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个奥地利画家考上了维也纳艺术学院会怎么样？ 第1页

行走到人生尽头的阿道夫·东特勒并无常人那般恐慌与无助。他仍然穿着体面的制服，享用着爱娃给他的加冰黑咖啡，他在赴美考察后就爱上了这种喝法——所有人都不愿意承认，已经全然扩散的肿瘤根本不可能治愈，因此，忌口对他已经全无意义。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但他已经以坦荡的胸怀与无畏的勇气，做好了面对死亡的一切准备。

昂纳克总笔记在结束例会后，就亲自驱车来到了东特勒同志的床前。来自这个睿智的老人的教训已经是听一句少一句。就算昂纳克笔记同志乃是欧社联的国家元首，也不能扭转这个事实。

东特勒同志今天似乎并不想讨论时政或历史。他谈到了自己的过去经历，他那传奇般的人生进程是欧社联全体公民都耳熟能详的。但反过来说，我们似乎从未听到过他在公开场合谈到自己的旧事。这当然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体验。

“我人生中有好几次高兴到真的蹦起来。”他说，“毫无疑问，我们消灭分歧、建立欧社联当然算一次。我看到该死的霍亨索伦王朝覆灭，也算一次。但或许，最简单也是最早的一次，应该算我收到维也纳艺术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作画的缺点，可能并不能很好的还原人物的神态，我的人物素描有些机械。一位改卷老师抱怨说，我应该去建筑学院而非艺术学院。但他们还是仁慈地录取了我。”

“这当然不太好，但我在维也纳艺术学院的艺术生涯可谓一塌糊涂。没办法，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我的吸引力似乎已经超过了画笔。我看了他们的资本论，还不满足，又翻墙去维也纳大学的图书馆借他们的其他著作，以及他们在论证过程里提到的那些书籍。我的成绩总是很差，但好歹能够及格，不至于开除。现在的大学生在这点上千万不要向我学习。”他幽默而坦诚地说道。

“但我安逸的生活只持续了小一年。我因为宣传红色思想，而且公开抨击奥匈君主的反动统治，被逮捕，学院也将我开除。我在监狱里面只待了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里面，我真正地接触了无产者。这一个月里我的收获，大概与过去一年的学习相当。当我重新获得自由时，欧战爆发了。”

“我那时可算是着了资本家的道了，到处都是民粹的宣传，到处都是战争的渴求。我居然也不知不觉地被洗了脑，也想要拿起枪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残杀了。奥匈帝国军队因为我有倾向，不要我。我甚至跑到德国，加入了鲁普雷希特的巴伐利亚军团。”大家都知道，他将这段日子视作他一生的污点。

“我幸运地避开了战争最惨烈的阶段，没有军官挥舞着手枪教我去向机枪冲锋。但我作为传令兵，顶着炮火行动，有一定功劳，获颁一枚铁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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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已经很多次强调过。如果一个士兵，他的流血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福祉，而是某个帝王或者资本家的野心，他的勋章就会更像个‘傻瓜证明’而非真正的荣誉。我在另一场战斗里惨遭毒气攻击，虽然我勉强躲在战壕里捡了一条命，毒气让我失明了一个月。我在后方的伤兵诊疗所里见证了这场无产者互相残杀的悲剧的落幕。德国战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我居然没有一丝愤怒或不满，反而满心释然。”

“威廉老二非常愚蠢，他甚至控制不了自己一手提拔的容克贵族，不得不退位并出逃荷兰。因为大饥荒和资本家的普遍破产，巴伐利亚的革命气氛一时间到了最高潮。我那时返回慕尼黑，在一个啤酒馆里面碰到了德意志社会主义党的同志们，他们那时候还四不像的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种缝合怪似的做法当然是要不得的，我的口才与辩论让我逐渐拥有了影响力。我在各大工厂里面搞串联，也不忘记联络各地的左翼。当时的慕尼黑已经成了左翼与右翼的战争现场。”

“我和戈林同志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戈林同志是一位可敬的空军英雄，自然，不必夸耀他的战功，但他的勇气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他也加入了我们，希姆莱同志当时经营着一家接近破产的养鸡场，里宾特洛甫同志则兜售着他的葡萄酒。我们都是无产阶级，或者至少是不剥削他人的小农场主。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在工人里面的工作就更容易了。希姆莱同志还把农民也拉进了我们的党派中，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启示，毕竟之前的左翼革命都是把农民当作冷漠的旁观者看待的。希姆莱同志打破了这个偏见。农民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随着工农军无产者的大串联逐渐形成，我们发起了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我作为德社党的党魁，出任了苏维埃政府的总理。政府的主持自然是交给德高望重的恩斯特同志。当时，德共的叛徒不仅不支援我们，还和社民党一起抵制我们。这让恩斯特非常生气。但这又能怎么样呢？与反动魏玛政府的战争仿佛退回了普法战争的时代，交战双方都只有步枪、机关枪和轻炮。飞机、重炮、坦克，这些现代武器根本没有出现。”

“当时巴伐利亚苏维埃红军大概有两万人，他们都是驻扎在当地的旧国防军士兵，还有不少是退伍后志愿参加革命的老兵同志，赤卫队员就数不清了，毕竟连一个小屁孩都可能是红小鬼（笑）。他们虽然很多时候连步枪都缺乏，但‘艾伯特的鸡尾酒’也很有威慑力。国防军的士兵也有许多反正的。当整个战事结束时，我们已经解放了巴登符腾堡，而且居然拥有了六万多训练有素的士兵！当时我们都感叹，曾经盛极一时的国防军现在却和纸糊的一样，他们更愿意投降并加入我军，或者领回家的火车票。在这个时候，东普鲁士、西里西亚的同志也起义了。英法在干涉了俄国内战后似乎就失去了干涉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能力与决心。这是好的，因为在莱茵兰事件之前，我们再也没有同英法正面交战。”

“1928年，我们在斯巴达克派同志的帮助下和平地接管了哥廷根。哥廷根守将，兴登堡同志后来加入了统一战线会议。这样的和平解放也发生在基尔、柏林和布雷斯劳。总之，在1929年，整个德国都已经焕然一新了。1929年11月11日是国庆节。我们称呼这个新生的国家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卫她的军队叫德意志人民军。”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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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观念非常混乱。斯巴达克派的同志要求没收所有资本家的所有资产，建立手工业者与农民的公社，结束商人四处投机的行为，最终打造一个完全公有化的社会。社民党人则还懦弱的要求我们尊重私有制。德社党的同志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大辩论后，一致认为，德意志已经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这和苏联同志的状况是不同的。我们没有必要对各个行业采取过于激进的策略。”

“我们以合适的价格，对政府来说合适的价格，完全收购了鲁尔区乃至整个莱茵河谷所有的重工产业。我们采取革命的人道主义观念，不仅没有把克虏伯等资本家拉出去打靶，还允许他们继续作为经理人，协助政府管理这些对于革命至关重要的企业。在他们的建议下，我们还在科隆成立了一个致力于培训职业经理人的科隆工商管理学院。这似乎是个伏笔，当苏联人后来的经济活力跌入谷底的时候，我们的工业依然蒸蒸日上……”

“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很快进行了第一次大选，这当然毫无悬念。我们的宪法也逐渐完善，人民参议院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每二十万人选出他们自己的人民参议员，而人民参议员又在人民参议院开会期间对宪法或时政进行讨论。但可惜的是，在50年代后，民众对选举的参与度都很低。但许多人因此抨击说，德国没有选举，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到1933年，我们国家已经基本稳定了下来，内战带来的创伤基本被抹平——我们的工业产值甚至已经略微超过了战前。我国虽然对重工业进行比较松散的计划经济，但却放任轻工业自由发展，毕竟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管一个公司一年制造几个牙刷，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国营公司的营业额直接决定了该公司员工的福利，我们要避免剥削，但当然也要避免工人贵族的产生。”

