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有没有人想要救犹太人? 第1页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悲惨的问题。

因为二战德国的系统性屠杀实在是太过奇葩，所以判断的标准，真的是比烂……你想救犹太人还是想害犹太人，包括犹太人“到底坏不坏”，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犹太人到底怎样才能活下来。

你是一个英国商人，你的外祖母是一位女伯爵，你的父亲已经厌倦了金钱，最大的兴趣是每两周去一次利物浦的某所教堂和神父辩论某个版本的圣经。你觉得犹太人确实坏，他们竟然配在商场上和自己尔虞我诈，他们就应该……嗯，就应该被限制从事某些工作，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去扫大街，就像你几年前偶尔在俱乐部里听德国朋友说的那样。当然你已经和这个德国朋友差不多绝交了，也没再看到过太多犹太人的消息，他们反正就……活该受罪！你又yy了一下自己心中他们破产的样子得意地走进大饭店，这是你yy的极限。

你是科罗拉多州一个普通的红脖青年，你觉得犹太人当然讨厌了，因为他们不信教，不信教就是人品不好，你爹你娘都这么说。你一个哥们和你说其实犹太人信的教是xxxxx你一句都没记住，这哥们是东海岸搬来的，就是酸，经常说一些听不懂的话。你听说欧洲（海那边很远的住着装逼犯的地方）的犹太人都很惨，你想象了一下什么叫惨。应该和那些小鬼子一样吧，那些玩意儿根本不是人，是一种特殊的猴子在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乱杀美国人（昨天有人问你珍珠港离加州多远，你说“挨着”），总统生气了就把国内的日本人都关起来了，犹太人应该也被关起来了，没有车开没有苹果派吃家里不能有枪也没有无限续杯的可乐了。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参军，如果你被这么关起来了你就去参军，这么活着不如死了。

你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犹太长老，你这几天很心烦，因为你觉得大部分德国管理人员都很好，是想帮助你和你的族人。戴一个大黄星星确实有点那啥，不过方便管理呀！大部分人也都理解，昨天你们还一起吃了一顿饭，德国管理人员的太太特别同情，非常生气地说“一个公园要是写着不欢迎犹太人，我就也不进去逛！难道世上就这一个公园，哼”，你安慰她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包括政策没收的财产也会还回来的，另一个德国人说“没收nmb啊我还租过犹太房东房子呢可干净了”。对嘛，现在也就是集中管理区几个刺头不理解，这些人本来也游手好闲不是什么好人。德国人说，以后他们会和你一起制订合理的规则，这些刺头都会被送到东欧种地去，应该三五年回不来了。活该！

题主，我相信第一段和第二段里的人真心不想救犹太人，第三段里的德国人，是真心不恨犹太人。

这就是二战最可怕的黑色幽默之一。

有的

我讲两个傀儡伊斯兰国家主动保护犹太人的案例。

（1）殖民地摩洛哥王国

摩洛哥在二战前是法国殖民地，摩洛哥国王实际上是法国傀儡，有名无实没有多大的实际权力。摩洛哥境内居住着大量犹太人，已经跟当地阿拉伯人和平共处几百年，二战时期又有很多犹太人来摩洛哥避难。

1940年6月，德国侵占巴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1940年7月维希政府成立。之后维希政府根据其和纳粹的协议，试图将反犹太的法律强加于它的保护国摩洛哥。
1940年，生活在摩洛哥的犹太人多达25万人，其中很多人在苏丹的朝廷里担任宰相、外交官、谋士角色。对于穆罕默德来说，犹太人对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他从小受到的伊斯兰文化教育告诉他，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都是同样的“有经人”，同样应该获得尊重。因此，在此关头，面对“保护者”的强迫，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拒绝参与迫害摩洛哥犹太人，他曾公开表示：“摩洛哥没有犹太人，只有摩洛哥的臣民。”
之后，维希政府又改变伎俩，迫使穆罕默德五世推行两部法律，主要是限制犹太人从事特定职业，限制犹太人学校，并要求他们集中生活（“犹太人隔离区”）。而穆罕默德五世苏丹再次拒绝在摩洛哥全面推行这些法律。因此，四十年后，在巴黎发现的一封解密的1940年法国政府电报显示，当时法国和摩洛哥的关系自“那些法律生效以来”就变得十分紧张。
1941年，穆罕默德五世干脆第一次邀请摩洛哥犹太人代表参与一年一度的庆祝自己登基的舞会，而且还特意将这些犹太人安排在法国官员身边这个最好的座位。他对法国官员们说“我完全不同意这些新的反犹法律，我不想做出一个我自己都无法同意的行为。我再次重申，在过去，犹太人全部在我的保护之下，因此我拒绝对我们的人民做任何区别对待。”

