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完全比不上中国。
完全完全。
本蛋蛋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但在此问题上我坚决站队中国。苏联其实是外强中干的典型代表。
1975年苏联巅峰时期最接近美国GDP的时候,GDP接近美国的40%。
2019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67%。
从数字上直观地看就能发现差距肉眼可见。
而且,苏联的发展那叫穷兵黩武。闭门造车,打开国门会被西方产品冲击地体无完肤,文化冲击地体无完肤。他的经济结构也是畸形的。导弹像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出来,潜艇像下饺子一样下到海里。但老百姓却吃不上香肠和饺子。它的GDP主要是重工业,对于民生的工业非常薄弱,这也是它崩溃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完全不同,我们已经抛弃了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选择市场经济三十年了。是切实地对接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而且产品是有竞争力的。虽然一个芭比娃娃中国人卖一块钱,美国经销商赚9块钱。但是中国人1块钱就能造出同等质量的芭比娃娃这就是极具竞争力的,可以竞争到别国吐血的地步。
你只看到了顶尖高科技行业被美国卡脖子,中国造不出光刻机。但你不知道,中国在塑料盆、裤衩背心、挖掘机、钢铁等中低端领域的碾压级优势。中低端领域不拼技术,拼的是产业密度和规模。这同样也是竞争力,而且规模极大且能赚钱。更重要的是,低端产业能够将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全部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中国只要放下身段找工作,没有找不到的。西方国家天天唱的失业率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经济活力可见一斑。
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官方数据下依旧被低估。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度更强,比如美国零售业沃尔玛垄断,但中国遍地夫妻老婆店。民间不开票的交易远远多于发达国家,大量的交易无法被统计。
同时民间财富和个人收入也大大被低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可以转换为政治话语权、军事、文化、技术优势。中国的经济水平可以碾压当年的苏联。
性能再好的飞机,当你没钱装备的时候,也只是展台上的展品;数量再多的导弹,当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时候,也只是帝国下葬的陪葬品。
苏联(俄罗斯)维护国家利益敢两次血洗布达佩斯格罗兹尼,国家强大靠铁与血,钱再多没有血腥不过是自欺欺人
1956:苏联坦克两战布达佩斯
罗山爱
“我们的坦克给匈牙利带去了自由、和平与繁荣”
1956年10月23日上午8时许,布达佩斯科技经济大学的学生们首先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傍晚,聚集在市中心贝姆广场的群众已达20余万,需要强调的是,广场上所矗立的雕塑正是为了纪念1848年匈牙利独立运动时期指挥匈牙利起义军的波兰人贝姆,而他们所抵抗的正是前来镇压的俄国军队,这导致整场运动的性质让莫斯科感到怀疑。
起初,示威人群还比较克制,除了一些恶作剧外,市区内没有出现大规模犯罪行为,他们向政府提出十点要求和十六点要求,主要是清算拉科西,请出纳吉重新执政,撤走苏联驻军等。遗憾的是,政府对所发生的一切反应迟钝,示威者于是开始真刀实枪地暴动。最初,一部分示威者冲击国家广播电台,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出现个别枪支射击现象,随后迅速演变成大规模暴乱,电信局、党中央机关报、印刷厂和一些警察局被示威者占领,号称“起义人民”的暴乱分子冲进当地强力部门,抢夺武器,他们高喊着“让匈牙利里没有俄国人”、“纳吉出来讲话!”、“俄国人滚回去!”、“俄语不该作为必修课!”的口号,对“政治对手”进行不经审判的快速枪决和严刑拷打,一些暴乱头目公开要求北约或联合国军队进驻匈牙利。
邀请苏联出兵
鉴于形势严重,10月23日深夜,匈共召开紧急会议,增选“边缘化”多年的纳吉为政治局委员,并重新出任政府总理。那一天,苏联代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也去了匈牙利,可惜他们晚到了一步,冲突已从办公室发展到街头,纳吉并未控制住局势,此人颇有点书生气,他设法去调和不可调的事情,否定动武的可能性。不能不指出,纳吉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了,他不是在事件发生前,而是在事件达到高潮时上台执政的,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只能去确认已经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从苏联使馆得到这样的报告:“……纳吉成了群众的尾巴,他主要的依靠对象是年纪很轻的小孩子。米高扬到了纳吉的总理办公室里开始交谈,忽然闯进来一帮小男孩,他们是中学生,人人都有武器。他们向纳吉报告正在干什么,什么已经干完,将要干什么。另外一些人又跑来要武器。一句话,中学生组成的年轻一代,实际上成了纳吉的依靠力量。”恰恰是这些年轻人让纳吉上了台,他们指望新总理会跟着他们走。
匈共紧急会议还决定全国戒严,并请求苏联出兵维持秩序。当时驻匈苏军总兵力约两万人,编成一个特别步兵军(1955年9月正式成立),由设在布达佩斯南部特克尔镇(Tokol)的司令部统率,军长为P.K·帕先科中将。特别军下辖近卫第2、17机械化师(师长分别为S.V·列别杰夫和A.V·克里沃舍耶夫少将),驻扎在塞克什白堡、豪伊马什克尔和久尔一线。另外,指挥关系上隶属苏联驻罗马尼亚独立机械化集团军的近卫第33、128机械化师,临时驻扎在匈牙利索姆鲍特海伊、凯奇凯梅特、塞格德、策格勒德和索尔诺克(Szolnok,今为匈牙利航空博物馆所在地)。出于政治考虑,布达佩斯市内没有苏军。此外,苏联空军控制着许多只供苏联飞机起落的现代化机场,匈牙利的领空也处于苏联监视之下。
匈牙利历史学家科斯托尼·彼得考证,苏联对匈牙利局势没有感到意外,早在1956年6月波兰刚刚爆发过反苏性质的“波兹南事件”后,苏军总参谋部就制定好全方位应对类似事件的“波浪”计划,旨在“恢复秩序”,同年7月,华约总参谋长、苏联大将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到匈牙利检查苏军备战情况。10月22日夜晚,驻匈苏军参谋长叶甫根尼·伊万诺维奇·马拉申科上校就提前进入布达佩斯市内掌握情况,而在23日晚,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莫斯科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匈牙利局势和对策,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通报了匈牙利最新情况后,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发来的电报也判定右倾在匈牙利政治舞台上占了上风,需要立即进行干预,会议决定向布达佩斯派遣苏军。
1956年10月23日,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驻匈苏军立即投入平暴行动。到24日凌晨两三点钟,苏军近卫第2、17机械化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开进布达佩斯,他们曾试图与匈牙利政府和军队合作,但很快就被对方视作敌人,因为此时匈牙利反对派已经获得大量武器装备,甚至有能力将一些“政治敌人”抓捕起来,绞死在路灯杆上。直到今天也无法确知,进入首都的苏军与匈牙利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首次交战的,只有一个事实是确凿的:24日早晨,市民曾看到一支由匈牙利军官指挥的倒戈部队,在市中心的人民剧院胡同与约瑟夫环路相交的路口阻击苏联坦克部队。
当时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苏联人是如何了解的呢?《真理报》说:“奉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之命,匈牙利军队、内务部队和工人武装支队在苏军协助下于10月24日夜间平息了反革命叛乱。反革命力量已被击溃!但某些地方仍有小股武装分子在继续活动……”这种措辞包含一种特殊含义,那就是苏军并非单独行动,而是与匈牙利人民军配合作战,那时候,依然存在着扭转事件进程、将洪流纳入安全河道的可能性。
暴行没有底线
10月23日夜,布达佩斯全城的武装据点还只有三个,一个在科尔文夹道,一个在布达的莫里兹·日格蒙德广场,另一个在盖莱尔特广场,但当苏军介入后,城内迅速出现新的武装据点,例如地处交通要道的塞纳广场、南火车站、波拉泰尔胡同、鲍罗什广场和防火胡同等处,都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分队驻扎,他们之中有不少脱掉军装的匈牙利士兵。据估计,这时武装分队的总人数至少已有1 000多人。武装分队在首都的交通要道设置路障,在莫里兹·日格蒙德广场、鲍罗什广场、塞纳广场、博拉罗什广场和工人聚居的第七、八、九区狭窄的街道上,很快用电车铁轨、石块、铁棍、水泥板等筑起层层障碍物。