“自1929年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始，流亡的伪政府就跑到巴黎向法国人摇尾巴。英法也因此对我国政府不予承认，那自然，各种不平等条约也不予承认了。人民军从1929年的十六万扩展到了1933年的四十八万，空军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海军也获得了一定发展。但那个时候，航母派和潜艇派、战列舰派的争端甚至成了许多民众餐桌上的谈资。我记得很清楚，雷德尔为此还和邓尼茨进行了通宵辩论。但最后，我和许多同志都认为，我们是无法与英法列强争夺海军吨位的，战列舰这种东西虽然又雄壮又帅气，是现代工业的结晶，人类最强大的钢铁巨兽，但他的战斗力真的是有一吨算一吨。航空母舰则不然，只要我们战术得当，几枚大口径鱼雷就可以把一艘巨兽送进海里。”

“我真的进行了痛苦的抉择，航母，光秃秃的平顶船，和多铆蒸刚、大炮巨舰根本没法比！但我们不能让审美主宰我们的政策。但这真的令人很痛苦，非常令人痛苦。威廉老二也说，我们应该复兴公海舰队，与英国人正面对决，而不是搞这种偷偷摸摸、畏畏缩缩的刺杀活动。但说真的，没人理他。”

“等到1936年，整个局势都已经完全成熟了。苏联和我国关系紧密，虽然我们在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上有争端，但斯大林同志非常乐意确保我们东方的安全，也愿意给我们提供原材料和食品，交换我们的机械或军火。当时，法国试图建立一个包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小协约国，但因为波兰人的外交政策，法国人最终放弃，并选择同英国合作。我们在法兰西的同志当时影响很大，有他们在，我们可以重新占领沦丧于法国资产阶级的领土——莱茵兰！”

“那一天我十分紧张，虽然我们的总参谋部进行了无数次推演，内阁也进行了无数次讨论，但丧心病狂的法国资本家仍然有可能脑溢血一般地突然发动战争，我无意于再让德国人民再次沦陷于血与火之中。我当时已经做好了二号方案，如果法国人决定动员，我就会立刻撤出莱茵兰，向法国人赔礼道歉。我必须坦诚这一点。”

“但很显然，法国政府根本无意于发动一场战争。莱茵兰地区的法国士兵向我们友好的致意，和我们的士兵握手言欢，用他们蹩脚的德语重复着‘和平’‘团结’，这个场景简直让人落泪。当然，不可避免地，有几个法国军官在和平接管过程中失踪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昂纳克笔记听到这里，会心地笑了笑。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奥地利的同志在我们的帮助下赶走了反动的阿图尔·赛斯的反动法西斯政府。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性耿耿于怀，更愿意成为德意志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平等的联盟国家。内阁不建议我草率地拒绝奥地利人，毕竟奥地利人与德意志人同文同种，只是因为俾斯麦的一些外交策略被排挤出了德意志。在一次文明的、自愿的公投后，德国的宪法适用范围被扩展到了奥地利诸省。”

“这一次合并让我国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但问题也很严重，就像我预料的那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抬头。他们要求解放遭到捷克压迫的德意志人。当地的民族情绪也非常高涨。我向布拉格政府许诺，首先，如果捷克斯诺伐克能确保人民的意愿得到真实的表达，也就是向红党人开放大选，那我们就不必动用武力。第二，无论如何，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会得到我国的保障。第二条当然是针对波兰反动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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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苏斯基一手打造的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有一种虚幻可笑的波兰复仇主义理念。英法资本家徒劳地提出了对波兰的独立保证，我可以想象，张伯伦花了多少精力才说服那帮愚蠢傲慢的上院议员，通过保证波兰独立的方式，遏制我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但波兰人居然拒绝了英法的驻军要求。它还狂妄地声索着捷欣的主权。我的上帝啊，这应该是整个二十世纪第二愚蠢的外交人员了。”

“冒昧地问一句，最愚蠢的是什么？”昂纳克笔记小心地问道。

“那帮让一战打起来的君王、大臣和部长，他们才是最蠢的！”东特勒挥舞着自己的手臂，花了几分钟，以犀利直白的语言痛斥了这些反动派一番，才回到主题。

“我们必须明确，资本主义阵营也不是一块牢不可破的铁板，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虽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但他至少比波兰的威权主义者民主多了。而且他的自守政策对我们人民的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凌犯。既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压制人民的意愿，那我们也不能坐视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

“苏联的同志对波兰的恨意简直比那帮蠢货保皇党人还要深，保皇党人整天盯着波森和但泽两块本就属于波兰人民的土地不放，而苏联同志则痛心于波兰人对利沃夫、斯摩棱斯克等地区的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压迫。之前的苏波战争也有一大笔账可以算。但说到底，东欧的民族仇恨问题就是一个糊涂账。俄国人说波兰人虐待战俘，波兰人也能说沙皇帝国屠杀波兰人，如果亚历山大沙皇还活着，他也能反驳波兰人，当初就是你们这帮斯拉夫人的叛徒把天主教的骑士团引入东欧的。这样的民族仇恨根本毫无意义，反而是严重损害阶级团结的。”

“我说了那么多，就是想表明，一些势力说我们和苏联一起瓜分了波兰，这是一种非常别有用心的表述，因为我们几乎不带任何民族主义动机，就是为了解放波兰人民才动用武力的。战后，我们对波兰民族聚居区没有任何侵犯，但泽与波森仍然是波兰民族的聚居区，波兰人民共和国依然是独立而自由的！但苏联的同志处理的不好，他们比较草率地把波兰的土地划进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完全忽视了当地波兰民众的诉求，而且动机太民族主义了。当然，这都不构成对苏联的任何批评或者谴责。”

“我们的同志深刻地认识到了世界革命的重要性。但不同于托洛茨基的投机革命主义，我们不犯左倾错误，毕竟只有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后，他才能作为一个核心不断输出革命。波兰团结共产党，丹麦人民党，荷兰红党，比利时新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瑞典共产党与英国共产党都加入了我们的‘红色黎明’方案。拿我们的马克，用我们的武器，向世界各国传播革命。中国同志离我们太过遥远，但我们仍然尽我们所能送去了许多军火。他们主要是苏共负责培养的。”

“我当然可以直接告诉你波兰战役的结果，但我们的叙事不能那么跳跃性。在合并奥地利，而中欧人民共产党也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后，中欧国家的合作的壁垒已经完全消除。我们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欧人民联盟，这是欧社联的前身。中欧人民军司令部里既有捷克人、也有德国人，还有一些苏联来的朋友。中欧人民军的武装也是完全统一的。无论这个部队是在莱茵兰建立的，还是在布拉格建立的，他们的正常步兵班组都会配备MG34和98k步枪，三号坦克的零配件设计方案也有不少是捷克工程师给出的。而且，斯柯达兵工厂拥有着丰富的装备设计制造经验，在整个间战时代都拥有稳定的订单，和我们那些吃不饱饭的克虏伯、莱茵金属相比，真是太幸福了！”

“还有，当时党内出现了一个‘世界语派’，各种语言毫无疑问是各国无产阶级联合的巨大障碍。以德语为基础，极大的简化了发音、语法，规范了构词法的句法的欧语便诞生了。当时有一个叫奥威尔的英国人，激动地写就了一个《新话方案》。我们的语言学家也从中收获很多。但有一些同志非常不满意，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那玄妙奇异的语言不管怎么简化，欧洲人都学不懂。他们需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了。”这个同志很显然是指奥托·布劳恩中将，他对中国一直抱有一种情愫。但他终身都没有去过中国。

“1939年新年前后，愚蠢的法国反动政府居然发动了针对红党人的大屠杀！这真是人道主义的灾难！这也让多列士同志直接放弃了议会斗争的路线。法国反动政府很快就被更反动的军政府取代，因为巴黎的红党同情者愈来愈多，觉醒的工农、士兵也开始反省新世纪以来法国的种种灾难，他们不得不把事实首都迁往维希这个小城市。由于法国军队越来越倾向于革命，兵变时有发生，他们干脆在现有的军事体系之外成立了法兰西民兵（Milice franchise），直接实行了最为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贝当还飞往罗马，和墨索尼里沆瀣一气，签订了《钢铁条约》《反共产国际协定》，声称‘巴黎与罗马之间的直线即是世界的轴心’，这也是我们后来称呼他们为‘轴心国’的原因。”

