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的保护下，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没有延长？ 第1页

康熙一共有35个儿子，其中11个儿子因为夭折而未进入排序。在列入排序的24个皇子中，又有3个死于10岁以下，1个死于12岁。也就是说，康熙所有的皇子中，能活到成年的一共是20/35，不到60%。

在活到成年的20个皇子中，所有皇子的平均寿命在50~60岁之间。换句话说，对于皇子们来说，只要能挺过10岁，基本上就可以奔着五六十岁以上去了。

做个算术题就知道，假设死去的15个皇子平均年龄2岁，活下来的20个皇子平均年龄55岁，那么康熙所有皇子的平均寿命是32.2岁——这跟所谓“古人平均寿命35岁”基本一致。

在当时的中国，皇家能享受到的医疗资源可以说是国内最顶级的。即便如此，也有40%的人活不到10岁。@萌之侈侈 的答案里也提到，清代士绅家族幼儿夭折率在34%左右。这个水平基本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医疗条件。在这个角度上说，工业社会以前人类的平均寿命之所以低，其实都是被过高的夭折率拉下来的。

放在今天，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之所以容易夭折，是因为孩子的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全，对疾病的抵抗力比较低。所以，我们要给孩子打疫苗，要给孩子营养配餐，只要孩子发育完全了，那么自然也就能活到五六十岁了。而工业社会对人类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降低了婴幼儿的死亡率，从而让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安稳地活到成年。

客观上说，在康熙皇帝生活的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西方的医疗条件并未见得比中国好太多。所以，我们也无从说当时中医比西医差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在皇帝和士绅的孩子都有1/3活不过成年的情况下，硬要说清代中医能胜过20世纪的西医，那就只能让人呵呵呵。同时，这下面用所谓古人五六十岁的人遍地、乾隆皇帝举行千叟宴等等来证明中国古代的医疗条件特别好，或者是不明白什么叫幸存者偏差，要么就是故意在使坏。

当然，如果有人说“高手在民间”、“真正的名医都只是给老百姓看病的，皇帝和达官显贵他们理都不理”，所以民间婴幼儿的夭折率远远低于宫廷，那你们自己要信，就继续信吧。

PS：

评论区一堆人还是拿《二十四史》里人物的年龄来说事。那些说《二十四史》里记载的人物平均寿命五六十岁的，你们可长点脑子吧。

能进《二十四史》的人物，哪个不得有点功绩？而且，一般来说，人都是活得年龄越高，做大事的概率越高。三十岁的人能当个县令都算是人才，但县令能干出什么大功绩来？想干大事，那就得三四品以上的大员，可要成为三四品的大员，没有个五十岁往上的年龄，基本上就不可能。

而那些不到十岁就夭折的孩子，能干出什么事来？

连什么是“幸存者偏差”都理解不了，真没有必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更何况，康熙皇帝的35个儿子不是史书里记载的？这35个儿子，每个人的名字都记载的清清楚楚，你们怎么不去看看。

再多补充一句，还有一堆人在这里说“哎呀，人的寿命并不取决于医学，还有战争、饥荒、瘟疫、自然灾害、生活水平等等因素。你的观点太片面了”。

那你来给我解释一下，作为皇子，他们是吃不饱饭了还是没有医生给看病了？战争、饥荒、瘟疫、自然灾害……这些因素跟皇子有半毛钱关系吗？

我从没听说有哪场大饥荒把皇子饿死一大片的，也没听说前线打了败仗，后面皇子自动死亡的。

皇子作为当时拥有最好生活条件的人，其本身就可以排除很多非医学因素的干扰。皇子的寿命，本身就是当时医疗技术的直观反应。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提问者历史剧看多了，产生了四个知识错觉。

1. 古代医生跟人口的比例关系，看了几本电视剧，就以为几个御医能包打天下，一个华佗能福泽中原。这根本就是胡扯，很长一段时间，古代医生是贱业，是归属于匠类，医匠医匠就是这么来的。一个大城市里能有个医生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至于地方上，到今天还流传着毛脚郎中，贴狗皮膏药的传说。

2. 古代中药学的技术问题，至少汉朝以前的医生，全名还叫巫医，啥意思呢，你生病了，有个左手拿稻穗，右手拿铜剑，脸上带面具的尔必在你面前跳啊跳啊的，还在念一堆不知道是什么鬼的咒语。指望着这种治疗方式，我还不如多喝一口水。。

3. 中药学的流传问题，古代中国人有这么几个陋习，啥技术不是敝帚自珍，要么就是传男不传女，要么就是非要找一个骨骼清奇的尔必才能勉强传一点，什么合作交流的根本就是堪比大熊猫的存在，所以不应将中药学的古代发展看成是线性的，而是点性的，一个牛逼的大夫挂了，后代如果不做医生，几代人药方就失传了。

4.关于中药药草取得的艰难性。一味中药往往要十几种甚至数十种草药组成，现代人除了人参，就是当归，要不就弄个胖大海，还知道个啥？真当古代草药满大街都是啊，本来就祖宗保佑才碰到一个江湖郎中，病是诊断出来了，但是药没有，缺几味药基本就是常事。那跟等死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死后做了一个明白鬼罢了。

所以啊，古代寿命短跟中药真没什么关系，你怎么指望一个古代被鄙视，又低贱，珍稀堪比大熊猫一般，还没什么技术的大夫们，好不容易诊断了还缺药的状态下去医治全天下的人们。

