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清朝没有出现像明宋两朝比较「任性」的皇帝？ 第1页

一个皇帝，日本人忽悠两句，就跟着跑了，去建了个新“国家”，这不叫任性。

一个皇帝，看到日本人挑衅，就下令几年没更新装备的舰队上去干了，打输了比谁都急着投降，这不叫任性。

一个皇帝，天天跑八大胡同嫖娼，染一身花柳病挂掉了，这不叫任性。

一个皇帝，把外国使节随便虐杀，然后后花园被烧，这不叫任性。

一个皇帝，连敌国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一拍脑袋就要战要和，这不叫任性。

一个皇帝，逼得老百姓造反都打到了紫禁城，这不叫任性。

一个皇帝，大张旗鼓下江南挥霍民财，这不叫任性。

一个皇帝，看一首诗几个字就要杀全家，这不叫任性。

一个皇帝，杀儿子杀大臣，这不叫任性。

一个皇帝，为一个妃子和僧人就要死要活的出家，这不叫任性。

那还有什么才叫任性？

是时候挂个人了！

“你看，图勒炳阿最后被革职了！”

“我管你惨不惨！我管你严不严重！”

没错啊，革职，被革职的图勒炳阿六年后又去贵州当了巡抚，毕竟罚酒三杯也是惩罚了是吧，我大清公正无私，万年，至于彭家屏个老不死，我管你惨不惨！

你看，这任不任性，已经有人回答了。

原回答

明正德十四年，明武宗朱厚照欲下江南。大学士杨廷和及众大臣力阻！

六科给事中上疏:祖宗以艰难创业，以勤保邦……惟在君上能节财省费，则民自享清净之福。今驾若远出千艘万驷，糜费不赀，病织妨耕，元元失业。
邢科给事中田赋言者，有人言，神龙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轻行，故八骏游而周替骊山，幸而秦亡。夏之太康，隋之炀帝皆以弃离宫阙，远事巡行卒致。祸败兴亡之迹，可为殷鉴。

明武宗极其生气，严厉斥责了这些乌鸦嘴的大臣，并将其中其中多位杖责。然而诸大臣并不让步，最后明武宗不得已，取消南巡计划。直到宁王朱宸濠叛乱，这才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南巡，并在归北途中落水患病身亡。

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的南巡的乾隆在江苏徐州接到已经致仕的前布政使彭家屏上疏，言河南夏邑、永城、虞城、商丘四县遭受严重水灾，河南巡抚图勒炳阿隐瞒灾情不报，四县百姓没有得到任何赈济，生活困苦，水深火热。乾隆不悦，询问图勒阿后斥责彭家屏。

四月初七，夏邑县两农民拦驾上告县令侵吞赈灾粮，初八，夏邑县农民刘元德亦上告。

多位越级上告的农民令乾隆不满，认为必有人指使，于是令步军统领观音保暗地查访。结果令人震惊，夏邑县连续四年受灾，几乎颗粒无收，百姓没有得到任何赈济，街头卖妻鬻子者众。

按正常发展，此时乾隆应该龙颜大怒处置贪官开仓放粮，然后百姓山呼万岁…………不！乾隆认为，若是就此处置图勒阿和夏邑县令，会让天下越级上告受到鼓舞，从而纲纪不存。

于是，乾隆下旨斥责了越级上告的农民，并让图勒阿审讯夏邑县生员段昌旭（刘元德上告是他授意的），图勒阿从段昌旭家中找到了一部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这令乾隆更加相信，这次上告事件必然是一次有预谋的颠覆活动，而且怀疑与之前进言的彭家屏有关，于是令图勒阿严查。

图勒阿查出彭家屏家藏有明末野史《南迁录》等书，并查出彭家族谱将家族追溯到黄帝时代，乾隆认为一个小臣子敢追溯帝裔，这是大不敬，于是令彭家屏自尽，并将其家人斩监侯。

之前上告的农民刘元德及段昌旭，全部处斩！

隐瞒灾情的图勒阿和侵吞赈灾粮的夏邑县令，因为破活逆党有功，论功行赏。

至于卖妻鬻子的夏邑县，Who care?