“英国方面，他们的生活条件更好，而贵族们在一战中的表现也很能蒙蔽工农的眼睛，国王还作为一个受欢迎的花瓶发挥着可怜的作用。所以，英国的革命局势一直都不大明朗。”

“波兰团结共产党的同志们在我们的支持下，渗透进了社会的各个部门。不过碍于波兰当局的反动政策，他们只能保持隐蔽。根据苏联同志的经验，他们把支部建到连队上，在一些关键位置，甚至连排都建立了支部。波兰当局还企图进行反动的民族主义宣传，渲染波兰与德国之间本不应该存在的民族矛盾。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杀死德国人可以让波兰人吃饱饭吗？太搞笑了！波兰人民都是会用脚投票的！”

“到了1939年5月，社会主义国家与波兰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英国、法国与意大利立刻对其进行了可怜的独立保证。我们与斯大林同志签订了几个谅解协议，交换了几十个备忘录。那么，到1939年9月，战争就毫无悬念的开始了。”

“我们的武力十分强大，隆美尔、古德里安等人民军将领率领的东线人民军大概有两百四十多万、装备了最新式的三号坦克、闪电牌越野卡车，但军中仍有大量骡马化的步兵，苏维埃红军大概有一百万人投入了进攻，他们的装备也不逊于我们。所以，英法还来不及干涉，波兰军官的抵抗企图就被我们粉碎了。战争的西线只有三百多人伤亡，因为很多波兰人根本就不想开枪，所以他们都把枪口朝向上面。中欧联军士兵也默契地善待俘虏，甚至许多师团在射杀军官后成建制的倒戈。”

“但在东线，苏联同志的做法就很不好了。他们的复仇情绪也占了上风，红军战士居然向一些投降反正的波兰同志开火！大概有六万多波团共同志逃到了我们的占领区。这真是这场战役唯一的瑕疵。”

“伊格纳齐·莫希奇茨基，不得不承认，是一个硬汉。他站立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着来自人民的指控。他至少有勇气走上法庭，而不是自杀来逃避。不过，在我们把他十多页长的罪名与近百页长的证人证言，以及1938年反红党惨案的照片都公示出来后，他也一瞬车软了。痛哭流涕。最终，我们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判他枪决死刑。这是他自己要求的，毕竟枪决确实没什么痛苦。波团共的主席，爱德华·奥哈布暗示，要以私刑进行复仇。但我劝阻了他，这种复仇主义有什么意义呢？人民的法律不应该是报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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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在表演一下那个吗？”

“请务必再来一次。”

“知乎小透明受宠若惊，一觉醒来第一次点赞破百，现在人在柏林威廉皇帝养老院，刚下飞机，开始写。”）

“1939年冬与1940年初，革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丹麦的同志发动兵变占领了哥本哈根，石勒苏益格的人民军配合着他们解放了日德兰半岛。丹麦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挪威的同志也在维德孔·吉斯林的带领下发动起义，不过他们严重缺乏武器。人民军的空降兵战士大展拳脚，他们飞越了日德兰海峡，空降奥斯陆并协助挪威民兵解放了挪威。吉斯林同志以党主席的身份，冲在最前线，身中数弹才被抬下战场。从此，挪威有了一句谚语‘吉斯林式’，这是称赞某一个人有无畏的勇气和为人民谋福祉的决心，是一个极高的称赞。”

“北欧的解放让革命局势好了许多，挪威的铁矿源源不断地输入德国的工厂。挪威、丹麦的学校也开始教授新话，丹麦人民军第一、第二步兵师、挪威红军第四装甲师团也进入了西线联军的作战序列。但我们仍然无法处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这个时候，古德里安中将向我介绍了他们在人民总参谋部中讨论过无数次的‘新施里芬计划’。这个计划让德军像镰刀一样，迅速穿过水网交错的低地，迅速从法国毫无防护的北面进入法国本土。贝当的民族主义洗脑话术似乎也算是成功了，他的法兰西民兵升格为法兰西国防军，大部分士兵是原法国陆军中的死硬派，打散混编后重新编组。他也从法国陆军的仓库里面拿走了许多武器装备。这毫无疑问让戴高乐为首的陆军将领十分愤怒。戴高乐开始与我们进行私下接洽。”

“很快，战争就开始了。”他的双眼不再紧盯着记者与昂纳克总笔记。他的目光落在了窗外的一只鸽子身上。“和平多美啊，就像这只鸽子……”

这时，昂纳克总笔记对副官嘱咐了几句，大意是说自己不能列席晚间例会了。东特勒元首又啜了一口冰咖啡，继续说道：

“西线联军势如破竹。我们在比利时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不过列日要塞算是一个麻烦。我当时派出斯徒登特将军训练有素的空降团，滑翔进了要塞，并迅速解除了守军的武装。这才让我们的军队不至于被列日要塞阻挡住，重蹈上一次大战的覆辙。一个叫海明威的战地记者写了一篇报道，他十分惊叹于西线联军的团结和训练有素。”

“可惜啊，我们派遣往西班牙战场的白鸽飞行团和三个装甲师没能发挥好，让西班牙的同志受苦了。但我们的重点应该是低地的战事。”

“在荷兰，人们对国王的无脑崇拜和对‘自由’‘独立’这种虚幻的理念的尊崇显然超过了他们对自身阶级的认识。但他们可怜的小步枪根本无法阻止联军的步伐。荷兰政府仓皇出逃，我们留下了一部分干部协助荷兰人民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府。联军则继续向法国边境进发。”

“最值得注意的事件莫过于敦刻尔克大投降事件了。这是整场战争里面最具有戏剧性的一个事件。联军在进入法国后，遭遇的抵抗呈现出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部队和陆军遭遇，那他们几乎就会立刻投降，甚至会成编制的加入联军并调转抢头。在这种情况下，高瞻远瞩的戴高乐同志乘坐飞机，来到了科隆，并成立了法兰西民主政府。贝当似乎也料到了法国陆军的表现，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太重要的地段。但在我们的装甲洪流下，最小的缝隙也会被我们破开，整个防线也会因此被打碎。又何况是整个师的倒戈呢？”

“我们的部队像镰刀一样，多次击溃了英军和法国国防军，他们退守到了敦刻尔克港。虽然英军内部也有不少新工党，英共的同志，但军官对军队的控制还是十分稳定的。英国的同志们只能让部分士兵投入我军。但在国防军里就不同了，当时法国有一句谚语，‘这法兰西又有谁不是红党人呢？’，包围圈内国防军的指挥官魏刚的女儿薇欧拉，与她那同样是共产主义者的丈夫林有德，以大无畏的勇气穿过战线，劝说魏刚放下武器并向人民投诚。魏刚那一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曾经是一战元勋的他因为冒犯了独裁者贝当，被丢进了包围圈。即使他返回维希，也多半会被贝当处死。因此，审时度势后，他决定带着自己能指挥到的八万国防军士兵投降。他们放下武器，穿过战线，并被一支波兰人的骑兵队撞见，他们向波兰人民军的一个少校交上了自己的旗帜与武器，那个少校惊恐地接受了他们的投诚。这是第一次投降。”

“第二次投降发生于沙滩之上。英共和新工党的同志尽其所能，劝服了四千多个英军士兵。但在劝说的过程中，不免也会发生造谣或是逼迫的事情。他们说，英国只准备把贵族军官接回本土，而自行投诚的士兵可以比被俘的士兵每天多一罐午餐肉。但事实上，死硬的丘吉尔真的准备动员全国民众，让他们开着民用船只冲击我们的防线！这真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灾难！还有，联军不提供午餐肉，我们只提供人工火腿！”