本文很长,字数12000+,做个简单摘要:
本文涉及到的内容
1古代人均寿命被早夭率拉低,排除早夭情况后,再计算剩余群体的人均寿命,更符合历史认知.
2计算非早夭人均寿命时,引用了多篇不同研究方法(文本统计,墓志统计,族谱统计,骨龄统计)的论文,各统计结果虽略有差异但都集中在50-60岁附近
3比较中西方的非早夭人均寿命及人口规模,得出西方人口规模与寿命受瘟疫影响大于中国,并分析归因,认为中医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注意,是相关性而非决定性作用).
4夹带一些评议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内容,基本结论是从整体上讲,中医比传统西医有效,不如现代医学高效,但中医在一些局部又有可取之处,做好中医现代化,就能与现代医学相辅相成.
文章观点或论证方式不一定正确,有质疑可以留言,我会看,然后反思改进.

质疑的回应（很多人没有阅读长文的能力，却有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

有人说我搞幸存者偏差?

没错我就是在统计早夭阶段幸存下来的人的平均死亡年龄,所以是真正的幸存者统计,但论偏差就请对数据吧.

太长不看版

1. 我的第一个目的在于回应为什么杜甫会觉得人生七十古来稀，为什么杜甫一生羁旅看到社会各阶层的情况却和现在流传的平均寿命相差巨大。这是因为有很多儿童早夭杜甫看不到。
2. 第二个目的是解释历史和统计的认知差异。早夭儿童的数据直接影响了古人平均寿命，这使得我们在历史或族谱上看到的古人平均寿命也不一样，所以我剥离了早夭儿童的数据统计。
3. 第三个目的是证明古代中国同期平均寿命比西方高很多。东西方都有相同的早夭数据，这影响了后期的统计显著性，所以我剥离了这部分内容，比较活下来的人中的平均寿命，证明我们古代比西方平均寿命高很多，或者说古代中国大部分人活得比同期的欧洲人长。
4. 为什么不加早夭数据？如果加上早夭数据，那么统计分布会成大小双峰形状，那这时候的平均寿命或平均死亡年龄不能说明大部分人能活多少岁。

西方怎么应对新冠的，去掉他们现在的医疗水平，就和古代西方应对瘟疫如出一辙，寿命能高到哪去？我们一战的时候那些照片里的农民、工人、地主身高都比当时的欧洲士兵高，营养都好这么多，医疗水平能差哪里去？

所以有些人看都不看完我的文章就开始拿我已经解构了的概念进行批判,这立场也太明显了.

• 有人说平均寿命不是大部分人死的年龄,是一半人死于平均寿命之前,一半人死于之后

这人可能没学过中位数?他说的情况只有在正态分布时比较符合.

如果画出带早夭的死亡年龄统计分布图,那么显然会存在一大一小双峰分布而非正态分布,小峰即早夭区间上的死亡集中分布,大峰是活过早夭区间的人的死亡集中分布.

下面正文

引入

当下流行的古代人均寿命数据不足三十五岁,是统计学骗人的例子.

杜甫曾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一生艰苦,漂泊羁旅见过很多人,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古代人均寿命数据不足三十五岁是指大部分人三十五岁不到就死了,那为什么他不讲人生四十古来稀?

而且还不止杜甫,很多史料都表明古人并不止活到三十五.

我举一些检索到的数据:

• 奇多的老龄名人

我们最熟悉的诗人：陆游85，白居易74，苏辙73，王安石65，欧阳修65，曾巩64，苏轼64，李白61……都远超生活更优越的皇帝。

这些并不是个例，《唐诗鉴赏辞典》中有寿命可查的80位诗人，平均寿命60岁，《宋词鉴赏辞典》里寿命可查的有137位，平均寿命高达64岁。

更值得一提的是，唐朝80位著名诗人中，70-90岁的居然有17人，占总数的21.3%。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在畅春园正门前首宴汉族大臣、官员及士庶，年90岁以上者33人，80岁以上者538人，70岁以上者1823人，65岁以上者1846人。

史泠歌博士在《帝王政治与健康-宋代皇帝疾病问题研究》的附表3中依据《宋史》对宋代统治阶级上层男性1095人的平均寿命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平均寿命为64.55岁。

姚荷生在论文<我国历史上3088个著名知识分子的寿命的统计分析>中指出,古代知识分子,排除砍头自杀的,还有数量过少的女性,其平均寿命65.18岁,艺术家的平均寿命最高67.95岁,文学家最低的62.32岁,

可见上层阶级有不少人口活到六七十岁。

• 奇怪的古代法律

1，隋文帝颁新令，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以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炀帝即位，户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为丁
2，大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制：自今以后，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3，大明律：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
4，汉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赋，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给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税之且役之也。(15岁才开始赋税，56岁后免除。20开始给徭役，56岁免除。要服役36年。)
5，《唐律·名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

法律的制定是要参考实际情况的,

如果古人大部分都活不到35岁,那么这些法律就完全没有意义.

都活不到35岁,还定什么40岁娶妾?

都活不到35岁,还定什么56岁退休?

都活不到35岁,70岁开始犯罪减刑,90岁免刑是随便写的吗?如果他是不切实际的,那为什么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相关条目也借鉴了这条法律?

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为什么统计数字特征和大量实际现象会存在冲突?仅仅是因为幸存者偏差?