近卫第2机械化师是首批进入布达佩斯的苏军兵团之一,他们是匆忙进入布达佩斯的,对街道很不熟悉,不得不边向行人打听边前进,市民往往故意指错路,他们还将平底锅倒扣在地面上,再连接上电话线,这样毫无杀伤力的玩意儿,在通过潜望镜观察的苏联坦克兵看来,就是高度疑似反坦克地雷的东西,使苏军进城后行动迟缓。事实上,城区高大的建筑和狭长的街道为迟滞苏军的行动提供了便利,即便是当时最新式的T-54A坦克也难以施展拳脚。由于街道上没有多少可供机动的空间,行进队列一旦稍有迟缓,就会成为匈牙利人自制燃烧瓶的攻击对象。不少苏联坦克因此被烧毁。除坦克部队外,还有许多乘坐在坦克上的苏联步兵,由于没有装甲保护,他们在狭窄的街道上受到从两边高楼窗口里发射出的子弹的袭击,相当一部分士兵被击中。在此过程中,苏军曾经指望的匈牙利友军基本上瓦解了,整营整营的军人集体投向暴乱者一边,像兹里尼军事学院的全体学生在院长马尔通·安德拉什上校率领下干脆集体倒戈。近卫第2师的作战区域集中在科尔文夹道和基利安兵营附近,他们遭到匈牙利人用土法制造的燃烧瓶“莫洛托夫鸡尾酒”的袭击,一些坦克被炸毁,跳出坦克的苏联士兵被打死在街心。
科尔文夹道位于佩斯市区约瑟夫弯道与于勒伊大街相交的路口处,两面临大街,夹道中央是椭圆形的科尔文电影院,门前有个小广场,电影院周围环绕着一条十米宽的窄道,四周则全是五层楼房,将电影院和小广场环抱在庞大的建筑群之中。电影院的前后各有一个通向大街的狭小进出口,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进攻的苏军坦克即使能接近进出口也无法开进去,武装分子却能在建筑群各个临街房间的火力点掩护下自由出入。夹道内不仅有宽敞的电影院放映厅,还有两个工人集体宿舍,不远处则有一所学校和一个大餐厅,显然是个理想的屯兵积粮之地。电影院背后有个汽车加油站,为武装分子制造燃烧瓶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据档案记载,聚集在科尔文夹道的武装分子只有百余人,他们用步枪、手榴弹和燃烧瓶袭击苏联坦克,后来他们缴获到几门大炮,声势更加壮大,参加的人数迅速增加,到10月31日已达3 000余人,他们的首领最初是名叫伊方·科瓦奇·拉斯洛的26岁年轻人,10月30日换成24岁的彭格拉茨·盖尔盖伊。邻近科尔文夹道的波拉泰尔胡同小学在10月24日也成为匈牙利人抵抗苏军的据点,只是那里的武装分子几乎都是布达佩斯黑社会的成员,他们自称“裴多菲旅”,头目名叫迈斯·亚诺什,大家都唤他为“木腿”,本是个惯犯,曾经因偷窃、强奸、抢劫和酗酒等罪16次被判刑,他的副手名叫迪林科·加博尔,是“木腿”过去的狱友,可是他们都被西方媒体吹捧为“英勇献身的自由战士”。
相比科尔文夹道,与其只隔着一条于勒伊大街的基利安兵营战斗力无疑要强大得多。这里原本驻有1 000多名从事军事工程建筑的工兵,当10月23日晚发生武装冲突后,从科尔文夹道冲过来的武装分子包围并开始攻打这座兵营,匈牙利国防部派遣毛莱泰尔·帕尔上校率领5辆T-34-85坦克去支援兵营,没想到这名民族主义者却率领兵营站到武装分子一边,不仅在兵营大门上挂出作为匈牙利民族主义象征的科苏特徽章,还向国防部打去电话:“只要有苏联坦克来到基利安兵营周围,我就要下令开火!”从10月26日至28日,苏军不断向基利安兵营发起进攻,毛莱泰尔率部进行抵抗,由于兵营墙厚,除了苏军152毫米以上口径的重炮外,其他火炮都打不垮它,结果苏联坦克摧毁了周围一座座房屋,但始终没能靠近基利安兵营一步。由于在这里进行武装抵抗的是匈牙利正规军,而且战绩辉煌,所以对其他武装小分队是极大的鼓舞,毛莱泰尔成了匈牙利武装抵抗的象征,
据事后统计,近卫第2师主要受损部队(分队)包括独立第99侦察营、近卫第87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近卫第37坦克团、第4机械化团、近卫第5、6机械化团。牺牲人员中除了步兵、坦克兵和侦察兵外,还有司机、炮兵和迫击炮手。值得注意的是,近卫第2师的医务人员伤亡惨重,不少于15人,从医生、卫生员到救护车司机,其中还有三名军官。铁一样的事实证明了匈牙利暴乱分子的残暴,他们完全丧失仁爱之心,全然不顾人道主义法则,肆意践踏“红十字”标志,向手无寸铁的医务人员开枪
第一批进入布达佩斯的苏军并不多,包括军人6 000余名、坦克自行火炮290辆、装甲输送车120辆、牵引火炮156门,而布达佩斯有200万居民,武装分子手中已经掌握有10万余支枪,特别是夺取了全国最大的兰帕尔特兵工厂,军官学校和城郊有些兵营的武器库也被打开,充足的武器弹药提高了武装分子的士气。很显然,维持秩序的苏军在人数方面并不占优势,只能以主要兵力保护布达佩斯重要设施(例如苏联大使馆、匈共中央、国防部、内务部、国家保安局驻地和几座多瑙河大桥),坦克部队主力则集结在市东北部的人民公园林区内。
10月24日早晨,匈牙利政府电台两次广播纳吉政府的法令后,于9时又发布如下公告:“政府各机构向根据华约规定驻在匈牙利的苏联军队请求援助。应政府的吁请,苏联军队将协助恢复秩序。”10月25日,苏联特别代表米高扬、苏斯洛夫、谢罗夫从莫斯科飞抵布达佩斯,他们与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一致认为:“匈牙利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阴谋,如果苏联不进行武力帮助的话,匈牙利将会成为反革命政变和北约入侵的牺牲品”。
为加强实力,10月25日,苏军又有两个师进入布达佩斯,这就是近卫第33、128机械化师,师长分别为G.I·奥巴图罗夫少将(1979年2月19日因帮助越南抵抗中国进攻而被授予大将军衔)和N.A·戈尔布诺夫上校。这些部队在开进过程中遭到暴乱分子攻击,双方在市区内展开巷战。其中,近卫第33师是在25日18时进入布达佩斯,天已经黑了,部队行进较慢,特别是坦克与重型自行火炮(即坦克歼击车)因视野受限,在市区内开得很困难。需要指出的是,布达佩斯在二战中受损严重,战后经历重建和不断扩大的过程,而苏军指挥员手中拿的却是1944年围攻布达佩斯的地图,有些街道名都对不上了,包括师长在内的大部分指挥员根本没来过布达佩斯。就在前一天晚上,师长奥巴图罗夫还亲自到P·拉先科中将(本次行动的直接指挥员)那里咨询过进城的事情,但没有得到什么有益的东西。据当事人回忆,近卫第33师师部当时已经完全失去对所属部队的指挥能力,这在战斗中是最可怕的事情。
黄昏时分,近卫第33师各个部队(团级)分散在城市各处,侦察兵与步兵距离己方坦克与火炮部队很远。而各部队之间连稳定的电台都没有,为了相互联系,只能利用摩托车和汽车跑来跑去。这些情况都被匈牙利武装分子注意到,他们很好地利用了苏军的弱点。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武装分队将近卫第33师主力坦克分队(营级)放入城市深处后,在普拉特广场至于勒伊大街一段设下埋伏,截住近卫第33师剩余部队,包括第1195炮兵团、第1093高射炮团、近卫第133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第71坦克团和师属后勤部队等。匈牙利人先用手雷、燃烧瓶击毁首尾几辆战车,将整支苏军队伍堵死在狭窄的街道内,然后利用沿街楼房屋顶、阁楼和窗口上的火力点进行密集打击,有人亲眼见到一辆苏联坦克停下来,坦克兵打开炮塔舱盖观察情况,一声短促的枪响,苏联士兵应声倒下,接着又响起几声爆炸,从路边楼房上扔下的汽油瓶在坦克边燃烧起来。有一只瓶子恰好落进这辆打开盖子的坦克里并在里面爆炸,几个乘员有的毙命、有的负了重伤,有两个人身上着火从坦克里爬出逃命,其中一个没跑出20米便被一梭子弹击毙。
在这场遭遇战中,仅第1195炮兵团就损失22人,其中包括三名军官,分别是团长S·N·科哈诺维奇上校、反坦克炮排排长O.G·米哈伊洛夫上尉和地形测量主任A.Z·博戈达诺夫大尉。战后,团长科哈诺维奇上校被追授为“苏联英雄”,他也是苏军在匈牙利事件中牺牲的唯一高级军官。据目击者回忆,战斗刚一打响,科哈诺维奇就被趴在大楼窗口里的敌人狙击手击中,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句指挥号令。伤亡惨重的苏军此时也杀红了眼:他们不顾可能造成的误伤,坦克炮像机枪一样直接朝周围房屋开火,直到那些房屋连同里面的武装分子一起化为灰烬。后来,还是近卫第2师帮助近卫第33师脱了困,近卫第2师所属的独立第99侦察营等部队对布达佩斯了解得详细一些,他们将情况讲给战友们,引导部队前往预定地点。
改变主意的纳吉集团
就在苏军开始行动的时候,受国防部长朱可夫派遣,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M.S·马利宁大将赶到驻匈特别军司令部督战,与此同时,以奥普罗·安托尔为首的匈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也进驻匈国防部,在苏联军事顾问协助下指挥平暴战斗。10月25日,卡达尔出任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理纳吉在声明中让人民放心,保证在恢复秩序后召开国务委员会,会上将审议“包括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的计划。
当时,布达佩斯城内的匈牙利武装力量包括国防部管辖的人民军和内务部管辖的警察、国家保安局保安部队,在拉科西-格罗时代,国家保安局最受信任,权力远超军警,因此双方之间的隔阂甚深,以至于布达佩斯出现暴乱后,警察和军队已无法指望,到10月24日中午,能与苏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友军实际上仅剩下国家保安部队,匈国防部在一天后总算从外地调来约7 000人的部队和50辆坦克装甲车辆,用于接手苏军收复的重要设施,但这些军人的政治立场并不坚定,许多人都投奔到武装分子一方。
