥为安定军心，便将部队集合起来训话。冯问众人：“空中飞机多还是乌鸦多？”众人答：“乌鸦多。”冯再问：“然则乌鸦拉屎时掉到你们头上没有？”众人异口同声：“没有。”冯于是说：“所以嘛，飞机投弹时，能命中的机会就更少了，大家不必害怕。” 次日空军来袭，大家均不躲避，结果伤亡惨重。总指挥樊钟秀也遭炸死。

■1841年，杨芳作为参赞大臣赴广州防剿英军，看到英军炮火几乎炮炮皆准，认为其中定有邪术，于是想出一条“以邪破邪”的妙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竹排之上，以抵抗英军进攻，结果惨败。时人写诗嘲讽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两广总督叶名琛自信有法术护体，竟使出了“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绝招，结果被英军掳走，客死于加尔各答。这种迷信思维甚至左右了后来清廷的建军思路，比如成立“虎神营”，装备了先进火器，取意为以虎驱羊（洋），以神克鬼，专门对付“洋鬼子”，虽然讨了口彩，可实战效果却不佳。

■1865年8月，英商杜兰德在大清天子脚下的宣武门外，铺设了一条长约半公里的“展览铁路”，“以小汽车行驶其上，其迅疾如飞”，时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这样“展览”的结果，不但未引起人们的兴趣，反而适得其反，受到群起反对，最后由步军统令衙门“饬令拆卸”。

■1866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上海黄浦江地方，洋商起货不便，请由海口至该处，于各商业经租就之地，创修铁路一条，计三十里，由外国捐资，不必中国相助。”但总理衙门用“开筑铁路，妨碍多端”为由，将阿礼国的请求原单驳回。1872年，美国驻沪副领事布拉特福发起组织“吴淞道路公司”，诡称要建筑一条“寻常马路”。上海道台沈秉成不知这是洋人布下的圈套，便稀里糊涂地应允了。1876年,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吴淞铁路”在上海诞生，沈秉成得知真相后恼羞成怒，上报总理衙门。在清廷“保我中国自主之权”之名干预下，这条铁路仅运营了一年就被官府拨出官帑28万5千两从英商手中收回，此前一再声明要“收回自办”的清政府在拿回吴淞铁路的主权之后，却出人意料地将它全部拆除，拆卸下来的材料被运至台湾海滩上，此后无人过问，枕木渐被白蚁蛀空，机件和路轨生锈，车厢慢慢朽烂。花费一年多建成的吴淞铁路在短短两个月内变成了吴淞“马路”。北河南路上的铁轨和火轮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1874年，李鸿章上奏清廷，提出建设铁路的好处。他在奏折中说：“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遭到朝中反对派的抵制，他们的理由是：“开铁路，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1880年12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向清廷上《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请求试办铁路。有个叫周德润的御史极度排斥，向朝廷进言指责道：“铁路之说，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这位周御史的理由是：“古圣人剖木头造木舟，用墨斗造马车，这是圣人的先见之明，周公造指南者，诸葛亮木牛流马，都是小借发明之力，没有穷尽机械功效，本意是留有余地，使得人民有所劳、有所养，西方各国的过度开发机器，是奇技淫巧，每多一台机器就有一百个老百姓失业，天朝绝不能采用。”

■1881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通车，并使用了中国制造的第一台机车头——“龙号”蒸汽机车头。通车没多久，清廷便以“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为由，下令禁止使用机车头，换之以驴马拖载，时人称为“马车铁路”。

■郭嵩焘是清朝首任出使西洋的钦差大臣，也是首任驻英法公使，当时的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朝中守旧势力对他极为敌视，曾流传一幅诋毁他的对联指责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处的“鬼”指的自然是洋鬼子。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1876年，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何金寿、王文韶、景廉等权贵的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最终，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事后，副手刘锡鸿旋即与其划清界限，弹劾“三大罪”：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蛮夷头领居然站起来。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装逼听音乐还拿音乐单。

1879年5月5日，郁郁不得志的郭嵩焘称病乞休，归隐乡里，他乘小火轮回湖南老家，乡亲皆未见过轮船，见此大哗，随后召开宗族大会，认为他“勾通洋人”，严厉声讨，并将船焚毁。郭自始至终不敢置辩一言。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汉奸的唾骂声中去世。死后清廷拒绝了为其赐谥立传的请求。