说明有更深层的问题没有被发掘,

• 奇高的夭折率

根据《清代男女生育行为的考察》（郭松义，中国史研究，2006.2）一文的结论，统计清代鼎盛时期146位士绅家庭的婴幼儿生存情况，得出在该146个家庭样本中，婴幼儿死亡率不低于34.41%（存在记不住死了几个、因围产儿而未曾计入或未序齿则不计的现象）。

可见古代婴儿夭折率很高,把这些不足1岁当0岁处理的婴儿算进来,巨量增大了分母,却对分子贡献为0.

假设古人确实普遍活60岁左右,那么乘以幼童存活率0.6,就得到了所谓平均年龄35岁,这是一个期望年龄,有数学意义,但却很反常识,跟我们接触到的史料差异甚大.

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古人平均寿命无法反应大部分古人能活几岁的原因,

因为样本方差过大分布极端不均衡,极端数据影响了整体特征,

就像掷骰子的数学期望为3.5,这是一个不存在的点数,我们仅从这个加权平均中,得不到掷100次骰子的点数的实际分布情况.

这时候单看平均数就是个障眼法,像你和马云平均收入过亿一样,他什么也表现不了,什么也解释不了,

小结

我们只能从夭折率知道大概三成的人刚出生没多久就死了,问题是剩下六成多的人到底能活几岁?

有些人喜欢说幸存者偏差,这是没错,但我要讨论的,正是这六成的幸存者的死亡年龄分布,他们才构成了我们的历史记忆.

这时更应该看看中位数和众数看看死亡年龄的分布,或者剔除掉极端数据再来看总体水平,总之维度要增加一点,

幼儿死亡率较高,拉低了平均寿命,表明中医在维持幼儿生命方面的技术较差,而根据历史常见现象,活下来的人有不少活到35岁以后,中医在其中一定起到了一些作用.

因为一旦能活下来,寿命能比同期欧洲高出一大截.

同期大部分欧洲人能活到几岁?我在查中世纪美弟奇家族资料的时候(出处忘了),看到一句话说,

绝大多数平民活不到三十岁,但不少美弟奇贵族能活到六十多岁,主要原因是贵族的卫生条件非常好.

首先西方的幼儿早夭率也很可怕:雍正江<中世纪西欧有产农民养老模式的特征>提到

一份中世纪调查数据显示，有明确年龄记载的 945 个孩子中，25% 的孩子死于 1 岁以前，48% 的孩子死于 2-3 岁

王振霞<古罗马的人口和人口政策浅论>提到

在古罗马,有2/3的婴儿能安然度过幼儿期的成长,其中只有 1/2可能会活到 20 岁.
许多人在中年就死亡了,活到五六十岁的人不多.
根据对墓志铭的研究,当时居民寿命极短,死亡的男性寿命大约为22.07岁,死亡女性的寿命大约为19.72岁.
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能活到老年.

在中医还没成型前的先秦时期,焦培民<先秦人口研究>提到

通过测骨龄得出,整个元君庙墓地人口平均寿命20岁左右,史家墓地人口的平均寿命为20到22岁.
从以上几个仰韶文化遗址得到的人骨鉴定来看,我国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居民大多死在青年时代.
夏商时代人口的年龄结构资料较少,宋镇豪据<殷墟出土人骨报告>推算殷墟居民平均死亡年龄在28.2岁

中西方都是二十来岁,可见我们的起跑线是差不多的.

然后来看看中世纪的英国:

上表为中世纪黑死病前中后期,英格兰地主阶级的预期寿命,可清楚见得不同年龄层还能活多少岁,普遍四五十岁之间.(注意黑死病爆发于1340年附近,就是0岁预期寿命17岁的那行)

表格说明,中世纪时期,英国过半的人在四十多岁就死了,可见大部分英国人活到四十来岁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然后来看看宋明时期的数据

上两图可以看出宋代大部分士族阶层的人死亡年龄在56到70岁之间,也就是他们能活到60+岁的概率很大.

郑丽萍<宋代妇女婚姻生活研究>基于墓志资料的研究,指出:

宋代人死亡高峰集中在61-70岁,占比24.44%,其次是51-60岁,71-80岁,分别占20.81%,19.80%.
经过计算夫妻样本的平均死亡年龄,可知男性死亡年龄平均为60.69岁,女性死亡年龄平均为62.31岁

有人说怎么能拿我国的士族和有墓者去比英国平民的寿命?

其实英国的数据也是不包括普通平民的,李晓光<黑死病与14—15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的变迁>提到

目前史学界通常使用资料保存完好的英国少量的城市和庄园的死亡率以及教区牧师的死亡率来推算欧洲的死亡率，这些记载死亡数据的花名册，记录的都是成年男性而且他们代表的是城市和农村中有稳定收入、财政状况良好的纳税人和能支付得起租金的阶层，而构成中世纪社会底层的穷人、缺少财富和土地的劳工阶层、下层佃农、临时工人诸如此类的人却被排除在外，由于他们不能承受任何赋税，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记载

因此中西双方统计的基础,都是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个体,所以这样的比较是妥当的.

以上关于中国古人寿命的研究论文,存在两个小瑕疵.

• 1死亡年龄和预期寿命

首先大部分文章主要讨论的指标是平均死亡年龄,而非平均预期寿命.