“不过丘吉尔忘记分辨‘良民’和‘赤匪’了。英共和新工党立刻秘密众筹了十几条中小邮轮，并让可靠的同志驾驶他们前往敦刻尔克。又有三千多位英军士兵和一千多个国防军士兵被忽悠上了船。在经过一夜颠簸后，他们惊喜地发现，迎接自己的是拿着啤酒和步枪，开怀地喊着‘放下武器，还赶得上早饭’的威廉港驻军士兵。那三千人里还有不少军官，他们无理由地斥责我们的英国同志为‘叛国贼’，并呼吁英法士兵，就算饿死、跳到水里去，也不要德国人的粮食。但他们随后就被德国的啤酒征服了。只有一个军官自称自己不喝酒，但他也很喜欢汉诺威风味的牛排。这是第三次投降”

“第四次投降，我的天啊，毫无保护的民用船只冲击我们设防严密的海岸？我们的鱼雷机、轰炸机完全封锁了整个海岸。在人民军终于吃掉了这个大饺子后，逃亡无望的二十多万英法联军士兵选择了投诚。我不想说的太具体，洋面都被染红了，就像索姆河的河面一样！最终返回英国的也只有五六万人，重型装备几乎全部遗失。”

“从敦刻尔克到巴黎的路非常好走，满大街都是举着红旗和白旗的法国人。但越过奥尔良后，战事就有些焦灼了。贝当政府的抵抗越来越强，死伤也开始增多。这个时候，很多人才开始想起那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之前我们打得太顺利了。”

“不过我们不是那种故事，现代战争的魅力就在于国力的碾压与敌人徒劳抵抗的绝望。我们在1940年冬季进入了马赛。贝当逃到了北非，继续维持着他那可怜的伪政府。既然法国已经投降，我们也该看看意大利人了。这帮意大利人和一战一样不靠谱，之前又是反共，又是要恢复罗马帝国的，但他们却看着法国法西斯一步步走向灭亡而毫无动作。我们打算依靠阿尔卑斯山险要地方抗击意大利人入侵的D集团军群放了一整年的假。用脑子想想就知道，罗马帝国早就是历史了，怎么可能开这种倒车？这种一三五震怒，二四六落泪，周日叫嚣吊死威尼斯总督的虚无主义行为要不得。真有这个闲心还不如学几句拉丁文。”

“在1940年12月22日，欧社联在巴黎宣布成立了。发起倡议国包括我们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兰西公社、比利时-荷兰人民联邦、卢森堡人民共和国、挪威人民共和国、丹麦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是我们德国，成员只有法国公社。剩余的都是非常务委员主席国。而苏联有一个特别观察员席位。工作语言是欧语，doublegut！我们还给英语留了不少单词。不，斯大林说他们有好多个加盟国，应该多给几个席位，我不会和他玩这种文字游戏的。”

“有趣的是，英国对于上述国家一概不予承认。而上述国家的伪政府也在伦敦扎堆，过着属于傀儡的生活，就好像高中生玩模拟国联游戏一样。现在，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西班牙，我们要把大陆问题解决好，再和英王算总账。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和苏联签订《欧苏互不侵犯条约》，但我也没想到，这个伏笔如此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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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主席将剩余的咖啡一饮而尽。目光移向了书架。

“我最近读了两本很有趣的书。一本是德玛克写的《低堡奇人》，他开篇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那个画家没有被维也纳艺术学院录取会如何？’，在那个世界线里面，一个叫希特勒的法希斯小瘪三踩着德共的尸体当上了德国的元首，老天啊。想一想都感觉可怕！很明显，这个叫希特勒的家伙就是在影射我。但想一想就知道，我怎么可能因为没被维也纳艺术学院录取，就听信那些蠢货阴谋论者的疯言疯语，成为一个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犹太人作乱和共党人背叛的智力障碍者呢？就算我没被维也纳艺术学院录取，我也会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小说里面，德国的结局是非常具有警示意味的。就算它一度控制了从布列塔尼到莫斯科之间的广大区域，但他最后还是失败了，被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分割为了四块。直到几十年后，才在三色旗的挥舞中统一。这固然是一个狂想，但却又十分真实。”

“另一本是奥威尔的《美丽新世界》。他在这本书里面描绘了一个资本主义乌托邦。令人害怕，恐惧，警醒。我强烈推荐给你们。不过这本书是用新话写的，我建议你们搞一本新话词典，一边参照一边读。”

“欧罗巴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你可以发现，这个名字确实是在致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但我们的联盟更像一个真正的、相对于普通军事联盟更为紧密的国际联盟。我们在全欧洲范围内推行新话欧语教育，到了二十多年后的现在，一个法兰西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和一个波兰人谈天说地，一个丹麦人也可以友善地和一个土耳其人讨论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多美妙的情景啊！”

“仅凭国防需求是无法把同志们联合在一起的。我们也发行了统一的欧洲人民币，定立统一的产品标准，互相之间进行公平的分工。凯恩斯评价说，我们欧社联在经济上是一个真正的整体，这点让我很受用。但那已经是1950年的事情了。”

“言归正题。我们首先要和意大利算账，墨索尼里那个疯子企图恢复罗马帝国，他先以君合国的方式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并且对希腊、南斯拉夫虎视眈眈！南斯拉夫那个时候已经陷入了内战。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始终小瞧了铁托。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铁人。我们给铁托的支援一直都很有限，但他打出了非常漂亮的战果。保罗政府已经无力维持在全南斯拉夫的统治，他就在农村、山区掀起革命。这点倒是和东方的农业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联同志也很看不起他，因为他们始终对农民有一种奇怪的偏见。”

“而匈共的同志在几十年后在大潮里卷土重来，不过他们也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这点没什么可说的，打进布达佩斯，公审霍尔蒂，整个过程只花了一个月。而在我们进入南斯拉夫之前，意大利王国对我们宣战了。D集团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我们的法国同志组织了一个有二十多个步兵师，几个装甲师的特混集群，举着白旗和红旗——他们说这是为了纪念大革命，但我有点不太懂——浩浩荡荡地沿着拿破仑皇帝进军的路线杀入北意大利。我们的D集团军都是特化的山地师，他们存在的意义是迅速突破意大利人的阿尔卑斯防线，为后来跟进的E集团军扫清道路。”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准备的意大利战役似乎根本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在米兰的战斗中，我们的军队还没有把米兰城纳入炮兵射程，米兰的游击队就把米兰市议会拖出去公审并宣布反正了。和平接管后，游击队的领袖告知我们，他们是齐亚诺的手下。而不仅仅是齐亚诺夫子，巴尔博元帅、意大利国王全都是秘密地下党员。虽然我们在正常战争里见到了不少次倒戈，但这种整个政府都成建制倒戈的行为我们还是第一次见。游击队首领还把墨索里尼的妻子的密信带了过来。他的妻子声称墨索里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情妇——这是公开的秘密——无心政事，生活糜烂，还穿着古罗马式的长袍让他人拍照。他随信附上了墨索里尼的丑照，这让我们哈哈大笑。还没等到我们的军队继续进军，小齐亚诺就宣布自己就任意大利王国的新总理，而意大利国王则是意大利法希斯党的新领袖，并且他们马上成立了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齐亚诺就任人民总理、维托里奥就任国家主席。他向我们请求，要用五十年的时间改造意大利，并且愿意完全交出军权。戴高乐抱怨说，意大利人总是赢家，一战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无话可说。或许意大利人天性如此。真幸运，如果当年意大利成了我们的盟友，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派兵在边境上防着他们，就像一战那样。”

“虽然民主人士和西西里黑帮非常不满，但墨索里尼最后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他和他情妇的财产也被完全没收。也许不都是坏消息，他终于可以和他的妻子离婚了。之前由于他的领袖架子，他不可能承认自己的家庭破裂，于是虽然他恼怒于妻子对他的冒犯，但仍然只能分居了事。事实上，根据他身边的侍从的说法，墨索里尼非常惧怕他的前妻。一国领袖被一个妇人指着鼻子大骂而不敢反驳，真是奇景。”