即便如此,随着苏军大部队陆续投入战斗,加之苏军与尚能作战的部分匈军之间的协作得到改善,从27日开始,武装分子遭到严重打击,尤其是新佩斯地区的武装分队相继被消灭,到27日深夜,苏匈军队歼灭了全市主要几个抵抗据点,只剩下科尔文夹道和基利安兵营尚在反抗者手里,但那里已被包围得严严实实,千余名武装分子(包括相当数量的军人)插翅难飞。28日凌晨,匈军第5、6机械化团在苏军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发起进攻,两个据点中的武装分子从街道两边高层建筑物内射出密集的子弹,封锁进攻者的道路,冲在前面的T-34/85坦克也被击毁,失去掩护的步兵遭受巨大伤亡。苏军指挥部不得不暂停进攻,打算动用空军先行轰炸坚固的基利安兵营,然后再发起冲锋,没想到突然传来纳吉新政府成立与组织街头暴乱的武装派别进行谈判的消息,国家电台也改口将暴乱称作“人民民主运动”,将暴乱分子称为“为自由而战的斗士”。在谈判中,纳吉同意解散原国家保安机关,更改国徽和国庆日,同时释放了几乎所有在押犯人。这些举措的综合作用下,形势更趋复杂,各种政治势力乘机而起,一些武装分子要求国家改变政治制度和脱离苏联阵营,他们把党的机关和共产党人作为攻击对象,布达佩斯市委大楼被占领,市委书记和守卫大楼的保安人员被杀害。据说,苏联使馆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成员寄来了相册:空荡荡的布达佩斯大街上,一些扛着冲锋枪和步枪的人在奔跑,人行道上是碎玻璃和砖头,商店橱窗一片狼藉。一切都令人产生某种感觉:滑向流血事件的进程并未制止,局势仍然在恶化
苏匈军人在布达佩斯街头并肩行动的场景,也发生了逆转。10月25日,与国会大厦隔科苏特广场相望的农业部大楼楼顶突然枪声大作,广场正在欢迎苏联军人的民众纷纷倒在血泊中,究竟是谁开的枪,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子弹是从大楼窗户里射出的。赫鲁晓夫得到的报告是: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武装挑衅行动,还有一种说法是前国家保安局人员企图挑起民众同苏军的冲突,策划血腥屠杀并在其掩护下逃脱罪责。可是,匈牙利人中间只接受一种说法,那就是俄国人开了枪,他们故意耍滑头,麻痹起义者的警惕性,后来就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26日,布达佩斯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感情易位的匈牙利军人加入示威者行列,他们开始成立新的政权机构,城市里到处是革命委员会,工厂效仿南斯拉夫的做法成立工人委员会。昔日与苏军战士热烈拥抱的场面已踪影全无,老百姓要求苏军撤走。
更令苏联感到被出卖的是,10月30日,纳吉突然要求苏军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由新组建的国民警备队维持秩序,而这支武装力量吸收了大量几个小时前尚被视作“反革命匪徒”的武装分子,指挥官则是在巷战中向苏军开过枪的少将基拉伊·贝拉,资产阶级政党开始恢复活动,在共产党眼里名声极坏的明曾蒂主教也被释放了,而布达佩斯市党委却遭到捣毁,被洗劫一空、门窗破碎的楼房,横卧街头的死尸,全都上了照片,新照片火速送往莫斯科,这些因素都在苏联领导人心中投下深深的阴影。也是在这一天,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强调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尊重对方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愿意考虑撤出匈境内的苏联军队。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透露,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对匈牙利局势的态度并不一致,如果纳吉懂得持盈保泰,见好就收,大体能获得和平收场,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自主空间。
为了维护与匈牙利新政府的合作关系,苏联方面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所有部队在当天夜晚开始回撤,一些部队在撤退途中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匈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冲突。10月31日,在苏军进攻下“幸存”的基利安兵营里成立一个名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组织,领导者就是武装分子头目毛莱泰尔,他已接到纳吉总理委任其出任国防部长的命令,军衔升至少将。在毛莱泰尔的倡议下,该委员会通过一份呼吁书,主张匈牙利将建设“典型的西方民主”,同时“退出华约组织”,这些政治主张都被纳吉所接受,还表示准备就退出华约问题与苏联谈判,寻求成为类似奥地利的中立国。
在当时“非红即白”的冷战背景下,这种要求无异于背叛,对苏联乃至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当时只承认两种颜色:己方为白,敌方为黑,没有中间色。按照当年的标准,纳吉政府采取的步骤说明他们已转向敌方阵营,从此刻起,赫鲁晓夫只能说他是反革命,是敌人,“纳吉迷失在自己的伪社会主义与伪民主之中,并试图将挑起暴乱的责任全部推卸给苏联,这是极不道德的”。
布达佩斯街头的“假真相”
就在苏联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时,西方情报机关却开始积极介入匈牙利事件。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资助匈牙利境内成立一个大规模反苏地下组织,极力鼓动匈牙利仿效南斯拉夫退出社会主义阵营,美国甚至为此拍摄过一部名为《办事处》的系列纪录片,非常详尽地公开了中情局在匈牙利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并展示了这些行动所带来的“成果”。1956年10月28日至11月4日,中情局雇用民航飞机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向布达佩斯运送了约500名武装分子,他们都是破坏高手和游击战专家,此前曾在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特劳恩施泰因教导中心接受过长期训练。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运送破坏分子的航班是以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起飞的。等到11月中旬武装分子被赶出布达佩斯市区后,没有任何标志的美国与西德运输机又向匈牙利西部哈马什哈塔尔-列梅杰山区投下大量集装箱,里面装满武器弹药,直接提供给武装分子。西方情报机关还把矛头对准刚刚上台的纳吉政府,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空军武官达拉姆上校就要求新上任的匈牙利空军司令纳多尔·费伦茨(民主派)提供米格-17F歼击机的技术资料,并提供驻匈苏军的作战文件与密码电报。
不仅是情报机关,西方新闻机构也把匈牙利事件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展开一系列旨在“妖魔化”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性报道。目前,广泛流传的匈牙利事件照片与镜头都是由西方媒体(如路透社、美联社)记者在10月30日至11月4日拍摄,也就是苏军短暂退出布达佩斯的那段时间,等到后来苏军重新展开平暴行动,为了保命,这些记者全都溜走了。这些满口“仁爱”、“自由”的西方记者在面对暴徒以私刑杀死匈牙利共产党员时居然泰然处之,他们能平静地拍下路灯上被绞死的无辜者和被焚烧的尸体,随后《生活》《时代》等所谓“民主期刊”纷纷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些内容。
西方记者刻意设计的街头摆拍场景更是五花八门,理着时髦发型的少男少女装模作样地举着燃烧瓶,失去一条腿的残疾人像拿着烧火棍一样地端着枪,就连老人孩子都“投入了战斗”。记者们还觉得不过瘾,认为没有完全反映“起义者”的本领,为了表示匈牙利人与苏军抗争到底的精神,这些“演员”不止一次地被要求站在镜头前,不仅手里要拿着武器,还要找一块最有代表性的背景,比如烧毁的坦克或炮轰过的废墟。不成想这些在暴乱期间拍摄的影像从另一方面发挥了作用,当暴乱平息后,苏联与匈牙利国家安全人员根据这些照片很快抓到一批罪行严重的暴乱分子,大部分人被判了徒刑,少数人被处决,当然其中不乏一些可怜人,他们并没有多重的罪,只是因为好奇而愚蠢地参加摆拍。
西方媒体在苏军作战损失的报道上也刻意夸大,只要在布达佩斯街头被抛弃或烧毁的T-34-85坦克都算到苏军头上,不要忘了,匈牙利人民军在1956年拥有的坦克装甲车辆便不少于1500辆,其中包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生产的T-34-85坦克,以该坦克为基础改造的特种装甲车(如T-34T履带式牵引车、SU-100自行火炮、SU—85/85M火炮)等。发生暴乱的十余天内,匈军投入布达佩斯街头的T-34-85坦克至少有100辆,同时还有少量T-34T牵引车和SU-76M自行火炮,苏匈两军坦克都采用4BO型绿色涂装,喷涂两位或三位白色数字编号,只有少数匈军T-34-85坦克炮塔上标绘有人民军军徽(即白色底圆内有一颗红星,红星外围勾勒有绿色圆圈,白色底圆外有红色勾线)。暴乱期间,武装分子抢到装甲车辆主要是T-34-85坦克和SU-76M自行火炮,据调查,绝大多数都来自匈人民军,它们被倒戈的士兵送到武装分子手里,然后喷涂上代表民族主义的科苏特徽章图案,有的还加上一些反苏口号。一名美联社记者事后透露,武装分子当中很少有人会开坦克,只是后来有一部分叛变的匈牙利军人加入之后才有所改观,不过他们也没有与苏军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对抗,基本上没开一炮就扔掉装备,倒是匈牙利人自己相互厮杀时运用了这些武器,比如10月23日攻打国会大厦。还有些T-34-85坦克根本不是在战斗中损失的,而是武装分子根据西方记者要求为了拍照而烧毁的,让这些坦克变成“苏联入侵的罪证”。