任性，是指放任自己的性格，不受别人的管束，可是如果别人根本不敢管束你的话，就不叫任性了。明朝皇帝想做一件事，言官大臣是第一道坎，不受管束就是任性。

清朝皇帝想做一件事，谁敢管？

举一组例子。

一、汉灵帝。

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辨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

这是大昏君的作为。

二、清高宗。

苏州街宫廷庙会历史悠久，最早形成于清乾隆年间，是清朝的皇室庙会，以其兼具皇家文化底蕴与江南水乡风情成为全国唯一的宫廷庙会。（以前看过记载但是找不到了，是在颐和园举办的，参与人员是宫女太监）

三、清圣祖

通过纸窗的孔眼，我看见鞑靼君主在寻欢作乐，有时候，鞑靼君主高高的坐在一个形同宝座的位子上，观看他所喜爱的游戏。几个太监侍立于侧，宝座前方地毯上，聚集着一群妃嫔。
突然，鞑靼君主将假造的蛇、癞蛤蟆及其它令人憎恶的小动物拋向妃嫔中间，她们跛子「小脚」疾跑，以求躲避，鞑靼君主看了大笑不已。还有的时候，鞑靼君主佯装想得到长在树上的果实，于是让妃嫔们到附近小山上摘取，在他的催促下，可怜的跛子「小脚」们争先恐后，叫嚷着朝山上奔去，以致有摔倒在地的，引起他的开怀大笑。鞑靼君主不断创造出这样的游戏，在夏日凉爽的傍晚尤为常见。无论在山庄或住京城，陪伴他的只有女人与太监。
《清宫廷十三年回忆》，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

现在回到问题：

为什么清朝的皇帝没有出现像明、宋两朝比较“任性”的皇帝，比如万历几十年不上朝，还有木匠皇帝？

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没人告诉大家吧。这不是清朝教育制度与其他王朝不同的问题，而是清朝宣传制度和其他王朝的问题。比如说文字狱，这种东西在其他王朝基本是不存在的。康熙时代，文字狱大体上是两年一次。雍正时代翻了一倍，一年一次。乾隆时代又翻了一倍，一年两次。林则徐时代文字狱已经很少了，传说有人写了一首诗，叫做“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马上被老成人改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瞬间从反清复明变成了歌颂我大清。又是明又是清的，还满，真是字字犯忌。据说这是沈葆桢写的，林则徐改的。话说要是不改，可能这两位英雄就被我大清灭族了。