这是因为我国古代的人口年龄结构统计很简略,大多按劳动力和非劳动力分三档(幼壮老),很难像计算英国人均预期寿命一样去直接计算古代中国不同年龄段的预期寿命.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平均死亡年龄在样本数足够大的时候,可以等同于平均预期寿命,这样就有了一定的可比性.(王峰,何平<论平均预期寿命与平均死亡年龄>,认为在传统生命表下,预期寿命与死亡年龄并没有本质区别,当前年龄加上预期寿命就可以看作死亡年龄,二者虽然计算途径不同,但却是一致的)

我觉得预期寿命如果只看0岁的那一行,除了无法代表大部分人的寿命,还有一个问题是,假设预期寿命在100年内相对稳定不变,那为什么不看20岁的预期寿命只看0岁的?

六成多人能从0岁活到20岁(因为趋近期望值),那么他们到20岁时,由于预期寿命总表不变,那为什么不能看20岁的预期寿命,也就是六成多人中可能死亡一小部分,但还有很大部分还能再活37年?

如果能综合看每个年龄段的预期寿命,就能更贴近现实.

再比如,我国50年代的0岁预期寿命只有50多岁,也就是说大部分50后只能活到50岁左右,这符合现实吗?2020年了,50后大部分都去世了吗?不符合现实.

单看0岁预期寿命,反映的只是一种当前医疗卫生条件下的幼儿存活能力和存活可能性,可以用来相对比较不同时空的同年龄段人口,数值高的只能说医疗卫生条件好,这个数值绝对不是对应什么事实年龄.

而医疗条件又是随时间变化的,不同年龄的预期还不一样,没法反应大部分人活了多少岁,所以综合成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各阶段预期寿命来看,才更好反映现实.

• 2统计的数据基础

大部分论文主要使用的数据来自有墓者的墓志,或者上层阶级的文字记载,这是因为民间的数据比较少见,同时也缺乏足够的早夭数据.

简而言之,记录的都是有钱人的非夭折死亡年龄数据,所以所得数据应该虚高于总体寿命,不会高太多,这些研究也是有参考价值的,至少可以作同阶级比较国内外的平均寿命,也能推出高出一大截的结论.

不过由于本文的目的就是在讨论非夭折的这六成多的人能活多少岁,以更综合的符合实际的角度,看待古人寿命.

所以为了提高数据的可信度,我查资料再补充平民阶层的寿命:

一份基于普通家族族谱的数据,付永贤<清末至民初人口结构实证研究>提到:

有的学者对族谱资料的研究得出,自16世纪中到18世纪中,凡年龄十五岁以上者,平均死亡年龄约在五十一到五十三岁之间.

一份基于平均预期寿命计算的数据,倪加林 <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份数据是大多数人最常引用的,他的增扩版中纳入了1940年中国0岁预期寿命为31岁,于是很多人觉得年代再往前推也不会比这个更好,于是就有古人活不到35的传言,但须知1940年中国还在打仗,还闹旱灾,其准确性我认为有待商榷.

不过早夭率确实很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代中西医都没有解决办法,早夭率差不多.

但从表中可见,我国其他年龄段的预期寿命,还是比同期(工业革命前)西方高很多,我们20岁能活37岁,对方20岁只能活28岁,而且对方还是地主阶级的寿命,这种差异,我认为中医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且就算工业革命后到了一战，我们在美华工的身高还是比白人高，清末很多照片里，我们人的身高都比旁边的白人高，这说那时候中国人的营养仍然比西方好。既然营养好一些，那么医疗条件（中医）也好一些也是很好理解的。

下面的研究涉及到了北宋平民阶层的死亡年龄(陆岩 <北宋人口死亡年龄研究>):

可见中下层阶级的寿命确实不如历史留名的上层阶级高,但还是比同期的西方人高,更不用提所谓活不过35岁的梗了.缺点是这份统计还是基于墓志的.

以下研究基于测骨龄，可以更随机，更好地撇开阶层的影响。

缺点：由于未成年人骨较少,如果早夭率30%是可信的数据，那么以上骨龄测试就不能反映夭折等死亡数据。

所以我剔除了这部分不准确的数据，做了一个只有成年后的死亡占比统计，也就是剩余六成人的死亡年龄占比，由于骨龄测试得到的年龄在一个区间上，并不精确，所以用年龄段划分。

对上面统计图的解释：

中国的数据来自论文 孙蕾等 《郑州地区汉唐宋时期居民死亡率的初步研究》。

其中汉唐宋人骨均出自郑州荥阳薛村遗址，皆为小型墓葬群，是平民的概率较大。

北魏人骨来自山西大同南郊区田村遗址，墓主社会地位还不清楚，非平民概率较大，因为陪葬品很多。由于是测骨龄得到的结果，属于一手证据，可信度较高。

我将未成年的死亡数据剔除，将青年，壮年，中年，老年期的死亡率占比总和作为分母，算出排除未成年死亡率后的各年龄段死亡率各自占比，以反映剩余六成人的死亡分布。

英国的数据来自论文 王红印 《14-19世纪中英人口数据梳理分析》。

年龄统计基于家庭纳税记录，属于有产阶级，社会较富裕对象。

我将中世纪的生命表做同样的处理：按青壮中老将年龄分对应四层，减掉15岁之前的死亡人口，690人为初始人口，分别计算各成年年龄段的死亡人数占比，同样也能反映剩余六成人的死亡分布。