更滑稽的是,这些“敬业”的西方记者往往对着一辆坦克或自行火炮从不同角度拍摄,还撺掇匈牙利人把它们“放置”到不同的地点,“扮演”数量更多的被毁战车,其中三辆苏军的ISU-152K重型自行火炮就享受了如此“殊荣”。这些车辆原属近卫第33机械化师近卫第133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在普拉特广场至于勒伊大街一带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当时炮兵分队(主要是卡车牵引的160毫米迫击炮)走在队伍前面,遭到伏击后,最前面的几门火炮与车辆起火,紧随其后的一辆IS-3M重型坦克立即冲上去,试图将它们推到旁边,打开通道,没想到自己也着了火,而且引爆车内弹药。在它后面的是三辆ISU-152K重型自行火炮(编号分别为190、196和176),它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190、196号车的左侧履带断裂,176号车的发动机出现问题,乘员被迫弃车。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自行火炮都携带行军用的外置油箱,瞄准具与火炮上蒙有防水帆布,这意味着苏军在进城前原本就没打算开
本来,苏军可以利用T-34-85坦克冒险将三辆ISU-152K炮车拖走,但这辆坦克也被燃烧瓶砸中烧毁(现场照片显示坦克就瘫痪在三辆炮车不远处,车尾正对着炮车),于是ISU-152K重型自行火炮就这样落入武装分子手中。从10月30日至11月4日,它们多次出现在西方报刊上,其中176号炮车的行走系统没有问题,只是发动机或传动系统受损,于是武装分子便用缴获的原匈军T-34-85坦克拖着炮车在布达佩斯街头“巡回示众”,后来这辆炮车还插上旧匈牙利王国旗帜,让西方记者拍了个够。至于190、196号炮车,它们内部的东西被洗劫一空,可能是内部没有弹药的原因,武装分子没能将其炸毁或烧掉。当暴乱平息后,这三辆炮车重新回到苏军手中,经过修复后重新服役,因此在苏军损失表单中就没有出现它们的身影。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苏军近卫第2机械化师。10月24日,该师的近卫第87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广播电台大楼附近作战,由于没有步兵帮助,也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该团初战受挫,至少有4辆坦克受损,其中两辆IS-3M坦克行走系统失灵,被乘组人员抛弃,还有几名坦克兵牺牲。结果,这些坦克也被西方记者从不同角度反复拍摄,后来,应西方无良记者的要求,匈牙利暴徒将燃烧瓶扔进最前面的一辆IS-3M坦克内,可能是残存弹药被引爆,整个炮塔被炸飞了,据说这场拙劣的“表演”还殃及几名看热闹的市民。顺便提一下,像这样拿被毁坦克“以少充多”、“以小说大”的把戏,西方媒体不止在匈牙利事件中玩过,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1994~1995年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西方媒体通过大量类似的照片,“证实”格罗兹尼城内出现一座巨大的俄军“坦克坟墓”,至少有数千辆坦克被摧毁,而实际上俄军只损失了62辆坦克……
在纳吉执政的短短几天里,布达佩斯的形势急转直下,尤其是苏军撤出后,获得合法地位的武装分子开始肆无忌惮地报复那些与苏联合作的人,从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后为克格勃主席和苏共总书记)传回的消息,从10月23日起至10月30日,共有1 000余人被杀害,3000多人被监禁,1万多人被列入准备处死的名单中,武装分子开始追捕匈共积极分子,党委机关、肃反机关被捣毁,出现绞杀和枪杀人的现象,暴乱者把人倒吊着绞死,还有其他的嘲弄行为。此时的赫鲁晓夫完全明白,他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敌人了。
10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整体的气氛还是指望匈牙利工人阶级来对付所谓“为数不多的反革命分子”的行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发来电报,两人持不同的看法,米高扬希望苏军不干预,而苏斯洛夫认为不行。面对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稳定的大问题,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彻夜难眠,他回忆:“安德罗波夫送来的照片历历在目:倒吊着的死者,横卧街头的尸首……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应作出什么决定呢?是调动军队,粉碎反革命势力,还是等待匈牙利内部力量醒悟过来自己解决?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反革命势力暂时取胜,那样一来,无产者就会大量流血。还有……如果反革命势力获胜,北约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盘,也就是渗透到匈牙利境内,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还有苏联都好受不了。我认为大有考虑和思量的必要……11月1日上午,大家再次聚到一起,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问题,我叙述了情况,介绍我们的立场反复改变并且最终的意见是不动用武力。这时,我提请注意,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向匈牙利工人阶级伸出援手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反革命分子已在许多方面蠢蠢欲动,匈牙利侨民纷纷回国,主要是取道维也纳回国,从维也纳飞到布达佩斯的航班纷纷爆满;北约插手这个问题,千方百计挑起争斗,开始内战,推翻革命政府,葬送革命成果,使匈牙利回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出结论:苏联如不提供帮助,是不可原谅的……”
最终,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动用军队“帮助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决定,赫鲁晓夫请来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问他:“如果您受命粉碎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并恢复秩序,需要多长时间?”科涅夫想了想回答道:“有三天三夜足够了。”赫鲁晓夫说:“准备吧,什么时候开始,听候我们的通知。”为了稳妥起见,主席团决定让国防部长朱可夫也秘密前往匈牙利,与米高杨、苏斯洛夫实地监督镇压布达佩斯暴乱的全过程。
尽管武装干预的决定实际已经做出,但苏联认为进一步争取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支持是必要的,毕竟匈牙利事件直接触动它们的利益。11月2日上午,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先赶到苏联边境城市布列斯特,在市郊机场的空军飞行团活动室里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会晤,波兰人起初一言不发地听着,接着说暂时不应考虑动用武力。
“那我们怎么办?眼下纳吉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
“军队不撤!”
“那往后呢?匈牙利共产党的精英在受到残害,受到杀害、绞杀,我军应当旁观吗……要仔细掂量由此而产生的后果……”
“我们还是认为军队不应撤出,但是也不应动用军队,”哥穆尔卡接着说。“要让站在反革命立场的政府有自我暴露的机会。到那时匈牙利工人阶级自己会推翻它。”
“那得要多长时间呢?”赫鲁晓夫说,“等工人阶级壮大起来,能够起义,大好时光也白白耗掉了!采取正确立场的精英正在受到残杀,正在受到肉体上的消灭!”
会谈结果是,波兰人没有公开支持武装干预,但也没有表示反对,更重要的是,波兰领导人在会面结束后就立即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名义呼吁匈牙利人保持理智。
中午,苏联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导人举行会晤。与匈牙利接壤的罗马尼亚尤其担心本国边界的安全,与会者很快达成意见一致:“应当行动,而且刻不容缓。”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甚至提出派本国部队参加干预,赫鲁晓夫未接受他们的倡议,苏联军队独自可以胜任,他甚至还开了个玩笑,说罗马尼亚人提出派兵参加,真是轻车熟路,“1919年,你们就曾参与镇压由库恩·贝拉领导的匈牙利起义”。
这一天的最后一场是去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谈判,可是天气预报有大雷雨。赫鲁晓夫得到的报告是:“不准飞行。”他把机组指挥员请来,数分钟后,机长齐宾上校走了进来,他一直在外面待命。赫鲁晓夫对齐宾十分信任,曾有机会领教他的飞行技巧。齐宾进来后停在门口,他身体笨重,便尽量地做了个振作精神的姿势,有点照章办事般地说:“请允许我……”赫鲁晓夫微笑着说:“听说天气不好?不准飞行。”
“完全准确,不能飞行。”齐宾笑逐颜开。
“如果需要呢?”赫鲁晓夫继续问道。
齐宾仍是喜笑颜开。
“如果需要,那就飞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更加精神起来,口气相当严肃地问,“你命令准备吗?”
“飞吧。”赫鲁晓夫最后说。
齐宾简短地答了声“是!”