1900年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之际,，刑部郎中左绍佐又揪出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1876年，郭嵩焘赴英担任公使。启程前，当时的大儒王闿运嘱托他用孔子、老子的政治思想，规劝英国“走上正道”——“该国海岛荒远，自禹墨之后，更无一经书文儒照耀其地。……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人世之大法，与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无所施，船无往来，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则诚不虚此行。”

■为了让慈禧支持铁路建设，1888年，李鸿章在中南海内，策划修建了一条由法国人全额出资赞助的，长为1500米的微型铁路，与之配套的还有一台小火车头 和六节小车厢。慈禧大开眼界，开始支持铁路修建。但慈禧害怕机车鸣笛“吼叫”会破坏宫城气脉，所以小火轮车一度不用机车牵引，而是“每车以内监四人贯绳曳之”。每次行驶，都有许多太监手执黄缎幡旗在黄帷车前的铁轨两旁，列队导引。

■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雅典召开，曾给清廷邀请函，但满朝文武皆不知“体育”为何物而未予理会。

■1859年，法国钦差回国后，曾经寄送给清廷一部电报机作为礼品。然而恭亲王奕却“以为无用相却”，又送还给人家。

■1863年，英、法公使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但清廷对此毫无兴趣。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这玩意儿“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甚至有谣言说那一根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然后顺着线传到英吉利、法兰西，供洋人吸食。并说洋人食地气，如我民之吸鸦片，是上瘾的。

■康有为主张创造“大同世界”，然康圣人第一次见到黑人时，却被惊得目瞪口呆。晚上回到住处，心中兀自起伏难平，于是提笔写道：“然黑人之身，腥不可闻……故大同之世，白人黄人，才能形状，相去不远，可以平等。其黑人之形状也，铁面银牙，斜颔若猪，直视如牛，满胸长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

■1900期间，义和团疯狂排外，对一切外来事务都持一种不容讨论的排斥态度，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行暴戾凶毒之事。除了焚教堂、杀教民之外，对洋货也是深恶痛绝，正如《天津一月记》中记载的：“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事实上，义和团在语言上有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革新”，如柴萼在《庚辛纪事》中所载：“德宗（光绪皇帝）谓之一龙，礼王（世铎）、庆王（奕劻）谓之二虎（也有说奕劻和李鸿章的），百官谓之百羊，百姓年三十以上或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二毛子，年四十以上或间接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三毛子，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洋枪谓之鬼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机关车谓之铁牛，电线谓之千里杆”，甚至连“洋”也改成右边加个“火”字，意思为“水火左右交攻”。

■辛亥革命期间，一位在欧洲和美国旅行的中国乡绅给亲戚写了如下内容的信：这些洋鬼子没法教化，无药可救。他们可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吃一口米饭，但是却吃数不清的牛羊尸体。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气味难闻的原因，他们把自己身上的味道弄得像绵羊的一样。他们每天都洗澡，希望可以去掉那令人讨厌的味道，但是去不掉。他们不把肉切成小块做熟了吃，而是很大块地、半生不熟地就端上桌子，又是拿刀切，又是拿刀砍，又是拿手撕着吃。他们吃饭离不开刀叉，这让一个文明人神经紧张，一个拿着武器吃饭的人坐在对面太让人吃惊了。他们甚至与女人同桌吃饭，而且女士优先，这真是颠倒了乾坤。

■鸦片战争之前，许多人认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而不化，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林则徐刚到广州时，断定英人不敢轻易开战，否则，中国只需禁运茶叶、大黄，英人定会大便干燥，不战而降。

(经网友提醒，此条确有误传。参见：

)

最后引用一段话：在清朝乾隆时期，出访中国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到：“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

本答案差错纰漏在所难免，欢迎诸位提供干货反驳辟谣，但不欢迎语态轻蔑甚至暴力恐吓的键盘侠。

参考资料：

《微历史：1840—1949历史现场》

《史间道：1840-1949中国历史的非常话语》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辛亥革命——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革命》

《百年黄昏：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

《离异与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