得到的结果是显然的，中国的数据中，这活下来的六成多人，除了汉魏时期，唐宋均有超60%的人活到了中老年，对比英国则只有55%，表明唐宋平民的寿命比中世纪英国有产阶级还高一点。和英国时代接近的宋朝数据最好，近75%的人都活到了中老年。

英国的数据为什么差，主要原因是在青壮年时死亡率较高，仅汉魏两代青壮年期死亡率略高于英国，唐宋的青壮年死亡率皆低于英国，可能的原因有食物充裕度不同或医疗卫生水平不同，但在统计的那个年代，英国人口处于增长期，粮食不足的可能性较小，我认为还是卫生水平不够所致。

如果用之前提到的基于墓志研究唐宋死亡年龄的论文数据来做这个统计，则表明唐宋时期活下来的那些士人阶层，有85%都活到了中老年，远超英国有产阶级。

剩下那六成多的，对历史产生实际影响的古人，至少有一半都活到了中老年。

再纳入三成夭折率来看，有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活到了中老年。

但老年死亡比例又少于中年，因此这三成中老年人，死亡年龄集中在50-60岁之间的比例应该是最大的。

可见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其判断是合理的。

中欧人口数据差异的原因分析

人口规模和人均寿命受到很多种因素的影响,卫生条件,瘟疫疾病,天灾气候,人祸战争,等等.

不过我认为我们的人均寿命比他们高,主要是因为中国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中医医疗体系,以及有官方主导的卫生防疫体系.

• 有人不理解我的论证思路,太长不看,总结在这里:

1欧洲人均寿命低,死亡率高,有很多原因引起,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医疗卫生水平低.

理由是当时卫生水平最高的城市纽伦堡,在两次黑死病中的死亡率全欧洲最低,只有10%,与其他城市至少20%平均50%最高70%的死亡率呈显著差异,所以卫生水平对欧洲人均寿命与人口规模影响较大.

2瘟疫在中国的影响比在欧洲小,中国人口剧烈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战乱,战乱致死的比例远高于瘟疫致死的比例.

3由中欧的瘟疫影响差异,医疗卫生在黑死病中起到的作用,中国人口死于战乱多过死于瘟疫,三者得出是中国相对先进的医疗卫生系统,使得中国免于爆发黑死病级别的瘟疫,从而对延长平均寿命起到一定帮助.

以上就是我的论证思路,下面会给出论据.

• 中国悠久的医疗卫生系统

秦代就有了下水道,阿房宫底下就有大规模的下水道系统,

汉代出现方舱医院(庵庐),洒水车(翻车,渴乌竹)会喷水扫地,公共厕所(都厕),

还有专门的疾控官员,定期除草,除虫("以艾熏之","雄黄驱蚊"),清洁水源疏通河道,

宋代有法律规定公共场所不得乱倒垃圾("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政府拨款成立综合慈善机构(安济坊),

疫情期间,历朝历代都会组织防疫工作,抚恤民情,如宋代("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

古人还粗浅地知道一些卫生知识,如

吃熟食,不吃腐肉(《周礼》＂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孔子＂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喝开水(《吕氏春秋》＂九沸九度＂),

勤通风洗澡,发生人传人要隔离,对病人的衣物用蒸煮法消毒(《本草纲目》"初病人衣，蒸过，则一家不染"),强调抵抗力(正气)预防,

古代中医就意识到"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气候变化与瘟疫流行高度相关,多运动可以强身健体,等等.

其实我们的先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蠢,我看下来感觉至少有我们中学水平的卫生知识.

(详见 董维 中国古代防疫思想变迁的研究)

所以中国虽然也有大规模传染病,这没办法,时代所限(医疗发达的今天也拦不住新冠),但拜这套相对先进的医疗卫生体系所赐,从来没出现过像欧洲黑死病级别的传染.

因为很多时候疫情是可防可控的,太平年间,只要政府机构运转良好,部门各司其职,做好防疫工作,就能防微杜渐,大事化小,在和平年代,我们能把大规模疫情控制在平均十五年一疫.

• 有人不相信我们没有黑死病级别的传染?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英国黑死病后,其人口有近200年没有恢复过来,整个欧洲黑死病爆发期间人口甚至锐减过半.

而大规模瘟疫最多的明清时期(明64次,清74次大疫,占总大疫50%,来源<董维 中国古代卫生防疫思想变迁的研究>),

在人口密度人口基数都远高于同期英国的情况下,第一没有过半的人口锐减,第二灾年过后也不需要200年去恢复人口,这足以说明当时的行政手段+医疗手段,有效遏制了大规模疫情升级为毁灭性疫情.

清代数据更好,就不放了.

伯恩斯《世界文明史》提到

黑死病对欧洲的袭击使得欧洲人口在 1300～1450年间减少了至少一半，甚至是减少了三分之二。

另外邓铁涛<论中医诊治传染病>中也指出,我们没有过黑死病级别的瘟疫

公元 1347 ～ 1350 年欧洲有 2 000 万人死于鼠疫 。 16 世纪末欧洲再次爆发鼠疫 , 至少有 2 500 万人死亡 。 历两千多年 ,中华大地传染病一次流行其死亡人数达 1 000 万以上者未之有也 。

其中,中医的作用一定是有的,因为中世纪的西方医学就不行,聂文<中世纪西欧流行病及其防治研究>指出: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世纪的医生们都不足以应对其时代的流行病. 中世纪的医生给人们的印象几乎人他们完全沉迷于华服美食,只会验尿和在一定的时候行放血术,这足以说明当时医学的贫乏状况.