赫鲁晓夫知道,这不是逞能。飞行员有自信心。齐宾如果回答“不行”,他就不再坚持,那就说明确实不行。
那次飞行简直是冒险,整个航线穿越喀尔巴阡山,夜晚飓风开始了,周围是酝酿雷雨的乌云,赫鲁晓夫自称整个二战期间的坐飞机经历都没有这一次可怕。万幸的是,飞机顺利在南斯拉夫里耶卡着陆,但并不意味着旅行的结束,现在要坐船到布里俄尼岛去。海上波涛汹涌,苏联代表团换乘小艇,颠簸着驶向布里俄尼岛。不过,令苏联人焦躁不安的不是风浪,而是即将进行的谈话,他们总觉得纳吉背后有铁托的影子,随着匈牙利危机升级,苏联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的信任也在逐渐下降。令赫鲁晓夫欣喜的是,铁托一见面就单刀直入:“苏联方面的决定完全正确。应当立即出动军队,援助匈牙利,粉碎反革命势力。”
该启程回国了。起飞定在11月3日,即准备行动的最后一天。此时,匈牙利内部也发生了急剧变化。11月1日晚,原来执政的劳动人民党宣布解散,新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的第一书记、政府国务部长卡达尔与总理纳吉就国家前途以及对苏路线方面发生严重分歧,接到苏联可能动武干预情报的纳吉坚持匈牙利应该马上退出华沙条约,宣布国家中立,认为这样做可以釜底抽薪,使苏联人失去动武的资格,但卡达尔认为,首先在华约当中没有退出的先例,特别是在苏联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这时宣布中立是否还能有效,更何况宣布国家中立就意味着匈牙利退出社会主义阵营,这无疑把苏联逼到墙脚,再无回旋的余地。
结果在11月2日,卡达尔不辞而别,和内务部长明尼赫·费伦茨驱车前往苏联大使馆,随后由克格勃护送到特克尔镇的苏联兵营,随即飞往莫斯科商谈行动计划,他们还不知道苏军即将干预了。赫鲁晓夫抵达莫斯科时,已是临近3日傍晚了,卡达尔和明尼赫终于应邀来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向两人通报所做出的决定了,他们没有表示反对,双方一致商定新的革命政府首脑由卡达尔担任。这里有个细节,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莫洛托夫反对推荐卡达尔,他不相信这个匈牙利人,既坐过牢,现在又进入了纳吉的政府……莫洛托夫更喜欢明尼赫,此人可靠,半辈子是在苏联度过的。赫鲁晓夫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他从30年代起就十分了解明尼赫,反对的原因就是明尼赫头脑简单,卡达尔则从一开始就讨赫鲁晓夫喜欢:聪明,灵活,有口才,而且蹲过拉科西的监狱。
赫鲁晓夫的小儿子谢尔盖曾回忆,11月3日晚,布达佩斯传来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匈牙利电台宣布已解散的原国家保安局全体工作人员须立即向当局投降,稍后是对共产党员实施暴力的消息,并且配有照片。报纸还报道了企业停工和政府改组,撵走共产党员后留下的空缺由从西方回来的右翼资产阶级活动家来填补。
“怎么可以容忍这等事情,”谢尔盖问父亲,“我们为什么坐视不理?这是地地道道的背叛!”
赫鲁晓夫沉默片刻,临了甩出一句:“到明天就知道了。”
“旋风”军事行动
11月4日,卡达尔等人来到布达佩斯东南面的小城索尔诺克,与在此扎下大营的科涅夫举行会晤,卡达尔通过当地广播电台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宣布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以新政府的名义请求苏军进入,帮助粉碎“反革命势力”,恢复秩序。这样一来,纳吉所谓“釜底抽薪”的计策完全落空了,苏军清剿布达佩斯“反革命力量”的条件成熟了。
苏军本次行动代号为“旋风”,军事计划是由朱可夫圈定的,而负责实施这一计划的科涅夫是于11月2日抵达匈牙利的。参加平暴的苏军部队包括:驻匈特别步兵军(辖2个机械化师),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辖1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驻罗马尼亚独立机械化集团军(近卫第33机械化师),总指挥是科涅夫元帅,前线指挥是P.K·拉先科中将,参加行动的人员与装备包括:101 550名官兵,1 130辆坦克与自行火炮,380辆装甲输送车,615门火炮与迫击炮,185门高射炮和3 930辆汽车。另外还有两个航空兵师参加支援作战行动,即第159歼击航空兵师(装备米格-15与米格-17歼击机)和第122轰炸航空兵师(装备伊尔-28轰炸机),动用了159架歼击机和122架轰炸机,另外驻扎在苏联与罗马尼亚边境地区的一支空降兵部队也乘坐图-4D、伊尔-12运输机开赴匈牙利。
按照“旋风”计划,11月1日凌晨,苏军空降兵首先向匈牙利杰凯尔和维斯普列姆空军基地采取夺控行动,封闭该国与奥地利、南斯拉夫的航空联系,先头部队搭乘驻匈特别军提供的米-4直升机抵达基地,主力部队则从图-4D、伊尔-12运输机上跳伞着陆,重武器则通过苏军占领的匈牙利扎霍尼、尼雷基哈佐口岸运进来,为了加快运输速度,苏联铁道兵干脆更换匈牙利铁路路轨,方便他们的宽轨列车通过。在夺控空军基地过程中,苏军飞机遭到地面炮火袭击,损失了四架米-4直升机和少量官兵,其中一架是因为能见度太低而坠毁的,机上三人遇难。到了1日下午,苏军基本控制了匈国内主要军民用机场和多瑙河以西地区,对布达佩斯斯形成包围态势。也是在这一天,纳吉得知苏军正从匈牙利东部国境持续开进后,特意召见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要求予以澄清,安德罗波夫信誓旦旦地保证并无此事,以降低纳吉的戒心,掩盖苏联真实意图。
面对岌岌可危的前途,纳吉集团和那些冥顽不化的武装分子仍幻想通过拖延时间来争取西方支援。纳吉不知道的是,由毛莱泰尔、基拉伊和总参谋长科瓦奇·伊斯特万等人组成的最高军事领导层从一开始就没有团结起来,而是在相互夺权,况且他们把战斗的希望全寄托在外部势力出手相助上。
据后来被俘的国民警备队第二司令科帕奇·山陀尔(原布达佩斯市警察局长)供认,由毛莱泰尔、基拉伊领导的国民警备队在布达佩斯只有两个机械化团、一个步兵团、几个军事工程建设营和10余个高炮连,而且这些部队中相当一部分官兵已经开小差了。在武器装备方面,布达佩斯城内的国民警备队约有100辆坦克、100门各型老式火炮,弹药方面主要是37毫米、57毫米高射炮弹和76毫米榴弹,城市周边能够支援的兵力也极其有限,一些民间的武装分子从多瑙河区舰队抢来装甲艇,但他们根本不会用。
纳吉政府还掌握着一些空军部队,拥有米格-15比斯、米格-17F歼击机、米格-15UTI、雅克-18/11教练机、Ae-45、安-2、里-2运输机和米-4直升机等,主要从事国土防空、运输、通信、侦察和教学飞行等。早在10月27日,匈空军曾按照纳吉的指示去“消灭反革命分子营地”,第66歼航团出动的几架米格-15比斯歼击机却轰炸了蒂扎科茨卡地区的吉卜赛人屯宿地,炸死17人,炸伤110人,还有一架米格机因在超低空飞行时机翼触地,飞机摔成碎片,飞行员伊杰涅什·伊斯特万上尉丧生。可到了10月30日,匈空军第24歼航团的两架米格-15比斯从沙尔马列克基地起飞,飞行员分别为吉沙大尉和霍尔瓦特上尉,机上却悬挂着代表武装分子的三色旗,在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上空飞了一圈,以示对武装分子的“道义支持”,就在三天前,他们的战友还在轰炸武装分子,如此混乱的政治立场令匈空军上下无所适从,士气低落。等到苏军机械化部队与空降兵全面占领匈国内机场后,匈牙利空军彻底丧失活动能力,没有一架飞机敢于和苏军较量,可笑的是,11月1日,匈牙利空军司令纳多尔还在电台里公开叫嚣,如果苏军不撤走的话,将会遭到匈牙利空军的轰炸,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谎言,甚至连纳吉和毛莱泰尔都给蒙骗了。
不过,最让纳吉等人失望的是,西方势力高兴地看到匈牙利的“自由火苗”越烧越旺,却根本没有出手相助的意思。实际上,美国中情局没有将自己的颠覆行动与现实的国际关系联系起来,他们不清楚总统艾森豪威尔根本不想在这一时期改变欧洲战后格局,因为他担心此举会引发美苏大规模战争甚至核对抗,这是相当不值得的。与此同时,英国、法国与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在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发动入侵埃及的“火枪手”军事行动,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美国与苏联却联手对英、法、以的侵略行径予以强烈谴责,因为它们要在中东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让英法两国出局。换句话说,此时西方社会根本无暇顾及匈牙利,匈牙利暴乱分子选择了一个注定失败的起事时间。结果,当一些“民主社团”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通过扩音喇叭高喊“匈牙利人正在遭受苏军屠杀”,美国政府充耳不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们绝不可能为了挽救那些模棱两可的“自由斗士”而与苏联直接对抗,为此,一些匈牙利侨民至今都不能原谅美国,认为是它把匈牙利拱手送到“俄国人的砧板”上。
匈军两周内两次违背军人誓言
就在科涅夫元帅做好一切进攻准备之际,11月3日(星期六),苏匈军事当局举行了最后的谈判,希望避免一触即发的武装冲突。上午11时,第一轮谈判在匈牙利国会大厦举行,马利宁大将率领由七名将军组成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出席,而匈牙利代表团则由国防部长毛莱泰尔领衔,因为对方在战场上向苏联军人开过枪,因此马利宁在称呼毛莱泰尔时使用了“先生”,而不是“同志”。谈判中,匈方提出了十分荒谬的要求:匈牙利立即退出华约组织,让北约或联合国军队进入本国,苏联要为自己的行为向匈牙利道歉并交付赔偿金。很显然,在双方诉求南辕北辙之下,这样的谈判只能以失败告终。
