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冯玉祥将军？ 第1页

按照今日流行的“内战无英雄”观点，再加上十四年抗战史观，冯形象在国民党那票大员里不要太高大。九一八后国民党要没有冯玉祥真的是太不堪入目，一群大佬争权夺利凶得很，一谈抗日就只会依靠国联不抵抗了。江桥打起来一群人还能龟一周多装不知道呢。而冯是第一个明确要求抗日的国民党大佬，也是第一个给马占山发电支持的国府大员。33年冯亲赴察哈尔，在　蒋公“侈言抗日，立斩无赦”的恐吓下，在何应钦对张家口全面经济军事封锁中，孤军收复察北，为我中华保留一份骨气。就凭这，在国民党衮衮诸公之中，评价当压倒大多数吧。

现在一个有意思的风向是，一谈原西北军附逆的，都要加一句是冯的老部下。然而这些人都叛冯归顺中央多年，并且哪一个是冯说项当汉奸的？倒是不少人有　蒋公“曲线救国”的密令。而一谈西北军的英烈，就不提佟麟阁、张自忠是冯的老部下了，然而佟麟阁还是最忠于冯的少数人之一，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奸邪小人。

冯玉祥为了一己之私，祸害甘肃，陕西，河南，导致当地民穷财尽

以甘肃地区为例， 由于冯玉祥拚命地扩军备战，不仅根本顾不上在西北进行经济建设工作，相反地反把庞大战争的负担经费和兵源，都压到了西北人民的身上。经年的拔兵、征粮、筹款，加速了甘宁青城乡经济的破产。据统计，冯玉祥入甘肃五年，在各县拔兵二十万，每兵雇价高达二百元，在冯离甘时，其军队中青壮年者，甘肃籍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在筹措军费方面，也采取了杀鸡取蛋的办法，勒令老百姓大种鸦片，征收所谓“烟亩罚款”和印花、售膏各款，其他苛捐杂税，如亩款、地丁、接济费、军服捐、开拔费、修械费、特别借款、货物附加税、预征等花样达四十四种之多。

甘肃各地普遍预征1年，陕西预征2至7年。据乾县地方志记载:“民国十四年，豫陕构怨，军需浩繁，竟开借征之端，本年征完，则预借明年，明年征完，则预借后年。辗转预借，自十七年，而田赋己征至二十一年矣!当十八年开征时，直将从前预借征过之四年田赋四五十万元，一笔勾销，从新重征。大军仍频，又值饥谨连年，本境饿砰遍地，竟不惜残民以逞。”渭南北闰村预征3年以上，大上庄村1929年预征到1932年，征完之后又从1929年起征。勉县、宁强预征7年，从1931年3月预征到1938年。

1928年，在陕西关中负担兵差的29个县中，仅小麦一项，平均达到地丁正税的97%，其中15个县的兵差小麦量远远超过地丁正税，商县等承担的兵差小麦量超过地丁正税的一倍以上。同时甘肃的征兵、差役、杂项等负担也十分沉重。如在192 7-1931年间，甘肃榆中征兵2000人，骡马578匹，大车390辆;定西征兵3600人，粮株费300万元，摊款5万元;甘谷征兵2000人，摊款280 010元，征发粮株费32万元。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驻甘各部及宋哲元、杨虎城均出撞关作战，陕甘居民再遭洗劫。宋哲元部抢民舍，刮民财，纳军粮，朝邑的商号、机关及农民的粮食、牲畜等被军队掠去，共值66万多元现洋。对于如此搜刮居民，宋氏居然扬言:“宁教陕人死尽，不叫军队受饿。"1930年，陕北绥德县第五区征收正款1550元，附加办公费、印花附加、地亩捐、门牌捐、杂税等6771. 8元，是正税的4. 4倍。

推广种植鸦片

如洋县，1928年烟苗有12 000亩之多，经历大旱之后的1930年还有5000亩。汉中的农田，无论是坝田、槽田还是榜田、坡地都种婴粟，“即使不种烟苗，也得负担烟亩罚款”。陕西1928年大灾之后，以“善后专款”之名，勒种鸦片，摊派的各县种植面积指标，最高占地90%，最低亦占30%。甘肃自1922年烟禁大开后，罂粟种植日益增多，最高时占到全省农作物总值的90%。甘肃的鸦片税是笔大宗收入，对于财政拮据的冯玉祥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因此，冯玉祥的国民军到了甘肃后依然如法炮制，强迫农民种烟，借以征收烟亩罚款。以致摊派的烟田种植面积占到全省农田的四分之三。罂粟种植的猖撅，是以大量侵占耕地和排挤谷物为代价的，其结果必然导致粮食作物的进一步萎缩。如陕西“因为农田多重了鸦片，所以谷之出产反较稀少。面粉之价值，较之数年前，激增不己”。尤其陕西关中平原，本为产粮之地，却因烟田扩大，粮田减少，使其“变为连年缺粮地区”，导致“每值春季，便闹饥荒，农民殆皆仰给于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西等邻省运粮接济，以资度活”。诚如时人所言，陕、豫、甘三省之所以发生重大灾荒:“究其原因，实为三省土地，择其肥沃者，多栽种鸦片，以致农产减少，粮食缺乏。”

冯玉祥的暴政导致陕西，甘肃在民国十八年大饥荒中发生了民众大规模饿死

一九二七年河西地区大地震，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民国十八年特大旱灾”，甘肃全省七十八县，受灾达六十五县。《中国救荒史》记载甘肃灾情说：“人春夏后，树皮、草根、麸皮、油渣，食之以尽。有时人相食，甚至易子而食者。人民咸露鸠形，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哀鸿遍野，积尸盈道，狼狗结群，聚食死尸。欲卖子女为奴，而难求得。扶老携幼，出外逃生者，多被饿死于野外，白骨曝日，谁人掩埋? 尚有饿倒未死，而被狼、狗活吃者。更惨者饥民争食尚未死绝之体。至夏禾麦灌浆之后，饥民群涌田间，抢吃生麦穗，连芒带壳，生吞而食，有死后肚皮胀破而麦穗完整外溢者。有挣扎行走，突然晕倒，即行死去; 有因困坐在地休息时而竟死亡; 甚有母亲已死，而婴儿尚趴在尸体胸前吃奶者。斯时甘肃军阀割据，互相残杀，击毙士兵，饥民聚而争食，所有牲畜，因草枯而饿死，幸存者亦被杀食而度荒。”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仍日事搜刮，毫无顾念民瘼，设法救济之意”，结果夺去了二百万人的生命，使“甘肃灾情之惨，至万劫不复之境”。

即便灾后农家己是家徒四壁，地方政府仍然要征收沉重的赋税。陕西“灾后孑遗，无不典当以应，去秋丰收，竟因谷价暴落而成灾，每亩所得不足公家‘烟亩捐’的半数，其余人工肥料籽种，无不暗补，民间毫无盖藏，而公家催款员打押，并施强迫缴款。农民于此，除了逃荒外，还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