李晓光<黑死病与14—15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的变迁>

医学院向医师们传授的仍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希伯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理论，以及阿拉伯人的诊断疾病的方法。
他们认为疾病的发生是人体内四种体液平衡紊乱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写过有关传染病方面的论文，但面对黑死病的时候，没有人有直接的经验，也就找不出疾病的病因。

可见同样是基于朴素唯物观点发展出来的传统医学,传统中医比传统西医要有效得多.

中世纪医生还在用忏悔,占卜,驱魔来治病,要知道我国从汉朝开始就已经巫医分离,发生大规模疫情的时候,政府明令禁止巫术活动,但会免费发放草药.

所以我们今天能防疫成功,先辈们的防疫经验总结,从治疗手段到行政手段多少是帮了点忙的,

看看这次西方的应对,就知道他们为啥会中好几次黑死病了.

• 另外有人以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为例说中医毫无用处?

确实,查了些资料,东北肺鼠疫中医毫无办法,王银<1910-1911年东北鼠疫及防治研究>

其惨状如民政司张贞午亲临防疫会演说词所说 “ 人世之最惨者莫如瘟疫 , 而瘟疫中遗害最毒者莫如百斯笃一种 。 别种瘟疫传染犹缓 , 而 百斯笃(即肺鼠疫)传染最速 , 别种瘟疫医治得手可救十之五六 ,而百斯笃一发即死 , 无可医治 , 别种瘟疫因热而生 , 遇寒即灭 , 而百斯笃不然 , 虽遇零数度 以下之严寒仍然猖撅 。 ”
造成民众恐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不足 。
于是 , 民众在防疫上表现为丧失理智性 , 转而迷信鬼神。“ 乡民们 不知是病之原由 , 谓邪气所致 , 家家用桃木小弓配以五色线 , 并用小袋装黑豆挂之 门首谓可除邪 , 其愚可怜己极 , 然不足怪也 。 ”

可见当时肺鼠疫是最为棘手的一类传染病,中医毫无办法,走投无路时巫术迷信也出来了.

但同时期的岭南也爆发过鼠疫,不过是稍温和的腺鼠疫,岭南的中医在救治过程中探索出了新的治疗方案,稳定了疫情.

屈志勤等<岭南名中医抗击“甲午鼠疫”述评>引用了<鼠疫汇编>的数据指出

“是年见症几三百，施药二百七十余干，共死四十余人，除误医与不服药二十余人外，尚救九成有余。合观二年，上年鼠死少毒轻，少服药亦收全效；本年鼠死多毒重，倍服药止救九成”[6]66。
黎佩兰在其书中也记载了他用罗芝园方治鼠疫，治轻症疗效甚著的情况：“轻症早服者，十全；重症而能放胆连服获愈者，十仅一二而已。”[10]

腺鼠疫的致死率在30~50%左右,中医参与治疗虽然不能高效治愈,对重症也基本无效,但也能将致死率下降到10%左右.

由两场瘟疫可见,中医并非包治百病,但也非质疑者所说毫无用处,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寡人有疾的故事,也说明中医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

• 有人觉得,是不是黑死病是特殊的一次最大瘟疫?

不是,同级别的瘟疫在欧洲还有好几场,比如查士丁尼大瘟疫,造成东罗马帝国人口在541-600年间锐减40%-60%,([拜占庭 ]普罗柯比 <战争史>),我们国家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是战争,比如张献忠屠蜀,汉末大乱等,高过瘟疫对人口的影响.

• 有人发了很多史书上记载的某某地方大疫,十室九空,死者不数,来证明中医无法防疫?

这才是犯了幸存者偏差的错误却不自知,反驳角度有两点,

1数据的局部性,某些地方行大疫十室九空,不代表全国十室九空,通常是描写一个村子,就像现在的武汉是中国疫情中心一样,武汉的疫情严重不代表全中国的疫情严重,而欧洲当时是整体死亡率50%,整体和局部不是一回事.

2数据的新闻性,能被记下来的数据都是大规模防不住的瘟疫,但是能被中医防住的瘟疫就不会被记下来了,因为稀松平常还记什么.这就是幸存者偏差.

但中医到底防了多少疫,历史难以考证,我们只能比较中西方这些被记下来的瘟疫谁更严重(就是所谓比烂).

明清最严重的一次纯瘟疫死亡,即瘟疫主导,其余灾祸影响有限,算是万历年间的,疫区北直隶+山西+河南死亡率高达25%,但算到全国总人口也才4%.最严重的非纯瘟疫死亡,即瘟疫+天灾(蝗灾旱灾饥荒)+人祸(清军入关屠杀,明政府瘫痪)一起上的那种(直接就当自然死亡算了),是崇祯年间的,同样北直隶+山西+河南,死亡率达到40%,可见还是欧洲比较严重(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

• 有人觉得中国人口明清时期暴涨是因为美洲作物传入?

其实不是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同期的欧洲没有暴涨?人口从明初的1亿到清代的4亿,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明政府推行的"一条鞭法"和清政府推行的"摊丁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这是两条一脉相承的税收政策,废除了数千年来的人头税.在过去,生出男丁要交人头税,要去做徭役,这两条政策生效后,人头税算到了土地税上,徭役可以花钱转让,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使民众敢生了,才有的人口暴涨.摊丁入亩 - 搜狗百科

其实一亿人口离中国农业社会土地承载极限还差得远,还轮不到要靠新作物才能提升人口,这种想法的人,只看到了科技的作用,忽略了历史的综合性.

