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首相有多大实权？ 第1页

你给的这段时间跨度实在太长了，真的很难回答，具体得分成好几个时期，但是主要还是以明治内阁与昭和内阁两大内阁体制为主，只有在内阁体制下的运作下，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和影响力才能够得到发挥。

首先谈谈明治时期的内阁体制。在明治维新初期，以王政复古为旗帜与口号的尊皇志士在以天皇为中心的帝国政府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复古的国粹主义政治运动，其中之一就是对于幕藩体制奔溃后、新政府所需的官职改革的问题。对此，政府最初的决策就是仿制大化改新之后所颁布的《大宝令》建立复古的官职与行政系统，在明治二年（一八六八年）定职员令，设置六省，以太政大臣为诸省之冠省，以太政大臣为统领，协调各省臣卿。这种太政大臣制在明治初年得到沿用，但是随着日本政治的稳步推进，其也显露出了两点弊端。第一是太政大臣制所代表的的复古制度在当时追求开化与自由的日本民间并不被广泛看好，其与日本的立宪主义者的理想与期望是根本冲突的，而在五条誓文之中的“广兴会议，决万事于公议”^[1]，也表明了明治维新的政治目标，因此从思想上，太政大臣制作为传统皇权政府的代表，只能维持一时，其改革是必然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从行政与现实的角度上讲，太政大臣制也有诸多弊端与不便，首当其冲就是其责任制度的不明确，各省及其臣卿之间存在的矛盾难以调节、其责任难以目前，在行政上造成了诸多事端与纠纷，而虽有太政大臣作为诸省之冠首，但是由于太政大臣羸弱的影响力与其仅仅作为公文的审批者，实际上能够制约各位臣卿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制度与中央机构来建立强大的、稳固的政治中心。在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年），以三条实美太政大臣的上奏为契机，日本的内阁制度也随之而建立起来了，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在对明治天皇的奏章之中如此写到^[2]：

“中外之事盘错多端，官制宜更张，财政宜节度，须要务经画施措者不一而足，此宜斟酌时宜，变通古今，改太政官为诸省之冠省之制，并废太政官诸职，以内阁为宰臣会议。
御前为奏事之所，万机之政专以简捷敏活为主，诸宰臣入则参大政，出则就各部之职，均为陛下手足耳目，选其中一人当中外职务，以承旨宣奉保持全局平衡，必得各部统一，此乃祖宗简实之政，亲裁之体制，立宪之义亦不外于此振张纲纪。（后略）”

在三条公爵的奏章之中指出了太政大臣制的不便与弊端，并且提到了关于建立内阁制度与推进立宪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在游历西洋列国的伊藤博文的主持下，参考了英、德等国内阁制度后，建立起了属于日本的内阁制度，明治十八年的内阁职权法条如此规定^[3]：

第一条、内阁总理大臣为各大臣首班，奏宣机务，承旨指示大政方向，统督行政各部
第二条、内阁总理大臣考察行政各部政绩，可要求其说明及检查之
第三条、内阁总理大臣认为必要时，可处分行政各部或命令停止而待亲裁
第四条、内阁总理大臣监督各科法律起草委员
第五条、凡在法律命令中内阁总理大臣副署，属各省主任事物者须内阁总理大臣及主任大臣副署
第六条、各省大臣对其主任事物应时常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情况，但事系军机则虽由参谋本部长直接上奏，但陆军大臣必须将其事件向内阁总理大臣汇报
第七条、各大臣有事故时，应临时承命由其他大臣管理其事务。

最初建立的的内阁制，相较于过去的太政大臣制，其优势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是明确了内阁中各省与各阁僚的义务，确立了其对于天皇国务上的辅助与协赞责任；第二是确立了内阁总理大臣这一内阁的领袖各阁僚之间有了明确的领导者与对天皇及国务的直接负责人，这也就是内阁制度上的一元化领导作用所在；第三则是裁减了参议等政府行政机构中过于膨胀的官职，精简了政府官制与行政结构。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与教育家，被称为开化思想之父的福泽谕吉，也就内阁制的建立做出了相应的评论，其评价到^[4]：

“正是此次一扫旧日的晦涩，内阁中俨然有一老大，各部各大臣也都唯这老大马首是瞻，是多么方便啊！使万机之政简捷敏活，纲纪振张，这是不容置疑的。（中略）
从历史上来考虑，寻常的没有旧门阀的日本人开始上升到藤原家的地位，紧紧与天子直接联络，可以说是镰足公以来新事例的一大变革，文明开化所向，天下无敌，以此可知自今以后日本政事渐渐赴西洋各国之风。”