“对于齐亚诺的做法，我们似乎也无法指责。他第一时间将军队解散并申请加入欧社联的相关协议，肃清了党内有过劣迹的人员，他本身好像也没有任何迫害民主人士的记录，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他曾经是个备考官僚父亲的垄断资本家——但他已经把自己的企业国有化了。意大利的人民对他也不是很反感，改头换面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在新的大选里高票当选。或许我们不应该质疑意大利的民意。不过，我一直想问，一个黑手党头子是怎么被选上西西里州长的？我们在意大利的革命或许是非常不彻底的，我现在非常后悔。”

“意大利的滑稽戏让欧陆内外都充满了祥和的气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样和平、温柔的战争会继续发生，我们错了。”

“和苏联同志的分歧始于他们对托洛茨基的刺杀。一个克格勃试图用冰镐凿碎托洛茨基的头颅，如果事成了，第四国际自然就会像勃艮第那样四分五裂。但可惜，托洛茨基直接把刺客丢出了窗外，而门外恰好有一个巡逻队的警察。事情就是这么巧合。”

“后来托洛茨基跑去墨西哥传播革命了，这让罗斯福非常生气。但墨西哥人似乎很吃托洛茨基那一套，他们把教堂上的十字架摘了下来，换上了第四国际那大大的阿拉伯数字4。”

“苏联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且要求墨西哥反动政府引渡托洛茨基。后者当然只当听到了耳旁风。当时他们和教会的关系也很差。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刺杀行为都是我们不齿的。我们虽然没有表态，但我们的委员班子已经就苏联是否已经转修的问题做过多次讨论。”

“苏联后来强迫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维埃联盟，这则是让我们空前不满的重要事件。我们扶植的共产党已经在当地很有话语权，只等我们的行动便可以夺取政权，而苏联则完全忽视了我们的努力，利用武力吞并了这些国家。第一，这让这些国家里面，红党成为了叛国的代名词。第二，他们驱逐甚至镇压了我们在当地的同志，受害者十分疑惑与悲愤，他们绝不认为自己应该向同志开枪。奥威尔听闻后，在自己新作品《动物农场》中附上了他那一封著名的公开信《至斯大林同志，你好疯狂》，他在信中描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被左翼同志打黑枪的遭遇，斥责这种对同志开火的行为是‘无耻的背叛’。他声称，西班牙左派联盟就是因为内斗输掉了一整场战争。斯大林后来与我通了电话，他声称波罗的海只是小小的意外，现在他将要向芬兰传播革命。我们自然不可能质疑要对资本主义开战的同志，于是我们内部对斯大林的声讨被强令压制了。但是，总参谋部已经被我授意，开始策划对苏联的战争预案。民间对欧苏合并的讨论也突然终止了。那段时光再也回不去了。”说到这里，他擦了擦眼泪。对和平主义者来说，同志相残实在是太过于残酷。

“苏联对芬兰的军事行动十分蹩脚。芬兰虽然是敌人，但我不得不承认，他们那用错了地方的勇气与决心令人赞叹。他们最终还是输掉了战争，被迫归还卡累利阿和一些领土。但苏联同志没能完成最先的承诺，芬兰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他们请求我们的宽恕和谅解，并宣布允许共产党人进入大选。但芬共因为芬兰弥漫的复仇主义情绪，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选票。他们也因为和苏联用一面旗帜，被反对者打成境外势力的走狗，和一战后的局势根本不一样。苏联让我们所有人都窘迫了。”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苏联和不列颠。不列颠的殖民地似乎又在高昂的民族情绪中选择了支持母国，他们迅速武装并向母国派遣援军。英国人先我们一步造出了雷达，但我们也针锋相对地用上了铝箔。也是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博士提出了‘末日武器’的一些思路。而波尔、居里夫妇等专业人士也开始顺着他的思路建构一种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超级武器。在他们的建议下，我们开始了‘诸神黄昏计划’，在卡塞尔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核研究所。这就是现在卡塞尔学院最初的雏形，他们的校徽就是一个原子核和电子轨道。老天爷啊，他们研制出来的东西可以炸死一整条龙！”

“我们对英国的轰炸以传单为主，我们的同志都相信我们不该对无产阶级开火。因为资本家老爷和皇室肯定可以躲在地下室里高枕无忧，挨炸的只有一穷二白的无产者。于是，我们假装轰炸、英国士兵也假装防空，在英联工同志的组织下，工农也假装生产。一个叫比尔的威尔士矿工表现出色，在他的带领下，格拉摩根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在士兵也同情革命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只能坐看混乱蔓延。当时镇压民众的主力军主要是殖民地军队，这和马克思的论断一点偏差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利同志就任了英联工的党主席。他生活习惯很好，一天要喝十二杯水。莫斯利当时已经开始策动英国陆军的内部革命，学习我们的优良革命经验，支部建在连上。为英王打工十六小时，八小时划水，八小时诉苦大会痛斥英王。没有内容也要编出内容。这当然不太合适，但是君主这个偶像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他比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元首更容易产生个人崇拜情绪，这样的手段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奥威尔同志也没有闲着，他出版了初版《欧语新话词典》，认为新的国家应该避免民族主义叙事，大不列颠这种想象共同体应该永久移除。后来我们以空降作战解放了不列颠，因此这里后来就被大洋国称为一号空降场。哦，大洋国是他们用来取代联合王国国名的一种说法。这种客观的地理名词当然很难孕育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奥威尔的新话原则之一。现在国内也有一种呼声，认为我们欧社联应该改名欧亚国，因为我们的国土横跨欧亚，这好像有点操之过急了。”

“这个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干涉法案》。世界上最伟大的资本家们终于撕下了自己伪善的中立面纱，他们的枪火源源不断地供应给殖民地军队，美军也开始迅速武装。那个时候我虽然已经做好了准备，但也不得不遗憾地见证整个世界走向战争了。”

更新

“陆军的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我们的三个主要战略目标是：确立欧苏的战略互信，帮助瑞典尽快建立社会主义，预备不列颠群岛战役。殖民地更愿意服从于他们的国王，于是温莎皇室也准备收拾包裹逃跑了。但欧洲这边总得有一个人主持大局，铁人首相丘吉尔自然难以推辞。因此，在英王和他的家眷、一些贵族和丘吉尔指定的预备内阁成员，于爱丁堡机场乘坐美国人的B17跑到了加拿大。为了美国人的庇护，他们又卖了不少海军基地。昔日那个日不落去了哪呢？”

“我们也开始在欧社联内部进行一定的生产分工。既然波兰人的轻工业和农牧业非常出色，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污染波兰的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们应该从德国、捷克采购重型机械。从零开始建设重工业的代价真的太大了，在欧社联内部也确实没有必要。人民IG法本化工集团合并了数个德国的化工企业，这让我们的工业越发高效了。莱茵克虏伯和人民毛瑟也都参与了工业整合计划。我们也在全欧洲推行5+1+1工作制度，五天进行八小时工作，周六视情况进行弹性工作，或者也可以以参加技校课程、指导新手工人为代替。这让我们的工业动员的进度迅速增加了。”

“欧社联内部的大分工让各国都享受到了红利。一个波兰女孩可以廉价买到德国法本的尼龙丝袜，一个瑞典工人则可以以公平的价格享受到法国人制造的暖炉。我们不可能消灭市场规律，我们确实也没有必要这样做。社会主义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但我们也不会允许资本家重新开始他们的剥削。”

“在数个月的统合训练后，德国人民海军与法国海军的新锐舰艇被单独列出，大西洋联合舰队被建立起来了。法国人的地中海舰队也让我们不至于在海上寸步难行。我指派隆美尔——他的胃病好些了吗？——带领由法、意、地三国联合组建的非洲解放军团登陆利比亚。我清楚的知道，他在非洲的军事行动范围不是受制于他的才华和兵力，而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线长度。地中海舰队示威性地炮击了苏伊士运河，这让英国人的大动脉阻塞了一两天。隆美尔的军团迅速进军到了阿拉曼。隆美尔和蒙哥马利进行了拉锯战，但兵力二倍于英军的解放军团自然是不至于马失前蹄的。1941年12月25日，我们进入了开罗。蒙哥马利的部队则开始向苏丹地区撤退，另有一些部队不得不向巴勒斯坦撤退。但是要越过苏伊士运河，向巴勒斯坦进军实在太过痛苦了。补给线太长，我们也必须警惕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异动。”