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d-jLRHijrjPgH5ACFXK0WQ

好像以色列政府和法西斯复国主义者到现在还不承认摩洛哥和摩洛哥国王为犹太人做的事儿。

（2）傀儡伊朗王国

二战时期英国和苏联合谋瓜分了伊朗南北，伊朗政府和国王实际权力有限，伊朗原本就是个落后穷弱国，在当时的世界政治上毫无发言权。

苏德瓜分波兰后，大量波兰军民逃入苏联避难，其中有大量的波兰犹太人。苏联本来就对犹太人很不友好，这些波兰犹太人在苏联地位就更低，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这个时候伊朗主动接受了十余万流落苏联的波兰军民，其中有很多波兰犹太人。

还有一位叫萨尔达里的伊朗外交官救了两千多位犹太人。

有。太多了。

中华民国和厄瓜多尔，一个弱国和一个弱小国家，本来与犹太人并没有太多的瓜葛，但两个国家的外交官还是表现出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了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记忆中心永远尊敬和感谢的国际义士：

厄瓜多尔的国名是“赤道”这个词的音变，它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1933-1945年间，估计有3200-4000名犹太人在这里找到了看似不可能的避风港。
绝大多数犹太人难民在到达时都还不会说西语，也很少有人能在地图上找出这个小国家。可是他们却在各种领域都取得了成功，从科技到医疗再到教育都是如此，也帮助促进了厄瓜多尔的现代化进程。
今年夏天的时候，居住在厄瓜多尔的学者、作家丹尼尔•科斯菲尔德在他的新书中，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书名叫《La migracion judia en Ecuador: Ciencia, cultura y exilio 1933-1945》，翻译过来就是《1933-1945年流亡犹太人的迁入，及对厄瓜多尔科学与文化的影响》。

科斯菲尔德说，这本书是二十多年来第一部介绍迁入厄瓜多尔的犹太人移民的学术专著。厄瓜多尔驻斯德哥尔摩领事，曼努埃尔•安东尼奥•穆诺兹•波莱罗，向犹太人发放了200本护照。2011年，他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纪念馆追授为国际义人。
（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先生也有这项荣誉。他于1937年5月至1940年5月在中国驻奥地利使馆秘书期间，不顾驻德大使的压力，为当地犹太人签发了几千张前往上海的签证。尽管当时的上海已经沦陷于日本之手，但只要有这样的签证，犹太人就可以出境逃难）
另一位厄瓜多尔领事，在驻德国不来梅领事馆任职的何塞•I•布尔巴诺•罗萨勒斯，在1937至1940年间营救了40个犹太人家庭。
但当时的厄瓜多尔政府知道他们放犹太人难民入境以后，波莱罗和布尔巴诺都被解除了职务。布尔巴诺被调往美国，而波莱罗留在了瑞典，继续以民间身份从事营救犹太人的活动。
最近，厄瓜多尔政府追授给波莱罗外交官的身份，并进行了纪念。

虽然法国已经投降并成立伪政府，虽然法国天主教徒整体上并不喜欢犹太人，但他们还是反对那纳粹德国越俎代庖地“带走”犹太人：

1942夏秋期间，两万七千名无国籍的犹太人（一万八千名来自巴黎，九千名来自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南部），被遣送到奥斯维辛。接着，当法国全境还有大约七万名犹太人时，德国人犯下了第一个错误。他们相信法国人已然对遣送犹太人习以为常，即便把法国本土犹太人算进去也不会引起任何反对，于是单纯为简化行政手续而申请遣送法国犹太人。孰料这个申请引起轩然大波。法国人坚决反对把自己国家的犹太人交给德国人。而希姆莱在得知事情原委——不是通过艾希曼或他的手下，而是很偶然地从一个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的人那里得知——之后，马上作出让步，并且承诺放过法国犹太人。可是为时已晚。关于“重新安置”的第一批流言已经散布到法国，法国的反犹主义者以及非反犹主义者都想看到那些外籍犹太人在别处安家，但就算反犹主义者也不想成为大屠杀的帮凶。不久前，法国人还热血沸腾地策划对那些自1927年（或1933年）以后获得法国国籍的犹太移民取消国籍，此举可能会令大约五万多名犹太人变成符合遣送条件者。如今，他们却拒绝再向前迈出小小的一步。他们还在遣送无国籍以及外籍犹太人的问题上制造了类似的无数麻烦，确实令所有从法国撤离犹太人的雄伟计划不得不“搁浅”。成千上万的无国籍者藏匿起来，还有好几千人逃到了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蔚蓝海岸。在那里，犹太人无论是何出身、有何国籍，一律安全。
1943年夏，德国宣布无犹化，盟军刚刚抵达西西里，那个时候，被遣送的犹太人不到五万两千人，少于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这些人当中，持有法国护照者不到六千人。德国的法军拘留营里，犹太战俘都不曾享受“特殊待遇”。1944年4月，盟军登陆法国两个月前，这个国家里仍然有二十五万名犹太人，他们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这说明，一旦遭遇坚决抵抗，纳粹无论在人力还是相应的意志力上，都无法保持“冷酷”。事实真相是，就连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成员，也有软化的余地。