在最初的日本内阁制下，内阁总理大臣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只有战后的内阁总理大臣才能与之相提并论，依靠着强大的职务指导权，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完全凌驾与各省大臣之上，然而此种在明治18年出现的此种体制在22年被废除，当时的法务局长是如此解释的：

“战时行政职权特例案第一条的指示这个词，有欠妥当，若总理大臣有所指示，各省大臣服从是理所当然，因为有必须服从的义务。所以和指挥实质上没有区别，但是......唯有使用指挥命令的语言展示了上下阶级的官厅法律关系，但在本来总理大臣与各省大臣不是上下官厅的关系，所以不应使用指挥，而应以指示为标准。”

当然这只是从形式上对于内阁的分析，实际上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内阁，是一个富有非常浓厚人治色彩与传统政治博弈的制度，除了法律上条文规定的内阁官职外，还有元老这一法外指导政治力量在影响着日本政治的走向，尤其是日本当时的政治还被藩阀把持的情况下，这是最为讽刺的一点，只要从日本初代内阁的更迭就可以看出，第一代伊藤内阁是长州主导，第二代黑田内阁是萨摩主导，第三代山县内阁又回到了长州，第四代松方内阁也是萨摩出身，第五代伊藤内阁不必多说，第六代松方内阁也早已提到，第七代又回到了伊藤内阁手中，如此走马灯的接连交替，政权与内阁在萨长藩阀的手中相互运作，可以说藩阀在此时期，完全掌握了日本国家的行政与权力。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不过是在各藩阀直接进行平衡与协商的结果。

而昭和时期又完全不同，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军阀的干政，虽然本质与藩阀干政并无区别，但是军阀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既无法完全掌握日本的国务统治权，又无法使国务与统帅合为一体，因此只能在尴尬的境地之下让国务和统帅并立，这也造成了日本政治上的分裂与矛盾，如果国务的方向与统帅的方向还能够达成一致尚可，若国务与统帅背道而驰，则会给军阀的势力造成极大的影响。这一点在目前，很多人都错误的理解了日本帝国在昭和时代政治的特点，日本军阀并没有完全控制日本国家的一切势力，其能够掌握的不过是军务的统帅与作战的指挥，对于国务和内阁的意见，则只能引导与协商，而不能指挥或是支配。当然反过来看，这也实际造成了内阁与国务对于统帅的无力和妥协。