“那个时候，国内的犹太人提出来，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国。犹太人受到了数千年的压迫，为他们建立一个国度或许是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群地位的。不过，虽然阿拉伯人迷信，还对落后的封建制度保有某种奇怪的信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能捧着一本书去建立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度。我劝说爱因斯坦和魏兹曼，他们应该放弃长久的民族观念。毕竟不管在苏联境内，还是在欧社联境内，犹太人和普通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把那些愚蠢的谣言也排除掉，他们和普通公民的差别就只在于相貌和生活习惯罢了。”

“但魏兹曼指出，那些偏见让犹太人民非常不适。我当年在奥地利念美术的时候，我就听说了很多针对犹太人的，毫无理由的谣言。我深刻地理解他们的难处。于是我提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集体移居到意大利属东非，或者苏丹的某些地广人稀的地区，欧社联将尽力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民族自治区。但他们随后还是拒绝了，但他们仍然要求我们立法保证少数族裔的正当权利。爱因斯坦博士几乎没说什么话，看起来他不是真的热衷于犹太复国主义。在三个月之后，人民参议院通过了《少数民族法》。”

“苏联同志开始向我们传达一些好消息。他们在背后支援的，钱德勒同志领导的印度前进联盟都在印度的选举中取得了巨大优势。他们要求拒绝向西方战场派出士兵，拒绝继续向英王纳税并停止资源出口。殖民当局选择了强势镇压，这就是德里惨案。直到今天，印度人民每年还会在这一天纪念那些为民主而牺牲的人。而他们也开始在高加索山区和乌克兰南部部署了部队，他们会尝试解除土耳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反动分子对我们的威胁。这当然是好事，总参谋部调集了许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军队，准备呼应苏联同志的行动。斯大林同志给我写信说，如果他们顺利地解放了伊斯坦布尔，他们就会把这里命名为苏维埃格勒，这是一个叫谢洛夫的小战士提出的建议。我当然理解他们对这个文明起源之地的特殊情愫。”

“我们和苏联同志的战略互信因为统一的军事行动逐渐建立了起来。在十几个备忘录与勘界条约后，我们逐渐解除了两国边界上的海量军队。但边界仍然是设防的。里宾特洛甫感叹说，如果欧苏的人民能自由通行、商品能自由流通，两国的经济都可以得到爆炸性的增长。但莫洛托夫反驳说，毫无疑问这会影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沙赫特提出了二号方案，即允许苏联同志从我们这里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购买粮食与轻工业产品，而苏联则会给出同等价值的稀土、矿石，各种工业标准开始向欧社联靠拢等。至少莫洛托夫同意了大部分条件。”

今天还有更新。大概后天之前能把这个帖子结束吧（LOL）

“1942年春，两个苏维埃的铁拳砸碎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可笑的抵抗。铁托的军队也长驱直入地解放了雅典。现在，除了伊比利亚半岛和不列颠群岛仍然在负隅顽抗，整个欧洲都已经被社会主义的红旗笼罩。在1942年的夏天，非洲军团呼应苏维埃红军在高加索的攻势，进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法国驻军汇合。我们在开罗成立了埃及人民政权。阿拉伯的运动有特殊的情况，他们当时的宗教氛围甚至比我们欧洲人中世纪的时候还浓厚。中国的同志看起来在这方面比较了解，我们便学习了他们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首先解除了阿訇和地主对土地的无端占有，而后便是在阿拉伯世界设立学校，教授阿拉伯人民世界语和现代科学。这种柔性措施的好处在十几年后方才逐渐显现，但你确实会发现，新的一代对教义不是那么痴迷了。”

“苏联的同志按照民族自决原则，设立了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安纳托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此外，斯大林同志在我们一般称呼为色雷斯的地方，也就是以前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旧东罗马皇帝拥有的皇室领地，建立了黑海特别省。特别省的首府自然就是那个千年古城，百年来俄罗斯人仰望的旧君士坦丁堡，现在他们已经称呼这个地方为苏维埃格勒了。斯大林同志看起来很高兴，他多次拍来电报，邀请我去莫斯科访问。不过后来这个邀请又被取消了，因为日本人在诺门坎发动了一次可笑的攻势。在阻止了日本人的进攻后，苏维埃已经准备更进一步，利用武力支持中国同志。我们也准备好随时解放人心惶惶的不列颠群岛，欧洲的革命就要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开始和施佩尔同志建立一段长久坚定的革命友谊。也是在这个时候，我遭遇了我的爱人，爱娃同志。为了对英战略的方便，总参谋部一致决定在弗兰德斯设立一个司令部。而施佩尔同志就是负责这个大工程的总工程师。他总是能完成我对建筑提出的要求，非常感谢他，因为许多设计要求在结构工程师来看都是有些强人所难的。不管如何，这个新的司令部，被称为‘狼堡’的军事设施终于在1942年中完工了。大半个总参谋部的人员都已经转入，继续策划对不列颠群岛的空降与登陆方案。而爱娃同志，我的秘书，虽然看起来对党的理论和思想并不敏感，但为了我，她仍然愿意去尽心学习，时常学到一两点钟。我非常喜欢这种与人一同进步的快感。我们在1944年就登记结婚了。但因为战争，我们的婚礼一直拖到1945年4月30日才正式举办。戈林同志感慨地在婚礼现场燃起了火把，俏皮地把红酒称作‘艾伯特的鸡尾酒’，这让我想起了在巴伐利亚的奋斗岁月。”

“1942年6月22日，经过长久的策划，苏维埃以那位留着红胡子的十字军皇帝，巴巴罗萨的名字命名的‘巴巴罗萨行动’正式开始了。苏联同志对日本不宣而战，一百五十多万军队在铁木辛哥与朱可夫的指挥下快速进入了中国满洲，在第八天就进入了盛京，擒获了那个可怜的傀儡皇帝溥仪。日本人的飞机都被炸毁在机场停机坪上，可笑的小豆丁坦克根本抵挡不住苏维埃的钢铁洪流。在第十六天，日本人只能依靠他们的海军舰队维持沿海的运输线。蒋介石则对日本宣战，而且拍来了电报，感谢我们和苏维埃同志对中国的支持。他们与中国同志一起发动了大反攻，但中国同志夺取的县城数量和他们丢失的县城数量似乎加起来还是零。”

“1942年7月1日，我们的‘火炬’行动也正式开始了。斯徒登特将军的六个空降师飞越英吉利海峡，在英国同志的帮助下迅速占领肯特、多佛尔两个港口，这次行动被称作‘市场花园行动’。就算是今天，也有无数人在以各种体裁，例如电影、电视剧、小说等纪念这次伟大的空降。比如《拯救大兵汉斯》，我觉得这个很真实，和其他把资本主义敌人描绘为蠢货的电影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英国本土遭遇的抵抗令人有些意料不到。似乎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的军队，完全以美国人组织的军队也以挂名进入了加拿大的作战序列。经过事后统计，加拿大的陆军从十几万人迅速膨找到了一百多万人，成了整个北美洲最大的陆军大国。我们在英国的部署能力比较有限，但曼施坦因等将军还是完成了既定的作战方案。在1942年的8月，他们已经把维尔特郡到埃塞克斯郡之间的广大地区解放了。新工党与英共的同志合并成立了不列颠联合共产党，简称不联共，而后在伦敦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成立了大洋人民共和国。他们废止了旧不列颠的各项法案，决定同欧洲同志靠拢。比如，他们一上台就规定，英国所有车辆靠右行驶，采取公制等。在奥威尔的建议下，不列颠岛被改名为‘一号空降场’，以纪念斯徒登特将军那次伟大的行动。”

