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而辩证的看待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第1页

一句话来说的话，新经济政策就是属于那种乍一看好活，就是有点烂，细看感觉又挺好，但是总的来看又有点烂。

作为内战年代到斯大林年代的中转站，新经济政策时代在苏俄历史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很多时候是缺乏关注的，而某种程度上理解了新经济政策的各种特征才能更好的理解俄国社会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发生了什么。

社会化经济模式

许多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都来自列宁的那个经典的"退一步，进两步"的论断。尽管这个论断某种程度上概括了新经济政策的某些资本主义特点，但是单纯的用"资本主义化"去理解新经济政策也是不太充分的——正如我们所知资本主义市场有许多种不同的组织方式，比如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就不能够一概而论。而新经济政策的"退一步"到底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化"经济模式是排在首要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对新经济政策的印象拿出来简单分类的话，那首先就是"市场"和对应的耐普曼，土地的私有化和对应的库拉克，以及对外的外资引入和对应的外国资本家集团。但如果我们更深入一点来追问这些要素的话，就会马上的贴近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 即这种"退一步"的经济模式是如何结合上述的各种要素来组成一个怎么样的经济体系?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方针是沿着一条传统俄国经济改革思路 : "土地的社会化 " 提出的。土地的社会化这个概念最早是被俄国的左右两翼都有提及的: 他们分别是作为改革者的斯托雷平——认为俄国农民必须要以某种形式重新的分配和改革土地模式以更好的提高土地的商品化率扶持俄国工业化；以及作为革命者的民意党人——俄国农民要在革命中得到分配土地和劳动的权力，从而在俄国农村行成一个围绕土地的社会革命浪潮。而无论是哪一方的观点，俄国土地的社会化都必然的需要土地的私有制改革和新的合作农业模式（从而提高商品化能力）

而新经济政策前夕布尔什维克的农业专家们则利用了考茨基发展的生产率概念，用劳动投入和密集劳动时间来计算出俄国农业的以劳动生产率为导向的改革方向，即如何让一个农民能够更加平均的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避免退耕，怠耕现象（因为俄国冬夏两季交替的农业劳动时间过度密集，土地的高度集中也意味着农民有时宁愿退耕保值农产品也不愿意提高生产率）。而其结果就是新经济模式下特色的小私有制土地改革加上合作社模式联产的新型小农经济。

采取小私有制模式的首要原因是革命前俄国商品化农业实质上是由富农主导的，他们贡献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商品化农产品（尽管商品化农产品占农业总比很低）。而在革命中富农阶级放弃了和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也被消灭了一部分），内战时期俄国农产品的商业化（也就是保证城市农产品供应）依靠的是强制力的普遍搜刮，但是内战后这种模式需要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法:所以在这里布尔什维克重拾了以社会化为核心的小私有制农业改革方案，让富农和中农以及更加碎片化的贫农可以经过土地社会化在回到农业生产的同时避免以富农为主导的单一农业商品化输出——在这里设立了合作社，统购部门和互助委员会作为了社会革命和普遍农产品商业化的机构保证这一点。

而相应的，在城市里面配合土地的社会化改革方案，新的供销模式也需要被实施。在这里布尔什维克放弃了内战时期粗放式的城市分配-供应体系（有趣的是，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方的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是一路向上的，尽管这对物资短缺来说没什么意义），他们需要一个既能配合土地的社会化改革的城市工业组织，也需要一个能够承接农村更加碎片化的小私有制度的市场，最终新经济政策选择的一个折中模式——即城市工业按行业组成工会，党委共同负责的辛迪加，而辛迪加作为市场主体来和社会化改革的俄国农村进行交换。

如果能看到新经济政策的社会化经济的主轴，就能首先了解到新经济模式的最开始被设计的方向是怎么样的。而且也能够在逻辑上首先理解部分布尔什维克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狂热支持，因为新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旧俄国社会革命的目标之一。

而新经济政策的设计者和支持者们也同时是这些社会化方案的强烈支持者，比如我之前说过的列夫·利托申科，前立民党支持者，但是也支持社革党土地改革方案的斯托雷平主义者，他作为农业专家在19年前后进入布尔什维克农业改革集团核心位置；还有负责新经济政策布尔什维克高级经济官僚，李可夫和加里宁身边都时长围绕着许多前左翼社革党成员和专家，因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土地社会化的法令是1918年左翼社革党和布尔什维克共同发布的法令。

同时新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他即承担了内战后紧急恢复的"退一步"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是革命早期开始就在规划的一种俄国革命后的经济方案（社会化革命的理想和传统），这种规划在1919-1920年就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党外以专家和政策的形式开始被认真讨论规划了。

新经济热月-城市

正如同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是为了扶持内战后俄国濒临崩溃的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重新建立纽带的"退一步"一样，在内战后可以说是近乎一片蛮荒的社会性废土上重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十分残忍的事情。