果然,当天晚上22时,第二轮谈判在特克尔镇苏军兵营举行,这一回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场面:毛莱泰尔等匈方官员被请进谈判室时,苏方代表团尚未到场。他们被安排在一张长桌旁边,苏联代表团的座位远在三四米之外。马利宁等人大约过五六分钟之后才走进来,马利宁的态度比上午还要冷淡,没同匈方代表们握手,只是简单地打了个招呼。谈判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背后的门突然被推开,一个穿便衣的陌生男人带领8名冲锋枪手闯进来,后来才知道此人原来就是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他们把枪口抵在匈牙利代表们的肋骨上,缴下他们佩带的手枪,这时苏联代表团的成员们迅速地离开了这个房间。谢罗夫从毛莱泰尔身上搜出一份文件,经翻译后确认是匈军与反苏武装分子的部署图,包括布达佩斯城内支撑点与火力点的具体位置
在10月24日至30日的行动中,苏军吃够了匈牙利人的苦头,这一回他们再也不用与匈牙利军队或政府合作了,也不必与武装分子客气了。苏军官兵大多参加过二战,科涅夫元帅更是率军打下过多个欧洲国家首都。11月1日子夜,科涅夫发布第12号命令,其中指出:“……帮助匈牙利人民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粉碎反革命运动,铲除法西斯主义复兴的威胁……”
11月4日(星期日)早晨6时,纳吉最后一次发表公开广播演说,宣布苏军正在进攻布达佩斯,他向西方阵营与全世界求助,然而这段期间除了受美国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RFE)马扎尔语节目鼓动匈牙利人抵抗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并未对匈牙利武装分子伸出援手,因此在匈牙利事件后,自由欧洲电台被抨击误导匈牙利人,使他们误以为会得到美国和北约的援助。
就在纳吉广播讲话之际,苏军近卫第2、33机械化师和近卫第128步兵师从不同方向挺进布达佩斯。7时许,突破城市外围障碍后,苏军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包括空军在内的大部分匈军部队采取合作态度,被苏军轻松解除武装。也正是在这场战斗中,苏联著名的T-54中型坦克与AK-47突击步枪首次投入实战,讽刺的是,匈牙利竟是第一个获得苏联授权生产AK-47的国家(本地型号为AK-55)。8时35分,苏军近卫第2师近卫第4机械化团坦克营(装备T-54坦克)全速冲过玛尔吉特桥,打到科苏特广场,对面就是匈牙利国会大厦,此时大厦门前停着10余辆隶属匈军凯奇凯梅特团的T-34-85坦克(炮塔上均绘有科苏特徽章)。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它们在3日晚上就来到这里了,但纳吉及其政府人员(包括空军总司令纳多尔等军界领导)听说苏军真的动手后便匆忙躲进南斯拉夫等国使馆,纳吉在临走前明智地下令匈军不准抵抗。本来苏军担心匈军会开炮,因此T-54坦克在科苏特广场上呈散开队形,它们三四辆一组,把炮口对准了国会大厦,反观匈牙利人,他们的坦克全都将炮口摇到最大仰角,而且关闭发动机,紧接着,匈牙利国民警备队第二司令科帕奇与一名陆军中校打着白旗走向苏军坦克,科帕奇说着流利的俄语:“同志们,不要开火,我和你们是一起的!”不到一会儿,所有匈军坦克兵顺从地投靠了苏军,这是他们在两周之内第二次违背军人誓言(上一次投靠了暴乱分子)。解除了匈军武装后,一名苏军中校在科帕奇的引领下步入大厦,找到唯一留守的匈政府代表、国家总统道比(前小农党领导人),命令其签署国家武装力量的移交声明。
11月4日当天,苏军在匈牙利前国家保安局人员和亲苏高级军官配合下,很轻松地占领了市中心地段,但在工人居住区和大学区却遭到较激烈的抵抗,但匈牙利人毕竟缺少实战经验和有力指挥(指挥官要么被逮捕,要么就逃跑了),对坦克和自行火炮来说,武装分子手里的轻武器、手雷和燃烧瓶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况且苏军这一次是玩真的:除了早期组织的突击集群外,还成立喷火器工兵部队和爆破分队。支援苏军地面部队作战的不仅仅是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部署在二线阵地上的加农炮和火箭炮甚至航空兵。其实,苏联人动用航空兵更主要的意义在于威慑,例如在1956年10月24日至11月24日,仅第159歼航师就出动570架次的米格战机,其中只有38次执行对暴乱分子阵地攻击的任务。为了简化部队间的通信指挥,苏军还使用本地的长途电话网,指挥部之间可以直接用固定电话联系。
由于上次有医务人员被武装分子射杀,苏军还放宽了交战规则:哪个窗口开了一枪,苏军坦克就会用大炮把这整幢房屋轰为平地;哪条街上发生零星抵抗,整条街就要被彻底清剿一遍。如此一来,拉科齐大街、于勒伊大街等首都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云集于布达佩斯几座火车站附近、普拉特广场、莫里兹·日格蒙德广场、古布达的施密特修道院等地的武装分子只有三个下场:被击毙、投降和逃跑。有意思的是,即便在西方媒体渲染为“抵抗中心”的首都第八区(约瑟夫城区)和第九区(费伦茨城区),很少有人“为了自由的信念”而流尽最后一滴血。
仅11月4日一天,苏军近卫第2机械化师就在布达佩斯抓获600余暴乱分子,缴获近1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5门高射炮及大量轻武器,另外还占领两座武器仓库。在首都接近地域,苏军近卫第31空降师完全占领卫戍区兵营与维斯普列姆空军基地,俘虏3000多名匈牙利官兵,同时逮捕大量武装匪徒。而在首都之外的地方,75%的匈牙利人对这次暴乱漠不关心,甚至持否定态度,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暴乱分子在自己的宣言中指责所有匈牙利共产党员都是敌人和罪犯,而当时几乎每个家庭里都有共产党员。
“我们的坦克给匈牙利带去了自由、和平与繁荣”
为了加快进攻节奏,11月4日,科涅夫元帅又向布达佩斯城内投入了两个坦克团、两个空降团、一个机械化团、一个炮兵团、两个重型迫击炮和火箭炮营,这些部队增强了近卫第33、128师的实力。11月5日,苏军把主力集中在武装分子的大本营——科尔文夹道和一路之隔的基利安兵营,之前苏军被这两个火力交叉的据点压制过,考虑到据点内的暴乱分子超过千人,还拥有坦克、反坦克炮及火箭筒等大威力武器,因此苏军指挥部决定从乌克兰的博里斯波利机场调来4架图-4轰炸机,准备向科尔文电影院地区投下12吨FAB-500和FAB-250航空炸弹,当谢梅诺维奇中校率领的轰炸机已经飞越罗马尼亚、快要进入匈牙利领空时却被召回了,因为科涅夫认为轰炸机在城市中心寻找目标精确位置的可能性较小,大量投弹会给平民带来巨大灾难,而地面部队也有能力攻下这些目标。
11月5日15时许,苏军近卫第33师第11炮兵营(装备170门火炮和迫击炮)对基利安兵营展开长达半小时的火力压制,成吨的炮弹在兵营内爆炸,接着苏军坦克掩护步兵发起总攻,这座古老兵营的围墙被迅速踏破,到了傍晚时分,被吓破胆的暴乱分子逃入地下室和下水道。5日,苏军近卫第128师肃清了城堡山西北面的莫斯科广场一带的暴乱分子。6日,苏联喀尔巴阡军区第38诸兵种集团军与第8机械化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完全包围暴乱分子,占领国内主要城市、交通枢纽和机场,封锁匈牙利与奥地利边境,布达佩斯的暴乱分子完全没有希望了。
7日,苏军开始对拉科齐大街、城堡山和布达王宫地区发起猛攻,目的是从千余名暴乱分子手中夺回几座多瑙河大桥的控制权。战斗结束后,苏军共缴获300多支步枪和卡宾枪,350支突击步枪,大量手雷、手枪和少量迫击炮。同一天,苏军还夺取城堡山上的布达王宫。
8日,苏军坦克兵与空降兵又消灭几个据点,其中包括裴多菲兵营和菲乌梅-耶普辛哈兹-拉科齐三角地带。城外,苏军在杜纳佩特勒地区击溃一个匈牙利高射炮团及与其配合作战的暴乱分子战斗队。就在前一天,苏军近卫第10歼航团的8架米格-17歼击机已经轰炸该团的驻地。
9日,苏军近卫第3 3师围攻布达佩斯城内的切佩尔(Csepel)车辆制造厂。由于工厂有大量基础设施,让暴乱分子得以负隅顽抗,他们还利用铁路机车构筑街垒。那里共聚集700多名暴乱分子,拥有高射炮、反坦克炮、大口径机枪等武器,他们甚至击落苏军一架伊尔-28R侦察机!显然,其中肯定有匈牙利正规军的高射炮手。1956年12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追授遇难的伊尔-28R机组人员为“苏联英雄”,他们分别是A.A·博布罗夫斯基大尉、D.D·卡尔米申大尉和V.E·亚尔采夫上尉。应该说,如果机组人员不飞得那么低的话,是不会被击落了,他们当时太大意了,一点防空机动动作都没有做。切佩尔车辆厂的战斗持续一个多昼夜,在专业炮手的帮助下,暴乱分子至少击毁苏军3~4辆坦克,到10日清晨,苏军终于完全肃清盘踞之敌,没有逃跑和没有死掉的抵抗者全部投降了。
11月12日,苏军消灭布达佩斯城内最后几股残存的武装分队,从此,有组织的反击力量基本消失。最后的战斗发生在11月15日至17日,一些武装分子试图逃往奥地利,但被苏军截住,只有少数人逃脱,其中包括原纳吉政府的国民警备队司令基拉伊。11月底,匈牙利境内所有战斗行动结束,国防部长朱可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打击反动派的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由于作战有功,科涅夫和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克格勃主任谢罗夫双双获得苏沃洛夫勋章,科涅夫表示:“真理和正义全都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坦克给匈牙利带去了自由、和平与繁荣,使之免受邪恶势力之害”
匈牙利遭受重大损失
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历时三周的动乱使匈牙利遭受重大损失,几万人伤亡,20余万人外逃,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而苏军在匈牙利损失的坦克装甲车辆不少于400辆,人员伤亡超过3000人。冷战结束后,西方史学界尤其是匈牙利学者认为1956年“革命”的失败纯属偶然:如果俄国人没有那么多坦克的话,如果匈牙利人拥有更多弹药的话,如果境内势力出手相助的话,结果就会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崩塌”的时机被白白浪费了。可是,公开的档案资料证明这些说法多半是信口开河,他们忽略大量触手可及的文件和真正的事实,对那些幸免于难的亲历者视而不见。