据说清史快写好了，等写出来以后我得看看这些内容是不是都没了。

当然，有可能清史已经为大家做注做好了“充足”的“留白”准备。

毕竟，我大清虽然亡了，有些人心里还留着辫子。

可能是明宋皇帝还不够任性吧。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属城下之盟，其条件再屈辱、再苛刻也是无奈。就个人责任而言，恭亲王奕訢签订此条约并无大罪。当英法联军如约从北京撤往天津时，京城的官员百姓简直将奕訢视为救主。
然而此时奕訢与俄使伊格纳切夫的谈判，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自1860年5月伊格纳切夫与肃顺谈判处处失败后，取道天津，由海路南下上海。他一面向英、法提供了京、津地区的军事政治情报，怂恿扩大侵略，一面在英法兵胜之际频频向清政府示意，愿意“善为说合”。渚朝官员对俄方的“说合“已有领教，虽有初步的接触，但未上钩。
当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据安定门，控制北京后，奕訢即乱了手脚。他派人与伊格纳切夫接洽，请他出面调停。伊格纳切夫乘机提出了三项条件:一、由奕訢书面提出请求;二、清政府的谈判内容须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三、领土问题上须同意他先前提出的要求。处于危急之中急欲求和的奕訢，已不敢放弃仟何一根救命稻草，眼前即使是毒药也敢喝下去，在照会中称:“如能一切妥协，其贵国末定之件，自易速议办理，应请贵大臣无庸多虑也。”
以后俄方的“调停”，不过是以“调停者”的身份，引导奕新步步顺从英、法的要求。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使额金、法使葛罗对伊格纳切夫的出色“调停”工作感激不尽。而伊格纳切夫反过来又以“调停”有功，向奕訢索要报酬了，
奕訢并不知道伊格纳切夫在清朝与英、法谈判中的真面目，也准备对俄国有所酬谢。当他看到伊格纳切夫多达15条的条约草案时，也不免大吃一惊。俄方竟然提出开北京为通商口岸！但此时的奕訢惊魂未定，经受不住任何威胁，俄使照会中“兵端不难屡兴”一语敲打着他的神经，他更怀疑伊格纳切夫与英、法已串通一气，可能会唆使英法“变生意外”。甚至到了英法联军已经从北京退兵后，也居然相信俄使所宣称的若不允条作将“召回”英法联军的大话。至于北疆的俄国陆师，海洋上的俄国舰队，此时虽尚无准备，但也屡屡从伊格纳切夫的口中吐出，成为即刻可以刺中清朝要害的利箭。奕訢胆怯了，退让了。
同与英、法的谈判不同，奕訢将中俄谈判的详细情节频频上奏于咸丰帝。然而奕新的那种夹带分析地转述俄方要挟的奏折，使咸丰帝比奕訢更为恐惧。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彻底将他打怕了。只要不再开战，什么样的条件都已经无所谓了。签约只是丢掉些据说是荒无人烟的土地，开战将会使朕皇冠落地。因而他得知俄方不再要求辟北京为通商口岸后，下旨曰:“事势至此，不得不委由将就”让奕訢与俄方签约了。
1860年11月4日，根据咸丰帝的谕旨，奕訢赴北京城宣武门一带的俄罗斯南馆同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共有15款，其核心内容为:
一、中俄东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这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而且将《瑷珲条约》规定“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也划归俄国了。中国为此损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二、中俄西部边界将顺山岭走向、大河流向及清军卡伦路浅而划定。据此派生出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使中国丢失了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据此今天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称，《中俄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祸害中国最为深重的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
然而，更让今天的人们吃惊的是，咸丰帝不仅没有看出西部划界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损害，就连本属龙兴之地的东部领土的丢失，也没有引起他的痛心。在上奏中俄条约草本的同时，奕新还上了一道奏折，说明“亲递国书”一事已派员在天津交涉，但尚未有结果。咸丰帝为此破口大骂，指责奕新办理不当，而对中俄条约却没有挑任何毛病。
丧地事小，丧礼事大，这是咸丰帝心中秤出来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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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回答的评论区好有意思啊

第五条路一一汉妃。难度系数五星。
所谓汉妃,是指民籍汉人出身的后宫主位,故而不包括汉军旗出身的后宫。
清代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汉妃是世祖顺治帝的恪妃。顺治五年的时候，顺治帝下过两道旨意,均是关于满汉联姻的,其中明确说明“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还特别说明“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旨意如此,顺治帝也身体力行,“选汉女以备六宫”,于是河北滦州的石氏便进宫获封妃位。据说这位石妃入宫后,被安排住在永寿宫,还被允许使用汉式冠服,这是清代宫延给予其的一种特殊待遇。后来石氏在康熙六年病逝,康熙帝为之辍朝三日,追尊为“皇考恪妃”
从康熙朝开始,旗人和民人之间不通婚的情况渐成习惯，故而明确记录为汉妃的几乎没有,但是一些奏折和档案表明,康熙帝以及乾隆帝都曾经让江南的相关官员在当地购买因贫穷以至被家人卖身之女童,交到宫中调教后成为宫女,其中有一些便成了后宫的主位。不过,由于清初相关的记载很少,目前对于清宫汉妃的研究并不深入。据推测,圣祖康熙帝的顺懿密妃王氏,熙嫔陈氏、穆嫔陈氏等,都有可能是汉妃。
到了高宗乾隆帝的时期,汉妃依然可以在后宫中找到,如其芳妃陈氏和陆贵人陆氏，均是江南的民籍汉人。其中,陈氏在乾隆三十一年封为明常在,乾隆四十年晋封明贵人,乾隆五十九年晋封芳嫔,嘉庆三年晋封芳妃,嘉庆六年病逝,陆氏则是乾降二十五年封为禄常在,乾隆四十年晋封禄贵人,在乾隆五十三年病逝。根据清代档案,乾隆四十三年的时候,芳妃的本家亲戚从扬州来到北京,托人找到了当时的内务府大臣,说自己“为明贵人之兄”、“生活艰
难”,以谋求官职。乾隆帝得知之后,命人调查了明贵人和陆贵人的家庭。后给了他们一些差事以糊口,又特别交代““不许在外生事”
总之,这种从南方挑选家境较差之女子经过各种途径送入宫廷的方式,大致从康熙朝开始,直到了嘉庆朝才基本取消,准确来说属于“内部操作”,并不是正式的途径。通过这种途径进宫的民籍汉女,其进宫后的位分也不会很高,基本都在嫔位之下,能到妃位似乎已经比较罕见了。如果您要选择这条估计会特别特别艰辛。——《清朝穿越指南》