在1921年的头几个月，我们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工人和农民们都对新经济政策表达了相当大的期待，但这种期待等到21年下半年的新的货币交易重启时，某种程度上被狠狠的打击了。尽管如同上文所说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一种带有左翼改革色彩的社会化经济方案，但是在内战后的俄国社会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恢复本身就会带来一定（或者说相当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在城市里最典型的就是货币政策实施之后的失业狂潮，工人们开始数以万计的失业，而曾经的巨型工厂组织在这个时候反而变成了累赘: 巨型工厂组织的销售路径和原材料供应路径都遭遇了相当大的困难，而以经济盈利的角度来说，这些巨型工厂遭遇的是灾难性的财政危机（以至于布尔什维克中央都开始关闭一些曾经的革命骄傲工厂，比如彼得格勒的putilov工厂）。而造成这个城市工业窘境的原因是，尽管新经济模式下布尔什维克提出国家要管控核心的重工业部分保证经济性质不发生剧变（实际上也做到了只有三成左右的工业生产让渡给了完全的私人企业），但是此时的俄国绝大部分的商品市场流通量已经是属于私人企业管控了（1922年为95%，1923年为92%）——这意味着核心的原材料流通路径和销售路径在市场基础上都被私人企业控制了，国有企业虽然在绝对资本比例上占有相对多数，但是却没法在市场上获得资金。

这种困境也马上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艰难生存，破产，倒闭以及转型，在最萧条的1922年，许多国有企业都开不出内战时期的高工人工资，只能够提供实物工资和在企业附近直接开分销点获取必要的流动资金。失业潮和企业的持续性萧条会触发社会不稳，而在城市之中这就意味着工潮: 在1923年四月到五月一个月间苏联国内爆发了66次以经济需求为目的的大型罢工（这还要考虑到俄国工人阶级广泛失业和分散的现状）

而城市的现状的另一面则是催生了一个奇怪的热月同盟: 新经济政策的市场模式最直接的受益阶级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俄国国内传统的资产-商品化阶级，他们经历了革命十分敌视革命政权；第二类是来自国外的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掏空俄国市场价值（1922年契卡报告的外国投资商以信贷掠夺俄国的火车，机器和黄金）；而第三类则是耐普曼和苏俄专家集团组成的"新资产阶级"，这类人和上面两种的明显不同在于新资产阶级们十分拥护革命（毕竟没有革命他们也不会有革命后的资本），但同时希望俄国的革命政权能够迅速地沿着现有的改革轨道进入一种"正常的"，"完成了重新分配"的国家模式里面。同时他们以自己在新经济政策里面累计套现的经济和社会能力笼络了规模不小的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共同的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这些在新经济政策下成长起来的新政治力量组成了俄国革命的第一批鲜活的热月党同盟。

新经济热月-农村

而在农村，新经济模式带来的热月效应也没有减弱，相反是伴随着城市新经济市场的私有化以及新资产阶级的核心化趋势，热月效应如同涟漪一样扩散到农村之中。

农村的情况最早和城市的情绪正正相反，尽管农村里面对于革命的敌视情绪要远强于城市，但是得益于小私有制度的广泛实施（甚至在革命前），农村一直处于一种半封闭的经济结构之中，如果能够保证丰收和播种面积的稳定性，农村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稳和农潮远没有同时期的工潮影响要大。

这时期的农村的窘境主要是在于布尔什维克农村基层组织的短缺，在内战后期，布尔什维克大量的贫农干部已经转调进入城市区域来维持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干部集团，相反在农村用来维持社会革命进行的干部群体就开始极具的缩小。正如文中所说的，俄国土地的社会化经济需要依靠相当大的干部群体来维持合作社，基层组织和其他的农民委员会，而干部的缺乏和小私有制度以及市场的重新推广，再加以1923年地方党委-耐普曼集团鼓动的金属制品剪刀差事件，缺乏革命后的维持管控以及必要的劳动用品的新贫农阶级和旧富农阶级又再一次的开始迅速的分化和对立。

拥有大量劳动用具的富农成功的在劳动用具上复活了对贫农的劳动支配，并且如同当年斯托雷平改革一样成为了国家商品化农产品的核心提供者，由地方党委组织的合作社完全无法和富农组织的农民互助委员会竞争，在全国范围内合作社经济和农村信贷陷入了一种极端的萧条和萎靡；而歉收，农业税收以及富农的劳动支配让贫农开始走向革命恐怖主义（有一部分是地方党委鼓动的）袭击富农的仓库，杀死转化为耐普曼和库拉克的当地富农商人，这种贫农革命恐怖在1925年的坦波夫，奥廖尔和威亚卡特地区达到巅峰。

而和贫农的反对富农的恐怖主义对应，富农在布尔什维克农村政策变动时也展现出一种富农的恐怖主义，这种政治运动核心表现在对基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屠杀，纵火和挟持人质上。在1924到1928年的3800多宗富农恐怖主义的案件中，其实四分之一是针对贫农和贫农积极分子的，五分之一是针对当地基层党委组织和共青团员，剩下的还有袭击设施和袭击学校，文化教育机构和宣传机构等等。