1980年11月28日,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公布了死伤人数:1956年10月23日至12月31日,匈牙利共死亡2502人,仅布达佩斯城内的遇难者就超过2000人(包括遭暴徒私刑杀害的国家安全人员和普通共产党员),还有19226人受伤,其中数百人不治身亡,众多人终生残疾。西方与匈牙利媒体对1956年事件的描述极具悲情色彩:布达佩斯城内修筑大量街垒,苏军坦克猛烈地向抵抗者阵地射击……,一批又一批匈牙利人倒下了,但他们并没有屈服,用土燃烧瓶炸毁苏军坦克。画面很热血,然而这都不是真的,如果查看一下苏军在本次事件中的伤亡数据,就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1956年10月24日至31日与11月4日至25日,苏军总的损失人数为720人(包括85名空降兵),情况涉及当场牺牲、重伤不治和失踪(当时“失踪”的概念主要指在战车被焚烧或被俘后遇难),这一数据可能存在着统计误差,因为有22人存在问题(他们的个人资料、姓名和牺牲日期全都登记了,却唯独没有注明所在部队的番号)。细看这些死亡数字,就能发现苏军死亡人员字的近半数(仅在布达佩斯就有280人)都发生在1956年10月,也就是说主要损失都出现在“旋风”行动之前,这恰恰是苏军应匈牙利政府邀请帮助平暴的阶段。
以损失最重的苏军近卫第33机械化师为例,该师共有282人在匈牙利事件中牺牲,其中134人牺牲于10月24日至31日,148人牺牲于11月的“旋风”行动中。其中,该师所属近卫第133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的损失也不小,10月25日至30日(主要是26日),该团牺牲21人,其中有两名军官,分别是副团长M.A·奥特罗申科少校和步兵排长I.M·奥斯托乌什科中尉。11月,该团牺牲人数不超过10人,没有军官。该师第71坦克团在10月26日至27日(主要是26日)牺牲31人,其中有5名军官,分别是团长V.P·巴丘林少校、摩步连长F.A·巴扎利耶夫上尉、装甲输送车排长V.N·古谢夫上尉、坦克排长A.A·马尔金上尉和A.G·雷宾上尉。11月,该团牺牲32人,没有军官。
相比之下,与近卫第33师并肩战斗的近卫第2师在10月24日至30日(主要是26日)有51人牺牲和失踪,其中包括五名军官,分别是近卫第5团步兵排长A.V·卢奇茨基上尉(奇怪的是,俄国防部现存档案记载该军官牺牲日期为10月23日,即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近卫第87团排长V.V·伊万诺夫上尉、独立第99营装甲输送车连连长A.S·普罗哈琴科大尉、独立第56医疗卫生营医师I.P·里亚赞采夫大尉、近卫第87团医药主任S.N·齐加诺夫中尉。到了11月5日至18日“旋风”行动时,该师牺牲与失踪总数仅为59人(文件记载,最后一名遇难者为列兵V.P·谢尔盖耶夫,于11月18日因事故死在师部附近),其中包括四名军官,分别是近卫第5机械化团摩步营通信主任N.M·戈利采夫上尉、近卫第6机械化团步兵连长M.I·沙别利尼克大尉、近卫第6机械化团医疗卫生营高级医士G.E·奥佐尔宁中尉、第921炮兵团营长V.F·捷列霍夫大尉。
简单地说,苏军在10月伤亡的主要原因在于挨冷枪,应邀开进布达佩斯的苏军部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来自背后和墙角的射杀,这些枪声也彻底撕碎“匈牙利起义者纯净心灵”外的伪装。对此,西方和匈牙利国内舆论熟视无睹,不过事实胜于雄辩。
说到装备损失,要想准确统计出匈牙利军队及武装集团的损失数量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苏联文件中只登记战利品的数量。例如,近卫第87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汇报在11月4日至5日缴获近100辆坦克、15门高射炮和两座炮弹仓库(武器装备具体数量未提),占领一座兵工厂,迫使一个坦克团投降(抓获600名俘虏)。近卫第31空降师在11月4日攻克匈牙利维斯普列姆卫戍区时,缴获120门中小口径高射炮、16辆SU-76M自行火炮、16门57毫米口径ZIS-2反坦克炮、100辆汽车、450支步枪、580支卡宾枪、360支突击步枪、25挺机枪、6支手枪。11月8日,苏军在布达佩斯第八区没收以下武器:964支突击步枪、773支步枪、577支卡宾枪、145挺轻机枪、2挺马克沁M1910重机枪、12挺SG-43重机枪、339支手枪、105支小口径步枪、4挺DShK-38/46高射机枪、4支喷火器和1 753枚手雷。事件之后,苏军累计在布达佩斯收缴4.4万件轻武器,包括3 000余支步枪和卡宾枪、11500支突击步枪、约200挺机枪、1 350支手枪,其中2 000件轻武器来自西方国家,并且是在1945年之后生产的新枪,同时这里面还有许多特种枪支,如带消音器的半自动步枪、微声手枪及折叠式冲锋枪等,这就足以说明西方国家在煽动和扩大匈牙利武装冲突上“手脚并不干净”。
再看苏军方面,其装备损失量并不大,像坦克装甲车辆的实际损失量上最多不会超过60辆,这还是包括被烧毁的、被炸毁的,以及陷在泥沼与河流中的情况。以近卫第33机械化师为例,1956年10~11月间,该师损失12辆T-34-85坦克、1辆IS-3M坦克、1辆SU-100坦克歼击车、5辆BTR-152装甲输送车、3辆BTR-40装甲输送车、2门160毫米口径迫击炮、4门132毫米口径BM-13火箭炮、7门小口径高射炮、2门45毫米口径反坦克炮、4门85毫米口径D-44师属加农炮、9门122毫米口径M-30榴弹炮、31辆各型汽车、6辆乌拉尔M-72摩托车、8挺RP-46机枪、9挺SG-43重机枪、13挺SGM坦克机枪、2挺高射机枪、6支RPG-2火箭筒、28挺捷格佳廖夫轻机枪、118支SKS半自动步枪、153支AK-47突击步枪、6支狙击步枪、34支PM手枪、4支APS手枪、72支TT-33手枪、26支信号枪。
苏军参加匈牙利平暴行动的武备看起来有点乱,原因是当时苏军使用的都是上世纪40年代配备的武器及升级武器,如T-34-85中型坦克、SU-76M自行火炮、IS-3M重型坦克、ISU-152K重型自行火炮等,也有少量新型坦克加入,如T-44坦克(这次是该坦克参加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T-54坦克和PT-76两栖坦克,像近卫第33师第71坦克团混合装备了T-44坦克与T-34-85坦克;近卫第2机械化师的第4、近卫第5、6机械化团装备T-54坦克,师侦察营装备少量PT-76两栖坦克。喀尔巴阡军区增援部队也装备部分T-44、T-54和PT-76坦克。在苏军战斗损失表单中,并未出现T-44、T-54和PT-76坦克的身影,但有两三辆被击毁的T-54坦克照片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美国情报人员试图从暴乱分子那里获取T-54坦克和AK-47突击步枪的技术文件,但没有成功,直到1967年,美国才搞到T-54坦克的资料,因为那一年以色列从埃及军队那里缴获一批完好的T-54。
总的来说,苏联武装力量对匈牙利事件的研究热情不高,认为这不过是一场“警察行动”。但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界开始意识到当年匈牙利事件模式正被美国花样翻新,逐步演变成“颜色革命”,其实质是“包装起来的侵略”,只不过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网络、舆论、心理等手法,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仍是军事力量。正如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上将所言,“颜色革命”并非绝对的纯政治转型进程,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军事行动,这种策略体现在根据局势的发展进行最低限度的军事干涉,或隐蔽性进行,或公开进行,因此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卡达尔的平衡术
在布达佩斯的暴乱被平息后,卡达尔政府迁回首都,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他同意苏军对政治忠诚度堪忧的匈人民军予以缴械和解散,三年后才恢复军队建制,而匈领空控制权更是被驻匈苏军接管到60年代才要回来。二度改造后的匈人民军实行征兵制,先为1.8万人,后扩大到10万人,核心是三个“革命军官团”,确保部队完全忠于社会主义制度。新的匈人民军陆军编成两个集团军,即西部的第5集团军(下辖3个机械化师与1个装甲师)与东部的第3集团军(下辖2个机械化师),空军则有两个苏联标准的歼击航空兵师。
1957年5月28日,苏联和卡达尔政府签署协议,承认苏联在匈驻军的永久正当性。冷战高峰期,驻匈苏军兵力高达20万人,这支力量称为南方部队集群(1945年由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改编,担负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占领军任务,1947年2月《巴黎条约》签署后撤销,1955年恢复建制,司令部设在布达佩斯),兵力比匈人民军多出一倍,这种情况如同驻东德的苏联西方部队集群。南方部队集群的地面部队辖4个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地空导弹团与配备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旅各一个,以及其他直属单位。苏军南方部队集群所辖空中力量为第36航空军,下辖近卫第11歼击航空兵师与其他部队,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冷战时期,南方部队集群平时监视匈牙利与保加利亚两国,并对罗马尼亚(苏联驻军已于1958年撤离)与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南斯拉夫进行威慑。一旦与北约开战,苏军南方部队集群将向中立国奥地利、北约成员国西德及意大利进攻,集群除可获得匈牙利、保加利亚两个伙伴国军队支持外,还有喀尔巴阡军区担任后援梯队。