《安妮日记》的作者及其家人躲藏在荷兰，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整个欧洲，只有荷兰的大学生为犹太教授遭解职举行示威游行；当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第一次被遣送到德国集中营之际，全国各地随即爆发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这在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丹麦开战仅仅几个小时就投降了，但是在反对种族主义、保护犹太人的立场上，这个小国的人民却表现出了胜过他们维京祖先的勇气，甚至改变了当地纳粹派驻者的立场：

无论如何，恰恰是在丹麦，德国人发现外交部的顾虑的确有道理。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府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
的确，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缺乏对“犹太人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极端”和“最终”解决。事实证明，丹麦、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瑞典一样，对反犹主义几乎是免疫的。但是这前三个国家里，在受到德国势力影响时，只有丹麦人敢于跟他们的德国主子公开摊牌。意大利和保加利亚蓄意破坏德国人的命令，并且卷入一场复杂而狡诈的欺骗游戏，为救他们的犹太人制造了一场独出心裁的特技动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此类政策提出过抗议。
丹麦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事慎之又慎地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的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一环是，德国人甚至无法让丹麦政府意识到约六千四百名丹麦本土犹太人和一千四百名犹太难民的区别，这些难民战前从德国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之后被德国政府剥夺了国籍。丹麦人的拒绝一定让德国人到死也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拒绝给予外来犹太人本国公民身份乃至工作许可，同时又对这些人提供保护，这似乎“不合逻辑”。（从法律上讲，丹麦难民在战前的状况与法国类似。倒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事机构遍地腐败，促成一些流亡法国的人不是通过行贿就是“走关系”获得了入籍文件。法国的大部分难民都可以打黑工，哪怕没有工作许可。但是同瑞士一样，丹麦不是一个花钱可以解决一切的国家。）然而丹麦人却告诉德国官方，因为无国籍难民不再是德国公民，纳粹不能在未获丹麦允许的情况下认领他们。无国籍反而成了护身符，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当然不是无国籍的状况本身拯救了犹太人，而是丹麦政府决定出面保护他们。于是，对于有组织的屠杀来说至关重要的预备步骤无一实现。行动一直被推迟到了1943年秋天。
接下来的事情才真叫令人惊诧。同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1943年8月德国进攻苏联失败之后，其在非洲的部队于突尼斯遭遇重围；盟军进驻意大利，瑞典政府取消1940年同德国签订的协议，不再准许德军过境。于是，丹麦工人决定为加速进程投入战斗；暴动者冲进丹麦船厂，码头工人拒绝帮德国人修船，还举行罢工。
德国军事指挥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军事管制，希姆莱认为是时候解决犹太问题了，这个“解决”已经一拖再拖。他没有料到的是，除了丹麦人的抵抗之外，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德国官员也早已不是从前的态度。第三帝国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在纽伦堡的证词中说，不单是军队指挥官冯·汉内肯将军拒绝把军队交给他，就连丹麦雇佣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也再三拒绝执行“中央指派的命令”。贝斯特本人是个老盖世太保，担任过海德里希的法律顾问，还曾写过一本关于警察的书，名噪一时。此人在巴黎军政府时深得上级赏识，如今也变得不可靠了，尽管柏林对他的变节程度究竟了解多少还很难说。可以明确的是，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太妙，艾希曼的部门把他们的干将罗尔夫·金特派到了丹麦，没有人会说此人缺乏“冷酷到底”的素质。金特没有给他在哥本哈根的同事留下什么印象，而眼下，冯·汉内肯拒绝签署要求所有犹太人登记后方可从业的命令。
贝斯特来到柏林，获准将丹麦境内的犹太人无差别地全部遣送至特莱西恩施塔特——从纳粹的角度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让步。抓捕及快速遣送行动定于10月1日夜间进行，船已停泊在码头。看来无论是丹麦人、犹太人还是驻守丹麦的德国军队，谁都指望不上，所以来自德国的警察部队开始亲自逐户排查。在最后一刻，贝斯特跟他们讲，不可以破门而入，因为那样一来丹麦警察就会插手，而他们不宜同丹麦人发生正面冲突。于是，他们能够抓捕的只有那些主动打开房门的犹太人。在7800人当中，他们总共发现了477个在家而且愿意让他们进门的人。决定命运的日子到来的几天前，贝斯特本人很可能向名叫格奥尔格·F.杜克维茨的德国船只代理商泄露了消息，杜克维茨把整个计划告诉了丹麦政府官员，后者又迅速将消息转告犹太委员会领袖。丹麦的犹太委员会领袖跟其他国家的犹太领袖截然不同，他们借新年庆典之机在犹太教堂里公开了这个消息。犹太人恰好有充足的时间离开他们的公寓，去往藏身之所。这在丹麦非常容易办到，因为，用判决书里的话说，“所有丹麦人民，从国王到平民”，都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
若丹麦不是有幸与瑞典比邻，那么战争结束前犹太人可能都还处于地下状态。把犹太人运到瑞典去似乎很合理，在丹麦渔船队的帮助下就可以完成。没有路子的人每人得交一百美金，这笔钱中很大一部分是富裕的丹麦公民代付的，而那可能是最令人震惊的事迹，因为此时犹太人须自付遣送费。有钱人斥重金购买逃亡许可（在荷兰、斯洛伐克，后来还有匈牙利），要么贿赂当地官员，要么同党卫军“依法”谈判。党卫军只接受硬通货。在荷兰，每个逃亡通行证的售价高达五千到一万美金。就算在能够收获真正的同情并有人诚心提供帮助之处，犹太人也得付钱才行得通。没钱的人若想逃亡，成功概率则为零。
从丹麦与瑞典之间的五到十五海里的水上通道将犹太人全部运送完毕，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乎整个10月。瑞典接收了5919名难民，其中至少1000人是德国犹太人，1310人是混血犹太人，686人是与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近乎一半的丹麦犹太人似乎都留在了这个国家，而且一直靠潜藏幸存到战后。）非丹麦籍犹太人也过得比以往要好，他们获得了工作许可。德国警察最终抓捕的几百名犹太人被运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他们非贫即老，要么当时没能及时获得消息，要么没能明白其中含义。在隔都里，他们的待遇比任何其他群体都要好，因为丹麦政府及个人不断因为他们“找茬挑事”。如果从这组在押犯人的平均年龄来看，48这个死亡人数并不算高。如今回头再看这一切，艾希曼思考后认为，“出于很多原因，丹麦反犹行动彻底失败了”；奇怪的贝斯特博士则宣称：“行动目标并非抓捕数量庞大的犹太人，而是在丹麦实现无犹化，而这个目标如今业已实现。”