比如说五一五事件中犬养毅内阁总理大臣被刺引起的犬养内阁（昭和6年12月-昭和7年5月）倒台，是日本在进入昭和时代后，同时遭遇经济危机、伦敦裁军会议、满洲事变等众多国内外事件等情况下，引起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的一个结果。
当社会的混乱与其内部问题达到一个程度后，日本就开始进入了一场全新的政治洗牌活动，原有的既定国家秩序——即明治时代遗留下来、大正时代继续延续的日本传统政治开始不能适应逐渐演变的帝国，而滨口内阁则是这一剧烈社会变化的最大、最直接的牺牲品。
有了之前的教训，原先虚弱的议会政治与传统的日本官僚机构体制已经难以在这种环境下维持，只有一个足够强大与稳固的内阁与新的政治体制能够延续日本帝国社会脆弱的秩序，在这种迫切的需求与越发强烈的呼声下。海军大将斋藤实的举国一致内阁横空出世，这是自昭和时代开始的第一个非政党内阁，斋藤内阁的成立象征着日本开始迈向准战时体制。
斋藤内阁的时期，日本又经历了满洲建国、退出国联两大外部事件，而社会状况也丝毫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日本在政治上的问题依旧严重，只有在外交上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弯——即新焦土外交。
确立了满洲国独立、对华（至少是对满蒙）强硬政策的斋藤内阁，却在昭和九年7月因为帝国人造丝事件^[5]的发生，以及政党的压力倒台而后接替的则是依旧由军人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冈田内阁（昭和9年7月-昭和11年3月）。
冈田内阁作为新体制过渡的一个过渡阶段，前接斋藤举国一致内阁、后连日后挑起中国事变的广田、近卫两内阁，在政治方面依旧是一个未能完全脱离政党影响的准政府中心内阁，日本在冈田内阁的影响与促进下加强了两个极大的政治力量核心，即政府官僚与帝国军队。
从这一内阁阶段时期的众多时间即可以看出这两大政治力量的加强，在对外关系上，中日两国发生了在华北与长城边界的武力冲突，日本军队迅速跨过已经建国的满洲，继续向中国的内部深入着。这些事件并非简单的军方独走，而是在日本政治力量中，军方影响加强实实在在的表现。
著名的“天皇机关说”也在此时期遭到了冈启内阁的严厉打压与排斥，实际上是借此又一次打击了政党势力和议会力量，提高了日本官僚在帝国政治力量中心的地位与影响力。
但是从后来发生的二二六兵变看来，日本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以至于难以有效处理社会矛盾和建立真正的举国一致体制。
包括后来的广田弘毅内阁（昭和11年3月-昭和12年1月）、林铣十郎内阁（昭和12年2月-昭和12年5月）、近卫文麿内阁（昭和12年6月-昭和14年1月）、平沼骐一郎内阁（昭和14年1月-昭和14年8月）、阿部信行内阁（昭和14年8月-昭和15年1月）、米内光政内阁（昭和15年1月-昭和15年7月），这些内阁尽管在斋藤等前辈的基础上继续鼓吹举国一致体制，却依旧被日本行政机构的条条框框所限制。
或者说，这一时期各内阁政治体制改革的特色在于形成内阁内部上的责任统一、整合了整个行政机构的联系和责任连带，但是这一盲目的改革和政治革新实际上是混乱而又肤浅的，仅仅停留在了技术层面或者说是体制表面、没有面向日本国民意志的组织化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近代政治集权上，导致从某种意义上继续延续了之前日本政治上的割据化与多元化。
冈田内阁中的官僚、军方两大宗派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加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种承认内阁、行政机构、政府机关中宗派主义的存在，根本谈不上所谓举国一致和内阁统一，确切来说是均衡与妥协。
在这一时期的来去匆匆的八大内阁的更替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尤其是当中日冲突达到一个高峰以及“中国事变”正式爆发乃至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内阁更替更加频繁与不稳定，不成熟的准战时体制也难以维持动荡的内阁，在后来对华开战的近卫、平沼、阿部、米内几大内阁里，除了近卫内阁的组阁时间较长，但也因为中国事变的问题而引发的宗派政治力量分裂，原先虚弱的均衡与妥协瞬间被打破，随着到来的就是内阁的垮台。

昭和时代的日本内阁除了脆弱的特点外，笔者先前强调的对军务统帅的软弱性也是重要一点，在第一次近卫内阁倒台后近卫写下了这一段内容：

“在第一次内阁中，经过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的首相生活的结论是自己的内阁是极其宿命的中间内阁，也没有什么舆论做后盾。统帅和国务犹宛如外国的东西一样游离、乖离，维系其间的纽带只是通过性格极其暧昧的陆军大臣，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并且这个陆军大臣最终使得内阁死于非命。内阁，也就是国务，不过是被军事控制的软弱手段罢了。仅仅依靠各政党团体的力量已经不能抑制军方，故依靠这些既有政党和不同的国民组织，将扎根于全体国民中间的组织等与其他们具有的组织力量为背景建立新体制和内阁时才能压制住军队，才能解决中国事变，这就是结论，对组织化进行研究是我在第一次内阁总辞职之际，心中抱有的巨大愿望。” ^[6]

非常的讽刺，近卫公爵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竟然能说出“统帅和国务犹宛如外国的东西一样游离、乖离。”的话，也可见昭和时代内阁权力与内阁总理大臣权力遭到的压制之大。然而还是要强调一点，日本的人治色彩是非常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遭到了压制，或是军人的飞扬跋扈，内阁总理大臣的重要地位依旧是不可忽视的，在日本的众多决策性会议之中，内阁总理大臣的意见与出席都是决定性的力量，在依靠五相会议、四相会议、大本营联席会议等众多重要会议联系起来的国务与统帅之间进行协调者，首当其冲就是内阁总理大臣。

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同的内阁又有明显的不同，像东条内阁后期，内阁总理大臣东条兼任帝国陆军大臣、军需大臣、参谋总长多项职务后，似乎展示出一种近似乎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者的集权形象，几乎将国务与统帅联系在一起了，然而，无论东条内阁总理大臣的地位看上去多么的富有威势，其手下的宪兵部队与其幕僚采取了多么强大的统制措施，他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独裁者，在没有强大的国民法西斯组织支持的情况下，不过是一个由多个政治力量平衡支撑起来的脆弱内阁罢了，称不上一个真正的统一力量。当国内外发生巨大变局，也就是塞班决战之后，塞班岛守军全军玉碎，美军突入马里亚纳冲，日本帝国的脆弱防线被撕的粉碎，在如此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东条内阁脆弱的政治力量顷刻间崩塌。因为东条越是加强自身的集权，与割据化政治力量的冲突便越是不可避免，最终在一次大溃败后，彻底显露出来。因此“脆弱”这一点，确实是日本内阁的共同点。