“9月多，中共的同志和苏维埃红军的同志在北京握手。苏维埃承诺，将尽可能帮助中共同志驱逐国内的日本人，并在朝鲜战事完结后完全归还东北的主权。可是中共的同志看起来很担忧，‘满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反复强调道，生怕苏维埃在东北也搞一个满洲苏维埃出来。斯大林同志有些恼怒，但是也拍回电报，接受了中国同志的要求。至于蒋介石的抗议？见鬼去吧，他只配在日记里面抗议！在欧洲方面，我们也将战线推进到了苏格兰。可是我们对爱尔兰岛的登陆行动多次失败。见鬼，什么时候加拿大人也有这么多航母了？我们对美国提交了抗议，但是罗斯福声称，这些舰艇都是志愿参战的。既然如此，我们对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共产党人向来是不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的，我们就是要解放全世界——如果美国不撤军并停止对红色党派的迫害，欧社联就会对美国宣战。美国拒绝向我们回复，因此，在1942年的9月28号，我们和美国也正式进入战争状态了。当时多列士同志写信问我，是否真的做好了同美国开战的一切准备。我说，我们别无选择。资本主义是必须被粉碎的。”

“苏格兰的战事不必多言。但我们仍然对爱尔兰束手无策，我们在不列颠群岛部署了海量的轰炸机，以此阻止美国舰艇驶入马恩岛周围。于是，在1942年的冬天，北爱尔兰也被我们解放了。爱尔兰则在妖魔化的宣传下错误地与美国订立了军事同盟，但这无非就是让我们的军事行动拖延了几周。虽然美国大兵被我们赶回了本土，可这不意味着我们与美国之间战事的终结。我们有了新的希望——爱因斯坦博士报告说，末日武器的研制已经有了眉目。但他指出，这种末日武器不过是一种威力特别巨大而且可能具有严重污染的巨型炸弹，我们仍然要设法把这种武器丢到美国本土去。我抱怨说，航程最远的轰炸机也无法从爱尔兰岛飞到美国东海岸，除非他们不准备回来了。”

“‘不准备回来了’，戈林似乎想起了冯·布劳恩博士。一个年少有成的科学家。他设计了代号为人民武器1号（volkswaffe-1）的飞弹，可谓是现代弹道导弹的鼻祖。于是，‘长臂猿’计划，一种研制可以搭载重型弹头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武器的计划，也开始与‘诸神黄昏’计划一起提上了日程表。他们的安全都是由安全部的莱因哈特总负责的。”

“在1943年春天，总参谋部策划的‘霸王’行动正式拉开序幕。他们为了欺骗美国人，做了许多烟幕。他们假装恩尼格码机被破译，让美国人相信我们企图欺骗他们，让他们以为我们会使用一种超远程潜艇向美国本土投送秘密部队，但真实目的是登陆格陵兰岛，轰炸美国本土。但我们的真正目标是亚速尔群岛。有了亚速尔群岛，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大西洋的制海权。而且就算我们拿下了亚速尔群岛，我们也只会对冰岛感兴趣，格陵兰岛那个鬼地方连火箭基地都建不起来。”

“欧洲的大战事到此为止，1943年，我们重新进入了伊比利亚群岛，迅速粉碎了弗朗哥的法西斯政权。而后撕裂了葡萄牙人的防线，在里斯本和马德里都建立了属于人民的新政权。至此，欧洲已经被完全解放。”

“亚速尔群岛战役集中了欧社联最为精锐的海上力量，海军司令部对战况过于乐观，导致我们的舰队在美国海军的进攻下损失惨重。俾斯麦首相号航空母舰因为迷雾与美军的通讯干扰而偏航，离开了大舰队的保护。她的螺旋桨随后就被伪英国志愿空军的一发鱼雷命中，我们部署在伊比利亚群岛的空军部队立刻起飞，在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后保住了俾斯麦首相号。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海战上的焦灼让我们无法立刻动用海军陆战队。空降计划也被否决，因为我们甚至无法取得亚速尔群岛地区的制空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搁置了亚速尔战役，但欧社联的水兵们都整戈待旦，一旦时机适宜我们就会立刻进攻。美国人仍然时不时放飞侦查，但敌对行为已经很少发生了。”

“欧洲的战事已经陷入僵持，美国就有机会把多余的力量抽调往太平洋战场。在中途岛与瓜岛战役的连续失败后，两个巨人系在东条英机脖子上的绳索已经完全收紧，日本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中国人打得很出色，他们的国土大半沦丧但仍然在誓死抵抗，蒋中正拒绝了日本的招降，而日本人建立的伪政府也根本不被承认。苏联红军在远东部署了一百多万虎狼之师，T-34坦克的76mm主炮能轻易击穿日本97式坦克的装甲，而日本则根本无法处理正面驶来的T-34坦克。因此，1943年秋天的战事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伪满洲国的军队一触即溃，日本人的肉躯根本无法阻挡苏联红军的履带。但这反而引起了陕西与南京方面的极大反弹，他们分别开始研究如何阻截暴风一般地机械化攻势。而一些官员则忧心仲仲地表示，苏联或许不一定会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匈牙利的贝洛同志讽刺说，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可能会多一个新成员了。”

“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我亲自打电话给斯大林，他必须尊重中国同志的领土主权。否则这不仅会让中国同志和我们的思想在中国名誉扫地，也会让苏联成为继日本以后第二个中国公敌。他似乎对此早有预料，和我说东北乃是满族人的故土，而清朝并非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王朝，出于民族自决原则，东北的主权有待商榷。我则反驳说，中国人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倡五个民族的融合，苏联不应该以对待国内民族的方式对待中国人。他只是含糊其辞的保证不会建立一个新国度，但具体的事宜需要中国同志和他讨论。”

“在1944年开春，与节节败退的南京当局不同，陕西的同志在华北的农村地带发起了强有力的大反攻。拿上了莫辛纳甘和M-38式迫击炮的中国红军表现出了绝佳的作战素养，他们以可以忽视的代价解放了华北地区的大量农村。而斯大林同志甚至把他的小玩具，几辆KV2坦克都送给了中国人。中国同志在大同战役的时候第一次体会到了机械化作战的奥妙。一个带领主力部队的李姓军官非说KV2搭载的是意大利的火炮，这着实激怒了配属到他部队的苏联教官。他们在喝醉后打了一架，但它们随后就建立起了伟大的革命友谊，他的旅长对此无可奈何——我是从我们派去的战地观察团那里知道这个趣事的。”

“这显然极大的刺激了南京当局，美国人也许诺会向中国送出军事援助。但陕西当局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在美国物资抵达的第三天就设法取得了美国物资的详细清单，以及一把汤姆森冲锋枪。‘蒋中正的一切计划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蒋中正的所有部队都有我们的党支部。我们更多时候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不让地下党的同志暴露。’延安当局这样跟我们说，我们的观察团膛目结舌。而来华已久的斯诺同志只是告诉我们，‘习惯就好’。这或许也是后来南京当局雪崩式溃败的原因。”

“夏天，我国逐渐解除了国内的动员。除了大西洋防线与不列颠群岛仍然需要维持国防状态，联盟的其他区域都已经开始复员工作。对于我们欧社联来说，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只是斯大林同志与罗斯福在太平洋棋盘上的跑马圈地罢了。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被告知，末日武器的开发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虽然要被武器化仍然有一定的距离，但爱因斯坦指出，原子理论的伟大之处应当在于创造而非毁灭。他指的是核聚变技术，这确实改变了世界。”

“战后欧社联的发展蓬勃而迅速。我们开工了英法诺曼底海底隧道，结束了不列颠群岛孤悬在外的历史。自马德里到莫斯科，自奥斯陆到苏维埃格勒，一条伟大的、前所未有的铁路也破土动工。瑞士人在深思熟虑后也谨慎地加入了泛欧铁路计划。施佩尔同志全权负责了相关项目。一些党内人士提议，在柏林建设各种巨型建筑，以彰显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在柏林建造了人民殿堂，在伦敦建立了数个稍小一些的金字塔形建筑物。这些工程大多连续数十年。”

“在1945年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看起来已经山穷水尽。陕西方面已经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也重新把青天白日旗插回了南京总统府。但蒋中正一直在拖延回迁的时间，他认为南京太危险了。”