虽然

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烟,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慈禧

但

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烟好者,听之。——顺治

第四,“满汉不婚是指满人(旗人)绝对不能要汉人(民人)当正妻”一一错
首先,汉军旗人要民人之女为妻的例子屡见不鲜,甚至有相当的比例,完全不被作为特殊情况来看待。举例的话,镶蓝旗汉军的旗人蒋斯鳟,其祖父为清中期名臣大学士蒋攸铦,父亲蒋霖远任员外郎,蒋斯岭自己也是举人出身,这是典型的汉军旗人官宦世家。但是蒋斯嶟的嫡祖母马氏是陕西宁夏籍民人副将马乾和之女,嫡母吴氏是江苏吴县籍民人山东学政吴慈鹤之女,原配妻子周
氏是浙江会稽县籍民人督粮道周继炘之女,继妻曹氏则是安徽歙县籍民人大学士曹振鳙之孙女。一家子的正妻都是民人,可见一斑。
其次,满洲旗人中,也有娶民人之女为正妻的例子,只是跟汉军相比来讲少了很多。比较知名的例子是清中期的旗人大臣廷鏴。廷潞为镶黄旗包衣完颜氏,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期成额任侍郎,父亲完颜岱任河南布政使,为治河名臣。廷鏘本人贡生出身,历任主事、知府,他的正妻为恽氏,闺名恽珠,为江苏阳湖县籍民人。因为恽珠是恽毓秀之女、著名书画家恽南田之族孙女,出身江南名门,又著有《国朝闺秀正始集》等著作,这场婚姻关系才被人熟知。
由此可见,旗人男性是可以要民人女性为正妻的,只是汉军旗人要民人女性的情况更多。
第五,“因为满汉不婚,所以旗人之女绝对不能嫁给民人”——错
首先还是汉军,正如乾隆帝所说,“汉军每与汉人结亲,历年已久”,汉军旗人无论是娶妻还是嫁女,多有与民人婚配的情况。
其次则是非汉军者,日前所知满蒙旗人之女嫁给民人的例子极少,而且根据清代中后期的规定,“已媒暨已受聘之女……仍将旗女开除户册,以示区别”,也就是说,旗女要失去旗人的身份。
怎么样,您是不是听晕了?其实清代人早就替我们总结过了一一
满洲、蒙古之男女类皆自相配偶，间或娶汉族之女为妇。若以女嫁汉族者，则绝无仅有。其于汉军，则亦有婚講，不外视之也。
翻译过来就是说，满洲旗人和蒙古旗人男女通婚都没什么问题，他们还不时地娶一些民人之女为正妻。但是满蒙旗人把女儿嫁给民人，则不太可能。至于汉军，嫁娶民人都没什么问题啦。

其实清代皇权是最膨胀的时代，清代皇帝真的是想干啥干啥，绝对没人敢拦着。所以如果你是大臣，你就绝对不敢违拗他，更不可能背后诋毁他。比如乾隆本身是个二流古玩鉴定爱好者，但是大臣谁敢说他不务正业？不但不能还必须给他搜集全国各地的珍贵文物让他糟践。今天故宫收藏的很多古玩上全有他老人家刻的字儿。咸丰玩女人玩了多少，但谁敢说他好色呢？雍正炼丹最后把自己吃的升天了，谁敢说他是道士皇帝？

比如正德下江南，北征大同。被说成是不务正业。康熙三征准噶尔被大书特书，乾隆七下江南被传为佳话。这就是一张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