法国、荷兰和丹麦的故事引自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那些死亡集中营的的确确存在，而且里面的情况远比我们听说的还要可怕。我不明白那些犹太人为什么会遭到那样的对待；我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但我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跨过半个地球，到欧洲来和德国人打仗。
——美国陆军第3军第89步兵师第354团列兵布鲁斯·尼科尔斯(Bruce Nickols)写给母亲的家书

我还记得，看到一个犹太男孩……一个德国人把他拴在自行车上，他就像狗一样跟在德国人车后面紧跑。“快跑！快跑！”德国人一边骑车一边大笑着。是个年轻的德国人……等他玩累了，就从自行车上下来，比画着叫男孩跪在地上，四肢着地，就像狗一样跳着走……他在一旁大叫：“狗崽子！狗崽子！”又扔出一根木棒，喝令孩子：捡回来！犹太男孩站起身，跑过去把棍子拿在手里跑回来。德国人大怒，气势汹汹地打他骂他，比画着要男孩四肢着地，像狗一样跳着跑过去，用牙齿衔起木棒。最后，男孩是用牙齿咬着木棒回来的……
那个德国青年这样耍弄了犹太男孩两个多小时后，又把他拴到自行车后面，转身回去。男孩就像狗一样跑着……朝犹太人隔离区那边……
听到这个故事，您还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去作战，为什么要学会射击吗？……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为苏联游击队员

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记忆中心不完整收录了27362名在犹太人受难时伸出援手的国际义士。可以打开以上链接查看。