此外,逻辑矛盾的是,如果古人的医疗卫生手段真的对瘟疫毫无作为,无法防范或收效甚微,在明清那么多大疫下,为什么不像欧洲那样人口停滞两百年?反而人口暴涨?

• 有人觉得是中世纪欧洲交通发达导致的死亡率高?

交通发达确实会导致传播变快,死亡率变高,欧洲沿海港口城市的死亡率确实高于内陆城市,比如

英格兰东部地区、意大利地区、斯堪德纳维亚部分地区死亡率均在50%以上,内陆如波西米亚地区和加西利亚等地区的死亡率则在20%左右.

但是在李晓光<黑死病与14-15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的变迁>提到的黑死病高死亡率的原因里没有交通发达这条,他提到的5条主要原因有,1鼠疫致死率本身就很高,2黑死病频繁发作,3十三世纪末开始出现食物贫乏,抵抗力下降,4公共卫生水平低下.5中世纪医学水平落后.

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医疗和卫生水平,证据是黑死病中纽伦堡死亡率仅有10%,为什么纽伦堡死亡率这么低?因为他是内陆城市?不是,哪怕是内陆城市多数也是20%起步.

其实是因为他的公共卫生是全欧洲做得最好的:

纽伦堡完全是个特例，它在公共卫生系统方面有着显著的优越性，废物和垃圾被严禁倾倒在街道上，牲畜与人分离，纽伦堡在 14 世纪早期有 1.5～2 万人，公共浴池却有 14 个，并有严格的审查制度确保市民是干净的。
黑死病爆发时，该市的市政医生们推测死尸、极差的通风环境、密集的街区造成了鼠疫，于是迫使市政府颁布法规，把死尸葬在城外，神父也要减少布道时间，尽早结束宗教集会，死者的衣服用具都要被焚烧，纽伦堡杰出的公共卫生系统在限制黑死病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在中国古人看来是常识的东西,他们居然只有一个城市能做到,怪不得能死那么多人.

此外中国东南沿海的水路交通也很发达,但也没造成这么可怕的死亡率,所以只能说交通发达对死亡率有影响,但要达到黑死病级别的影响,是不足够的,必有其他更重要因素在起作用.

• 有人说,卫生水平能代表中医水平吗?

当然可以了,卫生观念就是基于医学观点得到的,我们现在知道要杀菌消毒,也是基于现代医学观点得到的.

自然古人的卫生观念也受当时的中医影响,上火就是个中医观念,传统西医和现代医学都没有的,我们却有防上火的意识.

前面提到的卫生工作,用的也是中药驱蚊除虫,一些地方特定季节吃什么食物可以防止什么病,这都是中医的朴素唯物视角下的卫生保健思想,所以卫生是医学的延伸,古代的卫生水平就代表了中医的水平.

• 有人说,中国古代疫情控制得好难道不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作用?

中央集权带来的对地方的高效管理能力,当然能让防疫措施更好地实施,一件事情做得好,因素往往不是单一的,不可否认中央集权在防疫工作中具有优势,没有强力的中央政府,一些防疫工作也无法贯彻到地方执行.

但是也请注意,罗马帝国也是中央集权的,中世纪末期,英,法,西建立的民族国家也是中央集权的,普鲁士统一德国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权国家.

何谓中央集权?就是中央政府直接拥有军队,直接向地方征税,直接任命地方官,这种高效的控制和行政能力,应该很好控制疫情吧?然而罗马帝国时期别忘了查士丁尼瘟疫,中世纪末还有第二次黑死病.

可见中央集权并不是瘟疫能够被控制的唯一起作用因素,只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还需要配合其他因素才能发挥出作用,我认为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优秀的卫生医疗体,一个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以上几个西方中央集权国家为什么在拥有控制大规模疫情的行政能力后,依旧无法控制大规模疫情?因为他们的政府并不对人民负责,这种不负责是根植于他们的文化中的,如今各国的新冠疫情乱象也可以说明他们并不把人命当回事.

我国08年打过粮食战争,为了抗击国际资本炒作粮价上涨,不停地放出储备粮以稀释粮价,最终打赢了战争,保护了粮价.我们的储备粮制度是自古就有的,自古有大规模饥荒就会尽量开仓放粮,而19世纪的英国发生了土豆减产引起的饥荒,当时的政府就对这些饥民不管不顾,使他们纷纷远渡重洋,逃到去加拿大避灾.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我认为是儒家中的"节用爱人"思想影响了政府对人民的负责态度,不说古代儒家就是正统思想,就连现代,虽然已经不再提儒家了,但儒家的那些思想依旧根植于我们许许多多的事物中,也包括了我们的政府,而西方是缺失了这种看似常识的道德观.

所以我认为只有对人民负责的指导思想落实到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上来,才能发挥中央集权在防疫赈灾中的作用.

可见中央集权+医疗卫生+同情人民,三者需要合作才能对疫情的控制起到显著效果.

温铁军教授在一期视频^[1]里指出,中国农村在缺少现代医疗卫生条件的情况下,能安然度过新冠疫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可以在与外界沟通的情况下维持日常生活,以及中医中草药的低成本易获取,使得疫情在农村更容易控制.