由于割据化政治力量逼迫而倒台的东条内阁，留下了糜烂的战局交给小矶内阁，而新接替的小矶内阁，实际上也是一个脆弱的政治力量妥协产物，这个联合内阁由首相（小矶）和海军大臣（米内）二人共同主导，在这个情况下直接与大本营取得沟通联系，看似是全面推行战时体制，帝国军队彻底把控行政与内阁，然而事实上，与其内阁的性质来看，两位军人出身的内阁大臣，都是各方政治力量共同推举出来的代言人与前台代表，依靠掌控这个脆弱的内阁来替割据化的各方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但是这个加强了对军队联系的内阁能够成功的完成对军队的控制么？答案也是否定的，显然，新的内阁摆平了对于军方首脑的问题，然而对于基层的帝国军队控制，依旧是焦头烂额，这也是日本没有真正的基础法西斯组织而造成的。
以预设劳动省的成立为例，当小矶内阁提出了这个新方案后，各个行政机关都在军队的怂恿下开始了对内阁的抵制与阳奉阴违，纷纷反对内阁与新的劳动省划走自己的行政权力，而这个时期，日本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这里，刚刚解决了内阁上的对立与分裂，而内阁与地方、基层的矛盾越来越多并且不断激化。
最为严重的是，小矶内阁与后来的铃木内阁，都因为战局的窘迫与行政力量的大分裂不得不采用大本营内阁这一方案，即首相亲自列席大本营之中，建立直接由首相亲自指挥的大本营作战内阁。然而，围绕着大本营内阁之中何人占据优越的主导地位的问题，参谋总长梅津元帅与陆军大臣杉山元帅二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端，阻碍了大本营内阁的形成。
小矶内阁最终于昭和20年4月5日正式总辞职，接替的铃木内阁依旧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其中当事人岩渊的叙述如下（有删改）：

“小矶内阁的瓦解原因在于陆军内部为我应对焦土作战而创立国内新体制而存在的两个对立意见。当时认为应当以军队为中心的计划是启动《大日本帝国宪法》第31条，终止宪法的使用，由宪法来保证的国民权利也将因此被悉数抹杀，根据军队的统帅命令，这样的话，就能够以军队和政府来行使一切生杀予夺的权力，全体国民，甚至是妇女孩子都要被强迫与战斗。
而其最高命令系统是军政（陆军省）还是军令（参谋本部）呢？陆军大臣杉山元帅与参谋总长梅津元帅二人之间意见相违背。军令系统的意见的以大本营为最高领导机构，内阁则是根据附属于大本营的军队作战指导方案来行动的一个行政机关，而与此相对的陆军大臣杉山认为，这样一来陆军省与陆军大臣都成为了很下级的隶属机构，所以应该将命令系统移交给陆军大臣。”

根据梅津设想的大本营内阁系统不仅不是一个加强中央统制的新体制，相反还会使得军队中任何力量都能够任意摆布内阁。对此进行抵制的小矶内阁也随之倒台，取而代之的铃木贯太郎内阁则又完全不同，铃木的地位与举措，更多是体现在人治的色彩之中，这一点主要展现在战争末期，铃木与外务大臣东乡二人上奏天皇请奏圣裁终战的事件上，这一点，笔者也不必多做赘述，只总结一个结论，即铃木贯太郎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威是切实存在的，这才能影响天皇与其他主战派进行对抗，最终使得日本能够避免本土决战的悲剧而终战。

洋洋洒洒写到这里，笔者认为也没有写下去的必要了，只是最后再强调一点，笔者的回答并不完善也并不十分准确，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存在，如果想要更为体系化地了解日本内阁制度与内阁总理大臣，则请寻找更为专业与优秀的论文及文献资料，相信这类资料并不难找，其价值与水平也远远胜过笔者的拙稿。

参考

1. ^ （1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
2. ^ （2辻清明《日本官僚制研究》）
3. ^ （3《日本维新史》）
4. ^ （4《福泽谕吉选集》《时事新报》）
5. ^ 1934年4月，围绕帝国人造绢丝株式会社股票的贿赂事件。
6. ^ 关于本段以及，第一次近卫内阁的下台，参考風見章《近衛內閣》，1951年。1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