反热月

面对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新型的阶级斗争形式（新世界的新问题），革命后的俄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他的革命活力，通过了官方和非官方的方法强行和初生的热月效应对抗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不同于很多人的想象，内战时期的军事强制力手段最开始并没有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挥什么特别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起了了很大的反作用）比如下面这个略带点奇葩的案例:

在1923年的Бийском地区的卡拉曼卡村，一群前富农土匪杀了两个共产党员，他们随即被当地军事委员会逮捕，但是他们仅仅只是判了几个月的教化就出狱了；然后在1925年还是这群土匪，他们直接杀了当地村党委主席，被捕几个月后越狱逃跑，最后在1927年，当地格别乌组织调查到这些逃跑的土匪试图直接谋杀地区党委书记，但是然并卵，一月二十五号党委书记被这群土匪杀掉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苏俄革命后刑侦单位的缺失和互相冲突，另一方面则是内战结束后特务单位的权限迅速下降，同时伴随着热月效应的糜烂，整体的侦查破获工作开始变得效率极其底下。

当时面对新经济政策底下的阶级斗争现状，布尔什维克方面主要是由契卡经济局-格别乌经济局，苏维埃最高法庭和地方党委三方组成的侦查单位负责对经济犯罪，富农恐怖等等一系列革命后社会问题的工作。但同时他们三方奉行这不一样的标准和有着不一样的职权:

对于契卡经济局和后继的格别乌经济局来说，核心是要侦破经济反革命犯罪，但是他们面临着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他们人员大规模缺编（比如奥伦堡作为一个工业城市，仅仅只有一个契卡-格别乌委员负责），而另一个则是他们的权限在1922年往后就开始迅速削减，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无法进行直接的抓捕和处罚工作，必须要和工商局，法院和党委协商后才能实行反革命特别法律。（格别乌盯防每一个工厂的极权主义想象实际上并不符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

而同时拥有执法权的另外两大机构，法院和党委则分别提出了两大特殊原则: 法院在1923-24年间提出了犯罪的阶级性理论，主张无条件的为出身无产阶级的罪犯减刑甚至无罪释放；而地方党委则提出党纪特殊化，党员犯罪被拒绝交给格别乌，而是经由党纪处罚。所以新经济政策时期格别乌无法跨越这些特殊原则执法，在他们处理的大部分案件中，近半数是和农民-富农恐怖主义相关，只有两成和工人相关，一成和党员相关。

但和同时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蹑手蹑脚不同，经历了俄国革命的群众们依旧承认革命原则，并且在许多的场合中应用这种革命原则来面对新经济政策的热月效应。而比较有特征的就是"红色土匪"和"独立农民委员会"。

红色土匪是指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反对他的领导组织的命令，擅自的鼓动辖区内工人农民践行革命法则，开展自发的革命恐怖运动来抵制热月效应。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鄂木斯克的一家矿场里面，当地的工会组织和前契卡组织发展成了一个"红色土匪组织"，他们的纲领是"杀光每一个专家，商人和剥削者"。自发的红色土匪运动尽管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内战的对立氛围，但是同样的这种源自内战的革命气氛组成了俄国反热月的群众运动的核心情绪。（当然也有更加温和的模式，比如当时大量的罢工很多是工会组织鼓动工人去反对掌管工厂的党委组织）

而独立农民委员会则是在1925年，歉收和富农经济发展并行发展时引爆的贫农-富农对立导致的。狂热的贫农恐怖运动在相对弱势的各级地方党委的号召下形成一种政治诉求，要求在农村重建贫农专政（当然革命后的贫农阶级和革命前的也有不同），并开始四处攻击富农仓储和在商人和富农财产纵火。这场独立农民委员会事件最终上升回到布尔什维克最高层并且得到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

总的来说，新经济政策时期热月效应的扩散和苏联官僚集团的环环相扣的保护，让布尔什维克高层在某种程度上面临了一次真实的热月危机，而这场热月危机同样的也触发了经历了革命洗礼的俄国群众，让当时的俄国陷入了新世界的第一次围绕新问题的广泛的斗争和自发性暴力之中。

新经济政策让布尔什维克得到了他不惜一切代价都希望得到的一个正常的经济秩序以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靠拢。同时依靠着革命情绪的残留和群众意识的高涨，布尔什维克很幸运的在这里依靠着群众和积极分子的支撑渡过了热月危机的第一个阶段。

但是，热月的危机真的就离布尔什维克远去了吗 ? 新经济政策之中训练了俄国地方党委的独立性，并且促使这些独立的和新资产阶级有过联系的官僚集团们开始团结起来为一个正常国家而斗争，他们之中的积极分子成为了右翼反对派，而投机分子则试图通过成为中央的盟友维护经济路线不变。

而在中央，因为支持新经济政策而受到官僚欢迎，支持对耐普曼强力政策受到被弱化的强力部门欢迎，以及在中央经过几轮洗礼之后的一位新人站在了权力的顶峰——斯大林，开始为了不让布尔什维克中央官僚的权力被新资产阶级彻底架空开始了他的斗争，并且最后通过出卖自己的干部支持者完成了对自己的背叛——成为中央官僚集团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