注:

正如有些人指出的,本分析的一个缺点是没有纳入古代的资源贫乏因素影响,因为农业社会就那么点生产力,尽管卫生理念可能比欧洲先进得多,但很可能存在地方性的偏远地区的落后.

那里的人医疗卫生水平可能不见得比同期欧洲人高多少,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存在非常严重的地区差异,地区差异使中国看起来像是三个世界拼成的国家,就算现在也是如此.

但总体而言,高于西方是毋庸置疑的.

综上所述,对照古代中西方的非夭折寿命,人口数据,防疫能力,可见中医对延长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有帮助的.

转折

下面谈谈西方平均寿命是什么时候赶上来的?工业革命时期.

可见工业革命开始后不久,英国平均寿命就达到了宋代水平.

生产力迅速提高+卫生条件迅速改善+现代医学的诞生(特别是几支疫苗的作用),使得英国的早夭率快速下降,他们进入了起飞模式,把我们反超了,

而我们明清时期的平均寿命还是和宋代差不太多,这寿命可能已经是农业社会的顶峰了.

同时也可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会先超越西方?因为有中医.第二,我们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因为没有工业革命.

加上这个转折,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中医对寿命的影响,它是农业社会的巅峰之作,却只抵得上工业社会的萌芽状态,可见,又一次验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能正视历史，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值得骄傲的历史，而不是不堪的历史，至少比同期的欧洲都要强很多，我们只是现在暂时被打败了一次而已。

中医的现代价值

上述分析也可见得,中医在保障人均寿命方面落败于现代医学的关键,是受制于农业社会的卫生条件不行,而非中医无效.中医是有效的,虽然他的理论基于朴素唯物观,不识细菌病毒,但依旧不可否认他的效果.

偶尔治愈一两个人,一两千个人,可能是凑巧,但中医已经治愈了数千年几十代人,中医凑巧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从置信区间角度去讲,我有很充分的把握相信中医是有效的,不是猴子打出的莎士比亚.

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农业时代的中医虽然有效,但确实不如诞生于工业时代的现代医学高效和准确,那么中医的现代价值是什么,明明在民国时都快要被废止了,国家为什么还要给中医续命?

SARS一战,是说明了很多问题的,主要有两点,

• 中医对免系统调节的竞争力还很强.

免疫系统对于现代医学来讲还是太复杂了,难以控制平衡,比如SARS治疗中,众所周知糖皮质激素虽然能治愈重症病患,但对人体有严重的副作用影响.

而中医在阻止轻症转重症方面很有效果,并且无副作用,靠的就是对免疫系统的有效调节,从而实现治愈.

现代医学想达到同样效果,要等复杂性科学有突破进展才行,在这之前,中医还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

• 中医看病用药使用的整体视角.

区别于现代医学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性视角,传统中医对一些病理机制不那么明确的疾病,通过整体性视角去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有时能打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医的免疫系统调节就是一种整体视角的产物,中医药经常多味复合使用,从现代视角看就是同时作用多个靶点,效果更好,还减少了耐药性,也是一种整体性视角.

所以我认为中医在经过工业社会的改造(中医现代化)后,还是能成为现代医学的替代方案的,与现代医学相辅相成.

另外注意我提倡的中医现代化,不是废医验药,不是把中医理论丢掉直接去研究中医理论配比出的现成中药,而是要求现代医学按照现代科学的方式,彻底理解中医理论和配药思路.

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最大的不同是思路的不同,用药是次要的,应该吸收借鉴传统中医的用药思路和理论,将阴阳五行的朴素唯物外衣褪去,留下真正能被现代医学理解的理论内核.

不过本文主要在讲述人均寿命问题,中医有效性的论述,包括双盲,药理等,知乎上已经有了很多回答,随便一搜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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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k4y167vM

战乱，瘟疫，洪水等都是严重影响寿命的因素，典型如清朝的天花，北方几乎人人会得。

康熙年间南方的接痘术开始传入北方，天花才得到缓解，加上社会开始稳定下来，所以二千万人口到了咸丰年间发展到了两亿多。

对于古人什么平均寿命不到三十五，或是死亡率约百分之三十的说法还是不要当成严谨的数据看，很多从史料上计算的数字有明显的地域偏差。

例如以清朝皇室的死亡率计算，看起来夭折率很高，但是爱新觉罗家族毕竟也曾历史上曾经同一时期高达十四万的家族人口，那么按死一半算，等于同个时期也夭折近十万人？

又比如咸丰年间有两亿人，按百分之三十算，不算自然死亡的，光是夭折就死了六千多万人，这六千多万个坟头在哪儿？

那么大规模的死亡人数，是否有史料明确记载？

所以这很违反直觉，仅仅以个别皇室或是清朝官员的死亡率计算，未免有以点带面。

如果要进行一个合理的统计，应当搜集各地家谱进行统计一下。

按家谱传统：

殇　　7岁及其以前身亡，或作“早殇”。
夭　　8岁至15岁，未成年或称“早夭”、“夭折”。
亡　　16至30岁，短寿曰“亡”。
卒　　31岁至50岁，中年称“卒”。
享　　51岁至59岁，“半百”老人方可称“享年”或“终年”。
寿　　60岁及以上可称“享寿”、“寿终”、“高寿”。
耄耋　80-90岁高龄。
期颐 100岁以上

统计下数据，才能得到可参考的数据。

另外，现代的堕胎，如果把每年过千万人次的堕胎也算成夭折的作为数据统计的话，也好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