经历1956年事件后,苏联彻底巩固对匈牙利的军事控制,而卡达尔政府无形中却能减少军费开支,维持象征性军事力量就够了,从而把更多国家资源用于民生。于是,匈牙利成为苏联东欧集团里的“快乐营”,匈牙利以外交上追随苏联,换取内政(特别是社会经济)自主权,这与奥匈帝国时期的匈牙利有着某种程度的异曲同工之处。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十月事件”的后遗症,卡达尔对酿成1956年事件的主要负责人予以肃清,像拉科西在1956年以“出国就医”名义被强制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度过余生,1971年死于高尔基(今下诺夫哥罗德)。1962年以后,卡达尔宣布实行“中间路线”,既不重蹈拉科西的教条主义覆辙,也不像纳吉右倾修正主义那样踩到苏联红线,他把拉科西的名言“谁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改成“谁不反对我们,就是支持我们”,对参与暴乱的大部分人实行宽容政策,同时新政府纠正拉科西时期的错误,为冤假错案平反,还与天主教会达成和解,允许长期反共,1956年事件中躲进美国大使馆寓居15年的匈牙利天主教枢机主教明曾蒂前往罗马。
1968年起,匈牙利实行“新经济路线”,大幅降低计划性经济体制下官方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国营企业主管由专业经理人担任,允许国营企业员工分红,工会对企业主管任命拥有否决权,给予集体农场在生产上有较大自主权,允许农民将私有土地种植的部分农产以市场价格出售。这些举措使得一个本来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权获得社会的认同,卡达尔的个人威信也有很大提高,匈牙利终于进入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卡达尔主政匈牙利长达32年,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之外执政最久的东欧领导人。在其治理期间,匈牙利人均国内收入仅次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但匈牙利人实际享受的物质生活水平高于这两个国家,因此,匈牙利的制度又被称为“Goulash(匈牙利牛肉汤)式共产主义”。1988年5月,因经济恶化与身体不佳,卡达尔辞去匈共总书记职务,由政府总理格罗兹兼任,自己转任荣誉性质的匈共主席。由于病情加剧,卡达尔不久就辞去党主席职务,并于同年7月6日病逝。卡达尔在位期间,有限度容许市场经济的做法,使得日后匈牙利在“后冷战”时期的经济社会转型中远比其他东欧国家平稳。
1989年5月初,匈牙利拆除与奥地利的西部边界铁丝网与电网。9月,匈牙利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准许前往匈牙利旅游探亲的东德公民经由匈牙利前往奥地利和西德,这意味着1945年后出现的东西方“铁幕”首先在匈牙利打开缺口,此举成为加速东欧巨变以及1990年10月两德统一的“催化剂”。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批准修宪,将国名改成“匈牙利共和国”,是为“匈牙利第三共和国”。随着国家政治转型,匈人民军于1990年3月15日改回国防军旧称。1991年6月19日,苏联南方部队集群全部撤出匈牙利后撤销,同年7月1日,华约组织正式走入历史。
1999年3月12日,匈牙利与波兰、捷克同时加入北约组织,成为首批加入北约的原东欧国家,匈军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都逐渐改用北约模式。2004年,匈牙利加入欧盟,匈国防军同年起停止征兵制,改为全募兵制。冷战后,匈牙利曾派兵参加过波黑、科索沃、马其顿等国的维和任务,还参加美国主导的阿富汗、伊拉克作战行动,主要提供后勤支援。2015年9月,匈牙利空军首次参加为波罗的海三国领空提供保护的北约空中巡逻任务。
是苏联。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自疫情以来,战争动员做了无数次,但就是没打起来。为啥呢?大概是我国以德服人吧。
为什么那次美国海上军演时,西班牙开个帆船来?我猜是无敌舰队能碾压天朝海军吧,一定是这样的。
你敢去美国后院竖导弹,再来聊这个问题。
苏联是坚硬的黑铁,中国是柔韧的白钢,你说哪个更强大?
论军力,中国不如苏联。
论生命力,苏联不如中国。
苏联从建立到亡党亡国用了七十年,而对于中国来说即便在建国第七十年扔处于国力上升期,生命周期之区别在2019这个节点上应该是很明显的。
中国不必拿各项指标对比苏联,因为如果去对比各项指标的话,并试图超越之,那么显然连国家的生命周期也会更加趋近于苏联,显然那不是中国需要的。
中国好好保持自己的强项就是了。
苏联对于美国而言是开水,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温水。你要说中国的国际地位远远比不上当年的苏联那是一定的,因为苏联闹的动静太大了,这我们比不了,但是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一个更麻烦的存在,苏联喜欢咄咄逼人,这给了美国很好的借口去团结欧洲一起去围堵苏联,苏联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合理,这为后来的经济崩溃埋下了伏笔,苏联的民族政策留下的隐患太大,矛盾爆发就会分崩离析,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一代否定一代,合法性荡然无存,官僚主义更是肆无忌惮,后面侵吞国有资产之快令人乍舌。而中国不同,不但喜欢闷声发大财,国民经济结构远远比苏联合理,中国各族人民也远远比苏联要团结,还有,中国某十年大大延迟了官僚主义的进程,更给后来者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国想拉欧日韩一起围堵中国都没什么正当理由,之前把中国宣传的那么落后那么人畜无害,现在你要跟大家说中国威胁论,这就很难办了。美苏冷战四十多年,苏联被拖垮了,现在新的冷战也许已经在来的路上,这次的主角是中美无疑,为什么苏联倒了,中国没倒?这是一个令美国疑惑的问题,新中国能够历经多次危机不倒,绝不是偶然,也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中美拉锯战没准也搞个三五十年,诸位认为中国真的没有一点机会吗?我不这么认为。
在这方面苏联挺强大的,挺好:
因为处于不同时代,所以对比才能得出结论,而参照物就是美国。
论影响力,中国不如苏联,当初苏联是两超之一,甚至某些领域一度超越了美国,中国目前不是。
论军事实力,中国不如苏联,苏联一度对美国处于攻势,不然怎么会有基辛格秘密访华?
论科技,中国不如苏联,同时代的苏联和美国是平分秋色的,而如今中国依旧比不上美国。
论文化,中国不如苏联,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影响力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平分秋色,而我国目前的文化影响力是很低的。
论经济,苏联不如中国,苏联的经济和同时代美国有差距,而今中国的经济和美国已经没有多少距离,属于中美二元制。
当然,时代不一样了,冷战是意识形态斗争,阵营斗争,国家安全问题斗争,如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家都讲的是经济。
总的来说,我国不如苏联,但是逼近苏联。
目前网民过于自信了,我们确实是世界老二,但是老大还是很厉害,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不如老美,比如一个大飞机,人家多少年就有了,再一个芯片问题,操作系统问题,我们依旧做不出来了。再一个航天问题,美国50年前就做到我们今天做的。美国的军事技术依旧超越中国,美国依旧拥有金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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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国人过于自信,前些年的国人过度自卑,就事论事不好吗,搞什么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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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反驳的人,我就想问你,
中国统一了吗?
中国目前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吗?
中国有一堆卫星国吗?
中国军队有美国一样的实力吗?
中国没有,中国不是,而苏联是。
就现在而言,不论是按相对地位还是绝对国力,综合起来还是苏联更强一些。
在政治军事上,苏联曾经能勉强以一敌四,逼出了“包围圈”,且其中包括其他四常和一众中小发达国家,军事政治的影响力能有效覆盖到非洲和拉美,在意识形态上独树一帜,也是世界“灯塔”之一。
在国土资源和家底上,苏联是世界第一领土大国,国土横跨欧亚,战略纵深世界最大,大量资源储备都排在世界前列,输血能力极强,以致至今还能让俄罗斯吃老底,只是造血能力欠佳,最终导致冷战落败。
在文化体育上,苏联的高端文艺创作始终是世界一流水平,只是流行文艺方面拉跨,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自“反噬”。奥运会等体育比赛的成绩无愧“超级大国”身份,夏季奥运会金牌榜的榜一次数至今仅次于美国,而且居民身体素质也对得起“战斗民族”的称号,运动员和普通居民没有较大的脱节。
在科技教育上,苏联的基础研究是世界一流甚至可以说是“顶级”的,拿下了很多有代表性的“世界第一”城就,在教育上也相当先进,在苏联时代,俄罗斯居民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很多苏联科技教育方面的缺点和问题都不是出自科教本身。
在经济上,中国是更有生命力的那个,也是产能更大的那个,这点历史已经证明了,但同苏联相比,是不是相较而言更“先进”的那个,暂时我不好说,这个只能通过未来发展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