“在摩洛哥的沙漠，我们试爆了第一枚原子武器‘卡巴基’，升腾的蘑菇云让人膛目结舌。这毫无疑问是奇迹的武器，是人类的希望也是人类的梦魇。他的威力我无法形容，但即使是奥丁的铁锤也不会比它更强力。我们随后就将这种武器的相关研究知会了苏联方面，他们查看了实验报告后表示十分震惊，但斯大林同志也指出，这意味着日本的解放事业不会在拖延了。”

“在咨询了德田球一等日本同志后，我们确定核打击的目标即是广岛与长崎。这会摧毁日本军阀最后的抵抗能力，并尽可能减少日本民众的伤亡，保留日本的文化遗产——斯大林同志解释说，如果两枚核弹下去还没有投降，他还是会考虑轰炸京都与东京。但日本军阀都不是硬汉，他们没有让斯大林同志产生任何尴尬。”

“第二枚原子武器‘索隆’被在广岛引爆。我们的战略轰炸机自卡塞尔起飞后多次转场，先后在莫斯科、喀山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停留，并最终来到了日本人的领空。日本人已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防空能力。机长命令道‘检查生存盒的内容：你会有一支P38手枪，二包弹药，可用四天的压缩食物。一组药品，包括吗啡、维他命、活力片、安眠药和镇静剂。一本袖珍日语短语词典和圣经组合，值100欧元的日元和值100欧元的黄金。九包口香糖，一包避孕套，三支口红，三双尼龙袜。’然后就果断地下令投掷核弹。”

“后来的剧情你也知道了，美国人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被一瞬车软。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朱可夫将军被破天荒地授予了五星元帅的荣誉称号，他进入日本并将负责日本苏军占领区的秩序。他认为日本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武德过于丰沛，必须设法瓦解日本人的精神，让他们变得费拉不堪。于是他组建日本文娱委员会，其驻地在秋叶原，他们被要求大规模出产‘正常的’文学作品。而对于漫画，朱可夫元帅说‘我打死都不会给我儿子看这种东西的！’。当时，前途光明的青年作家藤子不二雄出品的《哆啦尼可夫》和手冢治虫的《红色新宝岛》都在苏联全境被列为禁书。前者描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带着斯拉夫口音机器人陪伴费拉不堪的日本少年野比大雄的成长故事，有人试图将其解读为苏联陪伴着新日本成长，但朱可夫认为这会让青年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后者则更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奇幻故事，但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不过，在1952年朱可夫将军被解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沉迷漫画、不理事务。这样一个铁人也被日本残存的资本主义落后思想腐败成这样，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小心。但如果是那种传达爱与和平、成长与友谊的美好故事，我想，他的创作者一定也是具有良心的好人吧。在恐怖分子的阴影下，他们的人格显得更为光辉。”

戈培尔的死亡令整个祖国都陷入了悲痛之中。在一个月内，无产阶级的导师与无产阶级的教师（新德意志日报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斟酌了好久，考虑到导师在德国如今是远高于教师的职称，他们认为这样的并列是恰当的），斯大林与戈培尔接连去世，这黑色的一个月令世界都陷入了一片哀悼之中。这一年，苏联的一位海军少校带领着阿芙乐尔号进行了一次无望的独走行动，很快就被镇压。但与后来的事情相比，这些放在和平年代能震惊全国的事情根本不值一提。
戈培尔博士对死亡影响了阿道夫·东特勒的心情，这让他陷入了十足的悲痛之中。他拒绝就此事发表更多意见。但与此同时，昂纳克总书记却面临着令他辗转难眠的几个问题：无数群众聚集在勃兰登堡门前自发纪念戈培尔博士。而这种群体性事件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危险的，况且，这种事情直接发生在了祖国的核心，勃兰登堡门——这毫无疑问让事件更敏感。昂纳克不知道这背后是否有其他势力在策划，他只能冷淡处理，不断让人民国防军与工战队收缴群众的花束。
这只是一个开始——阿道夫·东特勒也因为癌症去世了……这是震撼世界的一天，即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都在CNN的报道中知道了这件事。CNN的评论员少有的鲜言寡语，似乎就连他也被席卷世界的灰色情绪影响了。
昂纳克总书记确认了阿道夫·东特勒的死亡消息。东特勒死于癌症，而不是任何阴谋。昂纳克总书记现在本应该开始起早一个报告，简短地叙述阿道夫·东特勒的一生，并从政治层面对他进行最后的定性——但这项工作现在显然困难重重。
毫无疑问，昂纳克总书记是东特勒钦点的继承人，他的背后站着整个党（也许吧），但他惊讶地发现，他面对的还有数个能对他造成极大威胁的党内同志。阿尔伯特·施佩尔，这个没读过一天经济学的家伙现在自命“经济学家”，放眼整个党的战斗史，他被从中枢驱逐出了六次，最近的那一次是去东普鲁士的佛克斯堡（Volksberg，原名是柯尼斯堡，但这样具有君主时代特色的地名就和威廉港一样都被修改了）负责牲畜养殖，但他就像前五次一样，又坚毅地杀回了中枢。与他对立的还有所谓的“五人团”，这五人由东特勒的妻子爱娃·东特勒带领，奉行原教旨的希特勒主义，剩余四人同样是与东特勒同志交往甚密的心腹，他们分别是：全国工战队的领袖海德里希、负责工人食品委员会的赫伯特博士、长期作为东特勒同志秘书的鲍曼、以及先前在工战队服役，而后调往人民港（前威廉港）负责城市的宣传组织工作的费格莱茵。除了这两批人之外，更让昂纳克总书记头皮发麻的还有陷入可怕的沉默的人民国防军的数位将军，包括战功赫赫的隆美尔元帅，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五人团的厌恶，即使这导致他曾经被丢到了梅梅尔当一个羞辱性的边防军团长。
“我当然要继续维持东特勒同志的路线，这意味着东特勒同志的一切决议、方针都会继续保持下来。”在最终决定召集人民议会庶务委员会之后，昂纳克书记定下了调子。这是昂纳克不得不做的事，他必须假借东特勒的威望稳定自己的统治。与其他元勋相比，昂纳克缺乏革命时期的功绩，在祖国换新颜之后也长期流转于各个州，在人民国防军、工战队与内阁之中都严重缺乏根基。如果不是戈培尔对他的知遇之恩，他几乎不可能来到柏林，甚至直接进入庶务委员会，更不可能成为东特勒钦定的接班人。“但新的时代，有新的革命任务。我们需要把工作重心放到阶级斗争的另一个层面中来，恢复祖国的稳定与完整。”
“昂纳克同志，您说的当然是对的。”爱娃·东特勒说道，“毫无疑问，我们是应该在稳定祖国的进程中，继续贯彻东特勒同志的意志。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继续进行全国文化改革斗争（die Nationkulturreformkampf，NKRK）。那么，我认为，当务之急除了安葬我们的领袖之外，戈培尔同志的事情也必须处理了。”
“是的，我建议发动工战队武力驱逐这些非法聚集者。”海德里希立刻站了起来。昂纳克同志的思绪又开始飘飞了——上一个热衷于使用军事力量的人现在静静地随着他的飞机残骸永眠在北海海底。他又想到了乌布里希，一个同志们都讳莫如深的人，如果不是他自绝于人民，此时此刻坐在这里的也许也有他。

“戈培尔同志——东特勒元首说过，他也有问题。”海德里希强硬地说道，“我们不能这么放任非法聚集继续下去。”

“同志们，我有我的安排。”正当他还想继续说什么的时候，昂纳克突然出言打断。他闪烁的目光逐渐坚定起来，似乎突然有了力量。“民众对戈培尔同志的纪念是正当，而且毫无问题。实际上，我这个下午就要亲自和群众见一面。”

“什么？”爱娃不着痕迹地摇了摇头。这个昂纳克还是太年轻了一点，他难道没有想过，假如群众不卖他的帐，导致他下不来台，他的威信会遭到怎样的打击吗？

简短的会议结束后。昂纳克直接拨通了电话，“我是昂纳克，接沃尔韦伯同志。”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